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卡夫丁峡谷”问题探索再研究——兼谈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摘要：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相对沉寂。我们以为，这一研究依然值得深化：其一，在相关研究中，已不能不自觉地顺从某种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逻辑，将马克思看成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对西欧资本主义模式以及由此巩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是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的起点，其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晚期的人类学转变，对俄国、印度、日本与中国等东方社会的研究，以及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系列有关东方社会的文章，都包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值得挖掘，对相关文本的深入解读与开放也很有必要。其二，此前，大多研究特别是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讨，往往基于马克思已有定论而展开。但问题恰恰在于，承认并理解马克思何以并没有下定论，自觉破除单一的社会发展观，把握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实体性及其复杂性，进而开放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研究实际上展开了一种复线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的描述，理应作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资源。其三，深化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理论，也涉及对相关关键概念的探讨及其研究视野的开放。比如，先前的讨论特别集中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但相对而言，亚细亚所有制才是马克思反复使用的概念。关于国外有关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资源，人们总是会提及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及其东方专制主义，但魏特夫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中外学术界的真正认可，而同样是汉学家的波兰人图克依独树一帜且为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对马克思亚细亚所有制的研究，迄今为止却没有进入中国研究视野。基于上述考量，我们推出这组文章。当然，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也希望抛砖引玉，持续深化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研究。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全球资本主义；中国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专题探讨俄国公社是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公社的现代形态的可能性，并十分形象地借用象征古罗马士兵战败受辱的所谓“卡夫丁峡谷”来比喻资本主义这道“轭门”。“卡夫丁峡谷”实际上已成为此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探讨东方社会现代发展所须面对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专门术语。这方面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和理论界讨论的话题，并且每遇重大历史关口便会成为热点。1990年代之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及其左翼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表现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方社会可以免除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之“辱”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而东方社会的传统公有制之进入现代并进行相应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发挥资本主义私有制难以想象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另一种观点认为，东方社会必须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即使确立起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依然还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甚至要与资本主义“趋同”。在某种程度上，1990年代的苏东剧变使这一问题的探讨归于沉寂，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连同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论，实际上是支持了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对应，国内的探讨似乎也回收到某种理论史或文献等学院化层面，思想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实际上中止了。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实际上却要求持续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之前这一问题探讨的两种对立观念的背后，实交织着多重纷争及其冲突，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左与右，自由派、民粹派与保守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制”、“奴隶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

海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基于海外中共学视角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又彰显了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的推进，引发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海外中共学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分支，在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价值的同时，又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关怀。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反馈，可从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层面予以探讨。同时，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偏好，可归因于信息来源、主体间认知、叙事结构等方面因素，对此，可从点面结合、海外中共学视角深化、全球叙事结构等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全球叙事路径进行系统优化。海外中共学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他者视镜”，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及其实践进路，亦可能以海外中共学的他山之石为引，科学地、辩证地推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键词：海外中共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全球叙事“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理念自正式提出以来，就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作为海外中国学领域的一大重要分支，海外中共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海外学界对中共党史与党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等重要理论或实践相关研究的水准，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注定会成为海外中共学叙事的一大焦点。从发生学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出场与在场，可能被赋予了现代化理论体系及实践的某些共有属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内生于中国土壤，且在（尤其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相互建构中彰显中国智慧。不论作为一种元叙事的理论体系，还是现代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衍生，当下及可见的将来，学界或可能从国际反馈层次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前沿追踪。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近年（尤其国内）学界高度关注的理论议题，其国际反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学术生长点：研究边界可能触及区域国别学、中共党史党建、国家安全学等新兴学科，研究对象亦可能关涉政党（交往）、政府（政策）、媒体（传播）、企业（管理）等现代化政治与社会生活诸多向度。鉴于此，有必要通过高度聚焦的海外中共学视角，深入思考国际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反馈，从“他者视镜”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关切与全球关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海外中共学叙事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全球叙事衍生，所谓国际社会反映与评价必然纷繁复杂。即使我们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海外学界（如海外中国学），相关讨论仍可能遭遇主题涣散等问题，因之或难以就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展开跨越时空的高水平同行对话。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全面深刻理解，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的重点讨论。海外中共学历来关注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等重要历史与现实，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观察研究，较为准确地发现了认知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关键点：其一，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价值的阐释和认同。海外中共学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发现，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真正走向兴盛，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融合；中国具有深厚的文明土壤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良好政治社会条件，并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弘扬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品质，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兼具古今中外智慧，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不仅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还融合了农业、工业、数字经济和生态文明，为世界绘就了新的文明愿景。海外中共学通过世界近现代史和区域国别研究比较发现，西方大国崛起似难逃兴衰周期，而中国式现代化却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摘要：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世界性潮流和世界性运动，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各国特色，又有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由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所决定，表现为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和文明程度，象征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进步和全面提升，体现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理性化、社会法治化、生活城市化、生态绿色化等普遍性涵义。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表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关键词：现代化；共同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也要认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世界性潮流，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各国特色，又有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离不开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各国特色，它寓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各国特色之中；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各国特色也离不开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它决定着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结构、发展阶段和追求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也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一、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进步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发展表明，肇始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尽管遭致后现代化、反现代化和新现代化理论的质疑甚至否定，但是从总体上看，如果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的具象历史中抽象出来，去除资本主义的制度属性，“现代化”一词已经成为一个标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文明演进的褒义性概念，现代化也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潮流和趋势。“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2]时至今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已历经几百年，无论是早期原发型的现代化还是后来追赶型的现代化，都曾历经血腥和经历阵痛。然而，今天人们谈论现代化，似乎更多的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和令人欣慰的事情，人们看到的是历经血腥和经历阵痛之后，世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发展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科学技术巨大进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文明空前进步。所谓现代化，尽管时至今日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得到公认的定义，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但是，“现代化”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性概念，现代化似乎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文明程度和前进方向。一切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发展方向的美好目标，似乎都可以纳入现代化的范畴。所谓现代化，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也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具有方向性和进步性的深刻变化，体现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各种文明要素特别是现代文明要素的发生、选择、发展、传播的不断更新的过程，意味着一个国家和社会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因此，现代化既是一种发展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事实存在，又是一种发展进步和文明进化的价值追求，体现着事实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1.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全球视野、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运动在15-16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则是指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因此，现代化又被称之为“欧美现代化”或“西方现代化”。从历史的角度透视，现代化是在科学技术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推动下，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很显然，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现代化发轫于西方，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成熟的、丰富的现代化发展经验，这些经验中蕴涵着可以为后发国家借鉴的一般规律，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现代化进程远远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尽管现代化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舶来品”，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西方现代化发展中广泛吸取和借鉴共性规律，全面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现代化具有普遍的共性，那就是必须通过科技革命实现工业化，然后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带动信息化，进而在整个社会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现代化和人的理性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性，遵循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跟踪世界科技革命的变革，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开放性地吸收、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长处和优点，内涵更丰富，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拓展了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丰富了现代化发展的内涵，深化了不同现代化模式之间交流的规律认识，为世界现代化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因而具有“世界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推进和拓展了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具有普遍性规律可循。但是，现代化也不可能像“可口可乐”一样全世界一个味道、一种颜色、一种形式，更不只是西方某个国家、某个区域、某个政党、某个人的专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当今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到30个、人口不到10亿。因此，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民族性和多样性，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人类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单一的，现代化的模式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民族的特性差异以及民族国家的国情不同，导致起点不同，路径不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比中国开始得早，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也是最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启动的，它们依托先发优势，成为人类现代化的“重镇”和“样本”，也由此形成现代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路径规定和认知场域，并且长期垄断着制度性现代化的话语权。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导向和利益至上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催生了阶级冲突和社会撕裂，也带来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社会问题，大大降低了现代化带来的正外部效应。中国式现代化在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没有照抄照搬国外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而是扎根中国土壤、厚植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历史，深深地嵌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打上“中国式”烙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推进和拓展了现代化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14亿多超大规模人口的“场景”下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追求和目标、实现手段和路径等关键问题上，是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最本质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资本”驱动，对内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剥夺广大小生产者生产资料，对外通过贩卖黑奴、贩卖鸦片以及依靠大炮和军舰进行武力征服等殖民的方式来实现的，发展历程上充满了血腥和“原罪”。这种“现代化”是建筑在累累白骨和对他国的侵略、掠夺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华文明中没有侵略、掠夺的文化基因，600多年前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进行洲际远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早，但是中国人没有搞任何殖民、杀戮、抢劫，而是给各国送去了茶叶、丝绸、瓷器。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博物馆中，左边展览厅展出土耳其同中国交往的文物，主要是丝绸、瓷器，右边展览厅是土耳其同西方交往的文物，摆满了剑、枪和铠甲，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中国式现代化反对“国强必霸”，从来没有向世界输出过战争动乱和殖民苦难，也从来没有向别国转嫁过现代化的发展代价。中国式现代化是靠全体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用鲜血和汗水来实现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希望有外援，也曾经想以西方为师、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不愿意看到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且采取各种明的、暗的、软的、硬的手段，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从政治、经济、科技、人才等全方位，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不仅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且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稳步实施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大同主义世界情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战争、掠夺等手段，利用其资本、技术、市场主导优势，先发实现现代化，塑造了以“自由市场、三权分立、普世价值”组合起来的“现代化”话语霸权，并将其包装成现代化的普世价值和先验要素标准，强制其他国家遵守，构筑起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制约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利和空间，收割后发国家的财富，从而加剧了南北对立、两极分化，引发世界动荡不安。中国式现代化怀着深厚的大同主义情怀，始终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过得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引领人类进步潮流、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玻璃天花板”、打破了现代化“西方范式”的路径依赖和固有弊端、打破了西方列强现代化“国强必霸”的悖论，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外扩张、受资本掌控的分化模式，提倡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的现代价值，践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助友爱、合作共赢的理想追求和国际责任，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实践伟力，对内提倡诚信、仁爱、共同富裕、摆脱人民贫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本位”的现代化新模式、新选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选择，特别是为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开辟了现代化新境界，深刻影响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场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和睦相处，绿色低碳，合作共赢，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反对保护主义、“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等，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遍安全、清洁美丽、共同繁荣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而且丰富了世界现代化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展现了人类文明均衡发展的光明前景和巨大动能。相关阅读透过国际热点问题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与势国强必霸并不是绕不开的历史定律关于当今世界时代特征与主题的哲学思考八个所谓“理性”是世界乱象的哲学根原统筹发展和安全：概念演化与理论转化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重维度与话语特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观辨析西方话语中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种论调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与苏联解体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梦”的认知评析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百年演变与优化策略世界历史民族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推进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机遇条件与实践方略英文世界、俄罗斯、日本、非洲、阿拉伯社会各界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若干认知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大课题！2023年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传播创新工程”课题招标公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回应、文明破解与世界意义中国以“五观”回答世界的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理论的全面把握与有效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道路、理论、模式的创新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原创性中国共产党与列宁主义内在联系的三个基本事实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四大问题辨析从低潮走向复兴：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的辩证把握本文作者：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终审：“科社共运动态+”微信公众号

2023年度中国外文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传播创新工程”课题招标公告一、招标单位中国外文局二、招标组织实施单位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发展中心）三、招标课题内容本批招标课题每个选题方向最多中标1个课题，经评审择优录取。课题研究时限为5个月。选题方向：课题1：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课题2：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叙事表达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课题3：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价值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课题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案例故事与美丽中国形象研究四、招标对象及资格要求1.面向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多单位或多人联合投标的，需确定一个责任单位或责任人。2.投标单位应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科研管理能力，负责推荐本单位的业务骨干作为课题负责人，一名负责人不能同时承担两个或以上的课题。3.课题组成员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投标单位对课题组成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负责，投标单位和投标者要弘扬严谨求实、注重诚信的优良学风。凡有不正当投标行为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参评资格，如获中标一律撤项，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4.课题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有较高的本专业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承担过政府咨询相关项目、有撰写政府咨询报告的经验者优先。5.课题负责人必须是该课题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课题。五、课题的基本要求1.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围绕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和要求；2.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政策水平，在观点或方法上具有独创之处；3.主题鲜明、资料翔实、分析深刻、对策具体、逻辑严密，有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和可操作性；4.引注规范，引用材料须注明出处，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六、申请及评选程序（一）发布公告时间：2023年3月下旬通过中国外文局网站（www.cicg.org.cn）、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发展中心）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研究课题招标公告及招标信息。（二）申报课题公告发布后，招标单位接受投标，投标截止日期为2023年4月20日。投标人可以选题方向为题申报，也可以选题方向为指导自行命题申报。投标单位需填写《2023年度中国外文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传播创新工程”课题投标申请书》（见附件）。申请书使用A4纸打印后签字盖章，扫描后发送电子版到CCICD_yanjiu@163.com。（三）课题评审招标单位组建评审委员会完成全部课题评审工作，并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确定课题中标人。（四）课题立项根据中标结果向中标人发送立项通知书，未中标者不再另行通知。同时将中标结果在中国外文局网站发布，向社会公示。预计立项通知书发出时间：2023年5月上旬。（五）签订协议招标单位与中标人签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传播创新工程2023年度课题研究协议书》。预计课题协议书签订时间：2023年5月中旬。七、课题经费对中标课题提供经费资助，对课题负责人提交的预算明细进行审核，每项课题支持经费5万元。课题经费分两期拨付，立项后第一期拨付60%，结项合格后第二期拨付40%。八、课题中期考核和结题验收本课题招标旨在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参考，课题研究成果是否可以转化成有效的专报是课题验收的主要依据，每项课题需提交如下成果：1.2023年7月31日前，提交一份不少于3500字的专题报告。2.2023年9月30日前，提交一份不少于1.5万字的结项报告。九、其他事项课题成果归属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发展中心），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发展中心）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对成果进行补充修改并上报相关部门使用。此公告解释权在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发展中心）。联系人：耿笛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百年演变与优化策略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国际社会对其形象传播大抵经历初印象、印象形成、妖魔化和向好四个阶段，并且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发达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未改变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舆情态势研判与风险预警的科学化、去意识形态化、关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商业逻辑主导和回归人性本质是未来优化传播策略。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国际传播；污名化；文化折扣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100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世界对中国蓬勃发展关注度提高，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中国的执政党和领导核心，也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背后是我们党百年来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见证和回报，使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国际形象有了全新的认知。一、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百年演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0年来，随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也在与时俱进，党的国际形象在每个阶段所呈现的特点也因时而变。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认识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1921-1937）——对中国共产党留下模糊、抽象和负面的初印象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第一印象的形成时期。由于国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确切情况很不了解，因此具有模糊不清和笼统概括的特点，他们往往聚焦的是某一面或某些方面，尚未构造出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认识不清，西方主流态度倾向于将其含糊化定位，即加引号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之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处于秘密状态。这一时期最早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是苏俄报刊，1922年马林在《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者》一文首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仅有一句话：“在中国南方工会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共产党无疑地将成长壮大。”据统计，在1919年至1927年间苏联《真理报》上有关中国革命的90余篇报道中，标题中有“中共”“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等字样的文章仅3篇，大量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多以国民党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并非报道的主角和关注的焦点。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和对舆论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英美等国家的社会公众中知晓度并不高。西方主流社会视中国共产党为“红色威胁”，给中国共产党贴上了“共匪”“威胁”“盗寇”等标签，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正当性、合法性进行否认和污名化。国外驻华外交官、记者根据其主观上对共产党的理解，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受到苏联煽动的一个组织，是苏联的追随者”。可见这一时期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从模糊、抽象开始，然后逐步形成了较为具体的、非友好的、负面的初印象。（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1949）——开始重视和肯定中国共产党，相对积极的形象形成阶段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同时，抗战期间大量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有关事迹和信息的传播，对建构和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华外国记者的宣传报道和实地考察为国外人士观察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较为直观的参照。毛泽东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让许多外国新闻工作者，如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进入中国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亲密接触，完成了不少描述中国共产党的著作和报道，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引起了国际社会规模性舆论关切。该阶段西方社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报道大量增加，对中国共产党持比较客观、积极正面看法的占大多数，且在国外流传甚广。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从最初对中国共产党毫无所知、漠不关心及全盘接受国民政府的说辞，到肯定和重视中国共产党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识从模糊、负面到相对积极、正面。（三）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中国共产党被刻意妖魔化与污名化阶段1.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共产主义的“红色政党”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困难和严峻考验。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挑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新中国实行面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主流社会，特别是在美国舆论中长时期被渲染为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红色恐怖”形象，这种形象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形象。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态度和认识是“中国共产党追随苏联”“中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东亚强国”“新中国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美国”，他们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奉行共产主义的“红色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遭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污蔑，也受到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疏于了解的亚非国家和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新生政权的误解，这种舆论影响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2.文革期间：“狂热”的“宗教式政党”形象这一时期是党的形象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内外形象和党的执政能力都受到重大削弱，尤其使党的国际形象受到破坏，这种负面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失。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在西方主导国际舆论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遭到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包围和封堵，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刻意妖魔化、污名化和边缘化的形态。（四）改革开放后（1978-当前）——中国共产党形象发生巨大变革、总体形象向好阶段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崛起，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中带领中国人民转危为机，引领中国崛起，国际社会开始逐渐改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固有认知态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也出现历史性新变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1.改革开放初期：“开放民主”与“保守审慎”的政党形象交织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建交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可接纳性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增加了西方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亲近感。西方认可中国共产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及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做法，但是由于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既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又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因而双方的关系呈现出前进与停滞交替、合作与对抗并存的曲折发展形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等历史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开放民主”的国际形象认知遭遇冲击。2.进入21世纪至今：国际形象多元呈现，正面形象占主导（1）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客观认知趋向明显上升，推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向好。当前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不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所描述的强调阶级斗争的红色政党，而是逐渐转向务实改革的非单向度的执政党。国外对中国共产党从完全意识形态划线，到日趋多维度报道、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除继续关注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反腐等传统议题外，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决策程序、党内运转以及执政理念等也都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西方主流社会权威人士逐渐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独特内涵和全球示范效应，分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原因，探究中国成功的奥秘。由他们撰写的相对理性客观、深度认知中国共产党的著述相继出现，这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产生了积极的纠偏作用，推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向好。（2）发达国家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问题的看法开始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固有认知被逐步打破。逐步承认“中国共产党不是苏共”，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而是一个思想开放、善于创新、敢于开拓的政党，不是一个僵化守成的政党，而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以往国际社会常把中国负面形象与中国共产党挂钩，无视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表现使国际社会无法割裂中国共产党执政与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开始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们逐渐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和经济发展等角度认可中国共产党执政。（3）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客观友善的声音更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国情有很多相似之处，少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共产党很少存在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强大的依托力量，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东看”，他们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策有了广泛的理解和认同。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丰富、执政能力强，其在与中国共产党交往中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经验、中国的自主发展道路。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主张正逐步得到广泛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因此，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认识是多种形象的叠加，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是复杂多面的：一是历史形象与当代形象的叠加，中国共产党依旧背负着许多共产党“面具化”的历史形象，但“自信”“开放”“为民”等当代中国共产党形象正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知；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认知不再由单一的政治因素决定，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的叠加；三是国外形象与国内形象相叠加，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内形象直接传播到海外会影响国外形象，同时被丑化的国际形象不仅影响中国开展对外合作，还会影响国内稳定；四是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叠加，以往那种纯粹的抵制、憎恶、仇视和抹黑的言论越来越少，但西方炮制“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排斥现象仍然存在，依然有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和成就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二、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及挑战西方发达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未改变。当前世界媒介领域的话语权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发达国家掌握世界舆论的主导权，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文化价值观差异及其长期国际战略谋划等原因，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依照西方思维和价值观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信息流动的不合理态势和信息不对称。而当今世界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识主要来自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决策层和舆论精英，加之意识形态、资本利益驱动等因素，部分媒体故意丑化中国共产党形象，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构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使许多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产生误解。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一些原本优越感十足的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心态失衡、眼神复杂，往往对好的一面视而不见，却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给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带来结构性约束。同时中国缺少稳定的核心话语，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和传播的主导权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政党国际形象塑造与传播陷入被动。中国自身缺乏针对性的政党形象塑造与传播方法。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实施针对性的政党形象塑造，制定实施全面精准的传播方式方法方面仍有待完善和加强；缺少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自主开展的机制性国际舆情调查与研究，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海外受众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真实认知情况，不能够及时开展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效果评估，并根据反馈制定和更新富有针对性的传播战略；简单地将带有鲜明国内特色的语言生搬硬套到国际场合，缺乏包装和语境转换，忽略了外部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方式，对外传播成为自说自话和自我欣赏，这包括：口号化、概念化、理论化现象严重；政治术语多，生动平实的语言少；执政成就说得多，执政理念说得少；着重“讲道理”，轻视“讲故事”；注重讲成就的正面报道，而忽视对执政理念价值的、理念上的语境化阐释，难以使外国受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价值认同，反而容易产生误解和曲解，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效果欠佳；同时中国及中国共产党也很少主动发布有影响力的国际舆情报告，对冲西方舆论负面影响。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势头出现新变化，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卷土重来。受政党意识形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曲解并未随着中国崛起完全消失，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反而推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崛起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的争论和质疑，给中国共产党贴上“革命斗士”“第三世界的领袖”等标签，抨击中国共产党“新威权主义”、强化社会控制。尤其英美国家的一些主流媒体，大多从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经常来操作甚至制造一些中国的热点问题，总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状态，传播不实负面信息。在错误观点的引导下，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却被西方社会演绎为“中国威胁”，被曲解为“中国的马歇尔战略”，强调其地缘政治意义，极大违背了我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理念，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个别西方国家唱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前途与经济发展，不遗余力散布“中国崩溃论”。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把“中国崛起”列为“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美国智库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抛出“锐实力”的概念，指责中国利用文化传播等方式在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渗透。国际社会各种棒杀和捧杀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不时出现，丑化和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始终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一定市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美国一些反华政客接连抛出针对中国的荒谬论调，企图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三、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优化的对策与建议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开始发生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长期固有的态度和看法，总体形象向好。但是压力和偏见依然存在，为此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形象塑造，党的国际形象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舆情态势研判与风险预警的科学化、现代化。目前相关部门尤其是外宣部门每天收到来自国际媒体、智库、社交媒体及其他来源的信息浩如烟海。但部分智库研究过度依赖一些有较多涉华内容的信息来源和信息平台，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导致对涉华舆情变化判断失于片面；或者对涉华舆情的丰富程度认知不足，造成分析层次失于单薄；或者对于涉华舆情趋势，偏重实况及短周期研判，较少以中长周期视角加以把握；或者缺乏对涉华舆情（以及中国对外传播）在过去几十年变化的了解，可能将眼前的“小插曲”判断为“大热点”，将“中低风险”判断为“高风险”，过度的风险提示可能造成过度的政策反应，而更加精准的研判无疑有更重要的价值。未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舆情态势研判与风险预警需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应基于研究者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涉华舆情全盘情况、中长周期趋势的整体把握，将其放在大局下来观察。二是鼓励具有全球化影响力的平台企业走出去，建立一体化的国家大外宣大数据平台，构建有效的对外传播力评估体系，为提升中国全球数字领导力提供软硬件支撑。特朗普遭“社交媒体死亡”事件后，很多美国和西方网民出现了社交媒体大迁移的现象，以Signal代替WhatsApp，以MeWe取代脸书，小型的社交平台开始吃香起来。这说明并不是没有机会成立或者掌握一个新型社交平台来取代脸书与推特这些社交巨无霸的。TikTok的成功也说明了国内企业可以走出去创办全球影响力的社交平台，因此要牢牢把握社交媒体主动权。社交媒体也可以走“双循环”路线，先形成成熟、稳定、团结的国内平台大循环，再加快推进自主英文平台建设“出海”，逐步打造自己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未来可以考虑更加柔性的方式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走出，构建中国全球数字领导力的硬件基础。同时，要打通外宣媒体、外宣部门、走出去企业之间的信息孤岛和数据孤岛，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建立一体化的国家外宣大数据科技平台。同时，构建有效的对外传播力评估体系及应急预案，从机制和体制上构建我国大外宣的软硬件综合支撑机制。三是重视文化折扣现象，注重塑造共产党员个体形象。文化折扣是受众因所在国的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的文化价值被低估的现象。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东方人接受西方价值观，而西方人却对东方的价值观感到不理解的现象。比如党的形象的传播，我们以往过于强调整体的形象。而忽略了个体，如2012年推出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60秒中，200个中国各界精英竞相出场，但很多美国受众对中国用社会精英来代表中国形象很不了解，认为这些不是社会的主体。而在世博会美国馆中播放的美国国家形象片则是选取普通的美国白人、黑人、亚裔和其他族裔的人；有胖胖的女人、穿着随便的人、带着善意微笑的人、友好地打招呼的陌生人。同样，好莱坞电影是美国价值观——美国梦的核心载体，其塑造的美国梦形象并非一个群体，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如何成为超级英雄的。四是转换思维，注重商业逻辑与商业动机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行政部门避免“撸起袖子”亲自下场。商业逻辑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动力和抓手，李子柒在优兔上发布视频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输出中国文化，“输出中国文化”这个使命是媒体和网民给她加上的，她只是在做网络红人的自我品牌的建立工作，以此在互联网中赢得声誉，进而实现市场盈利。她刚开始开通外网账号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得那么伟大，有可能只是一种个体行为，也是一种充满商业逻辑的行为。只是其商业模式的成功带动了文化传播的成功，正是由于她收获了商业成功，才能收获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进而可以打造文化影响力的优质品牌。五是国际传播应回归人类本质诉求和心理需求，要强调心理共鸣而非政治诉求。以李子柒的文化传播为例，其视频内容很多是由原始和简单的元素组成。当今都市生活都是让人们做加法，而李子柒的视频其实是在给生活做减法，提倡的是一种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的、最本质的人类生活方式。李子柒是一个完全无官方背景的普通人，像她所代表的更有弹性、更具包容度的中国文化的民间沟通特别少。第一，李子柒诉求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美，一种遥远的但是可以触动另外一种文化受众心灵的美。我们经常说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中国官方所讲的中国故事在国外的传播效果不如预期，因为西方国家对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故事有抵触和警惕心理。其实，以政治诉求角度来进行国家层面或者政府组织行为，这个出发点有问题，这样进行文化输出的时候讲的是“劝服”，要求别人听我的、看我的。第二，未来我们应当强调文化共鸣和文化共创问题，强调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中国的，而不是一种类似于借壳的关系，借外国的表达体系来传播我，或者把我的内容装进你的壳里面传播，这样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第三，李子柒能火的重要原因，就是回应了人类共同的心理需求。世界上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有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总有共通的地方，而李子柒就抓住了这个共通的地方——人类对原始、简单元素的追求。相关阅读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梦”的认知评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回应、文明破解与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以“五观”回答世界的现代化之问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探析21世纪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新发展研究动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苏联模式性质的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重维度与话语特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演变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观辨析西方话语中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种论调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英文世界、俄罗斯、日本、非洲、阿拉伯社会各界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若干认知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文作者：李彪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美玉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编号：20&ZD319）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对外传播.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回应、文明破解与世界意义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核心政治议题，涵盖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二十大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给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复兴的理论关切，给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系统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与文明追求，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模式；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2]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同时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在科技革命、生产力革命和交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实现了资本主义从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3]，各个民族国家从按照自身内在逻辑发展，演变为在世界历史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168。世界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阶段，第二个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向“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转变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第二个阶段奠定了物质和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深化了其基本矛盾，并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从而推动世界历史进入第二个阶段。人类历史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但是，没有一个社会形态会自动退出历史，统治阶级总是会试图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其支配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也不例外。资产阶级总是试图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为自然的、“可行的选择中最不坏的”、永恒的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因应当时的各方面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出了一套现代化理论，并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美化成和平的、公正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一套理论更是甚嚣尘上。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打破了这种迷思，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从而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论、道路和空间。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西方国家逐步实现了现代化并维系至今。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维系都离不开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夺。在资本主义早期，西方国家通过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武力占领并统治和残酷抢掠落后国家，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又实行了新殖民主义，这些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遭到了世界人民的持续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欧国家相对衰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兴起，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导者。而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解体，新生的民族国家初步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开始寻找发展模式，以发展民族经济并进而巩固政治独立。与此同时，苏联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为人类社会打败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并带来重大影响，不仅有一批国家在战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而且有不少新独立的国家也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政治精英为了防止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转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始鼓励社会科学家研究第三世界，宣称这么做的目的是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稳定，以实现现代化。正是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出了所谓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包括政治现代化理论、经济现代化理论、社会现代化理论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经济的现代化理论，特别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的现代化都要经历5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5]10-23。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坚持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各国都是沿着共同的、线性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此外，他们还主张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交往而显著加速。在这些理论中，西方国家对于落后国家的殖民、征服、掠夺和剥削都消失了。其本质是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模式才能够实现现代化，所有的国家都只能通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末期之后，这种现代化理论开始遭到许多严厉的批判，如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等。这些理论根据世界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所谓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重大缺陷，特别是指出了西方国家的发达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定要自立，要尽可能避免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夺。作为对这些批判理论的回应，在西方又出现了所谓的第二代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强力推行的现代化模式。他们进一步遮蔽和篡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把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其实质是为了打断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维护西方的霸权，特别是金融霸权，以更好地控制和剥削世界人民。对于这些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外，包括斯蒂格利茨、张夏准等在内的西方左翼学者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驳斥，但由于金融垄断资本的支持，这些批判都未能动摇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在学界的主流地位。

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梦”的认知评析摘要：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梦”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他们的认知主要聚焦于“中国梦”的内涵、实现“中国梦”的有利条件与挑战、“中国梦”的影响等。总结归纳海外学界对“中国梦”认知的主要内容，对其观点中积极的成分加以借鉴，对其错误的观点予以辨驳，对于我们坚定实现“中国梦”的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这些海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海外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国梦”彰显了人民性与和谐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对“中国梦”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就越来越认可。这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与正确性，是我们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关键词：海外学界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梦”这一理念,这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争论。海外学界主要围绕“中国梦”的内涵、实现“中国梦”的有利条件及挑战、“中国梦”的影响进行了解读与评价。本文在梳理外文文献的基础上,对海外学界关于“中国梦”的认知进行评析,以更好地吸收海外学界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的有益成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促进“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的交融互鉴,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中国梦”的内涵“中国梦”是什么?这是海外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海外学界对“中国梦”的内涵从宏观与微观等维度进行了多维解读,形成了多元化的认知。(一)“中国梦”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美国怀俄明大学翟文伯(Winberg

中国以“五观”回答世界的现代化之问今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提出十周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两周年、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一周年。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国提出全新的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一系列理念、倡议与行动，破解西方现代化迷思，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面对一系列世界的现代化之问，中国的回答可概括为“五观”除了自身走向现代化，中国也希望与世界分享发展经验、对现代化的理解，以及政党在其中的责任。面对一系列世界的现代化之问，中国的回答可概括为“五观”。一是新的发展观，如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等内容，呼应了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二是新的安全观，例如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等内容，对应了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最近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也是这一安全观的具体体现。三是新的合作观，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合作、开放、包容和落实真正的多边主义，而非拉帮结派、排他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四是新的生态观，强调碳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最后落脚点是新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开创了文明古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先河，鼓舞了文明古国的现代化信心，还原了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交流中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找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路当今世界风险挑战不断增多，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和平与发展带来困难。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世界越是动荡不安，越处于十字路口之时，越需要强化共识，务实合作。无论是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共同体，还是全球生态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框架下的具体方面，展现了中国一以贯之的“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今天，中国提出新的全球文明倡议，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打造全球文明伙伴，以全球文明共同体为最终落脚点。首要前提条件，是尊重世界文明本身的多样性。文明是复数，而非单数；传统文化是滋养，而非羁绊。任何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必须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而最大的国情是文化基础，这是无法改变的DNA。世界文明本身具有多样性，近代以来，西方将自身文明定义为“普世”，对文明多样性而言可谓一种破坏，今天世界需要回到真正的多样性。其次，让文明成为文明，每个国家成为自己。共同体内部应为独立自主的平等关系，若只是依附关系，便不能称之为共同体。例如欧洲各国主权平等，通过自愿的主权让渡行为建立欧洲联盟，但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中缺乏国家间平等，失去了共同体的意义。当然，欧洲共同体也是同质性的共同体，缺乏对土耳其的包容性，对外产生负外部性。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文明古国，应找到文明自信，推动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非简单模仿，甚至依附他国。最后，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从来不是死的、固定的，而是活的、动态的，不断与时俱进。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从战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唐代佛教禅宗兴盛，到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在文明互鉴中形成的新的创造。人类历史上，一位西方学者曾说，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之时：希腊哲学强调人—自然关系，印度哲学强调人—神关系，而中国哲学强调人—人关系。这些文明交流，从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不是复古复辟，更不是模板翻板，而是不断创新，包括技术、制度、社会甚至是文明本身的创新：苟日新，日日新。今天的生态文明、数字文明，与过去传统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有显著差异，就是一种创新后的新的文明形态。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其目的不仅是展示文明自信、相互尊重欣赏，更是在交流中创造新的文明形态，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尖锐的难题，找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路。相关阅读透过国际热点问题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与势国强必霸并不是绕不开的历史定律关于当今世界时代特征与主题的哲学思考八个所谓“理性”是世界乱象的哲学根原统筹发展和安全：概念演化与理论转化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重维度与话语特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观辨析西方话语中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种论调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与苏联解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推进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机遇条件与实践方略英文世界、俄罗斯、日本、非洲、阿拉伯社会各界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若干认知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理论的全面把握与有效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道路、理论、模式的创新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原创性中国共产党与列宁主义内在联系的三个基本事实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四大问题辨析从低潮走向复兴：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的辩证把握本文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终审：“科社共运动态+”微信公众号

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研究”（22ZDA001）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3年第1期终审：“科社共运动态+”微信公众号

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与苏联解体摘要：苏联的诞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三重基本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增加了世界体系新的基本矛盾，并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矛盾成为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成苏联等现实社会主义一国内建设胜利的终极障碍。能否实现向未来新世界体系（即共产主义）的过渡，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诸多矛盾的关系。苏联的解体意味着苏联在处理世界体系矛盾上的失败：它没有有效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相反还扩大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从而失去了反帝反资反霸权的同盟军。戈尔巴乔夫政府对世界体系主要矛盾认识错误，对美国抱有幻想，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关键词：苏联解体；世界体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相关阅读国强必霸并不是绕不开的历史定律关于当今世界时代特征与主题的哲学思考透过国际热点问题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与势八个所谓“理性”是世界乱象的哲学根原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元理论问题王立胜：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形式及弊病仲伟民：“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徐步：“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张维为：中西方的又一次理性对话丁立群、黄佳彤：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习近平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习近平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意义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与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两制关系”的理论经纬与当代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几个苏联教训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范式、流派与新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两制共处”问题“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两个决裂”与“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的关系和现实意义论列宁和斯大林对俄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问题的不同认识列宁认识社会主义的逻辑进程列宁社会主义本土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构想及当代启示关于如何认识评价斯大林的几个重要问题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再思考斯大林与布哈林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探析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与实质四次科技革命与苏联国家兴衰的关系论析关于苏联解体的六个扑朔迷离的重大问题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的八个方面原因重磅！《莫斯科-北京：苏联成立百年纪念文集》出版发行！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12分钟视频看遍苏联7位领导人1991年中国是如何报道苏联解体的（纪念苏联成立100周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几个苏联教训视频！纪念苏联成立100周年音乐会·红旗歌舞团（2022.12.8）纪录片《苏联最后的时光》还原历史的原貌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明年起恢复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机制本文作者：陈人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基金资助：“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青年学者项目“世界体系视角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2020QNXZ007)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理论的全面把握与有效传播内容提要：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大亮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包括五个鲜明特色、九条本质要求和五个重大原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保驾护航。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应有的放矢、身体力行，自信自强、行稳致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此务必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中国的道路自信，有力破除对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盲目迷信，有助于启发其他国家走自己的路，具有自主创新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开辟现代化新路径的实践意义。新征程上，需多管齐下加强国际传播，有效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

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学术圆桌）导语：

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道路、理论、模式的创新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战略安排、本质要求和坚持的原则。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我们党的神圣使命从十四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欧洲人相信一个新时代来临，那就是“现代”。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不断扩展，欧洲人提出了“现代化”一词。现代化的英文表达modernization，意思是“成为现代的”。作为形容词，现代化指的是具有现代特点的、满足现代需要的状态。作为动词，现代化指的是具有现代特点的、满足现代需要的行为和过程。作为名词，现代化指的是具有现代特点的、满足现代需要的阶段。“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二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现代化研究中的“现代”兼有上述两层意思，用以概括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中急剧变化的总体状态。这就是说，现代化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急遽的社会变革，而是在其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民族心理和人文素质、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等综合性的变革过程，即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知识和信息化社会转型、未来可能更进步和先进的过程，形成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知识化、教育普及化等特征的历史阶段，是人类文明的深刻变化和系统变迁。现代化是一种过程、状态、阶段。现代化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状态和趋势，在中国体现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整体夙愿。按照北大学者罗荣渠教授的研究，1927年12月，柳克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土耳其》一书中，提出了“西方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现代化”这个词语虽然不是第一次以中文词汇的形式进入大家的视野，但是在当时将“现代化”和“西方化”并列使用，却是比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理论源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和西欧，主要探索人类社会如何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变革。（一）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经历了坎坷的历程。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不止。日本两次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为了实现现代化奔走呼号，不懈奋斗和拼搏。因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失去了通过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可能。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有了一定的现代性因素，但还不足以启动现代化的步伐。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的入侵把中国拉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西方国家的这种侵入不是要促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更不是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因此，面对国家和社会的内忧外患，一些先进人士和社会力量从屈辱中奋起，先后进行了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探索和尝试。但是，这些探索和尝试都失败了，只是仿效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照搬了资本主义的各种方案，这就很难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来说，不彻底扫除封建主义的根基，不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就不会有走向现代化的可靠途径和宽广空间。（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真正承担起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使命。在中国社会发展陷入困境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及其所产生的榜样效应，使探索中国出路的许多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方向。尤其是俄国通过社会主义发展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使中国更多的先进分子充分认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样，由于社会发展的要求所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起步一开始就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其后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始终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坚守。这样，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关键词。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也深深反映了革命先辈不懈追求进步的历史使命和光荣传统。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搞“一化三改”，一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党还把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和“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写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了我们党伟大的历史性转折。邓小平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此后，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聚焦和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党的十二大强调，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的十三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十五大强调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就是要实现包括推进现代化建设在内的三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七大强调，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主题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标题则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统筹发展和安全：概念演化与理论转化摘要：发展和安全是困扰国家治理和人类进步的重大难题；能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人民福祉、国家兴衰和历史走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创新理论，强调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良性互动。本文构建了一个“环境评估-战略规划-战略实施”的战略管理分析框架，用时代主题、政策导向、行动策略三个指标分别来测度环境评估、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的情况，刻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展和安全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的提出过程。研究发现，随着时代主题和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变化，我国在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处理上先后经历了以避免挨打为中心的生存型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安全(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发展和安全并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大阶段，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关键词：发展；安全；生存型发展；发展型安全；战略管理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创新理论，强调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良性互动，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1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是如何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为何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创新理论?这一创新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本文构建了一个“环境评估—战略规划—战略实施”的战略管理分析框架，用时代主题、政策导向、行动策略三个指标，分别来测度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安全形势、政策宣示、资源配置情况，以刻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展和安全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的提出过程及其基本内容。一、如何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一个战略管理分析框架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强调在国家治理中要正确看待并科学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努力形成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的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的实质，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界定发展和安全两者各自的地位，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地进行资源配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战略管理是一个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确立组织的战略目标、拟定战略规划、实施战略行动并对行动过程进行控制，从而将战略目标转化为战略现实的动态过程。从战略管理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个包括评估内外环境、制定战略规划、实施战略行动在内的全周期闭环过程。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是一个从逻辑起点出发的次第展开的层次性结构，可以构建一个“环境评估—战略规划—战略实施”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一个国家在发展和安全关系上的处理状况。(一)环境评估：研判时代主题战略环境是指影响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客观情况和条件，主要包括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客观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态势。战略环境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全球性、地区性、周边性等不同层次，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地理、文化等不同要素。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摘要：完成以现代国家建构为核心的国家转型，实现国家现代化，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现代国家凸显主权性、国民性和人民性等现代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领导人民构建了现代“新国家”的框架：1）一个在国际体系中保持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2）一个融合多个民族，承载和推动国家整体性发展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3）一个体现“人民性”的社会主义富强民主国家。这三大历史任务互相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即以“革命建国”为路径的独立统一逻辑，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民族复兴逻辑，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为保障的人民性逻辑。今天，中国现代国家的自主性、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制度及其绩效的人民性获得显著提升。目前，中国共产党制定了2035和2049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未来还需增强国家的整合能力和治理能力，提高不同民族的国民身份认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政策的认同。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现代国家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治理推动并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渴望实现的国家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探索救亡图存、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之道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围绕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任务，走过了“以党建国”的发展历程。不同于早期现代国家所产生的议会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传统中国深陷内忧外患困局的危难之时，是国家转型过程中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仁人志士中最有组织性和战斗力的“使命型团队”。历史和现实昭示，中国共产党是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展示了强政党驱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逻辑，实现了“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本文尝试从政党驱动国家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定逻辑，并对这一过程的未来方向进行展望。一、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任务现代化研究的知名学者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对现代化这一概念作出定义：“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2当代发展理论家从一般性的角度，把现代化一词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史中所开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是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展望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在新时代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就应当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在更高层面的统一，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政治和治理基础。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社会主义；民族复兴2022年7月26—27日，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的明确揭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史中开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三者的有机统一。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一般说来，现代化肇始于16世纪西方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一旦从“历史的钟罩”1里释放出来，便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统治性法则，因而现代化从一开始便打上了资本主义烙印，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由此可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开创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一）西方现代化道路中的“资本主义问题”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因而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矛盾、症候和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p.47)那么，这一社会的典型问题就是财富的普遍生产、积累和增殖必然伴随或导致贫困的普遍生产、积累。当然，现代社会的贫困是广义的贫困，不是仅仅指人们占有财富多寡造成的经济贫困，而是还表现为人口的贫困、资源的贫困、生态环境的贫困和社会精神的贫困等。其实，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如工业污染、资源枯竭、气候挑战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以及贫富分化、道德堕落、阶级对立、社会撕裂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都可视为（财富与贫困的双重积累所导致）贫困的普遍化在这些领域的基本表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现代社会财富和贫困的双重积累，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普遍积累和集中，以及大量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的普遍（绝对或相对的）贫困化。对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3](p.614)“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pp.743-744)列宁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5](p.240)资本主义财富与贫困的双重积累所造成的对立、冲突等问题，源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在西方现代化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就集中表现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心和边缘、发达与欠发达、西方或北方与东方或南方、世界性的城市与世界性的农村之间的“两极化”结构及矛盾，并且不断孕育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生态危机。（二）作为“另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财富和贫困的双重积累导致的诸多问题，在现代社会主义语境中，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问题。古代社会贫困问题始终存在，但通常很难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进入任何一种传统文化或文明的思考中心。在财富普遍生产和再生产的现代社会，当贫困作为财富的对立面，被普遍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时候，便成为现代社会典型的文明症候。对此，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所论述。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明确指出，劳动拥有的“创造财富的手段”由于“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对抗”，“变成贫困的新的原因”，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是在“肯定贫困、组织贫困”，而不是在“消灭不良的劳动组织造成的贫困”。[6](p.831)同时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更是指出，“贫困与进步的这种形影相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难解之谜”，是决定现代文明命运的“斯芬克斯向我们文明提出的谜语”。[7](pp.16、17)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引起的现实的反应”，[8](pp.15、18)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针对现代社会这一典型症候而展开的理论、历史和政治运动，就是针对这一文明症候所导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而提出的替代性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或解决方案及其历史实践。伴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由西欧北美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社会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对剥削和专制，反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斗争的动力源泉”。[9](p.6)当传播到欧亚大陆以及拉美和非洲等那些现代化尚未实现或完成的地区，社会主义便成为该地区国家或民族实现“现代化、社会变革、反殖民化和民族主义”[9](p.6)的推动力量。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在实现“技术的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上，可以避免出现与“西方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艰苦、贫困和极端的不平等”。[10](p.11)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社会主义由未来的社会理想转换成现实的社会制度。因而在欧美之外的非西方世界，社会主义便成为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有别于西方的另一条现实可行道路选择。（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造性实践中开创的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内生性的核心因素。近现代中国正是通过漫长而深彻的革命历程，才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命运。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被拖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致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同时旧中国还深受传统的封建历史羁绊。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中国革命不仅要解决民主问题，推翻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议题，而且还要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中解决民族独立解放问题，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只有十月革命开启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具有相关内容。由此，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背景，中国自身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决定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民族民主革命，作为“漫长的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部分，[11](p.3)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历史和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度效仿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传统计划体制，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2](p.163)然而，苏联模式最终因自身问题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则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在借鉴吸收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系等，从而为中国的发展、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了内生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历史实践中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民主体制和法治国家体系，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为根本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具体说来，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制度。如果我们把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基本制度也概括进去，那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通过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领域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国家、政府或公共部门相对于资本、市场和私人部门的主体地位，让资本逻辑从属于更高的社会主义国家逻辑，从而为国家主导资本、掌控信用、驾驭市场，通过治理经济和社会，从根本上破解现代社会面临的（尤其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财富和贫困双重积累）一系列发展难题提供了现实可能。中国式现代化，就其针对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克服、解决或扬弃而言，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真正统一。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在一般印象中，现代化似乎是一个地区、国家或民族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体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诸如市场、民主和法治等现代社会体制，从而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最终成为由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一员的进程。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就基本内涵和历史使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既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又是这一文明经由现代化的历史改造而实现的自我赓续和复兴，因而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一）现代化植根于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描述现代历史现象的范畴，现代化概念有多种运用，含义也颇为混乱，但所指大致是“16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按照这一范畴的通常含义，现代化一般产生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领域的‘产业革命’，政治领域里的‘市民社会’，文化领域里的‘现代思想’的形成”。2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大致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一是在社会生产的意义上，体现为财富增殖和经济增长，以及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推动的社会发展过程；二是在制度构建的意义上，体现为与科学技术进步、创新以及经济社会增长、发展相匹配的诸如市场、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等现代社会的文明建制的形成过程；三是在文明变迁意义上，体现为由以农业文明和以土地为财富的集中表现的农村社会向以工业文明和以资本为财富的集中表现的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四是在精神转换的意义上，体现为与科学、技术和理性相匹配的世俗化的文化、精神或心理生活的形成过程，以及对各种前现代文化或精神的“祛魅”过程。现代化既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结果，又是现代社会的动力源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传统社会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而现代社会总是寻求“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3](p.34)因而现代化就不只是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主题，即推动自身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或转型，或者说“传统的现代化”，而且也是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主题，即在发展原则推动下继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的过程”，3只要现代社会的财富逻辑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不终止，那么，以此为内生性驱动基础的社会发展就不会终止，社会在发展驱动下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变革和变迁也不会终止。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没有休止符，它是现代社会没有终点的发展历程。（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唯有通过现代化进行深彻改造现代化能否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变量？这一问题其实与另一问题相关，即中国古代社会按照自己的历史惯性或发展节奏，能否独立孕育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这其实关系到“资本主义起源”这一历史科学的疑难。众所周知，历史科学界有一个著名的难题，即“李约瑟难题”，4转译成社会史的表述便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起源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而不是在此之前经济和科技始终比其发达的中国”。这一难题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真实历史关系。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清时期，就其历史性质而言是“惰性”的，就其社会形态而言是“内卷”的，而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开放或扩展的。明清时期的中国只有“勤劳革命”和“没有分工的市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和“不断分工的市场”。这种缺乏社会分工的市场“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5然而，正是那种基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而“不断产生专业化、竞争和分工”的市场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和信用或金融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诞生，西方由此首先步入现代社会。对于19世纪仍处于古代文明的近代中国而言，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化显然是外生的、异质的和陌生的。尽管中国爆发了诸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近现代的改良、革命乃至维新运动，但这些总体上还是属于中国古代文明针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所做出的惯性反应，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要改变自身日益沦落的历史命运，就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深彻改造，唯此才能实现自身文明的再度复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欧美民主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激发下，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终于完成了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的创造性开辟中实现民族或文明复兴提供了根本历史和政治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中针对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而展开的自我革命，将诸如市场、民主和法治等现代性文明建制纳入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从而彻底克服了苏联模式由于内生发展动力枯竭而日益僵化和停滞等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和体制基础。中国在历经革命和改革这两大传统的深彻改造之后，已经成功将现代化基因植根于自身文明传统，因而在进入新时代，这种已经赢得现代化深彻改造的文明，正在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由于现代化肇始于西方，对于现代西方而言是内生的，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则是外生的。相对于现代化而言，传统通常是过去或历史的，是现代社会的史前史。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显然并非如此，它不是被动进入现代社会的外生性现代化，而是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明传统生发出来的内生性现代化；它不只是单纯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还是中华文明经由现代化的历史转换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赓续；在文明复兴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对那种打上西方文明烙印的现代化的超越。只是在这里，我们对中华文明不能做狭隘理解，即仅将其界定为中国古代文明传统，而是必须将近代以来形成的新的传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传统和改革传统纳入其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发端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与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历史和文明传统汇合贯通、融为一体。中华文明在历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性改造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转型和赓续。中华民族在历经漫长而深彻的革命和改革之后，打上社会主义烙印的现代化已经成为自身悠久的文明传统借以实现赓续和复兴的内生变量。中国的革命传统、改革传统和优秀文明传统，都是现实的、能动的、改造性力量，这三种传统之间的碰撞、汇通与融合，必然会产生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脉相承的新的文明传统。其实，这类似于中国传统所说的“通三统”以“建新统”。6当然随着历史环境变化，“通三统”的内涵和所指也应发生相应变化。在今天，所谓“通三统”，便是以贯通古今的正常之道融会中国的革命传统和改革传统（或者说起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和现代化传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文明传统之间的关系；所谓“建新统”或“开新统”，就是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内在的使命，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赓续基础上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旨在实现民族或文明复兴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主导下展开的，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西方与东方或北方与南方之间也形成了诸如现代与传统、帝国与殖民、中心与依附、发达与欠发达（或去发达）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剥削或奴役关系。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不仅要打破封建主义对中国的专制统治，而且还要打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打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垄断统治。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选择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又是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众所周知，对于中国的发展、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来说，中国革命的意义不仅是在通常意义上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为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奠定“政治现代化的前提”。7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通常目标。民主革命在由西方切换到东方的时候，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论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基本成熟基础上展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在政治层面的自我完成；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来说，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和“殖民统治”。因此，只是将19世纪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移植到20世纪的东方，并不能建立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从而为现代化奠定政治基础。不仅如此，如果革命只是滞留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层次，仅摧毁传统或封建的专制统治，反而很可能为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殖民或垄断统治开辟道路。中华民族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和自主，就不仅要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而且还要推翻外国的“资本压迫”，进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概括表述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4](p.1313)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民主革命，推翻中国的封建统治，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扫清了历史障碍，卸下了历史负担；通过民族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终结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垄断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贡献，便是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成功建立一个有着完整主权和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华民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转折。（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党领导人民在百年奋斗史中取得的奠基性历史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能够自动实现，而是意味着中国通过自身实践来开辟正确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道路的任务真正提上日程。新中国成立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传统计划体制。苏联模式本身存在一定缺陷，鉴于此，中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成功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摆脱了苏联模式日益僵化和发展停滞的困境，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症候和问题所给出的理论、实践和历史解答，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历史轨道上，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体制存在的弊病和问题所给出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历史解答。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5]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成就便是在对西方道路和苏联模式的双重超越中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而也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的社会、历史或文明传统之间，通常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这似乎已经成为其定义”。[16](p.72)这种理解却是片面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一方面是在不断消解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重建传统，是在对传统的消解和重建中实现现代社会自身的重建。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生成，“传统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创造物”，[17](p.24)同时，现代社会自身也因自身所创造的传统而发生深刻改变。作为现代社会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与传统之间大抵从属于现代社会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只是作为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历史运动，社会主义对传统的批判和革命通常更加彻底。这也意味着它对现代社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传统的反思也更加彻底。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运动视为现代社会在批判和革命（扬弃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和问题）意义上的自我重建，那么，这种形式的自我重建必然伴随着与之相关联的传统。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而言，要实现自身的文明复兴，就必须通过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历史变革，实现自身的文明再造和文明重建。这一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历史变革便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要素的现当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变量，从而实现了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深彻改造，推动当时仍处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中国社会展开深彻的政治乃至社会革命，从而将中国从封建宗法制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8](p.31)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中华文明从封建制和宗法制的历史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基础上实现民族或文明复兴扫清了历史障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当然也是根本的体制性变革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让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以社会主义为核心要素的革命、建设、改革，正是通过深刻的政治、社会和历史变革，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从历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继承、借鉴和汲取的文明传承和智慧源泉，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以革命与改革为主旋律的现代化中实现伟大复兴逐渐由理想变成现实。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文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深化和开拓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在革命和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新时代的中国正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础上，在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深彻改造的基础上，让这两种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深层次的交汇、贯通与融合，从而为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双重”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中国已经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p.8)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通过创造性实践和突破性创新，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更高统一。“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在改革中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管用”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在接下来的“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1](p.2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2]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化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新时代，我们应当在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这三重要求的更高统一的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政治和治理基础，让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相关阅读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原创性中国共产党与列宁主义内在联系的三个基本事实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四大问题辨析从低潮走向复兴：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的辩证把握作者单位：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1BKS060]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从低潮走向复兴：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的辩证把握摘要：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历史进程。从低潮走向复兴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呈现的新特征、新态势，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继空想到科学、理论到实践、一国到多国之后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深刻考察并追问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标志，需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从理论积淀与理论系统创新角度明晰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2）从运动叠加与实践纵横拓展的视域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与发展，3）从危机深化与“两制”力量消长层面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4）从动力集聚与科技深刻变革维度审视世界社会主义的形态发展，进而在全面性、系统性认知的基础上实现对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飞跃性发展阶段的辩证把握与实践确证。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制度；形态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已走过了500余年，历经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那么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很值得深入研究。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低潮期，之后经过持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逐渐于低潮中复兴，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潮迭涌且逐渐傲立潮头。这是否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如何概括?其判断依据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进一步廓清和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党的二十大报告继而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2。承前于苏东剧变低潮、启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从低潮走向复兴的第四大飞跃性发展阶段。进一步判断和把握这一阶段需要全面审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从历史大视野不断瞻望社会主义新发展，以“向前看”不断推进“向后看”,从决定及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前三次飞跃性发展进程的理论、实践、国际、科技等诸多层面，深化对世界社会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学理分析。一、从理论积淀与理论系统创新明晰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首先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并不断分化的一种政治思想，3基于此，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变化首先体现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变革上。更进一步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革命理论作为实践的逻辑澄明和方向指导，是推动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从这两个视角来看，有必要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关联。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在历史性地介入实践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往往伴随着理论的系统性升华，升华的前提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积淀，这也就能说明“社会主义在其发展史上实现的四次历史性飞跃无不是理论创新前提下的伟大成果”5,无不是理论积淀下的伟大成果。那么，何谓理论的系统性创新?实现系统性创新的理论成果又如何能衡量或指导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厘清这一系列问题是从理论高度研判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的关键所在。系统性创新，顾名思义是全面的、多层次的整体性创新，“是创立新的独立的体系，使得大的理论体系出现明显的阶段性、跳跃性的发展和变化”6,故而其往往以完成从一般到特殊再到新的一般，并转化为科学的理论成果为标志。而其之所以能指导实践产生飞跃性发展，关键在于被新的特殊补充、发展、完善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一般理论，具有超越其他理论的更高程度上的科学性、更广范围上的普适性以及更高层次上对实践的指导性。事实也证明，这样的理论一经作用于实践，便会释放出巨大的理论能量，从而成为实践飞跃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由此可见，系统创新的理论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在方向上的科学指导性，往往还带来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因此必然是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理论积淀的角度考察，世界社会主义随着系统性创新成果的演进而不断发展。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系统性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变革社会的阶级力量时，新兴的无产阶级便具备了从逻辑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从实质上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科学依据。由此，马克思主义在真正意义上超越或者系统创新了空想社会主义这一纯粹的理论设想，跃升为一种新的具有一般性质的科学理论，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次飞跃性发展。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不断指导国际无产阶级开展革命实践活动，各国特殊的国情和垄断这一新的时代特征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多现实性和具体化的要求，基于此，列宁结合俄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性创新，形成了第二大理论创新成果——列宁主义。例如，以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论”为标志的列宁主义，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7以及“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8的论断。显然，列宁的这一系统创新成果再次积极反映在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程度的巨大变化上，即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世界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取得胜利，还实现了向多国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前两次飞跃，第三次飞跃即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并未首先形成新的理论形态，而是直接在列宁主义以及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进行的。斯大林主义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实化了的理论体系，其对苏俄国内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过于注重使得该理论不仅没有上升为新的一般，反而其原有的一般性也在特殊性中被逐渐消解。这也就使得没有一般理论指导的苏联和东欧，即使因为特殊的战争和国际形势暂时实现了飞跃，其飞跃也是短期的、不稳定的，这一点在苏联解体时便得到了印证。不同于苏联，中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断创新中形成了新的指导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廓清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明确了革命的基本问题、步骤、道路和前途，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面对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又结合特殊的发展形势，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形成了兼具一般性与特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发展具体阶段的指导思想，呈现出更多中国化、民族化的特性，而世界性和普遍性层面的一般性则在不断创新中更多凝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积淀的基础上，既立足于中国，又立足于世界，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等重大时代课题进行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从理论内容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十个明确”

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探析摘要：21世纪以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的大背景下，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审时度势，克服了以往“极左”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做法，逐步调整了各自的阶级联盟政策。促使它们积极调整阶级联盟政策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不利的政党政治环境和议会选举制度、共产党谋求自身发展和扩大生存空间的需要等。调整后的新政策呈现出广泛群众性、开放包容性、独立自主性、差异性的鲜明特征。总体来看，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对阶级联盟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关键词：非执政共产党；阶级联盟政策调整；影响因素；主要特征；成效与挑战苏东剧变后，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普遍汲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逐步放弃了以往错误对待中间阶层的政策和宗派主义做法，实行比较开放、包容的阶级联盟政策，主张将包括广大中间阶级和阶层在内的一切反帝反垄断的力量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合力，扩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一、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对阶级联盟政策的调整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深刻总结了过去在建立阶级联盟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并逐步调整了各自的阶级联盟政策。(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阶级联盟政策的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以苏东剧变为重要历史节点，普遍有一个从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向比较符合本国实际的较为开放灵活政策的调整过程，这一政策调整的特点在新世纪愈加明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左”的阶级联盟政策，是冷战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产物。随着苏东剧变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从自身发展和斗争实际出发，不断反思之前阶级联盟政策的实际效果，认为“左”的阶级联盟政策隔绝了党与其他可争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使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愈来愈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削弱了党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例如，美国共产党在冷战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深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对社会民主党实行严厉打击，这不仅加速了劳工统一战线的破裂，而且使该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大大受限，在资产阶级当局的政治迫害下更是处境艰难；法国共产党在1984年9月宣告停止左翼联盟策略之后，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苏东剧变后，该党的实力遭到进一步削弱。在总结和反思以往阶级联盟政策的基础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大都制定了比较符合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较为开放、灵活的阶级联盟政策，普遍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基本的阶级力量配置是：工人阶级依然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基本依靠力量；知识分子阶层是中坚力量；中小资产阶级是需要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因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可以起到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利的作用；垄断资产阶级是反动统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例如，美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举行的第26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新千年的全国理事会上对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新的重大调整，主张社会主义运动绝不是曲高和寡的独唱，而是一切反对现行体制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同频共振的“大合唱”,共产党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的途径，加强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中间阶级之间的联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广泛的统一阵线。具体而言，党要加强与工会的联系，重新回到工人运动中去；民主社会主义者不是党的敌人，而是党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左翼力量在意识形态认知上的不同，善于在共同的目标下求同存异，在某些领域和斗争中联合行动；加强与宗教界进步势力的团结；将社会中一切反对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广大劳动者、被压迫人民、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和平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及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都作为联盟的对象。法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举行的第3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立“左翼进步力量联盟”的新主张，力图“在议会和政府中实现一切左翼进步力量的联合，以便同议会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结成的广泛联盟结合起来，共同实行由人民决定的社会变革”1。法国共产党在2016年召开的第3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党的自身实际，进一步调整了争取左翼联合的对象、目标等，指出共产党不应该惧怕在构建阶级联盟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分歧，应搁置差异、求同存异，将所有愿意同共产党一道推动社会转型的力量，组成一个新的人民阵线，为法国的进步和未来开启光明。(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对阶级联盟政策的调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相比，发展中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很大不同。它们普遍主张社会主义革命要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前还处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型的民主主义革命。例如，印共(马)认为，由印度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现阶段印度革命的性质是由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中产阶级和非垄断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封建、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认为，尼泊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尼泊尔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尼泊尔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该党认为，要完成新型的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制定符合本国具体国情和发展实际的阶级联盟政策。21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普遍制定了比较灵活、又颇具本国发展特点的阶级联盟政策。例如，印共(马)在新党章中明确提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需要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阵线”——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并有中小资产阶级及非垄断资产阶级广泛参加。其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印共(马)承担领导作用；深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工人和穷苦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基本同盟军；深受高利贷、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盘剥之苦的中农是“人民民主阵线”的可靠同盟军；白领雇员、教师、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医生以及新型知识分子是印度社会的中产阶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常常遭受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国家税收增加、严重失业和基本生活设施供应不足的痛苦，也是“人民民主阵线”的同盟军；富农在革命中尽管存在动摇的可能性，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也可以被团结进“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印度非垄断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应充分利用他们同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国外垄断资本具有矛盾性的一面，积极争取他们加入“人民民主阵线”3。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也坚持灵活的阶级联盟政策。在“人民战争”时期，该党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和地区性解放阵线。在该党执政时期(分别在2008年、2011年两次执政，但是执政时间都未超过一年),为了建立联合政府、实现人民至上的目标，该党构建了两个层面的统一战线：第一个层面的统一战线，由各种群众组织及知名人士组成；第二个层面的统一战线，则由一切左翼进步力量及其他拥护人民至高无上性的政党、组织和个人组成4。(三)转型国家共产党对阶级联盟政策的调整苏东剧变后，该地区各国的共产党普遍经历了分裂、重建、艰难发展、逐步稳定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内外实际情况，对党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适时的变革和调整，改变了过去“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进而制定了联合广泛社会力量的阶级联盟政策。早在1993年恢复重建之初，俄共就主张把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中间政党及爱国主义运动作为自己的同盟者，团结工人、农民、妇女、青年、企业家及所有传统教派的宗教团体。进入21世纪后，俄共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核心永远是工人阶级，同时还要吸引农民参与党的政治斗争；知识分子、爱国的企业家、中小企业主和小商贩，是党的同盟者。俄共争取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与争取国家复兴、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紧密相连的，因此，作为现行制度的反对派，俄共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需要得到广泛的社会组织的支持，俄共要与一切珍视民族利益、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阶级和阶层合作。由于以往在角色定位、斗争策略等方面的严重分歧，乌克兰并不存在一个左翼联盟。乌克兰共产党因其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曾是议会第一大党),并不看好其他左翼小党，更没有主动团结。一些左翼政党则对乌克兰共产党“痴迷”于议会政治的行为颇多指责和不满，更担忧被其吞并。但是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包括乌克兰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遭受猛烈打击，处境堪忧。曾经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两度成为联合执政党的乌克兰共产党更是每况愈下，实力大不如前。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共产党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强调要建立一个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反对派力量的联盟。2015年6月，在乌克兰共产党的积极倡议下，一个包括6个左翼政党和13个社会团体在内的左翼反对派“全乌克兰社会联盟”得以建立，乌克兰左翼大联合的局面开始出现。于2001—2008年连续两度执政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也在党纲中明确宣布，该党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该党主张，要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失业者、退休工人以及所有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团结一切志同道合的人士，要与所有坚持社会公平、人民主权原则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并在必要时与他们建立政治联盟，因为“不联合全体公民的力量，就不可能使国家真正摆脱制度危机”5。二、国外非执政共产党阶级联盟政策调整的影响因素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生存和斗争的现实土壤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不利的政党政治环境和议会选举制度、共产党谋求自身发展和扩大生存空间的需要等内外部因素纵横交错、相互交织，促使这些共产党积极调整阶级联盟政策。(一)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的发展随之陷入了艰难的局面，资产阶级右翼人士炮制的“马克思主义失灵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经过30年的发展，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剧变之初极端困难的局面，生存了下来，有些国家的共产党还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有所回升，甚至上台执政。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情形来看，当前的局势并不利于这些共产党的发展。在国际范围内，垄断资本不断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动疯狂的进攻，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垄断资本对共产党的攻击也在不断升级，资产阶级媒体的狂热反共宣传、对社会民主党和机会主义者不遗余力的支持、在经济和法律上对共产党施加的诸多压力和限制等，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这一点。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对各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各国共产党若要站稳脚跟并进一步有所作为，就必须寻求更广泛的阶级力量支持。正如加拿大共产党在21世纪初的党纲中所指出，最广泛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参加政治斗争，人民大众最大限度的团结，对于制止资本主义的暴力行径、抵挡反动势力的进攻至关重要。(二)不利的政党政治环境和议会选举制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民主、法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民主”成为各政党达成政治目标的核心词汇，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内普遍出现了一种“去激进化”的社会氛围。在这种环境中，共产党的发展空间愈益狭窄。如果共产党单纯将自身的性质定位为现政府的反对党，只注重维护自身的左翼激进形象，完全站在反对党的立场行事，只会导致自身陷入孤立无助的窘境。因此，参与民主政治和选举政治，就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不二选择，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必须通过议会选举的途径。共产党若想获得政治地位，就必须积极地寻求与其他左翼政党和阶级力量的联合，制定符合具体实际的阶级联盟政策。另一方面，有不少国家对议会选举制度进行了更加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改革，这也迫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必须积极地构建广泛的左翼力量联盟，才能在激烈的政党政治竞争中站稳脚跟。例如在意大利，自1993年以来，大资产阶级将选举制度改为多数代表制，这样中小政党就很难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进入议会所要求的最低选票数，因此，组成政党联盟参与议会选举就成为意大利各政党的政治常态。在此背景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对其选举策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积极寻求与各左翼政党力量结盟。同样，在加拿大，共产党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加拿大实行的是单选举区制，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一个政党的席位就是它所赢得的选区数，而与它所获得的选票占比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加拿大的议会选举中，议席与得票数不成正比的情况比比皆是。当然这种选举制度安排只会对大党有利，像加拿大共产党这样的小党要想在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就必须积极扩大选民基础，实现左翼力量的团结合作。(三)扩大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的需要在高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白领工作者和科技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这导致传统产业工人——共产党的传统基本依靠力量的萎缩；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人阶级内部的不断分化，使其变得更加多层次化和碎片化。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对共产党的构成来源产生了直接影响，即新党员的阶级来源和文化背景更加多元化。这不仅冲击了党的传统阶级基础，同时也给党的凝聚力带来了严重挑战，工人阶级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松散。有鉴于此，苏东剧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各国非执政共产党一直把工人阶级作为政治行动和选举活动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它们也意识到，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普遍确立的情况下，共产党影响力的扩大、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纷纷提出了建立“群众性政党”“现代化政党”,甚至“全体国民的党”等主张，强调党与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宣称它们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既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也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凝聚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行动，形成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合力，通过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能实现。(四)革命斗争策略转变的需要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与过去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出现了新变化，在现实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显然已经不同于过去，因此各国共产党必须顺应时势，对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进行调整和改变。美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尽管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却不失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的一种途径。随着美国人民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美国很可能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6。可以说，利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议会民主传统，不断增加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从而为最终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积累条件，目前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共识。既然党的斗争方式已经从以前十分强调和看重的暴力革命转向和平民主的改革，因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现有的制度，扩大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范围，就不仅仅需要有一支优良的党员队伍，同时还需要议会外广泛群众运动的拥护和支持。鉴于此，当前各国共产党总是竭尽全力进行广泛的理论政策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同盟者和支持者，扩大党的影响力。三、国外非执政共产党阶级联盟政策的特征(一)广泛群众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内部分层、利益碎片化，宗教和种族认同、民族意识日益强烈，少数族裔、青年工人和各类边缘性群体的利益诉求不断彰显。在这种新形势下，共产党应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引导和团结一切有利于党的发展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的积极力量。因此，当今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在构建阶级力量联盟的理论中，都十分强调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重大战略意义。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强调，“与传统政党不同，重建共认识到政治和社会行动不能仅由党员和相关组织来完成，而应该通过众多的个人和组织的群体来实现”7。美国共产党也特别强调，“工人阶级领导的广泛的政治联盟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先决条件，离开广泛的联盟的力量，社会主义便毫无希望”8。因为只有多数人的运动，才能解决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的贫困、失业、不安全、被剥削状态之间的矛盾。美国共产党认为，“争取群众的工作方针，要求党克服宗派主义情绪，密切同各种群众组织的联系”9。俄共在谈到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必要条件时，同样强调，“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在劳动群众和全体人民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我们祖国才拥有这一事业的成功”10。(二)开放包容性当今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普遍摒弃了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和做法，要求党向全社会广泛开放，与社会建立真正的多维关系。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指出，“开放要求抛弃党与社会的一维关系，建构一种多维关系”11,既要与工人阶级保持密切联系，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也要与广大中产阶级、其他反帝反垄断的阶级和力量保持密切联系，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共产党还应该同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和组织，特别是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与合作，争取同民主、和平、生态保护和社会正义、妇女权利等进步运动密切配合、共同斗争。法国共产党也指出，为了战胜强大的垄断资本，党的组织必须向普通党员、妇女、青年、移民开放，向社会下层和全社会开放。开放是共产党的一项长久之计，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12。必须多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声音，真诚沟通，吸纳意见，促进对话，解决法国共产党与党外群众关系疏远的问题，以促进共产党与各政党力量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促进党的各方面工作的有效开展。(三)独立自主性在构建阶级联盟的过程中，当今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普遍认识到，由于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工会组织或其他政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必要的清醒，坚持政治上的独立，不随波逐流，独立自主地实施党的政策纲领和进行党的建设，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共(马)指出，党的战略重点是构建一个强大的左翼民主阵线，为了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党，要把提高党的独立性放到重要地位。葡萄牙共产党强调，在与左翼力量联合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党的独立性，共产党不应忘记自身的身份和特征、理想和最终目标，担任国家公职和社会职务的共产党员，尤其不能忘记党员的身份和党员义务13。加拿大共产党也表示，将努力团结与大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的各阶级力量，作为未来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的、反帝反垄断的人民政府的基础，共产党将致力于在这一政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四)差异性由于当今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国情不同，各国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体现了各国共产党尊重实际、灵活务实的一面。以“激进左翼政党”形象著称的希腊共产党，对国内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左翼联盟”等左翼力量的态度及策略，就与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较温和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其“特立独行”甚至有时非常强硬的特性。曾经在逆境中崛起并一度执掌国家政权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近年来在不同的革命时段，采取不同的联盟形式，与不同的政党力量结盟，甚至有时采取迂回妥协的策略，这无疑是该党能够在国内政坛上取得重大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四、国外非执政共产党阶级联盟政策的成效与面临的挑战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阶级联盟政策的实践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这首先体现在很多非执政国家的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右翼的大肆进攻面前，与其他左翼政党及进步力量握手言和，加强团结合作，组成联盟共同参加议会选举，共同反对或限制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与行径。例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伊始以充当坚定的反对派作为其政治定位，采取了自我封闭的斗争模式，坚决反对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但是不利的政治形势，迫使意重建共开始以参政为目标，并积极寻求政治联盟，进行议会选举合作，以摆脱被边缘化的政治处境。2005年，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一支更加团结和开放的左翼替代力量的目标，并组成中左翼联盟参加了2006年的议会选举，从而取得了参与政府的机会。2007年，该党与共产党人党、民主左翼和绿党组成“彩虹左翼”联合参加竞选。2012年，该党与共产党人党、绿党联盟等其他左翼政党共同组建“公民革命联盟”参加议会选举。2017年，该党与新意大利共产党、“另一个欧洲”等其他左翼政党结成“权力归于人民”政治联盟，共同参加了2018年的议会选举14。南非共产党不仅与非国大、工会大会组成三方执政联盟，而且与非国大建立了基于“双重党籍”的党内合作关系，即90%以上的南非共产党员同时又是非国大党员。通过多年来的努力，目前南非共产党在国内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国外非执政共产党还非常重视与其他左翼政党及进步力量在议会外的团结与合作，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右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维护养老金、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众多左翼力量、新社会运动等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右翼资产阶级政府在摆脱经济危机时的种种“倒行逆施”。西班牙共产党与国内其他左翼力量共同发起了抗议右翼政府应对危机不力、削减社会福利等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党的社会影响力。在2018年11月爆发的法国“黄马甲运动”中，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增加工资、减少退休工人的税费和实现基于社会公正的生态转型等不少主张，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此外，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反对本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推卸责任”和错误政策，反对种族歧视的一系列斗争中，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也进行了诸多合作。国外非执政共产党还与其他左翼力量的领导人经常进行会晤，就彼此共同关切的政治与社会现实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磋商，并就公平、民主、正义及生态保护等原则性价值目标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构建广泛阶级联盟的政策对左翼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它直接促进了共产党同其他各种左翼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为各项政治实践活动的开展拓宽了空间，有利于反抗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另一方面，通过联合斗争，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力量不仅顶住了资产阶级反共势力的疯狂进攻，逐渐站稳了脚跟，而且普遍强化了其在各自国家中的政治存在感，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构建阶级联盟的过程中，国外非执政共产党还面临着很多难题和一系列挑战。(一)坚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社会基础之间的两难困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何平衡坚持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外非执政共产党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迅猛来袭，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中间阶层崛起，产业工人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以产业工人为核心阶级基础的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共产党的身份特征与选举诉求发生了严重冲突，在政治格局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正如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卢克·马奇所指出，“在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异质的阶级结构更加决定了纯粹以工人为基础的战略在选举中只能争取到少数选民”15。因此，共产党要想获得长期发展，就必须想方设法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为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有时不得不放弃一些原则立场与其他左翼力量结盟参选。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凸显共产党的阶级性质，而且丧失了自身阶级属性的共产党很难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获得主动权，许多国家的选举事实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不少国家的共产党为争夺选票而刻意模糊自身身份特征，致使许多选民认为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并无多大区别，从而丧失了大量的传统选民。例如，为了摆脱意大利新的选举法(多数代表制)对小党的不利局面，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1993年以来多次与其他左翼政党建立选举联盟，共同参加议会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但是该党为了迎合选举需要而多次做出妥协和退让，主动放弃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这不仅造成了该党的多次内部分裂，也引起了传统支持者的极大不满。因此，如何把握坚持党的阶级基础、共产党的身份特征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平衡，已成为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在构建阶级联盟政策时难以跨越的屏障。(二)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存在严重分歧在国际共运史上，同属左翼阵营的不少政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甚至与共产党同宗同源，它们与共产党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基本一致的立场。正因为如此，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存在着携手合作的基础与可能性。但是，许多左翼组织提出的政策主张，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对民主、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诉求，而并非要进行制度替代。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还是遍及欧洲各国的“愤怒者”运动，许多左翼力量反对资本主义的声浪虽然很高，但其斗争目标似乎只是为了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许多左翼政党提出的政策纲领、计划目标等大多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其纲领中就明确主张，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在希腊和欧洲建立“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而在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基础上使整个欧洲实现社会转型。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既无具体的制度设计和特定的内容框架，也不主张终结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充其量只是一个吸引选民、为争夺议会选票而摇旗鼓噪的口号而已。所以，以制度替代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与这些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及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分歧，两者在联合的过程中常常龃龉不断，矛盾重重。例如在希腊，共产党与激进左翼联盟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希腊共产党一直不赞同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主张，斥之为旨在迎合选民意愿的“激进机会主义”。又如在法国，尽管共产党与左翼党建立了选举联盟“左翼阵线”,并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16,但是两党之间一直冲突不断，这直接影响了2017年的选举成绩。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在意识形态等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成为非执政共产党在构建阶级联盟过程中面临的又一制约因素。总而言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积极调整阶级联盟政策，这既是它们对以往“左”的错误理论与路线的纠正，也是面对已然发展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环境和阶级结构作出的适时应对之策；既反映了各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优良传统，也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要想获得更大的成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注释略相关阅读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石柱邦：论阶级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王广：阶级分析方法仍是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科学方法赵卯生：唯物史观视野下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与阶级矛盾新变化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刘明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障碍因素及其前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论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方案的当代探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重建30周年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苏联模式性质的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重维度与话语特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演变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观辨析西方话语中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种论调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英文世界、俄罗斯、日本、非洲、阿拉伯社会各界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若干认知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者简介：刘卫卫，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泉州362021)基金：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计划“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21世纪以来加拿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1SKGCQG08）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1世纪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新发展研究动态摘要：21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了苏东剧变后的低谷，开始进入了在发展变革中谋求振兴的时期。为了谋求新的作为和新的发展，世界各国共产党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团结合作。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1）新形式主要是联合声明、声援活动、会议交流等，2）新平台主要有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圣保罗论坛、阿拉伯左翼论坛等，3）新特点呈现为参与主体平等独立、合作形式多样丰富、网络载体普遍运用等。国内学术界从客观依据、理论先导、重要条件和经验教训等方面概括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的原因，并对中国共产党对待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立场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爬梳可知，今后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展开研究时应重视核心概念的界定、拓宽研究问题域并且结合多学科视角开展跨学科研究，进一步使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相关研究向纵深推进。关键词：团结合作；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新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共产党面临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推进、国际金融危机旷日持久、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境况，深刻总结反思历史经验教训、分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新态势，在迂回曲折中推动团结合作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有学者指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逐渐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各主体力量孤立抗争走向一种新的团结合作”1。当前，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正由过去一条道路、一个中心的模式转向平等独立、自愿参与、层次多元的模式。这种新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低潮中奋进的重要表现，也是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握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态势的重要视角。国内学术界围绕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新形式、新平台、新特点、取得新发展的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立场等问题展开了探讨。一、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新形式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形式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主要采取组织联合的形式。21世纪以来，包括各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种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逐渐形成一种多层次、宽领域、网络化的新型联合形式(1)2，主要有联合声明、声援活动和会议交流三种形式。(一)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世界各国共产党在对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流探讨达成共识后，通常以自愿签署、发表联合声明的形式来聚力发声。关于联合声明的性质，有学者认为联合声明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在互联网时代聚力发声的重要形式，还有学者认为发表联合声明是历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程序3,是参会代表表达各自立场和观点的一种方式4。关于联合声明的目的，有学者认为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相互同情、相互团结，声援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斗争，支持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5。此外，基于对国际会议以及不同区域共产党社会主义实践的跟踪研究来看，联合声明的主题往往同国际会议、区域会议的交流主题紧密相关，是各国共产党交流意见、达成共识的产物，如“巴尔干地区共产党和工人党每召开一次区域性会议，便发表一份联合声明”6。(二)声援活动声援活动是各国共产党通过公开发表言论、声明相互支持、表明反帝反资本主义立场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内学术界通过关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世界性或区域性国际会议和各国共产党官网及左翼期刊，对声援活动的对象、内容和作用等有一定了解。首先，鉴于各类活动的声援对象几乎大同小异，有学者认为，声援对象包括受到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以及其他反帝国际组织等，还有学者将声援对象归纳为“面临帝国主义占领、干涉和封锁的所有人民”7。其次，声援活动的内容往往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题相关。从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看，声援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围绕“声援和支持世界各地人民反侵略、反迫害、争取解放的斗争”8这一主题。最后，关于声援活动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旗帜鲜明地表明各国共产党的立场与观点9,彰显了各国共产党人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的决心10。(三)会议交流会议交流是一种“形式上打破了以往的等级制式的组织控制”11的团结合作形式，是随着苏联解体后世界各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团结合作道路应运而生的，是“共产党发展多边关系的平台和表达团结愿望的一种方式”12。当前，世界各国共产党为了积极加强国际联系，正“通过论坛、国际会议等形式与其他左翼党积极寻求国际联系的新途径”13。国内学术界针对会议交流这一形式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包括对世界性国际会议和区域性国际会议的研究，如：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阿拉伯左翼论坛、圣保罗论坛等。此外，“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阿拉伯等地区的区域性、次区域性和跨区域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团结与合作的有效形式”14。各国社会主义学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被视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补充形式。有学者高度评价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和国际论坛，认为这些国际会议、论坛定期开展活动、加强彼此联系“有力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纵深发展”15,还有学者用“风向标”和“主色调”来肯定会议交流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二、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新平台为了团结社会主义力量，加强交流互鉴，增强反制资本主义的声势，各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积极倡导并创建了一系列团结合作新平台。国内学术界对这些团结合作新平台给予较多关注。(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是由希腊共产党于1998年发起召开的国际性会议，迄今已连续召开21届。国内学术界对“会议”进行了跟踪研究，围绕“会议”的召开背景、性质和特点、不足之处及面临的困难挑战等问题产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关于“会议”产生的背景条件，有学者从政治思想基础、组织准备、实际推动力三个方面概括了“会议”诞生的条件，还有学者从国际环境、主要动因、组织保证、历史依据、理论依据、直接动因六个方面分析“会议”得以召开和发展的条件16。总之，“一年一度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倡议和活动的结果”17,是各种条件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关于“会议”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它“不再是各个政党的领导中心，不再是诸如苏联共产党之类的政党操纵其他政党的工具，而是充当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多边交流的一个国际平台”18。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其运行的共同思想基础；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际垄断资本，争取和平、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作为其共同活动的政治基础；以权利平等、尊重差异、不干涉内部事务作为其运行的基本原则；以加强联系、增进友谊、交流工作经验和思想观点、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共同目的”19,“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分析局势、交流经验、促进团结提供了重要的平台”20。关于“会议”的特点，有学者认为，与会政党成员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平等性和原则性等特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会议持续发展的灵魂和纽带21。有学者通过对1999-2011年连续召开的13届会议的整体性研究，归纳出松散性、现实性、斗争性、阶级性和非结盟性22的特点。此外，还有学者从对历次会议的跟踪研究中总结新特点，如基于第十七届会议召开情况的考察，指出“会议”具有“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主题鲜明、目标明确”等特点23;基于第二十一届会议，概括出会议进程、会议议题、会议效果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特点24。总而言之，国内学术界对“会议”特点的研究主要包括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有关“会议”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学者们认为，一方面，“会议”存在着“机制不够完善、内部政党间有诸多分歧、争斗现象十分严重”25的内部缺陷；另一方面，“会议”还面临日趋严峻的外部政治环境26。总之，在内部缺陷和外部挑战的双重压力下，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要想在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依然任重道远。(二)其他会议平台国内学术界除了对“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高度关注之外，还对其他团结合作新平台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圣保罗论坛、阿拉伯左翼论坛等。“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是立场和观点相近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泛欧合作和反欧盟联合的新型平台。”27王喜满等围绕其成立背景、基本情况、主要活动、特点作用28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析。杨成果、陈垚则对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2019年会议的主题和内容作出论析，指出“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百年政治遗产”是该届会议的主题，并讨论了自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指出了共产国际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一些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革命起义”的经验教训29。圣保罗论坛是由巴西劳工党发起，在古巴共产党等拉美左派组织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30“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重要的左翼政党和进步组织论坛之一”31,“具有组织形式灵活、成员构成广泛、活动方式多样、基本主张贴近拉美和世界现实等特点”32。邢艳琦曾基于第十届圣保罗论坛的情况从国际形势、左翼的任务、替代方案三个方面33对会议内容展开综述。阿拉伯左翼论坛是黎巴嫩共产党组织发起的阿拉伯地区共产党和左翼政党间的会议性组织。余维海等从其成立背景、发展情况、理论主张、实践活动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阿拉伯左翼论坛经过几年的发展，在自身建设方面逐渐成熟，并不断完善制度化建设，是该地区左翼力量团结合作的一个新的实践方式。同时，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较为缓慢，影响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大34。三、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新特点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有学者通过观察历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总结世界各国共产党呈现出的“新型联合”的显著特征35。还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的主要表现，归纳其“新的历史特点”36。总体而言，当代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呈现出的新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参与主体平等独立基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独立自主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多样性发展的现实条件，类似以往共产国际那样强调大党主义、以国际中心指导为主的社会主义联合运动已经不合时宜。“各国、各地区共产党的国情不同、所处的境况不同，因而其组织演变、理论探索、实践方式及面临的问题也各有不同。”37一方面，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多样性的现实前提下，“世界共产党将继续保持多样化的格局，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调”38。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网络化协调合作“赋予每一个社会主义力量独立自主探索自己道路的权利和空间”39。团结合作是世界各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必定要以尊重主体独立性、平等交往为前提。国内学术界认为，参与主体平等独立是当代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一大特点，各国共产党通过会谈、交流，平等地、独立自主地探讨解决新问题较为适当40。(二)合作形式丰富多样“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并不仅仅存在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这样一种形式，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41当前，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流互鉴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增强反制资本主义的力量，各国共产党通过国际会议、联合声明、声援活动等多种形式协同开展合作已成为常态。多数学者认为，与以往国际共运那种单一组织化特点不同，当代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有学者基于对21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趋势的分析，描绘出当前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正呈现“多平台、多纽带的扁平化网络”42的特点。还有学者通过列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团结合作的新形式，论述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团结合作不同于以往单一组织化的新特点43。总而言之，各国共产党采取多样化的团结合作形式，是共产党国际团结向“新型联合”转型的一大重要特征。(三)网络载体普遍运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各国共产党对外交流提供了便捷、快速的渠道。世界各国共产党普遍将网络载体和现代传媒技术运用于对外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网络载体普遍运用日益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一大亮点。一方面，各国共产党通过创建官方网站，为党的对外工作提供官媒平台。他们在官网上针对国际问题积极发声、表达立场并声讨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声援受到压迫的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声势。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借助网络载体开展的虚拟会议日益增多，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互联网的优势愈发明显。作为各国共产党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的运用明显增强了党际之间的联合化行动。另外，创建信息网站即团结网(solidnet)还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运行制度之一，团结网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信息网枢纽，也为各国共产党相互联系提供了桥梁和纽带。(四)空间分布层次多元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已不再是“由一个国际中心指导、走唯一革命道路、建设唯一社会主义模式”44的传统模式，而是呈现出新的趋势，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当前，包括各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主义力量正“逐渐形成一种多层次、宽领域、网络化的新型联合形式”45。“空间分布层次多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显著特点。因为“在空间分布上，联合化的探索与行动在国内、地区、世界多个层面展开，而各共产党在参与联合声援行动中，往往又在多组织机制中重叠、交叉性参与，由此就构成了联合的网状化倾向”46。此外，双边交往、多边交流平台区域性、次区域性和跨区域性国际学术会议也鲜明体现了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具有空间分布层次多元的特点。四、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的原因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合作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条件。虽然受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共产党各自为战，但他们之间的团结合作并未就此销声匿迹。随着来自右翼力量强势的联合进攻，各共产党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软弱无力并谋求加强团结合作。经过深刻反思历史上国际联合运动的经验教训和积极的实践探索，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呈现出明显的新发展态势。(一)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多样性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的客观依据当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仍然处于“资强社弱”的格局，但资本主义危机反复上演推动着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性爆发、最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预言的真理性。世界各国共产党看到资本主义自身腐朽性的同时，正积极探索符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多样化道路。学者们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多样化的具体表现，并指出它们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的客观依据。首先，资本主义新变化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的客观依据。聂运麟将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形式的转变看作“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九个重要变化”之一，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变革与转型的客观依据”47。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加剧对工人阶级的野蛮攻势，帝国主义的扩张造成世界局部地区动荡不安，极右翼势力猖獗发展挤压左翼的生存空间”48。种种进攻和危害推动资本主义再次走向历史的审判席，也让世界各国共产党因时而变，开始采取新的行动以加强团结合作。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处于剧烈变动时代，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危机使“社会主义力量在精神上变得积极振作，组织力量上也有所凝聚团结，它们的斗争也变得自觉成熟起来，联合行动逐渐开展起来”49。其次，社会主义发展多样性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的客观依据。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从过去强调“国际性”和“统一性”转向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由于各种力量和流派都声称要搞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上，是存在一定“共同点”的，存在着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进行交流、相互借鉴的需要和可能50。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构建‘同质化’理论和‘单一革命战略’是不切实际的”,当前社会主义运动正“呈现出多样性、渐进性和大众性的发展趋向”51。“世界共产党将继续保持多样化的格局，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调。”52总而言之，世界各国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双重转型”的自然延伸53。(二)马克思主义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提供理论先导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4。早在1848年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要解放全人类、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就必须联合起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指导下，170余年的国际联合团结运动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绚丽华章。国际团结联合运动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受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社会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国际团结联合运动受到重创。近年来，各国共产党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掀起了一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以期结合时代变革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国内学术界深入分析当代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的原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先导。首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科技迅猛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产生巨大变化的当下不算过时，因为它“本来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本战略”55。新形势下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56。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变革与转型的理论依据”57。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外共产党“重新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资本主义矛盾并走向联合”58,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格局的形成。吴国富在谈及共产党国际团结转型及原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理论是“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走向‘新型联合’转型道路的思想和理论渊源”59。此外，部分学者在研究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平台时指出，各平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60,并积极践行其理论遗产。最后，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加强团结和联合的同时，为各共产党团结和联合的具体方式留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空间”61。(三)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提供重要条件“当前，‘互联网+’与大数据正在迅猛发展，正在迅速地深入人们的社会生活”62,互联网拥有不受空间限制、时效性强、成本低等优点，是共产党团结合作、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取得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余维海从两个方面强调了互联网信息技术进步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合作带来的机遇：一方面，互联网为“左翼力量跨越民族界限开展沟通、分享和交流，减轻了面对面交往带来的经济压力”63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的网络平台，如团结网(solidnet)、为社会主义而斗争(struggle-la-lucha)、保卫共产主义(ID

“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摘要：当下世界所指的“中国道路”也即与改革开放时代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中国道路”从知性思维的理解范式中解放出来，既是深化“中国道路”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避免把“中国道路”妖魔化的需要。1）从本体论的视角看，“社会主义”贯穿“中国道路”的始终，是具有“本体意蕴”的社会存在。2）从认识论的视角看，“中国道路”具有“主体意蕴”，是中国人民的“道路自觉”。3）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中国道路”的价值自觉，即“中国道路”具有“价值意蕴”。关键词：中国道路；本体存在；主体自觉；终极诉求一、“中国道路”的“本体意蕴”对“中国道路”的本体论理解，就是要寻找“中国道路”中具有“本体意蕴”的社会存在。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史，无论历史的“时境”和理论研究的“语境”怎样变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念，始终贯穿在“中国道路”的诸要素之中。之所以如此，用邓小平的话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1)1。也就是说，在历史层面上，“社会主义”具有“本体意蕴”，这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哲学中，“始基”就是通常所理解的“本原”、“本体”，是指事物最原初的“存在”，因此“始基”有两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其一是“始基”在其“事物”体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其二是在既定的“事物”体系中，所有子物质都既产生于它，又复归于它。据此理解，在“中国道路”这一“事物”体系中，“社会主义”具有“中国道路”的始基的两个特点。首先，“中国道路”这一“事物”体系中的子物质，都存在“社会主义”这一“始基”的“因子”。“中国道路”中物质形态的存在、运动形态的存在和思维形态的存在，都是与“社会主义”理念的诉求相适应的结果，或者说，“中国道路”这一“事物”体系中的子物质“体系”，都是在践行“社会主义”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成果，无不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因子”。仅就运动形态的存在而言，人们在现实生活世界找不到“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活动。至于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一些所谓的“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活动，在哲学辩证法意蕴上是不能成立的，它们只是促进“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一个“反向方面”，或者说，它们影响不到“社会主义”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其次，“中国道路”这一“事物”体系的产生根源是“社会主义”信念，即“中国道路”的内容从属于“社会主义”体系。虽然“中国道路”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但“社会主义”理念本身却不会变化，“中国道路”的量变只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存在“形式”。从现代实践哲学的视角看，“本体”的“始基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即它能够渗透到其“机体”任何部分之中。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在“中国道路”这个机体中具有的“可操作性”，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社会主义”能够决定“中国道路”的政治方向。在“中国道路”建设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是政治方向，而政治方向是需要通过“彻底的理论”来保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正是这种能够保障“中国道路”政治方向的理论。其二，“社会主义”能够决定“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在当今时代，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于世界之中，但两种制度在发展目标上具有重大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目标更为注重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更为追逐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其三，“社会主义”能够决定“中国道路”的具体内容。在“中国道路”的构筑中，“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一样，都对“中国道路”的具体内容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即说，“中国道路”的任何内容都不能与“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理念相冲突。二、“中国道路”的“主体意蕴”从“主体意蕴”上理解，“中国道路”就是人们“自觉”认识的“结果”，即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离不开“主体”的自觉(简称“道路自觉”)。因此，所谓“主体意蕴”，就是指主体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三大基本特性。从主体的能动性看，“道路自觉”是主体对“中国道路”采取的一种“反思性思维”。“反思性思维”是与“知性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也可以理解为“辩证法思维”。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僭越了科学技术的领域。比如，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性”。这就是说，在当下时代，人们的思维深处(即无意识领域)已经强化和固化了“知性思维”。因此，对于归属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中国道路”问题，还应该给予足够的“反思性思维”。从一定意义上看，没有“反思性思维”就不存在“道路自觉”。首先，“反思性思维”有利于发现“中国道路”中需要创新的内容。按照辩证法的思维，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一样，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中国道路”就是这一变化的“物质体验”，也就是说，“中国道路”的“物质形态”必须不断创新，才能与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状况相适应。其次，“反思性思维”有利于概括“中国道路”中具有普遍性的共识。“中国道路”并不仅仅包含“中国特色”这一“特殊性”内涵，因为中国文明属于现代世界文明之一，它必定存在与世界文明相统一的部分。也即说，对“中国道路”中具有普遍性的共识进行概括，相当程度上就是“中国道路”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比较，因此，离开“反思性思维”不可能准确概括出“中国道路”中的普遍性共识。从主体的社会性看，现代政治哲学把现实生活世界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并由此衍生出“公共理性”、“公共管理”、“公共正义”等为解决公共领域问题所构筑的概念和范畴。“道路自觉”是众多主体对其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主体”反思和认同，或者说，是在差异化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中国道路”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承认当下的中国是“差异性社会”，即承认每一类型的主体(如个体主体、集团主体、社会主体等)都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主体”。不仅如此，从主体的实践性看，“道路自觉”是主体对“中国道路”采取的一种“创造性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改革开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也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可以用来指导。所以，“创造性思维”对于“中国道路”的构筑就显得十分必要，即没有“创造性思维”就没有“中国道路”的“道路自觉”。与“道路自觉”相适应的“创造性思维”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首先，与“道路自觉”相适应的“创造性思维”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看，社会发展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据此，“道路自觉”既不能违背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逻辑的思维规律。比如，从历史上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逻辑上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相适应的。如果“中国道路”违背了这两个同步，即“过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社会存在的优先发展，哪怕只是违背了其中的一个方面，都意味着历史与逻辑的相背离，其后果就是对“道路自觉”的偏离或抛弃，“创造性思维”沦落为“随意性思维”，与之相适应的“中国道路”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其次，与“道路自觉”相适应的“创造性思维”，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众所周知，“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是“思维方法”。这里的“思维方式”与高清海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即这一“思维方式”包含“本体意蕴”的内容。哲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构筑合乎理性的哲学理论体系，其“创造性思维”就是源于对现实生活世界现状的反思。所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创造性思维”的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保障“中国道路”更具“现实性”的原因之一。三、“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按照价值论的理解，一定会存在一个与“中国道路”相一致的“核心价值维度”。从根本上，它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具体而言，必须重视“核心价值”的“精神性”、“理想性”和“终极性”三方面的研究。首先，从“精神性”的视角理解，“核心价值”必须始终贯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否则“核心价值”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中，价值选择是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进行价值判断之后的一种价值认同。那么，该怎样进行价值客体的价值判断呢?在我们看来，作为人类“精神性”存在标志之一的“信仰”应该是价值判断的思想前提(当然，价值主体所具有的理论素养等也属于价值判断的思想前提)。这即是说，价值判断不可忽视“信仰”的作用。用马克思的语言表达，具有“信仰”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2，所以“信仰”是一种无法“预测”、只能“感知”的特殊存在，或者说是“无形的手”。从逻辑上看，“核心价值”即为“价值认同”后的“价值选择”，价值认同是包含了“信仰要素”的认同。“社会主义”理念是“中国道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核心价值”作为“中国道路”的价值自觉，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理念也是“核心价值”不可或缺的要素。从“信仰”的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理念就是“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或共产主义理想，一度被一些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视为“乌托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或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前提是“共产主义信仰”。很明显，这些学者的观念是没有理论根据的，事实上，“西方道路”也是建立在相应的“信仰”之上的，即建立在“资本主义信仰”基础之上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信仰”的社会发展道路。其次，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看，“核心价值”必须是那种能被纳入世界文明前列的价值观，否则，“核心价值”就不具备推广和普适意义。当下时代，一些学者和思想家面临两种困境:一种困境是日益没落的西方工业文明该向何处去;另一种困境是“中国道路”为何不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这两种困境是相辅相成的。第一种困境意味着，尽管西方工业文明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合理性存在，但它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如地球变暖问题、核安全问题等等)越来越尖锐，逐渐有被新的“文明形式”所取代的倾向。就空间而言，“中国道路”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即在中国的空域内践行或实验新的“文明形式”;就时间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践行的中国发展道路，就是要探索与现代西方文明不同的新的“文明形式”。因此“核心价值”就是新的“文明形式”的价值体现。第二种困境意味着，就目前而言，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还不能被外部文明所认可，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等没有完整地去反思“核心价值”，尤其是没能发现其“普适性”的要素。比如，“核心价值”最为核心的要素———“和谐发展”，就没有被西方学者视为“普适性”的存在，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西方国家更为重视人的“个性”而非“社会性”。另一原因是，“核心价值”的确没有与现代世界文明接轨的地方，西方学者即使对“中国道路”认可，也仅仅限制在经济领域。比如，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公开发表评论，认为“中国道路”充其量只能为世界输出“产品”，而不能输出“价值”和“文化”。西方学者的两个困境也表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仅有“中国道路”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将“中国道路”上升到“核心价值”的高度去理解;二，没有游离于世界文明之外的“价值形式”，“核心价值”必须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才能承担与世界接轨和向世界推广的责任。最后，从“终极性”的视角理解，“核心价值”不应该仅是一个“可感”的价值体系，而且还应该具有“形上”的憧憬维度。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自己撰写其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的目的是“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1)3，但这种终结哲学“形上意蕴”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哲学，“如果它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能继续不断地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以无限希望而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满足”(2)4。由此可见“核心价值”也应该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形上意蕴”。所谓“核心价值”的“形上意蕴”，就是指“核心价值”能够描绘出一个令人神往的“宏大叙事”式的远景，并能持续引起人们的期待，以及人们不顾一切困难而渴望践行此远景的冲动。具体而言，它有如下三大特点。其一，从近期目标看，“核心价值”的“宏大叙事”能够具体描绘出“中国道路”的可行性方略，即能够令人们信任“中国道路”的“核心价值”。其二，从中期目标看，“核心价值”的“宏大叙事”只是规范未来世界的战略性目标而不阐释具体的发展道路，即为“中国道路”和“核心价值”预留“变化”的空间。其三，从长期目标看，“核心价值”的“宏大叙事”充满着令人想象和神往的空间，即“中国道路”和“核心价值”必须具有“宗教式”的“形上性”。注释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3[美]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4[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相关阅读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重维度与话语特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观辨析西方话语中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种论调多国学者高度评价中国现代化之路作为第三世界的“延安道路”与新的世界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道路引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推进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机遇条件与实践方略英文世界、俄罗斯、日本、非洲、阿拉伯社会各界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若干认知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4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左翼核心期刊及其网站介绍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者简介：曹典顺，江苏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12&ZD10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题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3WTB027]的成果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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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摘要：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既是由国外马克思主义介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度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逐步融入世界历史的状况决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度介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革；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则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介入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只有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位置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定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书写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地位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当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其置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之中。换言之，只有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之中，在三者面对中国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之中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

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重维度与话语特点摘要：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重维度的解释格局，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其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各异，研究特征、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采取的不同维度进行评介和探讨，试图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探讨国外学者在不同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主要特征。这对于构建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话语认知框架，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关键词：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话语国外学术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演变摘要：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表现为一定的话语体系在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所自然产生的使人信服的权威力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演变经历了马克思克思主义诞生、在艰难斗争中话语权的初步生成、话语权的掌控并在全世界范围传播的曲折过程。厘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发展脉络，对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变化话语权通俗地说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仅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话语权表现为一定的话语体系在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所自然产生的使人信服的权威力量。一方面，话语权是自然演进逐渐形成的一种“软实力”，是主体的自愿服从；另一方面，话语权一旦生成，就会成为主流的价值尺度，产生广泛的、强大的吸引力和魅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演变经历了马克思克思主义诞生、在艰难斗争中话语权的初步生成、话语权的掌控并在全世界范围传播的曲折过程。厘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发展脉络，对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前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884年10月29日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他称第一国际时期爆发的巴黎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概念，此后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它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其诞生的经济条件。14至15世纪初，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逐步发展起来。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时代，社会化生产迅速发展，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提高，而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生产力的社会性革命，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其表现之一就是无产阶级的激增。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业革命创造一个大工业资本家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1]（516）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是其诞生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却没有使工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并不断两极分化，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不为无产阶级所占有，而为资本家所占有，这就出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生产已经社会化，而生产资料和产品却没有社会化，反而被私人占有，并且这一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致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尖锐化，使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这种反抗性的斗争由最初的自发形式发展到了工人自觉联合争取工人阶级权益的斗争，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再次，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其诞生的思想条件。19世纪工人运动经常遭遇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当时工人阶级没有认清自己的使命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时，也由于他们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下，想要脱离资本主义的魔窟，追求理想社会；他们批评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描述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但空想社会主义是从抽象理性而非从实际出发，不研究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他们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变革的力量和现实道路。空想社会主义虽存在缺陷，但却为日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许多思想材料。（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欧洲工人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结合实际进行科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完成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之后，就开始清算形形色色反动的、保守的或空想的社会思潮，并梳理自己的思想，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将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着手建立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考虑到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有的革命组织入手开始建党的工作。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正义者同盟上，正义者同盟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1936年在巴黎建立后发展成以工人手工业者为主的秘密性质的团体，不断在法国、瑞士、德国等国组织工人罢工。为了从思想上改组正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工人斗争的必要性，在1947年6月的伦敦改组大会上，他们提议并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时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口号。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政党。1847年11月至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经过马克思修改的新章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阐述他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获得了大会的赞许，同盟委托他们起草同盟纲领。1848年2月，此纲领以《共产党宣言》为名首先用德文在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且是无产阶级政党“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2]（5），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它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的诞生。二、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初步生成（一）第一国际与马克思主义指导19世纪中期，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尽管1848年欧洲范围内的民主革命失败了，但仍然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经济迅速增长，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资本家阶级一如既往地剥削着工人的劳动成果，工人阶级的贫困现象更加严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加深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激起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欧美的工人运动经历数十年的低落再次高涨起来，欧洲各国工人相互支持，并与民族解放运动相呼应，形成了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新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着欧美工人运动，为维护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促进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做了大量工作。1864年，马克思受邀参加英国工人声援波兰的起义大会，会上经过讨论，成立国际工人组织。10月国际工人组织的委员会公布，正式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国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旗帜，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把国际工人运动引向联合斗争的新阶段。（二）话语权的初步生成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工人运动遭受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派别的干扰。为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国际内部开展了反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非马克思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首先，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蒲鲁东是在19世纪中期欧洲工人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早在40世纪后期，马克思就批判蒲鲁东的错误理论，但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并未消除。蒲鲁东主义主要反映资本主义急剧发展中濒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愿望，主张通过和平改良的方法建立一个生产者组成的无政府社会，主张无产阶级不要组织政党，不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要围绕着关于国际的性质、组织的原则问题，关于工人解放的道路问题，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关于所有制等几个问题展开斗争。通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国际内部确定了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蒲鲁东主义，从而标志着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完全战胜蒲鲁东主义。其次，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工联主义形成于19世纪50至60年代，是当时英国工会所推行的路线和政策，英国工会联合会的出现最初体现了工人运动的进步。但在事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大理论上和实践问题上，工联的领袖们却坚持工联主义的错误路线，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主张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反对进行阶级斗争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浪潮。在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对工联主义的改良主义和对外沙文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再次，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巴枯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蒲鲁东主义，在理论上对抗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组织阴谋集团，妄图分裂和瓦解第一国际，成为第一国际后期的主要危险。巴枯宁主义深受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剥削社会是破坏人类自由和团结的根本原因，必须进行革命以摧毁一切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和权力，必须废除一切国家，财产也是必须摧毁的目标。而消除财产就必须要废除继承权，并以此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革命由一个少数人组成的秘密团体依靠群众进行自发暴动来实现，并反对除了他称为“社会清算”的暴动之外的一切政治运动。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巴枯宁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等著作，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巴枯宁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分裂行径越来越不得人心，日益成为脱离工人运动的小宗派。第一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加强了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同时马克思主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运动的支持和拥护，马克思主义初步确立了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三、话语权的掌控（一）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直线地、平顺地发展的，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变动时期，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各方面的挑战。关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论争也以各种方式出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资本主义垄断趋势加强，劳资矛盾不断加剧。工人运动经历了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低落之后，在这一时期重新高涨。然而，马克思主义却遭受重大的考验。首先，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作斗争。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但是，由于各国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复苏，各国历史条件也存在差异，加上一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在在工人运动中流行开来，以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假社会主义来对抗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了拉萨尔的伪社会主义，指出其“铁的工资的定律”掩盖了工资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指出工人阶级为了求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分析了工人阶级之外其他阶级的重要性，清算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在德国的影响。同时，马克思也对杜林主义和“苏黎世三人团”进行了批判，指出杜林的哲学是以庸俗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折中主义，他们鼓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苏黎世三人团”屈服于反动政府的压力，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主张把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通告信》，彻底批判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而三人团的宣言彻底抛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陷入了投降主义的泥坑。其次，马克思主义面临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的巨大挑战。19世纪美末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各国社会团体纷纷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要求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的愿望日趋强烈，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1889年，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应运应时而生。然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国际内部出现了新的成分，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开始蔓延。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开始宣扬社会改良主义，公开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借口时代变化，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出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是其主要的代表。修正主义的出现引起了党内很大震动，同时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反击修正主义的斗争。德国党内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批判，拉开了各国党反击修正主义的序幕。论争中通过的决议指出，党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他本身的事业。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同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各国党同时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坚决斗争。通过斗争，不仅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加强了其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更加坚定了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二）马克思主义传播全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不断结合，并坚决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使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欧美国家，向全世界范围传播。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德、法、英、美等工人运动高涨的国家传播，还在意大利、荷兰、东欧、拉美等地广泛传播。尤其是指导俄国和中国分别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不断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各国无产阶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指南，不断推动工人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相关阅读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观辨析西方话语中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种论调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推进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机遇条件与实践方略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恩格斯晚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第三阶段的论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发展70年对总书记关于国际共运三大重要论断的诠释当前国际共运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前沿问题的讨论怎样从宏观上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靳方华：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及现实启示摘要：马克思主义由众多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中的一种发展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话语体系，赢得国际话语权，有着深刻的生成逻辑：无产阶级的归属性是其前提条件，无产阶级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阶级,

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西方社会在正面解读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一些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声音，主要表现为误导性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割裂性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歪曲性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片面性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这些误读不仅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曲解，为污蔑、诋毁、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础，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而且影响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此，我们要跳出“西方现代性”对发展道路的规定性，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同；破解西方理论和话语霸权，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解构西方的“民主/专制”叙事，构建民主的中国形象和多元制度共存的叙事；超越西方的价值预设，增强内生性价值认同与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关键词：西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误读；国际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百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使中华民族进入最为接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助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大发展。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线，而且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西方国家的学者、政客和媒体从自身利益、意识形态和两制关系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有误读乃至污蔑、诋毁与攻击。这不仅严重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影响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如何深入剖析和全面把握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误读及其危害，有针对性地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成为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误读”一般被界定为“错误地理解”1。本文所研究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是指西方按照其文化传统和叙事方式，通过话语建构，片面阐释、有意歪曲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并通过模仿和传播形成模因效应，以致一套“他者化”但并不真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影响西方公众乃至更为广泛的国际舆论场。也就是说，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形成一种“架构”,这种“架构”通过模仿和传播加剧了误读扩散，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误读现象。苏东剧变以来，特别是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步苏东后尘，反而蓬勃发展，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加大了价值观外交力度，不断推动对外民主输出和文化输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领者的中国更是其重点输出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遭遇误读歪曲诋毁。本研究力图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剖析阐述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以便更加充分地展示其内在逻辑。对于包含多个维度的文本，有时分列在不同维度进行剖析。(一)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误导性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西方国家习惯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称为“中国模式”。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部分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对他国发展的借鉴意义及其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表示了肯定。但是，部分西方人士抱持冷战思维与潜在的优越感，不能正视中国，致使以中国道路为纬、以他者阐述为轴的“新自由主义胜利论”“中国资本主义模式论”等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误导性话语持续在场。这些误读表明，认为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在西方仍有相当的市场。“新自由主义胜利论”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将中国的发展进步解读为新自由主义的成功，认为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的终极战利品”3。加拿大卡普兰诺大学教授肯·默克和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洛丽塔·纳波利奥尼用“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解读中国改革的成功，并假借邓小平之名提出“西方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4。这类误读实质上是把中国市场经济纳入西方新自由主义范式，以新自由主义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进而误导中国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胜利论”将制度与非制度纳入同一范畴，混淆了制度与手段的关系，将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吸引外资等手段与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忽视了这些手段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完全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着根本不同。另一方面，它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才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中国资本主义模式论”认为，中国道路的实质是在吸纳资本主义规则和精神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发展资本主义，通过权力与资本集于一身的政府控制绝对的资源优势，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美国学者巴瑞·诺顿、斯蒂芬·哈尔珀、爱德华·斯坦菲尔德5和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把中国视为“世界上领先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者”6,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将对美国资本主义构成重大挑战。该论断运用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准审视中国道路，以国家干预、国有经济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表征，将其纳入资本主义道路的框架体系内，存在明显漏洞。一方面，这种看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看到表象背后的本质，忽视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没有变。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完全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国家力量的推动，以是否动用政府力量调配资源来判断中国道路的性质显然是错误的。(二)西方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割裂性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为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形成的理论总和，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在理论渊源、理论主题、理论目标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表达和行动指南。部分西方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着较强的理论创新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正是这一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也有观点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实用主义哲学7,在性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性论调有“背离论”和“实用主义论”。“背离论”割裂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间，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以英国学者克林伯格、美国学者傅士卓、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8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致使马克思主义沦为“一种门面装饰”9,一种“宣传口号”。以美国社会学家萨尔瓦托·巴博尼斯和澳大利亚学者特里·弗卢、尼克·奈特10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往往对已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选择性的支持和重新解释，二者之间出现了背离甚至是互相否定。该论调僵化地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间的相互关系，企图以后来的创新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时代发展变化的客观需求。这类论调从形而上学视角解读运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只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差异，没有看到后者是对前者的赓续与发展、二者是“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同时，这类观点以孤立片面的视角狭隘地看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以及各部分的相互独立性，也没能充分理解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效力。此外，这类看法违背了“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的辩证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间既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论思路到理论性格，从基本原理到具体方法都具有一致性。但是“背离论”忽视了这种一致性，形而上地看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忽视了后来创新的理论成果孕育于之前的理论成果之中，以致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的根本属性与演进规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实事求是既是这一理论的品质和精髓，也是统领这一理论的核心范畴。但是，一些西方观点却把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实用主义。美国学者白鲁恂、吉尔伯特·罗兹曼和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11等是这一论调的支持者。该论调认为，实用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三个有利于”标准、科学发展观被认为是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体现。甚至有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创造出一个自私自利的、功利的和实用主义的体系”12,由此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理论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法宝，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而“实用主义论”将中国的实事求是框定在实用主义下，将实事求是与西方的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如果秉持实用主义理念看待中国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推进，势必导致对真理客观性的否认和对中国共产党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曲解。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实用主义的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认为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界是纯粹的经验或精神，没有独立于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经验是第一性的。而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物质对象的客观性、世界的可知论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性等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尽管实事求是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也强调效用，强调灵活运用各种措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效用的价值主体是人民群众。也就是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强调人们能够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探索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这与实用主义强调的不讲原则、急功近利有本质区别。(三)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性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包括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1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但是，西方观察家很少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精英政治制度”“威权体制”“权威主义制度”和“等级制度”等话语代替，在歪曲阐释中国制度本身的同时，错误地判断制度的发展方向和世界意义，由此衍生出三种代表性论调，分别为“一党制威权主义论”“中国制度脆弱论”和“中国制度威胁论”等。“一党制威权主义论”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和政治优势，给中国的政党制度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认为中国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约束，倾向于用强制命令、限制自由或封闭决策等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同于“专制”,“将中国的民主党派视为‘花瓶’”14。“威权主义”的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学界被广泛使用，近年来成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界妖魔化中国的常用术语。例如，2021年，美国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威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抬头，我们必须与志同道合的盟友一道，振兴民主”15。持类似论调的西方人士声称，中国以稳定的“威权体制”掌握着控制社会的国家权力，并以不断生成的绩效资源巩固和增强执政精英的权力。按照西方威权主义理论，威权国家面临两种结局，一是无法解决内部危机而崩溃，二是皈依西方民主政治，无论哪种选择都意味着威权的崩溃。这类论调带着西方的傲慢态度，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与专制政府的威权混为一谈，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是以党建军、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没有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从内容视角看，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关系到党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有效运行。从优势视角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与人民民主是高度统一的，党的核心地位是由人民赋予并捍卫人民民主的，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简单用西方的选举民主衡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制度脆弱论”认为中国在重建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只接受了西方的经济产品，而拒绝了政治产品，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会导致制度崩溃。持此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谢淑丽和布鲁斯·迪克森等16。其中，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经济进步显著，但是政治制度处于系统性危机中17。这类论调罔顾中国制度不断变革创新的事实，忽视中国制度的韧性。这种韧性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的创新，还在于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具体制度改革，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同时，这类论调对中国制度以及具体运行上的结构、程序、机制和规律等缺乏整体判断，对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治理效能认识不足，忽视了中国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作用，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严重脱离中国制度发展的实际。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健全资源整合机制、治理主体协调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和评价反馈机制等，既为民主政治渠道的扩大化提供保障，又使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据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加里·吴的调查，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提升至98%,对乡镇级别政府的信任程度提升至91%,对县级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信任度分别提升至93%、94%、95%18。与之相反，西方国家“陷入高度不稳定的制度性困境之中”19。实践证明，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才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抗击疫情提供了制度保障，才形成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国制度威胁论”误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歪曲其对世界的意义。持此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德国学者韩博天、英国学者布斯林和美国学者易明等20。该论调认为，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稀释西方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从而对西方“民主世界”构成更深层次挑战。美国学者易明指出，“中国正通过帮助独裁领导人管理宣传、控制媒体和互联网，向非洲和其他地方输出其政治模式的元素”21。这显然歪曲了中国制度的根本属性和价值追求。中国不以挑战他国的制度稳定和向世界输出政治制度为追求，而是以促进世界共同进步为目标。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之一，也是中国制度的价值追求之一。正是本着这样的目标和追求，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贫困治理和全球防疫等方面都作出了独特贡献。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高达30%左右，使8亿多人口成功脱贫，创造了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脱贫成效最显著的奇迹。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正如意大利新丝路促进会会长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政府，将与病毒作斗争及民众的需要置于不容商榷的优先位置”22,有效减缓了疫情的全球扩散，为世界抗疫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四)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片面性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3,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开放性、群众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文化形态。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专门性论著并不多，主要散见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软实力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论述中。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倾向于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置于西方的对立面，要么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面临很大的危机，要么将中国文化当作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其中，“文化危机论”与“文化工具论”成为当下两种代表性的误读观点。“文化危机论”认为，中国的文化价值没有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诉求，难以为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匹配的价值要素，同时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例如，中国发生严重的文化危机，导致“中国的精神鸿沟在很大程度上由以武术和冥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信仰体系和基督教相结合所弥补”24,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希望在于本土文化的变异乃至解体。该论调代表性学者有英国学者郝拓德、瑞典学者杨富雷和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资深顾问奈杰尔·英克斯特等人。这些学者延续了近代以来西方惯有的“东方主义”视角，以“自上而下”的“俯视”方式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放大传统文化价值现代性转化的阻力，选择性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生动力及其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价值，这不仅割裂了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关联，而且遮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本身并不阻碍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革命文化是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管的文化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体现。内嵌于这三种文化形态深层价值结构中的，是人的主体解放和文化自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非此即彼式的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恰恰指向现代性。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工具论”主要指涉两个目标，一是把文化视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二是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视为对外扩张的工具。前者从“工具理性论”出发，把中国发展精神文明视作一种工具性手段，声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忽视了文化自身就是中国重要的发展领域，丹麦学者斯梯格·索格森和德国学者娜拉·索斯米卡特25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这种论调从政治建设的角度出发看待文化建设，对文化进行“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论述，既矮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也抹杀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文化的初心与使命，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文化的目的是培养人、提高人、促进社会进步。后者把以孔子学院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正常文化交流扭曲为中国文化对外扩张的主要形式，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扎纳尔迪26。这种论调忽视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存在主观片面性。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求同存异的姿态，以平等、对等的方式积极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有益养分，为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促进了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走的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与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升之道，在文化融通和文明互鉴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西方学者、政客和媒体在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制造了各种误导西方公众的话语符号。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新形态。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但是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勇敢面对和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即便如此，西方知识界仍然选择性失明，运用其学术、话语和舆论优势，误读、歪曲、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此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并削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中国国内认同。对此，我们不能不警惕。二、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危害分析西方歪曲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危害，要运用整体性的辩证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从最初“走自己的路”发展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四位一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导向，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和实践主体。所以，要深入剖析西方歪曲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危害并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就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把握整体、面向未来、凸显聚焦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读造成的危害既有即时性危害(直接危害),也有继发性危害(间接危害)和辐射性危害。为此，本文借用“架构”理论，基于西方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框架在国际社会及中国的扩散度和影响度来展开。“架构”具有选择信息、界定问题、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提供方案等功能，它决定了“人们如何理解和记住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和选择采取行动”27。西方知识界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框架是经过西方认知筛选后的一种“架构”。这种“架构”在国际传播及其与中国媒体互动的作用下引发了潜在追随者的“共鸣”,获得了旁观者的支持。以“架构”理论分析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可以从“中心性、经验可通约性和价值相符性”28三个维度展开，将其分为即时性危害、继发性危害和辐射性危害。就中心性而言，西方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义意象在一定程度上被置于国际社会等级序列的末端，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曲解。这是误读导致的即时性危害。从经验可通约性来看，西方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标识性话语持续误导国际涉华认知，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这是误读造成的继发性危害。从价值相符性来说，西方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嵌的“西优中劣”价值取向告诉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推崇什么，以此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误读扩散渗透到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可以说是误读引发的辐射性危害。由此看来，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试图掌握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最终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本文主要涉及误读对中国国际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的影响，但是它也间接影响到了国内民众的认同，故一并进行分析。(一)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曲解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自塑与他塑复合博弈的结果。如果自塑力大于他塑力，那么其国际形象就由本国主导并宣扬；如果自塑力小于他塑力，那么其国际形象便易被他者塑造的“符号形象”所主导，产生严重失真或错位现象。18世纪中叶后，西方对中国逐渐形成了专制、独裁、神秘和野蛮的刻板印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逐渐确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身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使得国家、人民、党与社会主义形象结合起来，成为共同体。1978年后，中国聚焦改革与开放的身份标识，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符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以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符号特性而彰显出独特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和国家形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也就意味着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也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抹黑和损害。根据“架构”理论，“污名化”框架在桥接、放大和扩展过程中，会激活受众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一些西方学者把历史上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和丑化中国的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桥接在一起，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中国是西方对立面”的叙事情境，从而激活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使真实的中国形象被遮蔽和扭曲，代之以孤零、邪恶和冰冷等负面形象。美国皮尤中心2019年到2021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调查人数比例均超过55%,2020年调查报告中德国、法国和英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调查人数比例更是达到71%、70%、74%,这是近十年来皮尤中心在这些国家进行此类调查的最高值29。这种“污名化”还误导了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尽管西方“污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负面话语极其荒谬，但由于他们采取故事性、叙事性和生活化的方式激活了部分受众的共情点，不明真相的受众往往默认或者跟风，在与西方主流叙事的合流中加剧了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影响。以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拉美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拉美主流媒体中引自欧美媒体的信息占比高达71.85%,实际上成为后者的“传声筒”和“扩音器”,其中包括西方主流叙事用来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诸如“强制”“监视”“侵权”等30。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东盟国家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中，菲律宾仅转载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新闻报道就占转载总数的94%,印尼转载西方主流媒体的比率高达86.75%31。由此可见，控制国际舆论主导权的西方知识界，得到了不少非西方媒体的转载与附和。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即便有部分持不同观点的媒体，也往往向主导舆论靠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形象的碎片化、负面化和符号化，不利于国际社会形成客观正向的对华认知。(二)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东升西降的趋势进一步加快，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焦点。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供给和话语传播的竞争过程。西方知识界将自身的认知规律和价值取向融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释结构中，通过界定相关概念、提供规范理论、促进知识扩散和引发学习效仿等方式影响他者的认知体系和知识体系，并通过多种传播路径推广误读话语，进而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威。这种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道义优势。在西方核心概念、知识体系以及理论范式的强势影响下，西方国家不仅长期占据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而且强化了道义上的优势地位，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成为象征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的“理想镜像”,反过来侵蚀了以其他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以国家制度为基础的话语的道义基础。在西方国家媒介、话语及舆论的强势攻击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合理性、包容性难以为西方认同，海外尤其是西方受众往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野蛮”“威权”“威胁”等负面话语相联系，以西方的叙事范式、话语体系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评判权，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义优势难以充分展现和传播，形成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话语困境。其次，挤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影响空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百余年较量中，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设定、逻辑阐释以及话语评价等方面，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挤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影响空间。近年来，尽管以自由、民主、法治为代表的西方话语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公信力危机，但它在国际话语格局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依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的压制。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传播领域的时代，算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共谋的工具。媒体普遍通过算法推荐或大数据技术对相关主体进行精准化的信息采集与传播，在内容生成环节大量采集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以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造成持续负面的影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和叙事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三)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中国扩大开放的时机采取一系列“和平演变”措施，使得发源于西方的种种误读渗透进来，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误读话语在中国的滋生蔓延，使部分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的危机。西方通过学术阐释、文化输出、舆论构陷和话语接力等方式，“污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架构，影响中国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其中，西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阐释，提供了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思想观点；西方文化的对外输出，疏通了西方学术阐释走向中国受众的下沉路径，提供了价值性指导；舆论构陷营造了“舆论迷雾”,为各种话语交锋提供了场域，使笼罩其中的部分受众不知不觉地认同被西方刻意误读塑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接力为西方话语渗透提供了主体、载体和受众，一些理想信念缺失、别有用心且经不起诱惑的西方利益代理人，通过网络影视、文学作品和公开宣讲等形式，对西方的误读话语进行包装和隐匿，培养关键群体特别是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偏见与反感情绪，弱化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时，西方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通过话语修辞、文本框定、议题设置和翻新词汇等策略，将“西优中劣”的价值取向融入叙事结构中，并通过多种传播渠道进行推广。以“中国制度威胁论”“中国制度脆弱论”的话语扩散为例，这种言论实际上隐含着两个臆断，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中国制度的进步依赖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利用先进技术潜入中国国内的知名论坛或者社交平台散布相关话语，并将这些话语和社会问题相挂钩，通过“简单问题抽象化”“微小问题扩大化”“个体问题群体化”“一般问题政治化”等手法，使受众产生群体焦虑的不良情绪和消极心理，以达到否定中国制度、消解中国价值的目的。一些西方学者借“学术研究”的名义，不断诱导相关群体讨论或引用这些观点，并结合社会热点制造话题，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外部势力代言人主动接力西方话语，把西方各国形容成“收入最高、物价最低、国民素质最高”的童话国度，把西方昂贵的精英教育美化为免费的高质量教育，把西方人整体粉饰成高素质且自律的公民，协助西方国家放大既有“美化西方”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民众对西方价值观念的盲目推崇，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当前中西意识形态交锋中，西方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污名化”,不仅会不同程度地削弱中国理论的引领力、阐释力，冲击中国制度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基础，而且会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性，破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最深厚的支撑就是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引领。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失去道路指向、理论基础、制度支撑和文化根基。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不同程度上对冲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在个体层面，以个人主义对冲集体主义的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准则；在社会层面，宣扬“无自由，不敬业”“党大还是法大”等伪命题，妄图冲击我国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在国家层面，以所谓“无民主，不爱国”的伪命题消解中国人对党和国家的价值认同，以所谓“威权”与“扩张”批评中国，试图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这些都会弱化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三、应对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策略应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艰巨的实践课题。不同主体在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加上文化背景、观察视角、思维向度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误读，而这些误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同组合，加剧了误读问题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策略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既客观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对他者认知产生正向影响。本文针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误读，提出若干建议。(一)跳出“西方现代性”对发展道路的规定性，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同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误读，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语境。为了维护现代性话语的主导权，西方国家将中国道路“异化”为符合西方现代性理念的符号表征，其中隐含着“西优中劣”的观念。因此，我们需要在批驳“新自由主义胜利论”和“中国资本主义模式论”的基础上，跳出“西方现代性”对发展道路的规定性，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同。首先，解释好、宣传好中国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及其世界意义。一方面，要充分地展现中国成功背后的中国道路优势及其文明基因，引导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持续奋斗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促进人们对中国道路表征的新现代性理念的理解，以此解蔽“西方现代性”对人们的误导，有效增进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同。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发展经验交流，将中国成功经验转化为易为外界理解接受的话语，逐步构建有效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对外话语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反腐败斗争和脱贫攻坚等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消解西方宣扬的“新自由主义胜利论”等错误论调。其次，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一方面，面对那些将中国现代化道路视作重复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误读，我们要主动发声，讲清二者的根本区别，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缘起、文明属性和发展走向，从学理上丰富“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的理论主张，掌握中国道路的定义权和话语权，增强“四个自信”。另一方面，借助西方的知华派和友华派，有效精准地引导国际舆论，吸引海外受众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别是隐含其中的新现代性理念，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西方现代性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立论基础，是资本主导的现代性，而中国的新现代性以人民中心为内核，强调市场和资本仅仅是手段，倡导不同事物之间“在相互竞争中保持动态的平衡，以达到共生共存的效果”32,以此打破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幻想。(二)破解西方理论和话语霸权，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身处百年变局，西方种种误读和意识形态偏见在新的语境下变得更加隐蔽。作为被塑造的一方，我们需要在批驳“背离论”和“实用主义论”等错误论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西方“形而上”的理论架构，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首先，阐释并传播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是要从概念范畴、话语修辞和逻辑阐释等方面，通过学术性说理、宣讲性说理和故事性说理等多种方式，讲清中国开拓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赓续发展关系，阐释好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时代性、创新性和世界性，驳斥西方的种种“背离论”观点。二是要在请进来与走出去的不同场域中，及时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与关切，揭批西方误读中国理论的狭隘性。同时，主动设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相关议题，运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解释国际问题，在开放交流中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并走向世界其次，在明晰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传播好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宝贵经验。一是针对西方的“实用主义论”,从学理的角度论证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在逻辑前提、哲学基础、批判方法等方面的本质差异，通过哲学抽象、话语凝练、严密论证和规律概括阐明实事求是的丰富内涵，从而廓清人们对于实事求是的错误认识。二是结合理念思想与实践经验的传播，彰显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宝贵经验，既在传播实事求是理念时融入生动的实践案例，增强理论的鲜活度和说服力；又在传播实践经验时凸显实事求是的理念，引导人们认识到实事求是的丰富发展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过程，使实事求是理念得到更多正确的理解和解读、赢得广泛的接受与认同。(三)解构西方的民主/专制叙事，构建民主中国的形象和多元制度共存的叙事在国际舆论场，社会制度最容易成为国家形象的标签，也容易成为他者攻击的对象。西方对中国制度的误读，是以民主/专制、自由/威权的二分法为基准，将西方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描述嵌入国际话语体系，在增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同时，将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国家”。针对“一党制威权主义论”“中国制度脆弱论”“中国制度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我们要解构西方的民主/专制叙事，构建民主中国的形象和多元制度共存的叙事。首先，讲好中国的制度故事，破除“专制”话语，树立民主形象。构建富有解释力的制度话语体系，讲清楚民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把中国对民主的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与他国民主的共性和差异、中国民主建设的先进经验等传达给海外受众。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重点，讲清楚中国民主的价值追求、制度设计和权利保障，说明中国如何“遵循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价值原则”33,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相统一，以此引导国际舆论客观审视评价中国制度，增进对中国民主形象的认同。其次，讲清楚中国奇迹背后的制度优势，增强中国制度的感召力。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入手，理直气壮地讲中国的制度优势，特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人民利益置于资本利益之上的优势、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优势、选贤任能的优势。灵活运用案例，从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到百姓身边的点滴小事中，阐释中国制度所提供的强大保障，从制度层面阐释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性，增强国内民众制度自信的同时，提高中国制度的国际感召力，铲除“中国制度脆弱论”之类消极舆论的生存土壤。最后，讲清楚中国制度的包容性，构建多元制度共存的文明叙事。一是运用鲜活事例和客观事实，阐明中国制度如何融合古今中外的智慧、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如何超越西方制度的扩张性而与其他制度共同进步。二是批判西方民主/专制的叙事逻辑，揭露西方强迫他国移植西式民主的根本目的与负面影响，批评西方以制度划线的冷战思维如何威胁世界安全与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倡导多元制度共存的文明叙事，进一步破解西方的制度话语权，破除西方所提出的“中国制度威胁论”等错误论调。(四)超越西方的价值预设，增强内生性价值认同与多元文明交流互鉴西方国家往往“以西方先进为价值预设来抨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失误和不足，误导民众的价值评定标准”34。这种价值预设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标准统摄世界的价值观霸权。针对西方的“文化危机论”“文化工具论”等错误解读，我们要在更好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增进民众文化自信，瓦解西方消极误读。增强人民的内生性价值认同，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要大力提升硬实力与软实力，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物质基础，进而引导人们逐渐改变“仰视西方”的心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理性全面地看待中西方价值观差异。要充分发挥内生性心理认同机制的作用，引导人民在不同价值观的比较中，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身价值观，深刻感悟中国文化的“时代感召力与价值塑造力”35,增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意志认同和行动认同。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进步。要积极传播中国的文明交流互鉴观，主动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打造更多诸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太湖世界文化论坛”“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等交流平台，展示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引导不同文化观照和反思自我，从而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进步。要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创新各国民众的文化交流形式，促进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共鸣，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相关阅读西方话语中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种论调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推进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机遇条件与实践方略英文世界、俄罗斯、日本、非洲、阿拉伯社会各界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若干认知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文作者：潘娜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基金资助：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认知研究”(20CXSXJ32)；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观辨析摘要：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于如何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国外学者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和误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四种错误观点：一是“市场社会主义”观；二是“资本主义”观；三是“多种经济体制结合”观；四是“第三条道路”观。究其原因，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及评判标准存在偏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的研究存在片面性，并忽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发挥的作用。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领导力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七个方面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外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崛起和稳步发展，无疑是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全世界最耀眼的事件。中国不断提升的国家实力对全球经济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热点。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的研究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最多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绝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然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这一关键性问题的已有研究结论中，还存在争论以及原则性错误。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非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类错误观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并非少数。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十分重要，是合理、客观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及其世界意义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会直接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挑战以及世界意义的研究与结论有失偏颇，从而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我们应在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思想动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产生错误观点与结论的原因，回应理论关切，发出中国声音。一、“市场社会主义”观辨析基于对社会主义采纳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同，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界定为“市场社会主义”。其中，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学者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社会主义采纳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并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作为支撑其理论的现实依据。市场社会主义代表性人物大卫·施韦卡特（David

西方话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解析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奇迹的创造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一些利益集团和精英人士非但没有将中国的成就与社会主义制度主动联系起来，反而以污名化手段歪曲中国制度，在鼓吹西方制度优越、夸大西方制度有效、标榜西方民主万能的同时，宣扬中国“威权主义”、散播中国制度无效、弱化中国民主实践，在持续诬陷社会主义制度中不断消解着中国的制度自信。深刻认识西方解读中国制度的话语逻辑、意识形态属性，洞悉其消极影响，有助于打破西方的制度话语神话，以更好地掌握世界范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权。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制度话语相关阅读王建芹：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谱系批判——兼论人民民主的中国实践韩秋红：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重维度王立胜：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形式及弊病仲伟民：“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徐步：“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张维为：中西方的又一次理性对话李旸、王卓群：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种制度竞争合作的新态势本文作者：潘娜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飞跃，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哲学社会科学托举计划之“中国道路的西方叙事与国际认同研究”（项目号：22CX04005B）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终审：“科社共运动态+”微信公众号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提供镜鉴——多国学者高度评价中国现代化之路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地缘冲突、政治博弈、能源危机等多重风险并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以创新发展有效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世界，受到各国高度关注。2023年正逢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新发展的“关键词”，更是国际社会和国际学界广泛讨论的“新热词”。在中国两会召开期间，国际学者聚焦两会释放的积极信号，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走向。为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突出贡献及其世界意义，本报记者采访了委内瑞拉洛斯安第斯大学亚非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诺伯特·莫利纳·梅迪那（Norbert

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摘要：从本质上说，“中国模式”是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种解读，其合理性背后兼具积极回应全球化问题的时代性特征与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构成了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现代化理论和方略的基本内核。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演进的实质是从被动到主动、从非我到自我、从方案到文明的深刻转变。中国式现代化在改写世界现代化既定逻辑、创新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既展现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也创造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考文献：[1]吴海江.“中国模式”的实质、普适性及未来挑战[J].思想理论教育，2010(5).[2]Windybank

透过国际热点问题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与势摘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热点问题的集中爆发是深层次政治经济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时代大潮对现实世界的冲击，但时与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应时乘势决定国家兴衰成败。中国始终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应对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俄乌冲突持续外溢带来的冲击和西方霸权主义的遏制，中国坚持以大历史观观察世界，洞察大势、把握危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前进。历史的逻辑将会证明霸权主义者的新冷战图谋必然失败。关键词：世界变局；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新冷战注释1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29、164、321页。3《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载于2020年3月13日《人民日报》。4参见《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214页。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6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相关阅读国强必霸并不是绕不开的历史定律关于当今世界时代特征与主题的哲学思考八个所谓“理性”是世界乱象的哲学根原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元理论问题王立胜：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形式及弊病仲伟民：“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徐步：“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张维为：中西方的又一次理性对话丁立群、黄佳彤：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路建平、黄延敏、李晨阳：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与崭新形象林尚立：毛泽东是表达国家与时代意志的领袖唐皇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深刻回答“三大时代课题”何忠国：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深学细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田鹏颖：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应答颜晓峰：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唐爱军：“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三个时代之问”与江学长的“三大历史贡献”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实现马中化新飞跃——新思想的新概括、新阐释、新定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关系的再思考“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特点当前国际共运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当代走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呈现的五个基本特点习近平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2022年国际战略总体形势的六大特点2022年国际共运十大热点事件2022年国际共运十大看点2023年国际政治十大变局及其展望2023年值得关注的十个国际冲突2023年十大国际热点问题预测作者简介：张宏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两制关系”的理论经纬与当代重构摘要：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一球两制”新时代。“两个必然”不可避免，两制共存也不可避免。关于“两制关系”的理论探索，大体存在替代论、利用论、趋同论几种理论范式。关于两制共存的交往策略，大体存在和而不同的理性方案、统一战线的应急方案、生死博弈的激进方案、同而不和的同化方案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洞察两制长期共存的历史大势，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高度求解两制共存的世纪难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制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的原则精神，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两制和平共处的历史空间，重建了“西强东弱”格局下两制和谐共生的国际生态，重塑了“东升西降”阶段两制良性竞争的世界图景，为建构“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站在全人类高度思考两制未来的“建构性方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两制关系”理论上的元哲学创造，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关键词：“两制关系”；世界普遍交往；两制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1。这明确了人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代。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指出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帝国主义阶段，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逻辑来看，虽然当今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人类所处的大时代的判断并没有过时，“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共存难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的重大时代课题。一、两制共存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就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但由于没有形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没有形成普遍的世界历史和共同的世界市场，不同社会制度共处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地缘政治意义和文明互鉴意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民族国家单一市场同时转变为世界共同市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同台竞争、比拼发展，两制如何共存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一球两制”新时代。“从世界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是短暂的，总的说来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3社会主义正处在强劲崛起的生命周期；同时，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也并未凋零，仍有一定的成长空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从历史大趋势来讲的。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远未到新旧更替的最后时刻，社会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向，资本主义在当下占据优势地位，两制国家长期共存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内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一球两制”长期共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两个决不会”宣示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两制共存不可避免。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容纳新生产力的空间没有消失，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尚未完全成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终结的时刻尚未到来。以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其经济进入21世纪依然保持扩张态势，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0万亿美元，2021年已经超过23万亿美元，名义年均增速达到4.12%,这个数据很难支持资本主义即将覆灭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今天，虽然社会主义中国呈现强劲复兴的图景，世界迎来“东升西降”的新格局，但是“资强社弱”依然是客观事实，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中依然处于下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力量在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这样的时代格局，决定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第二，“多国同时胜利论”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同步进入社会主义，两制共存不可避免。“多国同时胜利论”的完整内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作了解释。他认为，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开辟了世界历史，各文明国家彼此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5。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6在这两处论述中，我们都需要特别注意“至少”二字，它意味着多国同时胜利不等于所有国家同步进入社会主义，“各文明国家”之外的广大国家不可能跟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同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还看到，即使是各文明国家，共产主义革命也不是完全同步的。由于大工业发展程度不一样，社会矛盾尖锐程度不一样，革命时机也不一样，“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7。可见，“多国同时胜利论”并没有排除两制并存的可能性，相反，是以承认两制共存为前提的。第三，“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论”决定世界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有先有后，两制共存不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交战国的力量，激化了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帝国主义链条上出现了薄弱环节(比如俄国),从而给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利时机和条件。同时，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也决定了各国革命条件的成熟程度极不一致，不可能在各国同时进行革命，不存在同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8这一论断揭示了“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历史规律，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共存的规律。第四，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宣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两制共存不可避免。1877年，马克思在考察俄国独特国情后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因为它“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9。马克思认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注定要走欧洲的道路，都注定要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俄国可以通过世界市场获得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0。这是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发展道路。俄国为什么可以绕开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分析道：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俄国农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完全不必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土地私有化的瓦解过程，而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土地所有制形式，从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那么，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客观上必然产生两制共存问题。第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际上就是一国之内两制共存的特殊时期。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21919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对过渡时期两制共存的特点作了论述。一方面，他承认“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13。另一方面，他又对两制的未来走向作出了论断：“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14。列宁还对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存在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成分。15从这里可以看出，过渡时期两制并存是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两制共存的历史也是两制较量的历史。在两制共存的一个多世纪中，两制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是“西强东弱”“资强社弱”。1921年列宁关于两制“均势”16的判断，是从革命形势来说的。1957年毛泽东关于“东风压倒西风”17的判断是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当时的发展态势来说的，两制力量对比迎来转折点是不符合事实的。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出现“东升西降”的重要拐点，但“资强社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今天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18。如何处理“两制关系”依然是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二、“两制关系”的不同理论范式“两制关系”的理论探索，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课题，也是资产阶级学者关注的课题。理论界关于“两制关系”的思考，大体呈现出四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一)替代论范式所谓替代论，意指一事物替代他事物，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制度替代论范式在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性。1.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可分为彻底的代替论和不彻底的代替论。彻底代替论范式的理论依据是“两个必然”,也称“两个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9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不是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是一个“经济的过程”。20列宁尽管从暂时性策略的角度承认两制国家应该和平共处、互相利用，但解决两制国家矛盾的根本出路仍然是世界革命。他指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21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如指掌，“资本主义就是问题的根源，而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社会主义”22。除了走向社会主义，人类并没有更好的选择。熊彼特是不彻底的代替论的代表。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最终是要灭亡的，社会主义作为继承者是最好不过的了，资本主义将“长驱直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有着许多原因，其中创新的理性化、过分现代化是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企业家创新能力减弱、冒险精神磨灭，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在进步的静止中日趋灭亡。但熊彼特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性质，他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只是肉体上取代，灵魂依然不变，“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事物和灵魂”23,这个灵魂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可见，熊彼特蓝图中的社会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2.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典型论调是“历史终结论”。这一论调盛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实践依据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整体遭遇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其理论依据是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论，其代表人物包括福山和布热津斯基等人。“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认为，世界历史“东升西降”,世界历史的幼年时期发端于东方，以波斯帝国为中介，过渡到古希腊(青年时期)和古罗马(壮年时期),成熟和终结于欧洲日耳曼世界(老年时期),未来世界将在“明日之国”——美洲实现。24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并不高明的继承者，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因而构成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各种制度，从君主和贵族制到宗教、神权政治，再到本世纪的法西斯和集权主义专政，但只有自由民主这种制度才维系到20世纪的终点。”25他偏执地以为，当今世界上，我们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26福山还预言，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将不可避免地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布热津斯基当时认为，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出现的重大政治现象，迄今还不到100年，但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27。应当说，无论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的，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能一帆风顺，资本主义也不会甘于退出历史舞台，其间资本主义暂时复辟，反过来代替社会主义，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8。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反常现象。但是，“历史终结论”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是错误的。布热津斯基和福山们不懂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倒退不等于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的暂时复辟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二)利用论范式“两制关系”不能只讲否定超越而不讲继承接续，不能只讲“必然代替”而不讲“必须利用”。“必然代替”与“必须利用”有机统一，是两制共存条件下“两制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到实践层面，社会主义国家应正确处理“长期利用”与“长远替代”的关系，稳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从临时性策略来说，利用论范式存在两种可能性。1.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阶段和世界市场条件下，各个国家不可避免会形成普遍交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会走上“相互往来”的道路。“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这种论断是片面的。列宁是第一个直接面对两制共存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为建构两制交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加需要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29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我们就根本建不成它。我们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30。“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31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当然，在列宁看来，利用资本主义，目的是建设、巩固、壮大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变成资本主义。列宁认识到，俄国“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2。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3。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对资本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就有深刻认识。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34。刘少奇也认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35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认识进一步深化。邓小平强调：“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6这里所谓的世界，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在两制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37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口号是极其荒诞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不等于“全盘西化”,不能用“全盘西化”取代两制之间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习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但中国“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38。学习别人的好，目的是使自己变得更好；利用资本主义，目的是超越资本主义。2.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需要利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需要利用社会主义，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是世界普遍交往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推动了各国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列宁敏锐把握这一变化，指出资本主义也需要与俄国发展经济关系，因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俄国需要同资产阶级国家做生意。另一方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很清楚，没有俄国，欧洲的经济生活就不可能调整好”。39共同的经济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往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更突出地表现在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经验和做法上。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后，在两制竞争中展现出巨大优越性，向社会主义学习成为西方有识之士的明智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两制国家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呈现出两种因素“互植”现象。40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既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社会福利化等；也可以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比如政府宏观调控、中长期发展规划、强大的执行力、“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争论不折腾、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不干涉他国内政、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41,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发展越完善，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往往越充分；资本主义发展越好，往往越是趋近于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42。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之所以还有发展空间，内部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之所以还没有引爆整个社会，都与学习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做法分不开。西方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必要性。西方一位观察家说：“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赞扬并模仿一个可能被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东西。”43“北京共识”概念的首创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中国经验尽管无法推广和照搬到世界其他国家，但中国经验对于许多国家产生了“吸引力”,“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44巴西前总统罗塞夫指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中国发展的成就激励我们思考新的道路”。45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中研究中心负责人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学习借鉴，这是扩展构建文明社会的一条有效路径。”46巴基斯坦前总理基拉尼也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自己辉煌的业绩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树立了榜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希望”,巴基斯坦“将更多地学习中国模式，借鉴中国模式，体现中国模式”47。总之，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或者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三)趋同论范式趋同论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千疮百孔，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重重弊端，面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学术界诞生了一股改良主义思潮，即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趋同论在冷战中后期由于顺应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而获得快速发展。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以同化社会主义国家为目的，大肆鼓吹趋同论，试图掩盖两制更替的历史必然性。趋同论流派众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根据趋同方向，分为单向趋同论与双向趋同论。单向趋同论认为，趋同是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单向发展的结果。早期趋同论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弱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不得不单方面趋近于西方制度模式，乃至退回到资本主义体系，趋同方向由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就是与西方体制接轨、向西方趋同。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当然这个“一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英国学者威尔·赫顿在与马丁·雅克辩论时指出，中国的崛起最终会“克隆”西方的发展模式，“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48双向趋同论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靠近，相互朝着对方运动，并在中途汇合，致使两种制度差异减少，走向趋同。第二，根据趋同结果，分为完全趋同论与局部趋同论。完全趋同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融合，最终将形成一种超越两种制度的最优制度。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指出，历史的发展进程将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减少，差异减少到一定程度，两种制度就将完全融合为一种最优的社会制度。比如，两种制度都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发展，最终走向“混合所有制”,两种制度下的收入分配体制也趋向同一。局部趋同论由西方学者多尔提出，他在《“趋同”与改良》一书中指出，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不断减少，两种制度逐渐走向趋同。但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不会一直减少，而是减少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下来，保持趋同但有差异的状态，也就是说两种制度在一些方面走向趋同，其他方面保持差异。第三，根据趋同过程、趋同程度，分为均衡趋同论与非均衡趋同论。均衡趋同论认为，趋同过程是连续、均衡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在趋同的内容上是对应的，它们之间趋同的程度也大致相同，而且它们一旦趋同就不会再发生偏离。非均衡趋同论认为，两种制度趋同过程不一定是连续的，趋同的内容也不一定是均衡的，两种制度的差异在某些方面可能缩小，在另一些方面可能扩大。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内尔是非均衡趋同论的代表性学者，他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部门已有增长，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靠近了一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向西欧—北美型趋同”。49科内尔判断，两种制度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差异略有减少，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方面差异在扩大，在计划方面差异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在行政与市场关系方面差异减少具有趋同趋势，在分配方面差异减少，在政治结构方面都趋同为官僚主义。总之，在世界市场的大背景下，两制国家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普遍交往，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是必然的，在某些方面呈现出“趋同性”也是客观现实。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社会趋同论”,其本质都是改良主义。试图用“表象趋同”来抹杀两制之间的本质区别，是片面的；试图用“实质趋同”来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则是错误的。“趋同论”看到了两种制度之间的互动与嵌入关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趋同论”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做是并行的两种制度，不承认两种制度之间存在新陈代谢关系和新旧更替逻辑，不承认“两个不可避免”的世界大趋势，这是“趋同论”的根本缺陷。从长远来看，世界终将趋向“全球一制”“世界大同”,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三、两制共存的实践策略选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从终极方向来说，是资本主义必然被代替和必将灭亡的关系。但从现实策略来看，则要复杂得多。在两制共存的过程中，两制国家在不同阶段选择的交往策略不一样，大致可分为四种方案。这四种方案不是断代史意义上的时间划分，多数时期是交叉重叠的，但有主有次。(一)理性的两制方案：和而不同理性的两制方案，主要是指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平利用”“和平竞赛”,实质是“和而不同”。这一方案通常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从理论上来说适用于两制共存的整个历史周期。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两制共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变，两制共存的长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资强社弱、社兴资衰、资社相持、社强资弱等若干发展阶段。当前，两制共存仍处于“资强社弱”的第一阶段，刚刚迎来“社兴资衰”的重要拐点。在这一阶段，两种制度彼此“依存”“共处”“共赢”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国际“一球两制”和平共处。列宁是第一个直接驾驭“两制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他在领导俄国反击列强武装干涉、成功保卫苏维埃政权之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表达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50的意愿。他认为，两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51斯大林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的民主制同苏维埃制度可以和平地共处和竞赛……如果我们彼此不吹毛求疵，我们是可以和平地共处的”52。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指出：“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53中国不仅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与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也能和平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54。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55。五项原则的措辞在后来稍有改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从两制共存百余年的历史来看，武装干涉、军事对抗、冷战对峙仅凭一方即可做到，和平共处则取决于双方的共同意愿。今天看来，两制国家能否和平共处，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态度、行动至关重要。美国如果不能治愈“超级大国综合症”,摆脱“超级大国焦虑症”,总是按照自己的霸权逻辑来揣测中国，那么两制和平共处则举步维艰。第二，国内“一国两制”和平共处。一国之内两制能否共处，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上率先回答了这个问题。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邓小平指出，这些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56。他还指出，十几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主体，“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57。可见，一国之内共处的两制不是比肩并列的平行关系，而是有主有辅。“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58。“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是人类政治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二)应急的两制方案：统一战线应急的两制方案，是指在重大危急时刻，为了应对共同的风险挑战或打击共同的敌人，两制国家选择超越制度界线、放下意识形态分歧，结成暂时性的战略同盟或国际统一战线，这一方案通常适用于两制国家遭遇共同危机的特殊时刻。两制共存的百余年历史中，两制国家为共同应对重大风险，既建立过战时合作机制，也组织过正式国际统一战线。其中，比较大的合作有三次。第一次战略合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美、英、苏、中等同盟国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成为左右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开创了战时两制国家合作的典范。第二次战略合作则是21世纪初，两制国家合作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与中国等国结成国际反恐统一战线，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大都参加到国际反恐统一战线之中，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第三次战略合作始于2008年，两制国家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美国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机制正式设立，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成就了团结战胜分歧、共赢取代私利的创举。(三)激进的两制方案：生死博弈激进的两制方案，通常包括武装干涉、军事冲突、冷战对峙、结盟对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零和博弈，而是有我无你的生死博弈，是零和思维在两制国家交往中的极端表现形态。这是西方大国通常采用的方案，一般适用于两制并存初期、冷战时期和两制力量对比悬殊时期。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事物从来不甘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也是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交替的整个过程中，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扼杀围堵、结盟对抗未有停止，社会主义不经历无数次扼杀与反扼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历史舞台。前面已经论述，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决定了“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59。我们希望“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60,但这往往是单方面的希望。因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方是极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是大多数的资本主义的或前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61,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列宁就指出：“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62。事实正是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列强策动和支持俄国白卫势力举行反革命叛乱，并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试图铲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两制关系”在刀光剑影中揭开了历史画卷，“围剿”与反“围剿”、武装干涉与反干涉成为“两制并存”之初的主要关系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处于“两制关系”前台的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从战时合作走向竞争对抗，最终导致战时同盟破裂，对峙对抗上升为这一时期“两制关系”的主导范式。展望整个21世纪，两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还是在竞争中零和博弈，取决于世界大国的政治智慧。中国没有令人忌惮的霸权思维，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欲望，中国的发展不是世界的威胁。正如美国一位前外交官所说：“美国人兜售的夸大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比在国外更受欢迎。”63我们致力于实现两制和平共处，但绝不应抱有幻想，“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64,我们只能“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65。(四)同化的两制方案：同而不和同化的两制方案包括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制度输出等，其实质是“同而不和”。所谓“同而不和”,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西方中心论思维，诱逼社会主义国家启动“与西方接轨”的同质化进程，结果通常是“同则不继”。这一方案多适用于和平时期、两制力量对比相当或实力大幅接近的时期，“和平演变”与反演变、“颜色革命”与反“颜色革命”,成为这一时期“两制关系”的主要形式。同化的两制方案是西方迫不得已的选择。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产生，“热战”已成为双方难以承受之重。西方认识到，“今天使用军事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比过去付出更高的代价”66。于是，“和平演变”的所谓解放战略应运而生。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明确提出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用战争以外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这必须是而且可能是一个和平的进程。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67。1957年6月，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68,也就是通常所说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和第四代共产党人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炮制了烜赫一时的“和平演变”战略。美国通过设立大型广播电台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运用经济手段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资助扶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等，切实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战略实施效果非常明显，两制国家在这一回合较量中以苏东剧变告终。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强劲复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不战”的前提下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美国政府实施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参与策划香港版“颜色革命”,大力推行制度输出、政权颠覆和价值观围堵战略。从表层来看，中美博弈表现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国家实力之争，比如贸易战、科技战；从深层来看，这场博弈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个主义之争。数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假设是，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人员往来频密、国际交往增多、中等收入群体壮大以及人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西方道路，但美国“失策”了。2018年10月4日，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中提出：“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前的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69中国的发展超出了西方“政治雷达”的探测范围，中国没有如韩国、日本那样走上西方期待的道路，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能允许的。2020年7月23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的演讲中宣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严酷的事实：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经失败”70,鼓动所谓自由世界联手对抗中国。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对华制裁清单和“卡脖子”实体清单越拉越长。美国在亚太地区排出“五四三二”的进攻阵势，强化美、英、澳、加、新“五眼联盟”,兜售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拼凑美、英、加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这一系列动作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遏制围堵中国。同时，美国大搞价值观外交，谋求打造“遏制中国”的全球民主联盟，召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推出所谓“民主版一带一路”,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遏制围堵对中国是不可能奏效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早有警示，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毛泽东还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1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反复告诫：“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72中国不谋求输出自己的主义和制度，也反对别国搞制度输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73针对西方瓦解、颠覆、演变社会主义的种种图谋，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和立场，必须始终坚持自立自信，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制共存的新范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遵循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的基本精神，深刻洞察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大势，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高度求解两制国家共存的世纪难题，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制共存新方案，开创了人类普遍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新范式。1917年世界历史进入“一球两制”新时代。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预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注定要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长期和平共处，更无从规划两制国家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世界逐渐分割为政治孤立、经济独立、文明对立的两大阵营，世界交往以集团划界，形成了“冷战”交往范式。苏联解体以后，两制国家间的冷战终结，世界重回“核心—边缘”的等级秩序和国际交往范式，西方凭借资本力量再次主导了人类和地球的交往活动，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21世纪，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秩序，如何拓展两制国家交往空间，如何实现两制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的新范式?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的原创性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属于新全球化时代建设美好世界的“建构性世界观”。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第一次在世界意义上形成了普遍交往共同体。但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资本逻辑驱动的交往共同体具有侵略性、扩张性、零和性，资本主义全球化构筑的是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无法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时代境遇决定了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探讨两制国家相处之道时，更多强调两种制度的对抗性、替代性、矛盾性，其理论态度主要是批判性、解构性、否定性的，其世界观往往表现为“解构性世界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引导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生建构性转向，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合理规划两制国家交往关系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两制关系”理论的根本贡献。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普遍交往的大趋势，为了合力应对全球性风险，人类迫切需要以建设性的立场开创两制长期共存的新局面。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74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美好世界纲领的阐明、未来世界图景的刻画以及两制对抗性的舒缓，显示出极强的建构性特征，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为维系“两制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总体稳定，建设更加美好的新世界，营造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开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资强社弱”条件下两制长期共存的历史空间。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今天依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导世界历史、资本逻辑主宰人类命运的历史时代，归根结底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决不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从低谷中振兴的重大转变，尽管“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75,“时与势在我们一边”76,但从世界基本面来看，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竞争博弈远未到一决胜负的时候，两种力量对比的拐点并未到来，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制胜败存废的条件尚不具备。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主要是西方，“西强东弱”的国际政治格局仍将持续，“两个必然”仍在路上；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世界历史进入了“东升西降”的新周期，“西强东弱”格局松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两个必然”的结局不会改变。面向未来，在“两个彻底决裂”到来之前，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重构两种制度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有责任规划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世界图景。今天，世界的经济基础是两种生产关系、两种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并存、竞相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世界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公有制在局部发挥主体作用；世界的制度基础是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比拼发展，资本主义不断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空间，社会主义逐步释放其优越性；世界的思想基础是两个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长期并存、竞争博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优势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证明其真理性；世界的价值观基础是两种价值观长期并存、相互竞争，普世价值观继续维持优势地位，全人类共同价值将逐步凝聚起各国共识、争夺道德高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存在根本对立的一面，但又有和平竞争、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一面。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共治。试图超越发展阶段，摆脱两制共存的社会历史条件，试图在二者之间作单选题，谋求建构以单一经济基础、单一社会制度、单一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共同体世界是断不可行的，最坏的情形是两败俱焚，世界历史走向终结。因此，现阶段，处理好两制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中国这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关系，避免跌入“冷战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走上冲突对抗、“国强必霸”的老路，唯一可能选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望开启两制国家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历史新纪元。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总体性重构。在理论上，这一范式超越了替代论范式，它不否定“两个必然”的结论，但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不具备现实性，需要从长计议。它超越了利用论范式，“两制关系”在现阶段不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也是相互学习、命运与共的关系；超越了趋同论范式，它不否认两制在表象上的某种相似性，但反对以两制趋同来掩盖两制更替的历史必然性。在实践上，这一范式超越了统一战线的应急方案，不是止步于重大危急时刻的暂时性合作，更强调建立常态化、长期性的两制交往机制；超越了生死博弈的激进方案，反对一切形式的军事冲突、冷战对峙、结盟对抗，主张营造共建共享的大安全格局；超越了同而不和的同化方案，不以同质化世界为目标，主张建立美美与共的多样化世界；超越了和而不同的理性方案，不满足于两制“和平共处”,而是致力于达到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更高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文明理念，是解决两制国家各方面共同难题的总体性方案。针对国家关系，倡导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地位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主体，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针对发展赤字，倡导合作共赢、包容互惠的发展观。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全球发展难题，两制国家通力合作才是唯一选择，共生共赢才是唯一出路。针对治理赤字，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全球化时代，地域性的问题转变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需要两制国家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合作治理，反对单边主义，不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针对和平赤字，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全球化时代，面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两制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集团对抗，不搞国强必霸，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针对文化霸权，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搞唯我独优，反对普世主义、中心主义，反对道德优越感、文明优越论。针对制度霸权，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应当充分尊重两制国家的差异，充分借鉴两种制度的优长，不当救世主，反对定于一尊。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为了调和两制国家的矛盾，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为了开创世界和平的两制国家交往新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两制国家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相向而行。中国要积极发挥作用，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中国爱好和平，中美需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77。两种制度的对立是与生俱来的，斗争不可避免，两制博弈中妥协退让没有前途，放弃原则、不敢斗争的调和论在现实中行不通。在资本主义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下，在缺乏国际组织保障和制度安排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论思维左右全球重大议题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艰巨的世纪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现实、从理想蓝图转化为全球行动方案，仍然任重道远。五、结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制方案，遵循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原则精神，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两制和平共处、人类和谐共生的历史空间，为建构“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为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假的共同体”、通向“真正的共同体”开辟了道路，为超越封闭狭隘的“自由联合体”、搭建开阔的“世界大舞台”拓展了空间，在兑现为世界谋大同的千年梦想、为人类做贡献的世纪承诺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自主性、建构性世界观，重构了“两个彻底决裂”到来之前两制国家的交往互动逻辑，重建了“西强东弱”格局下两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生态，重塑了“东升西降”阶段两制良性竞争的世界历史图景，是真正站在全人类高度思考两制未来的“建构性方案”,是致力于建设美好世界的“建构性世界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制国家关系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伟大创造，是国际交往共同体的崭新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普遍交往理论、“两制关系”理论上的元哲学创造，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价值还体现在全球治理、世界秩序、人类文明和前进方向等多个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遏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历史逆流，重构世界普遍交往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拾被西方搁置的全球正义问题，旨在消解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和依附型世界体系，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成为中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相关阅读习近平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习近平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意义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与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几个苏联教训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范式、流派与新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两制共处”问题“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两个决裂”与“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的关系和现实意义=国强必霸并不是绕不开的历史定律关于当今世界时代特征与主题的哲学思考八个所谓“理性”是世界乱象的哲学根原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元理论问题王立胜：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形式及弊病仲伟民：“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徐步：“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张维为：中西方的又一次理性对话丁立群、黄佳彤：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本文作者：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英文世界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若干认知摘要：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取得了丰硕的政治成果、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对于激励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共二十大的召开，相关主流媒体、重要智库、国际政要和知名学者对中共二十大的重大意义、重要内容等进行了深入解读。大会闭幕后我们即邀请相关专家对英文文献、俄文文献、日文文献，以及非洲地区、阿拉伯地区相关文献关于中共二十大的报道或评论进行了概要梳理，现以特稿编发，以飨读者。一、关于中共二十大的重大意义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后，国际社会对本次大会给予了高度关注。许多英文文献反映，中共二十大的召开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将对世界产生积极贡献。美国记者兼“无冷战”国际运动创始成员丹尼·海洪(D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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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后，在国外共产党中反响热烈，他们对此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价值和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他们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3）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和研究国外共产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与评价，）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要求，）也将为今后开展对外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外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2017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以来，国外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本文通过研究50多个国外共产党的网站、党报及领导人的相关文章、访谈、贺电(函),梳理他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列论述，进而考察当代国外共产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态度和主要观点。系统梳理国外共产党视野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党际对话，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一、多种方式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交流机制，如政党高层对话会、政党理论研讨会、政党领导人论坛、专题会、吹风会、宣介会、干部考察团等，积极拓展与国外政党的交流途径。多数国外共产党也积极响应，通过沟通和交流，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支持态度。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关注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一，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卷本，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内涵的认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高度评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卷本，认为这套书涵盖了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国际关系、文化和生态等丰富的主题，书中谈到的许多价值观适用于所有国家，俄共要求翻译并推出该书的特别版，以便向党员、国家杜马代表和媒体代表宣传这部著作。1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前总书记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是百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中谈及了其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感想，认为该书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和执政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瞻远瞩式发展”2。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政治部主任卡洛鲁斯·威梅尔在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贺函中指出，委内瑞拉共产党国际政治部认真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并运用书中蕴含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来解决该党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3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顺通也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内容十分丰富，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规律，是老挝研究和发展党和国家建设理论的重要参考文献。4第二，转载中国共产党党代会的会议精神、习近平重要讲话，学习和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动态。2021年11月2日，美国共产党官网转载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近年来，西班牙共产党党报《工人世界》不仅将人民网设为友好网站，而且在其国际版块中，转发了人民网发布的诸多时政要闻，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的报告要点，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相关资讯等。5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连续追踪报道了党的十九大的新闻，其官网相继发布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西塔拉姆·亚秋里盛赞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概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报告要点》等系列文章。6德国的共产党官方报刊《我们的时代》专门设置了“思考中国”版块，该版块不间断地更新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新闻动态及评论文章，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摘要》《你了解中国吗?》,这些文章有力驳斥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歪曲，客观展示了中国对全世界发展作出的理论和实践贡献。7此外，澳大利亚共产党、巴西共产党、伊朗人民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均在其官网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以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进行了转载。第三，组织参与专题研讨会，深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美国工人世界党于2021年7月1日召开了主题为“向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致敬”的网络研讨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意蕴以及中国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21世纪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进行了集中探讨。8除了在党内组织召开研讨会外，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以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外共产党还参与了多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单位举办的学术会议，如“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中国共产党—欧美马克思主义政党交流会”等。202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举办中国共产党—欧美马克思主义政党交流会，来自西班牙、英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左翼政治组织领导人及其代表参会，“欧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积极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念”9。同时，许多国外共产党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一系列双边交流活动。如中国共产党和南非共产党联合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研讨会，会议的重要议程即交流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举办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高级会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与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等人进行了会谈，郭业洲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第四，部分国外共产党领导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研究》记者采访时，从有效应对世界变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等层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10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在接受《参考消息》采访，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列克谢·索科尔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以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都从中国和世界、理论和实践等角度谈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澳大利亚共产党全国主席温尼·莫利纳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许多思想深邃的理念。对澳共来说，了解中国发展成就、借鉴中国宝贵经验非常必要。”11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席沃伊捷赫·菲利普在接受《人民日报》书面采访时表示，每次中国之行都会加深他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就的认识，“我经常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成功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2。第五，撰写文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原苏东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百位国外共产党人以撰写文章的方式，颂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伟大成就，比如，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尤哈-佩卡·瓦伊萨宁的《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谛》、孟加拉国共产党主席穆加赫杜勒·伊斯拉姆·塞里姆(Mujahidul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论争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围绕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发生过多次论争。论争的核心依旧是应当选择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论争不仅影响了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而且削弱了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并导致其在谋求执政过程中的挫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各国共产党人应停止无谓论争，包容差异。在选择社会主义实现形式问题上，只需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即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各国具体夺取政权的途径和方式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自主选择。关键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议会民主；群众斗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或者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和途径,一直是各国共产党人及左翼力量探索的现实课题,也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机会主义者、共产党同其他政治派别、各国共产党之间以及一国共产党内部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通过武装斗争的暴力革命还是议会民主的和平过渡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展开过三个阶段的持久而激烈的争论1。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受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及时把握这一机遇,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不断引向深入,同时也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和方向进行了积极探讨,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分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实现形式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激烈争论。一、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围绕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论争及其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充分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和矛盾,深刻表明资本主义的“最终瓦解是不可避免的”。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诸如“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和最好的替代”、“各国共产党应当采取共同行动巩固和发展各国的反帝阵线”等方面,都达成了高度共识。各国共产党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是一条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完全的独立的道路,一种能够确保工人权利实现的方式,一条唯一能够结束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危机的道路”2,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才是未来”3。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如何替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执政权力这一问题,非但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反而分歧更为严重,论争更为激烈。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方案的当代探索提要：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结合各自国情，对实现本国社会主义的方式和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方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面临着难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撼动资本主义根基的困境，承担着容易被新社会运动分流群众基础的风险，新的社会主义方案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关键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社会主义方案相关阅读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探索从古共八大看古巴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历程和发展前景古巴共产党对古巴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革新以来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障碍因素及其前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特点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与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几个苏联教训习近平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范式、流派与新趋势韩秋红：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重维度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及其影响韩桥生：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赵卯生：唯物史观视野下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与阶级矛盾新变化李旸、王卓群：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刘旭东、杨立志：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新态势与社会主义新斗争——2021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特别电话会议论析“第九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综述：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作者：王元，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1733）的阶段性成果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1期终审：“科社共运动态+”微信公众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机遇条件与实践方略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有利于1）拓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视角、2）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科学认知、3）彰显“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推进全球治理。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也具有战略机遇与条件，1）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并未改变、中国硬实力显著增强，为其国际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2）中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政治话语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为其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3）此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备国际传播的内在条件。要围绕1）增强传播主体的话语自觉；2）提升该思想的对外阐释力；3）促进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以及传播媒体的协同发力；4）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的智力支持等四大方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治国理政；话语自觉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写入党章，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指导思想地位。探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问题，意义重大。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理论应答，也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1.有利于拓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视角当前学术界对于这一思想从形成背景、基本内容、科学体系、主要特征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比如在基本内容方面，邸乘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成基本思想理论、基本方针方略、具体理论政策三个层面[1]。也有学者从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角度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王骏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两大架构所构成，即党中央强国方略和构建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思想[2]，这一解读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国家治理的指导意义以及其显著的时代性、包容性特征。也有学者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八个明确”和十四条坚持”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秦刚认为，“八个明确”着重阐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着重说明的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十四个坚持”则着重阐明在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方略体系[3]。从总体上看，当前学术界广泛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线，把实现中国梦作为奋斗目标，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重要方略、把新发展理念作为发展航标，把“五位一体”发展布局作为总布局，深入推进国防以及军队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军队战略以及外交战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同时，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等特点，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可以说，当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对于如何推进这一思想国际传播的研究关注度不够。此外，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问题，也会涉及到该思想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因此，从国际传播的维度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能够为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2.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科学认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崛起、活力的中国与衰落、滞涨的西方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前国内学术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属性。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4]陈曙光认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是其重要的确定性[5]。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模式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既包括发展模式，也包括制度模式和改革模式。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建设成就，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指引的结果。然而，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模式则存在多种解读。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社会主义属性，但是还有不少学者对于“中国模式”存在误读与曲解。如黄亚生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认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6]。习近平曾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7]可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主线，也是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实现更好治国理政的道路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整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都是紧密围绕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提出。从某种意义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模式”在当代中国思想理论层面的显著体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将会加强对该思想的对外话语阐释、优化话语传播，有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减少误读与曲解。3.有利于彰显“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推进全球治理西方主要的治理理论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反映，未能突破资本主义本身“趋利避害”的现代性窠臼，其本质还在于最大程度维护资产阶级的全球利益，是“治标”之理论。当前，西方国家在治理思想创新上较为乏力，全球治理陷入困境。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紧密，全球治理日益成为我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为关注的问题。在推进全球治理方面，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2015年9月，习近平在参加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9]。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方案，它着眼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重视并努力维护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平等发展权利与机会，力求共享人类发展成果，有效契合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明确了路径。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将会进一步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建共享共商理念话语的国际表达，比如会更加积极运用国际会议场合，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价值；会积极探讨如何优化这些理念话语的表达方式，以更好地让海外受众理解；也会努力运用多种传播渠道和手段，使这些理念话语能够实现广泛而又精准的传播；此外，也会注重这些理念的话语实践。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将会有助于海外更好地理解“中国方案”的要义与精髓，增强“中国方案”对于海外受众的吸引力以及感召力，从而更好地助力全球治理。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条件从传播学的视角看，对于任何信息的传播而言，都需要满足一定的传播条件，否则，传播就无法实现。从当前现实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具备战略机遇以及相应条件。1.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并未改变、中国硬实力显著增强，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自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从当前世界大格局来看，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并未发生改变。从政治领域看，随着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兴起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多极化成为了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新趋向，追求并维护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逐渐摆脱了自然因素以及人文因素的差异与影响而日益融为一个有机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也日益交融。加强交往与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努力实现共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总之，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是当今世界的潮流。这显然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然而当今的时代发展潮流仅是有利于这一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契机之一。思想、理念毕竟属于文化层面，属于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软实力与硬实力紧密关联，软实力的消长与发挥，都需要以国家的硬实力作为基础与后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感召力、影响力的提升，必然需要以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强大国家硬实力作为支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GDP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也有明显提升。国家的军事科技尖端领域新成果集群式涌现，国家也加大了科技创新投入，高质量科研论文的数量，高技术制造附加值都有显著增加，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中国整体的科技水平与国家先进水平的差距渐趋缩小，一些领域已逐步迈入世界先进行列。日益增强的国家硬实力，使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扩大。作为新兴的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许多政治议题都需要倚重中国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推动与解决。此外，中国所广泛参与的全球与区域性合作已被国际社会看作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潮流以及中国的国家硬实力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显然具备有利的契机。2.中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政治话语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近些年来，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力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就在国外建立了镜像站点，直接为境外用户提供服务，同时进驻国际知名的新媒体平台如YouTube等视频网站、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基本形成电视荧屏、社交媒体与客户终端等平台联动的境外传播格局，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对于主流媒体而言，宣传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是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显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此外，当前，我国的学术界积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我国也积极通过参与国际事务、强化对外援助等方式，促进“新兴大国关系”“新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许多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的国际认同。比如，在对外援助方面，近年来，中国进一步优化了对外援助的战略举措，不仅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且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2014年中国将减贫纳入到对外援助的工作范畴，不仅同非洲联盟发布了《中非减贫合作纲要》，而且还提出了首个东亚减贫合作倡议。这些举措的提出与实施，显然有利于国外民众体会到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增强对中国的好感。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所做努力的理解与认同，2017年9月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决议，将“共商共建共享”的话语理念纳入于全球经济治理[10]。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积累了出口思想、贡献智慧、输出话语的有益经验。这些有益的传播经验，无疑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具有显著的中国性，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积极关照当今国际社会现实，具备实现国际传播的内在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显著的中国性。中国性集中体现在这一思想既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的国家治理；除了中国性之外，这一思想也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特征。世界性包含着两成含义，一是相对于世界性难题而言，二是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而言[11]。这一思想能够为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它是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无论是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兴大国关系等新思想，都能体现这一特征。我们可以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为例来展开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更难做到的是“全面”。不仅要包括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包括革命老区以及贫困的地区的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以及精准管理为核心的精准扶贫，使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12]。中国使数千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消除绝对贫困，无疑是一个壮举，是对国际减贫事业的伟大贡献。同时，脱贫的成就也间接彰显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的脱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而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均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1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价值指引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繁杂艰巨的改革任务，我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也带来机遇，是世界经济的重大利好。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受益于中国的发展。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既能助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能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具备国际传播的内在条件。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实践方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强化传播主体的话语自觉，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阐释力，促进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以及传播媒体的协同发力以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的智力支持，直接关乎该思想国际传播目标的实现。1.强化传播主体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语自觉，增强主体使命担当意识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而言，其传播主体既包括政治家、相关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媒体工作者等，也包括领袖人物以及领导集体、党员领导干部以及普通民众等。只有让传播主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传播者、践行者，才能扩大该思想在国外受众的影响力、感召力。笔者认为要想使话语主体成为积极的传播者与践行者，必须要强化话语主体对于该思想的话语自觉，增强主体使命担当意识。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说，所谓的话语自觉是指传播主体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觉悟，它包括对该思想主要内容以及科学体系的深刻理解，对其价值特性以及历史地位的深度认可，从而形成强烈地对外传播该思想的使命担当意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传播主体本身着手，要对不同类型的话语主体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与方法。可以以领导干部这一传播主体为例，展开论析。领导干部，一般具有较好的学历基础，阅读以及领悟能力相对较高。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要想提升领导干部的话语自觉，尤其要注重理论学习。要让这类传播主体通过系统深入的理论学习深刻体会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绝非是书斋式的静态演绎的产物，而是深植于每一寸中华大地之上，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的科学解答以及目标指引。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5]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可以经常邀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进行理论宣讲，尤其要讲深、讲透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精髓、特质以及历史地位。只有讲深讲透该思想的要义，才能使该传播主体深度理解，并增强国际传播的担当意识。当然，领导干部本身也必须要主动研读相关的重要著作，既要阅读专门的学习读物，也要阅读与该思想相关的读物，尤其是能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历程、价值意蕴的著作，增进学习的深入度。2.努力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阐释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要想实现有效传播，对外阐释好这些思想内容是极为重要的。这需要做好以下两大方面：首先，对外阐释必须要坚持客观性与全面性的有机统一。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国际的话语权。西方的政府、媒体、学者往往会利用资本主义的价值立场解读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比如对于“中国梦”，西方有媒体就曾声称，“‘中国梦’在众多许诺中显得过于宽泛，政府所做任何举措都可将其纳入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努力之中，执政者可任意作出美好的许诺，但无需承担无法兑现承诺的后果”[16]。就我国而言，要想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阐释力，传播主体首先必须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能成为西方话语的追随者，要增强话语勇气、话语自信，客观地对外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中国的外宣媒体以及相关的发言人，面对西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的不实解读与指责，一定要敢于“亮剑”，要务实、自信地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以及价值特性。在坚持客观性的同时，也必须坚持全面性。当前国外对于“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理念都有所了解，但是除了这些理论话语之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还有许多经典的话语，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话语、总体国家安全观、现代化强军新战略等话语，尤其是“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话语，它深刻表征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从一定意义而言，中西方治国理政理念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价值立场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价值目标的差异。当前，这些话语海外民众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因此，话语主体在进行对外话语阐释中，必须坚持全面性的原则，既要深入阐释当前海外已经有所了解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也要阐释海外熟识度相对较低的话语，使海外民众能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全面、理性的认识，增强该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其次，要加强海外受众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分析，优化对外话语的表达方式。西方国家善于通过受众分析来传播政治思想以及价值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向国会提交的名为《战略沟通的国家框架》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努力与外国公众沟通和接触，这些努力取决于针对关键受众的信息、研究和分析。”[17]我们在对外表达政治思想时，往往只是简单的符号化处理，表达方式较为生硬，说教意味较浓，这难免会让海外受众认为，这只是一种“灌输”，难以增强相关政治思想在海外民众中的说服力。因此，必须要加强海外受众分析，不断优化对外话语表达方式，要增强对外话语表达的亲和性、通俗性以及生动性。此外，不仅要用中文来对外表达，也要运用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发达国家语言来表达，也要努力探索运用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来表达，使海外受众能够更加有效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3.促进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以及传播媒体的协同发力对于任何的思想与学说而言，要想实现国际传播、提高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必须要重视运用和拓展传播渠道。传播渠道是多样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必须要促进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以及传播媒体的协同发力。政府外交是指以国家以及政府为主体的，以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为最终价值目标，具有官方的、正式的国家外交资格的对外交涉或交往的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事访问、接待外宾、双边会谈以及多边会谈等多种外交场合，介绍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外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议题设置的主动性。例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会议把“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峰会主题，并设置了“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议题板块。该会议主题以及相应议题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要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今后，在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场合，尤其是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所举办的会议活动中，更要积极地加强议题设置，不失时机地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然而政府外交往往是一种单边思维以及单边活动，其活动的范围基本限于国家元首、政府以及外交部门。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必然需要提高传播的覆盖面，不仅需要政府外交来助推，同时也需要积极借助公共外交。所谓的公共外交，是指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另一个国家民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18]。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以国外公众为着力点，能够加强对对象国民众观点以及需要的认知，可以及时将对象国民众的真实想法反馈于实施公共外交的国家，为该国政府外交政策调整与完善提供参考。公共外交涉及政府系统，还涉及许多非政府组织，也涉及社会的精英以及公民个人。总体而言，公共外交的传播方式的柔和力、灵活度相对较高。积极运用公共外交手段，有利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受众覆盖面的扩大，也有利于增强海外民众对该思想的正确认知。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当前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要想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运用外交手段，也要更加重视传播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力求达到通俗易懂、融通中西，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亲和力。总之，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与媒体传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各传播渠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只有积极运用这些渠道，协同发力，才能实现该思想的国际有效传播。4.努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的智力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是我国的重要智库，它专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具有鲜明的研究、宣传、咨询、育人与打造等基本功能[19]。从当前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主要集中于党政军系统、社科院系统以及高校系统。要想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必须要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对此，需要重视以下两大方面：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必须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全面研究，并努力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首先，有必要深入阐析这一思想的生成逻辑，讲清楚“源流”问题，阐析好这一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哲学基础、文化基础、实践基础。其次，要深入调研与论证，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论证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当前国内现实问题的重要指导意义，尤其要深入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不断彰显中国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并深度思索这一思想对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大意义。要根据这些研究，创造出一批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且要重视翻译工作，促进这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海外传播。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要加强同国外一流智库的交流与合作。首先，可以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构建智库对话平台。比如，可以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设立一个由“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智库对话平台。可以筹办智库大会，并将该智库大会常态化、机制化，通过智库大会的交流与互动，有利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和地区的相关智库人员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度理解，同时也有利于这些智库人员将相关的思考、认识反馈给本国、本地区的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机构，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也可以探索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比如可以派遣一些优秀的智库人员常驻国外相关智库，深度宣讲、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尤其是在能源、环保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反恐等诸多领域，深度阐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问题解决智慧。也可以邀请海外一些智库专家学者来中国智库常驻交流，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切身体会，减少误解与分歧。这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实现与提升来说，也极为有益。参考文献[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推进路径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主要通过1）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外交演讲等活动，2）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和发行覆盖，3）主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场政党外交活动，4）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以及部分国外共产党、海外友华人士及团体正面宣传等方式进行，取得了重要成效。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必须1）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不断累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宣传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人力优势，在实践中注重国际传播能力和效能的提升；2）要在国际上积极倡导“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理念，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与宣传新时代中国对全球治理作出的独特贡献结合起来；3）构建新时代“内宣+外宣+他宣”的“三位一体”宣传新体系。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P16-1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国人民不断取得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理论武器。老挝政治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苏帕娃迪·拉坎赛(Souphavady

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根据各国工人特别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之后，遭到欧洲反动派的联合镇压的事实，得出结论说：“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2］104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研究，1）发端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前对西欧工人互助组织的分析，2）完成于第二国际时期对各民族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联合形式及条件的探讨，3）形成了包括资本剥削问题、国际团结原则、政党交往准则和人类解放等在内的思想理论体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基础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标志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在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国大党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不断焕发出全新生机活力。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国际合作；人民幸福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标志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孕育于18世纪以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历史逻辑中，诞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工人运动的兴起、失败、重组和推进的深刻历史实践中。它不仅科学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非常特殊的时代意义。2021年7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明确提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各国要摒弃“本国优先”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旧思维，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团结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1]4。基于此，全面梳理和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历史脉络、内涵精髓，对我国担负起国际主义使命并为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一、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兴起促使各国有觉悟的工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为此迫切需要正确且符合运动现状的理论指导。在对工人运动的深入考察之后结合现状和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其在总结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同时提供了指导工人运动现实实践的科学理论，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开创性。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前的西欧工人互助组织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从分析手工业者联合会开始。这一时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工人运动现状与问题进一步思考未来发展方向并创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时期。1840年，恩格斯在《手工业者联合会》一文中从工人联合团体的现实出发，试图从“某种关系”层面揭示工人间的联合结点[2]261，最早阐明了无产阶级联合的共同社会条件和价值基点。经过对工人运动的实际考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手工业者的联合行动表示了极大关切，充分肯定了蕴含在劳动者阶级体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和“人类崇高精神之光”[3]232，奠定了国际联合的情感认同和人文基础。紧接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法工人联合会在合作中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的范例驳斥了鲍威尔等人企图以“纯粹思维的”革命代替现实革命的唯心主义思想[3]273，提出了无产阶级联合作战以反抗资本主义的原则，奠定了工人联合的理论基础。1845年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从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化状况出发，指明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压迫的不同阶段，即自发的个人犯罪行为、共同联合破坏机器活动、建立政治组织，并探讨了工人利用自由结社权以取代随意非法破坏机器行为的“合法”途径。同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首次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资本主义史前史各“联合方式”的形成、条件和必然性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一工人联合的实际前提[3]538，从个人自由发展层面阐明了革命无产者的联合与过去联合形式的不同，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同于以往事业的根本性质在于其“世界历史性”，主张无产阶级应超越地域、民族和行业局限，构建世界范围“普遍性的”革命联合体，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形成。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中，更进一步地揭示了工人为反对资本统治而结成联合团体的不同历史形态：具有孤立性质的同盟、为反对资本家联合而组成的集团、具有政治性质的联盟，阐明了资产阶级从竞争向联合的演变促使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并论证了工人联盟所蕴含的国际主义因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到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无产阶级革命联合体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共和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为无产阶级革命联合体这一构想付诸实践创造了条件，但各国工人及同盟内部存在的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及其带有宗派和密谋活动性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工人群众并不具备公开斗争和有组织联合的基础，因此强烈反对各国工人的联合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上述观点，在《关于波兰的演说》《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进行了批判并着重阐释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资产者联盟对无产者的联合剥削和压迫趋势愈加明显，这使得无产者建立兄弟联盟的条件日益成熟。恩格斯也指出，由于各国工人生存条件、利益和敌人是一致的，理应以国际工人联盟反对资产阶级联盟[3]697。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4]44和“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4]66的论断，奠定了阶级和政党维度上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思想基础，科学阐述了民族独立对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重要意义。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便先后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农民战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多部著作中，系统地总结革命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农联盟思想，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工人同农民的联合并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4]168的根本原则。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联合进入新阶段。马克思在《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中强调，劳动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的或是个别国家的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5]16，工人阶级既要坚持国际主义又要防止统治阶级利用民族偏见对国际联合进行破坏。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同各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展开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诞生开启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践履国际主义的伟大尝试，公社一经成立就高举“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在当时巴黎先进工人心中，“世界共和国”实际上是全世界工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远大理想[6]37。同时，公社宣布“向全世界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他们也是我们的兄弟”[7]20，“立即受到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的声援”[8]152。马克思认为，公社“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9]162，它施行的允许外国公民参加公社事业、反对军国主义和民族战争等举措，是真正国际主义的鲜明体现，充分提升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进一步证明了只有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才是全世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第一国际也随之宣告解散，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第二国际时期对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形式的探索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归宿点——各民族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独立自主和平等协商基础上的自由联合和自愿联系。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建立是19世纪70—80年代欧美工人运动的显著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各国无产者要求重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的呼声与日俱增。以1889年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和其通过的各项议案为标志，第二国际宣告成立。第二国际期间，恩格斯的《1882年2月7日致卡·考茨基的信》《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及《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要求必须坚持各民族和工人政党的平等联合，只有通过“独立自主”这一为各国工人及其政党所接受的形式开展国际合作才能利于无产阶级共同的事业。以阶级道义为纽带，以自愿联系为途径，将国际工人团结起来，勠力践行以平等、独立、自主为原则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大肆泛滥，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一战爆发之时，“大多数右派掌权的政党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0]75，使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曾一度“失语、失踪、失声”，后来在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努力下才得以恢复和发展。二、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将构建无产阶级革命联合体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载体，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利益诉求为基点，回应和指导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开展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社会解放斗争过程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涵盖了资本剥削问题、国际团结原则、政党交往准则和人类解放等方面的内容。(一)资本压迫和统治的国际性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期许，并不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幻想之上，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深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和工人运动基本特点后形成的科学指引。是什么促使无产阶级构建世界范围的革命联合体？这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最先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资本剥削直接造成了工人的贫困化，构成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雇佣劳动制度导致了工人的贫困化，并且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还是资本主义改良手段都无法根除劳动群众的贫困问题，进而造成了“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1]743-744。与贫困状态加剧相伴生的是贫困问题如何消减。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迅猛发展的生产力一方面加深了社会对比和阶级对抗[9]10，另一方面也孕育了消灭“这种邪恶的基础”的现实力量——工人阶级。饥饿与贫困的社会现状锻造了工人阶级解放自身的革命意志，催生了他们自发联合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并争取经济独立的革命诉求。第二，资产阶级的国际交往加速了资本压迫和统治的国际性，促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由地域性向世界性转变。大工业发展推动了自由贸易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利用各种交往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构筑了一张庞大的资本统治网，这便“使得无产阶级失去了任何民族性，也要求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世界性质”[12]56。第三，工人阶级必须且理应以国际联合的形式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联合。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发展促进了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的改善，推动了工人劳动环境的变革，为各国工人的革命联合奠定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各国资产者联盟迫使无产者建立联盟以反对它。资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后，便以阶级联合的形式加紧了对各国无产者的剥削和统治，工人阶级要获得劳动解放首先离不开联合的行动，无产阶级革命联合体的构建便成为对抗资产阶级同盟的必要途径。(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资本压迫和统治的国际性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促使各国工人阶级日益国际化并趋向共同的利益和奋斗目标，昭示了坚定走国际联合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第一，国际团结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国际联合是工人运动的本质特征，大生产锻造了工人善于团结的阶级特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等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政治联盟，共同为“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4]65。第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体是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阶段。革命阶级的形成是推进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联合体将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资本主义统治时期的革命联合体。它以阶级情感为现实纽带，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最近目的，以组建和扩大政治联盟为基本手段，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为根本保证，形成了与资产阶级联盟相互仇视、对抗、斗争的兄弟联盟。二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共同体(联合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确立标志着共同体治理的肇启[13]40。这一阶段中，合作运动将成为达致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制度”的动力之一，这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并以劳动者联合为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为过渡基础，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现实目标的世界社会主义蓝图愈加清晰。三是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形式，是国家解体后“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14]193。第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便是合作社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共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劳动者阶级对社会财产的享有必然要经历一个“夺取—回归—占有”的过程，这一过程“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3]581。(三)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处理民族和党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实际应是一种超越狭隘地域界限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基于此，他们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国际主义作为处理民族和各国党派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将其合理应用于国际政治实践中。第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2]271而民族利己主义宣扬“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并利用各种手段企图分裂国际工人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民族和各国语言及风俗习惯差异，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形式上来讲首先是本国范围的斗争[4]43，但他们明确反对那种把工人的民族利益同国际利益对立起来的民族利己主义观点，并指出时机成熟就要争取进行跨民族的联合行动。第二，支持和联合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部分。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为防止资产阶级利用民族偏见而实行的对外侵略政策对工人联合的破坏，各国工人要联合起来反抗“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9]14。这便要求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各种形式反对本民族的对外侵略政策，对他们来讲，支持和帮助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是“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15]657。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在遇到异族侵略时，民族矛盾便成为其主要矛盾，那他们就应“毫不犹豫地为保卫民族独立而去尽自己的职责”[16]498，因为对他们来讲，争取本民族独立是实现国际联合的首要任务。第三，国际主义原则同时内在规定了共产党人团结和联合各种进步党派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共产党人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和平等协商的前提下同各国工人政党间团结合作，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趋势和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在各国都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同全世界民主政党寻求团结合作[4]66。这表明只要是我们认为代表进步力量的政党，都要进行有条件的联合，并为未来目标的实现奠定社会基础。(四)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本归属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由此来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课题，也是国际主义的目标指向。在马克思那里，人类解放历经“政治—社会—个性”渐次解放的基本向路。第一，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否定方面，它通过消灭自身来获得解放。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封建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要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阶段，资产阶级通过对封建贵族的否定来肯定自己，无产阶级则通过对资产阶级的否定来否定自己，所以“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3]197来达到对人本身的自我回复。第二，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动机是解放，它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解放”这一必要环节为达到人的“个性解放”寻求进路。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与整个社会的普遍要求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思考资产阶级局部的纯政治革命的基础时明确指出，只有“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3]14。而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一个阶级：它的对立面(资产阶级)把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使整个社会日益被贫困、饥饿和瘟疫所充斥，社会的普遍要求逐渐趋向于劳苦大众的要求。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而非政治解放。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尽管使国家脱离了宗教的束缚，也让“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3]14，但这一解放是在承认“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3]16-17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并未完成“人的解放”这一课题。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联合通过消除市民社会“原子式”个人间联合所依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为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解放”创设客观条件，因此具有彻底革命性，它表征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3]18这一人类解放的最高目标。第三，国际主义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压迫和剥削、解决人类现实问题、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将国际支持和援助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强调各支部和无产阶级政党要广泛支持和团结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的运动，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要倾力援助，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国际情怀和价值担当。展望未来，全人类的解放道路风险挑战丛生，这就需要各国政党和全世界人民齐心协力、高扬多边主义旗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1]3。三、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人民性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主题和必然趋势，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群众的美好企盼，指明了人类探索历史进步和寻求自身解放的根本方向，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世界历史情景中重新审视其时代价值，对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塑造大国大党形象、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一)明确了社会主义实现自立自强的历史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工人阶级主体力量的发挥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国家政权的稳固发展，内蕴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工人阶级及其社会主义力量实现自立、自信、自强的历史课题，为我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一，把民族独立和平等联合作为发扬“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的首要前提，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思想镜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民族独立作为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科学阐明了独立自主和平等合作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为政党合作和国家交往奠定了重要理论前提。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为；同时，始终坚持“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原则，绝不削足适履，充分尊重其他国家人民自主选择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秉持正确义利观以推进国家主权平等和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相统一。这不仅丰富了“独立自主”的时代内涵，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相统一以推进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思想指引，更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第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为凝聚新时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斗力量、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提供坚强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把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提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9]226以实现自身解放的著名论断，为增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自觉自信注入了理论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一贯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加强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要求工人阶级要继承并发扬“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精神，加强自身及同其他劳动群众间的团结，坚持听党话、跟党走，继续在党和国家新征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实现自立自强的现实路径，体现了党充分全心全意的依靠工人阶级的政策方针，明确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工运事业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为新时代党和工人阶级发展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第三，强调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搞好本国的革命、建设事业就是对国际共运最主要的贡献，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集中精力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4]43，他们重视各国工人群众独立自主性的差异，认为这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现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稳中有进，但总体上处于低谷期的根本态势没有改变。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奋斗征程上面对新的任务和挑战，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认真总结历史规律、细心观察当前局势、准确把握历史大势，在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明确我国的地位和作用，树立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做好科学谋划，以斗争精神涵养斗争品格，“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17]117，以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做出更大贡献。这确立了现阶段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增强了我们党进行伟大革命、推进伟大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奋斗方向。(二)标示了共产党人同进步党派团结合作的现实要求共产党人加强同各种进步力量的团结合作、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大同盟军的基本观点，既是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无产阶级运动实践的重要经验，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原则。第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直观地证明了最大限度争取同盟军是共产党人引领和推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题中之义，为新时代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进一步重视并提高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出了新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要依据各国发展阶段、革命形势及革命目标等差别，努力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国内进步力量结成联盟，以壮大自身力量。因此，领导并高度重视统战工作是党推进各项事业的重大课题。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持续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把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大团结大联合主题砥砺共同奋斗之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彰显了马克思、恩格斯统战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的实践与创新。第二，“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4]66的联合原则，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世界范围内其他进步政党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将同全世界具有改良性质和代表未来的党派进行合作确立为共产党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强调要根据政治形势变化对其进行合理运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将这一原则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努力寻求各国政党和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理论的基础上，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在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全党既要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合作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深化同全世界一切谋求历史发展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政党和政治组织间的团结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契合了共产党人“为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4]65、最大限度凝聚奋斗合力的基本要求，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推动国际合作的根本途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加强政党合作责任的道义担当和使命追求。第三，坚守阶级道义以实现和维护工人阶级政党自身的团结统一，为新时代加强世界共产党和工人政党间的对话交流与团结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强国际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维护并实现无产阶级政党间的平等合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续奋斗的时代主题。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环境，当前世界共产党和工人政党呈现出新的联合态势。联合主体的分散性与多元化、联合方式的灵活性与议题化、联合动力的差异性与趋同化及联合目标的一致性与阶段化等特征，进一步昭示了加强世界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力量间的对话交流、促进形成多种形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习近平强调，面对人类共同挑战与危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道，共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8]01。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力量的理论，回应了各国共产党及左翼势力共同关注的问题，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情怀和使命担当，使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思想在当代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类求解放的根本旨归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一方面诠释了工人阶级探寻自身解放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谋求人类发展进步的诉求与指向，这彰显的人民至上的政治属性和根本立场，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根本遵循。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破除市民社会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认知偏差，推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迈进。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共和国为使命，将无产阶级作为自己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4]44，其思想精髓和终极目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形成了具有鲜明人民立场的科学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显著特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19]246这凸显了人民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最高位置。党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以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现实追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定人民立场的理论，蕴含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要义，为凝聚社会主义建设力量、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二，建立和巩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新型民主制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必然选择，为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明确了发力方向。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深刻分析了巴黎公社的人民性特征，指出巴黎公社提出和实行的各项举措皆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9]163，表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建立的政权是实现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新型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一经诞生就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发展全过程民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全体人民幸福的政治任务和价值追求，凸显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和同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为政情怀，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凝聚起了强大的奋斗伟力。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致力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理论启示我们，新时代必须高度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旗帜鲜明反对某些国家以国际主义之名行民族利己主义之实的各种行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新时代以来的外交实践中，我国在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大力推进大国与小国间的协调合作、以亲诚惠容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引领并推动世界政党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力度、全力促进全球减贫和抗疫合作、参与并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凝聚了与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共同推进国际合作的强大合力，为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共谋人类进步事业朝向光明的前途发展注入了中国力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立足于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面临诸多新议题、新内容与新挑战。新型国际关系的践行、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对话合作、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推进等诸多现实问题，愈益要求突破固有的、单纯国家行为体的分析及实践角度寻求新的方向与进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内蕴的关于国际社会发展的逻辑理路及应然取向，提供的更多从非国家行为体视角探寻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多维合作路向，对落实国际社会平衡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加强全世界社会主义及进步力量的团结合作、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光明的前途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参考文献：[1]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论述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思想或理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是对不同国度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他们的思想或理论既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又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从理论上看，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1）关于东方民主革命的理论，2）关于改造东方小农的理论、3）关于消灭城乡差别（对立）的理论，4）关于东方农民不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的初步构想等等都在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探索中得到很好的继承，如1）列宁的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理论、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在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怎样改造小农并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等等；2）斯大林个体农民改造的思想、集体农庄的理论等等；3）毛泽东的关于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论、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城市支援农村的思想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但由于俄国、中国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国家，革命胜利时由于战争或帝国主义的掠夺无论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在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与成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对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东方农民问题；理论一、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以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重视农民的政治力量，但对革命胜利后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未作过多的思考或有原则性的论述。列宁首先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农民这支力量，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21年，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强调，工人阶级要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期望的要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列宁指出，涉及到农民的经济法令，即使基本是正确的，也不能强迫农民接受，否则就不正确了。列宁认为，对农民要用说服的方法，要通过实践去说服农民，要给农民一种经济上的刺激、鼓励，不要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主张奖励个体农民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张以适合农民的粮食税和流转自由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斯大林也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斯大林指出，如果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结合，就不会有工农联盟。毛泽东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因此，他认为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毛泽东强调，我们应当爱惜农民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要与农民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因此，一些专家指出：“由于农民在总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必须以广大农民作为最可靠的同盟军，领导他们共同前进。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论述析要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问题的讨论始终在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二者是矛盾非对立、地位非对等的关系，要以无产阶级及其利益为阶级立场和价值关怀，以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剥削阶级的次生主义为反对对象，以全世界无产者的广泛联合为其实现前提，通过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列宁赋予无产阶级民族主义以较高地位，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兼顾为思想主线，将民族自决作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前提性要件，以“一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为实践路向，致力于建设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则将苏联民族利益置于更高位置，将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其划分国际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界限的基本准则，以维护苏维埃政权的长治久安为前提，以“一国社会主义”推动世界革命为其理论依据和实现途径，借以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苏联国家利益。

250100)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8年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格局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研究”(18JJD71000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恩格斯以具体和确凿的事例，一再教导无产阶级必须认清敌、我、友三方的力量，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自己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以争取未来革命的胜利。19

2021(02)终审：“科社共运动态+”微信公众号

[4]342-343第二，在农村和农业上，通过合作社建立与农民经济的结合。列宁把与农民经济的结合，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