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展预告 | 陈侗作品展：纸包不住，火什么
前言
在我从美院毕业，即1983至2003这二十年间，几乎可以说是放弃了绘画，转而从事一些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的，很高级但同时又很幼稚的当代研究。说是“研究”，不过就是沉浸在不多的书籍和影片中，或者为它们做些工作。经过后面二十年的努力而渐成规模的出版，源头就在那个时期，而我为之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便成为了今天包括画画在内的一切看得见的事情的资本。
当初放下画笔，并不是我不喜欢画画，也不是没能力画画，可能还是跟我认识的中国画本身的作用与能量有关。中国画，正如它所依赖的农业文明，既是纯粹的，也是封闭的，它与时代的唯一关系就是它也在谋求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介入式的，更别说它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只要检讨一下中国画的制度，就能明白关于它的论争为什么一直很激烈而最终又复归平静。
我不是笔墨的迷恋者，也不重视形式的探索，我关心的是现实和观念的表达，而这一点似乎更适合用叙事的方式。所以，从2004年开始，我跳过我的“本分”，将早年擅长的连环画与现代主义定义下的文学和电影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我自己的叙事体系:故事画和跟画有关的戏剧性表演，以及相应的机构实践。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一种新的分裂也产生了:我不得不用叙事手法去完成另一些跟我的兴趣和愿望相违背的叙述性绘画，而正是这样的绘画——由新鲜感刺激起来的需求所规定的题材和形式上的大同小异——形成了对我的所有工作在物质层面的支持，却又耽误了这些事情本身，甚至也耽误了构建那个叙事体系。如果说这个分裂具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合理性，甚至是每一个艺术家或多或少碰到过的，那么同时也证明我们所做的其他事情——广义上的当代艺术——将永远处于夹缝和边缘。
然而，历史为我们塑造的那些英雄却没有一个长期处于这种分裂当中，他们所面临和着手解决的问题超越了自身，其格局自不待言。一如白求恩在轻易地得到了富人的打赏之后终于体会到“最需要医疗的人就是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我们如果套用这个句式，苦苦寻找需要艺术的人，终于发现不同时代的本质性差异正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只能让人们聚焦于我们的动作，而且只能寄希望于这种聚焦总会出现在闲歇的时刻。
当我意识到自己距离成为一名作家的日子还很遥远时，便试着用绘画来讲述不该用绘画讲述的故事。为了获得一种现实主义原则下的“典型性”，我发明了“文化记忆”这个词，以此来超越我个人的生活，寻求更多与观众/读者的历史层面对话。然而，挥之不去的英雄主义和其所绑定的通俗话语，使我的叙述变成了电视连续剧的翻版，充斥着谍战情景和命运的起伏。人们似乎看破了我的伎俩，没有跟从那些对他们来说或深或浅的记忆，这在我意料之中。我想，除非这世界的本质从来就是视争斗为其乐无穷，否则再生动的历史叙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也是多余的。
2018年，通过日课“每日一涂”，我意识到我正在迫使自己成为一名社会生活的观察者，因为无论是画面先于主题还是主题先于画面，我都必须清晰地——当然有时也是故意模棱两可地——用文字表达我的意识和思考。这些巴掌大的图画为我争得了一些同样愿意思考问题的观众/读者，以至于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与他们每天都处于紧张的对话当中。就这样，我似乎就成了一个自鸣得意的末流哲学家，而图画也似乎简洁生动地传达了文字所要说出的观念。相比那些多少还是考虑了必要的形式的绘画，这些日课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在我和读者那里，绘画真正成为了媒介，而传播的有效性正是得益于笔墨最低限度的发挥，点到为止，意犹未尽。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艺术家宣布“绘画死亡”并齐齐转向了别处。我们不必为今天绘画的回归而感到高兴，倒是可以继续思考当时为什么要那么极端，以及“死亡”之后会怎么样。我们在纸上或布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实在是有一种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意思，是欲望与条件的较量。我们处在现实当中，又无时无刻不在现实之外，这是我们对艺术家身份的一个定义。悲剧在于，我们是这样想，而人们的要求却不同。我们不能抛弃群众，所以必须重新定义“自我意识”与“自我表现”。最理想的结果似乎应该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艺术家，而不只是在大厅里闲逛的消费者。
陈侗
2021年8月22日
部分展出作品
展览现场
陈侗
1962年生于湖南宁乡，198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6年至今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
博尔赫斯书店及其艺术机构创办人，“实验艺术丛书”、“午夜文丛”、“艺术迷宫”和“享乐者”等丛书策划人，录像局（联合）创办人，广州非营利艺术机构“五行会”名誉会长，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