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关系”的理论经纬与当代重构

摘要：十月革命

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一球两制”新时代。

“两个必然”不可避免，两制共存也不可避免。

关于“两制关系”的理论探索，

大体存在替代论、利用论、趋同论几种理论范式。

关于两制共存的交往策略，

大体存在和而不同的理性方案、统一战线的应急方案、生死博弈的激进方案、同而不和的同化方案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深刻洞察两制长期共存的历史大势，

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高度求解两制共存的世纪难题，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制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的原则精神，

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两制和平共处的历史空间，

重建了“西强东弱”格局下两制和谐共生的国际生态，

重塑了“东升西降”阶段两制良性竞争的世界图景，

为建构“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真正站在全人类高度思考两制未来的“建构性方案”，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两制关系”理论上的元哲学创造，

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

关键词：“两制关系”；世界普遍交往；两制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1。这明确了人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代。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指出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帝国主义阶段，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逻辑来看，虽然当今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人类所处的大时代的判断并没有过时，“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共存难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两制共存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就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但由于没有形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没有形成普遍的世界历史和共同的世界市场，不同社会制度共处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地缘政治意义和文明互鉴意义。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民族国家单一市场同时转变为世界共同市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同台竞争、比拼发展，两制如何共存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一球两制”新时代。“从世界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是短暂的，总的说来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3社会主义正处在强劲崛起的生命周期；同时，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也并未凋零，仍有一定的成长空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从历史大趋势来讲的。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远未到新旧更替的最后时刻，社会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向，资本主义在当下占据优势地位，两制国家长期共存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内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一球两制”长期共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两个决不会”宣示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两制共存不可避免。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容纳新生产力的空间没有消失，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尚未完全成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终结的时刻尚未到来。以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其经济进入21世纪依然保持扩张态势，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0万亿美元，2021年已经超过23万亿美元，名义年均增速达到4.12%,这个数据很难支持资本主义即将覆灭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今天，虽然社会主义中国呈现强劲复兴的图景，世界迎来“东升西降”的新格局，但是“资强社弱”依然是客观事实，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中依然处于下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力量在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这样的时代格局，决定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第二，“多国同时胜利论”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同步进入社会主义，两制共存不可避免。“多国同时胜利论”的完整内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作了解释。他认为，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开辟了世界历史，各文明国家彼此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5。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6在这两处论述中，我们都需要特别注意“至少”二字，它意味着多国同时胜利不等于所有国家同步进入社会主义，“各文明国家”之外的广大国家不可能跟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同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还看到，即使是各文明国家，共产主义革命也不是完全同步的。由于大工业发展程度不一样，社会矛盾尖锐程度不一样，革命时机也不一样，“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7。可见，“多国同时胜利论”并没有排除两制并存的可能性，相反，是以承认两制共存为前提的。

第三，“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论”决定世界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有先有后，两制共存不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交战国的力量，激化了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帝国主义链条上出现了薄弱环节(比如俄国),从而给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利时机和条件。同时，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也决定了各国革命条件的成熟程度极不一致，不可能在各国同时进行革命，不存在同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8这一论断揭示了“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历史规律，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共存的规律。

第四，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宣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两制共存不可避免。1877年，马克思在考察俄国独特国情后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因为它“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9。马克思认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注定要走欧洲的道路，都注定要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俄国可以通过世界市场获得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0。这是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发展道路。俄国为什么可以绕开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分析道：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俄国农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完全不必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土地私有化的瓦解过程，而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土地所有制形式，从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那么，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客观上必然产生两制共存问题。

第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际上就是一国之内两制共存的特殊时期。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21919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对过渡时期两制共存的特点作了论述。一方面，他承认“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13。另一方面，他又对两制的未来走向作出了论断：“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14。列宁还对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存在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成分。15从这里可以看出，过渡时期两制并存是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

两制共存的历史也是两制较量的历史。在两制共存的一个多世纪中，两制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是“西强东弱”“资强社弱”。1921年列宁关于两制“均势”16的判断，是从革命形势来说的。1957年毛泽东关于“东风压倒西风”17的判断是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当时的发展态势来说的，两制力量对比迎来转折点是不符合事实的。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出现“东升西降”的重要拐点，但“资强社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今天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18。如何处理“两制关系”依然是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

二、“两制关系”的不同理论范式

“两制关系”的理论探索，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课题，也是资产阶级学者关注的课题。理论界关于“两制关系”的思考，大体呈现出四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一)替代论范式

所谓替代论，意指一事物替代他事物，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制度替代论范式在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性。

1.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可分为彻底的代替论和不彻底的代替论。彻底代替论范式的理论依据是“两个必然”,也称“两个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9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不是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是一个“经济的过程”。20列宁尽管从暂时性策略的角度承认两制国家应该和平共处、互相利用，但解决两制国家矛盾的根本出路仍然是世界革命。他指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21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如指掌，“资本主义就是问题的根源，而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社会主义”22。除了走向社会主义，人类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熊彼特是不彻底的代替论的代表。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最终是要灭亡的，社会主义作为继承者是最好不过的了，资本主义将“长驱直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有着许多原因，其中创新的理性化、过分现代化是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企业家创新能力减弱、冒险精神磨灭，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在进步的静止中日趋灭亡。但熊彼特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性质，他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只是肉体上取代，灵魂依然不变，“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事物和灵魂”23,这个灵魂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可见，熊彼特蓝图中的社会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2.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典型论调是“历史终结论”。这一论调盛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实践依据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整体遭遇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其理论依据是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论，其代表人物包括福山和布热津斯基等人。

“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认为，世界历史“东升西降”,世界历史的幼年时期发端于东方，以波斯帝国为中介，过渡到古希腊(青年时期)和古罗马(壮年时期),成熟和终结于欧洲日耳曼世界(老年时期),未来世界将在“明日之国”——美洲实现。24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并不高明的继承者，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因而构成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各种制度，从君主和贵族制到宗教、神权政治，再到本世纪的法西斯和集权主义专政，但只有自由民主这种制度才维系到20世纪的终点。”25他偏执地以为，当今世界上，我们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26福山还预言，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将不可避免地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布热津斯基当时认为，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出现的重大政治现象，迄今还不到100年，但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27。

应当说，无论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的，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能一帆风顺，资本主义也不会甘于退出历史舞台，其间资本主义暂时复辟，反过来代替社会主义，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8。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反常现象。但是，“历史终结论”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是错误的。布热津斯基和福山们不懂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倒退不等于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的暂时复辟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二)利用论范式

“两制关系”不能只讲否定超越而不讲继承接续，不能只讲“必然代替”而不讲“必须利用”。“必然代替”与“必须利用”有机统一，是两制共存条件下“两制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到实践层面，社会主义国家应正确处理“长期利用”与“长远替代”的关系，稳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从临时性策略来说，利用论范式存在两种可能性。

1.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在世界历史阶段和世界市场条件下，各个国家不可避免会形成普遍交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会走上“相互往来”的道路。“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这种论断是片面的。列宁是第一个直接面对两制共存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为建构两制交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加需要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29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我们就根本建不成它。我们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30。“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31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当然，在列宁看来，利用资本主义，目的是建设、巩固、壮大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变成资本主义。列宁认识到，俄国“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2。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3。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对资本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就有深刻认识。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34。刘少奇也认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35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认识进一步深化。邓小平强调：“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6这里所谓的世界，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在两制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37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口号是极其荒诞的。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不等于“全盘西化”,不能用“全盘西化”取代两制之间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习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但中国“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38。学习别人的好，目的是使自己变得更好；利用资本主义，目的是超越资本主义。

2.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需要利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需要利用社会主义，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是世界普遍交往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推动了各国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列宁敏锐把握这一变化，指出资本主义也需要与俄国发展经济关系，因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俄国需要同资产阶级国家做生意。另一方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很清楚，没有俄国，欧洲的经济生活就不可能调整好”。39共同的经济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往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更突出地表现在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经验和做法上。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后，在两制竞争中展现出巨大优越性，向社会主义学习成为西方有识之士的明智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两制国家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呈现出两种因素“互植”现象。40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既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社会福利化等；也可以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比如政府宏观调控、中长期发展规划、强大的执行力、“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争论不折腾、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不干涉他国内政、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41,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发展越完善，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往往越充分；资本主义发展越好，往往越是趋近于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42。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之所以还有发展空间，内部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之所以还没有引爆整个社会，都与学习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做法分不开。

西方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必要性。西方一位观察家说：“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赞扬并模仿一个可能被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东西。”43“北京共识”概念的首创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中国经验尽管无法推广和照搬到世界其他国家，但中国经验对于许多国家产生了“吸引力”,“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44巴西前总统罗塞夫指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中国发展的成就激励我们思考新的道路”。45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中研究中心负责人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学习借鉴，这是扩展构建文明社会的一条有效路径。”46巴基斯坦前总理基拉尼也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自己辉煌的业绩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树立了榜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希望”,巴基斯坦“将更多地学习中国模式，借鉴中国模式，体现中国模式”47。

总之，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或者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

(三)趋同论范式

趋同论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千疮百孔，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重重弊端，面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学术界诞生了一股改良主义思潮，即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趋同论在冷战中后期由于顺应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而获得快速发展。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以同化社会主义国家为目的，大肆鼓吹趋同论，试图掩盖两制更替的历史必然性。趋同论流派众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根据趋同方向，分为单向趋同论与双向趋同论。

单向趋同论认为，趋同是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单向发展的结果。早期趋同论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弱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不得不单方面趋近于西方制度模式，乃至退回到资本主义体系，趋同方向由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就是与西方体制接轨、向西方趋同。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当然这个“一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英国学者威尔·赫顿在与马丁·雅克辩论时指出，中国的崛起最终会“克隆”西方的发展模式，“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48双向趋同论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靠近，相互朝着对方运动，并在中途汇合，致使两种制度差异减少，走向趋同。

第二，根据趋同结果，分为完全趋同论与局部趋同论。

完全趋同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融合，最终将形成一种超越两种制度的最优制度。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指出，历史的发展进程将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减少，差异减少到一定程度，两种制度就将完全融合为一种最优的社会制度。比如，两种制度都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发展，最终走向“混合所有制”,两种制度下的收入分配体制也趋向同一。局部趋同论由西方学者多尔提出，他在《“趋同”与改良》一书中指出，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不断减少，两种制度逐渐走向趋同。但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不会一直减少，而是减少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下来，保持趋同但有差异的状态，也就是说两种制度在一些方面走向趋同，其他方面保持差异。

第三，根据趋同过程、趋同程度，分为均衡趋同论与非均衡趋同论。

均衡趋同论认为，趋同过程是连续、均衡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在趋同的内容上是对应的，它们之间趋同的程度也大致相同，而且它们一旦趋同就不会再发生偏离。非均衡趋同论认为，两种制度趋同过程不一定是连续的，趋同的内容也不一定是均衡的，两种制度的差异在某些方面可能缩小，在另一些方面可能扩大。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内尔是非均衡趋同论的代表性学者，他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部门已有增长，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靠近了一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向西欧—北美型趋同”。49科内尔判断，两种制度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差异略有减少，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方面差异在扩大，在计划方面差异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在行政与市场关系方面差异减少具有趋同趋势，在分配方面差异减少，在政治结构方面都趋同为官僚主义。

总之，在世界市场的大背景下，两制国家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普遍交往，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是必然的，在某些方面呈现出“趋同性”也是客观现实。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社会趋同论”,其本质都是改良主义。试图用“表象趋同”来抹杀两制之间的本质区别，是片面的；试图用“实质趋同”来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则是错误的。“趋同论”看到了两种制度之间的互动与嵌入关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趋同论”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做是并行的两种制度，不承认两种制度之间存在新陈代谢关系和新旧更替逻辑，不承认“两个不可避免”的世界大趋势，这是“趋同论”的根本缺陷。从长远来看，世界终将趋向“全球一制”“世界大同”,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

三、两制共存的实践策略选择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从终极方向来说，是资本主义必然被代替和必将灭亡的关系。但从现实策略来看，则要复杂得多。在两制共存的过程中，两制国家在不同阶段选择的交往策略不一样，大致可分为四种方案。这四种方案不是断代史意义上的时间划分，多数时期是交叉重叠的，但有主有次。

(一)理性的两制方案：和而不同

理性的两制方案，主要是指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平利用”“和平竞赛”,实质是“和而不同”。这一方案通常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从理论上来说适用于两制共存的整个历史周期。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两制共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变，两制共存的长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资强社弱、社兴资衰、资社相持、社强资弱等若干发展阶段。当前，两制共存仍处于“资强社弱”的第一阶段，刚刚迎来“社兴资衰”的重要拐点。在这一阶段，两种制度彼此“依存”“共处”“共赢”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国际“一球两制”和平共处。

列宁是第一个直接驾驭“两制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他在领导俄国反击列强武装干涉、成功保卫苏维埃政权之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表达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50的意愿。他认为，两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51斯大林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的民主制同苏维埃制度可以和平地共处和竞赛……如果我们彼此不吹毛求疵，我们是可以和平地共处的”52。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指出：“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53中国不仅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与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也能和平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54。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55。五项原则的措辞在后来稍有改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从两制共存百余年的历史来看，武装干涉、军事对抗、冷战对峙仅凭一方即可做到，和平共处则取决于双方的共同意愿。今天看来，两制国家能否和平共处，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态度、行动至关重要。美国如果不能治愈“超级大国综合症”,摆脱“超级大国焦虑症”,总是按照自己的霸权逻辑来揣测中国，那么两制和平共处则举步维艰。

第二，国内“一国两制”和平共处。

一国之内两制能否共处，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上率先回答了这个问题。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邓小平指出，这些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56。他还指出，十几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主体，“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57。可见，一国之内共处的两制不是比肩并列的平行关系，而是有主有辅。“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58。“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是人类政治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二)应急的两制方案：统一战线

应急的两制方案，是指在重大危急时刻，为了应对共同的风险挑战或打击共同的敌人，两制国家选择超越制度界线、放下意识形态分歧，结成暂时性的战略同盟或国际统一战线，这一方案通常适用于两制国家遭遇共同危机的特殊时刻。两制共存的百余年历史中，两制国家为共同应对重大风险，既建立过战时合作机制，也组织过正式国际统一战线。其中，比较大的合作有三次。

第一次战略合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美、英、苏、中等同盟国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成为左右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开创了战时两制国家合作的典范。

第二次战略合作则是21世纪初，两制国家合作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与中国等国结成国际反恐统一战线，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大都参加到国际反恐统一战线之中，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第三次战略合作始于2008年，两制国家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美国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机制正式设立，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成就了团结战胜分歧、共赢取代私利的创举。

(三)激进的两制方案：生死博弈

激进的两制方案，通常包括武装干涉、军事冲突、冷战对峙、结盟对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零和博弈，而是有我无你的生死博弈，是零和思维在两制国家交往中的极端表现形态。这是西方大国通常采用的方案，一般适用于两制并存初期、冷战时期和两制力量对比悬殊时期。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事物从来不甘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也是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交替的整个过程中，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扼杀围堵、结盟对抗未有停止，社会主义不经历无数次扼杀与反扼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历史舞台。

前面已经论述，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决定了“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59。我们希望“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60,但这往往是单方面的希望。因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方是极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是大多数的资本主义的或前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61,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列宁就指出：“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62。事实正是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列强策动和支持俄国白卫势力举行反革命叛乱，并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试图铲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两制关系”在刀光剑影中揭开了历史画卷，“围剿”与反“围剿”、武装干涉与反干涉成为“两制并存”之初的主要关系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处于“两制关系”前台的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从战时合作走向竞争对抗，最终导致战时同盟破裂，对峙对抗上升为这一时期“两制关系”的主导范式。

展望整个21世纪，两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还是在竞争中零和博弈，取决于世界大国的政治智慧。中国没有令人忌惮的霸权思维，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欲望，中国的发展不是世界的威胁。正如美国一位前外交官所说：“美国人兜售的夸大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比在国外更受欢迎。”63我们致力于实现两制和平共处，但绝不应抱有幻想，“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64,我们只能“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65。

(四)同化的两制方案：同而不和

同化的两制方案包括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制度输出等，其实质是“同而不和”。所谓“同而不和”,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西方中心论思维，诱逼社会主义国家启动“与西方接轨”的同质化进程，结果通常是“同则不继”。这一方案多适用于和平时期、两制力量对比相当或实力大幅接近的时期，“和平演变”与反演变、“颜色革命”与反“颜色革命”,成为这一时期“两制关系”的主要形式。

同化的两制方案是西方迫不得已的选择。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产生，“热战”已成为双方难以承受之重。西方认识到，“今天使用军事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比过去付出更高的代价”66。于是，“和平演变”的所谓解放战略应运而生。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明确提出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用战争以外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这必须是而且可能是一个和平的进程。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67。1957年6月，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68,也就是通常所说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和第四代共产党人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炮制了烜赫一时的“和平演变”战略。美国通过设立大型广播电台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运用经济手段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资助扶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等，切实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战略实施效果非常明显，两制国家在这一回合较量中以苏东剧变告终。

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强劲复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不战”的前提下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美国政府实施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参与策划香港版“颜色革命”,大力推行制度输出、政权颠覆和价值观围堵战略。从表层来看，中美博弈表现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国家实力之争，比如贸易战、科技战；从深层来看，这场博弈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个主义之争。数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假设是，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人员往来频密、国际交往增多、中等收入群体壮大以及人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西方道路，但美国“失策”了。2018年10月4日，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中提出：“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前的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69中国的发展超出了西方“政治雷达”的探测范围，中国没有如韩国、日本那样走上西方期待的道路，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能允许的。2020年7月23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的演讲中宣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严酷的事实：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经失败”70,鼓动所谓自由世界联手对抗中国。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对华制裁清单和“卡脖子”实体清单越拉越长。美国在亚太地区排出“五四三二”的进攻阵势，强化美、英、澳、加、新“五眼联盟”,兜售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拼凑美、英、加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这一系列动作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遏制围堵中国。同时，美国大搞价值观外交，谋求打造“遏制中国”的全球民主联盟，召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推出所谓“民主版一带一路”,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遏制围堵对中国是不可能奏效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早有警示，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毛泽东还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1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反复告诫：“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72中国不谋求输出自己的主义和制度，也反对别国搞制度输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73针对西方瓦解、颠覆、演变社会主义的种种图谋，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和立场，必须始终坚持自立自信，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制共存的新范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遵循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的基本精神，深刻洞察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大势，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高度求解两制国家共存的世纪难题，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制共存新方案，开创了人类普遍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新范式。

1917年世界历史进入“一球两制”新时代。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预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注定要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长期和平共处，更无从规划两制国家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世界逐渐分割为政治孤立、经济独立、文明对立的两大阵营，世界交往以集团划界，形成了“冷战”交往范式。苏联解体以后，两制国家间的冷战终结，世界重回“核心—边缘”的等级秩序和国际交往范式，西方凭借资本力量再次主导了人类和地球的交往活动，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21世纪，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秩序，如何拓展两制国家交往空间，如何实现两制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的新范式?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的原创性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属于新全球化时代建设美好世界的“建构性世界观”。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第一次在世界意义上形成了普遍交往共同体。但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资本逻辑驱动的交往共同体具有侵略性、扩张性、零和性，资本主义全球化构筑的是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无法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时代境遇决定了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探讨两制国家相处之道时，更多强调两种制度的对抗性、替代性、矛盾性，其理论态度主要是批判性、解构性、否定性的，其世界观往往表现为“解构性世界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引导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生建构性转向，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合理规划两制国家交往关系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两制关系”理论的根本贡献。

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普遍交往的大趋势，为了合力应对全球性风险，人类迫切需要以建设性的立场开创两制长期共存的新局面。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74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美好世界纲领的阐明、未来世界图景的刻画以及两制对抗性的舒缓，显示出极强的建构性特征，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为维系“两制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总体稳定，建设更加美好的新世界，营造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开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资强社弱”条件下两制长期共存的历史空间。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今天依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导世界历史、资本逻辑主宰人类命运的历史时代，归根结底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决不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从低谷中振兴的重大转变，尽管“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75,“时与势在我们一边”76,但从世界基本面来看，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竞争博弈远未到一决胜负的时候，两种力量对比的拐点并未到来，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制胜败存废的条件尚不具备。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主要是西方，“西强东弱”的国际政治格局仍将持续，“两个必然”仍在路上；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世界历史进入了“东升西降”的新周期，“西强东弱”格局松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两个必然”的结局不会改变。面向未来，在“两个彻底决裂”到来之前，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重构两种制度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有责任规划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世界图景。

今天，世界的经济基础是两种生产关系、两种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并存、竞相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世界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公有制在局部发挥主体作用；世界的制度基础是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比拼发展，资本主义不断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空间，社会主义逐步释放其优越性；世界的思想基础是两个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长期并存、竞争博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优势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证明其真理性；世界的价值观基础是两种价值观长期并存、相互竞争，普世价值观继续维持优势地位，全人类共同价值将逐步凝聚起各国共识、争夺道德高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存在根本对立的一面，但又有和平竞争、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一面。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共治。试图超越发展阶段，摆脱两制共存的社会历史条件，试图在二者之间作单选题，谋求建构以单一经济基础、单一社会制度、单一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共同体世界是断不可行的，最坏的情形是两败俱焚，世界历史走向终结。因此，现阶段，处理好两制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中国这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关系，避免跌入“冷战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走上冲突对抗、“国强必霸”的老路，唯一可能选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望开启两制国家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历史新纪元。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总体性重构。在理论上，这一范式超越了替代论范式，它不否定“两个必然”的结论，但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不具备现实性，需要从长计议。它超越了利用论范式，“两制关系”在现阶段不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也是相互学习、命运与共的关系；超越了趋同论范式，它不否认两制在表象上的某种相似性，但反对以两制趋同来掩盖两制更替的历史必然性。在实践上，这一范式超越了统一战线的应急方案，不是止步于重大危急时刻的暂时性合作，更强调建立常态化、长期性的两制交往机制；超越了生死博弈的激进方案，反对一切形式的军事冲突、冷战对峙、结盟对抗，主张营造共建共享的大安全格局；超越了同而不和的同化方案，不以同质化世界为目标，主张建立美美与共的多样化世界；超越了和而不同的理性方案，不满足于两制“和平共处”,而是致力于达到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更高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文明理念，是解决两制国家各方面共同难题的总体性方案。针对国家关系，倡导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地位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主体，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针对发展赤字，倡导合作共赢、包容互惠的发展观。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全球发展难题，两制国家通力合作才是唯一选择，共生共赢才是唯一出路。针对治理赤字，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全球化时代，地域性的问题转变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需要两制国家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合作治理，反对单边主义，不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针对和平赤字，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全球化时代，面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两制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集团对抗，不搞国强必霸，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针对文化霸权，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搞唯我独优，反对普世主义、中心主义，反对道德优越感、文明优越论。针对制度霸权，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应当充分尊重两制国家的差异，充分借鉴两种制度的优长，不当救世主，反对定于一尊。

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为了调和两制国家的矛盾，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为了开创世界和平的两制国家交往新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两制国家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相向而行。中国要积极发挥作用，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中国爱好和平，中美需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77。两种制度的对立是与生俱来的，斗争不可避免，两制博弈中妥协退让没有前途，放弃原则、不敢斗争的调和论在现实中行不通。在资本主义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下，在缺乏国际组织保障和制度安排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论思维左右全球重大议题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艰巨的世纪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现实、从理想蓝图转化为全球行动方案，仍然任重道远。

五、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制方案，遵循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原则精神，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两制和平共处、人类和谐共生的历史空间，为建构“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为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假的共同体”、通向“真正的共同体”开辟了道路，为超越封闭狭隘的“自由联合体”、搭建开阔的“世界大舞台”拓展了空间，在兑现为世界谋大同的千年梦想、为人类做贡献的世纪承诺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自主性、建构性世界观，重构了“两个彻底决裂”到来之前两制国家的交往互动逻辑，重建了“西强东弱”格局下两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生态，重塑了“东升西降”阶段两制良性竞争的世界历史图景，是真正站在全人类高度思考两制未来的“建构性方案”,是致力于建设美好世界的“建构性世界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制国家关系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伟大创造，是国际交往共同体的崭新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普遍交往理论、“两制关系”理论上的元哲学创造，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价值还体现在全球治理、世界秩序、人类文明和前进方向等多个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遏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历史逆流，重构世界普遍交往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拾被西方搁置的全球正义问题，旨在消解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和依附型世界体系，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成为中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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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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