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是要消灭农村教育吗？｜第四届教育公益组织年会
如今，农村教育问题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大规模的流动儿童、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撤点并校等等，农村教育呈现“城满、乡弱、村空”的格局。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农村教育又有哪些新问题？来看看杨东平老师怎么说。此文是杨东平老师在第四届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发言稿，经杨老师修订。
大家好！农村教育问题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不久之前去世的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在1982年的致辞，对青年人说：“农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村受苦，中国就会苦，农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必须找到一条使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许多同志下过乡，对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我们去发现真理。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
我们今天重温这段话，有特别的感受。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都有同样的情感基础，价值基础。我简单介绍一下农村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农村教育的大变局。首先是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全国小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1.3亿人下降为2009年的1.0亿人，下降了25.6%。第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目前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已经达54%，但户籍人口仅为38%，出现了多达2.7亿的流动人口。第三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农村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吉林、内蒙古、黑龙江、 青海、山西的教学点减幅达到85%以上。农村教育呈现“城满、乡弱、村空”的格局，出现了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以及新的流失辍学等问题。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其实是一个群体，随父母打工出去是流动儿童，在农村呆着就是留守儿童。两者总数约一亿，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留守儿童的安全、情感、心理健康成为当前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有待制度性的解决。
调查显示有近20%的务工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两岁孩子留守比例最高，为44.1%。 近1/3的留守儿童与祖父母一起居住，10.70%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特别令人难过就是有3.37%农村留守儿童是没有任何成人监护，总数达到205.7万，他们被称为“天养大的孩子”，是处于最高危状态的困境儿童。
流动儿童的问题不太一样。国家的政策规定“以流入地城市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为他们提供义务教育。现在全国总体在公办学校上学的流动儿童比例是80%，但是分布很不均衡，仍然有200多万流动儿童在质量比较低的打工子弟学校学习。尤其从2014年起，由于中央政府要求对北上广等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出现了严重逆转，许多城市高筑门槛，使大量流动儿童失去了就读机会。北大财政所的一个调查显示，84%的流动儿童在没有教育机会的情况下仍然会选择生活在城市，也就是说用不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迫使他们回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三类特别值得关注农村学校。一类是城镇地区的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一类是农村寄宿制学校，一类是农村小规模学校。这三类学校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解决途径完全不同，没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办法。
关于城镇地区的巨大班额、超大班额、大班额和超大规模学校，在一些地区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在河南信阳、周口地区有的小学、初中最大班额达到150人，所有空间全部填满，甚至有学生只能站着上课。这样的大班额已经没有教育质量可言，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
第四，农村教育需要“底部攻坚”。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保基本，补短版，2014年启动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计划（薄改计划），中央财政投入2000亿元左右，地方政府4000亿，用三至五年补齐农村教育“短板”，保障基本教学条件、改善学校生活设施、课桌椅，厕所，饮用水，厨房等等。
关于“底部攻坚”的概念，中国的“底部”到底有多大，我们始终没有准确的把握。去年刘利民副部长有一个答记者问，我国的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共1100个县，占非城市区县的54.7%，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占全国的40%，学生占全国的33%。这就是中国农村教育如此巨大、沉重而薄弱的底部！
第五，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大约为54%左右，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城镇化程度却达到了74%，超出人口城镇化水平20个百分点。大量农村学生到了城镇上学，这就是造成城区学校人满为患、巨大班额的原因。有人提出来，要用城镇化思维来发展农村教育，也就是说把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倾斜，在城区建更多的学校以缓解大班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将造成新一轮更大规模，更大程度的撤点并校，进一步推动农村学校进城，这将使学校在农村消失。难道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是要消灭农村教育吗？
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转化为这样的提问：如何应对城镇化对教育的挑战。这需要农村和城市同时做出回应，通过强基固本、建设好农村学校，使农村学生就近入学，解决城区大班额问题。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这是治本之道。
第六，解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需要制度创新。这需要改变政府包揽包办的思路，构建由政府、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家长、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新体制。应当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盈利的公益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多种体制扩大教育供给，满足城市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城市公办学校，需要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社会。尽管在北京、上海这样公立学校，流动儿童比例占到了30%~40%甚至更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与城市儿童隔离的，他们对城市没有归属感。
关于留守儿童的干预，过去没有国家政策，最近国家酝酿出台一个政策，确定留守儿童问题的责任主体是民政部，教育部和全国妇联参与。但是我们不认为发一个文件就能够解决问题，这里面还有很多欠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干预，涉及政府、家庭、社区、学校等不同层面。我们呼吁制定《儿童福利法》，释放社会力量，建立以弱势儿童为中心、自下而上的监管和救助机制。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框架中，通过简政放权、公众参与，建立基层和社区自治的体系。
开展面向农民工群体、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在以外来劳动力为主的企业、开发区、加工区，可以将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帮助农民工举家居住，作为吸引农民工前来就业的条件。重视家庭的教育功能，鼓励农民工家长携带子女外出打工，倡导农民工家长尽量将母亲留在家中照料幼儿。很多调查表明，母亲在家中，留守儿童情况会有极大改善，父亲留在家中是没有用的。所以社会组织可以开展工作，建设社区儿童关爱系统，同时在留守儿童最集中的农村学校开展多种学校改善的活动。
第七，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也是一个重大命题。2011年农村中小学生寄宿率总体达到26.6％，农村初中生总体寄宿率达52.88％。西部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农村初中学生整体寄宿率达到62.36%，小学生寄宿率达到19.65%。
对于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我们缺乏足够的认知。推行这一政策，我们有一个假设，认为寄宿学校教学设施、教师、课程等条件都比较好，有利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但非常遗憾，调查结果与我们的预设恰恰相反，寄宿制学校儿童的身高体重要比走读的学生差一大块，身高约低4个厘米，寄宿制学校儿童的学业成就也比走读的学生明显要低，尤其是小学阶段，这都是权威机构监测的结果。关于寄宿制学校的改善，社会组织可以做非常有效的工作，明天下午歌路营等机构也会分享他们的经验。
第八，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在中国农村偏远地区和山区、牧区，仍然存在着很多学生在200人以下、甚至只有几十个学生、三五个学生的小规模学校，支撑着无法进城上学、农村后20%的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 如果把这些学校撤掉，这些学生就将失学。其实，这种小规模学校在世界各地、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有。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规模小，位置偏远就想方设法取消它。
我们需要认识，伴随城镇化、少子化的过程，农村学校的小规模化是一个大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放开二胎政策和大量农民工返乡，有些农村也传来学生回升的消息。我们要通过农村教育的生活化、乡土化、社区化，实行有根的教育，建设小而优、小而美的小规模学校，在日本、韩国、台湾的农村，有许多这样的学校，给我们提供了榜样。这样的改革，将不仅为农村教育、也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方向。
第九，关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今年国家已经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接下来需要因地制宜地落实相关政策，稳定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
一个重要议题是创新农村教师培训。公益组织十分关心乡村教师和乡村教师培训，国家的“国培计划”正在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创新农村教师的培训，探索教师培训的新内容、新工具和新手段。侧重点是教师角色的转变，建立学生主体、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我们还面临高、中考制度改革的新挑战。新的高考制度已经在上海和浙江试点，到2017年要在全国所有省市推行，它对农村教育产生的冲击和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教育部将在今年出台关于中考改革的方案，同样，它也会对农村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十，关于教育信息化与互联网技术。我们可以明确和倡导这样几个概念：一是通过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第二，互联网技术对于农村教育的改变有巨大的潜能；第三，教育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高技术，包括管理体制、教学模式、教师角色等的改变；第四，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可以改变、但不能取代教师。
路在脚下，让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