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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摘要：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关系态势和表现形式。在全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客观事实再次凸显出阶级问题的重要性。当前，须从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本质层面，从民族国家视角与全球视角相结合的维度，综合运用阶级分析法与其他社会分析法，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实质、特征、态势和趋势，深入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和冲突。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阶级分析
阶级问题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时代变迁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关系态势和表现形式。在全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再次凸显出阶级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应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怎样认识阶级研究和阶级分析的作用与意义?怎样认识全球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和冲突?本文从当代西方社会的阶级问题所面临的诸种挑战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及阶级关系的实质、状况、态势、特征、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
20-21世纪之交，西方理论界围绕阶级问题展开了新的争论，这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新变化所引发，也为资本主义面临的诸种问题及新的危机所激发。诸如“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后工业社会中阶级还能够继续存在吗?”“阶级还有意义吗?”“阶级政治终结了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如何?”等等，不一而足。围绕阶级定义、阶级划分、阶级结构、阶级冲突等问题再次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凸显了对阶级和阶级分析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询问(尽管这种询问和质疑在此以前一直存在[1])，同时也突出地显现了阶级问题在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后工业主义”的挑战
后工业主义对传统社会阶级划分的挑战不是最近的事情。1973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引发了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讨论。[2]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欧美理论界关于“新阶级”兴起的著述很多。尽管对什么是“新阶级”见仁见智，但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主要代表人物都认为传统的阶级划分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理论，已经被社会发展所超越，打破传统阶级划分界限的“新阶级”逐渐发展起来，并可能取代旧的阶级。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些后工业社会理论，则主张抛弃“过时的”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认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阶级解体和社会分层多元化，阶级的概念和话语已不再适用于作为解释社会和学术研究的主要话语与方法了。
比如，美国社会学家特里·克拉克和西摩·利普塞特(T.N.Clark and S.M.Lipset)就认为，“阶级分析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越来越显得不足了，因为传统的等级秩序已经衰落，新的社会差异也出现了。这些变化的累积影响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分层的性质——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理论加以切实的修正。”[3]他们认为，随着传统等级秩序的衰落，原来由其所维系的严格的阶级关系也必然衰落。同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情况相比，人们的社会阶级特征在不断淡化，新的社会划分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分层的碎片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1)政治领域：政治行为和活动已较少围绕阶级来动员和组织，这集中反映在阶级选举的衰落，即受阶级归属影响的投票行为的消失。(2)经济领域：经济的复杂性要求分散的、对需求反映敏锐的决策，等级制集中决策越来越困难。这样，传统的权威、等级和阶级关系日渐衰微。(3)社会领域：家庭变小，等级制分层也被削弱，传统的家长制家庭越来越不能成为社会分层的模式。从教育和工作方面来看，家庭作为社会分层之基础的重要性越来越降低了。社会流动已较少由家庭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受教育情况。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阶级分层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尤其是那种有明显阶级区分的生活方式已经难以找到了。
有的学者主张要彻底地抛弃关于阶级与阶级分析的全部概念、范畴、范式和方法，认为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已使阶级划分与方法失去实际意义和分析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社会学家雷·帕尔(Ray Pahl)的观点。他认为，传统的关于阶级结构—阶级意识—阶级行动之间的关联模式(class structure—class consciousness—class action，简称SCA模型)是一种被社会理论家盲目遵循的教条，“它建立在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行动理论的观念基础之上”。他认为阶级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在当代社会分析中已处于弱势地位。首先，阶级分析是在19世纪制造业占主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非常鲜明的时候产生的，而在20世纪后半期制造业地位下降、科技和服务业地位上升的时期，“建立在制造业基础上的阶级模型，必然与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难以适应”。其次，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已经使那种无产阶级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事情成为时代的错误”。再次，阶级概念“已成为了一个过度滥用以至没有意义的术语而被轻蔑地摈弃使用了”，它“在比较和历史社会学的更高层面的分析中不再具有价值”。人们应该停止按照阶级的假设采取行动，而要超出SCA主观链式结构的束缚，更多地去研究地域、种族、宗教、性别以及社会边缘群体等实际问题。[5]
（二）“后福特主义”的挑战
后福特主义的挑战同后工业主义的挑战密切相关，但二者侧重点不同。后工业主义的挑战关注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总体变化与发展趋势，后福特主义的挑战则具体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对阶级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石油危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经济出现“滞胀”，随之发生了福特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结构性危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受到严峻挑战，科技发展和市场化发展使泰勒制、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商品消费都难以为继。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提供思想和理论条件。在生产过程和劳动组织方面，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管理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劳动市场结构、阶级结构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被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所谓后福特主义，就是一种适应高度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其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被人们称为“弹性专业化”。从阶级关系上看，资本家阶级通过组织的弹性增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谈判能力。通过“改制”或“重组”，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都大大增强。而工人阶级则处于分散化状态，工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下降。从劳动力市场看，福特制条件下的充分就业政策已不存在，各国失业率上升。就业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全日制就业人数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劳动力队伍中，就业女性目前约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就业人数的40%-50%，外籍劳工人数也不断增加。工人阶级内部多样化，社会流动和人口流动侵蚀了原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普遍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逐渐衰亡。美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尤里(Scott Lash and John Urry)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资本主义称为“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其中阶级关系变化的显著特征有：(1)经济中工业生产能力被削减时，核心工人阶级(制造业中的体力劳动者)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都减少了。(2)劳资关系中集中谈判的地位和重要性下降了，伴随着从泰勒制向工作组织灵活性的转变，公司和企业层级的谈判增加。(3)资本主义生产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导致许多冶炼、制造等基础行业的竞争加剧，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部分工作被转移到国外，使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移。(4)政党的特性和阶级属性减弱。选举的阶级性下降，政党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能力和程度降低。(5)文化分裂和多元主义的发展严重销蚀了阶级意识。[6]英国历史学家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则认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那种以工厂为基础的庞大的工人阶级不再是必要的了”，现在资本主义需要的是数量少、高工资、高弹性、熟练的工人。[7]总之，他们认为，在后福特制时代，传统的阶级划分越来越不适宜了，工人阶级的数量、构成、组织形式、生活方式、行为能力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还按照传统的工人阶级定义(工业领域全日制就业的男性体力工人为主体)，那么就是“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了。
（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与后工业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有很大关联，但就其对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挑战来说，它们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否定和打碎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建构”，对“结构”进行“解构”，倡导多样性、差异性和无中心性。反映到对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挑战上，其主要观点是：在以往的社会分层领域中，一般都强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重要性，强调这些结构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行为等的决定性影响作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还是其他的阶级分析理论，都是如此，甚至后工业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也是以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为理论出发点的。而在后现代社会，阶级的概念没有什么意义，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是不存在的，每个个人都有多元、交叉的身份特征，而且个人的身份特征不是外部决定或外生的，而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标准、消费实践所决定的，这些都销蚀和解构了阶级结构与阶级归属。
一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文化角度(而不是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分层，认为这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比如，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一项关于“阶级的死亡”的研究课题。他本人重点研究了社会分层模式的历史演替过程，认为社会分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的社会分层模式占支配地位。沃特斯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社会分层理论，基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分层模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随历史变更的转移，论述了四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分层模式：(1)在等级社会(an estatist society)，经济、政治、文化混合在一起，没有哪个单独占支配地位。(2)在阶级社会(a class society)，产生于经济领域的利益群体之间相互斗争，社会分层集中于经济领域的阶级之间的竞争。比如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3)在命令社会(a command society)，社会分层则受政治和国家领域支配，重要的阶层是政治权力集团，这个集团由政治的—官僚的精英构成，它们对一个或多个处于从属地位的集团进行权力控制。精英集团通过强制的政治权力来支配经济和文化领域。阶级则通过确立同政党的联系，基于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方式组织起来。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样的社会分层模式占支配地位。(4)在地位—惯习社会(a status-conventional society)，社会分层形成于文化领域，社会阶级是基于生活方式或价值的地位共同体，它们之间“形成有差异的价值认同模式、身份、信仰、符号含义、趣味、意见或消费”。由于这些因素短暂和脆弱的本质，“基于惯习、地位共同体的社会分层体制看起来像移动的马赛克”，破坏了政治、经济领域的稳定。国家因为不能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被削弱了，经济因为既不能控制工人也不能控制市场也被削弱了。在上面四种模式的演替过程中，并不是旧的模式被完全取代，而是失去支配地位、服从于主导地位的分层模式。在20世纪晚期以来的后现代社会，“社会分层明显地表现为文化的而不是社会的，关注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机会，关注消费而不是生产，关注价值而不是利益。”[8]
（四）“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挑战
所谓“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并不是统一的运动和组织形式，它既包括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反战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反经济帝国主义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等相对成型与成熟的运动，也包括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生代运动以及日常生活抗议活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化，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从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政治观念从传统的阶级、党派的权力政治转向多主体、多主题的群众抗议政治。之所以说“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对阶级和阶级划分提出挑战，是因为它们提出了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传统政治运动的价值观、主题、内容和方式。
比如，美国学者拉什和尤里认为，“这些运动并不是由生产关系直接构成的，它们导致了对社会阶级、政治矛盾和文化经验界限的重新划分。”[9]美国社会学家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认为，现在西方社会存在两个左翼，但社会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左翼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强调阶级政治和与阶级有关的问题；另一个左翼就是“新政治”或“新社会运动”，强调的不是阶级问题和传统政治问题，而是非阶级问题和具体的社会问题。再如，曾以阶级分析的立场进行社会研究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显示出这样的视角。尽管他还模糊地承认阶级分析的相关性，但他的立场转变是不言而喻的，认为“生活政治”出现并正在取代“解放政治”，而这种“生活政治”显示了个人在政治中的新作用，这暗含着作为集体性政治活动的阶级运动的衰微。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对劳工运动等的评论也表现出这种立场：“劳工运动和言论自由/民主运动都很‘老’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更有‘朝气’。”[10]他还明确表达了阶级政治式微的观点：“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也模糊了。”[11]概而言之，“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挑战集中在：在现代社会，政治动员的群体不是阶级成员，政治解决的问题也不再是阶级问题，阶级术语和阶级分析方法都不再适用了。
总之，阶级问题在西方遭遇的各种挑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交叉渗透，共同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社会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挑战，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阶级问题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但同时也彰显出作为社会分析主要范畴和范式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必须获得新的说明，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并重新获得有效的阐释力和说服力。
阶级问题既是复杂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由于研究者的领域、视角和方法的不同，以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对阶级问题分析评判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同。然而在阶级社会，阶级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阶级关系不是主观的、偶然的社会分化现象，而是由社会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现实社会关系，是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必然产物，“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12]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会对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与意识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但这不会改变阶级和阶级关系存在的客观事实，不会使阶级和阶级关系消亡。只有到了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社会分工失去了阶级冲突、阶级差别等阶级实质和属性，人类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才会彻底消亡。那么，我们如何客观地分析评判当代西方社会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呢?如何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呢?
（一）从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本质层面来认识和理解阶级问题和阶级关系
什么是阶级?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回答，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阶级阶层关系的不同观点、见解及不同的研究方法。阶级首先体现的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和分配关系。阶级是经济范畴，再严格地说，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它关注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资源和要素配置等生产力问题。阶级概念同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资本、价值等概念一样，是一种抽象的规定，反映的是深层的本质关系。“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3]因而，阶级不同于社会学侧重关注的具体职业群体、职业统计的人群分类，也不同于以收入水平差异、性别种族差异、生活习惯方式差异等因素所进行的社会分层。正是因为阶级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和范畴，是纷杂的社会现象和表象背后深层的社会地位关系，所以属于一个阶级的人并不必然就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因而，判断特定的人或人群的阶级属性，不能根据其主观爱好和选择，而要根据其在特定经济关系中的客观地位及其所决定的在一定的权力关系中的位置。
具体到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则必须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两极对立中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性质及变化。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为标准划分阶级，揭示了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立的根源。资本同劳动的对立，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14]这是资本主义本质关系与经济规律的客观体现。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收入多少，是什么性别和种族，只要他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唯一出卖劳动力，就客观地属于被资本剥削和统治的雇佣劳动这一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30年的“黄金时期”，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由之产生的一种流行观点是，原来的大多数劳动者都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了，工人阶级正逐渐消失。对这种以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判别阶级的观点，马克思曾作过分析评判：“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这样我们就看出：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15]至于职业的区分，劳动方式的变化，也不影响或改变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客观性质和事实。“‘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16]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时候说，“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17]
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时，西方一些学者也注重从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层面论证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比如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凯思(Richard Scase)就对否定阶级和阶级划分的理论观点作了较为系统的批驳，并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职业结构、分配关系、社会机会、权力关系等方面专门论证了阶级的相关性以及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他认为，虽然人们一般认为阶级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没有相关性，但阶级确实对于深入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是非常关键的，社会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潜在性结构关系，是解释社会过程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社会学讨论中，往往把职业划分等同于阶级划分，这种对社会阶级的“经验性”定义通常不过是统计的人为产物，致使在描述社会现实方面，社会阶级比作为其成分的职业类型更加含糊和不重要。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各种社会组织实际上都是根据社会阶级建构的。不同的职业类型根源于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方式，职业顺序是阶级关系的结果。他认为，“社会阶级研究和其变化的动力必须依然位于社会分析的中心。只有参考阶级，阶级是由经济、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才有可能理解职业顺序中不断变迁的成分以及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特权和劣势地位。”[18]
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在整个世界恣意扩张蔓延，资本主义经历着新的经济社会危机，这正是需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及当代西方社会的时候。然而在西方，甚至一些长期自称为左翼的理论家，采取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阶级问题避而不谈。正如西班牙学者卡米洛·卡奇指出的那样，“他们害怕利用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分析……一些知识分子对回避资本—劳动的普遍矛盾，也就是说回避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更有兴趣。”“在那里社会阶级、阶级斗争、资本主义、资本的积累、剩余价值、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的现实都不存在了，因为在简单的关于人、人群和公民的抽象当中它们都被挥发了。”[19]在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十年，资本主义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跨国资本家阶级对超额利润无限制地贪婪追求和对世界各国工人越发赤裸裸地剥削，以及“中产阶级”的幻象逐步让位于“再无产阶级化”的严酷现实等，都真切而迫切地需要以反映真实的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的阶级分析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不能回避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根本的问题。
（二）从民族国家范围和全球范围相结合的维度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变化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阶级形成与阶级关系发展的条件、基础、范围、要素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阶级分析的框架和维度也要随之进行调整、变化，必须以当今时代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与条件为现实依据。其中一个迫切的转变，就是阶级研究和分析的视角，要从以往聚焦于民族国家范围转向关注民族国家范围与全球范围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以往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分析变得狭隘和不充分，这要求我们必须调整阶级分析的前提和视野，改变仅从民族国家视角研究阶级形成和阶级关系的观点和做法，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限制，在整个世界范围和背景中考察全球性阶级关系的形成、发展以及某个具体民族国家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阶级形成和阶级关系的发展主要以民族国家作为地域平台和经济政治空间，阶级形成和阶级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特定民族国家内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取决于该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关系和斗争状况。人们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和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特定国家内部的各阶级及其关系状况，对阶级概念的理解也主要以民族国家内的特征和因素为中心。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将资本积累、资本流动、市场竞争、逐利争夺的平台和空间，从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中挣脱出来，使整个世界成为跨国资本自由畅行的空间和彼此竞争的角斗场。与此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全球层面的扩张和重构与跨国阶级与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正在日益分裂成全球性的资本家阶级和全球性的雇佣劳动阶级。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资本发展到怎样的范围，雇佣劳动也就发展到怎样的范围。”[20]
在上述背景和进程中，我们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的阶级关系，就不能仅仅关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各国内部的各种条件和情势及其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态势，而且要充分考虑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国际阶级关系的形成对各个国家内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随着跨国资本超越各民族国家限制而自由流动，全球性资本家阶级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制，直接在整个世界范围建立起全球性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形成了全球性资本家阶级对全球性雇佣劳动阶级的直接控制和统治。具体到考察西方国家的阶级和阶级关系，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主要阶级划分的大致轮廓：(1)直接属于全球性跨国资本家阶级集团的成员。包括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和高级经理，以及各国各地区经营运作跨国资本的资本家及各类“精英”。(2)主要依靠在民族国家内积累资本和经营的资本家阶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他们控制的本土资本越来越失去独立性，越来越被卷入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控制范围和全球资本积累和流动的过程中。(3)中上层雇佣劳动阶级，或称为中上层工人阶级，或所谓的“中产阶级”大部分成员。他们受雇于跨国资本家阶级和本国资本家阶级，在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新的资本—雇佣关系中，逐渐失去了过去曾拥有的相对“稳定”和“富庶”的生活状态，“中产阶级”的光环逐渐暗淡，又逐渐地“再无产阶级化”。他们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阶级的主体。(4)下层雇佣劳动阶级，或称下层工人阶级。包括低级“白领”、体力劳动者，移民工人和少数族裔工人等，他们从未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在全球化形成的新的阶级关系中则愈发表现出无产阶级的特征。
以上对西方社会资本家阶级与劳动阶级之大体划分状况，我们可用表1描述。
总之，如果不从全球范围和民族国家范围相结合的视角来考察，离开这个进程和背景来孤立地考察单个国家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就无法充分、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就难以看清一个国家内部真实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三）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动态考察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演变及特征
研究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不能机械、僵化、静止地看问题，而要在把握阶级关系实质的基础上，历史、具体、动态地分析阶级关系的演变以及各阶段阶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态势。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实质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之间对抗性的矛盾和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深刻揭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阶级关系的实质不会改变。但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时代背景、社会条件、阶级力量对比、阶级意识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级关系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如表2所示的态势及特征。
从表2可以看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特征不同的三种态势。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是自由放任主导的资本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劳资关系呈激烈对抗态势，阶级斗争直接地大规模展开，甚至发生暴力革命，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岁月”。在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推动下，资本家阶级调整生产关系和统治政策，缓和阶级矛盾，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形成资方、劳方和国家的“三方体制”，阶级关系态势由体制外激烈对抗转变为体制内的“妥协合作”。这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大发展时期，是西方社会宣告“告别工人阶级”的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时期。为了应对经济“滞胀”危机，卸除社会福利的包袱，压低劳动成本，提高利润，资本主义再次调整生产关系。资本家阶级不断摧毁之前的福利成果和劳动者获得的权利，剥夺工会权力，劳动者阶级退守并不断遭受挫败和削弱。“中产阶级”神话破灭，出现“再无产阶级化”现象。劳资关系态势从过去的体制内“妥协合作”转变为体制内的“疏离对立”。这一时期也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在整个世界范围蔓延。
历史地、动态地考察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就可以对关于西方社会阶级关系的争论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可以看出，认为“阶级已经死亡”、“阶级政治终结”、“阶级分析已没有意义”的观点，实际上是用一个特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现象代替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本质，或者仅从西方社会自身范围内孤立地看待社会结构和生活关系的变化，未能着眼于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扩张。而强调和论述阶级相关性和阶级分析意义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但有的不能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本质上看问题，或者有的虽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本质，但是未能充分考察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身处西方社会的一些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如德国学者艾克哈德·利伯拉姆(Ekkehard Lieberam)就认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同阶级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斗争的激化，用阶级视角来看待社会、政治和国家的观念又在增强，甚至资产阶级的报刊也谈论阶级社会、中间阶级的解体、阶级差别等等。”[21]据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2007年1月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在英国，仍有57%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该研究中心对这个数字感到非常“令人惊讶”。因为长期以来，政治家和主流媒体告诉大家“我们都是中产阶级”了。而那些长期以来回避“工人阶级”称谓、以“中产阶级”为荣的雇佣劳动者们，在冷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竟然又有高达57%的人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这确实是“令人惊异”的现象，尽管这个数字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减少了10%。[22]2010年2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在金融危机后虽然美国经济逐渐回暖，但失业率仍然攀升，金融危机已经将“中产阶级分化”。数百万曾经被贴上“中产标签”的人如今不得不依靠公共救济度日，这些“新穷人”可能“永远都返回不到中产阶级的生活了”。在日本，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是《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作者田中胜博称，曾经自认为有“一亿总中流(中产阶级)”的日本，在2010年“将出现10%的富人和90%穷人的大分裂，中产阶级将消失”。[23]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阶级矛盾再次逐渐激化、各阶级的本性和特征逐渐凸显的时候，关于阶级问题的论述也逐渐增多。比如，“挥之不去的阶级界限”，“无用的‘中产阶级’神话”，“中产阶级的挽歌”，“窘迫无奈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愤怒’让西方担忧”，等等。但国内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状况、态势上，还在侧重研究论证“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缓和，没有把关注点转移到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导的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实质和特征的研究，比如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两大阶级的分裂对抗，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再无产阶级化”趋势，以及劳资关系从过去的“体制内妥协合作”已经转变为目前阶段的“体制内疏离对立”等。不关注这些变化及其新的特征和趋势，就不能正确全面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
（四）从阶级分析法和其他社会分析法的综合运用上全面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必须明确的是，强调用阶级的观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现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并不排斥其他社会分析方法。西方一些学者往往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同其他相关理论对立起来，比如用韦伯主义或新韦伯主义理论、后工业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用其他社会分层的方法否定或替代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等，这些做法实际上过于简单化。实际上，阶级问题和阶级分析方法本身，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马克思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24]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就是深刻揭示了阶级的社会生产根源、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趋势，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提供理论依据。这种从本质上对社会关系所作的阶级分析，并不排斥从其他层面和维度的社会分析。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社会关系的考察，并不排斥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关系的考察。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揭示阶级关系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和利益根源，特别是经济利益根源，而其他许多方法，则是非本质规定的实证分析，采用定量和模型等研究。在考察当代西方社会关系时，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仍然有其重要意义。比如，当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及其对阶级关系的重组；资本主义的劳资两极对立从民族国家内部向世界范围的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越来越大规模地“雇佣劳动化”；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逐渐分裂为全球性资产阶级和全球性雇佣劳动者阶级的过程；雇佣劳动者阶级包括“中产阶级”遭遇的失业、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相对贫困扩大甚至绝对贫困的存在等，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正确性。
在西方社会，多种社会分层理论在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都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意义，提供了观察分析社会的特定范式或方法。社会分层主要研究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因为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而产生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从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特征的分化和层化现象。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曾列举了西方社会分层的主要类型和标准(见表3)。
研究者的目的、角度和标准不同，得出的社会分层类别及结果也不同。相关研究者或根据一种标准，或两种、多种标准综合使用，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层组合，这些分层涵盖的社会群体常常交叉重叠，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有着特定的分析目的。这些社会分层研究分别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财产收入资源、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家庭资源或个人禀赋资源等为划分标准，展示了社会群体的丰富性征和复杂多样性。这些分层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般性规律的反映，不仅是研究西方社会的分析方法，而且对于研究各种类型社会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研究者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同其他社会分层方法等同看待，把生产资料所有权标准同其他资源标准在同样层次上使用，这样就把反映社会关系本质的阶级划分同描述非本质社会关系现象的阶层划分混淆起来。实际上，在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时，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就难以正确把握社会关系的本质和深层规律性的东西；而机械教条地对待和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盲目排斥多种多样的社会分层方法，就难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复杂多样且不断变化的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与之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迅速扩张。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的拓展和扩张。这是由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本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的无止境扩张和增殖本性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作过深刻论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5]资本追逐利润的无限制冲动和要求，需要它不断地冲破各种限制和界限，推广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生产。今天，资产阶级及其追逐利润的资本借助信息技术革命的先进手段，“奔走”的速度是即时的，转瞬至离，行踪难测。它所追求的不再局限于“产品销路”，而是市场、原材料、劳动力、投资环境、赢利环境等的全方位选择，而且越来越多地追求脱离于商品及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的超额投机利润。跨国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天马行空地寻求所谓的“竞争优势”。它要冲破的界限，是其在历史上曾赖以形成的各个民族国家的“空间”，它把全球作为其恣肆穿梭、疯狂赢利的自由天地。随着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全球范围大肆扩张。
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又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认识到这个差异，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以在各自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和生产为基础，并通过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联系。而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是跨国性的，每个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积累和生产都不再能够采用以往方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是程度不断加深地融入到全球性资本积累和生产中去。资本主义跨国资本积累和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体化的经济循环，资本主义正逐渐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自由王国”，进入到国际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其核心特征就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生产和积累的一体化全球循环、跨国公司的统治以及跨国阶级的形成。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同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在表现形式上已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范围、实现内容和表现形式。
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跨国一体化全球阶段，并不意味着以民族国家资本积累和生产为基础的发展形式已经被完全取代，而是表明当前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全球化重构和扩张，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它首先使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生产资料、市场统一起来，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又由经济集中带来政治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6]而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阶段，它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重新进行”自己发展早期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经历的扩张和统一运动，要在全球范围内塑造统一的资本循环、统一的生产、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规则、统一的全球资本家利益。民族国家的限制成了过去要打破的一国内的地区限制，整个世界要成为一个单一的“资本王国”。
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资本家阶级逐渐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27]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必须超越以前研究阶级问题及资本家阶级的那种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分析框架，必须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这个事实出发，更清楚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及资本家阶级的演变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全世界的生产进程，也重构着全世界的阶级结构。一个跨国的全球资本家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这表明资产阶级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跨国资本家阶级是诸多资本家阶级集团中的一种，它虽然没有完全取代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形成和发展的资产阶级，但后者中有一部分正在逐渐转变为前者，且后者越来越不具备过去曾拥有的相对优势，其独立性也日渐难以维持。在全球化浪潮中，虽然跨国资本、国家资本、地区资本等不同层次的资本家群体也在分化重组中交叉融合，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分明地看到跨国资本家阶级集团的兴起，并在资本家阶级集团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和控制地位，具有不断增强的优越性。国外有的学者已经断言，“跨国资本家阶级是新的世界性统治阶级。”“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内部循环已经日渐被组织起来……并开始去寻求获取整个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根本性阶级利益。在代理人层面，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具备了阶级意识……它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跨国性。它一直在寻求一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级计划。”[28]总之，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业已在自觉谋求全球统治阶级的角色，控制着形成中的跨国国家机构和全球决策。
可以看到，现有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资本家阶级的研究，有的已经开始关注全球性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但大部分还囿于传统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维度与方法。二战以后对资本家阶级新变化的研究，最集中的主题有两个：一是所谓的“经理革命”，即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造成的资本家阶级构成的新变化。一个作为特殊资本家阶层的高级经理阶层日益成为资本家队伍中的重要部分，而原来的资本家一部分转变为专门“剪息票”的食利资本家。前者从后者手中接过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实际上行使着企业决策权、生产权，发挥着“行动的资本家”的作用。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和生产高度集中、垄断，大型公司不断发展，垄断资产阶级迅速壮大。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的密切结合，出现了所谓的“政治精英”、“技术官僚”阶层，他们中多数人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人物和政府高级官员，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因而这个阶层也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和进入新阶段，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发展演变的研究需要增加新的维度，即全球性维度。在全球资本主义阶段，大资本所有者特别是金融寡头与“高级管理者”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彼此相互利用和渗透。金融寡头绝不是简单地靠“剪息票”谋求利润，而是越来越拥有历史上任何类型的资本家都无法相比的统治整个世界的权力。而所谓的“高级管理者”，曾经被认为是“接管”了资本主义的人群，或自身通过将巨额收入变为垄断资本而融入大资本家集团，或绝对地服务和屈从于垄断寡头的利益和统治。国外有的研究者已开始研究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如法国学者热拉尔·迪蒙(Gérard Dumont)和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就认为，“资本所有权与高级管理者趋于结合，形成一个混生阶级。在这个阶级中，资本所有者参与高层管理；高级管理者，如果以前未进入这一集团，可以通过巨额薪酬，变成所有者。”[29]这种明显的转变，也是由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列宁在一个世纪前曾分析过，“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30]而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个整体的跨国资本家集团正在形成，其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代理人也逐渐在全球层面发展起来。
那么，这个形成中的全球跨国资本家阶级同以往的资本家阶级相比，具有哪些显著特征?它是由哪些人群或阶层构成的呢?概言之，全球资本家阶级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逐渐形成的，以经营跨国资本为主要活动，以追求全球超额垄断利润为目标，以跨国公司为主要依托和平台，以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为主要控制工具，以剥削和统治整个世界为目的的新的资本家集团。就其构成来说，它由掌控着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资本寡头和高级“管理精英”，服务于跨国资本统治的各国内部经济代理人、政治代理人和意识形态代理人等所组成。这样界定和划分全球资本家阶级，还要明确以下几点：其一，全球资本家阶级超越民族国家范围进行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图在全球体系中超越民族国家或地区政治实体的控制，但这一阶级集团仍然利用世界上最强势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作为杠杆实现自己的全球目的。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大多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以此向全球辐射。与此同时，它还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大型国际性机构作为自己的工具。其二，全球资本家阶级集团的成员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及各种代理人，也包括其他国家中服务于全球资本积累和生产的资本家及各种代理人。他们身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彼此联合又彼此竞争，而在整体上追求和实现着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三，从根本上说，全球资本家阶级是从追求经济超额利润和全球性经济利益出发形成和发展的。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一阶级不仅要掌握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和命脉，规定全世界生产的方向，还要追求主宰世界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力量及各领域。这就像以往资本家阶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追求掌握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统治权一样，又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演变为“自为的全球资本家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总是同时带来资本主义两大主要社会阶级的发展变化。与全球资本家阶级逐渐形成相随而行的，是全球工人阶级(或称全球雇佣劳动者阶级、全球无产阶级)的逐渐形成，这正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阶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随着资本家阶级发展而发展的情况(当然，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阶级形成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因而不能作简单类比)。从现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文献来看，关注工人阶级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变化、分化、重组的论著较多，而对全球工人阶级逐渐形成问题的系统研究还不多。就研究角度和思维取向而言，许多研究者着重从社会学角度关注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化”以及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所谓“橄榄型社会”的形成，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从全球性维度考察工人阶级变化发展的文献还不多。目前，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也需要增加新的维度，即全球性维度；需要根据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考察全球工人阶级逐渐形成的过程和实质。
全球工人阶级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全球性阶级分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全球资本家阶级集团的逐渐形成及其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占据统治和主宰地位，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全球性资本—劳动关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两大阶级对立的特征，更为清晰地反映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两极对立的性质，即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但相对于全球资本家阶级的逐渐形成和强势地位而言，全球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说是被动的、不自觉的过程。
国际垄断资本寡头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数以几十亿计的各国雇佣劳动者卷入统一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中，尽管所处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别、肤色、年龄等不同，但他们逐渐不可避免地共同遭受全球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和控制。如果说全球资本家阶级正逐渐地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那么相对而言，全球工人阶级的这一转变过程则缓慢得多、复杂得多。国外一些研究工人阶级的学者已关注到这个问题。比如美国学者威廉·泰伯(William K.Tabb)认为，“随着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扩张而进行的资本家阶级的重组和重构，工人阶级也有必要进行重组和重构。尽管工人阶级有着纷杂不同的居住地点和文化认同，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起来。到目前为止，资本家们通过诸如世界经济论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协调工具，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为此而行动起来，以重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运作方式。在这些方面，资本家们做得已比工人们要好得很多。”[31]然而，尽管各国各地区的工人阶级还处于分散状态，全球工人阶级处于“自在”状态，尚未明确形成全球性的工人阶级意识，但这不能否认一个规模庞大的全球工人阶级的逐渐形成和发展。
全球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强势”与劳动“弱势”的力量对比不均衡更加突出，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形成全球性自由流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包括各国各地区的劳动力资源，越来越摆脱民族国家的政府、工会等的限制，打破20世纪60-70年代曾经制度化的资方、政府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这一“缓冲层”的制约，不断强化对劳动力的自由选择和直接控制；而各国工人越来越失去政府、工会的保护，对全球资本进攻无法形成有效的抵制和抗争力量。其二，各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面对全球资本的联合，处于分散状态，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竞争排斥，难以形成统一力量。比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矛盾就非常突出，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工会组织为了维护就业和工资水平，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们认为许多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本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反对跨国公司到其他国家经营生产，反对别国劳动力进入本国的劳动力市场，排斥移民工人。其三，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阶级意识的缺失。从历史上看，在工人阶级形成的早期阶段，工人阶级缺少阶级意识，仅仅进行一些反抗资本剥削的自发的经济斗争；到了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上半期，工人阶级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进行有组织的、自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斗争，以至进行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二战以后至今，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统治方式的调整变化，工人阶级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丧失了阶级意识，主要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经济斗争。而在国际资本统治的全球化时期，虽然跨国资本的剥削更加直接和严酷，贫富差距和各种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全球范围内劳资对立和冲突更加明显，但各国工人阶级尚未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特别是没有形成作为全球工人阶级的意识，缺失对抗全球资本统治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仍然处于“自在阶级”状态。其四，缺少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下，工会力量遭到极大破坏，至今孱弱无力，各自为战，缺少走出困境的战略策略，难以组织起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斗争。而包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左翼政党，在历史上曾经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而今大多声称不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或者变成为议会选举目的而争取各阶层的支持，其纲领和政见与资产阶级政党趋同，或者沦为无足轻重的政治边缘化党派，除了言辞激进而实际影响力微小。可见，缺乏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组织的推动，是工人阶级处于“自在阶级”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因素的存在制约着全球工人阶级的形成，但这个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冲突，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各种矛盾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时代，阶级和阶级冲突与斗争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全球范围)以更加尖锐、更加明晰的形式表现和扩展出来。笔者赞同美国学者伯奇·波勃罗格鲁(Berch Berberoglu)在其论述全球化时代阶级和阶级冲突时的一段表述：“在我们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和阶级冲突变得更加鲜明了，而不是淡弱。它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流行起来，因而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显而易见的特征。今天，随着阶级分化的扩大，阶级越来越发生极化并持续地冲突，阶级斗争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全球资本主义之社会风景的不可或缺的部分。”[32]总之，离开阶级话语和阶级分析，就无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从全球视角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就无法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注释
[1] 比如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1959年就对阶级的衰落及其存在提出了质疑,主张抛弃“社会阶级”的概念。参见R.Nisbet,“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cial Class,”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1959,vol.2.
[2] no.1,pp.11-17.
[3] 参见D.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贝尔根据社会经济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变化，认为不同于以往工业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在后工业社会，是知识而不是私人资本成为社会的轴心原则，成为社会创新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一种新的、有独特地位的新阶级即“知识阶级”已经形成，他们是社会的潜在统治者。贝尔的著作使得西方理论界重新审视传统的阶级分析，涉及了关于“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和重要性、“新工人阶级”的形成、知识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经济社会作用、“新阶级”的经济社会权力等一系列问题。
[4] T.N. Clark, S.M. Lipset, “Are Social Class Dying?” in D.J. Lee, B.S. Turner, eds., Conflict about Class,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96, p.42.
[5] R.Pahl, “Is the Emperor Naked?” in D.J. Lee, B.S. Turner, eds., Conflict about Class, pp.89-97.
[6] Scott Lash, John Urry,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5-6.
[7] 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London: I.B.Tauris, 1996, pp.655-656.
[8] Malcolm Waters, “Succession in the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D.J.Lee, B.S. Turner, eds., Conflict about Class, pp.71-83.
[9] Scott Lash, John Urry,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p.195.
[10]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11] 安东尼·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俞可平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9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4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
[18] 理查德·斯凯思：《阶级》，雷玉琼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30页。
[19] 卡米洛·卡奇：《用阶级斗争观点批判“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魏文编译，环球视野网站，2006年7月18日，http://www.globalview. cn/ReadNews.asp?NewsID=8410.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7页。
[21] 艾克哈德·利伯拉姆：《阶级分析、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形成》，《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
[22] 菲尔·赫斯：《“自在”还是“自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瓦解了吗?》，《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
[23] 木春山、纪双城等：《西方担心中产阶级成“动荡之源”》，《环球时报》2010年3月15日，第07版。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27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28] 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0、61页。
[29] 热拉尔·迪蒙、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0期。
[30]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2页。
[31] William K. Tabb, “Neoliberalism and Anticorporate, Globalization as Class Struggle,” in Michael Zweig, ed., What’s Class Got to Do with It?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21th Century, It 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63.
[32] Berch Berberoglu,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