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9-16•结婚与挣工分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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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队里又决定，还是在家做砖，将旧年的一窑砖卖了之后，就将岱山做砖的东西全部搬回队里了。
回队做砖的主要原因是劳力扯不过来，有的社员由于去年分了些钱，想自己做砖做房子。
当时，附近的大队、村庄改建私房的很多；左港队住新村的人，房子窄，种田又不方便，都想重新做屋，搬回到1958年之前住的老屋地基去，出工时，离田地也近多了，这，已成了全队住新村人的迫切愿望。
人口多的，没成亲的困难家庭，就开始自己做砖烧砖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既无本钱，又无人手。做砖烧砖的苦活，也不容易请人帮忙。
不说做大事，单说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这个“新上门的女婿”，在用钱上，就搞得七像八不像的。
正月初二早晨，我提着包去姚塆“上门”。从新村刚走到左港小学旁，遇着一位牵牛出来喝水的老人，他很严肃地指点我，叫我赶快回家换鞋，新女婿上门，怎么能穿一双白鞋去呢？这太讲不过了。
当时，我听后是有点犯难，但马上又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不要紧，这还是一双新鞋哩。就快步地离开了好心的老人，向姚塆走去。
叫我回去换鞋，说得容易！回去用什么换？鞋是不少，但没有一双布鞋是新的，两双黄胶鞋，都是我自己用锥子补的，补得难看死了。
要说这双白鞋，还是我去年在岱山做砖时买的，一次也没穿过。岱山附近有一个建筑工程学校，我见那些男学生的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们就是穿的这种鞋，在农村人眼中，这种鞋是城里人的款式，是比较“玩味”的。
我几次在岱山商店门口犹豫，一问价钱，更是舍不得买，但今年过年我要去上门，穿布鞋去怎么像样呢？
最后砖做完了要回家时，叶师傅等人劝我买一双，说是他“吃”烟不知“吃”掉了多少双鞋，我才在几个人的催促下，花三块钱买了这双浅口的白运动鞋，那种五块钱一双的深口白运动鞋，不论大家怎么劝，我还是舍不得买。
这次去上门，母亲除了给我买的拜年的京果包外，没给我一分钱，自己也没好开口向母亲要。
其实，我在岱山做砖时，就考虑过一些细节。拜年时，总不能整天呆在家中吧，打牌我是不会，姑婆也不会逼我打牌，万一到张店或祁家湾看戏看电影什么的，总不能说不看或让春环买票吧。
于是，在岱山做砖，我将赚的补助钱打了不到十块钱的夹帐，心里还不安。连花5分钱买的一顶柳条安全帽，8角钱买的一根电工皮带，都向母亲报了帐。
柳条帽戴在头上，既很轻，又冬暖夏凉，我一直戴了三年；一次我去医院看病也戴上它，医生还以为我是头受了伤；队里出工休息，我就它当凳子坐，别看它很轻，帽子上面还能站一个人；在后湖去挖藕，我用它车水、装小鱼虾。
开始，队里人都笑我：把个柳条帽子当个宝；戴着丑死人的。后来，人们看习惯了，也不再评头论足了。那根电工皮带，纯正的牛皮，系裤子不用说，出体力时更可以护腰，这根皮带，用了十年之后，是做新屋时，弄丢了。
我今天去姚塆上门，由于“夹帐钱”太少了，又有些担心会不会出什么洋相。在姚塆玩了一天，姑婆说我们平时在队里出工又忙，只有过年才有点空，应该去东西湖春环的母亲那里拜个年。
我想，这话也在理，第二天就和春环一起去祁家湾乘火车。
好在祁家湾火车站是个死气沉沉的僻街，没什么东西卖，在车站候车室等得不耐烦，又到站台上来等车，外面天阴风大，感觉很有点冷，两人像这样干站又没多的话说，我觉得很别扭。
我进火车站看了一下墙上的大钟，见时间还早，就跟春环打了声招呼，说是上街去一下。我不敢叫她去，就是怕花了钱。
到了街上，我给她买了一双红线手套。这一双手套，就是订婚三年来，用我自己的钱，亲自买的送给她的惟一的礼物了。
到东西湖养殖场去的路上，春环说她的继父又抽烟，又喝酒，又是外地口音，他是部队转业到地方来的。春环跟那个叔叔搞不好，闹矛盾，才离开东西湖回姚塆老家，婆孙三人相依为命。
她说，要是自己脾气好一点，不回去，现在照样是养殖场的职工。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毕竟这里是岳父岳母家，这里才是“新女婿上门”，买点拜年的礼物是天经地义的。
可我来时的不到10元钱，买了一双手套，买了火车票后，就差不多用了一半。剩余几块钱还能买什么东西？再说一用空了，回去的车票呢？让春环买，假如她没钱呢？那不出洋相！
因此，我只得硬着头皮进了门。见了平子、六、双喜三个弟弟，我也不好意思拿出那几个钱来打发他们。
我俩一起回到姚塆后，我邀春环一起到左港我家来玩，她不来，我就准备要回家。临走前，姑婆说按老习惯，要我带一个京果包转来。
我回到家中，母亲打开京果包一看，是一双姑婆小脚穿的臭鞋，母亲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很难看的；我只觉得姑婆的老封建多，老习惯多，待人也一直很客气的，但不知带这臭鞋转来是什么意思。
母亲说，这是姑婆在骂我们……母亲又问了我去姚塆的情况和姑婆向我说了什么。
我就说，是三叔引着我去几家拜的年，有两家是你没有计划在内的，三叔也引着我去拜了年的。姑婆对我说，京果包不够，她老人家自己和三叔都没有吃到一个包！
看来，三叔的想法是，把拜年的房份扩大点，面子上好看点，自己人吃不吃京果包不要紧。可这一来，姑婆当然不会怪我，就用送臭鞋的哑迷来责怪我母亲了。
除了母亲因为这是家里太穷，搞得几十年待我母亲那么好的姑婆有意见之外，我的思想上也受了刺激，预感到这门亲事的希望不大。
过正月十五之前的一天，舅母晚上来我家，对母亲说，姚塆的三舅爹往桥咀去，路过她家，在她家吃的中饭。
姚塆的姑婆托三舅爹带口信过来说，叫我母亲别太节约，莫把婚事搞赊了。五月节气再去时，要给春环买件织毛衣的绒线，让她自己织。
一件毛衣的绒线，是不贵，可横店没有卖的，就是去汉口，没有关系也不好买。一说要给春环买绒线，母亲就为难了。
这时，听队里人讲，徐传道在外面可以买。传道是铁路上的人事科干部，曾给塆里的人买过一些紧俏的小商品。母亲见他在家中，就提了8个鸡蛋去求人家。
算还好，传道答应了，也不接母亲的钱，说是买回来再给钱。他申明，这次出去上班，由于是在郑州，少说再得几个月才能回家探亲，叫我们不能性急。
我怕万一到了端午节传道不能回，那不误事了吗？于是，我就给春环去了一封信，谈到了这一情况，并反复叫她作好万一端午节传道不回家的思想准备。
那时，左港小学的年轻教师多，他们订了一份《青年修养通讯》的杂志，我常借来看。看见了好的语言和警句，就爱用笔记下来。
于是，我就借这些杂志上的话，再结合我个人和家庭，谈我的想法，谈一个农村青年应怎么学习，怎么上进，怎么生活；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还勉励她要善于看到一个地方的发展变化，意思是我们新春大队，特别是左港队的社员都不甘贫穷，这两三年的变化，就比1959年强百倍，今后的日子不会老是这么艰难的，眼前形势天天好转，而我家实在是我母手长袖短扯不过来。
姑婆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你和我的命运相似，只要今年一关我们共同节约点，到了下半年，该买的我们一定要买的。叫你祖母再不要带信来说要买这买那了，要是买不到买不起，结果大家都难为情。
这封信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共省一厘钱。此信寄出后，我心里一直不安。
她只是刚刚认识，连熟人也算不上，凭什么为你节约钱？她也好，姑婆也好，提的要求也不是过分（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又把解放初期的一套兴起来了，接媳妇已经由1963年的用小轿抬，变成用8人抬的大花轿了），只怪自己家太穷。
这封信寄去之后，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据她后来说，当时她还将这封信给塆里相好的女伴都看了的。
传道这人不说假话，他果然替我家买好了毛线，由他妻子夏汉云去郑州玩时带回的，只花了20元钱，但质量比汉口的还好。
精神的安慰和鼓励，是能产生金钱也代替不了的共鸣。后来几次我俩去东西湖时，总是为节约几角钱多走几十里路。
本来，从祁家湾到车站路火车票6角，从车站路走到球场街乘公汽到新华路5分，从新华路到东西湖姑嫂树1角2分，但我们常在谌家矶就下了车，再由岱家山走到姑嫂树，这一段路，20多里，两人节省的车费还不到一块钱。
订婚两三年来，由于常去信和春环谈人生、谈理想、谈前途，谈我有的是力气、文化也不比别的年轻人差，谈我有战胜艰难的勇气和信心，谈不要在婚事上的攀比。
这些我自己不花钱买，别人花钱买不到的“话”，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起，最后，通过我坚持不懈的劝慰，春环同意将新村的住房扩修一下，起码总得有一个小房间吧。
要说将房子扩修，在房子后面接一点出来吧，后面本来就不高，再一接，人在屋内就头碰屋顶，接出来的房子还抵到后面一排人家的大门口了。
若在房子侧边搭间偏屋，侧面又是天河至横店的大汽车路，要是有两车让道，车还撞到墙上去了。
唯有前面没有房子，空地也很宽。如果在前面接长一点房子，房子整体显矮了，像个猪圈。如何把房子“变”宽点，实在是不好着手。
就是堂屋干墙，也是我订婚以来，自己劳神费力很长时才弄成现这个样子。
那段时间，我每天放工后，就拿着铁锹去窑基扒砖（每个窑基都被窑灰埋得很深，埋在下面是做火巷的砖，烧得很“嫩”，砖容易破，一般人是不愿花力气扒这些乱砖的），然后将砖挑在家门口堆起来。
砖备足了后，又去挑泥土在门口和泥巴。
每天吃了晚饭，如果队里不开会，就在家中砌墙，我是第一次干这泥工活，晚上砌了几层，白天看不顺眼，就拆掉，第二天晚上再来砌，断断续续花了个把月的晚上，才砌一堵墙起来。
塆里人进屋看后，就笑着说，一看就知道是外行做的。没办法，再拆再做也是那个“手艺”，于是就在墙上糊泥巴来弥补那些墙壁的凹陷。
快过年时，我就买了几张与众不同的年画，贴在堂屋中。再来我家玩的人，就只顾欣赏画了。终于，我用极少的钱，弥补了陋室中的不足。
堂屋通过自己瞎搞，弄得“好看”了一点，但没有个新房，总不能将人像画纸一样贴在墙上吧。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大门口两间屋的走廊拆掉。这样外墙可前移一米，齐着屋檐。
母亲就去把瑞忠叔请来了。瑞忠叔大我上十岁，正是做泥工手艺的黄金年龄，本来他的手艺就好，再又沾亲带故，只一天，墙就砌成功了。
第三天，又忙到天黑，用石灰和沙拌成灰浆粉，把外面粉刷了一遍，将新房弄得驴子屙屎外面光，好看多了。否则，说不定会引来以后的婚变。
姑婆和我母亲将我们的婚期定在1966年的元旦。
队里的冬播已完毕，那几天，我晚上一有空，就往学校跑，无外乎就是弄报纸，弄回来之后，就往墙上糊，糊成功后一看，是比光泥巴墙要受看多了。
墙上虽有个大窗子但没有窗户门，为了做窗户门，买玻璃、杉料、请师傅，少说也得上十元钱。
于是，我就把个老式立柜拆了，借来工具，用立柜的板子自己钉。钉成功后安在窗户上，它不能两边对开，而只能用一根棍子支撑起来。虽然很简陋，但毕竟可以遮风避雨了。
婚期一天天逼近。我心里有数，想要买一房新家具，那是不可能的。不说几十上百的向人借钱，就是向人家借10元以上的钱，也是难上加难。
钱是欲借无门。家中有时一连好几天一分钱都没有的家庭，那是正常现象。
惟一的一个舅舅，由于家中自己有四五个孩子，又有收养的两个老人，再加一个姨妹，上十人过日子，他已是全队最困难的一家了。
现在，他被处分下台了，还要在经济上退赔。不说是向他求助，他如果看见自己的外甥要结婚用钱，再不来我家找麻烦，就是对我结婚最大的支持了。
买不买家具，这仍是一个仅次于房子的重大问题。为了不至于造成突发性的难堪，我又去信和春环做工作，谈实际困难，谈旧家具的质量是如何好，谈翻身果实的纪念意义。
一直到连续去信将她的思想工作做通，才着手油漆旧家具。有天收工早，我去横店问了一下木器社的王师傅，他说，在家中油漆还贵些，你不如送社里来做油漆。
我说，就只一个老式床，一张抽屉桌，一口箱子，一个五屉柜。王师傅说：你送来，我就说是我的亲戚（王师傅的大媳妇是我舅母的堂妹），你叔叔（王师傅的大儿子）又是木器社管这一方面的，怎么会要你的高价呢？
我一听，满心欢喜，每天中午收工，就一个人往横店送一躺家具。家具油成功后，果然不贵，只花了14元钱。
怕时间过快了，就真的是光阴似箭。姑婆那么大的年纪，一双小脚，从姚塆走来，和我母亲商量具体事，其中有关到女方去抬嫁妆的事。
姑婆向我们说好了，我和母亲也当面答应了的，就是最少要去6个人抬嫁妆：两抬得4人，一人背帐子，一人挑瓷器等东西。
可到了去抬嫁妆的前两天，我自作主张变卦了。
其实，我也想到，不说是姑婆极爱面子，就是我们自己多去几个人，也热闹一点，轻松一点，可哪来的人呢？清浩只十二岁，家中有些事还要他跑路，舅舅家胜灾只十一岁，再没有人了。
1959年前，可在队里选人抬嫁妆，自饿饭后，为了节约，很多人不请外人，都是用的自己人，我也不好打破这个规矩，我打消了请外人这个念头。
我想，两人抬嫁妆完全是为了好看，就将4人抬，改为两人挑，我于是回连岗叫福哥，并带上传文弟，赶回我家。
姑婆见我们只去了三个人，事已至此，也不好说什么。大家就很仔细地将两抬改为两担，传文弟背着帐子，就这么将嫁妆挑回了。
当大家来看热闹的时候，世珍等人还很羡慕。因为，世珍的大哥1964年结婚的时候，女方的嫁妆是我一个人送了18斤肉的水礼去后，我从道店女方家挑回左港的。
今天，春环的嫁妆是两担，而且每一担比望荣嫂家的重多了，难怪世珍妹羡慕的。是呀！这世上，你说你穷，人家比你还穷；你说你节约，人家比你还节约。
大家一边看嫁妆，一边议论，都说一个老婆婆，带着两个孙子过日子，办的嫁妆到了这个程度，确实不易。
而议论最多的是嫁妆中的一对罩子灯，大家都说春环的婆婆心细、心软、心好，一般的人还不一定想得到，连停电之后的日子怎么过也想到了。
没有结婚典礼，拜堂那一套也没搞，立华哥为了显得热闹一点，将他的一台大木盒子收音机抱来了，唱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即1966年元旦，我家在堂屋中摆了三桌酒，在新房中摆了一桌十全的酒。
第三天，女方家送梳头油的客摆了一桌酒，一共过了五桌客之后，我的这件人生大事就算圆满结束了。
送梳头油的客人一走，我也上了黄孝大堤水利工程。当时，黄孝堤催人催得紧，队里10分的男劳力都去了。
四清运动
1966年元旦我结婚后，到二三月份，全国性的农村四清运动开始了。
上级派来的四清工作队，进驻了新春大队，我们左港小队，也住了三个工作队员。
大队里又叫我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员。我怕经济上犯错误，将出纳员的差事甩脱了之后，小队里又把保管这一差事摊到我的头上了。
年轻人，虽有大小队这么多微不足道的“头衔”，心里也很单纯，不是认为这是跑堂听教的事，而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对家庭反而比结婚前顾及少了。
此时的春环，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队里还有一个与我同一天结婚的新娘，她家由于出工的人多，她就说，按老习惯等满月回娘家后再出工。
可春环却不同，我上了水利工地后，她也出工了，每天忙着在队里打草绳子。
别看这打绳子，还是蛮累人的。两个脚要死劲地换着踩踏板，双手麻利地添草，手脚不停。
两个人一乘打草绳的机子，就像车水一样，你如果不使劲，另一人则有意见，打草绳是论斤做定额的。
队里派打绳的都是十八九岁的女青年，打绳子比车水还要累些，有的人打累了，还要休息一天；初来的春环，一直坚持着打，一个月下来，她的工分最多。
队里的个扬谷、扬米的大风斗，虽只百把斤重，但体积大，搬动时，历来是两个人抬。可有一次，春环也要用风斗，却又没有人抬的时候，她一人竞将风斗背走了。
后来，只有有力的男将，才能学着春环背风斗的方法背在背上，再没有第二个妇女能背着走。
在结婚前，春环来我家玩，和我一起在门口用连枷打小麦，她比我打得还好些，队里的老人见了，都说这个女伢是个做事的样子。
她的做事能力和个性，大家都看在眼里，春节一过，队里就一致同意让春环当妇女队长。
正月间，是农闲季节，可生产队里是没有空闲的，就组织全队男女社员挑塘泥，由于塘泥就送到塘边的田里，很近，不好计担数，就按记时工算分。
很多女人总想着偷点懒，春环与她们不是很熟，也不便说谁的不是，她自己就一天到晚担子不离肩。
紧接着，又要做西湖堤，队里又将春环和七八个女青年与男劳力一起，调往水利工地了。
在工地做了二个多月回来后，队里的农忙开始了。这年的农忙，我没好好的睡个一天安稳觉，几乎每晚都要开会，不是大队的会，就是小队的会。
起初，四清工作队一进村时，大队里派我去横店公社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集训班。一个大队一至二人，我们新春大队去的是我和付要武。
在各大队去的人员中，不是党员，就是团员，有团支书、妇联主任、民兵连长，还有的是大队副书记，男女青年居多。
唯有我自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已婚青年，跟这些人一比，我一惊，怎么二十二岁就落伍了呢？在家里和小队人一比，觉得自己还可以，能“文”能武，能上能下的。
现在反观那些来集训的言来语往，都是谈的大队里这方面那方面的工作，我感觉自己与他们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除了跟付要武开些玩笑外，他再跟其他人谈话，我就插不上嘴了。
这次半个月的集训，头一天和最后一天，是四清工作队和公社的领导讲话，其余十三天，全都是由部队派来的军官和模范战士给我们上课。
每天要起早练操，每晚要讨论交流，学习、生活、娱乐都军事化。
光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就花了6天的时间，再还学习了《反对自由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毛主席著作。
集训期间，看着军人挥毫泼墨写的大标语，听着军人生动活泼的讲解，深感同为年轻人，自己落后太远了。触景生情，我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
集训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忆苦饭。
庄严肃穆的会场，十几把二胡合奏着“想起往日苦”的曲子，主席台上，忆苦老人声泪俱下的诉说，场地上学员默默地吃着连盐也没给的糠菜丸子。
不少的女同志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着眼泪，特别是拉二胡的战士们，眼泪一直流到下巴也没擦一下的悲壮形象，感染了在场的每个学员。
吃了忆苦饭后，领导要求每组办一个歌颂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的专刊。可我除了积极投稿外，完全帮不上用毛笔写字的忙。
在回家的路上，付要武要我回大队后，按集训会上领导的要求回去实施。我虽然劲头十足，心里仍不免紧张，就托词说，我听你的，你是大队干部，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付要武说，那完了，那完了，要谈抓民兵工作，抓大、小队的生产，我可比你要内行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小学就被公认是读书不中的，只好去车辆厂里当了三年工人，你连传浩不管怎么说，还读了个中学。
回去后，我俩先到大队里向冯书记汇报，再请示如何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
冯书记就带我俩去找驻大队工作组的涂局长商量此事（涂局长是孝感县公安局的局长，抽调出来搞运动的）。在他们的布置下，第二天，我和付要武就分头开始了工作。
按在集训班的要求，首先是宣传，要在墙上写大标语。左港队都在大路两边的新村，又是红砖墙，比土砖墙好写。
付要武叫我发动能动笔的青年都帮忙，尽快地将左港队的墙上标语写起来，他再带各小队的辅导员来我队参观。
这下真的苦了我，因为我不会用排笔写字，就连办刊所写的毛笔字，我只能干欣赏别人写。看来，这是在逼我要自己动手了。
这天晚上，我在家中试着写报纸上的大标题字，写了大半个晚上，写得还是自己都一点也不满意。
第二天一整天，我没有上墙去写，以在家里写宣传材料的名义，关起房门，在窗下练写了一天。字还是毫无进展，最终，我想起了小学学写字的办法。
我将《红旗》杂志上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这个大黑体字的标题剪下来，在每一个字上画上田字格，将这张字条贴在一把大三角尺上，然后再在墙上如法炮制。
两天之后，这十五个跟人一般高的字，终于被我写到墙上了。
当时，我还叫了队里的两个青年帮忙。这样大的政治任务，工作队在会上都宣布了的，当事人可以自已叫人帮忙，工分一律照记。
这两个青年搭脚手架，我在墙上画，然后，他们再将我画好的空心大字用红水涂料填写完毕。
15个字，花了6个工，人在脚手架上脚都站酸了。我还担心队长要说我误工，事实上，这只是我的想法，是没有人敢说这种话的，不只是队长不会写这字，还可能背上反对学毛著的罪名。
民兵连长付要武来一看，连说写得好，写得好！他说我在横店学习时不愿写，原来是留了一手。可他哪里知道我的苦衷！
后来，大队团支部书记冯浩来一看，也说写得可以，他只是催促我写快一点。
对了，听说他在部队时，是师部的机关文书，他和横店集训时挥毫疾书的军人肯定是一样的。
于是，我鼓起了勇气，决定今晚去求他。
我去找冯浩帮忙，他很惊讶，问我怎么知道他会写大美术字呢？我说是听你的口气，是看到过军人写的字。他笑了。
与我估计的恰恰相反，他不但不拒绝，反而是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
我是吃早夜饭后去他家的，当时他母亲的饭还没做熟，他出去一会，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酒，一定要和我喝两杯，我说，我是一年也难得喝一两次酒的。
他却说他这几年酒是喝少了，但在部队陪首长时，他一次可喝一斤。他的心情，他不说我也知道。他大我四岁，婚都没订，而我，已经结婚了。
弟兄四人，他是老大，老二老三也到了成家的年龄，连同父母，6个大人，就是住这么个改做了的又窄又矮的连三间的土砖屋。
今晚见我来求他写字，无疑是让人发现了他的才华，感到有人上门来请，比自己主动去写更显光彩。
这晚，他喝了很多，也谈了很多，我只是浅尝则止，陪个气氛，真心在听他讲的话。
最后，他叫我给他当下手，明天去新村写标语。临别时，他一直将我送出冯家畈，我怕他喝多了，望着他的身影进了屋，我才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早上，我还是将两个搭脚手架、填字的青年叫来了。果然，行家还是行家，他仅拿着一只粉笔，先站在地上看了下墙面，然后爬到脚手架上就写。
他说，这墙没有粉刷，有砖缝，如果要是粉刷好的平面墙，就可以直接用大排笔往墙上写。
他在前面用粉笔画，我在后面照着他的笔迹圈成空心字，最后由两青年填写成功。
冯浩在前面画，我们在后面都忙不赢。他写的字的笔画，字的大小，字的间距排列都像打印机打在墙上一样，令人叹为观止。
仅一天的时间，在冯浩的主笔下，我们就将新村所有的靠大路边的山墙都写满了。
我原计划向付要武说一个星期完成的任务，提前完成了。晚上又是各小队的政工员、毛著辅导员开会时，我向付要武说，左港队可以“参观”了。
上午，全大队的几十个青年来新村一看，都说连传浩有“板眼”，大家要我教，我说，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都是团支部书记的板眼。
他们说我太保守了。没办法，我叫他们去找冯浩，万一他忙不过来，我愿意帮忙，谈不上教。
一听这话，张黄队的黄望安就把我拉到他们队去忙了一天。
当时我就是按自己的“死”办法和冯浩教我的技术结合起来，站在墙下指点，黄望安风趣地说，墙上写字的是个苕，全靠下面的人瞄。
虽然他也是写得很慢，但毕竟成功了，这比以前用扫帚沾石灰水随手写的字，还是要好看多了。
然后，望安又被别的小队拉去当师傅，这一下，刷标语这项政治任务总算在全大队完成了。
标语完成了，这不过是运动的序幕。接下来，就是从各方面发动大家学毛主席著作。
首先，是生产队的主要干部抽调到大教片去集中学习，春环因是队里的妇女队长，也被派到李槽坊塆住下来学习毛著了，她这一去，就住在那里学习了上十天。
我留在家中，白天出工，晚上在各小队抽来的学毛著的会上，给那些政工员，辅导员讲“老三篇”，他们再回小队，普遍开花地讲毛著。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理论结合实际，要结合毛主席的教导，联系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行动，除去私心杂念，当一个“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人。
四清工作队决定，开一次全大队的队委会全体干部、党员、团员青年会议，会议的宗旨是掀起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工作队的涂局长作总动员，冯书记第一个结合自己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接着就是我走上主席台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
这个会由于冯书记昨天就通知了我，要我作好这方面的讲话准备。我虽然准备了大半个晚上，写了上十页材料纸，但后来又觉得，将这个草稿带上台去念，是一种彻底的失败。
横店集训军人的演讲，各大队学毛著积极分子的演讲，都没有带稿子，会场鸦雀无声，不时爆发热烈掌声。
那位忆苦思甜的老人没有带稿子，听众听得热泪盈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随之呼出。
大队开会时冯书记等人讲话，也是从来不带稿子的，言语直白接地气，群众听得聚精会神。
老百姓认为，发言照着稿子念的人，没有真情实意，目中无人，听得没味。
当我站在左港小学的讲台上，只见上殿、天井、下殿（左港小学是个古庙），敞开着门的教室、办公室，都坐满了干部群众。
我扫了满场一眼，心口一阵狂跳，感觉脸也在发烧。手不由自主地伸进口袋，拿出了一本单行本的《为人民服务》，会场上很多人一见，也都拿出了携带的各类单行本。
但我马上又把《为人民服务》装进了口袋，只抽出了一张另准备好的单列提纲。
大家都安静地注目我，这也是我学着人家讲话前的方法，吸引注意力，让会场安静，让自己紧张的心情平静。
我开口的第一句不是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而是说“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再接着说“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会场上不少人边听边看手中的《为人民服务》，极其安静。
当我将此文背诵完了之后，全场响起了令我激动的掌声。
我再才用惯用的开场白，称呼今天到会的人。我将提纲拿在手上瞟了一眼后，也将它装进口袋，觉得提纲反而是种约束。
开场好，心情好，我也就豁出去了，讲个么样是么样。就紧接着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刚才冯书记已经说过了，请大家回小队以后，按冯书记的要求继续讨论，这里我就不说了，我再讲怎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于是，我就从雷锋是怎样学，王杰是怎样学，讲到欧阳海是怎样学，再讲到我们社员应该怎样学，干部应该怎样学，最后讲到我连传浩应该怎样学。
我重点围绕我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讲到自己在没有学毛著之前，根本不知道“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是怎么一回事，并辅以我的亲身经历加深剖析。
讲张黄塆张书记有次挖藕陷在泥中喊救命，姜石头队长飞快地脱下刚穿好的鞋子和裤子，冲进湖中，并叫我也一起过去帮忙。
虽说张书记连人带藕是我两人一同起塘的，但姜队长才是像张思德一样的“完全”不考虑自己，“完全”考虑的是救人第一，而我，是在姜队长的喊叫下才去的，就缺乏了这种“完全”为他人着想的精神。
再讲我做砖码砖时，见到一块裂断的砖也舍不得丢，四十块砖也只一分，可这一块砖能有多大的报酬？却偏要将断砖上架充数。这就是缺乏“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学习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就是要在学中用，在用中学，要有学用一致，即言行一致的精神。
例如，我今天的发言，我事先写好了草稿，准备照稿念念完事，这也不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我边说边拿出上十页材料纸的讲稿，并在手上抖了一下，再放在桌上。
最后，我进行总结，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教导，狠斗自己的私心一闪念。
有的人有大私心，有的人有小私心，有的人即使小私心也没有，总还有私心一闪念。
因此，我们人人都要结合自己学，毛主席著作才能学得好。我见会场上有的干部在微笑，大家听的热情很高，就急流勇退。
于是，我就说了几句客气话：我虽是被领导派往横店去培训的大队学毛著辅导员，今天虽也站在这里讲话，但私心还是很多的，今后，应努力向在座的党员，团员，大小队干部学习。
会场上仍很安静，当大家见我拿起了讲稿，转身走下讲台，才知道我讲完了。涂局长站起来笑着鼓掌，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学写美术字，学着在大会上讲话，压力也给了我动力，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精神的回报，我觉得吃苦受累也值。
冯书记反省
学习毛著的群众运动掀起来了，工作队就将大队的主要干部和小队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学习，由大队贫协会和小队贫协组接管生产。
集中干部学习，这才是四清运动的正式开始。
每个干部必须自己在清理思想、经济四个方面作深刻的反省，在群众大会上交由群众检查，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再由被揭发的干部在会上自我检讨，并积极退赔出自己多吃多占，贪污挪用的经额，最后由工作队批准，才算这个干部解放了。
重者，免去一切职务，回队当社员。再重者，移交司法机关。轻者，回大小队继续任职。
大小队干部，即使是冯书记，很难一次性把自己的问题在群众会上讲清楚，他们在大会上的检讨，仅凭一张嘴巴去讲，群众听，工作队做记录，交待难免不全面，有遗漏。
当他们每次检讨讲完后，工作队总是说他们不老实，毛著还没有学好，想蒙混过关，还在欺骗党，欺骗群众。
有天晚上，我们很多人在一起乘凉，突然，听到稻场上有吵架声，是大队干部学习班的冯书记和涂局长争起来了。
我们几个青年人跑过去看，但我们不敢走近，因为在月光下，能清楚地看到涂局长拿着手枪指指点点，我们都知道他也不敢开枪，就悄悄地回家了。
第二天，全大队人都知道此事，接下来的大会小会气氛紧张，平时那些爱抢着揭发问题，想“立功”入团入党的人，现在小心谨慎了，沉默不语，再不敢随便说“我有最新的揭发材料”，因为说得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这一来，工作队对冯书记更不满意，认为他的问题严重，已发展到大会上群众不敢说话的程度了。几个回合的反省过不了关，冯书记就来找我，要我给他写反省材料。
他无可奈何地说，凭嘴讲越讲问题越严重，难以得到“解放”。你在大会上也听到的，有些人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无中生有。
我连忙答应了他的要求：你叫我实事求是地写，那可以，但分析要从严，不然，工作队还是不会让你解放的。他也同意了，我就着手代他写反省书。
一个堂堂的省劳模，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农村带头人，却被逼得要找人代写反省材料，这真是历史在开玩笑，也是对我们两个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的共同嘲弄。
冯书记要我写，是难以面对涂局长的枪口。我不得不写，是难以面对冯书记的平等。
且不说冯书记不歧视我与我幺幺的关系，就凭他对春环在称呼上的不计校，我也要帮他写了。
本来，他与我舅舅年纪差不多，也是一起干工作的老同志，我本应称他叔叔才对。
但我幺幺解放前与冯书记家是门对门，我幺幺的几个大哥，比冯书记父亲的年纪还大。因此，冯书记自孩提时起，就喊我幺幺为叔叔。
解放后，幺幺的成份不好，冯书记在公开场合，就不吱声，在队里或来我家，仍喊叔叔。
我很小就知道了这层关系，所以，我就一直称他为冯书记，从没有喊过哥。
可春环来了之后，她就不同，她虽也学我一样喊冯书记，可她喊冯书记的妻子总是大大咧咧地喊“叶家嫂”，他们也从不计较。我不只是要写，而且要尽力为他写好。
看着冯书记自己写的交给我的杂乱无章的材料，我犯难了，这从何下笔呢？
一个人的工作，当你总结他的成绩的时候，他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如今，要来总结他的错误，难到就要把人整死？
看着他材料上写的36万，这36万怎么说得清！？大队1958年的财产是不少，但不一定有36万。
这些财产后来的变卖和瓜分，是因为将以大队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改为以小队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
这是政策性的，全国性的改变，是历史的改变，怎么能将这些财产的消失认定为是他的责任呢？
但我在反省书上又不能那样辩解，那样写则是火上浇油！看来，这得费一番脑筋，也得花很多时间，又不能拖延，工作队要什么时候再在大会上检查，你不能抗拒。
而我又不能耽误白天的时间写，如果让工作队知道了，叫我们俩都得吃不完兜着走。再说晚上，如果开会，还得去参加。
这两天出工时，我的话也少了，脑袋中一个草案一个草案地推敲，如何代冯书记写反省。
晚上，即使困死了也不敢睡，何况睡意全无。要抓紧时间写出来之后，让冯书记回去自己抄一份，将原稿还我后烧掉，不然，我可吃罪不起。
面对36万如何交代，我别无良策，就只好用“歪打正着”之法了，能否解放冯书记，就只能靠他的运气了。
我以冯书记的口吻在这个问题上写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完全对党没有丝毫的感情，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的，我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就是对党没有感情的铁证。
如果那年要将大队核算改为小队核算时，我怀着对党，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地将大队集体财产保存下来。
因为，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虽然上面的政策要我们将权力下放到最基层的生产队，我这个当书记的应该运用策略，既相信党，又相信群众，发动全大队的社员都来保护大队财产，就不会出现大队财产消失的后果。
我冯超雄之所以成了新春大队的败家子，就是因为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
稍懂事理的人一听到这里就应知道，那时根本没有谁读毛主席著作，那时谁有天大的本事，也阻挡不了大队权力的向小队下放。
为了“上钢上线”地分析自己的错误，我又写了很多大会上没被揭发出来的“最新材料”，以表示对四清运动的拥护和对党对人民的老实交代。
例如，1958年在道贯泉搞副业的骡马车队，一头大骡子死在那里去了，由于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更谈不上像白求恩同志那样忠于职守，否则，那头大骡子就不会死了。
自己家中的鸡病了，猪病了，却慌忙去买药，找兽医，而集体的这大一头骡子，死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我还不知道。
再例如，前年我家喂的一头母猪，猪圈经常被猪拱垮了，就这点小事，我却不愿下定决心去修好，以致母猪跑到左港队的田里害人，我却视而不见，以为群众不说，我自己就装糊涂。
不是群众觉悟不高，不是群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而是群众不敢说，说了怕我给他们小鞋穿。
望着家门口即将收割的谷被猪连吃带踩地糟蹋得可惜，队里只好派人照，可照得了白天，照不了晚上，队长没办法，只好将尚未成熟的谷提前割了。
这样一来，水稻既被猪糟蹋，又割青减产，这个损失虽可以用数字来计算，但社员们内心的怒气，对党的基层干部的不满，甚至对整个党组织形象的负面影响，都是无法计算的，使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群众，造成了隔阂。
之所以有很多维护集体的制度难以执行，甚至国家的政策方针都不能贯彻到底，就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但没起好带头作用，而且起了破坏作用。
如果社员们都像我这样，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将此稿悄悄地送给冯书记后，叫他一定要抓紧时间自抄一份，将原稿退给我，我想，他也应更知此中的厉害关系。
当我过了二天去找他要原稿时，他说，如果再过不了关，不能解放的话，就坐牢枪毙由他们算了。他的语气很凄凉，我安慰了几句，就告别了。
几天后听冯书记跟我说，涂局长这回比较满意，叫他过几天在大会上要心情沉痛地照着此稿讲，争取能获得群众同意他的解放。
群众个鬼！就是工作队，就是涂局长说了算。
当然，也不全是这份反省书起的作用。我后来听那天涂局长与冯书记吵架时在场的干部说，当涂局长猖狂地掏枪指着冯书记时，冯书记流下了眼泪。
涂局长可能认为，冯超雄终于低头认罪了。可我深知，这是冯书记倍感委屈，倍受污辱的泪。
就凭我少年时所见的，左港解放前的大地主，大名人三聋子（三聋子大哥是国民党师长）的儿子徐新来（建国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8年之前，有一次回家探亲，见自己祖业的房子被公家占用，破败不堪，就叫自己的侄儿徐勤政去请冯书记商谈。
徐新来与书记是小时的伙伴，徐新来也应是一番好意，也许他会出资把祖房修缮一下，可冯书记误会了，认为他叫个小孩来喊人是在卖官架子，当时冯书记也正和我舅舅在下棋，就没去。
过一会，徐勤政又来叫，这一下，我舅舅就烦了，冯书记见我舅舅烦了，他也来了气，俩人一起来到了栅子屋旁。
徐新来见二人来了，老远就作好准备握手的姿态，可二人停住了脚，冯书记指着徐新来叫嚷起来：你这个大地主的儿子是来反攻倒算的吧？如果你不走，我马上喊群众来斗争你。
徐新来没有半句的申辩，喊上他的两个警卫员扭头就走了。（后来徐新来的母亲去世他都没回，只是在有几年的清明节，他的广州夫人回来上过几次坟）。
且不说这件事，也不说冯书记见到毛主席，单说1958年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都到过冯书记的土砖屋农家作过客。
今天，你一个小小的孝感县的公安局长，竞当众用枪口对着自己搞刑讯逼供，冯书记能不感到悲愤吗？能不伤心落泪吗？
当冯书记在大会上读了反省书，在经济上退赔兑现之后，冯书记终于获得了土改之后的又一次解放。
冯书记虽然又出来协助贫协会抓大队的工作，但还有很多大、小队干部在求解放。
很多人都深知冯书记绝对写不出大会上的反省书。因为他在旧社会很穷，连私塾就在对门（我幺幺的大哥二哥都是私塾先生），他也没读过一天书。
是解放初期读的一点夜校的底子，再加上这多年当干部的磨练，他的这点文墨，怎么能写出这么丰富的反省书呢。
当张书记去问冯书记是谁帮忙代写的时候，冯书记实在不忍心隐瞒。因为，张书记前几年死了一个儿子，这次搞运动，又要在经济上退赔，一个上十岁的女儿又病死了。
前几天，过往横店的人还见张书记的妻子，一边在大路边烧女儿的遗物，一边痛苦，路人侧目而过，惨不忍睹。
这不，张书记今晚找上门来了。他跟我不是一个生产队，平时接触不多，也是第一次到我家。
他自认为与我没有我与冯书记熟，现在又是四不清的整顿对象，进门就递给我一支大公鸡香烟（此烟1角6分钱一盒，圆球的两角钱一盒）。
冯书记昨天出工时，就悄悄跟我打过招呼的，我有心理准备。
我谢绝了他的香烟，请他坐下后便劝他将烟戒了算了。我说，社员吃“鸡＂，干部吃“球”，你一个大队书记，也吃这种烟？
由于他只大我上十岁，就笑着说：浩兄弟，莫挖苦我，人在倒血霉。
我这个烟是戒不了的，可有的人竞在会上是挖空心思地搞我，说我贪污大队的钱吃烟，将两个孩子吃死了还要吃，不把剩下的独儿吃死是不甘心的，像他这样的人还能当书记，枪毙的资格都不够……
我连忙止住他，张书记，别说了，别说了！
那是对你有私怨的人，全大队的人哪个不说你是个“造业”（可怜）的书记呢？那种人说的话，不是引起了会场上的骚动吗？这是大家在为你打抱不平呀。涂局长不也是在会上纠正了这种现象，给四不清的干部提意见不能搞人身攻击吗？
张书记向我倒这些苦水的目的，无外乎是怕我推脱替他代写反省书的事。
我怕坐长了又不好，四不清的干部串门，和四不清的干部悄悄接触，虽谈不上是个什么大的罪名，但总不是一件正常事。
我就主动答应了他的要求，只是申明，你能不能得到解放，我可打不了包票。
送走了张炳健书记，我真的捏了一把汗，敷衍了事地写，我内心不安，认真地写，又要到左港小学去找报纸上的资料，又要翻毛泽东选集找针对性的话，这样写下去，何时断藤，又来了人要写怎么办？
拒绝不写又显厚此薄彼，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得罪人。方方面面的压力，使我真的感到了这个偷着帮人挑重担的力不从心。
继张书记之后，还真的有四不清的大、小队干部不断地找上门来，搞得人焦头烂额，苦于拒绝不了，压根儿没意识到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春环见我总是写到深夜，又常睡“懒”觉不出早工，她也烦。
因为她学了毛著回来之后，也不得不在带头出工和“领导”小队的妇女学毛著方面“积极”起来，收工一进门，吃了饭将筷子一放，就走了忙她的去了。
两个年轻的家庭主力，却把家务事丢得一干二净。家庭的担子是挑轻了，可大、小队的与自己“不相干”的担子，却共同压在了我俩的肩上。
四不清的干部都解放了，干群一心，进行了一次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的忆苦思甜活动。
先是各小队开忆苦会，然后再将讲得好的典型选到大队的全体社员大会上讲。为了保证生产，这一活动都是在晚上开会进行。
开始，有的人忆苦忆苦忆到1959年头上去了，这是不允许的，甚至认为是反动的，因为1959年不是旧社会。
还有的人，太“单纯”，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实话实说”，也被认为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
例如张四爹，他说过去的地主心肠狠，他年轻时给地主当“作老”（给地主做长工的长工头领），地主家人用的是鹅毛扇子，地主给他用的是巴扇；地主家人吃的是瘦肉，没人吃的肥肉，就把肥肉盖上饭骗人吃。
这怎么是控诉剥削阶级呢？大不了是说地主偏心，反而是在给地主歌功颂德。
为了纠正忆苦思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大队决定通过文艺宣传来提高社员们对旧社会的认知水平，特别是针对青年群体的认知提高，决定成立文化室，排练楚剧《三世仇》。
文化室的主要负责人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冯浩，姜清芬和张炳生负责具体事务。
说是大队文化室，其实哪里有“室”呢。大队里根本没有设一个文化室的固定地方，大队里开会，都是借用的学校，若是少数人的开会，就在与会者中的私人家里举行，自然，文化室也是打游击式的以冯浩、清芬、或炳生家中为阵地。
排练《三世仇》的剧组人员中，一直空缺主要反面人物王龙翔这一角色。
剧组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顾虑演反面人物在入团、入党等方面受“负面”影响。连地主家庭出身的徐宝勤（小名宝宝）也不愿扮演王龙翔。
宝宝是剧组的“导演”，他的楚戏唱腔，无论是唱老生、小生、花旦，都唱得特别好，出工收工的路上，大家总能听到他唱戏的声音。
他不愿演反面人物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他从没有做入党的梦，自己三十岁了，光棍一条，如果再搞个地主的儿子扮演地主，就更成为别人的笑柄。
演得不好，就说成是对忆苦思甜活动的不满，演好了，肯定又要说，地主家的人当然会演地主。
怕鬼的人，最后还是闯倒鬼，七推八推，这个角色又推到我头上来了。冯浩、清芬都做我的工作，说这是演戏，跟实际生活无关，也总得要一个演吧……人怕当面，当面听了他们的一番好话之后，我就应承下来了。
团支书冯浩说，一定要在“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在大队公演《三世愁》。再只个把多月的时间了，冯浩叫大家一定要在三天之内将台词记熟。
死记硬背还难不倒我，麻烦的是对台词、学唱腔的排练。
白天要出工，排练只能在晚上，晚上除了雨天在家中排练之外，晴天总是在张黄队的稻场上进行，稻场离村子较远，不会影响人家晚上休息，围观的人也很少。
每天晚上的排练，只有冯浩一人极少迟到，大家总是你等我，我等你，人不到齐不能排练。
饰演虎儿妈的冯换，她是家中姐弟六七个中的长女，家务事特别多。
开始，她不愿参加剧组，她说家中一大家人的做饭洗衣全指望她，她没有空闲，因她极会唱悲腔，剧组就硬把她拉进来了，她常迟到，大家也就牵就她一点。
饰演虎儿的彭显高，是大队贫协的成员，又是发展入党的对象，工作队又有人住在他家中，每晚有研究不完的公事，正点到排练场的时候也少。
饰演三奶奶的演员是付翠仙，她是新村队的妇女队长；饰演九伢的徐勤政，是新村队的记工员；再加上我自己也是常迟到的一个。
迟到，可以由我们，但在什么时间排练结束回家睡觉，就由不得我们了，经常到了夜晚快转钟才散场。
临近正式演出的前个把星期，排练总是忙到鸡叫。这时，冯浩总是拿我说过的一句话为大家鼓劲：若无幕后千滴汗，焉得台前一枝花？
离“五一”的前三天彩排时，剧组才感到有个棘手的问题：服装、道具有很多缺乏。
彩排前，工作队出面请来了黄陂楚剧团的个夹舌头张团长，他虽唱了一生楚戏，但一直以唱老戏为主，以饰丑角为主，新戏他是近几年才演，他在我们横店因演《社长的女儿》中的社长出了名，因此便将他请来。
他强调：新戏大家都演得不多，不容易演好，越是有难度，越是在服装、道具上不能马虎，否则，观众一眼连个正、反面人物都看不出来，就达不到忆苦思甜的鲜明效果。
在张团长的严格要求下，之前的很多服装、道具不适宜于剧中人物和场景的需要，必须更换，重新配备。
剧组只得下个死任务，让演员自己想办法去借与自身适合的服装、道具等，战士的服装和枪支则由大队筹备。
大家就像疯了一样，到处借衣服，彩排才总算“合格”了。
“五一”正式开演的白天，张团长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说大地主王龙翔家中在舞台上的背景，除了有八仙桌、太师椅等物质上的摆放外，还应有点精神内涵上的东西，起码要一眼能看出是大地主家的中堂。
什么叫中堂？地主家又应是怎样的中堂？我一无所知，我只知家家的堂屋中都是贴的毛主席像。
问了个大概后，到了下午，我才好不容易到陈榨塆陈少奇老师的家中，借得一幅丹顶鹤的吊屏画，我又想了一下，又去请左港小学的梅校长写副对联，还有二三个小时就要开演了，我心急如火，就叫梅校长快点写，同时又提醒他，对联要用白纸，不能用红纸。
写好后，我由衷赞美他的字写得漂亮，他却认真地对我说，我的这付对联出得好，既适合地主家庭，又很有讽刺意味。上联是：让人三分是福，下联是：忍气一时为高。
我又叫做木匠的彭显高，慌慌张张用木板钉了个大中堂，将丹顶鹤画和对联贴了上去。
演出结束后，不光是本大队人，连周围几个大队看了演出的，对演出都予以极高的评价。
附近的人都说，还是十多年前，在左港看了演斗地主的新戏，这一次新戏比土改时还唱得好。
饰演虎儿妈的冯换，饰演小兰的王玉梅，两个女青年的悲腔，使很多农村妇女听得流泪，群众对在戏台上表演时演员的泪流满面，感同身受。两位普通的女青年，一下子名声大噪。
在工作队，大队领导主持的《三世仇》成功演出的总结会上，领道除对她俩的高度赞扬外，对反面人物演员的认真设计服装道具的敬岗精神，也给予了肯定。
大家纷纷说：王龙翔身着的白对襟绸衣、青裤子、新布鞋、手中折扇、中堂画、对联，都揭示了王龙翔的伪君子面貌，抬称、算盘、帐本、毛笔、砚台等，都揭示了大地主收租的罪行。
王龙翔外出的场面，联保主任的神气，通过大沿帽、军装、皮带、手枪、长统鞋、尼子大衣、白手套、文明拐棍，充分展现了人物身份，台下观众中，平时与演员都很熟的人也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了借这些玩意，跑横店，跑附近大队，有点信息就上门，跟人家高凳说到矮凳，比借米下锅还全心。
公演了《三世仇》后，工作队不准原班人马散场，要继续革命。
于是，又演《打铜锣》《补锅》《双教子》《借牛》《角把两角钱》等新戏。
人手不够时，连姜清芬、张炳生也粉墨登场，充当角色。
即使排练辛苦，没人谈烟，没人谈酒，没花大队一分钱的生活补助。
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排练还没散场，就说好在我家吃饭。
母亲在菜园摘了一大蓝子青番茄，炒青番茄丝，烧青番茄块，打青番茄汤，再就点咸菜，包括张团长在内，一大桌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的。
演革命戏，做革命人，人人心里都挺高兴的。
“四不清”的干部全部解放了，各种形式的忆苦思甜也开展过了，干群团结一心，小队里又开始了烧砖，妇女进行晚稻的除草等田间管理。一切均在有序地进行。
正当“四清”工作队的人也在和社员们一起出工，说说笑笑地说他们再过不了几天就要撤走的时候，又来了一批工作队，这批工作队的名称叫“四清巡视组”。
他们来了之后，四清工作队的人员就再也没和社员在一起出工了。这几天，我们在新村旁的砖场做砖，“四清”工作队和巡视组的人就整天在新村的队长胡瑞庭的家中开会。
前几天见到我还谈这谈那的几个年轻的工作队员，这几天见了面，却缄口不语了。
后来，又开全大队的群众大会，巡视组的戴组长在大会上作报告之后，我们才知道：巡视组这次来巡视“四清”运动的情况，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尚方宝剑来的，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会上，戴组长公开地、严肃地批判了“四清”工作队的不力甚至错误，说这次“四清”运动，不仅仅是要从四方面清查农村干部，更重要的是要揪出每一个系统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对“四不清”的干部，不是几次会上检查反省就解放了，要从政治上将他们搞臭，经济上将他们搞垮！
于是，我们在新村做砖的时候，总是听见巡视组拍桌打椅地训斥大队干部的声音，冯书记等人天天被逼到新村胡瑞庭家中开会，一直开了一个多月。
有一次，我们几人做砖做累了，坐在胡瑞庭家墙边装休息，偷听到戴组长说，你们再不老实交待，我们就要拿出上方宝剑，再不跟你们软磨硬拖了，上面的精神是撤一批，管一批，抓一批，直至枪毙一小撮……
我们听到这里，怕惹麻烦，就起身做砖去了。
果然，不久后，冯书记被撤职了，张书记被撤职了，连团支书冯浩也被撤职了。
接着，又来整顿小队干部，姜石头提拔到大队当了书记，副队长撤职了。幸好我那时将出纳员的差事甩开了，现任出纳也撤换了。
这些撤了职的大、小队干部，又要老老实实地再退赔，除了“四清”工作队查出的贪污外，多吃了的也要退赔，要达到把这些人在经济上搞垮的目的。
这一次，我舅舅，冯书记等人，连家中的床也卖了，用来退赔。横店供销社里，摆满了像他们这些人拿出来卖的旧家具。
连我这个以前当过出纳的人也不能幸免。查账，我没有贪污的证据；逼问群众，我没那么大的面子，谁家也没有拍马屁请我去白吃过。
于是，就说我家上年年终决算时，超支了二十几块钱，逼着我将春环出嫁压箱的布料拿出退了赔。
后来，巡视组说我认识较好，保管员的“职务”不撒换，超支的那几个钱，再看我今年的帐上要进钱，承上年的转下来相抵后，我家还要进钱（因为今年多了春环出工），巡视组就将送去退赔的布料又还给我们了。
巡视组的这一手，搞得我这个无名小卒都心有余悸，共产党的干部不好当，我也暗自取消了争取入党的打算。
冯书记等人的撒职，使我觉得一个生活在苦难家庭中的普通青年，要通过在大、小队里干出点什么名堂的想法太幼稚可笑了。
有一次我和隔壁的老同学姜汉权谈心，他说他之所以要发愤上大学，读华中工学院，就是因为自己是上中农出身，不想当官，也认为当官没有干点实事保险。
对比之下，人家大学毕业之后都不打算当官，我这一个连芝麻都不如的小队保管员算什么？
干点实事吧，当个社员，小、大队干部叫我干点什么吃苦的事，就抢着干，助人为乐的事也抢着去干，又不操心，又不得罪人，还要落个在学雷锋的好名声。
卫山大队有一个跟我同龄的名叫陈金山，也是初中毕业，就是长年累月地帮一个五保婆婆挑水、洗衣，一个大小伙子，甚至当着塆里人的面，连五保婆婆的马桶也提出去倒掉，并将马桶洗得干干净净。
最近，陈金山不是被他们卫山大队提到小学里去当民办教师了吗？对！我也向他学习。
我们左港队，年年做砖卖，副业收入比其它队多，就用钱到汉口去买大粪，买助济水，买药渣子、烟草渣子等肥料回来种田，农业产量比其它队高。
今年，经过运动和学毛著，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将这一批买肥料的钱节省下来，使大家好有钱改建房子，为此，左港队决定，由到汉口买肥改为到汉口积肥。
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种田的人跟粪打交道，脏、臭早已习惯了，累也无妨，关键的是丑。一早一晚，挑着一担粪桶，小街小巷的转，喊那些大嫂、太婆将马桶往你的粪桶里倒。
开始，队里为派谁去一直开了几天会，即使把报酬提高，也无人愿往。最后没办法，就强制执行按班一顺走，但让谁先去又引起了矛盾。
开始听到这个信，我就在心里琢磨打算去，总觉得这比陈金山当着塆里人的面倒马桶强多了，汉口都是生人，管他丑不丑。但看着大家都不愿去，我怕带头表态引起群众的反感，就没吭声。
现在见报酬提高了，吃的米由队里包，每天补助六角钱，工分也比在家出工的人高得多。我见每个人反正都是要去的，就报了名。
新任队长彭显波就说，你走了，那队里的保管一事呢？我本来就是想一箭双雕：既甩掉保管这个差事，又好出去多赚点钱。就说，那我就无分身之术了，我是见大家无人去，才去做这个丑事。
有的人就笑起来了，也有的说，让他去，让他去！队里的保管不就是分一下东西吗？到时候，谁都可以掌秤。最后，群众都同意我去。
我要去，队长还不同意，可即使我开了个头，再也没人应声。一时难以决定下来，夜已深了，大家就闹着散会，说回去考虑一晚上，想第一批去的人，明天直接向队长报名就行了。
全队的人做梦也没想到，第二天报名去的，竟是我的舅舅陈文双和撤了职的书记冯超雄！
这一下，在群众中的震动可不小。姜在恒也是个困难户，一见人家当干部的人如今能放下架子，他也报了名。
我们一行四人，带着行李、粮食，拖着两乘板车，每乘板车上都有一个可装十担粪的大腰子木桶，以及粪桶、扁担等，向汉口出发。
路上，我问冯书记为什么要来，他说当个社员还自在些，来汉口比在队里自在些。如果看见了不顺眼的事，我虽不是书记，但我还是党员，十几年管事也管习惯了，万一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万一有个别人讽刺我一句，我还有站处吗？是不是出来自在些？
看来，冯书记是和我舅舅商量好了的，一起决定来汉口。
来到汉口儿童医院斜对面马路边的一个很小的茅屋旁，就是我们预租好了的积肥驻地。
茅屋的主人是汉口的一个女工人，叫杨明华，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和母亲，祖孙三代三人共住一间，我们住一间房。
屋后是一个很大的紧靠大路边的院子，我们队事先派人来院中挖了一个可装几百担粪的个大粪坑。
杨明华的母亲只五十岁，人很健壮，她一个人种了后面约有一亩的菜园，杨明华事先讲好房租不收现金，我们积的肥，她家可用来种菜，我们吃的大米，也供她三口人吃。板车，粪桶等都可放在她家院子里。
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我们四人就拖着两乘板车出发。将板车拖到一个僻街的厕所旁停下，用链条将两车锁起来。四人就分两班，各人挑着粪桶去转小巷子。
开始，还真开不了口。看新州县积肥的人，却挑着粪桶扯起喉咙喊：下河啦！下河啦！那些提着马桶的妇女就直接将马桶倒进新州人的粪桶内，这比倒进厕所要省路省麻烦。
这一晚，我们出去搞了大概四五个钟头，四人将积的肥报了个数，加起来只六七担，这与队里定的一天一人积十担的任务差得太远了。
第二天晚上出发，我见冯书记和我舅舅的一乘板车带上了粪瓢，我说带上粪瓢有什么用？
冯书记说，如果今天再还像昨天那样，那可不行。今天即使一人积不了十担，也要积五担，一定要将腰子木桶装满，如果积不了那么多，我们就去掏厕所里的大粪。
去厕所里掏粪，是容易些，但也有难处。公共厕所里的粪，是环卫单位用来卖钱的，掏厕所，其实就是偷粪。
我心里犹豫不决，虽说偷粪也不是个什么犯法的事，万一碰上环卫的人多打起来怎么办？即使不打人，把我的粪桶打垮了怎么办？想了想，我还是没带粪瓢，拖上板车就走了。
既没胆偷粪，又不能不完成任务，只有逼上梁山学新州人喊下河了，当时不知怎么喊出口的，也不知要下河的妇女听见了没有？万事开头难，可喊着，喊着，就习惯了。
有时粪桶里已装满了，正在挑往歇板车倒粪的途中，因喊顺了嘴还在喊下河，当有妇女提着马桶来要倒的时候，我忙向人家赔笑脸，叫人家将马桶放在原地稍等下，我说马上就来。
我们下河时，一碰见吃晚饭的人家，就马上躲着走开，更不敢喊。
有一次，当我走到铁路边的一排矮平房前，开始喊下河时，我突然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大队燕北塆张海元的女儿坐在这里，我也没觉醒自己现在正干什么，本能地和她打声招呼，小张一见是我，脸一红，跑进屋，钻到一房间去了。
我再一看，周围不少纳凉的人奇怪地看着我。我明白了，立即快步离开了这个地方。
本来，这个地方我天天来，每次来，不到一小时，就可以积好几担。一连好几天，我再没往此地下河，怕又遇上了她。直到估计她回燕北去了，才来。
这一下对我的刺激，使我才真正地体会到刘少奇与石传祥握手、谈话，是多么的有深远意义。今天，她这样的逃避我，真比挨五伯的那一耳光还丑。
歧视下河的人有，同情下河的人也有。
一天，我打着赤脚，挑着一担粪在铁路旁粗石子很多的路上走。
一群小学生在后面使劲地唱：一个伢里爸爸受蒙弊，参加了下河战斗队……（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开始），我挑累了，就歇了一下，这几个小家伙也站在后面远处不走，继续喊唱。
有位老太婆生气了，她将那些孩子哄走了。转而安慰我：都是那些吃饱了没事瞎唱瞎唱的大人，让一些小孩也学着唱了……哟，这多石头的路，你怎么打一双赤脚，那是么样走路呢？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家旧鞋多的是，我去拿两双来让你试试脚。
她慌忙往家里走，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也慌忙挑起粪跑开了。人就是这么怪，遭人白眼时，心里不舒服；被人同情时，心里也不舒服。怎样才能既不遭人白眼，又不被人同情？难！
我舅舅个子矮，再加上性格也好强，他去下河的时候很少。总是和冯书记睡到半夜，再去掏厕所。有时，我和在恒也跟他们一起去，认为这样力量大些。
一次，我们四人从球场街的厕所一直掏到新华路，几乎快天亮了，两个大腰桶还没装满，无奈，我舅舅就说，掏下这厕所旁的下水道试试。
好不容易揭开井盖，我舅舅说不慌，待我看看里面是粪还是水。他就划着一根火柴，跪在地上把火柴往井内一伸，正准备低头去看，澎的一声，一团绿火窜出井口，将我舅舅冲倒在地，火瞬间又熄了。
我吓呆了，这是怎么回事？是防盗的暗器？！舅舅还是冯书记拉起来的。算还好，就是眉毛烧黄了一点毛尖子。
冯书记笑道，你忘了，我们队里不是有个沼气池吗？这沼气见了火就烧起来了。冯书记说，要是糊里糊涂让人先下去看，那就更危险。吃一堑，长一智，后来，见到密封得很好的厕所，我们就小心翼翼地了。
有时，我们的粪窖装满了，又一时叫不到拖粪的汽车，家中的劳动力就轮流值班，用板车到汉口来拖粪，为此，队里又添置了两乘板车、两个大腰子桶。
一次，队里派了才云、才六、汉文、汉州、小鱼、耀其六人来汉口拖粪，小鱼对我说，他拉肚子拉软了，来的时候，好不容易走来，又是空车，现在，连夜又赶回去，他怕在路上赶“熄了火”，叫我跟他调一下，我同意了。
我和汉州、耀其拖一辆板车，在前面走。除了耀其四十多岁，才云三十多岁外，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走在路上无聊，就开始赌力了。
已是深夜，几乎再没有汽车过往了，两乘板车就肩并肩地走，谁走到后面掉了队，谁明天到家买香烟。
劳累紧张过后的放松，人觉得舒服多了，大家都忘记了比赛，拉着板车边走边闲聊天。
这时，我心里想起前几天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四人深夜在一个老式的厕所掏粪，厕所内有电灯。
为防止打扰上厕所的人，我们通常要到厕所里去看一下，我刚一进去就大喊：冯书记，快来！……
三人一齐冲进来，迎面看见一个人站在厕所的隔蹲墙上，拿一根绳子正在将绳头穿厕所人字架下的驼粱，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寻短见的。
此人不到四十岁，脚穿皮鞋，衣着整洁，看这装束，像是自己给自己穿的“寿衣”。
我们几个人把他拽下来，将绳子丢进了厕所。冯书记是口若悬河的人，看到这一惨状，只是一边将此人往厕所外推，一边重复那句话，想开些，想开些……
我见那人不愿走，就叫我舅舅拿一支烟给那人，那人无语，也不接烟。
我舅舅他们三人点上烟后，心情平缓了，冯书记才问那人的孩子有多大，妻子知道你今晚出来了吗？这无疑是调动亲情的劝说。可那人一直不开口。
我就说，别看你是汉口人，穿的皮鞋，我们这位冯书记，见过毛主席的，你可能没听说过。
但《人民日报》号召大家学习的饶兴礼你总听说过吧？我们的冯书记和饶兴礼就是好朋友，今天冯书记劝你不要寻短见，不也是在挑大粪吗？……你这一自杀，说不定你名声还真臭了。
那人见我们这几个掏粪的如此身份不凡，出言不俗，居心不坏，态度不卑，忽然哭了起来。冯书记见状才放了心，我又向我舅舅要了一支烟递给他，他还是不接。
我紧接着说，你把烟拿着，我们才放心走，不然，我们就喊附近的居民来理论你，莫让人都不安。他接了烟，只是蹲在地上继续地哭泣。
该劝的我们都劝他了，我们就走了。本来，我们还要换一个地方去掏粪的，冯书记说，时间不早，明天再来。我理解他此时的心情。
这件事启发我，在社会上不要惹麻烦，学一技之长，知足常乐过日子。
丑，就更干脆地一竿子丑到底；笑，就更干脆地让汉口人笑个够。要有“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气魄。
休息的时光，我常与冯书记，叶师傅一起来到闹市，吃肉喝酒。
三人席地而坐，临街面墙，地上铺一张报纸，报纸上再摆放一堆猪头肉、一瓶酒，边吃，边喝，边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真个自在！
我舅舅不沾酒，一天一包圆球烟，白天能睡，晚上能熬，所以他很少与我们打牙祭；在恒因家庭困难，太细省，一包烟抽三天，吃肉更舍不得，大家就少摊他的伙食费，后来他回去了，换来了叶师傅。
这样的“洒脱”生活，跟队里出工比，是快乐的、知足的。
但一进了杨华明这个“家”的门，就乐不起来，不为别的，就是杨明华这个叫宝宝的宝贝儿子，那可真调皮到家！
我们吃饭时，他就爬到你大腿上，抓桌上的菜，你端到旁边吃，他就抓你碗里的菜，你好意喂给他吃，他不吃，偏要用手抓。我和也师傅不懂孩子，就让他去找冯书记和我舅舅闹。
吃饭还能躲过他，可还有躲不脱的事。
有时，我们在外忙到天亮才回，连过早都怕耽误时间，匆匆忙忙地洗漱干净，就饿着肚子睡觉。这时，茅屋就成了宝宝的极乐世界。
他一下子爬上床，在这个人身上骑一下，在那个人脸上摸一下，你休想睡个安稳觉。这个茅草小屋就两间，一个前门，一个后门。这小家伙一起床，我们的通铺就成了他的游乐场。
有时，他外婆听到我们吼小孩的声音，就将他带到菜园去，可他到了菜园，不是踩菜，就是在粪坑边玩，他外婆实在无法，就用一根布带子捆着宝宝的腰，把他拴在一个地方。宝宝就死哭，直到哭累为止。
我们白天的休息，受到严重干扰。一度，我们打算重新租房。她母女知道后，又拼命地挽留，跟我们说好话。冯书记一想，就忍了，没搬。
我每天被小家伙闹得没法，就跑到六中门口和儿童医院门口去看大字报，有时去看“百万雄师”和“武钢工总”等造反战斗队的游行示威，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恒回去后说，如果不换地方，那确实呆不下去。
因此，队里的人都怕这孩子吵闹，不愿来，他们轮流来拖粪时，只在这里呆一餐饭的工夫，就领教到了这小家伙的厉害，害得我们无人来换班，我们一直坚持到年关将至。
在汉口当掏粪“工人”的几个月，使我才真正明白了“上么山，砍么柴，么样的形势么样来”的道理。
开春后，也就是1967年，铁面无私的红卫兵小将死守着岱家山关口。任何形式的交通运输工具都不准运大粪出城，一律由卫生管理部门用粪船通过长江水路运送出境。
从此，汉口积肥结束。
队里还是可以在滠口水码头买起船的大粪，也可以买汉口烟厂的烟灰、肉联厂的下脚水等，但这都需要钱。
队里有的是富余劳力，就决定派一部分人到汉阳三砖瓦厂去搞副业，工分和补助等与去年积肥一样。
这可不比积肥，虽不臭，不丑，不熬夜，但它是体力活，每天硬干8小时，要棒劳动力。
这是大队里接的关系，各小队都派人去，姜清芬以大队队长兼会计的身份在三砖瓦厂带班。
队长又要将我留在队里，我说这又不是收粮季节，留在家里浪费劳力，干脆多上些人，农忙再回。
其时，春环怀个大肚子，几个月后，家中就要添丁了，春环也不能再顶着出工赚那么多的工分了，我就要趁这几个月出去多赚点，力争以后的日子多些保证。
与积肥一样，小队里又是冯书记带班。
我舅舅要去，但他个子是小了点，怕把一个当家人为赚几个小补助把人累垮了，我舅母就没让他去，他只一心为队里找门路，叫汽车，买各种肥料。
我们到了汉阳三砖瓦厂，一看，嘿，都来了。他们也互相取笑，说我们这些“四不清”的牛鬼蛇神想不到在这里大团圆。
小徐张塆的徐德发书记也来了，他笑呵呵地说，管它这里几累人，累死拉倒，总比在屋里挨霉受气强一些，连曾经是“四清”工作队的红人、大队团支部书记，后被巡视组整下去，他今天也来了。
一百多号人，厂里给我们腾出几排宿舍，有的睡上下铺床，有的睡竹板床，一人一铺位，大门大窗，通风透气，水泥地面，凭票进餐。
把这个环境一看，跟去年积肥一比，天壤之别，真不知那段日子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一个有桌子凳子可容上千人的大食堂，上十个窗口卖饭菜。
饭后，厂生产科的王调度跟清芬说，叫我们从农村来的社员下午休息，各人可自便到各个车间去看一下工人的操作，熟悉一下环境。
他说，只要你们有力气，注意安全就行了。我们的宿舍和小徐张队是隔壁到隔壁，又像回到做水利时的工棚睡觉一样，睡前，总想到别的队宿舍串串门，聊聊天。
第二天清晨，听到厂部的高音喇叭唱着《东方红》的歌曲，我们就起床了。
繁星点点，食堂里已是灯火通明，像热闹的大商场。我们排队买了馒头稀饭早点，辣萝卜咸菜是不要钱的，随便拈。
我们一边过早，一边听姜清芬安排我们干活。过晚早稍坐片刻，高音喇叭又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我们就走出食堂，奔向各自的生产车间，开始上班了。
刚来的生手，往往是拖水坯。一人一乘铁架子板车，一人紧跟一人，将板车送到出水坯的机子口，只半分钟，八十四块砖就上到了板车上，人拖车就走。
拖到了晒场的巷道内，板车歇在巷道中间，板车两边一边一人，他们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将砖花着码到晒砖的货位上去了，八十四块砖，又是水泥路面，拖起来是不费力的，但比拖粪要些技巧和小心。
拖砖要将腰向前躬着，车把手掌平，不然很容易翘车，出现砖滑脱落地，砖受损要扣钱不说，车因重力后移产生的推力常有追尾的风险。空车返回机口等待上砖的间隙，可以休息两三分钟。
因为机子像放水一样，安排拖水坯的车就多些，歇车不歇机。
出砖和码砖，熟练了之后，是砖厂里很舒服的活，很多工厂女职工也干做种活，所以厂里给我们出勤的补助也低，一人一天一角五分钱，也就是中午食堂里的一餐素菜钱。
做了一个星期，我叫清芬给我换了一个工种：打大车。
打大车其实就是上土，一天有三角钱的补助，我就是冲着补助高才调换的。
那天上早班，我和姜才功跟带班的向上班的地方走去，我们正顺着小铁路往前走，后面有列电车开到我们身边停下来了，带班的叫我们上电车。
这列电车挂有十辆大铁斗车，斗车两边各站一人，看样子是两人共上一车土。来到土场，带班的给我俩一人发一把铁锹。锹像扬谷的掀蓬，锹把比掀蓬还长，整锹有七斤重。
斗车很慢地滑到土场的底部，每辆斗车相隔一定距离。我俩是新来的，乘的最后一辆斗车，为的是要我们学着怎么让斗车滑下土场的。
上土时，人都是站在高土坡上往下面斗车扔土。当我俩将斗车刚上平车斗，准备还堆高一点，以显得好看些的时候，见前面的九辆斗车的土已经上得不能再满了。
见我俩是新来的，也没人催我们，但我还是慌了起来，他们怎么上得那么快呢？这时，坡上开卷扬机的一位老头子高喊：第一个斗车不要上了，免得大家都等着你们。
我俩的车尾现在又变成车头，十乘车又被推往下坡，挂好勾子连在一起。
那位老头在我俩的斗车上挂一个带钢丝绳的铁钩，闸门一推，十辆斗车就慢慢地上爬，上土的工人这时就坐下来休息。
我一看，真丢人！我俩的斗车几乎是平的，可人家都堆得像座山，用锹拍得又结实又好看。第二次上土轮到我俩装第二车，这是按轮流的规矩定的。
才功也觉难为情，叫我鼓劲上快些，这次土坡比前次还矮点，上土更舒服，一锹土，就势一顺就进了斗车，我俩动作很快，不敢怠慢。
当卷扬机拉斗车跟人一比时，我们的斗车上又比别人矮些。
我俩更不过意，才功掏出大公鸡的烟，那位挨着我们的师傅没接，但教了我们几招：土块要切大一点，越切大越好，装车的时候，不要慌着往车里甩，要一锹一锹稍慢一点往车里放，像放鸡蛋一样。
锹要侧着往下放，一块土一块土架起来，土的空间就大，到了尖子上，土块再才切小点，最后切成很薄的土片，像贴纸一样在土上面贴一层，用锹轻轻一拍，就好看了。
你们那样慌脚溜手的瞎甩，土散开了，没空隙，土就要得多，到了最上面，土一散开还掉在地上去了。
土之所以能随意切成块而不易散，是做砖要这个湿度，是每天晚上用水龙头湿了水的。
打了一天大车下来，人还没什么感觉，可几天之后，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睡在床上不好翻身，再过了几天，才一切恢复正常。
打大车打长了的人，如果春节玩龙灯举灯头，那真是举手之劳不费力的。活虽辛苦，干习惯了也没什么，但生活确实不错。
听工人讲，打大车的人以前是直接发补助钱，但钱发得再多，有人还是不够用。这个出勤高补助，是用来保障生产的，不是给你带回家的工资。
为了使大家有劲干活，厂部就将出勤补助全部用于改善生活。
由于土场离食堂太远，午饭就由食堂工人随电车送来，统一伙食。不是鱼就是肉，五人共餐一大脸盆，有时还有剩下的菜咽不完。
打大车的补助每天是吃光了，但生产队里每天还给每人六角钱的补助。由于午餐吃得很好，晚餐，我最多只花一角钱买个小菜，有时只花五分钱买个小菜。
早上吃五个馍馍，给半斤饭票，也只要一角钱的菜票。饭票是我们带米来换的，也就是说，我一天只花两角钱的生活费。
小队一月补助我们十八元（左港小学的公办教师，月工资是三十四元五角），我一月只花六元钱的生活费，买牙膏、看电影，也花不了两块钱，一月下来，就可节约八九块钱了。
我每月又花三四块钱为自己买件衣服，因为我实在是没有穿戴了，连结婚都没置衣服。再将四五元钱在每月回去拿米的时候，交给家里零用。
由于我每晚在食堂里买的总是素菜，就“出名”了。冯书记等人总是笑我说：又出了个姜在恒。我就“反击”，你们知道我中午是过的什么生活吗？他们就说，我们中午还不是吃的肉。
有时，被大家“逼”得没治，也买一个粉蒸肉，有一满饭碗。我买了一个，他们也笑我，因为他们不但买了粉蒸肉，而且还在喝酒，有的人还买两个粉蒸肉，反正一个也只三角钱。
吃菜方面，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也随人闹一次，但在喝酒和打牌方面，我一直没有破步。
有一次，彭显高的舅舅（也算是我拐弯磨角的一门亲戚），正自酌自饮。我见食堂坐满了人，他旁边还有空座位，就喊了声叔叔，坐在他旁边吃饭。
他非要拉我喝酒，我最后还是端着碗离开了。
当着这么多人，他觉得难为情，以前见了我，他总要问彭显高的情况，问他为什么不出来做砖。可自从这次拒绝了他的好意后，他见了我总爱说我“臭夹生”。
因为这里不比积肥时，如果在积肥时不陪他们喝一点，四个人就显得四分五裂。
打大车遇雨天休息时，虽也打打牌，但我是不打钱的玩一玩，等有了人来接替，就让给别人打钱，我也不在一旁看牌，就到厂俱乐看大字报，或者睡懒觉。
有天晚上，我被吵闹声惊醒了。原来，是王家院子的老王因打牌输了钱在哭，他说，我们左港队三人扎台子赢他的钱，如果不将钱退给他，他就去告诉杨队长。
杨队长是厂部工人战斗队的头头，他每天派人背着枪到各生产车间去巡逻（砖瓦厂因占地面积太大，没建围墙），也偶尔到宿舍区巡逻。反正我也被吵醒了，就起来相劝。
老王说，这是我家屋做的布叫我带出来卖的钱，她在坐月子，还没满月。明天我就要回家拿米，要将这个钱送回去，我袋里再一分钱都没有了……
他要往外走，我就跳下床一下子拉住他，然后调头又这样劝，那样劝姜才六他们三人：你们又不是前几天没看见，杨队长来抓赌，那个不可一世的样子，黄光华那么大的年纪，当他父亲还有多的，杨队长不也指着鼻子尖像吼小孩的吗？
饭票、菜票都收走了。要是赌钱，连人都带走了。才六等人才极不情愿地把钱退给了老王。看来，赌博，有时赢钱的好，有时输钱的好，还真交不了差。
抓了几次临时工赌餐票的行为后，杨华堂又亲自给我们上了一次特殊的班。头天晚上，他就通知我们明天不上班，过了早后到厂俱乐部门口集合。
我想，搞糟了，肯定是要赶我们回家，那天，杨华堂吼黄光华的时候就说过，再这样下去，迟早要你们滚蛋的。
第二天，杨队长弄了六辆大卡车开到俱乐部门口，叫我们全部上去，还有厂里的正式工。
每辆车上都有一面“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战斗队”的大旗，车辆两边都贴有“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支持新水运战斗队”等标语，车子开到正街上，杨队长领头喊口号，我们就跟着喊。
看这阵式，我感到担心，这一定是杨华堂带我们去声援他的＂同道的＂，该不会发生武斗吧？
果然，车子在水运学院门口停下了。杨华堂又带头高喊口号，将我们二百多号人带进了校园。
校园内，一遍狼藉：花坛践踏了、路灯打破了、电杆砍断了、玻璃粉碎了。
我们来到一间学生宿舍，明显地看到这是战斗后的现场，没有一张好床，有的床单上有大块的血迹，窗户连同砖块都垮塌在地上……
水运学院的造反派介绍说，他们这次受伤和牺牲的人不少……
回厂后的这天晚上，再没有人提打牌的事，都在谈国家形势。
上床后我也在想：有人为了关心国家大事而流血牺牲，有人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废寝忘食地写大字报；有人劳动累了就喝喝酒，打打牌。
而我，只顾上班，既无权“抓革命”，又不是真心的“促生产”，只不过是为了每月省几块钱带回家。
要是跟这些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比，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但也觉得庆幸。
砖瓦厂里打大车，体力稍差一点的人，是受不了。不久，才功就去干别的事了。
转眼到了夏天，做砖，要的就是大太阳。
而这段时间，造反头头杨队长总是带着各生产车间的战斗队员外出，他们正式工“抓革命”，我们临时工“促生产”。
厂里也进驻了“支左”的军管战士，这些战士进食堂吃饭时，还要整齐地排好队在食堂的毛主席像前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才去吃饭。
我们临时工，到了各生产车间，开工之前也要排队喊“毛主席万寿无疆”才能开工。
正式工去“抓革命”的越来越多，我们临时工也一天比一天忙。以前，总有临时工没活做，只好轮班休息，这段时间，连我们回家也被控制紧了，大家天天都有事做，这对我们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
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一天下了班，我，才六，汉文，子青，伯勤几个人坐在砖瓦厂边的汉水堤上休息。
这时，老远看见从渡口的河滩上走来几人，其中一眼就认出姜石头书记。他一见我的面，就叫我买烟吃，买糖吃，说恭喜我添儿子了。
高兴之余，也多了一些忧虑。忧虑的不是她母子的身体和家中的生活，也不是我母亲又多了一份家务，而是春环在月里就不能出工了。
前些时，队里又增加人来砖厂，我就问我家中的情况。他们说，春环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出工，在队里照鸡（防止牲畜糟蹋村边水稻）。
这下恐怕是连鸡都不能照了，谁还会让一个月母子去出工呢？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回去看一下，没想到要愁几个钱回去，只认为这都是家里人的事，我只管在外做事赚工分。
第二天，来到打大车的土场，在电车将土拖走后的小憩，我给大家发烟，大家也为我高兴。和这些正式工人相处半年，他们普遍对我还好。
他们的家在汉阳农村的占多数，雨天休息时，也常回家看看。见我一个有家有口的年轻人一直顶在这里干，极少回家，就说还是临时工苦多了。
他们厂里的正式工中的年轻人，都不干打大车这个工种，说是半点技术都学不到，又累人。青年正式工如果打大车，连女朋友都不好找。因此，厂里只好安排这些中年人来干。
他们说，就是你们临时工，来干几天就跑了，像你这样能坚持半年，真的难得。这些打大车的正式工，有的是招工来的，也有的是由临时工转正的。
他们都很坦率，不歧视我，并鼓励我坚持下去，走他们等机会转正的那条路。这虽是安慰人的话，但听起来热乎。
有时没事做，我就捡起了老本行，给在土场上干坐的人读读报纸。时间一长，他们就和我有点土交情了。
今天，听说我妻子生了儿子，就都叫我请假回去一下。我苦笑：回家要花钱，这里又少赚钱，两头划不来。再说，空手回家，家里人不感到失望吗？
我想找我们的清芬队长给我弄点筒子麺带回去，他答应了，但他说要去托厂里的人。等他弄到手，我再回去不迟。几个老工人一听，都笑着说：这好办。
他们有集体购粮证，也只中午一餐吃厂里的饭，其它时间，各人在宿舍都有炉子，自己做，也是为了节约几个钱带回家。
他们说，只要我将带来的米给他们，他们就可以给我去买筒子麺，各作各价，两不吃亏。
有位李师傅也喜欢唱楚戏，跟我较好，他一下给我买了二十斤，其中有十斤是蛋黄筒子麺，叫我先拿回去，来时再带米给他。
孩子的出生，幸亏我在外多做事，结人缘，才弄回了二十斤麺，否则，真不知如何走进家门。
我从砖瓦厂回家，见到月母子的身体还可以，但孩子却瘦弱得叫人担心。
据春环心情沉重的讲述，她临分娩的前一天，不是在队里照鸡。照鸡是轻松活，队里要照顾做轻松活的人很多，不能只照顾你一个孕妇。所以，照鸡也只能轮流照。她即使不是妇女队长，也不会死皮赖脸的天天照鸡。
这天，春环上午就觉得不舒服，但还是坚持出工除了一天的秧棵草。快临盆了，又感到不舒服，还跑到田里，在烈日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弯腰除了一天草，其中的难受，只有她自己知道。
放工后回到家，连晚饭都不想吃，就洗了澡打算睡觉。房间又窄又有西晒，到晚上房间还是像蒸笼。
睡到半夜，人疼痛加剧了，又热又饿，心里感到发慌，就准备到外面去睡一下。大门外，一个人也没有，竹床也没有。
后门外，我家的两张床已被弟妹们睡满了，于是就捂着个大肚子在马路上慢慢地朝前走起来，走了一点远，见前面没有乘凉的人，又转身慢慢地朝后走，走到新村队长徐炎松家门口，见徐队长和他的妻子在搞把子，就谈了几句闲家常，又回房里来睡。
不知躺了多长时间，春环实在受不了，估计也快天亮了，才鼓起勇气叫醒了我母亲。
我母亲起来一看，连忙去请接生员小李。此时，东方已放白，又喊来了隔壁左右的几位嫂子来帮忙。
母亲再才想起家中没鸡蛋了，又慌到孙刘塆去买鸡蛋，母亲慌回来，孩子已经降生。母亲打了七个糖心蛋，春环一下子吃完了，觉得太少了，可母亲认为按风俗习惯，婴儿降生后，产妇只能吃七个鸡蛋。
一个上午，春环说她睡得像个死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母亲叫醒吃的中饭。饭后，春环准备将片子拿到塘边去洗。母亲说，太阳太大，又要蹲着洗，今后会致一身病的。
母亲说自己要上灶做饭，这些血腥的东西她又不能帮忙洗。就叫两个妹妹抬水进来，倒在脚盆里，春环就坐在小凳子上慢慢地洗。
孩子出生后几天，就抱到大队卫生所去看（病）了一次。这次回来没几天，春环和我又抱孩子去看。
陈文凯医生说，上次来看，就没有取名字，这回，你这个当爸爸的回来了，再该取个名字吧。
我回答说还没有想好，陈医生说，你还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想个么事呢？我连忙说，是没想好。不是我没想好，是根本就没想。
本来，头胎，又是一个儿子，该多高兴。可我内心多的不是喜，而是愁。
六口之家时，愁；七口之家时，多了一个劳动力，喜；现在是八口之家，我愁眉不展的是这么大个家庭日子怎么过：三个弟妹正读书，母亲做了名副其实的婆婆，队里再不会让她出工，孩子对春环的拖累，生个孩子三年穷。
有关孩子取名的事，完全没心思去考虑。陈医生见我确实没想好取名，他就热情地说替我取，我说那好，那好，随便你取什么名字，我都同意。
他就很认真地说：取名要有纪念意义，现在人人都在高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叫卫，好吗？
我忙说，谢谢！谢谢！他就在处方单上姓名一栏中写上连卫。我稍思片刻后说，他是连族忠字派的，在连字后面加个忠字更好。
他一听，连拍大腿，笑道，巧！巧！国与家的派字一样了。
家庭事情安排了一下之后，我不敢在家久留，就急匆匆地赶到了三砖瓦厂。
一晃，天气就冷了，在没下雪之前，砖瓦厂里仍在生产，我也仍在打大车。多了一个孩子的负担，我在大车组里丝毫的不敢懈怠，连专门修小铁路的工人来换枕木，我只要是空着，也跑过去帮一下忙。
那个李师傅，虽大我十岁，也只三十多一点的人，我俩除了都喜欢唱之外，也蛮谈得来。
我不喜欢和任何人抬杠，你说我不行，我就承认不行。我也不取笑别人说错了话。总之，不喜欢为与自己利害无关的一些事钻牛角尖。
李师傅的简历，有的人笑他是在剧团瞎搞被开除的，他就跟别人反驳，说他有先见之明，要是不故意在剧团犯错误，现在，早被造反派整死了。
李师傅说，一次他演县官，在公堂上将惊堂木一拍，大喊：将犯人押下，退堂，到食堂去宵夜！观众哗然。为此，他就被开除了。
他还说，你看，武汉楚剧团，那么多名角，不也是被整得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吗？
我这样一瞎搞，就是让他们好借口开除我，这还是1959年发生的事，后来，我就来砖瓦厂当临时工。
这天，产砖车间的机器又坏了，电车一直不来，我又在听李师傅神吹，突然，姜汉文来了。
他也很紧张地对我说，你家春环打电话来了，说孩子在协和医院打氧气，叫我快去。他是来代我的班的。
我一听，人都呆了，他们正式工听说是打氧气，都叫我快去。我几乎要哭，春环打电话来，肯定是要钱，空手去有什么用呢？我就说我要去找清芬队长搞钱，现在还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
大家一听，李师傅就说，救伢要紧，我们大家先把各人的钱凑一下。我一见忙说，谢谢，我过几天去找清芬要钱一定还给你们。
李师傅说，你现在再不说这些话。他将大家的钱收起来，对大家说，还钱的事莫找连传浩，由他来负责这事。
我又说，即使我一时来不了，叫李师傅去找姜清芬要，他会给的。大家催我快走，别谈这，我才饱含着泪水离开了土场。
慌慌张张地赶到协和医院儿科，算还好，是传电话的人传错了，不是打氧气，是打吊针。
我问春环是怎么知道三砖瓦厂的电话的，她说是医生叫她去找门卫，门卫室有电话号码本。她还说是带着孩子走东西湖家家，在家家那住了几天，可能是孩子吃奶后的水土不服，引起了拉肚子。
来协和已看了两天了，钱也用了不少，都是她母亲给的。可孩子的病情丝毫未见好转，大便就像缺沟里放水一样，不停地放绿蛋花子，眼眶下凹，眼睛大得怕人，连哭的劲都没有。
我问医生病情如何，能否尽快好转？医生也不能作明确答复。我就问医生，既然你们医院对孩子不能作保证，那能不能转院。
医生同意了，并叫我们转到儿童医院去，那里是治儿童疾病的专科，各方面的资源应针对性好些。见医生如此说，我们就转院。
为了赶时间，步行是不行的。公汽又少，车上又挤满了串联的红卫兵，怕孩子受挤，就叫了一乘人力三轮车。
在车上，春环看着怀中屙脱了水的孩子如软棉条，双眼紧闭，气若游丝，很是害怕，就吓得哭了起来。
踩三轮车的个老人，一边安慰我们，一边更加用力踩车。
春环哭着说，抚个伢真难！又是头胎，我又没做么歹事，未必这个孩子抚不起来……我不敢看孩子的样子，只是一个劲地安慰她。
到了儿童医院，在急诊室里进行了抢救。
夜晚，孩子拉肚子的次数减少了一点，到了第二天下午，就明显地减少了，到了第三天，大便再不是水，稍微要干一点，但孩子的两个眼眶还是深凹得特别难看。
医生说，孩子因拉肚子严重脱水，还得几天打吊针。不过，这两天孩子的哭声显得精神多了，逗着玩的时候，脸上也有了笑意。
医生说还要住两三天，可我们已经断了粮草。这几天在医院，我们总是买最低价的小菜咽，春环连饭还舍不得吃饱。
我说那不行，不仅仅是大人，孩子要吃奶，这么小的孩子，他又不能补贴任何食物。回家去拿钱，家中也很难。再向家家开口，也于心有愧。回砖瓦厂去借，我这钱本来就是向人家工人借的。
见孩子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们不得不立即回家，如果再呆半天，我们乘车的钱都没有了。
孩子死里逃生，从此，我们更操心了。
孩子出院后，回大队又复查了两次，待可放心了，我又赶回到三砖瓦厂。
今年一来，就不同于去年。去年，一下了班，不是去玩，就是睡大觉。今年，我晚上也尽力争取加班。
产砖车间是不开夜工的，但转砖组每晚都有夜工，就是将已晒干的砖坯转进仓库存起来，冬天停产时再烧。
这种活，都是厂里的女职工干，只有在女职工缺员的情况下，我才能去补班。
大队里为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加班的补助费也比正班高得多，每晚只干4小时，就有一块钱，同时，食堂宵夜的麺条或馍馍不收票。
一天，我打大车下了班，不到五点钟，就在食堂里吃了晚饭，又准备去问王调度，今晚要不要人转砖。可在洗碗的时候，肚子有点痛。
我趁天还未黑，捂着肚子去厂部医务室，只一个护士值班，她也只能听我的陈述，给了我一包去痛片。
中午，我硬撑着去食堂打饭，大家就七嘴八舌开玩笑：太做狠了，要钱不要命。生活太差了，买点好菜吃，肚子自然不痛。
我见大家如此说，加上自己又病了，早也没过，就花三角钱买了一份烧鱼块。我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吃。
一餐饭还没吃完，就当着桌子上的人，敢紧把头低到桌子下面，都吐了。
这一吐，不比早上，不停地吐，一直吐到吐出来的不是饭菜，而是黄水，还在不停地吐，好像要把心肝五脏都吐出来一样。
这时，副队长姜春云跑过来一看，不好，这不是一般的肚子痛。上次黄光华不也是痛得吐吗？大家如梦方醒，都一致认为：那不是阑尾炎！
从食堂到宿舍要经过厂医务室，就顺便进去看一下，医生将我的右下腹一摸，我说好痛不能摸，他又听说我昨晚喝了去痛片的，掩盖了病情，耽误了时间。
叫我们赶快过河，去汉口同济，他已肯定是阑尾炎。在河的两岸，都是由才云扶着走。
可一到了古田路，上了公汽在车上一颠，人就痛得不行了，也不管才云害不害怕，就往公汽地上一睡，才云将我拉住，我才跪在地上，肚子倚紧座位。又感觉车子在加速，直至同济医院门口停下。
下车后，我蹲在地上不能走，也不愿才云背。他没法，跑进去喊来一人，将我架进了急诊室。
医生一见，马上喊来了三四个青年医生，对他们说，进手术室马上动手术。才云的手续还没办齐，我就被送到手术室来了。
几个青年医生听我是黄陂口音，穿的还是一双破黄胶鞋，就说，你的运气好，这是我们的老师，他向来是农村急诊病人优先。
我也来不及感谢，只说我们带钱来了，有一个人去办手续去了。一个青年医生说，既然进了手术室，你就别考虑钱了，只是要好好跟我们配合手术。
当他们给我脱这双破鞋，叫我在手术台上如何躺下的时候，我真不好意思，因为昨晚肚子痛，脚都没洗，再加上又没穿袜子。
几个医生又脱掉我的裤子，在给我的开刀部位清洗、消毒，打麻醉针的同时，我看着墙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毛主席语录，心里的恐惧才稍稍缓解了一点。
这时，那位都称他为老师的医生问我，刚才打针的地方有没有感觉，他就用手在我肚皮上摸，摸几下就叫我数几下，他说要等我没感觉时，才能开刀。
他叫我放松一点，不要紧张，说此手术让我放心，为了争取时间，不是把家属签字也省略了吗。
他还说，你刚进急诊室时看到躺着的两个人，是武斗中的枪伤，是大手术，见你是农村来的，又是小手术，就先给你做。
当他再一次摸我，我感觉不太清楚的时候，他就叫我闭上眼睛休息，并把一个窄条子纱布盖在我的眼睛上。
我感觉我的手、脚都被卡在手术台上去了。医生们就忙了起来，但没给我打吊针，更没有输血，只有金属盘中传来的器械的声音。
我心情还是紧张，想抬起头来看，又怕被医生发现了，我就不停地眨眼睛，将纱布弄开了点缝，正好让我看见了头顶上的无影灯，从灯里能看到我的肚子。
这时，那位老师就站在旁边讲，一下子也没动手。周围的医生听老师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另有四五个白大褂站着围观，也完全没动手。
第一刀接触皮肤的时候，感觉就像有个小虫子在肚皮上爬。刀口并不大，但是用器械拉大刀口时，我感觉到痛，但不是剧痛，忍受得了。
当手指和器械在肚子里牵动肠子的时候，稍微扯重了一点，我就无法控制地发出叫声，这时，一旁的老师叫我痛就喊，不要忍着，不痛就不喊。
一会儿，就从体内取出了一截比小手指差不多细、差不多长的肠子。
这时，主刀的青年医生就将我眼睛上的纱布拿掉，他用两个镊子将这节肠子一拉，只到问我确定看见一个孔，他才放下肠子。
这个孔，只有一个铜钱孔那么大。医生说，如果我再来迟了，手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缝针的时候，完全不感到痛，只是感觉有点痒。
第二天早上，护士给我输了一瓶药，再给鼻孔内喷射黄药水，我就退烧了。人也开始打屁，舒服多了。
早上还是不想吃，才云在我身旁守了一晚上，当我打完了吊针，他就准备走。他说回家去叫我家中的人来照料。
临走时，他嘱咐我，说交了七十元钱，医院里只要那么多，剩下的三十元叫我拿着。他还说，吃饭的钱也包括在内，你只向送饭的人想吃什么就订什么，就行了。
我订了四两牛肉面。心想，平时一餐能吃七八两的人，这订四两，还算“文雅”的吧。但饭送来的时候，二两是一碗，四两就是两碗了。
我几下几下就把面吃得干干净净，真是还想吃两碗。我吃了，感觉都还正常。医生见我下床走路的姿态，腰虽伸不直，但走得不慢，还是一人去厕所。
查房的还是那个大家称老师的医生，他说我再不用打吊针，只观察一个星期，抽了线就可出院。
开刀后的第二天，我母亲来护理我。这时我已能下床活动了。母亲见我能动，这天晚上，母亲就到汉口翠伯母家去睡。
第三天，翠伯母给我煨了一罐子排骨汤，叫我母亲带到同济来的。
汤还是热的，当我在病房内大口大口一连吃了两碗时，几个病床的汉口人都很羡慕我的胃口，说还是农村人体质好，吃得。
下午，母亲将剩下的两碗汤在医院里的炉子上又热给我喝了，我叫母亲今晚到翠伯母家去睡，明天就不用过来直接回家，家中也离不开人。
母亲就说，不是要等一个星期抽线后才能出院吗？我说，我问了那个老师医生的，他说，农村的赤脚医生也可抽线，说我的身体很正常，可以提前出院。
这天上午，我去打了电话，下午，才云就将我的被子行李从砖瓦厂送到医院里来了，他也是劝我回家好好休息一个月，钱是赚不完的。
第四天早上，也就是开刀后的第三天，我就拿着交了七十元钱的收据去办出院手续。包括治疗、床铺、生活全部在内，医院还退了几块钱给我。
出了病房，正下楼，在楼道里遇见我母亲又赶过来了。她要接我的被子。我说，如果这也背不起，那我是么样还能出院呢？
因串联的红卫兵多，又加上上班高峰，我劝母亲别乘公交车，以免那些人撞了我的伤口。
就母子俩慢慢往前走，走到前面，母亲叫我一起去翠伯母家休息两天再回家中，说翠伯母已作了准备，是专门叫母亲来喊我的。
一则翠伯母家我从未去过，二则一个病人去吵闹人家不好，我就说不去。母亲说那她还是要去翠伯母家说一声，叫我慢慢走，就分手了。
算划不来的帐，来汉阳做砖，赚的是小钱，害的是大病；算划得来的帐，如果在家中得了此病，说不定丢了一命。
回家后，队里人说开刀流了血的人，要调养。
调养，不过就是吃肉，可钱呢？
我走到园里一看，我虽不在家，园里的菜也还种得可以。看来，死了屠户，也不会吃活毛猪。
我想砍一点菜去横店卖了买肉吃，又舍不得砍，连根砍了，用什么咽饭呢？我就一匹一匹地撇白菜叶子，让白菜心留着好继续长。
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几十斤白菜叶子去横店卖，菜虽蛮油嫩，但提蓝买菜的一看就不要。
她们根本不问你的菜价，说是光叶子，不是整棵子菜，没有嫩心子，不好咽。人家摆在我旁边的整棵子菜，也只卖五分钱一斤，我卖四分钱一斤，别人也不要，后开口卖三分钱一斤，才卖了几称。
我想这样不行，再过一会儿，集一散，更没人来了。正在这时，见两个人挑着藕往菜行里送，菜行就在我背后。
于是，我也小心翼翼地将菜挑进去，求他们收下。
那个大高个子的老人笑起来了，边皮菜看哪个要？
我见收菜无望，就说：彭师傅，莫那样，熟人熟事的，帮点忙。
他看了我一眼，问我是哪个大队。
我说我以前不总是和彭显波在你这里给我们左港队买菜吗？有一次，你叫彭显波和我到你家去吃饭，我俩已经吃了你买的包子，就没有再去吵闹。
他哦了一声，似有所悟地说，你和我侄子是一个队？
我忙笑着说，他是队长，我是保管，这年把我在汉阳做砖。就顺便谈了一下我来卖菜的原因，他才以三分钱一斤的价格将我的几十斤白菜边皮收了。
块把多钱，买鬼的肉？回家的路上，我自觉好笑，我自己像穷鬼一样，也把人家买菜的人想像为穷鬼。
今天要不是跟姓彭的套近乎，这几十斤菜还得挑回来，块把多钱，还不够我在砖瓦厂里加两个夜班。
看来，回家养病要啃老本了，但哪里又来的老本呢？
回家的第二天就去“卖”菜丢丑，第三天，我就打算去出工，反正队里人也都知道，暂时干点轻活，但被春环和我母亲阻止住了，叫我去大队诊所抽线，一定要休息个把月，病再搞翻了，就不得了了。
我来到大队诊所，张家胜，徐华街都去出诊了，只有左望荣在家“坐镇”。她说，发药、看病都可以，但器械他们都带出去了，不能抽线，叫我明天再来。
我开玩笑地说，我自己都会抽，肚子上看得见线，将它剪断，抽出来不就行了吗？我明天要出工，再没时间来了。
左医生知道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就说，哪来的剪刀呢？大队诊所和大队缝纫组都在一个屋里，裁缝张师傅也开玩笑地说，用我们这做衣服的剪刀行不行？
左医生直摇头：别开玩笑，你不愿明天来，过一会下午再来看一下，他们回了，我就给你抽。
这时，刚刚退伍的付志强在大队缝纫组玩，他问他的那把剪刀行不行？他从裤带上取下一串钥匙，下掉一把崭新的剪指甲的小剪刀。
左医生一看，说可以，就把这把剪刀消了毒，然后用它给我抽了线。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出了个出工的办法，去找队长彭显波商量，他同意了。
他说我这个要求属于大队的事，具体安排叫我去找姜石头书记。石头书记叫我再去跟叶师傅说一下，叶师傅同意的话，你们就自行安排。
晚饭后，叶师傅下了班，我就去跟他打招呼，他也很高兴，他说，那你浩兄弟就划不来了，我光棍一人去了一日三餐吃食堂现成的饭，补助也比这里高。
第二天一早，叶师傅就去了汉阳砖瓦厂，我就来到了大队油厂。一到大队油厂，黄光华师傅就笑：又遇上了你连传浩。
原来，在岱山做砖时，他就和我在一起，总是厚着脸跑到我们队里来喝酒。今年在汉阳砖瓦厂，他也是得了急性阑尾炎，开刀出院就回来了。
后来，大队办油厂，就从张黄队将他调到大队油厂来当技术指导，因为他是黄陂油厂里当厂长犯错误回的，打油的技术很过硬。
他见我与他害的一样的病，病后又只七八天，就安排我炒籽，只有这个活路不出猛力。
籽炒好了一堆之后，就可以坐着休息。这样干了四五天，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伤口处的颜色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觉得干坐也是坐，坐着不如做点什么。当我们的籽炒够了之后，我就到厨房去坐着帮他们搞生活的人择菜，烧火做饭。
油厂里没有现金补助，但生活相当可以。每天只中午一餐，但天天有酒有肉。菜里面的油，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想，天无绝人之路，这不就是对我的调养吗？
大队油厂的中午一餐是好，可我不能像叶师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那天，清芬哥回来休息，被我遇见了。我问他三砖瓦厂的情况如何，给冯浩介绍女朋友的事谈好了吗？
他说，冯浩的女朋友介绍成功了，但他现在不在汉阳砖瓦厂，到青山砖厂里去了。我一听是个新地方，就跟他细谈起来了。
他说，这是大队里又找的一个单位，还可以加人，各队还可以抽人上去，扩大副业门路嘛。
他还说，青山砖厂叫青山煤灰砖厂，是新科技型的，砖不是烧，而是用蒸气蒸出来的。做砖的原料不是土，而是武钢出厂的废煤灰。
这个煤灰砖生产的劳动强度，比汉阳砖瓦厂轻松多了，几乎全是机械化。
队长彭显波见我在外面搞油了，完全不想留在队里，再说队里也需要人在外搞副业，我又是从外面回的，他就放我走了。
清芬哥说他在家中还得一段时间耽误，叫我要想去就先走，我问清了车船路钱后，就背起被子行李，一个人向青山闯去了。
在汉口上了船，还有种第一次乘船的心情，欣赏着汉口和武昌的沿江风景。
在青山码头起了船，是很顺利地问到了红钢城，但问青山煤灰砖厂，个个都不知道。
算还好，我是朝青山那个方向边走边问，没有朝武汉大桥这个方向走。一直问到青山一个叫“港桥头”的地方，还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厂。
这时，我就只问工人模样的人，有一个人告诉我，往前走一公里，是市外，那里有一片新厂区，说不定新厂区的人知道这个地方。
我走到新厂区旁问，人家还是摇头。我见前面有个水龙头，想去喝点水，刚走过去，屋内出来一人，准备接水洗碗，“才六，是你！”
“浩，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心里这才感到踏实了。我问才六，怎么走进了厂，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厂的名字？
他说，“煤灰砖厂”是我们自己给它取的名字，其实，他叫的厂名你看，他顺手一指——“武汉市矽酸盐制品厂食堂"，我看了这个标牌，才明白没人知道的原因。
才六忙着将我被子放在宿舍，又忙着去食堂帮我买饭。
来到工地，还没开工，有人见我就喊了起来，又来了一个快活人。我边向他们发烟，边说现在是混饭吃要紧。
我再仔细一看，全是我们新春大队各小队派来的、全大队有名的单身汉：新村的宝宝、传为，冯眼的保清，小徐张的德千，文牌的仙人洞，燕北塆的兆佑，还有下左墙的两个年轻妇女金枝和青蓉，她俩是清芬的舅母娘，是特殊照顾过来的。
这里的活跟三砖瓦厂完全是两回事，在这里，简直比生产队里在冬闲背着一把锹去清沟混时间还舒服。
矽酸盐厂产品的生产还是在试验阶段，正式工人中，也只有一半上班，另一半搞基建。基建的工地又大，到处都是正在建设的新厂房，主要的活路就是挖土挑土，又没统一的人管理，都是记时。
我们新春大队的临时工，一人一把锻，专门只平整地基。
管我们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谭工程师，河南人，他不管我们做的进度如何，他也根本不在现场指挥，监督我们，他只拿着图纸去指挥建厂房，他只是每天下晚班之前准时来一次，不管你做多做少，只看地面平整了没有，然后就记下当天出勤的人数。
可以说，他只是我们的一个记工员，谭工程师是在造反派的管制下劳动，因此，我们磨洋工，他们有的人不自觉，上午几乎出去玩半天，到吃饭时再回。上午玩累了，下午就到工地休息。
有一天，传为，兆佑两个光棍条子跑出看电影，说是看的批判大毒草的电影"舞台姐妹"，结果，到收晚工，遭工程师来记工，他俩还没回。
谭工程师点了人数，正准备落笔，我们都说，被你们厂里的领导刚刚叫走两人去做别的事了，他没做声，给我们多记了两人。
这天晚上，看电影的他俩就大谈这部电影是如何如何的过瘾。他俩看迷了，这部电影一天放四场，人家是流水作业的放，他俩是流水作业的看。后来，大家就给他俩取了个相同的绰号：舞台姐妹。
白天做事没受累，晚上休息更是鬼闹。新春大队来的都住在一间大仓库，金枝和青蓉也是和大家住在一起，只不过拉开铺位距离。
这样一来，就到了几个单身汉的天堂去了，每晚软磨硬泡叫她俩打牌，因被逼无奈，她俩赢了就赢现钱，输了就不给。
这还算文明的，一旦谁喝了一点酒，就借酒装疯，疯疯打打，打打骂骂，更有甚者，就抱着她们在铺上打闹，旁边的人就凑合大喊：加油，加油!
乐极生悲，不该发生的事就发生了，挤不上邦的光杆就有点气鼓鼓的。
这天，传为又和金枝打闹起来，就从传为的铺上滚到兆佑的铺上去了，兆佑气得没法，没理他俩，就躺在铺上抽烟。他俩滚过来，一下子把兆佑的烟撞到他脸上去了，兆佑哎呦一声大叫，满屋的人大笑。
兆佑爬起来，就给了传为一耳光，也用脚去踢，口里也骂：把老子的脸都烧了！把老子的铺都搞垮了！传为一下子被打醒了，爬起来丢下金枝，就向兆佑扑去。
他们两人对骂对打，大家也见惯了，认为这不过是好戏进入了高潮，各自在铺上坐着看戏。传为去抓兆佑的领口，手还没伸到，兆佑将他一推，传为从铺上仰面倒下，后脑撞到墙上，轰的一声，人就安静了。
传为仰面躺在地上，双目紧闭，一动不动，如死了一般。兆佑慌忙赤着脚从铺上跳下来，扶起传为，可他还是不醒人事。大家就七手八脚地灌茶、卡人中、揉后脑勺，传为才终于开口哼了起来，也不说一句话，只是死哼。
清芬见此就去弄来了一乘板车，可谁也都没动身。我说，我去，清芽要和我一起去，我说厂部医务室不远，去了不能说是打架，一个人送去还好说些。他寒给我十元钱，我一个人就拖着传为向医务室走去。
到了医务室，医生根本没问受伤的原因，只说是脑撞伤要检查，这里条件有限。
他叫我出医务室，陪我走了一段路，指明了路线，叫我快到那个大医院去检查，他说半小时就可以走到。
路上，传为没有哼，一进这家大医院，传为又哼起来了。
院内的医生，都在忙着写大字报，贴大字报，我去问他们在哪里看病，他们理都不理，只有一人向我挥挥手，意思是叫我快走，别在这里干扰他们。
我只好盲目地向医院深处推着传为，碰见了一个医生，叫我退转去并指了指急诊室的方向。
急诊室里，只一个医生值班，传为的哼声更响，医生用听筒听了一下，检查了一下后脑勺，说不要紧，不用检查。
如果你们不放心，一定要检查，那明天再来。他开了一点药，没花几个钱，催我们快走，他还有事。
这天，吃完晚饭，宝宝约我和他出去玩，我将文牌塆的志学也喊上了。
先在武钢排放污水的大堤上玩了一会，见天已经开始打夜影了，又决定在坡下的街上逛一逛再回宿舍。
这时，一个穿戴整齐的年轻人在一酒馆门口急得掉泪，他的左手还缠上了纱布，他右手握着左手碗，在酒馆的门口寻找，一边找……
宝宝上前一问，他说他刚买的一只新手表，带日历的，花了二百一十元钱，走到酒馆门口，见到一只小狗，他想捉回家，一抱在手上，那狗咬了他一口，他本能地将狗一甩，急忙跑到附近诊所去包扎，在伸出手让医生包扎时，才发现手表不见了。
后来，文志学在培角放垃圾处找到了手表，并送到这人面前，那青年一下子就将表抓过去，连说谢谢，就准备走。
我和志学还没反应过来，宝宝一下将此人拉住了！你这个人才过瘾，二百一十块钱的手表，我们捡着了还给你，你一声谢谢就想走？
这一句提醒了志学，他也开了口：我要是藏起来不给你，你又没看见，那你还有手表吗？
我见这人手也咬了，也从没见过见财有份的事，只在一旁干看，没有开口。
这青年一见两人在说他不晓得事，还有一人不做声，知道干谢是不行了，就掏出五块钱。
宝宝接过手，连说：不行，不行！你莫以为我们是乡里人，你去问你们汉口人，看这五块钱拿不拿得出手。此人搞得面红耳赤。
酒馆里服务员见门口在吵，她一出来，宝宝就请她评理，这个服务员一笑，还接过表欣赏了一下，劝这人还给十块钱，让人家也为你的表失而复得高兴一下。
此人又在口袋里全掏出来仅三块多钱，几乎又要哭，说，这是刚才包手十块钱找的雪钱，再没有了。
我朝此人笑着挥挥手，他才敢走了。看来，今天是老实人遇上了老实人。
帮我们说话的这个女服务员说，你们也是意外之财，进来喝两杯吧。这一说，我们都不好意思走。
进去后，我说，吃五块钱，这三块多钱给志学。志学说，莫说得丑，不是宝宝有见识，喝屁！都吃光，吃光，一分钱不留。
八块多钱，有酒，有肉，蛮过瘾。
第二天在工地平地基，边做边聊天，还在谈昨晚捡手表的事。到大约上午十点钟的样子，突然，远处青山的大街上，传来了刺耳的警报声音。
随着声音的越来越近，我们听见高音喇叭在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刘少奇！""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不一会，警车出现了，向我们这边的道路笔直开来，从我们平地基的旁边路过。
六辆吉普车，七辆军用大卡车，每辆大卡车的前面站一个犯人，光头，脸煞白，双手反绑，背后插着一个高高的白标子，标子上用大黑字写的杀人犯xxx，姓名上是用红笔打的叉叉，犯人站在中间，一边一个武警架着犯人的肩膀，车头上架两挺机枪，车厢两边，各站四名武警战士，手握冲锋枪。
最后一名犯人头发未剃，是个女的，也是一名杀人犯，车速不快，看的人都很严肃。车子开过之后，很多人就跟着车子跑。
当地人说，前面不远处就是刑场，我们也跟着跑去看热闹，车子开出了厂区，就在大路上很停了一会，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口号，好像有意喊人来看似的。
看的人越来越多，车子才向通往刑场的叉路开去。
到了刑场，将犯人拉下车，车子在刑场上排成一排，拦住看热闹的人，机枪仍架在车顶上。我们就跑到高坡上去看。
只见七个犯人都分别被两个武警架住站成一排，吉普车中，又下来了七名执行死刑任务的战士，还有一个指挥官。
他们七人走着正步，来到犯人面前，一名战士面对一名犯人。
指挥官高喊：预备——七名战士一下子从腰间枪套中掏出了手枪，开始！叭！叭！叭！
虽然是七人各自发的三枪，但枪声一致，七个犯人的额头正中间开了花，血流如注。
指挥官喊放下，又是一个整齐的动作，将七具尸体仰面放下，指望官又喊退下，七名执行任务的战士，又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退出来。
这时，指挥官也掏出手枪，用脚一个个踢着尸体，只是给一个面部还在抽搐的尸体补了一枪。
接着，从卡车上抬下七个铁盒子，几名穿白大褂的人将尸体往盒内一装，盖上盒盖，抬上车，车子就离开了刑场。
这么近距离，看这么令人心跳的场面，我们回厂后，那些爱打打闹闹的男女，一下子正派起来了，打情骂俏之风陡止。
清芬又将各队家中的劳动力调来了一批人，连徐咀和付巷子队的老队长徐忠文，付寿田也来了。
可是，我却呆不下去了，被孩子和我自己的住院，搞怕了，假如家中又有一点风浪，再如何经得起？这里的工作简直说就是玩，但报酬也少多了。
这是一个新厂，扩建还在投资阶段，因此，食堂的条件就比三砖瓦厂差远了，菜贵，饭的份量也不足。
这里就是一天六角钱的死补助，没有每天的出勤补助，更别提加班费。每天的六角钱，只能吃小菜，要想动荤，就要超支。
如果在这里做长了，身体不习惯，家中又不见一分钱，还要背米来吃。到年终，一算我在外面还超支了多少，这怎么向家中交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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