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分享 |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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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

——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摘要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关键词：社会企业；社区发展治理；社区社会企业

作者：殷婕（1988—），女，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党校高级讲师。

近年来，随着政策环境的改变和社区实际需求的转变，社会企业在我国部分地区兴起，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载体。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企业的特殊组织形式，社会企业通过新的商业模式提供社会服务，协同社区解决发展治理问题。

2021年5月，《成都市“十四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发布，并在社区层面提出要“创新发展社区社会企业”，并从“出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指导意见，建立市区两级社区社会企业库”等多个方面推动社区社会企业多元发展、转型成长。

社区社会企业是指“由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发起设立，以社区党组织为引领、居委会为主导、社区资源活化利用为路径、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为导向、服务社区居民为目标，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新型社区经济组织”。

当前，社会企业在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扩大社会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社会企业在市场主体地位确认、宗旨使命践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社会效益发挥等方面还面临大量挑战。

❶

 存在制度性激励 

与现实性约束之间的张力关系

一方面，社会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支持和鼓励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社会企业作为以社会效益为优先目标的新型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要同时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这就会对社会企业的宗旨使命、经营情况、信用状况、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利润分配机制形成一定的政策性约束。

如何在增强社会企业的活跃性与确保行业规范有序之间取得平衡成为当前研究的重难点。

△ 成都社会企业-云上田园

❷

 存在发挥积极作用 

与预防潜在风险之间的张力关系

一方面，社会企业作为治理的多元主体在被纳入社区发展治理后，在盘活社区资源、扩大社区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企业作为治理的新兴力量，在法律地位、治理结构、管理规范、宗旨使命、社会参与、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行业影响等方面还面临一系列潜在风险。

如何找准发挥社会企业积极作用与预防控制潜在风险之间的平衡成为当前研究的重难点。

❸

 存在构建治理合力 

和确保主体性之间的张力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鲍勃·杰索普提出过治理失效理论，他认为“治理的失败可以理解为是由于有关各方对原定目标是否仍然有效发生争议而又未能重新界定目标所致”。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兴社会主体在参与到社区发展治理的过程中，如果与其他社会主体在统合治理目标、理顺协调机制、完善法律制度上衔接不畅，就会潜藏治理失效的风险。

社会企业一方面要找到协作共治的机制，形成治理合力；另一方面要保持社会企业在社区发展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

如何找准实现各治理主体在物质、社会和时空多方面相互依赖、和谐共存的路径成为当前研究的重难点。

社会企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吸引了多个国家、多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与参与。社会企业作为一个概念兴起，指的是一种能够解决社会失业问题、实现特定社会经济目标和解决部分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创新性举措。

1844年，英国罗奇代尔28个纺织工人筹集了28英镑成立了世界第一家合作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企业。

△ 世界首个合作社——公平先锋社

1978年，英国学者菲尔斯·普雷克利(FreerSpreckley)首次提出“社会企业”。

1994年，西方国家政府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社会企业是通过利用市场资源和非市场资源的渠道，让低技术、弱势群体、特定人群能够实现就业和再就业的组织。

不同国家的学者和专家对社会企业的功能定位有不同的理解。

在功能定位上，政府和市场“失灵”理论（State/MarketFailureTheory）认为，由于公民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单靠政府职能部门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需求的，而完全的自由市场又存在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一矛盾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企业的兴起。

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DependenceTheory）则认为，社会企业是非营利组织的替代发展方式，可以有效解决非营利性组织对外界资源的依赖性。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Theory）则认为，社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伴随着企业家公益意识的提升而产生的。

中国的社会企业也被赋予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2004年，刘继同节译了《社会企业》。随后，国内掀起了社会企业研究的热潮。

时立荣（2005）在研究中发现，社会企业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福利企业，正逐渐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力量。俞可平（2007）在对社会企业的研究中指出，社会企业应归属于在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

《社会企业的发展逻辑》

作者：时立荣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名（2009）、潘小娟（2011）、余晓敏（2011）等均认为社会企业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是商业经营行为和社会责任使命的结合。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多主体力量的参与与扶持越来越被重视。

高传胜（2016）、时立荣（2016）、谭馨海（2020）、葛琳（2020）等认为较之其他企业类型，社会企业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主体，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方，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和监督，社区调动多方力量参与，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多方有效联动。

结合国内外对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现状的分析，本研究立足当前成都市社区社会企业发展实践，通过对相关职能部门、社区社会企业、社区干部、社区居民的参与式观察、结构式访谈、无结构式访谈，结合纵向的历史脉络梳理和横向的经验对比，总结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的机制，提炼社会企业在社区发展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剖析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制度性约束与风险性挑战，进而为社会企业进一步嵌入社区发展治理提出优化路径。

❶

 完善制度体系 

畅通参与渠道

2017年9月，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提出“鼓励社区探索创办服务居民的社会企业”，正式拉开了在社区层面建立社会企业的序幕。

△ 出台文件支持社区社会企业发展

2018年4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提出：“鼓励社会团体、公益基金会、城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投资创办社会企业。”

2018年6月，原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的《关于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培育社会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社会企业准入登记等做了相关规定。此后，成都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社会企业的创办和发展（见表1）。

至此，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工作创造了国内社会企业发展的“六个第一”，在政策支持下也迅速催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企业，即社区居委会主导成立的社区型社会企业。

为了更好对行业发展环境进行规制，2019年6月中共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印发了《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由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全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的流程管理和工作引导。

2021年10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系统规定了社会企业登记、章程备案、评审认定、政策扶持、监管服务、摘牌退出等内容，从市场主体类型、宗旨声明、经营情况、信用状况四个方面明确了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的条件。

该办法的实施既标志着成都市社会企业正式进入了规范化发展的全新阶段，也确保成都市在全国范围社会企业治理领域内的领先优势。

除了市级层面，成都市大邑县、郫都区、温江区、新津区、金牛区、崇州市、简阳市等部分县（区、市）根据市级层面的政策意见也因地制宜出台了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见表2）。

截至2023年5月，成都市认定各类社会企业197家。2022年营收总额超7.48亿元，累计服务各类城乡社区700余个，受益人群超100万人次，成为全国社会企业数量最多、最为活跃的城市。

❷

 明确实施步骤 

搭建组织架构

社区社会企业作为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发起设立的新型经济组织，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结合社区自身情况搭建起基本的组织架构。

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相关要求，社区社会企业在成立时应遵循四个方面的步骤：

• 一是厘清社区资源

社区社会企业作为社区居委会全资或出资成立的企业，首先就要厘清社区能够投资入股的资金、资产、资源，对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尤其是对公共空间进行梳理和整合。

• 二是体现居民意志

通过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会的方式向居民开展宣传并征集意见，研究决定社会企业的职责权限、股权结构、业务范围等，明确社会企业在运行中应当遵循的按劳分配、管理自治、民主决策等原则，并由居民委员会监督运作过程。

• 三是登记注册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注册登记，并在社会企业成立一年以后，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规定，向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

• 四是优化人力资源

各社区结合实际情况决定社会企业人员的构成，一般而言，社会企业公司的从业人员主要分为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两类。

对专职人员而言，通过优化薪资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素质；对兼职人员而言，将社会企业中的工作成绩与社区评优评先、职务晋升等相结合。

如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是2018年由武侯区黉门街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共同出资设立的社会企业。作为成都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其按照上述四个步骤搭建起了社会企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步骤。

△ 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

一是在厘清社区资源上，社会企业在成立之前就充分考虑哪些社区内外资源能够为社区所用，并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两者结合的方式，于2018年9月开始陆续引进专业的社会服务公司，先后投资了成都乐生宜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市奶奶名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小柏家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二是在体现居民意志上，为了扭转居民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怀疑态度，企业向居民积极宣传社会企业与一般企业在服务理念、主营业务等方面的区别，尤其是强调社会企业对社区的反哺能力。

三是在登记注册上，企业向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了社会企业的评审认定。

四是在优化人力资源上，企业成立了社区学院，邀请全国优秀的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和授课，既为社会企业发展问诊把脉、答疑解惑，又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领导、管理、组织能力。

❸

 整合多方资源 

理顺治理流程

社区社会企业担负着社区赋予的社会职责，社区成立社会企业的出发点在于充分发挥其在解决困难群体就业、满足群众需求、弥补服务空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社区发展的可持续、居民利益的最大化做出贡献。

如成都市郫都区市井里记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2020年郫都区郫筒街道天台社区居委会独资设立的社会企业。社区充分利用身处蜀都万达商圈核心区的优势，积极履行三个方面的主要职责，将社区内的商圈资源转化为社区服务优势。

• 一是发挥中介作用

通过串联周边商家、企业、物业管理公司形成治理共同体，打通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通道。

• 二是明确职责分工

积极推动社会企业和成都梦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天台市集”，其中成都梦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市集包装、设计、招租、活动策划和氛围营造，社会企业主要负责周边物业管理、日常秩序维护和卫生维护，确保秩序井然。

• 三是制订共治规则

为确保社会企业的公益性，“天台市集”与社区签订协议，协议市集每年将全部收益的10％投入社区基金会，并规定每年要有针对性地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和就业困难人群提供就业岗位。

△ 成都天台社区天台市集

再如由黉门街社区、成都市武侯新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街区居民入股等联合发起组建成都市武侯区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

在该社会企业成立以后，为了更加合理充分地运用社区各类资源，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红旗连锁、成都乐生宜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围绕社区文创、养老托幼、智能零售等为社区居民提供生活服务。

目前已经实施的项目包括文化聚落、黉门里人文生活体验中心、奶奶厨房、乐邻康养中心、社区之家、社区学院、红旗新零售、智能书屋、自贸区等，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加品质化、便民化、多元化的社区服务。

❶

 盘活社区资源 

推进社区资源价值转化

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对辖区内的公共空间没有租赁、经营的权力。社区社会企业作为社区居委会成立的法人单位，能够通过市场化运作，盘活社区空间和资源，实现社区有限空间和资源价值利用的最大化。

比如由成都市龙泉驿区五星社区于2017年全额出资成立的成都五星启扬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其在对社区边角闲置空间的利用上，通过公共空间运营管理委员会负责谋划和决策公共空间运营中的项目引入、运营模式、资金监管等重大事项，既引入企业和公益机构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和多元化的服务，又规定入驻机构根据占地面积核算使用经费，固定捐赠给社区基金，以空间换服务、换收益的方式实现了对社区闲置空间的充分利用和价值转化。

如社区居委会一楼的楼梯转角被升级改造为蛋糕房，并通过签订换服务换收益的协议，蛋糕房承诺每年在租金之外向社区居民提供90节的烘焙课并每年向社区基金定向捐赠4万元的公益基金。

△ 成都社区社会企业——五星启扬

再如成都市新都区正因社区居委会于2019年成立的成都市新都区正因金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其为解决大学路的小商贩占道经营问题而修建了7个售卖亭，通过竞价招租的方式将收取的租金全部用于全体社区居民，同时为解决同福路的占道经营问题，对街道办事处建立的临时菜市场进行升级打造、商业化招租和规范化管理，所得全部收益用于环境美化、街面秩序维护、扶贫济弱等公益事业。

❷

 增强社区财力 

推进社区服务提档升级

根据《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的规定，社会企业“所得部分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这就为传统的居委会在完全依靠财政拨款的方式之外另觅了财力来源，既结合本社区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问题，如对社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也能够满足居民日趋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如开展助老助残、关爱儿童等。

比如成都五星启扬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按照公司章程每年会将25%的净收益投入社区基金，同时承诺将利润额的60%投入社区发展治理；黉门宜邻按照公司章程约定将20%的盈利投入社区基金，用于支持社区发展、助残、助老、助困等社区公益慈善事业。

❸

 扩大社会参与 

推进基层民主落地落实

按照成都市社会企业章程样本的规定，为保障公司的社会目标不发生偏移，鼓励居民通过居民议事会等方式参与到社会企业的运营当中，如股东大会可以增加未出资的员工和社区利益代表。

这就在社区原有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等组织构架之外，依托社区社会企业又拓展出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促进社区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比如成都智乐物业服务社会企业有限公司是2019武侯区成立的开展物业服务的社会企业。

2019年5月，成都智乐物业服务社会企业有限公司通过采购谈判的形式先后入驻4个小区，以信托制模式介入小区物业管理，通过业主参与的开放式协商，编制年度财务预算和物业服务标准，同时在业主大会名下开设了信托基金“双密码账户”，以技术手段保障每位业主随时可以查阅、抄录、复制包括公共收益在内的所有物业服务财务收支情况，消除了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因为不知情、不信任而造成的矛盾纠纷。

△ 成都智乐物业

通过实行开放预算和监察制度，物业费和公共收益的使用由居民参与、数据向居民公开，推动了基层民主的实现。

❹

 丰富社区服务 

推进居民需求充分满足

社会企业在成立以后承担了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的任务。一方面，拓展服务广度，改变过去由居委会和政府提供服务的单一供给模式，借助社会企业的平台，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

另一方面，拓展服务精度，借助社会企业引入专业化的机构，促进社区服务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解决了商业企业不愿意做、社会组织不专业、政府服务延伸不到位的治理难题。

比如成都市武侯区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入股的方式，与成都乐生宜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社区康养中心，引入专业机构为社区老人开展家门口的医疗健康服务，同时还链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开展“华西老专家公益问诊”项目，使黉门街社区居民的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质量都得到显著提升。

❺

 密切社区联系 

推进社区关系和谐稳定

社区社会企业通过组织、协助开展社区活动，链接社区的各类主体参与到社区共同体的创建当中，起到了密切社区联系、促进关系和谐的中介作用，有效缓解了城市社区陌生人社会带来的人情关系冷漠问题。

如成都五星启扬社区服务有限公司通过资助社区的方式举办集体生日会、开展义诊、支持老年大学活动等，链接成都农商银行进社区举办“和睦邻里情、端午粽飘香”活动，联合中国电信进社区开展绿色社区创建活动等，扩大了居民的社会交往。

再如武侯区2018年成立的成都馋爱善食餐饮管理社会企业有限公司，通过外送快餐的方式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目前，团队25名员工中有18名残疾人士，为残疾人扩大社会参与提供了平台和机会，发挥了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

△ 成都社会企业-馋爱无声

❻

 解决社区问题 

促进社区居民安居乐业

社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具备其他社会主体所不具备的市场化、创新性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其他社会主体在市场化运作、营利性创收等方面的阻碍，进一步破解社区在推进环境保护、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养老托幼等方面的难题。

比如龙泉驿区崇德社区在2019年成立的成都崇德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就有效解决了社区的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困难问题。崇德社区是2012年成立的龙泉驿区规模最大的安置房社区。

拆迁安置的大多是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偏窄、就业选择受限。为解决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社区主动出面，通过内部消化、熟人介绍的方式从事小区保洁、物业等工作，但伴随着就业需求人员的增加，仅靠内部消化、熟人介绍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就业问题，因此2014年崇德社区成立了“崇德嫂子家政服务中心”等8家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解决了一部分居民的就业问题。

随着业务的扩大，社会组织在开展劳务派遣等业务上的资质受到限制。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2019年崇德社区成立了一家社区社会企业———成都崇德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已经承担了龙泉驿区23条主街、66条背街小巷、10个社区的环境卫生维护工作。

△ 成都龙泉驿区崇德社区

❶

 政策前景模糊化下 

企业发展路径实践困境

• 政策支持不够有力， 生存发展步履维艰

当前，虽然省、市、区出台了支持鼓励政策，但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受制于社会企业行业规模较小、主体构成复杂等原因，国家层面尚未出台政策和进行立法。

结果是部分社区对是否成立社会企业仍持怀疑态度，就算是成立了社会企业的社区，社区两委班子对社会企业的宗旨使命、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战略管理等接受与认同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都存在怀疑。结果是企业员工担忧社会企业发展前景，地方政府对社会企业价值取向存疑，部分社会企业生存举步维艰。

• 制度约束不够健全，市场秩序遭到破坏

社区社会企业由于是在社区居委会主导下成立的企业，可能会借助社区居委会在辖区内的影响力开展工作。

同时，较之其他市场主体，社会企业在对社区信息、资源等的了解和掌握上容易掌握更多的信息。部分社区居委会为了实现企业的盈利，排斥其他企业进入社区，使社会企业在承接社区外溢项目时处于垄断地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

• 运作机制不够成熟，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社会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都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直面来自市场的各类风险因素，但是社会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因为其在法律地位、运作模式、目标任务、生存策略等方面和其他市场主体有着一定的区别，在抵御市场风险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其他的挑战。

比如，当前大部分社会企业的注册资金采取的是认缴的方式，一旦发生亏损，将直接影响其偿债能力。社区居委会作为责任主体可能无法承担亏损的后果，并可能进一步引发社区内的矛盾纠纷。

因此，当前许多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尽量降低市场风险的影响，往往选择较为保守的发展方式，严格控制社会企业的经营范围，只限于原有的经营方向而不继续扩展其他业务。

如在调研发现中，部分社区表示在其他业务市场前景不够明确的情况下，只会固守当前盈利的项目，不考虑扩大经营范围。

❷

 多主体参与状况下 

最佳治理机制构建困境

• 就社会企业而言，部分仍然游离于管制之外

虽然市级和一些区县均已出台社会企业培育办法，但是大部分社会企业在评审认定资格取得之后，同其他企业相比并没有在税收优惠、政策倾斜、资源投入、资金支持等方面享受到更多的红利，因此部分社会企业对推进评审认定工作持观望态度，没有推进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的动力，社会企业的社会行为处于市场监管之外，影响了行业发展的规范性、可持续性。

△ 成都社会企业相关政策

• 就社区而言，部分社区干部难以兼顾社会企业发展

成立了社会企业的社区不仅需要承担大量的行政类事务和公益服务性事务，还要兼顾处理社会企业的相关事务，这对社区“两委”干部的工作精力和工作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 就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分配机制尚未建立

由于尚未建立起妥善分配、共同交流的平台，社会企业的出现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某些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比如在项目分配上，哪些社区事务应该由社会组织承担、哪些活动应该由志愿者团体开展、哪些业务应该由社会企业负责等。

❸

 多价值目标导向下 

最优发展策略选择困境

• 过于重视社会属性，使得商业性出现偏移

社会企业重点关注领域集中在养老、托幼、助残等方面，关注的人群主要集中在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和儿童等相对社会弱势群体上，商业化程度不高、受众支付能力不强、成本回收周期长等问题使社会企业在商业运作上和其他企业相比有着一定劣势。

同时，由社区“两委”成员担任社区社会企业法人代表或董事的情况在社区社会企业中比较普遍，但是根据社会企业章程的规定，社区“两委”成员不能以自然人身份在社会企业中持股，社区“两委”干部在社会企业中“兼职不兼薪”，缺乏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动力，影响了社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 过于依赖个人权威，使得社会性出现偏移 

由于当前社区社会企业一般是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法人或董事长，部分区县还规定社区社会企业必须由社区居委会独资成立，社区党组织书记对社会企业的控制权较大。

这就赋予基层自治组织极大的自主权，如果再出现法制约束乏力、上级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或书记个人廉政意识不强的情况，就极有可能出现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等问题。

• 过于依赖个人能力，使得专业性尚显不足 

当前，社区社会企业的法人大多为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两委”成员运营公司的能力因人而异，可能存在专业性不够的问题。

部分社会企业由于经营者缺乏一定的商业运作管理能力，就算是获得了外部的资源和帮助，也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促进企业发展的优势，“输血”难变“造血”，消耗社会公众对居委会的信任。

受制于政策端、平台端、主体端三个方面的困境，社会企业更好嵌入社区、提高治理效能面临巨大挑战，亟须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三方面入手，引导社会企业在市场主体地位确认、宗旨使命践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社会效益发挥上发挥作用。

❶

 完善配套支撑 

做优顶层制度设计

• 打通壁垒，加速建立社会企业培育发展促进机制

根据各个区县的实际情况出台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建立社会企业孵化园；通过开辟绿色通道、一站式服务等方式简化登记注册流程；为社会企业提供登记认证辅导、业务模式梳理、能力建设、品牌传播、产品对接、政府采购、场地设施、金融财税、人才培养等服务，为社会企业整合政府、社区、智库、公益创投机构、媒体等资源搭建社会企业服务的“区级平台（提供孵化服务和认证辅导服务）+街道枢纽（提供项目支持）+社区驿站（提供办公场地和价值引导）”的三级联动机制和孵化服务网络。

• 加大扶持，营造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提升的良好环境

加大政府购买社会企业服务的力度，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举办社会企业交流会、宣传会、展览会、培训会、推介会等形式为社会企业之间的交流学习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市、区社区发展治理专项激励基金的激励作用和区社区发展基金会平台功能，精准扶持发展能力强、社会效益好的社会企业。

• 规范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企业监督管理服务体系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社会企业的主体监管责任，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发挥专业监督作用，新闻媒体、自媒体和群众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打造多渠道、多层次和多视角的社会企业监督机制。

充分运用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和社会影响力评估体系，定期对社会企业开展评估，帮助社会企业清晰坚定社会使命、梳理内部管理、构建良好的外部合作关系。对于社会目标使命有发生偏移风险的社会企业，要采取督促整改、摘牌处理等方式，规范社会企业发展的市场秩序。

❷

 构建支持体系 

引入多方力量助力

• 孵化培育，加强能力建设

积极引进专门从事社会企业管理、项目运营、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依托高等院校、党校等院校资源，开展社会企业孵化和相关课程培训，委托专业的智库对社会企业的发展趋势、行业动态、服务需求展开课题研究，有针对性地破解社会企业难题，提高人员专业素养。

△ 社会企业培训赋能

针对社会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诉求，通过设立社会企业培育发展中心、建立社会企业投资联盟、举办社会企业投资峰会等方式，建立社群、苗圃、孵化器、加速器、投资推荐5个阶段的孵化体系，从顶层设计、业务范围、发展战略、品牌推广、金融投资等方面为社会企业提供定制化、多维化、特色化服务。

• 统筹兼顾，推进资源整合

积极改变社会企业过度依赖政府奖励的情况，联合公益创投机构和社区基金会，建立社会企业发展资金池。

在县级层面，建立由民政局、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职能部门组成的社会企业发展联席会议，鼓励有条件的区县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社会企业协会或联合会。在社区层面，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

❸

 明确运行机制 

聚焦问题靶向施策

• 厘清流程，坚守原则底线

逐步形成由企业董事会提议、社区居委会商议、社区党组会审议、居民代表大会（议事会）决议、最后公告并接受群众评议的治理运营制度。

• 扩展领域，完善服务体系

将“解决社会问题”与“满足社会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将社会服务的覆盖面从弱势群体、特殊群体扩展到普通社区居民，将社会服务的内容从养老、助残、就业等兜底性服务拓展到医护、教育、家政、维修、文化、体育、环保等生活性服务，将服务的主体从社会企业工作人员拓展到热心于社区事业的志愿者、热心居民等。

• 规范运营，构建良性机制

一手抓商业属性，积极鼓励创新、开拓市场，规定经营性收入应不低于总收入的70%以确保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一手抓社会属性，始终坚持以“错位”“补位”原则确定经营项目，不能以社区公信力和社区公共资源进行恶意竞争，不能挤占其他市场主体生存空间。

从党建引领社会目标、股权架构、治理结构、制度规范、利润分配、资产锁定、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等方面对社区社会企业予以规范引导，保证社区的利益不因为发展社区社会企业而受损。

本文来源：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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