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学人的使命与担当
“这一代学人”是指以新三级学人（77、78、79级大学生和78、79级研究生）为代表的跨越时代和年龄的学人群。
他们的年龄可能相差比较大，有的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有的出生于60年代初，中间相差十几年——如果从年龄看，可说是两代人。
从社会阅历看，有的插过队，有的当过兵，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还有的是刚刚毕业或在校的中学生，可以说是40后、50后和60后在一起上课、讨论。
正因为差别很大，他们对社会的感受和认识不一致，对未来的期待也有异，各种不同的思想碰撞交流，有时在某些问题上争论很激烈。
那时还有许多自办的刊物，虽然是学生们自掏腰包，印制也比较粗糙，但包含许多真知灼见。“这一代学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一
这代学人学术养成期的社会氛围，诚如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所说：“‘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我们这些学者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觉得一场噩梦已成过去，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们又相信，只要靠勤奋，我们肯定会重新获得。”
“雅学堂丛书”的10位作者，年龄最大的方志远、王子今教授，是1950年出生，已经73岁了；孙继民、王学典教授出生于1955、1956年，也都超过了65周岁；中间年龄的荣新江、卜宪群、李红岩，都出生于60年代初；年龄最小的鲁西奇、林文勋教授，出生于1965、1966年，将近60岁。
年龄最大和最小的相差十五六岁，但大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是“科学的春天”到来后，步入学术殿堂的新一代学人。
二
这些学人，都学有所成，甚至是某一方面的杰出代表。按照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已功成名就，根本不需要再追求名誉和地位，应该颐养天年，享受生活了。但为何还非常用功？还在夜以继日地不断探索，不断产出新成果，辛勤耕耘在学术前沿？有次和朋友们聊到学界和学人时，说到王子今、荣新江等人，我表达了这种看法，当时有人就问我，他们为什么还如此用功呢？这是什么原因？我突然冒出了一个词——“使命”。即他们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有一种使命意识。
这一代学人将学术视为生命，甚至可以说就是为学术而生的。当他们把学问当成毕生奋斗的事业时，就会时时意气风发、孜孜以求，不再考虑是否退休，更不会为了金钱、名誉和地位，而是为了做这一代学人应该做的事。
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代学人的学术养成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当时的青年学子都怀有远大的志向，将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
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感召下，他们不仅要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还要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就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力争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三
从“雅学堂丛书”的内容可知，这些文章没有太多的史料引文，语言通俗易懂，适合为大众所阅读。即这些作者是真正把所关注或研究的问题搞懂弄通了，并咀嚼消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从而才能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将高深的理论和丰富的内容表达出来。
各位作者拟定的书名，本身就是学术史的一部分，也可感受到这些学者的意志、视野和思想。
王学典先生的书名是本套丛书中最为宏大的——《当代中国学术走向观察》，因为王老师的学术兴趣是“追踪当代学术的演变，探索其间的起伏之迹，解释每次变动由以发生的原因或背景”。从1988年的《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开始，几乎每隔十年，有时更短，他“都要总结归纳一番，回顾展望一番。起初是个人兴趣使然，后来则是几家报刊在特定时间节点的约稿”。
方志远先生的书名是《坐井观天》。他说：“这个集子之所以取名为《坐井观天》，是因为迄今为止，除了一年半载的短期外出求学及讲学，我的一生都是在江西度过的……从这个角度说，我的一生都是在江西这口‘井’中。但是，虽说是‘坐井’，却时时想着要‘观天’。”“我想，这些无目的、非功利的阅读，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后来‘观天’的基础。”“这个集子收录的30篇文章，几乎都想‘坐井观天’。”
荣新江先生的是《三升斋三笔》，荣老师在读大学时，听到老师讲《汉书·食货志》，其中有“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损亦如之”，认为用以比拟治学，也十分合适，便根据古代文人学士起斋名的习惯，将自己的斋号取名为“三升斋”。此前，他已将自己学术论文之外的学术短文、会议发言和书评等汇集为《三升斋随笔》（“凤凰枝文丛”，凤凰出版社2020年）、《三升斋续笔》（“问学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荣先生的这两本随笔集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今择取三四年来所写综述、感言、书评等杂文，以及若干讲演稿，辑为《三笔》”。
收入本书的文章，“代表了我近年来对相关学科发展的看法，也有一些自己研究成果的表述和经验之谈，还有一些学术史或学林掌故的记录。”这样的学术随笔，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肯定能受到读者的喜欢。
有些书名则是作者生活轨迹的反映。如孙继民先生的是《邯郸学步辑存》。“《庄子·秋水》的‘邯郸学步’是知名度和使用率极高的成语典故，其中有云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而失其故行’。笔者生在邯郸长在邯郸，1955年出生，1963年上小学，1971年初中毕业，入职邯郸肥皂厂务工，因为比一般工友多读了几本书，曾有师傅戏称‘孙教授’。” 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离开邯郸。他的人生起点是从邯郸开始的，而又有著名的成语“邯郸学步”，就将书名定为《邯郸学步辑存》。
林文勋先生的书名是《东陆琐谈》，这是因为“云南大学最早名东陆大学，这些文章是我在云大读书求学的点滴记录，故名《东陆琐谈》”。
鲁西奇先生将书名定为《拾草》，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人的坦诚和谦虚：“我出生在苏北农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里缺少柴薪。冬天天冷，烧饭烤火都需要柴草。孩子们下午放学后，就会带着搂草的耙和筐，到田旁路边和荒地上去捡拾枯草或树叶，叫做‘拾草’。虽然河岸渠道上也有一些灌木，但那属于‘公家’，不可以砍的。《诗·小雅·车舝》云：‘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我既无高冈可陟，亦无柞木可析作薪，连枯叶都不多，更无以蔽山冈。只有一些散乱的杂草。那就收拾一下吧。烧了，也许可以给自己取一会儿暖。故题为《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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