艰难的一生1-8•童年和少年时代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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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艰难困苦无处不在，但应该在战胜艰难中前进。
没有遇到过艰难的人，恐怕世上难找，所以，才出现了“万事如意”这一美好的祝愿。
即使条件再好，再富有的家庭，也有艰难。而一般的家庭，贫困的家庭，艰难就更多了。既然艰难不可迴避，那只好去面对它了。
面对艰难，有的人是凭借客观条件去战胜，有的人是凭自己的主观努力去拼搏。
困难，就像音符，强者把它奏成凯歌，弱者把它奏成哀曲；困难，就像石头，强者用它垫脚、弱者被它绊脚；困难，就像大河，强者横渡而过、弱者望河兴叹。
再黑的夜，阻挡不住声音的传播；再大的风，也吹不灭太阳的光辉。
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能战胜困难，而是在不断的磨练中形成的。
做人没有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就很难有什么成就。
人的一生，有富有穷。有的人留给子孙的东西很多，但他们还觉得很少；有的人留给子孙的很少，但子孙觉得很多。
遗产留多了，虽觉得自己艰难的一生值得，问心无愧，但又怕由富变奢，出败家子；遗产留少了，觉得自己白白的艰难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得做，还是心想事未成，拖累子孙受罪，对不起子孙，死不甘心。
难怪林则徐说，子胜过父，要钱何用；子不如父，要钱何用。
那些有良知而著书立说的人，从内心上还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让阅读者变得德才兼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起笔于2004年6月23日晚，甲申年农历五月初六（我60岁生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流芳学校三店百花新村。
我的父亲
“上海好赚钱，一去三五年，心想回家来，没有盘缠钱”。
这是旧社会跑上海的人的共同说法，我父亲也是一去几年没回，母亲就带着4岁的我去了上海。
听母亲说，我出生（1944年）后，日本人的飞机炸汉口。父亲用衣兜兜着我，躬着腰，用身子“挡”着天上的炸弹，穿过街上被炸死的尸体间跑着，躲过了鬼子的轰炸，一家人就从汉口跑回到连岗家中的。
父亲被那次轰炸后的死里逃生吓破了胆，就再不愿将我母子带在身边，为了养家糊口，只身去了上海。
这次母亲带我去上海（1948年），是家中穷得无法生活下去，母亲就托人带口信，求人写信，父亲才同意我们去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上海干什么，上海的“家”是怎样的，甚至父亲在上海的外貌，都没有半点印象，而唯一的一件事，我到现在60岁了，仍记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我在一个又黑又臭的水凼（dàng，指一种有水的小坑或者比较小的坑）中挣扎。
当时的水凼表面看不到一点水，全是腐烂了的和新鲜的蚕豆壳子，我掉在水凼中，只有头和手在蚕豆壳子上面，站在凼边的人是用长竹竿前面套着绳子把我拉起来的。
听母亲说，父亲是到了上海后，得了黄陂同乡会的人，介绍到上海一资本家的麺粉厂当会计。
父亲一辈没有姐妹，只有兄弟三人：伯父连延青、父亲连青云、叔父连幼青。
祖父去世很早，在我的记忆中，没见过祖父。祖母是1960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去世的。父亲一辈三兄弟中，可能是我父亲读的书要多一点。
听塆里老人讲，我父亲曾帮塆里打官司跑过衙门，见过场面。我也亲眼见过父亲帮塆里的二毛哥家中写过春联，但父亲不会种田。
而伯父却能文能武，除种田外，做圆木、做竹器，一年四季不闲；可叔父就不妙了，文武都不沾，年轻时在下新集住家，我既没见过三婶，叔父也无一男半女，后来支边，叔父将一条命丢到新疆去了。
记事后，我曾问母亲，我是怎么掉进上海的水凼中去的，母亲说我父亲在厂里很忙，母亲自己在帮人洗衣，我可能是肚子饿了，也可能是好吃，在蚕豆壳中找人家没有剥干净、漏掉了的蚕豆，就那样生吃。
如果发现迟了，沉下去淹死了，上面又是浮满了蚕豆壳，真不知到哪里去找伢！
后来，很多儿时的小伙伴都羡慕我到过上海，殊不知我在上海捡垃圾吃，不知我险些葬身垃圾凼。
到现在我还感到奇怪，为什么惟有此一瞬记得如此清楚，大慨是人最怕的是死，死前留下的印象难忘，而这个印象就是：掉下去的危险和拉起来的及时。
我的一条小命，差点丢在了上海，而父亲在麵粉厂里染上了肺病，被老板辞退，如不回乡，也将命丢上海。
1949年，全家从上海回到连岗家中那段日子，由于父亲天天在家，母亲也天天在家照料父亲，我又没到上学的年龄，也天天在家，记忆中家里的情景，就比在上海时清晰多了。
初回乡里，父亲的身体还可以。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自行车。
在那个年代，在没有大路的连岗，（通往祁家塆和张家店的都是只能推独轮车的小路，自行车要推好几里路才能到塆里），出现了一辆自行车是非常新鲜的事。
在塆子后面的山上（人们习惯将自己塆里专门留下来一块几亩大又很平坦的草地叫山上，专供塆里乘凉、玩灯、唱戏等用），看骑自行车的人围起了一个很大的圆圈，只有父亲和古树哥会骑。
再后来，父亲就很少有户外活动了，总是坐在堂屋中和上海回的人或准备去上海的人谈家常，一谈就是半天，从没有父亲的同事在我家吃过饭，渐渐地来我家的少甚至没人来了。
这段时间，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父母一到吃饭时间就吵架。
有时是吃完饭后，父亲将小桌子掀得脚朝天，更多的时候，是还没有吃饭，父亲一看菜，就一脚把桌子踢开。
这是我和母亲最害怕、最委屈、最不敢出声的一段油煎火熬的日子。
每到此时，祖母就无声地牵着我的手走开，也不敢怎么埋怨我母亲没弄好菜，更不能埋怨我父亲脾气暴躁。
母亲则多数时候是噙着眼泪，小心地将没弄脏的饭菜弄起来。
肺病古称痨病，也有人称罐子病，即病人少不了煨的汤汤水水，不说是病已快到尾期的父亲，就是我，当时也难以咽下这样的饭菜。
但即使是这样的饭菜，长日长时，我也不知道可怜的母亲是怎么愁凑着弄熟的。
有时，有点“好”菜，无外乎是蒸个鸡蛋。蒸鸡蛋还在厨房里没端出之前，母亲就叫我走开。
记得当时，有点粮食的人家，也只准小孩吃两餐，不准吃晚饭，说是小孩吃晚饭爱“停食”，即消化不良。像我这样的孩子，就更别提了。
可同屋的四婆的孙子，晚上常用棉油炒饭吃，又饿又馋的我，总是偷偷地看着他们一家吃得津津有味，有时被四婆发现了，也添一碗给我吃。
为此，常遭到母亲暗地里对我的训斥，叫我再别看着人家吃晚饭，人家也只一人一碗，我吃一碗，他家就一人要少吃一口。
有病的父亲吃不好，年幼的我吃不饱，那母亲的日子是怎么在过，我是全然不知的。
我不敢叫饿，更不敢哭，在当时大人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很傻的孩子，后来我一进了中学，就彻底悟出了父亲吃饭时，总是将桌子掀个脚朝天是何等的悲愤了。
贫病交加的家里环境，压抑得我从此不敢叫人、不敢说话，比别的孩子呆。
如果说父亲掀桌子能一直的掀下去，甚至还要疯狂地打母亲，却是一件好事，说明父亲还有一点力气。可是，不行了，左邻右舍再极少听到我家的吵闹声了，父亲卧床不起了。
父亲卧床后，我反而轻松了一点，因为我怕掀桌子时的那个场面，再不会见到那随时都有死人的可能的惨景了。于是，我就可以到人家去玩，母亲要照料父亲，也顾不了一天到晚地喊我了。
说出去玩，其实也没什么玩，而多数的时候是站在人家门前傻乎乎看人家吃东西。
有一次，我玩到坡下面的五婆家，五爹是铁路工人。
那天五爹回家休息，我见五爹家的大儿子万青叔（和我同龄）拿着一张草纸在用舌头舔。（大人怕浪费东西，为了哄小孩，把用草纸包的红糖倒到罐中后，再将粘有红糖的草纸给小孩舔）。
我见万青叔舔的纸丢在地上后，就捡起来一块块的撕在口里嚼，不知却被母亲看见了，就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的把我拉回家，回家后狠狠地鄙我，其意是恨我怎么这么不争气。
母亲数落我后出门做饭的去了，可父亲在房里的床上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记得当时是在东厢房替父亲安的一张临时铺，还挂了帐子。
帐子门靠脚那头的垂下来了，靠头这一边的帐子门是挂起的，靠铺头的地上是个痰盂，是母亲从上海带回的。
父亲把我叫到床边，我不知有什么事，不料一记暴栗重重地敲在我头上。这一次，也仅有这一次，是我最近距离地接触父亲，我不敢哭，也不敢摸头。
父亲的手还在发抖，头歪在枕头上，一双深凹下去大得怕人的眼睛盯着我，身体全瘦得不像三十岁的人。
如果我会画画，父亲当时发怒的样子我可画下来。
时隔五十多年，印象还这深，不是当时我父亲打我我恨得深，而是我年龄越大越领会了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痛心：再没有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了，这么个傻样子，只知道好吃，我死到眼前了，这孩子今后再怎么办？
父亲用力打我，加上生气，半天喘不过气来，又不准我走，一直让我站在床边听他骂我，说我，并夹着一阵阵猛烈的咳嗽。
等到祖母回来，摸着我的头，平静地说了父亲一句：“青云，浩的头把你打了一个包。”就牵着我出了厢房。
母亲没打我，婆婆没打我，原因很简单：除了孩子还小，可怜之外，她们以后教训我有的是时间。而父亲，随时会一口气接不上来，他怕出了丢人现眼的后人，死也不安！对孩子讲做人的道理，我又太小，只有是猛打。
父亲生前的所有音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惟有这次在我头上打一个包，让我终身难忘父亲的面貌。
我应该感谢您，我的英年早逝的父亲！您给我头上的一个包，是我终身不会丢掉的最宝贵遗产。
父亲卧床不起后，一改过去母亲对他调养的不好就发怒的现象，不管母亲弄的什么，能吃就吃，吃不进也就无言地不吃。
看来，父亲已放弃了闹着要调养好求生的念头，他深深知道，在油快熬干灯将熄的情况下，再发脾气无异于催祖母和母亲快点死。
因此，那段时间，家中总是清静得怕人，父亲连哼的声音也总是很小，甚至不哼。
当父亲在小声哼的时候，母亲总是还能稍微出去一下，求人借粮或在家做事，而当父亲连哼的声音也没有的时候，母亲就无心做事，六神无主地时不时去厢房看一下睡着的父亲。
家庭“安静”了，从外表上看，母亲的心情也好像“平静”多了。而此时的我，既不敢在别人家看人家吃东西，更不敢看着母亲喂东西给父亲吃，成天跟着祖母。
祖母也常坐在父亲铺边的时候，我就一人跑到后面山上坐着，呆呆地看系在山上的人家的牛吃草，或看着北面远远的木兰山。
心里什么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只是怕进家门，跟同龄的小伙伴也极少一起玩。
伯父的长子传福哥只大我一岁，可在父亲生病期间我对福哥几乎没有印象。
他家和我家共一堂屋，他家住在东房，我家住在西房，可我完全记不清福哥当时的样子。看来，我那时是很傻，性格也很孤独。
有一天傍晚，我又一个人在后面山上，在塆子西边往下塆去的小路上的个水塘边呆呆的玩，这时，从塆子中间春庭哥家东侧的巷子里走来一位妇女，手上提个菜篮子向我这里走来，可能是到菜地里弄菜的。
她一见我，就急忙说：“这大的个伢不晓得事，还在这里玩，你伯伯（我们喊父亲叫伯伯）死了，还不快回去。”
“伯伯死了”的意思，我完全不懂，因为我还没有见到过死人的场面。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祖母，母亲和伯父一家，一定是悲痛和忙乱得一团糟，不然，我父亲死了，天又快黑了，怎么没人想起去把我这个6岁的孩子找回来呢？
我回到家中，当时的那个场面，现在仍历历在目。父亲躺在堂屋的东边的地上，将被子从头蒙到脚。
母亲在父亲的头边哭得死去活来，祖母一见我回到家中，就一下子把我拉过去，站在她的两腿中间，她跌坐在椅子上，一手摸着我的头，一手捏着我的手。
我呆呆地看着祖母的脸，祖母没有哭，但眼睛是红肿的，也许是眼泪哭干了，因为我是天快黑才回家，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落的气。
这时候，伯母等几个妇女死命地将母亲从父亲的身边拉开，扶母亲到房间去了。刹时，祖母的眼泪夺眶而出，再也忍不住了，热泪滴在我仰望的脸上。
可即使是如此的失子巨痛，祖母的哭泣仍压住悲声，怕自己的哭声再刺痛刚被拉进房的母亲。
因为我回家，母亲还不知道，祖母是怕三代人哭一堆让屋里屋外的人惨不忍睹，祖母当时只是泪眼深情地望着我说：“乖乖，你再到哪里去见你的老子呢！……”
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这是我一辈也响在耳边的一句话。
当时屋内进进出出的人，昏昏暗暗的油灯，地上盖的严严实实的被子，我还有点印象。可父亲是怎么安葬的，我送葬了没有，都记不清了。
母亲健在时，我不忍心问这些事情，在还健在的八十多岁的伯母面前，我总想问一些有关父亲生前死后的事情，但总鼓不起这个勇气。
面对父亲的撒手而去，要说心里最割肉的还是祖母。
祖父去世时，我还没出世，祖母养三个儿子，又没女儿，一个小脚体弱的老人支撑这个家。
大儿子勤劳种地做手艺，三儿子不务正业，为人一场的安慰和希望全靠书读得多一点、又敢于到外面的世界闯荡的二儿子身上，偏偏老天存心作对。叫祖母从哪里哭起，从哪里诉起！
面对着被饥饿、被折磨、被痛心摧残得风能吹倒的、失去了男人的媳妇，面对又傻又呆、百事不懂、失去了老子的孙子，叫祖母又从哪里哭起，从哪里诉起！
如果当时我懂事，我就要哭，让我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引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滴血的痛哭！但祖母在我面前始终没放出悲声，而祖母的眼泪——让屋里屋外的人都流泪了。
我是否为父亲送葬，已记不起来了，但为父亲祭饭，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每当到父亲坟前祭饭时，母亲总是要我用一双手将饭菜从篮子中拿出来放在坟头边，再喊一声“伯伯吃饭”，接着把筷子搁在饭碗上面。
此时母亲就坐在地上低声的痛苦，我呆呆地站在旁边，完全不晓得劝阻母亲，一直到母亲哭得肝肠寸断，哭不出来了，慢慢地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泥土才回家，我只是紧紧地牵着母亲的衣角跟着。
从此，我的感觉就只有一个怕，母亲一刻不在我身边，我怕；晚上点着油灯我一人也不敢进房，我怕；夜晚做恶梦惊醒了，有尿憋不住慢慢地滴在床上，也不敢叫母亲点灯起夜，我怕。
有一次，我听传喜的父亲陈伯伯说：“浩这伢越是苕（傻子）了。”
特别是有一次，母亲当着姚塆大舅爹的面说：“……等浩长大了一点，我就要死了算了的。”这话让我听见了，此后，我越发怕离开母亲一步。
家中吃饭没有菜咽（吃菜），母亲找人家借了一个拖虾子的拖网，要晚上才能到人家的鱼塘去偷着拖。
我偏要跟着去，这是在记忆中母亲第一次给了我一耳光，祖母在旁边一见，痛心的骂起了我母亲。
我看见五婆和怀弟的母亲等几个妇女也一齐去拖虾，感觉母亲不会去死的，才没闹着跟着去。祖母将我哄进厢房，我一个人也根本不敢回房睡。
第二天，堂屋的中堂边上设了一个父亲的灵堂，还有牌位，大白纸上写的大字，桌子中间还有纸做的小人，虽然很好看，但也吓人不敢注目。
原来，母亲去偷人家的鱼虾是在家中灵堂给父亲祭饭用的。还是由我送到父亲牌位面前，喊一声“伯伯吃饭”。
这天晚上，母亲没让我跟祖母睡，将我牵进房，一闩上房门，就抱着我的头哭，但声音低得只有我可听见，生怕同住一屋只隔半堵墙的四婆家听见了。
母亲跟我讲了很多，说我再不是小孩了，吃饭时，莫要人到处喊，每餐要先给父亲祭饭，母亲要去打工做猪毛还父亲的棺材钱，明年还要读书，叫我家中没人就在大伯家吃饭……
正常人家的孩子，家务劳动是从洗碗扫地开始，惟有我的劳动的开端，是给父亲的牌位祭饭，令人心酸。
此后，母亲去做猪毛，祖母就更亲近疼爱我。传福哥也同样是祖母的孙子，于是，我与福哥的接触就多了。他虽说只大我一岁，却比我懂事多了。
再在塆里玩，就不是我一人，总是传福哥带着我。每次上张家店买东西，祖母总是将两个孙子带上，买点麻花之类的东西，有时我多吃一根，可福哥从不与我争。
更重要的是，祖母特别爱叫我学着做事，极耐烦地教我搞把子（扎灶堂里用烧火的草）。
有一次祖母提一个大篮子，我和传福哥各提一个小篮子，去扯马齿苋草。回家时，只有我篮子中的最少，祖母就避着传福哥往我的篮子中塞。
母亲教我给父亲祭饭，祖母教我劳动。后来，我终于悟出：连死去的人都要“吃”饭，活着的人就更要吃饭，不劳动，饭从哪里来呢？
父亲在世时，大人都说我面黄肌瘦，大眼睛大肚子。父亲去世后，我的身体更差，光害病。
有一次，我在伯父家死吃了一顿，牛肉煨汤，肚子立马鼓得像个汽泡鱼，那个味道，比饿着更难受。
母亲怪我不该苕吃哈胀，伯母就叫我在竹床上蹦跳着玩，跳一下跳饿了就好了的。
我记得当时是热天，我只是在竹床上走去走来，根本不能跳。后来，即使偶尔有点合口味的，母亲绝不让我多吃。
禁嘴也不是办法，有时病得躺下了，母亲就慌了手脚，在帮人家做猪毛，棺材钱还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又给我买燕窝吃。
病好后能起床到处跑到处玩了，母亲就带我到左港外婆家去治病。
外婆也是孤儿寡母的，不过舅舅陈文双有一二十岁了，在左港小集镇上做点豆腐生意。
夏天的中午，母亲带着我走一二十里路，路上光要屙屎。
一到外婆家，旧病复发，我整天躺在磨子旁的个木竹床上。每天吃中药，苦死人，我怕医生来，就恨外婆，恨母亲灌我喝药。
一天下午，屋里一个人也没有，豆腐贩子送来一扎钱，都是一百块二百块一千块二千块的零钱（旧制币）。
贩子叫我交给外婆，他走后，半天没一个人回，我又怕事，天也快黑了，想起来喝水也病得动不了。我就撕钱玩，撕得细细的，往天上吹，吹累了就往天上抛。
三个大人回家点上灯一看，一地的碎钱。那一下可热闹了，问我是哪里来的钱？为什么都撕了？但没有一个人打骂我，我也死不作声。当时，捡的捡钱，粘的粘钱，来看把戏的，议论的，忙了半晚上。
在左港，病诊好后，母亲怕我走远路又犯了病，请了一辆红车，推到姚塆老外婆家歇脚。老外婆（我外婆的母亲）八十多岁了，接着我娘俩哭了一场，不让我们走。
母亲一刻也不能耽误，将我留在姥姥家，就当天到汉口3506被服厂做工去了。从此，我就天天坐在门前大塘边稻场上的个石滚上，瞄着母亲去汉口的方向，盼母亲回来接我回连岗。
我想祖母，想福哥，想吃伯母煨的汤。
一天，我正在石滚上，与平时一样玩耍，等待母亲的出现，见一个妇女在塘边洗菜，我走拢去，猛地把她推到塘里去了，是后面来挑水的一个男将将她救起的。
一下子塆里聚了一群人把我围住，问我为什么要推她？我也是死不做声，但没有一人打我，姥姥一个劲地骂我是猪。
母亲从汉口回姚塆来看我时，听到这事，就把我送回连岗。我远远一看到连岗的塆子就觉得很快活。
一进家门，见堂屋东边的织布机下睡着一只白毛老母狗，正好又见桌上有一把篾刀，我拿起刀来朝狗尾巴一刀剁去，狗子叫着跑了，狗尾巴还没剁断，血流了一路。伯父见了只是笑着问我，为什么要剁，我还是死不做声。
可一旁的母亲几近绝望的声音说了一句：“这伢病苕了！”
在姥姥家过了几个月的孤独生活回到连岗后，母亲虽仍奔波劳碌，但我却过了二三年自觉好玩的日子。
福哥本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大概是见我没上学，就陪我整天在塆里玩，弄黄泥巴回来和熟给大伯打砺子（一种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的土、木、篾做成的工具）。
我俩到处乱跑，去摘老了的蛾眉豆，剥出里面的黑豆子；挖鸡头（一种很甜的草根）、挖野莆咀；夏天就玩水。
记得有一次，母亲给刚刚只够买一斤菜油的钱，让我跟福哥到祁家湾去买油，我俩又邀了万清叔和忠炎。
我先将钱买了一副很小的扑克牌，牌只比麻将稍微大点儿，再去买油，回来时，四个人在铁路桥下面玩了半天。
回到家，母亲一眼就看出没有一斤油，我回答说在路上泼了一点，母亲真的以为我苕了，做不好事。
比东跑西玩更有趣的是看斗地主。母亲见我“病苕”了，不放心去汉口，就暂且留在家里好照看我。
如果当年我母亲一回老家后继续去汉口，那说不定我娘俩一生的历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因为正是不久之后，被服厂正式招了一批工人，而母亲当时却不在厂里。
我们这些小孩，成天忙着到处奔走看斗地主，是刚解放后的农村土改运动开始了。
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和福哥一起去看斗地主，而是母亲带我去。张家店北面一块很大的空地上，斗地主台前已没地方了，人山人海。
我和母亲则站在很远的高坡上观看，只见诉苦的人诉完了之后，就在台上的一口大锅中烧起了地主的田契、租约、借据、账本等。
一个男老地主的手被反捆在后面，低着头，地主的左右站着两个民兵，民兵扎着红头巾，系着红腰带，手上拿着一把大刀，旁边有一人在喊口号后，台下众人跟着高喊：“镇压恶霸地主！”“穷人要翻身！”“毛主席万岁！”等。
喊完后，两个民兵和端着枪的解放军就把地主押下了台，我看见很多地主家属慌慌张张迎上去跪下为地主求情，但都被拉开出一条道。
地主被带到场外不远，那里又有两排民兵，一端枪的解放军将地主的头按下直至地主跪下，我还在看，母亲叫我再不看了，我刚被母亲拉下坡，那边的枪就响了，看的人如潮水般涌了过去。
我们连岗的山上也斗地主，不过没枪毙地主，斗完就押走了。
接下来，又在山上围了一个很大的、一人多高的院子，院子周围蒙上了布，看不见里面，民兵不分昼夜地在周围巡逻。
连岗乡所有地主的财产都被运来放在这个院子里面，还有数不清的棺材就放在院子外面。
我和福哥从布破了的地方向里面看时，立即就有几个拿大刀的民兵跑过来把我们吼走。
有一天，我俩看见几个民兵把另一个民兵五花大绑地捆起来，送走了。据说这个民兵是偷了一个小皮球，想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玩。
分东西的那天，我和福哥在家里照看，大人们就出出进进，把分到的东西往家里搬。
我家分的东西，四婆在旁边不停地眼热，说我母亲会要东西，都是别人家没有的。像崭新的长城牌热水瓶，汉口都没有卖的，是上海货。
还有一个全新的五屉柜，暂不说玻璃镜子照脸不走形，也不说是上等的杉木板和上等的油漆，单是那样式就好看：上一层打开两扇玻璃镜子门，就见里面分上下两格，中一层是左右对称的两个小屉子。
（此柜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还完好无损，就是被老鼠啃了几处。我结婚的新房中就只这个柜子，我现在仍把它当宝贝，它是我一生最好的见证，是一部历史。哪怕以后我将遗体捐献或将骨灰撒向田间，也希望子孙们能保留它，看看它，讲讲它的来历，胜过烧纸叩头。）
还分了一个可装几千斤谷的可以拆开的大杉木粮仓，分的其它的衣物小玩意等，就说不清了。
听伯父等人说，分翻身果实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个等级。
我家是贫农，父亲死了，解放前又没田地，孤儿寡母的，就评为上上等，上上等的户最先进院子内，不是由主管人给，而是由自己要，想要什么就领什么，无论价钱的贵贱，只达到了规定的件数就行了。
这么好的优待，叫我怎么能忘记得了呢！
除分了家具什物财产外，还分了上好的田地耕牛，这是穷人做梦都没想到的好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家庭，因此，母亲打消了再去汉口被服厂的念头。
我家和伯父等几家，共分了一头又大又老实的水牛，“倚小卖小”的我，放牛总是依赖福哥，我放得很少。
有一次在山边的个干塘内，把牛丢着放，我跑去向良廷（涂大宝的弟弟）要炒熟的蚕豆吃。我的胆子再比过去大了一点，见很多人爱捉弄他，我也不怕他了。
良廷不给，我就抢，结果他把仅有的半把蚕豆一下子塞到口里去了。松青哥就在旁边大笑，说良廷比浩还苕些。结果牛跑去害人，又给母亲带来了麻烦。
我并不是一直苕下去，慢慢地从被人欺的处境中懂事了。
福哥还是福哥，还是比我懂事，我挨打，他护着，他挨打，我发呆。随着以后的很多恩恩怨怨，我就对福哥形成了一种依赖，跟他在一起，比跟祖母、母亲在一起更快活。
之后，跟母亲睡的时候少了，跟祖母睡并跟福哥睡一头的时候多了。
童年的福哥，陪我玩，保护我，在学习上也很有心窍。
初读私熟魏先生的识字课，每天要不停地练习写字，纸墨笔砚对于像我这样的家庭是不易拥有的。
福哥就做了二块小黑板，一人一块，每块比一本书的面积大点，黑板上边用铁丝做两个卡子钉进去，两个卡子上面再安一个半边梅花形的款子，便于手提或挂在墙上。
小黑板表面被福哥用沙石磨得光光的，再涂上浓墨水，不只是可用来练字，也是一件炫耀的玩具，大人们都说福哥聪明能干。
记得舅爹来我家帮忙的那晚，吃的是煨乌龟肉，舅爹说肉做骚气。那时乌龟多，我也常捉它玩，但吃乌龟被认为是好吃的人，不光彩的。看来，母亲是穷得没法。
我也吃过用乌龟底、糯米、黄豆等炒熟后磨的粉子，因有人说它很补人，母亲也将就信一信了。
福哥曾用四寸长的大铁钉、尖端锤平磨快，将乌龟肉一点点挖净，做成个玩具，用筷子敲乌龟背还能发出回荡的声音。
福哥也比我很有见解。有年除夕，母亲给了我一元压岁钱，我当时躺在床上开心得睡不着，将钱捏在手上玩，母亲说莫玩掉了就叫我装在棉袄口袋里，第二天当我与福哥一起买糖人时，怎么也找不到了。
当时一块钱能买斤肉和大蒜萝卜小菜的，一般送礼也只几块钱。福哥见我吓得要死，就安慰我，说是等母亲问这钱时再说，到时候要打你，就说是我俩人圈了糖人。
后来，母亲也一直没问我这一元钱。为此我问福哥，他猜是我母亲当晚趁我睡着，把钱又拿走了。听他一说，我也不再为这一元钱担惊受怕了。
对福哥童年给我的往事回忆，多半是玩的事。虽说我对父亲的去世有点印象，但对自己吃了多大苦、受了多少难，不像与福哥一起玩那样回忆得清楚。
如果让福哥回忆我母亲当时的艰难困苦，他一定比我知道的、感觉的更悲痛，而我的童年没饿死是事实，没有沿门叫化是事实，没有衣不遮体是事实，没失学更是事实，只不过是八岁才上学。
所有的这些看起来应理所当然的生活，母亲为此已精疲力尽，不堪重负。
因此，在外婆、姥姥的极力劝告下，母亲为着自己，更是为着我讨一条生路，在父亲去世三年后，不得不向前一步。继父是在左港外婆家挑豆腐卖的、一直单身的、三十多岁的姜玉广。
母亲带左港的人来连岗搬家这天，我很是惊呆。家中东西都搬在后面山上，母亲叮嘱我在那里一步也别离开。
看热闹的人，有的悄悄在一旁议论；我呆立着只是用眼睛寻找福哥，可一直没看见他；生离死别的此刻，血浓于水，谁都不忍面对，不但福哥，祖母、伯父、伯母，也都没看见。
一会儿，十几人挑着抬着家中零碎，匆匆出发，母亲在人行最后牵着我的手，含泪离开了连家岗。
我十步一扭头，母亲时而催我走快，虽然一行这么多人，但我深觉徘徊和孤独！
到了左港，也算是我熟悉的外婆家，母亲虽也不再东奔西走，成天能与我相见，但我的心还是常常想念连岗，想念福哥。
不久，姥姥去世了，外婆带着我去姚塆奔丧。走出左港一段路，我突然叫外婆坐在路边等我一下，我说我要回家拿一本书给福哥，不待她同意，我就向家飞奔。
葬礼送姥姥上山，是埋在张店北边，正是往连岗去的大路旁。当时，我与谁都没说，就拚命朝铁路边跑，一翻过铁路，就看见连岗，脚步却渐慢了，我怕抄直进塆中会遇到人，怕人们议论我，我于是就顺着大路从山上弯回家。
福哥家中一个人也没有，四婆见了我，大喜，告诉我福哥到后面破烂山上放牛去了。我扭头就往山后跑，老远就看到了福哥，我举着小人书高喊，福哥见了我也从牛背上滑下向我跑来。
大约一年后，我再回老塆连岗时，听忠炎还会跟我讲那本小人书中的故事。那本小人书名叫《侦察兵》，是我捡破烂卖的钱买的。
福哥替我上学路上挨打、钻“天洞”、做小黑板、割谷、同走亲戚、拔钉子、推让手枪、猜压岁钱……这都是我能回忆得起来的。
这次我送福哥小人书，福哥又将书传给大家看，使我的心一辈子留在了连岗。
哥俩一生好的种子，从此就生根于连岗的土地。
1953年，我结束了在老外婆家姚塆、外婆家左港、伯父家连岗三处轮流拉扯的寄居生活，定居在左港，在左港小学读小学二年级。
如果说我在连岗时，土改分得了田地、耕牛和上等的家具是优待，那么，外婆家更幸运，还分了三间临街门面的房子。
舅舅陈文双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后当了民兵大队长，结了婚。
我家和外婆家是一条街的斜对门，相距上十米远，可住房却窄多了，也是像在连岗一样，连三间，两厢房，楼门加一天井，但住着三户人家：二伯一家、六伯一家、我继父一家，继父是老幺，我喊他幺幺。
1953年左港已成立了农业生产的互助组，可不让我家参加。原因是互助组是贫下中农组织起来的，我继父的成份是游民，当过了国民党的民的。
外婆认为不让入组是个很不光彩的事，要我舅舅去活动一下，其时我舅舅已入党了，他不但不同有关人活动，其本人就认为，我家参加互助组不合上级要求，反而带头反对我家入组。
这使外婆左右为难，一边是女儿天天来说，说我们也是贫农，继父虽不会种田，但可以用挑粪挑秧等出力活与会办田的人换工；一边是舅舅说，互相换着做农活是贫下中农团结起来的好处，姜玉广不是贫下中农，没有资格参加换工。
外婆见劝舅舅帮忙无效，就自己到处求人说好话，还是无效。看来，外婆觉察到自己可怜女儿的命运，弄到身边来能照应一下，是犯了一个错误。
在连岗时，农活请的是自己人做，心里有底，到时哪怕让个小孩跑路也能叫得人动。而在这里可不同，互助组要显示他们的优越性，既然不让你参加，就更不会帮你了。
幺幺不会农活，只好成天挑个豆腐担子转乡。农活的事就落在母亲身上，不得已有时就请互助组外的人。
一次请的个60多岁染布的来犁田种小麦，一亩田起一天板，犁得八不像个东西，还给了两块钱的工钱，一盒圆球的烟，供两餐酒饭。第二天再去耙田，既借不到牛，也请不到人了。
幺幺的几个哥也不敢来帮忙，因他们都入了互助组。一气之下，母亲就用锄头去破土，我放了学也去地里帮母亲敲打。
互助组种的小麦出了苗，我家还在破土。有好心人叫我母亲不要待一个田打完，那会误了季节，就破一块种一块。我家田在大路边，麦子全部出土后，高矮不齐，三块麦苗有明显区别，且一亩田只种上了一半小麦。
而互助组织的人开会时，总是拿我家作宣传，以显互助组的优越性，证明单干是走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
我感到丑，感到委屈，感到不公平，我与母亲不也是响当当的农民吗？为什么不能参加互助组？
外婆左右为难气病了，五十多岁的人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
如果说我家不能加入互助组，日子辛苦的过也就罢了。
1954年的我，虽只十岁的孩子，已是很听母亲的话了。
星期天，母亲叫我一个人到互助组去学着栽秧，孩子去劳动，又不要他们换工，互相组的人当然欢迎。
母亲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我弟弟姜清浩已出生了，四口之家，男儿不能吃十岁的闲饭，在互助组里让我农活做会了，到自家单干就能动手出力。
二是好从人情方面尽力与互助组里的人接近，看将来孩子长大了，能不能参加互助组。那时的互助组在人们心中不知有多神圣，总不能让孩子今后也一辈子在互助组外单干。
放了暑假，互助组没有适合小孩做的事的时候，我就去砍柴，晒干了再叫母亲来捆好挑回去。
母亲去田里做事，我就在家中照管着弟弟清浩。从此，家中的吃水也是我包了，用两个小提桶，一挑就是12担，直到将缸挑满。
开学后的星期天，我开始是跟着一个大人到别的村子里去捡破布，后来就独自敢出村捡破布了，周围十几里路的塆子都跑过遍。
捡的破布不提回，怕人笑，就当天直接提到横店供销合作社的收购站去卖，一天最少可卖两三角钱，多时可卖八九角钱，可从来没卖过一块钱。
卖的钱我从不打夹账，只是把一分分的零钱当着母亲的面归自己，条件是这个零钱不准母亲用，聚到一定的数量就去买小人书。
十岁的我，主动劳动，总喜欢口袋里有点钱，也懂得争气了。
在互助组有人的讥笑中，幺幺做点卖豆腐，卖鸡蛋的小生意，母亲忙田里，忙家务，我也闲不住，天天上学，星期天就去捡破布，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忘了家低人一等的地位。
在学校里，我的小人书比别人多，也喜欢借给别人看，上学放学总有人跟着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
由于我舅舅当时已成了国家干部，搞的是民兵工作，家中总有步枪和成箱的子弹，我就把子弹偷出来，拔下弹头，做火柴枪玩。
同学们也总是暗地里求我，或用铅笔、本子和我换子弹头。那段时间，我简直成了孩子王。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什么单干户，什么低人一等的感觉，也渐渐淡化了，到也相安无事。
谁知，又出了件始料不及的惊恐事。那天，舅舅到我家脸色非常难看，叫我幺幺赶快到他家去，有急事。
母亲一看舅舅的脸色，觉得大事不好，要一齐过去，舅舅不让，只把幺幺一人叫走了。母亲不放心，叫我跟过去。
我到了外婆家之后，见外婆揩着眼泪坐在堂屋里，房门也随即被闩上了，房内除了幺幺、舅舅的声音外，还有两个外地人口音，我听不懂。
等我放了晚学回家时，外婆在我家抱着弟弟清浩，母亲在低声的哭，哭得极其悲伤。当时母亲边哭边向外婆的倾诉，很多话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但不忍心再说出来。
这一刻，对母亲的无情打击，对我幼小心灵的刺激，都是外婆迟钝的劝说解救不了的。
原来，幺幺被来的两个国家工作人员带走了，说他在国民党中当兵时打死了一名地下党，现在有人供出了他。这一走，幺幺是枪毙还是坐牢就说不定。
第二天，母亲叫我不上学，在家中照看弟弟，母亲跑了一天乡政府后，回家进门就抱着弟弟哭。一连几天的晚上，我都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吓得我发抖，生怕母亲出事。
十岁的孩子，虽说能做点小事，但在这骨节眼上，却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三天我没上学，母亲也在外跑了三天，一点音讯，一点结果都没有。
一向硬气的母亲，这时就不跑政府机关了，白天垂头做事，晚上就低头求舅舅，求清浩弟弟的二伯、三伯、四伯、五伯和六伯，意思是无论如何，看在伢们的份上，一定要帮忙把田间事带几年……
第四天我去上学，同学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也没人向我借小人书要子弹头。老师既没追究我为什么不来，也没提及我的任何事情。
班主任郑祖坤老师本人就是地主分子，江西人，他又怎么敢对我有安慰的语言呢，只有装个不知道的样子，让一切显得平静。
放学时，我总想快点回家照看弟弟，又怕回家，怕看母亲大白天躲在房里哭的情形。
星期天当我拿起篮子准备去捡破布的时候，母亲破例地夺下我的篮子，我说我今天会早点回来的，母亲的泪又流下来了。
母亲是怕我在外面遇见了认识我的人，丢人现眼，更怕有人问起幺幺。那段时间，母亲精神上几乎崩溃了。
十几天后放完学，我回家突然看见幺幺回来了，坐在凳子上抱着弟弟，母亲在做饭。
当着屋里那么多的左邻右舍，我一下子连“幺幺”都不敢喊，就跑到厨房去问母亲，母亲的脸上有了笑意，没有回答我，只是叫我去喊外婆过来吃晚饭。
后来才知道，幺幺在国民党当兵时，确实枪毙了一名地下党，但不是他一人，是三个国民党兵同时开的枪，也不是在战场上，是在刑场上。
这三个兵是奉了上级命令，这个发出命令的人，现在在汉口的共产党的某机关做事。三个国民党兵，一个在战场上死了，一个承认此事并供出了幺幺。
由于案情复杂，那个在机关做事，下令毙人的前国民党军官也承认此事，他说他是执行更上一级的命令。等到把事情搞清楚，已花了十几天了。
而处理结果也简单，就是为证明那位地下党员确实被枪毙了，因为这涉及到对烈士家属照顾等问题。幺幺临从汉口回来时，有关方面还给了他二十块钱。
消息总是不径而走，我第二天上学，一个叫冯腊环的女同学说我家真划得来，还得到那么多钱。
可母亲的暗自悲伤，只有我才不忍重提啊。
枪毙风波平息后，家中恢复了平静。这时的母亲，甚至连我都认为，只要家庭太平无事，管他是不是单干，再不自抱自弃，一家人做事吃饭算了。
母亲在学习上不太关心我，因为父亲在世时曾对母亲说过，说我没多大的用，书能读多少是多少。
可在做事上，母亲分给我的任务，一干就坚持干到底，不能每天被人叫唤。
例如挑水，我每天都会留意，一用完就挑一缸。再就是拾猪粪，每天早上起码要捡半粪筐，要让幺幺或母亲看一眼后才倒在粪坑里。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读中学才结束。
有时也到田里去除秧棵草，不管除得干不干净，不能像白鹤一样站在田里，要弯腰不停地在秧苗边用手抓。
母亲把菜种下地之后，浇菜水的事几乎也是我包干了。像捡粪捡得少，有时就不让大人看见，直接倒进厕所里算了，而浇菜水我是特别喜欢，小学毕业前，我就会自己整地、种菜、栽菜了。
1954年，我本能地想起要做十岁，因福哥做十岁我没见到，我很好奇的，母亲答应了，说到时再说。
有天我放学回家，见祖母来了，在堂屋的纺线车上纺线，我特别高兴，可离开连岗一年多不见祖母，又感觉祖母来的太突然，我一时像定住了一样站在大门口，还是祖母先喊的我。
祖母停下纺线车，叫我过来，祖母坐在纺线凳上摸我的头，眼泪汪汪。母亲这时叫我端麺给祖母吃，祖母怕母亲看见，偷偷地擦干眼泪站了起来。
饭后，祖母要回连岗，母亲说住几天再走，但留不住，外婆也来挽留，还是留不住。唉！祖母这次来看自己的孙子，也确实不容易，除一双小脚一次要走几十里田埂小路外，为看孙子是做了半年的准备的。
祖母不想背个专程去看孙子的名义，在那个年代，不是年节，大人们是极少无事走人家的。祖母就纺线，织打豆腐的包布，拿到我外婆家来卖，我外婆打豆腐一年要用不少的包布。
成立互助组后，就以集体的形式更大规模地打豆腐，赚的钱互助组的户平分。因此，要的包布就更多，而外婆不会做布线，也没时间做。
当时，二毛哥总在左港这一带收鸡蛋，外婆认识他，就托二毛哥带信，叫我祖母再不要织棉布，多织些包布到左港来卖。
借此机会，祖母才名正言顺地来左港一躺。实在留不住，外婆就给祖母很多的臭千张、臭干子等豆制品。
祖母要走，我一下子开了窍，就提着装豆制品的篮子送，我一提篮觉得有点重，就背在肩上。
一路上，祖孙俩谈的都是令人心酸的话，送出左港两里多路远，到了王家园的塆子前面，去连岗要有这个塆子中间穿过，祖母就不让我送了。
歇下来坐了一会儿，祖母又流着泪嘱咐了我很多。站起来分别，祖母又给了我五角钱，我不要，没伸手接，祖母就塞在我口袋里，我怕祖母又流泪，就没有再拿出来。
祖母一提篮子，也说有点重，刚迈步，又说脚有点疼，我一直看着祖母的背影渐渐走远，直到身影被塆子挡住了视线，我才离开。
祖母来看我，一双小脚，来时拿的包布轻，而回去篮子又重，脚又因来时长距离走痛了的，真不知得多长时间，祖母才能到家。
祖母没来看我前，成天见的是母亲的叹息和眼泪，我在小心和勤快中度日，即使偶尔想起了祖母，思念也很快被眼前的现实打消。当祖母这一来看我，又勾起了我的乡愁，勾起了我对一张张亲人的回忆。
以后再捡破布，我就特别喜欢走北方一带，喜欢见到铁路，喜欢看铁路外所有的塆子，因为连岗就是紧挨铁路的一个塆子。
我没有一次捡破布时越过铁路，因我怕一过了铁路，就止不住跑回连岗，怕福哥见了我不让我当天回，怕祖母流泪，怕伯父伯母见我捡破布可怜我，怕母亲提心吊胆见不着人。
我想，福哥一定是不会捡破布的，因为在左港所有的孩子中，就是我一个人为了每个星期天能给母亲一点钱，在捡破布。
我不但记住了大人们对我的叮嘱，要听话，要用行动让母亲少流眼泪，还决定再少买小人书，偷偷聚点钱，过年回去看祖母，看福哥，并说这些是我母亲给我的，让他们觉得我母亲这一步并没走错。
我还念念不忘让母亲给我做十岁，母亲总是说，还早，你生日是端午节的第二天，只要你听话，会给你做的。于是，我更主动为家里操心了，很多家务事情，都是我主动提出要做。
1954年，左港一个塆的互助组，已发展为以左港为中心的、连接周围三四个塆子的左港初级合作社。
口号又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农和上中农的户也加入了初级社；地富等成分不能参加，游民成分也不能参加。幺幺也自然无权过问，但母亲也不再太认为自家是低人一等了。
入社不入社，不准就不准，不过合作社大了，没有多少人愿得罪人，那段时间借牛，借农具，耕田耙地，还是得了已入社的六伯父帮忙。
但只一亩田收成，总是不够吃。我就自己去找舅舅要米票（横店区盖了公章的地方自制购粮票），因为大人去找舅舅怕遇上上面干部或社员，影响舅舅声誉，他也最讨厌人说他爱照顾自己的姐姐，因为舅舅已当上乡长了。
米票要回后，就由幺幺去横店卖鸡蛋时再买米回。我总是看到坛里的米快要吃完，就去找舅舅要米票。舅舅手上有时也没有，我就不回家，犟在外婆家不走，外婆就留我吃饭，舅舅再去找别人换米票回来给我。
用米票经常买杂粮，买回来掺和着米吃。一次，我只要了五斤米票，因大人有事，我就自己去横店买粮。在供销社的柜台上开了票之后，再到另一条街的仓库里去称米。
我这次碰上卖的是北方调来的麸皮，一斤票可以买两斤。我一进仓库，就说买十斤麸皮，发货员发我十斤后，我背起就走了。
出仓库走了一点远，才突然想起小票没给人家，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想回头送小票，但看四下无人，又走了这远，就继续向前走再说，待收票人追来再给他。
结果，顺利将麸皮背回了家，第二天，我拿着票又去粮店领回了十斤。
家中确实既缺粮，又缺钱，这是我为了顾家，而当了一次不诚实的孩子，那时叫“觉悟没有提高”。
还有一次，一大清早我去粮店买了一斤油，快步想赶回家吃早饭去上学，肚子却又像之前一样痛得受不了，我就睡在大路边。
早上赶路的人多，看我又不像叫花子样子，行人匆匆忙忙，这时有个挑水卖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见我抱着油瓶躺在地上发抖，就放下空桶扁担，边背着我往银行隔壁的卫生所，边问我能坚持住吗？
到了卫生所，将我平躺在长靠背椅上，找来了所里主治医生邓厚清后，就走了，我看着他急急忙忙走出卫生所，我也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
但我永远记住了他，他脖子上有一个比拳头还大的气包，把头都挤歪了。
邓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问我肚子痛的病史，打了一针，开了一包扣子药，当场喝了三粒，病就好了。
邓医生向我要钱，我怕不让走，就哭起来了，我哽咽着说，我把油放这里，我回去拿钱，并把口袋翻给他看。
邓医生笑了一下，问我是哪个塆里，大人叫什么名字。我在外总是说我舅舅的名字，他一听，又笑了一下，叫我拿着油瓶回家，不收我的钱，临走我还是没向人家说半句感谢话。
离端午节不到一个月，我更勤快了，问过几次母亲，我的十岁是么样做？
也是出鬼，总在下雨，一下就下得吓死人，雷、电、风雨一起来，母亲小声对我说，这是天要收人，从没听见这样的雷声。
这一下雨就是几天，晴不到一二天，又昏天黑地雨往下倒，后湖里的水一直涨到我家前门口。
到手的小麦淹了，含苞的早稻淹了，老人们说，如果滠口的民生院一破，我家的屋脊上就可以走船。
合作社的劳力都到滠口防洪抢险去了，幺幺也被住在社里的、县里派来的工作队的刘政委亲自上门叫走了，甚至大姑娘、新媳妇也被叫走。
据说，刘政委是拿着手枪在指挥。
左港打铁的付师傅在暴雨中抢险二十四小时没睡，他浑身淋透，刚钻进大堤上备用的草包袋中想暖和一下，被刘政委来拿草包袋发现了，当场就要枪毙他。
付师傅吓得在地上跪着哭，叩头，冯书记和我舅舅等才把刘政委死命地拉走了。母亲每天在为幺幺担心，如果刘政委要把幺幺么样，那不是现成的吗？
每天临睡前，母亲总是嘱咐我要惊醒些，叫我如果被母亲喊醒后，就什么也不要拿，只顾往上街杨一号家方向跑。
有个白天，有人说民生院真的打破了，我看见很多人在疑惑观望后湖，我就从母亲手中接过清浩，冒着雨往上街跑。
后来险情平定之后，二伯母，六伯母总是笑我，说我一听见破堤后，就只知道抱着毛头（清浩的小名）往上街跑。
正劳力不管是谁，全去抗洪了，老弱病残留在家中虽无生命之危，但天天饿肚子（在汉口滨江公园建有毛主席亲笔题词的五四抗洪纪念碑）。
大多数人家端午节都没法过，更不谈第二天我的生日了。十岁生日没做成，我一句也没怪母亲，装个忘记了的样子上学去了。
1954年，我10岁，弟弟清浩出生，发大水，印象太深刻了。十岁的我就总想为家庭分忧，我的童年生活太短了，太短了！
1955年，左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成为新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据说是全县的第一个高级社，由三个塆子壮大到十几个塆子：
社里拆了各塆的祠堂，将材料、瓦、砖，人背肩挑到左港建了一个大养猪厂，喂了100头母猪，又办了一个大大的豆粉厂，在大地主杨一号的房子中办了一个草品厂，打草包、草绳子，修了一个大水库，水库上面易淹水的田栽了几十亩田的藕……
高级社的社长，冯超雄（冯书记、住左港）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还和朱总司令合了影。
高级社决定让社外所有的农户，不管是地主、富农、小手工业、小土地出租、游民都入社，但要向社里投资，因为社里发展那么大的规模，需要运转。
幺幺单身时，他吃的在口里，穿的在身上，家徒四壁。现在家里的东西，无一样能变卖，再说这都是土改分的翻身果实，母亲也不愿变卖。现在，家具要用，将来孩子长大了更要用。
母亲万般无奈，只好将自己的一对耳环和我的一副狗圈（银项圈）投资到了合作社，才没有变卖家产。
家中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母亲都没有将这些东西出手，我从上海回来后，狗圈一次也没戴过，可见将入社看得何等的重要。
1955年下半年，妹妹姜清凤出生了，家里又添了一张嘴，再加上我家又是新入社的社员，就不分日夜地在社里出工。
我当然也不能闲着，除星期天去捡破布外，每天晚上就在家中编草包，编一个草包赚一分钱。每天放完学，先编完了十个再做作业，没有作业就睡觉。
有时星期天下雨，不能去捡破布，就在家编草包，一个星期天可编大几十个，就是说可赚大几角钱，比捡破布靠得住一些，割下来的稻草还可以搞把子烧。
问题是有小孩的家庭都在编草包，厂里一天只能出那么多货，供不应求。
一到傍晚，打草包的女社员下了班，将打的草包交了数，大家就跑进打草包的车间，大人争的争，抢的抢，小孩哭的哭，骂的骂。各人抢到手后，再由会计登记你领的数字，才能挑回家。
后来，又出现巧办法，打草包的人下班后，有的人就将自己打好的草包带回家，说是自己编；有的干脆说我带回家想给谁编就给谁编。
靠抢，靠“开后门”，我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我的办法是：编草包时，一次手上只抓很小的一把草编，就像辫五股的辫子一样，编出来的草包又整齐又好看，有冒出来的草头，我就顺手掐掉。
这样一来，速度就慢多了，但我每晚还是完成规定的任务，不过迟一会儿睡觉。
再送草包去交货的时候，我就趁收货的人空闲时，仅我一人送过去（有时送货也排队，草包编得不好的人就喜欢人多时交货，好打马虎眼），让他慢慢地检查，其实，我就是让他欣赏。
于是，收货的人就将我的草包放在进厂门一个显眼的地方码起来，验收别人的草包时，叫他们看一看我编的样子。
我不爱讲话，更不自吹，草编厂的人本来就同情我这个唯一捡破布的孩子，就总是让我优先尽力多拿一些草包回去编，有时一个月下来，可赚近十元钱，比一个月捡四次破布强多了。
钱赚多了，也“出名”了，左港塆里的大人，总是把我拿出来做样子，教育自己的孩子。
一次，冯书记在社员大会上说：集体的优越性就是多，连像陈乡长的外甥这样的小孩都知道爱社如家，我们有些社员的觉悟为什么不能提高。我懂个什么爱社如家哟，爱家倒是实话。
极可能是家庭命运的原因，铸就了我十岁之后不太爱贪玩。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告别了打珠子、跳房子、踢毽子、跳绳子、推环子等游戏。
读到小学四、五年级时，我就会自己整地，种一些简单的小菜了。有一次，我向同学要了几粒刀豆种，种在一棵死了的大槐树下，大树就在厕所边。
见到刀豆苗的藤一天一个高度的往死树上窜，我就挖开根旁的土，往里面上粪。那一年，我家的刀豆多得没法，一个刀豆有尺把长，新鲜的不好咽，母亲就晒了一大缽子小麦酱，将刀豆酱在里面，隔壁左右也来要去了不少刀豆。
人家都问我母亲是么样种的，结的刀豆这么多，这么大，母亲说是我一手种的，她也不晓得。此后，我就迷上了种菜。
清晨捡猪粪，晚上编草包，周末捡破布，还有空就种点菜，这些几乎成了我的时钟运转。
1957年的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学生时代家庭生活中最快活的一季，因为一下子就去掉了我的两个“职业”，一是捡破布，二是编草包。因为草品厂再只打绳子，不做草包。
另外，家中住上了一个班的解放军。左港凡是有堂屋的家（地富家中不住）都住上了解放军，我家中住的是一个通讯班。
家里住上了解放军，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认为从此就跟贫下中农一样的地位了。
杨家大塆住的是团部，周围能通汽车的塆子都住满了解放军。
团部除了天气不好外，每个星期有雷打不动的电影，军人坐在中间的地上，外围是坐凳子的人，再外围是站在地上的人，再外围是站在凳子上的人。每次放的几乎都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斗故事片。
星期天有电影看，每天过日子有这么个盼头，人也精神多了。我做事更勤快，目的是想让母亲高兴，把看电影那天的晚饭做早一点，好背凳子去电影场为大人抢座位。
平时的晚上，我还可以看解放军擦枪，看他们弄无线电发报机，还可以看《解放军报》。
我家中的新兵却不让我看，他们把凡是有字的都当作秘密，不让我看。我就跑到我舅舅家拿曹排长的看，他不但不保密，还拿《解方军报》上的字考我。
一次我去看报，他叫我在报子边上写“中南军区”四字，我将“南”字里面多写了一横，还是曹排长帮我纠正的。
部队临走前，曹排长给了我一本《断臂说书》，书中有插图，好看又好懂。这是我在看小人书的年龄段，第一次看小说，第一次接受别人赠送的小说。
1957年下半年，郑老师悄悄来我家走访，说这孩子就是爱学他教的语文，算术成绩不太好，再是六年级了，明年下半年就要读中学，恐怕考不上。
郑老师是同情我，才上我的家门，但又理解我的家庭困境，下面的话他没说就走了。
郑老师同情我，除了他也是成分不好外，还有一个黄泥巴缘份。
郑老师还会画画。左港的豆腐店有七家，因此养的小毛驴很多，他总是在毛驴旁写生：拉磨的、吃草的、睡下的、驴背坐小孩的。美术课上，郑老师几下几下就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小毛驴。
有一次，郑老师画了一只虎贴在黑板上，放在学校的食堂门口，外面来吃野食的狗真的不敢进门去；做泥塑，更是郑老师的拿手活。遇上郑老师做塑像，我就帮他和泥巴、捶泥巴。
他常向我问这问那，慢慢就了解了我的身世，除了郑老师，我跟母亲也没谈得那么亲近，对别人，我更缄口不谈家中的事。
幺幺出了枪毙人事件的那学期末，郑老师在我的成绩单上写的“大丈夫能伸能屈”这句话，越到以后我越明白。
读书时不知面对了多少老师写的评语，但我只记得这一句。一个老师对他的默默忍受的学生将心比心的同情，都包含在这句话之中啊！
郑老师来走访，当着我母亲面虽话说得含蓄，但母亲还是懂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当我又拿起篮子出门的时候，母亲却不让我去捡破布，叫我在家中学习，不想学习就随便做点什么。
当然，除了是郑老师的走访外，母亲也顾点儿解放军的面子。
1957年下半年解放军调走了，电影也看不成了。
可天天晚上有会开，说是向党提意见，叫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腊狗哥这年生的个儿子，也取名叫“辩鸣”，后来读书时写成了陈便民。
有些开会的内容我听得懂了。印象中社员群众都可以畅所欲言，绝不是由干部说，社员听。谁提的意见，一边还有工作组的干部做记录，有的意见当时就引起激烈争论。
文牌生产队一个四十多岁的社员说的“旧社会我穷怨我，新社会我穷怨谁？”这句话，曾在整个新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引起了强烈反响，大会小会为这句话辩论了好几天。
此人叫文志旺，是一个十足的贫雇农。工作队要处分文志旺，但处分不能由工作队说了算，否则，你叫群众提意见，又反过来整人，那还有谁敢提呢？于是又交给社员大会讨论。后来，还是没有处分。（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又重提这句话，差点把他整得自尽。）
每晚的开会，汽灯点得如同白昼，我们小学生，无权发言，看热闹而已。开会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我家养的一头猪。
冯超雄社长上北京，毛主席接见他，是他带头走合作化道路有功，朱总司令接见他，是他因饲养牲猪有功。那时，合作社里强制每家每户必须喂猪，至少喂一头。
我家养猪带来的麻烦还是我，中午雷打不动弄一篮子猪草回。猪草几乎被人铲尽了，很多壮劳力到后湖去捞野菱角菜，晒干了再挑回合作社里的养猪场喂猪。
一次星期天，我去后湖挑菱角菜，由于没经验，不听劝阻，想多挑点回，结果越走担子越压死人，只得沿路扔了一半，几乎累趴了。
喂猪的野菜被人们弄得差不多了，就去摘扣树叶子。听说桥咀的扣树叶子多，我邀上了同塆同班同学姜汉权、姜才武，一人拿一条布袋子去了桥咀，结果一看桥咀的扣树也都像光和尚。
又听桥咀有人说，下岸的小山多，没人管，可能扣树叶多。去下岸要过渡后湖，我们三人都身无分文却上了船，当撑船的老爹爹向我们三人要渡钱，我主动说走慌了忘带钱，回头时再向亲戚要，一起给你。
到了下岸，乱石、荒草、荆棘，就是没看到有扣树，倒是看到附近的分货山。分货山是我家打开门就能看到的，老人们常谈起分货山的传奇故事，老婆婆们也常三五成群从我家门口路过，去分货山烧香敬菩萨。
此时我们也顾不上摘扣树叶了，去分货山的路上见到了扣树叶也不摘，烈日、口渴、饥饿也阻挡不住我们。我们爬上了分货山的山顶，看到了远处汉口的高楼，我们没有下山进庙，找不到下山的路。
回来的时候，遇上摆渡老爹爹回家吃饭了，我们一下子就统一了行动，就上船胡乱划动起来，他俩在船上划，我脱光衣服紧抓船尾横木在水中打鼓通推，终于划了十几米到一处堤边，下船将系船的铁钉拿下用脚踩在湿地里，穿上衣服，飞快地跑开。
到了文牌塆，三人又去一同学菜园摘了一条大青花菜瓜，实在是又饿又渴，等不及回到只在眼前的家了。
第二天上学，我就向志成同学讲吃他家菜瓜一事，他只是笑着说我没有喊上他一起去分货山。
人断粮了，好借；猪无糠了，难借。又一个星期日，母亲对我说，上个星期天被你玩够了，今天你去姚塆买一袋子糠回，找大舅爹或找姑婆都可以，他们会帮你买好的。
我拿着钱和布袋子去姚塆，背20斤好熟米糠回，母亲还没做中饭。后来，母亲总是叫我跑远路。有一次去姚塆向大舅爹要苕回来吃，还有一次去把大舅爹家的纺线车背回，总是回来吃中饭。
后来大舅爹来我家玩时，总是对我母亲说我犟，一进门，把东西一背就想走，拉都拉不住。我只是觉得大舅爹和舅婆两个孤独老人可怜，不吃他们的饭，及时赶回家也好下午再做别的事。
可有一次，大舅爹叫我去拿花生吃，我当然高兴，这比苕好吃多了。
我去了也是照样背着花生就走，大舅爹拦住我，指着堂屋中的两箩筐谷说，你这回真的不能走，跟我把这两箩筐谷抬到后面有“砺子”的人家去“叶”出来再回去，不留你吃饭，我叫你来就是做这事的。
我以为这是大舅爹留我吃饭的借口，把大舅爹的手一挣脱，就背着花生跑回了。母亲听我一说，气得几乎要打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不敢去姚塆了。
痛心的是，两年后的1959年，两位老人相继饿死，至今想起来自觉无颜！
母亲是餐餐为做饭咽菜最发愁的人。有一天，母亲从横店一个卖菜的熟人那里打听到，蚌蚌口的萝卜极便宜，一分钱一斤，横店一斤萝卜却要三分钱，到塆里来转乡的要五分钱，有时更贵。家中菜种得好、经济宽裕一点的人家，就不想跑这远路。
星期六晚上，我到去串门找伴，二十多岁的大生哥愿去，四十多岁的队长耀东伯伯愿去，五十多岁的铁匠付师傅愿去，还有几个人。
这晚我很高兴，一觉醒来也睡不着，母亲就下了两大碗光麺，给我一块钱，饭后我拿起扁担绳子和两个大板篮子，就去喊人家的门，这一夜，吵得全塆人不安宁。
去买萝卜的人都说我太喊早了，走了七八里夜路，过了道店还没天亮。
到了蚌蚌口， 耀东伯伯买了60斤萝卜，我说我也买60斤，他劝我说，那做不得的，路太远了，这不比是挑菱角菜可以丢，路上挑不起怎么办？
我说那就买50斤。50斤也不行，你太小了，到了路上就知道厉害的。在耀东伯伯劝说下，我买了40斤。
挑回来路过道店街上时，遇见姚塆的姑爹（我外祖父的妹夫）在卖鱼，我喊了一声姑爹，脚不停地往前走，姑爹一见是我，叫我拿一条鲢子鱼回去，我说不要，反而走得更快了。
家中刚吃过中饭一会，我们就将萝卜挑回来了，来看热闹的人都说萝卜便宜又好。半天时间，一个小孩算起来赚了一块多钱。
到了1958年，姜小清妹妹出生了。我进入了六年级下学期，我应该死擂一下学习，争取考上中学才对。可我没有紧迫感，没有学习上的压力，有的只是颗对家中的愁心。
这一年，新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成东风（横店）人民公社领导下的新春大队。
在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下，农村将区一级的政府改成了人民公社，掀起了亩产万斤的大跃进，习惯上称三面红旗。
当年草品厂的大房子改成了食堂，食堂墙上刷的大红字是“食堂巧做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
食堂只把米洗干净，打在一个个的饭缽内，装在蒸饭的架子中，用板车拖到大队的锅炉房，将管子一插，开关一打开，不到十分钟饭就蒸熟了，管子往大水缸里一插，几分钟就一大缸稀饭。
农闲，各家就将饭领回去吃，自家炒菜；农忙，就将菜饭送到田间去，如果有大干部来参观、检查，就都到食堂里去坐桌子吃，那当然菜是好得很的。
武汉的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省委的韩宁夫，都相继到新春大队食堂来吃过饭，还照了像留影的。
武昌车辆厂还送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有的单位送柴油、抽水机，大队里买了二十多匹马，买了八乘骡马车，冯社长改称为冯书记，这一年，他又上北京见了毛主席。
1958年的春节刚过，大队里送给每家一份规划，要求在堂屋中贴起来，跟奖状一样大，一样鲜艳的图案，很漂亮的。
规划上方横写“一年早知道”五个大字，第二行写的是“快马加鞭，急赶猛追，粮食赛孝感，棉花赶麻城”，再下面就是具体数字，即家中的劳动力、一年要做多少工分、要分多少粮食、要分多少钱等。
看了“早知道”上面的数字，确实令人高兴，我就在规划的左边用粉笔写上“毛主席万岁”，又在右边写上“朱德万岁”，再一看，五个字跟四个字不对称，就将“朱德万岁”重新写成“朱德万万岁”。
一次，姜汉权的幺幺来我家玩（在外地教书），就笑着念朱德万／万岁”。
自每家贴上了规划，每天晚上不是开夜工，就是开会。讨论如何搞大跃进，如何亩产双千斤，一万斤，超万斤。
县长高起才派来的一个叫谢新武的秘书在新春驻队，河南口音，大学毕业生。
他说，他也要办一个试验田：不用栽秧，直接把谷种子播在大田内，一亩田播一千斤，一粒谷收两粒，一亩地就能收二千斤。这是当时在新春大队很有名的一个笑话。
大跃进绝不只是一句空话、没有行动。“要大干，苦干加巧干”“小雨大干，大雨小干，晴天日夜干”。
大路边搞起了万斤丰产畈，扎的跃进门，跃进门旁搭起一个很高的擂台。
晚上，擂台上点一盏气灯，有人在撸台上打鼓，社员就在丰产畈里通宵的干活。有时是将生产任务分到各户，要按时完成。
任务一分到户，母亲就犯难了：幺幺被大队抽到副业队里去赶骡马车，因为他当过国民党骑兵。
抽到副业队是对我家的照顾，他的工分从此按生产队里10分的劳力记，以前他在队里一直是9分的底分。
马车除了帮各队还公粮，运肥料外，多数时候是在道贯泉拖黄土到汉口卖给煤建公司。因此，幺幺多数时候不在家，按户分的任务，母亲一个人完成不了，我就去帮忙。
当时冯书记发出一个口号是“新春实现车子化，男女社员乐开花。”大队集中木匠日夜加工做小独轮车，一家一乘。
我家是副业家庭，没有发独轮车。有时放了学后，我就去借独轮车，帮家中完成往田地里送肥料任务。在六年级下季，班上仅只我一人是这样做事。
一次生产队里要往横店草品厂送齐草，队长给我家分了二十捆的任务，说是当天要完成，第二天人家草品厂就不收了。
中午放学，我帮着送两梱到草品厂去了。草的体积大，独轮车又太小，都是用人挑的。有的男劳力一担就挑8捆，母亲一担只能挑两捆。
放晚学后，我去一看，还有8捆。母亲说她挑累了，还要回去愁菜做晚饭，叫我挑不完就去求队长派别人挑。
挑100斤到横店是记3分，像那些挑8捆的人，一担可赚四、五分，挑一天齐草可胜过平时出几天工。
中午我送齐草时，看见春梅姐（17岁，大我3岁）挑的是两捆，她母亲也是挑的两捆，我也就挑两捆。这一次，我就不想挑两捆，太轻了，白跑路，划不来。
我就拿来绳子和扁担，挑4梱！岂料4梱与2梱大不一样，我挑在路上光歇，挑到草品厂去一称，74斤！
我见数字笑了一下，春梅姐也笑着说，她一次虽挑两梱，跑了两趟，但跟我用的是一样时间，还比我舒服多了。
而我笑的不是这早与晚，我是笑我居然能挑74斤了。如果说挑40斤萝卜是我小学时代跑得最远的一次，那么，这就是我挑得最重的一次了。
一转眼，小学毕业了。
既没有在考前那么紧张地复习，也没有在横店小学设的考场内而紧张考试。
考完后，乖乖地呆在家里听通知。那时候，没有人去打听能否升学这个风气，压根儿没有，认为那样比干什么都丑。
假期里，我怎么呆得住呢？
能读中学，当然更好，如果在家中坐等一个暑假，到开学发通知那天，万一榜上无名，怎么有脸见人呢？我就暗暗作好了去当工人的打算。
我小学毕业的这一年，语文课本上有篇《韩梅梅》课文，内容是讲她没考取中学回家喂猪的先进事迹。
学校将这篇课文当重点学，还要讨论，还要写决心，还请了冯书记来校作“回队为革命种田”的报告。
为了显示大队对学校的关心，不读中学也光荣，我舅舅陈乡长和冯书记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决定把1958年这一届的左港小学毕业生送几个到武昌车辆厂去当工人。
武昌车辆厂是武汉市支援大办农业的先进单位，连续几年派文艺队来我大队演戏。
记得有一次演《断桥会》，文艺队员在我舅舅家吃饭，我跑去凑热闹，演青蛇的个女演员还问了我姓名的，武昌车辆厂还给大队里送了汽车等。
这次在我班招收去车辆厂的工人，是悄悄进行的，因为学生还没到毕业。去哪些学生，由干部决定，女生不要。名单确定好了之后，毕业考试一结束，他们就去车辆厂上班了。
徐咀塆的徐炎生、小徐塆的徐传青、小张塆的张方明、付巷子塆的付换青、付殿春，左港塆的彭显波，只有彭显波是惟一的一个中学生。
当我得知消息后，就找舅舅闹着要去，母亲也去说了几次。
舅舅的理由是我年龄不够，只有十四岁，他们都是十六七岁。再说招工工作已结束了，为一个人不好办。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去当工人的同学的父亲都是队长。
工人没当成，情绪一度低落。接着，又听说汉口的技校大量招生，小学毕业生也收，农村的也收。
几名上届毕业的、本届毕业的小学女同学决定到汉口去试一试，我也跟着去了，只有我一人是个男同学，年龄也是我最小，有彭桃先，冯银环，冯腊环等人。
到汉口去一问一找，是有不少的单位在窗口挂出了招生牌子，但要这证明、那证件的，我们都是一哄而起空手跑出来的，到处碰壁。
一直找到晚上，回家的火车也没有了，要到第二天早上才有火车。每个人带的钱都不多，除了车票钱，所剩无几。
都是在家吃早饭出门的，饿得没办法，就找到了火车站内部的一个食堂，彭桃先跟人家说了半天好话，才卖给我们一人一钵饭，没有钱买菜，一钵子白饭一下子就吃了。
饭后，人才有点精神，就在车站附近逛街看了一下夜景。这是我首次来汉口，一切都觉得很新奇。
逛累了，就在候车室里傻坐，心情又不好起来，觉得这一晚特别长。
候车室的长靠背椅上，有钉在木板子上的小人书、画报、杂志等刊物，木板上有链条固定在椅子上。
我将一本短篇小说《三姐下凡》看完了，天还没亮。
第二天上午回到家里，母亲说我脸色像害了病的，我自己倒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只是觉得两次工人没当成，怕被别人笑。
六口之家，连我是四个吃闲饭的人，母亲出工也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家中总为零用钱发愁，看到别人的孩子穿戴比我好，我除了自己感到难为情之外，从不向母亲要这要那，心里已作好了准备，中学是肯定不会考取的，即使到时候通知上有我，我也作好了找事做，不去上学的打算。
当“洋”工人没当成，我就削尖了脑壳钻“土”工人，反正家中这样穷下去不堪想象。
我就去找打铁的付师傅，我喊他伯伯，他蛮同情我，他的母亲黄大婆跟我的外婆的关系也蛮好。
找他的目的是：他的儿子车五哥在横店汽车站当站长，听说经常要人去养路。
后来付师傅回话说，那不是小孩干的活，出体力，累人，晒人，又要注意来往的车子，怕出事。
再说，大人一天做得累死，也只二块钱一天，一个小孩，一天又赚多少钱呢？人家大人愿意带小孩吗？中午还不能回家，要自己带饭，中午休息时，就吃自己带的冷饭。
我说受累不要紧，工钱不计较，至于别人愿不愿意带，就干一天试一下。
有一个老做的人，早上来将我带到彭育塆后面的公路上，班头见我还有点身高，不像太小的孩子，就同意我做一天试一下。
这个班头心道还好，也大概是看在付站长介绍来的人吧，就叫我拿大竹扫帚先把损坏的路面上的细沙石扫干净，别人挑水来了后，就叫我用瓢把水均匀地泼在扫干净了的路面，再等别人用斗车推来了黄土之后，叫我用耙子把土扒平。
我看做这几件事的是个年轻妇女，班头叫这个妇女去帮着挑水，把她做的事由我来做。我一听，就说让我去挑水，还是让她做那些事。
班头怀疑地望着我，我看得出他的意思，就笑着说，我在家已挑了几年的水了，并表示，到了下午收工时，你叫我明天来就来，不要我来就不来。
那个挑水的一个人挑，挑不赢，见又加了一个人挑，见我又是个半大孩子，就叫我莫太挑满了。
水塘离公路不远，我挑了一满担，当感觉到肩膀酸时，人已到了公路上。班头也叫我挑浅一点，不是一担二担，要耐长。
上午，我挑了半天，并不觉得怎么累，下午，挑水的路途更近了，而拖黄土的距离变远了，班头又叫我去帮忙推斗车。
上午一个人推黄土时，是推着走，下午加上我帮忙，斗车就跑起来了。
土是按工序浇湿了一段路面就倒一车土，只要保证供应就行了。班头说只要你们土供应得上，拖累了可以在起土的地方坐一会。
坐下来的时候，那个老拖土的人就抽烟，我就帮着挖土的人将土挖好，上土的人也对我蛮高兴，问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苦事，我没有做声。
还没有到收晚工的时候，班头就笑着叫我明天一定来。
第二天中午，在公路边的树荫下吃冷饭的时候，班头说，我的工钱跟妇女一样，一天一块三，问我愿不愿意干，我一口就答应愿意。
第三天，我到工地，班头和另几个人用斗车拖着工具刚到，还没有开工，当开工干了还不到一小时，又来了一个做工工人，班头就阴沉着脸对此人说，今天你回去算了，明天再来吧。
看来，还谈什么累人，什么钱少，你来晚了还不要你干。
此后，我总是去早些在公路边坐着等他们来。这样做了十天，一直由彭育塆做到弓张塆，前面的路面没有坏，班头说，明天休息，等路面需要保养时再通知你，工钱，你自己到会计室去领。
这天收晚工，我领回了13块钱，虽说不知今后还干不干得成，我已经是很满足了，母亲接过钱也很高兴。
13块钱，是我第一次领到的“工钱”，可好久，养路段没来通知我，我不安了，我不能死等，要重新找事做。
在队里出工，不行，5分的底分，那搞个鬼！妇女是7分的底分，我又不是做不过她们。好在我不出工，队里也不追究，因为这是学生的暑假。
听幺幺回家时说，在道贯泉拖黄土卖的副业队，是请的当地人上黄土，上土按车数算，一天下来要比养路还要强点、轻松一点。
我闻风而动，邀约了住在一起的姜海州和姜汉权，席子、帐子一背，两角钱一张的火车票也舍不得花，就开始步行出发。
因为即使乘火车，也只能到滠口车站下，还是要走十几里路远。
三人都是打赤脚，脚踩在沙子碎石上无所谓，这是当时农村孩子共有的真功夫，如果把布鞋穿上，几十里沙石路，恐怕鞋底不到道贯泉就会磨穿，那晚上洗脚睡觉就没得穿的。
好在有三人，谈谈说说走了半天才到。
在道贯泉做了十几天，幺幺的马车一次回家又来后，带信叫我们三人都回去，说我和汉权都考取了（海州时读五年级），叫我们回去上学。并说工钱已由大队会计算回去了，叫我回去找大队会计要。
我们回来找到主管会计付仲坤，他一笑，说有鬼的钱，并说是大队作出的决定。
原来，我们在道贯泉上土时，死了一头骡子，是怎么死的已记不清。
骡子肉就地吃了，道贯泉当地卖黄土的人也吃了的，几十人吃了几餐，赶马车的大人还喝了酒的，喝酒人都说，家中大队吃食堂，一遇开夜工就杀猪吃，这头骡子就不送回去，我们这里也有这么多人，就在这里吃了算了。
大队里知道这事后，很气愤，骡子死了不向大队报告，既不知道死因，又不送点肉回，大队想整人。
好在这是大人们的事，我幺幺也没给这事出馊主意，他又不沾酒。要是他主谋了这事，那肯定要把他从副业队开除。
可能吃骡子肉事件是公众七嘴八舌决定的，法不责众，后来也没处分谁，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可我们三个学生的工钱，大队是坚决不给，说我们不是社员；去道贯泉做工也没通过大队；说我们吃了骡子肉的……
脚板烫起了泡，上了十几天土，吃了几餐骡子肉就是我们的“工钱”。
不给工钱也没办法，跟要上中学比起来，那也算不上多大事，想不到我还考上了中学。
从此，我的小学生活就结束了。要说在小学时学了多少知识，我说不出来，要说我在读小学几年生存上的收获，就是：小学学会了大干，像大人那样干。
如果不是1958的大跃进，像我那样的成绩，肯定考不起中学，因为在我以前，一个学校只能考取几人，还要步行二十多里到县城里去读书。
大跃进了，横店人民公社一下子就办起了黄陂十一中和二十一中（重一中学）两所中学，总不能让教室里空空荡荡吧，我就沾光被录取了。
1958年，新春大队的猪肉，社员们在食堂可能吃了一万斤，但亩产粮食硬是产不了万斤。
粮食赛不过孝感，棉花赶不上麻城。于是，由那时起，在新春的大人小孩中，造出了一个口语，把“去麻城”比作睡觉做梦。
粮棉高产、双千斤、上万斤那就叫放卫星，新春的冯书记，是多次见到毛主席的劳动模范，生产上放不了卫星，就在生活上放卫星，说是要带头实现共产主义。
说干就干，大跃进嘛，于是就开始建设新春大队的共产主义新农村（简称新村），要建“新村”，就必须先拆“旧村”。
“旧村”是拆了几个，可新村只建成了一个。住宽屋的户变成了住窄屋，离田地很近的村变成了很远的村。
我家也住进了“新村”，一家六口人，两小间窄屋，堂屋和灶屋占了一间，再一间，六口人摆四张床摆不下去，我就只好到学校去住读，算还好，学校不但不拒绝，而且强制学生住读。
农村军事化，社员穿黄衣服，早上要练“兵”；学校更是军事化，连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强制住校。
横店公社也用大跃进的精神办起了中学，又是招收首届四个班的学生，开学典礼自然是很隆重的。
但开学典礼上，江光永校长大讲特讲的不是学习，而是如何放卫星；谈农民现在大办钢铁放卫星，学生更应大办钢铁放卫星。
于是四个班的两百余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先开始学习如何打背包：被子、鞋子、毛巾、脸盆，要捆扎得像军人捆的一样；打扎的背包一律要花背面朝外，一双布鞋打在背包外面，鞋底朝外，毛巾扎在背包的左边，书包在右边，背包正上方再反扣一个脸盆。
背包打好了，这一批进校门刚几天的中学生就步行出发，目标是20余里外的滠口，任务就是挖铁矿石。只有先开采出铁矿石，才能放大办钢铁的卫星。
200余名师生在滠口折腾了几天，有的老师说这种矿石的含铁量不够，有的老师说这不是铁矿石，还有老师说这根本就是个石头，于是打道回府。
路上照样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走着整齐的队伍，口中照样高唱着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回校刚开始上了几天的课，在外侦察哪里有卫星的老师带回了好消息：黄陂县城关镇旁的滠水河中有铁沙！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那里淘铁沙，铁沙中就有铁。
于是，学校就连夜开师生宣誓大会，要求每人都要带个脸盆，用脸盆将河边的沙像淘米一样，淘到脸盆底下只剩下那么一点点黑沙就是含有铁的铁沙。
这次行动兵分两路，一路去黄陂淘沙，一路留在校内做钢锅。我留校做钢锅，其实就是做黄泥巴罐子。
首先，在校外的一座小山坡下弄回观音土，将这种泥土兑上适当的水，像和麺一样和熟，接着将这些又经捶打得像糍粑一样的黄泥巴做成钢锅，其做法跟做棉花营养缽差不多，不过钢锅要比营养缽大得多，一只可装上十斤水。
然后，将做成功的钢锅，一排排整齐地放在教室内地面凉，稍微凉干后，再搬到操场上去晒。搬这玩意一人一次只能拿一个，双手轻巧地捧好，像侍候出土的文物。
钢锅在日晒过程中，有的会发裂，裂了就成废品，遇上天气不好，即使没下雨，要抢搬进教室，此时教室内外就乱作一团糟。无论天气多好，也是不敢将钢锅放在操场上过夜的。
开始捶泥巴那几天，真是累得人够呛，晚上还要开夜功。学校里的大喇叭总在叫：哪个班做的钢锅数量最多，哪个班又放了一颗卫星……
学校的宣传栏上，第一名画个卫星，第二名画一辆汽车，第三名画匹马，第四名画只乌龟，然后按各班每周生产的数字，将班级对号入座，学生们为你追我赶，还常有嘲笑、起哄、对骂的行为。
钢锅做到一定数量就不能再做了，做多了就没地方存放。
于是兵分三路，女同学就洗捶过泥巴的桌凳，一部分男同学建土高炉准备炼铁，一部分男同学去黄陂拖铁沙回。
我被调到拖沙，学校在搬运站借了一批板车，三个同学拉一乘板车；我14岁还算是年龄大的，自然是我扛着板车，另两人在左右各拉根绳子。
回校途中，人又饥又渴，腿也发软，这时，从我们身后赶上来了两辆骡马车，我一看，是我们新春大队的，我幺幺也在驾车。
原来他们是驾着空车去县城钉了马掌的，每辆车前都是三匹马。我连忙喊幺幺停下，我说我们拉不动了，请他们帮忙带一脚。
当我们连车带沙带人一起上了马车，正准备走的时候，在马车前迎面停下了一辆旧吉普车，车上下来的人自称是黄陂县政府的，拿着照相机，问清了我们的情况后，要给我们拍照。
我急着说：不是我们偷懒，我们的肚子都饿了，板车下午还要还给搬运站，我们怕不能按时还人家的车……
拍照的人微笑着说，莫怕，我拍下去是为了表扬你们，你们这么小也投入大办钢铁，不但苦干，还会巧干，正好碰上你们的这种大跃进的冲天干劲……
马车跑起来了，我们在马车上向县政府的人挥手时，他又朝我们拍了照。
铁沙拖回来之后，就小心地装在钢锅里，一层层的码在高炉内，下面用劈柴每天24小时不停地烧；这时，校长就布置各班同学写庆祝诗。
谁知烧了几天几夜，轰的一声高炉垮了，待到火熄、降温后，扒出来的都是烧成了一个个像红砖一样的块块。
第一炉就彻底失败了，于是学校又连夜开动员会，失败了再来。
当学校领导正准备重整旗鼓，再大干的时候，新的任务又下达到学校里来了。
那天晚上，是公社党委书记张怡余给全校师生作报告。张书记一开口，我们都感到很奇怪。
他说大办钢铁暂时结束了，现在要完成的是修复线，修复线就是将北京至广州铁路线由单行线扩为双行线，张书记还讲了修复线的意义，最后交代了任务，要求我们十一中的全体师生第二天就出发。
复线工地就在张棉塆后的铁路旁，我们的任务就是挖铁路旁的高处填低处。
可是为了放卫星，挖土的学生就不是一层层的往下挖，觉得那样挖得少，速度慢，于是就陡起来挖，将山坡挖得像墙壁一样，有一人多高，再把“墙壁”的下面挖空，就像粘贴在墙壁上的大馒头。
最后，在“馒头”上面开一条深缝，很多同学就把锄头把、铁锹、撬杆插进缝中，喊一二三使劲往外一撬，一块几百斤、上千斤的土块就垮下来了。
每到此时，挖土组的学生就齐呼，“放了卫星，我们组放了个大卫星！”，这时，专门搞宣传鼓励的老师就跑过来，发一面红纸做的小红旗，一面红旗就表示放了一颗卫星。
挑土组的同学，看谁的土筐装得最满，最满的还不算，还要在上面再加一大块土，就像一碗饭本来就盛满了，还要在饭上面再加个大馒头。
当挑土的同学脸涨红了，脚摇晃着几乎迈不开步子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就高喊：我们组放了卫星，放了一颗大卫星。
而挑头的同学用尽吃奶的劲，也会不负众望把土坚持挑到目的地的，在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包括老师，没有谁说一句挑不动就别挑、小心压了腰的关照话。
卫星看起来是不断地在放，可进度并不是像卫星那么快。
一块上千斤的土块挖下来，得花半天时间，又再重新挖成细土往担子里装，反而还窝了工，挑大担土的同学压得一步一摇，一稳一立，别人挑了两担，他一担还没送到，再加一旁站着高喊、助威的人，更是窝了工。
只是有一个好处：喊声、叫声、笑声，闹得一汤子糊，显示了大跃进年代，干劲冲天的氛围。
就这样，1958的下半年，我们搞了个把月的大办钢铁，近两个月的修复线。一学期的中学放卫星，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过去了。
那段时间，很多同学在议论泥河水库工地的事，说是上泥河水库修水利的社员饿死了人。老师们也在谈论这件事，大家都在关注，其实是暗含着担心，就是怕把我们师生又调往泥河工地去。
在学校里面谈吃的，并不自由。如果被有的老师特别是校领导碰见了，他们会一帽子盖过来，说你对粮食问题不满，对制度不满。
所以大家就悄悄地谈，也有老师、领导悄悄地谈。谈从前的吃，现在如何争取吃，将来能不能吃上饱饭等等。
大办钢铁时，学校的饭是吃三餐，虽然也是一人一缽，但有同学吃不完，饭量大的同学还可以去拿一缽，几人分着吃。在复线工地上，是用大锅煮的饭，敞开肚皮吃，每隔几天，还要搞点肉加个餐。
而如果让我们上泥河水库，还是一个学生一天几两米，这就不比读书了，这是强体力劳动，师生们纷纷为自己的命运而担忧了。
学校领导好像也察觉到了校园沉闷的气氛，此时江光永校长已升级调到县里去了，教导主任闵克华接任校长，他也是我们横店人。
于是，他就去公社找张怡余书记求情，使全校师生免了一场上泥河工地之险。但对泥河工地社员的精神鼓励不能免，于是学校号召每个同学向泥河社员写封信，将这封信在班上读一次之后，再交给学校，由公社领导送往工地。
当我在班上读到：听说你们这些伯伯叔叔们把抽一支“经济”牌的香烟当成汽水、包子，那就一天多抽几根吧，反正一盒香烟也只九分钱，就发挥它的“包子”功能；
听说你们在工地天天晚上有电影看，电影中放的全都是人们在工地上用大箩筐装着的大白米饭、大腰子馍是敞开肚皮吃的，那你们累得再狠，也还是应该去看电影，看影充饥，也比睡在工棚中强，不去看电影，躺着就会想家，想又有什么用呢？
你们既不能省一点米寄回家，亲人也不能送一点吃的给你们……
读完信后，同学们都说我这封信有血有肉，说的是真话，能感动人，尤其是敢在班上公开地讲粮食问题，不怕犯粮食错误。班主任胡老师也用微笑表示了对我的读信支持，看来，对粮食问题的关注，已经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
开罢读信班会，吃了下午饭，休息了一会，天还未暗，福哥找到我的学校来了。
我见面一喜，忙问，你怎么来的？婆婆死了。我一听，顿时无语，立即跟班长讲了一下，来不及去找班主任请假，就和福哥回到了我家中。
到家时，天已全黑了。母亲感到很为难，家中确实一无所有，更别谈钱，怎么办呢？
祖母去世，伯父伯母来给这一房的孙子报信，这是骨肉亲情不可免啊！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母亲实在是没办法，就想起了我和清浩抢的包菜叶子。母亲就用麻袋装了半袋子，兄弟二人就出门上路了。
福哥赶到学校时，水没喝一口，又赶到我家，饭没吃一口，我也怕问母亲能不能给福哥弄点吃的，因为这一问明显是出难题。
在摸黑走夜路回连岗老家的路上，虽然两人肚子都很饿，但谁也不提起，也极少谈家常，心里都感到莫名的悲哀。
老人去世了，像这样粮食奇缺的日子，我们又还能活多久呢？
回到连岗家中，堂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柴油灯，没见一人，只有祖母静静地瞑卧在堂屋的东边，西边是一副搁在板凳上的黑棺材，是伯父自己用门板做的。
伯母见我回来了，流下了眼泪，说祖母临落气前想见我一眼，没有如愿。当时的冷清和凄凉，与现在的老人去世简直无法相比。
我记得就是小东狗叔惟一的一个人来了一下，跟伯父说了几句明天抬重的事就走了。
伯母一边哭着，一边给祖母抹的澡，“我的老娘呀！身上一点肉都没有，光是骨头！”伯母的哭诉，声音虽不大，却撕心裂肺；祖母的遗容，惨不忍睹。
伯母颤抖着双手给祖母穿袜子时哭道“一双洋线袜子你老总舍不得穿，这回我一定要给你老穿去”。我站在旁边听到这句，始终强忍着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听伯母说，祖母很小的时候就来连家当童养媳。连家人多，贫穷，长年总是饭里掺瓜菜吃。有一天，无瓜菜，祖母就将干红薯叶子煮在饭面上，等一家人都盛了一碗，再轮到祖母盛时，就全是红薯叶子了。
祖母生前，对我那么好，可我至今都不知祖母姓什么，更不知祖母的娘家在哪里。
祖母对我是一片真心，可我不说为老人生前尽一分钱的孝，死后连祭祀仪式都没举行过一次。想来唏嘘不已。
回家务农
1961年7月份，在学校内进行完毕业考试，发毕业证时，学校领导叫我们回家去自己复习，待暑假结束之前，再听通知时间，统一到县城里去参加升学考试。
即使是毕业考试后，立即接着升学考试，我也不会参加了。这次毕业考试，是校内自己出的考题，即使是门门不及格的学生，也发了毕业证。
这样的成绩，再去参加升学考试，未免太不自量了；即使我的成绩好，也不会去参加升学考试了，家庭环境只允许我回家务农去。
1961年的下半年，饿饭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回家后，就投入到左港生产队紧张的“双抢”（抢收抢种）季节劳动中。
我每天的出工活路很单一，不是扁担就是冲担。虽说只17岁，但干起活来觉得还挑得动：挑粪、挑秧、挑草头。
干了一个月之后，队长和社员都觉得我比妇女强，就给了我8分的底分。白天干了，晚上如果有照夜，我也是抢着去，一晚上可赚2分。
到了队里放工回家，我就一头钻进菜园里种菜。
回家的这半年，出工，在队里做；回家，在菜园里做。
到了年终决算社员全年的工分，队委会的人又将我的8分底分加为9分；在家中，我的底分比幺幺还高，在队里，我只是农活还陌生，不够最高级别10分的底分，但已算得上一个正劳动力了。
回家务农，多赚工分，让家中能多分点粮食，这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1962年，饿饭情况就好多了，除青黄不接的季节之外，基本上一日三餐能吃饱了。
这年的春节过后，队里又要完成黄龙教分配下来的土方任务，男劳力全部要上水利。
即使离家这么近，也不准早去晚归，要全部吃睡都在水利工地，于是，我和幺幺同时上了水利工地。
活只说是紧张，但没有我读书时做黄龙教那么累，因为坡度不高，也没有大干部督阵，只是小队的干部自己管自己。
生活也还可以，干几天还可以加一次餐。
晚上没事，我就去逛书店。那天晚上，我看中了一本《红岩》，每晚跑去看书怕人家讨厌，我就向队里第一次开口借钱，把这本书买下了。
此后的晚上，我就看《红岩》。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生平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小说书。
看过书再白天挑土的时候，人也精神了许多。每天都有个看书的希望，生活也觉得充实。
有天下午，正是工地休息时间，大家坐在工地的土塘子里要我讲《红岩》中的故事。
突然，我们住的地方起火了，于是，大家都奋不顾身，赶到联社楼前准备往上冲，但有人阻拦我们不让上楼。
楼上的窗户外，烈火伴随浓烟向上猛窜，楼梯口也被火封死了，楼板烧断的时候，火砣子直往下掉，墙柱处发出啪啪响的炸裂声，我们只能站在街对面的文具店门口干着急。
楼塌下来之后，在地面燃烧，这时，救火的人才真的发挥了作用：泼水，扑打。
火很快被众人熄灭了，但我们在楼上的被子等物，已被烧得一干二净。起火的原因，是隔壁的一家弹棉花作坊的电线走火，烧着了弹好的净花，火苗从上面窜到了手工业联社的楼上。
这一烧，我们整个左港队的社员都犯愁了，就去找大队求助。冯书记就带着村干部去找公社。吵闹了三天，公社才按损失发给大家布票和钱，让各人自己去买被子床垫等。
发生火灾后，我们再只能早去晚归地做黄龙教了。失火的第二天清早，我就跑到手工业联社火烧现场的废墟，用铁锹去挖，去翻，去找。
有的人说，你的被子即使没烧光，再找出来也只能当破布渣子了。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在找书。
书终于被我花了半天力气找出来了，大字不识的幺幺埋怨我不去关心向上面要救济被子的事，说我把个书看得像命一样，工也不出。
自看《红岩》之后，我对中国战争年代的长篇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我又买了《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平原枪声》《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书，这些随心所欲自我沉迷的爱好，竟起到了成就我后来的事业。
我开始慢慢觉得，一个人总是围绕着家庭圈子转，永远总有操不完的心。即使幺幺的成份不好，我也应大胆地走入社会。
本着这种最朴素的求上进思想，我决定不再封闭自己。
由于我在队里爱看书已出了名，就有人说，看那些书有么用呢？还有的人说，把书都看在肚子里烂糟蹋了，生怕讲给人家听一下。
这话，我认为有道理，就尝试起来了：在夏夜乘凉的时候，在烈日下除秧棵草的时候，在雨天打要子（捆稻谷的草绳）的时候，尤其是在只有两个人照夜（稻场照看未归仓的谷物等）的时候，我就有求必应讲故事。
每当讲到队里快收工时，我就编一个扣人心弦的情节，卖个关子，来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有时，特别是雨天打要子或锤饼，连队长都坐我身旁常生气地说：再莫臭夹生，要讲就讲完，么总在关键的时候停下来不讲。
有了社员们对我讲的故事感兴趣的这个条件，我开始懂得要珍惜和利用。
别以为在单调的劳动中讲故事是个很容易的事，讲得不好，队长说你影响了生产，只有故事讲得好，才可说你调动了大家做事的积极性。
但要讲好故事，我不知花了多少暗功：即使是看了多次的小说，临到第二天可能要开讲的时候，今晚就必须将其再仔细地看一次；睡在床上，还要闭上眼睛慢慢地“重播”几次，否则，睡觉就不安神。
即使讲故事是为助兴，也不能瞎讲，因为这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革命小说，其中有的还改编成电影、戏剧。瞎讲乱吹，被别人今后看到了电影或听他人讲后揭穿了，就无脸面了。
如果第二天没有机会讲故事，头天晚上的“努力”就白费了。不过白费也不是坏事，它锻炼了我的记忆力，在讲故事时，也慢慢提高了我的口语表达能力。
在劳动中讲书，为我后来的从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我又决定去当兵，就去找我舅舅，说是要去当兵，他拒不同意。我一连去了三个晚上，最后一晚，他跟我把话说死了，说我说一百遍也没用。
舅母也在旁边劝我，意思是一大家人，没有一个是在队里“压台的”，你现在刚成人，能做一点事，就想走。你走了，那全家人怎么办？
话，说死了；路，封死了。这晚上，我失眠了：怎么办？走不出去，又如何能摆脱困境。
不说在队里死做，回家死做，连家中想把个铺搁宽点的地方都没有，用一扇门搁的个窄铺，铺板下面是用砖砌的“床脚”，为了防止人睡在床上滚下来，就把铺板的外边砌高一些，人睡着了就会往里边滚。今后弟妹们都大了，这个“家”再怎么住法？
第二天吃早饭，全家人眼光都不敢面对我，好像早已知道了我要去当兵的事。我是避着家中去找舅舅的，可能是母亲早与舅舅打过招呼，叫别把我放走了。
随着天气的寒冷，下了几次雨，晚上来参加读夜校的人，越来越少。
当时的农村，即使说扫盲是政治任务也好，也是一阵风，最后一到下雪，夜校也关门了，大队也没说开春再办。
当然，小队年终决算时，我的夜校工分泡汤了。好在我并没有耽误白天出工的时间。每天劳动是吃了亏，但这种脑力劳动的“白白”付出，是不能用工分来计算回报的。
1964年，我20岁了。
当兵无望，更没做当工人的秋梦。“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惟一的出路，就是拼命的在队里出工，没有钱用就请假或偷跑到后湖去拚命的挖藕。
当个记工员，劳动是要轻松一点，每天放晚工前，可以提前一两个小时去记工。但是，很多抢大分的定额活，我却没空干，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每天多比我赚几分，心里就不舒服。
记工，几乎每天都是与人扯皮。对迟到社员的扣分，拼比说我扣多了的；说我把工分记漏了的；补上别人的工分而没补上他的；说我怕狠的；指我偏心的……如果你有哪个月的工分比别人高，就有七嘴八舌地议论你。
我想，年轻人确实不能干这个差事，本来我就是个犟得不轻易认输的人，为记工把人都得罪了怎么办呢？到了1964年新年初八出工，我就坚决不干这事了。
不当记工员了，我就可以在劳动中甩开膀子拼命地大干了。无论我一月赚多少工分，人们再不是猜疑，而是羡慕。人无病，不熬夜，不沾烟，不沾酒，真正的是“吃得、饿得、做得”。
挑草头，越远的越挑双担子。到横店送粮，用箩筐一满担可装一百三十多斤，我还嫌少了，就用麻袋装着挑。
栽秧割谷，我平时总喜欢一个人包大田干。
有个1.5亩名叫“凼坵”的田里的稻谷，全都倒伏在地，禾管浸在水里发臭，队长将工分提高了一倍，也还是没人愿意割，队长知我干活下神，也不婆婆妈妈记较些小事，就叫我把这个倒谷田包下来。
结果，吃了大亏，田里有水不说，泥巴又深。既然答应了队长，是堆狗屎也要吃掉。每天早上，到田里摸黑、摸泥巴地割了半天才天亮，中午，田畈里的人都走尽了，连牛也热得不想吃草，躺在水中，可我一人还在田里割谷。
母亲在队里扯秧，中午见我没回家吃饭，就将饭送到田边来，我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接过镰刀，下田去帮我割，晚上我收工回家的时候，家家都吃完了饭在外面乘凉。
人累得要死，还比不上人家抢到好田的人玩玩耍耍赚的工分多，有的人就笑话我，被队委会的人听见了，就对笑话我的人发脾气。无疑，这也是对我拼命又吃亏的一种肯定。
农忙一过，队里决定搞副业做砖卖，好提高一下社员们的分值。不然，一年忙到头，工分赚得多的人家只保个口粮，工分赚得少的人家，连嘴都糊不住。
做砖，那可不比在队里出工，那个场面，无论你有多大的劲儿，多大的精力，都有你使尽的地方。
砖场就在我家的侧边，我也是在队里“贪”赚工分出了名的人，可一到砖场，“贪”的人大有人在。
做400块砖定额，社员就可记10分，队里纯收入则是7元。而当时的副业一天的工资价是“刀子一响，三块零两，供吃供喝，两块五角”。
有的人由于家中来帮忙的人多，最高纪录一天可做两千块砖，也就是说一天可赚50分。
我没有人帮忙，清浩只十岁，清凤小清就不用说了，幺幺能把菜园管理一下就算是给我做砖帮忙了。
那时，清浩见母亲不让他去横店捡煤（怕出危险），星期天就去砍柴，砍的柴挑不起，就用绳子一捆一捆地往家中拖，两个妹妹放学后也是帮忙洗衣、做饭、弄猪草。
一家人忙到这个份上，我怎么能再苛求他们去帮我做砖，家庭条件各有不同，我就只好一人起早贪黑地干了。
开始几天，做砖的泥巴不是和清了就是和干了，泥巴和干了，就要很大的劲才能打进砖盒，且倒出的砖坯子常有缺角不饱满的次品。泥巴和稀了，往砖盒子里打的时候，泥巴还容易溅射到眼睛里。
和泥巴需好几道工序，当我把和泥巴的“窍门”掌握了之后，一天可以做到七八百块砖了。
做砖时先用细钢丝做的弓在泥堆上像刀切西瓜一样，切分一块泥巴，然后再用双手端起切分好的泥巴，举过头顶往砖盒子里打，打下去，砖盒的四格被泥巴填满了，再用钢丝弓在盒面上一刮，将面上多余的泥巴用手卷起来，4块砖坯子就在砖盒里成形了。
端着盒子倒砖坯子时，脚不是走，而是跑，不只是抢速度，也省力减少承重时间。砖盒翻转扑地时要快速，倒慢了，砖坯子早出砖盒后就被压变了形，砖坯就报废了。
和熟的泥巴都是当天做完，否则第二天泥巴干了就不能做了。
到了下午，再将砖场上平摊着的砖坯子，侧立起来码成二十块砖一条，只有这个捡砖码砖，妇女小孩都可帮忙做，但速度也得快，不然砖坯晒干了，倒砖坯子触地的一面常有变形，不好再用接下来的大木板子将其拍平。
砖坏子拍平拍完了，再用托板一次装10块砖，端到砖场外的地脚上码起来，一直要码一人多高。
10块湿砖坯子端起来也是跑，要手劲、腰劲、腿劲。码砖时，要一块一块的砖间留点缝隙，便入通风照太阳。要是下雨来不及盖砖，砖墙被淋倒就等于一切都是白做。
砖坯子一直要保存到队里上窑时，记下你的砖数才算完事。有的人看见做砖赚的工分多，也来做，结果还没做几天，就不好意思地回队里出工去了。
在砖场里做砖，没有家里人来帮忙的，就只有我和小炎哥等少数的几个人。我由于瞌睡多，早上总没有别人起床早，有一次睡过了头去砖场，耀其和大鱼哥每人快做了一千砖，他们都是快到40岁的人，都这么玩命的干，我感到不过意。
于是，我开起了夜工，每天和的泥巴，总是按做一千块砖以上的份量备好，不做完不罢手，砖场的人都称我为“铁人”。
可“铁人”终于有一天累垮了，那天早上起床，腰伸不直，我没在意，哈着腰来到砖场，可腰再往下弯就弯不下来，人像吃了扁担一样。我咬紧牙关，慢慢地做了一整天，才将昨天做的砖坯子上了架。
第二天，由于我没有备泥巴，想到队里去出工，可一起床，腰没法伸直，就睡了一天。第三天起床后，腰稍微痛得强一点，可一走路，脚步下重了，腰就震得痛，勉强在队里做了两天轻松一点的事，可人还是吃不消。
这时，做砖的小炎哥也累得爬下了。队里有人说，汉口前进四路有一家小门诊医院，专治跌打损伤，腰肌劳损一类的病，用的是针灸，拔火罐并配以吃中药的方法，看病医疗费也不贵，小炎哥去汉口多，他一听就熟悉这个地方。
硬撑下去是不行了，我只好邀着小炎哥一起去看病。
临去前一天，我向出纳姜海州预支了20元钱，这钱是队委会为鼓励做砖抢进度，让人吃下定心丸，之前定额做400块砖计10分的承诺不但不变，做400块砖还另加4角钱的补助。
我和小炎哥来到汉口，这虽是我生平第三次来武汉市，可在汉口来治病，还是第一次。
来到这家医院，果然墙上挂满了锦旗，我们讲了病因后，医生说不用扎灸针，但给我们拔了半天的火罐，再配上中药，叫我们回家与黄母鸡煨汤吃，汤里不能给盐。
医药费是不贵，我们每人花了还不到10元钱。可回家母亲给我煨的中药黄母鸡，却让我难以吞下了。
这苦得要命的鸡肉，又没有给盐，要嚼碎后才能往下咽。我不吃了，可母亲非要逼着我吃。又不能咽菜，因为菜里有盐，没法，只好用饭来压药。要是没有中药，给了盐，别说一只鸡，两只鸡也吃得完。
通过治疗、吃药，腰肌劳损是好多了。可从此后，常发腰痛，几乎一年要发一次。冯书记说腰痛不用治，休息几天自然就好。后来的腰痛也很少看了，这话还真有效。
在劳动中拼命，累病了，不治不看不吃药，休息两天又来拼命。这不仅仅是我一人，在生产队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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