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 徐灏龙、陆铭：求解中国农业困局：国际视野中的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竞争力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在研究院

来源：徐灏龙、陆铭，2021,《求解中国农业困局：国际视野中的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竞争力》，《学术月刊》第6期，58-71页

作者：徐灏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章信息

文章主要内容

摘要：本文认为，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的“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现象，是由于农均耕地面积过小引起的规模经营不足。这背后，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化滞后，和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同时，政府大力补贴农业和农村，提高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机会成本，导致土地流转率不足，进一步阻碍规模经营。通过国际比较，我们认为规模化农场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而小农经济现代化的成本较高。本文还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农业劳动力转移适应农业产出比重下降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农均在（可）耕地，它对农均粮食净出口存在显著正效应。反事实分析说明，若中国2011年的农业就业比重能和产出比重相适应（即消除城乡间劳动力流动障碍），则下一年粮食净输入将下降约89%。

关键词：农业竞争力；农均耕地；规模经营；劳动力流动；城市化

一、引言

2004年起，中央连续16次把年度“一号文件”的主题置于“三农问题”。这体现了党中央对于“三农”的重视程度，但也侧面说明，如何有效提升中国的农业竞争力并提高农民收入，还在寻找针对性措施的过程中。本文将从以下特征事实入手，并结合国际经验，剖析中国农业竞争力不足的原因。首先，中国的粮食生产存在“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现象，且已持续数年。除大豆之外，中国的稻谷、小麦和玉米库存量已连年超过消费量，但由于生产成本也较高，因此进口也较多。这说明，中国农产品成本较高、竞争力不足，并大量进口的情况是整体性的，主要粮食产品均如此。所以，本文的论证也将粮食产品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国粮入库，洋粮入市”的原因，而暂不讨论农产品之间的结构性问题。由于国粮滞销不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农业始终须依靠大量补贴。长此以往，“三农”问题将始终难以解决。

其次，中国总体上的农业规模化程度却未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而显著提高，平均农场规模仅为邻国日本的一半，这一现象也亟需解释。理论上，在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生产规模将由于农村人口减少而逐步扩大，这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但较低的农均耕地面积说明，中国仍以小农生产为主。即使政策允许一些土地以代耕代种、转包、委托经营流转，部分农民的流转意愿仍较弱。占农村土地大头的宅基地，目前还无法实现自由流转。

本文认为，剖析中国农业问题并给出对策，应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首先，在国际上，需要借助于贸易模型和国际经验，通过比较来考察中国农业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其次，在国内，需要将农业问题和发展阶段，特别是和城市化进程相结合，跳出农业看农业。本文指出，由于中国城市化相对滞后和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导致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较低，因而整体上农场规模较小，规模经营相对不足。若大力补贴农业机械和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但是生产成本难以通过规模分摊，因而成本上升得更多。所以与成本更低的国外农产品相比，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相对不足。

二、国际经验与规模经营在中国的可行性争论

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业生产方式是“内生的”：当农业人口减少，农均耕地面积增加，经营规模扩大时，更为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生产方式会因为有利可图而被生产者自发采用。当前，规模经营已基本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标志，而补贴规模经营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基础手段。其中，美国、法国和巴西是典型代表。战后日本的经验说明，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确可能，但是成本高昂，非最优选择。日本经验说明，若离开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将视角局限于农业内部，跳过规模经营而推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则这些增加的成本将削弱通过规模来分摊成本的作用，只能依靠增加补贴来弥补。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日本已扬弃了小农模式。

在中国，针对农业规模经营的争论已持续多年，有文献讨论农业规模经营在中国不可行的原因，或者小农经济更可行的理由。有观点认为资源禀赋的约束决定了中国不能发展以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模式，这是目前争论的核心。从逻辑上讲，各地区发展种植符合禀赋优势的农作物，与规模经营并不冲突。我国丰富多样的地形和气候实际上已为发展多种因地制宜的产品及其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将中国农业竞争力不足归咎于资源禀赋是偏颇的，以色列即为一反例。其次，只要成本足够低，农民会自发地扩大种植面积，这也有利于降低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也有观点认为规模经营的实现与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脱离土地，比如将农业生产中的某一工序外包，或者发展农村服务。理论上，外包也是一种技术，须在实现规模经营，能将成本有效分摊掉之后才会被自发采用。如果外包服务的对象非常分散，数量多且异质性高，也不足以真正帮助农户降低成本。

三、实证策略与结论

本文使用的国别层面粮食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有关耕地、基础设施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Data Bank数据库；国别层面的控制变量来自于Penn World Table数据库；制度数据来自于ICRG数据库。我们将一国农均粮食净出口作为其农业竞争力的度量。

在识别农均耕地与农均粮食净出口之间的关系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认为，制度性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农均耕地面积的合适的工具变量。其中的逻辑是：若劳动力能够无障碍流动，那么在更加顺畅的转移过程中，依附于土地的人口将减少，因此农均耕地会显著增加。但是，劳动力流动障碍并不会直接影响粮食净出口，而只能通过影响农均耕地，从而间接影响粮食出口。通过设计以上工具变量，我们可以在缓解内生性估计偏误的同时，揭示了农均耕地面积对于粮食出口的机制，与国际经验相呼应。

回归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障碍越小，农均在耕地面积会显著扩大，农均粮食净出口就越多。本文的反事实分析说明，若中国2011年的农业就业比重能和产出比重相适应（即消除城乡间劳动力流动障碍），则下一年的农业竞争力将显著增加，粮食净输入将下降约89%。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估计是比较宏观的，因此，上述反事实估计不一定精确，但即使实际效应只有本文估计结果的一半，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对于减少粮食净输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四、政策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应向美国、法国、巴西、以色列等国的主流经验靠拢，而避免日本的个案。我们的建议是，首先，将户籍制度改革和面向进城农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置于优先地位，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做好推进机械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铺垫。其次，为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建议适当地减少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转而按生产规模进行补贴，并补贴农村移民的职业培训，以及补贴他们移居城市后的廉租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帮助他们在城市尽快找到工作和定居。与此相对应的是，应允许进城农民有条件地放弃农村宅基地，以获取在城市定居的补偿。第三，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逐步扩大宅基地的流转范围，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引导资本下乡。第四，我们不建议在农村劳动力未充分流转的情况下在农村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和推广机械化。如果农村的劳动力未充分转移，则这些投入加摊到农产品上，是推高成本的重要因素；如果劳动力已充分转移，则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这些先期投入将难以产生足够的回报。最后，我们认为，在工业化时代，土地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思想不应作为政策依据。

五、写作、投稿、修改的过程和心得体会

本文最大的亮点，是在一般均衡的视角下，并结合国际经验来思考中国农业模式的未来走向。其实，文章的初稿早在2017年就已基本完成，投稿过程可谓“命途多舛”。这篇论文的发表并不代表它已经完美无瑕，也不会给正在进行的这场争论画上句点。

2019年10月，作者来到了江西省上饶市进行调研。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是当真正目睹“小农经济”（下图）之时，小块耕地上横七竖八的田埂还是令人触目惊心。不远之外，是十室九空的宅基地。

徐灏龙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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