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潮走向复兴：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的辩证把握
从低潮走向复兴：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的辩证把握
空想到科学、
理论到实践、
一国到多国之后又一新的发展阶段。
明晰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
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与发展，
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
审视世界社会主义的形态发展，
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已走过了500余年，历经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那么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很值得深入研究。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低潮期，之后经过持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逐渐于低潮中复兴，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潮迭涌且逐渐傲立潮头。这是否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如何概括?其判断依据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进一步廓清和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党的二十大报告继而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2。承前于苏东剧变低潮、启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从低潮走向复兴的第四大飞跃性发展阶段。进一步判断和把握这一阶段需要全面审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从历史大视野不断瞻望社会主义新发展，以“向前看”不断推进“向后看”,从决定及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前三次飞跃性发展进程的理论、实践、国际、科技等诸多层面，深化对世界社会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学理分析。
一、从理论积淀与理论系统创新明晰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首先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并不断分化的一种政治思想，3基于此，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变化首先体现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变革上。更进一步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革命理论作为实践的逻辑澄明和方向指导，是推动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从这两个视角来看，有必要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关联。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在历史性地介入实践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往往伴随着理论的系统性升华，升华的前提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积淀，这也就能说明“社会主义在其发展史上实现的四次历史性飞跃无不是理论创新前提下的伟大成果”5,无不是理论积淀下的伟大成果。那么，何谓理论的系统性创新?实现系统性创新的理论成果又如何能衡量或指导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厘清这一系列问题是从理论高度研判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的关键所在。
系统性创新，顾名思义是全面的、多层次的整体性创新，“是创立新的独立的体系，使得大的理论体系出现明显的阶段性、跳跃性的发展和变化”6,故而其往往以完成从一般到特殊再到新的一般，并转化为科学的理论成果为标志。而其之所以能指导实践产生飞跃性发展，关键在于被新的特殊补充、发展、完善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一般理论，具有超越其他理论的更高程度上的科学性、更广范围上的普适性以及更高层次上对实践的指导性。事实也证明，这样的理论一经作用于实践，便会释放出巨大的理论能量，从而成为实践飞跃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由此可见，系统创新的理论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在方向上的科学指导性，往往还带来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因此必然是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理论积淀的角度考察，世界社会主义随着系统性创新成果的演进而不断发展。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系统性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变革社会的阶级力量时，新兴的无产阶级便具备了从逻辑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从实质上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科学依据。由此，马克思主义在真正意义上超越或者系统创新了空想社会主义这一纯粹的理论设想，跃升为一种新的具有一般性质的科学理论，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次飞跃性发展。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不断指导国际无产阶级开展革命实践活动，各国特殊的国情和垄断这一新的时代特征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多现实性和具体化的要求，基于此，列宁结合俄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性创新，形成了第二大理论创新成果——列宁主义。例如，以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论”为标志的列宁主义，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7以及“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8的论断。显然，列宁的这一系统创新成果再次积极反映在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程度的巨大变化上，即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世界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取得胜利，还实现了向多国的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前两次飞跃，第三次飞跃即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并未首先形成新的理论形态，而是直接在列宁主义以及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进行的。斯大林主义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实化了的理论体系，其对苏俄国内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过于注重使得该理论不仅没有上升为新的一般，反而其原有的一般性也在特殊性中被逐渐消解。这也就使得没有一般理论指导的苏联和东欧，即使因为特殊的战争和国际形势暂时实现了飞跃，其飞跃也是短期的、不稳定的，这一点在苏联解体时便得到了印证。不同于苏联，中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断创新中形成了新的指导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廓清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明确了革命的基本问题、步骤、道路和前途，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面对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又结合特殊的发展形势，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形成了兼具一般性与特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发展具体阶段的指导思想，呈现出更多中国化、民族化的特性，而世界性和普遍性层面的一般性则在不断创新中更多凝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积淀的基础上，既立足于中国，又立足于世界，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等重大时代课题进行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从理论内容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成就”,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中国和世界贡献了新的理论智慧。从理论方法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10从理论结构上看，习近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根本方向、根本立场等核心命题，以及奋斗目标、战略安排、领导力量、根本动力、本质要求等重要命题以及“五位一体”、内政、外交、国防、党建等命题，从内而外，层层递进建构了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严密的理论结构。11从创新程度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涉的问题新、理念新、论断新、战略新、方法新，不仅意味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1到N”的丰富性、集成性创新和“从1到N”的拓展性、量变性创新，还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0到1”的独创性突破，因而是实现系统性创新的理论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12,其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当代”“中国”为修饰，呈现出民族的特殊性，“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以“世纪”为冠名，彰显出世界的一般性，二者共同指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更高层次上定性了其是实现了从特殊到一般转化的、内在蕴含具体的普遍性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以过程叙事阐明理论成果的变迁轨迹，并在这种理论的积淀下通过呈现科学理论的特殊性要求与一般性规定而揭示系统性创新的内在理据和实践意蕴，进而展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画卷，符合普遍和特殊辩证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内在规律。基于此，科学社会主义创新的理论之花必将结出社会主义突破性发展的现实硕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亦不例外，但这仅是理论层面的分析，如何进一步把握它们，还需要深入实践，结合其他视域对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进行更为科学的分析。
二、从运动叠加与实践纵横拓展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是致力于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项现实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社会主义是否进入第四大发展阶段是以运动叠加的实践合力和纵横拓展的实践成就为根基的。动态探查奔涌前进的历史线不难看出，世界社会主义的每一次飞跃性发展都不是单一的线面演进，而是时空交叉重叠的纵横拓展。其中，时间反映纵向变化，主要表明了社会主义在发展程度和发展模式上的进展，空间反映横向变化，主要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规模和发展广度上的突破，二者同步进行、共同作用，以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为坐标原点，以横纵为坐标轴线辐射反映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布展全貌。深入分析、判断世界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要基于历史的联系性与逻辑性，准确把握当前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心，以及围绕重心取得的实践突破。
历史地看，世界社会主义围绕其发展重心的运动延续和时空展开，叠加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实践基础。首先是西欧。19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在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深恶痛绝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深切向往中逐步开始了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以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为代表，一系列革命实践的相继展开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最初的英国扩展到法国又扩展到组织更为成熟的德国，实现了范围上的突破，还使工人阶级从最初的自发阶段走向自觉阶段，使无产阶级政党由最初的孕育成熟到建立国际性组织，实现了程度上的突破。尽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横纵突破和形成的宝贵经验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由此大量揭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成果逐渐问世，世界社会主义逐渐进入“社会主义1.0”阶段。13其次是俄国。如列宁所言：“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19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1420世纪初，在阶级矛盾持续激化的背景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继爆发。先是1905年革命的预演，拉开了俄国革命的序幕，后是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专制王朝，再后来是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革命浪潮的持续推进大大拓展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时间域与空间域。从局部地区的工人起义，到全俄国近200个城市、200多万人开展的总罢工，从建立自己的工人组织苏维埃到与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立再到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俄国于不断实践中突破性解决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所关涉的阶级力量、领导组织、实现路径等关键性问题，率先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从理论、运动到实践、制度的伟大跨越。自此，“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15,在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下，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扩展开来，彰显出实践纵横拓展的强大张力。从横向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世界社会主义的外延不断扩大。继十月革命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世界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并由西向东不断蔓延，成为涵盖欧、亚、拉美的强大世界体系。从纵向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世界革命程度不断深化。“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6,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和运动也在世界各大洲呈现出燎原之势，世界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2.0”阶段。17
“若说20世纪是受到苏联革命主导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是受到中国革命影响的时代。”18随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建立政党、夺取政权、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心转向中国，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开辟出新的时代进程和空间模式，进入了“社会主义3.0”阶段。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一是原苏东地区共产党重振旗鼓。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在捷克扮演重要角色，积极参政；俄罗斯、白俄罗斯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策倾向明显。19二是印度共产主义力量稳定增长。作为印度最大的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喀拉拉邦实现连续稳定执政，党员人数突破百万，创造了印度社会主义运动的罕见奇迹。三是拉美左翼力量逐渐复苏。从左翼政党执掌政权的情况来看，2019年以来，左翼政党在阿根廷、秘鲁、智利、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等国不断赢得新的选举胜利。20从社会主义思潮重新兴起来看，巴西的“劳工社会主义”,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以及智利、乌拉圭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不在表明拉美“向左转”迎来了新的高潮。四是非洲新社会主义思潮渐露头角。自纳米比亚人组党提出建设“纳米比亚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津巴布韦、安哥拉等国执政党相继表示要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本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21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社会主义运动奋力推进。理论方面，“马克思热”现象持续升温。自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破产”“无用”,甚至将其“扫地出门”,但持续的经济危机和逐渐失序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让马克思“重新复活”,从西方知识界到西方共产党再到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流行。实践方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接连爆发。“现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比以前有很大的高涨”22,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尤是如此，除罢工运动外，“民主之春运动”“黑人人权运动”“愤怒者运动”“占领运动”“黑夜站立运动”“黄马甲”运动等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23这些运动虽起因不同，方式不同，涉及国家不同，但其相互交织形成的运动合力共同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步力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一个重要迹象。就共产党执政国家而言，社会主义实践阔步前行。从内部发展来看，2021年，以朝鲜、老挝、越南、古巴为代表的“四小”社会主义国家在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进一步深化认识，分别召开了朝鲜劳动党八大、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越南共产党十三大和古巴共产党八大，在总结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锚定了未来发展远景目标，稳中求进，积极推进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社会主义国家高歌猛进，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召开了党的二十大，积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从外部影响来看，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示范效应显著增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25。由是观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于更深历史中累积，于更广范围上拓展，于更高层次上递进，积极涌潮纳流，经各大洲支流融汇交聚，成为激荡全球的浩瀚洪波。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26,这些围绕运动重心形成的星罗棋布、层次错落、此伏彼起、各具特色的实践布展并非彼此割裂的，而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于多维时空合规律性的接续探索，它们不仅勾勒出世界社会主义更有生机活力的运动景象，还显露出更为立体多面的谱系格局，进而彰显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历史特征。世界社会主义正是在横向融合的奔腾浩荡、纵向演进的迂回前进以及横纵运动的历史叠加中逐渐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三、从危机深化与“两制”力量消长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
社会主义是一种以资本主义为反向参照物的社会制度。作为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内部因素，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与时俱进以及它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较量，在一定程度上牵动着其自身的发展。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双方是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矛盾的对立面，二者内在相异的本质规定性使矛盾双方必然相互否定、相互排斥，进而在不断发展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势态变化。就此而论，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仅从社会主义之“长”中寻求正面依据，还应从矛盾的对立面即资本主义之“消”中、从二者“消长”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寻求反向比较以及整体判断。
事实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制度本身在危机亦或是发展中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方面的较量。对此，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7从这一点来看，私有制属性规定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内在地生成矛盾危机而天然地具有治理限度的劣势，即矛盾危机一旦逾越边界，制度失灵便不可避免。所以这里首先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危机的程度问题，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至临界点会激化其他矛盾，进而引发大规模、系统性、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或是伴随世界大战，或是危机程度前所未有，这会使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复苏乏力。鉴于此，继续沿着“两制”消长的逻辑展开讨论，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在遭受重大危机时，社会主义虽也会受到波及，但资本主义因无暇他顾所营造的有利国际环境往往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得以实现自身的大发展，当然这一点还需从危机深化的历史过程中予以具体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其固有矛盾以暴力危机的形式显现出来，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不仅加重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还激化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由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危机的影响下，俄国抓住有利的革命形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两制”对抗。之后，由于生产迅速发展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不断加剧，资本主义于1929—1933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多种病症同时发作，多重矛盾同时加剧，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形势下，苏联不仅借助制度优势赢得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胜利，同时还指引一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由此“西强东弱”的“两制”对抗渐渐显现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迹象。正如列宁所说：“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终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28但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危机仅仅是契机，最终决定世界社会主义能否发展的必然也只能取决于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与否，故而倘若社会主义制度固化，如同苏联模式，那么即使契机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也不会实现新的发展，反而会遭受巨大挫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其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29。21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在其影响下，资本主义遭遇重创。不同于往常的商业经济危机，此次危机内含空间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双重交织，危机程度更深、波及范围更广、破坏力更大、连锁效应更快、持续时间更长，不仅影响到资本主义经济肌体，还深入至资本主义制度内腑，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层次的本质矛盾。如果说过去资本主义能够通过空间生产，快速缓解或转移内在矛盾的话，如今，空间自身呈现出的诸多危机以及空间的有限性与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注定使资本主义无法像往常一般快速从危机中复原。这更加表明，资本主义危机的每一次循环，都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其“结果不是摆脱危机而是加深了危机”30。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余痛犹在，由此引发的美元危机、国际信任危机、生态危机无不在蓄势喷发，同时还外在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争夺霸权、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而引发的政治甚至军事冲突，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断深化的复合危机下急遽衰败，负效应显著。反观社会主义中国，中国立足于自身的问题与发展积极应对各种危机，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范式，用实践证明了苏联东欧的失败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由此“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31。可见，无论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还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理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色。在实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切中当代中国问题、21世纪时代问题，更符合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向多样性发展的规律趋势。正是基于这样的范式优势，中国不仅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任何制度都是时代的产物，尤其是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性经济危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世纪疫情彼此交织的当下， “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昭示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32,这也更加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诚然，“资强社弱”的“两制”格局尚未改变，但“西强东弱”正在落幕，“东升西降”正在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以更大的善治成果擘画世界社会主义勃勃生机的复兴蓝图。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33,笼统地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谈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然是片面的，但仅仅从资本主义危机层面而不从自身层面来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然亦是不全面的。只有深入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解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治理限度，梳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进程，才能于危机深化的形势与“两制”动态图景中明确“两制”并存但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期衰退而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上升的历史事实，进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内部动力在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从国际视域来判断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所必须要坚持的历史辩证法。按照这个辩证逻辑更进一步，我们不仅要看到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还要看到其在持续完善过程中面临的新困难与新挑战。
四、从动力集聚与科技深刻变革审视世界社会主义的形态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最终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形态，其发展演进是由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4科技革命作为物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经济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演进历程。应当看到，隐藏在科技革命背后的是一条内在必然的历史线，即由新的生产工具引发的生产力变革会接连引发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社会意识变革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聚积力和变革力促使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此，进一步回归物质生活的矛盾，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关联，才能从科技深刻变革的维度深层次考察世界社会主义形态的现代化发展，进而形成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最新演进阶段的正确认知。
进一步来看，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历史集聚力与现实革新力的双重统一。依循长期以来几次科技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并进融合的关系构式，“适应和驾驭科技革命和高新科技发展是社会主义兴盛和发展的根本手段和强大武器”35,由此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即世界社会主义形态必然会在与现代化的交流碰撞中不断由低级走向高级。首先是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受蒸汽革命的推动影响，资本主义实现了从个体化小生产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重大变革，不仅生产资料、生产过程由过去的个人使用、个人生产变为社会大批劳动者共同使用、共同生产，劳动产品也由过去的个人劳动成果变为社会劳动成果，社会生产力发生空前质变，社会因此进入到工业文明阶段。在新的文明所爆发的新的生产力对新的生产关系要与之相适应的要求下，无产阶级及其科学理论相继诞生，世界社会主义也在被动融入中不断生长出自身形态发展所必备的理论自觉与科学基因。
紧接着是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较之于蒸汽，电力的火花以更大的革命力量加速了资本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促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入更高的垄断阶段，有鉴于此，历史进一步成为世界历史。在科技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基础上，现代化成为世界上各民族普遍的历史性命运。而俄国正是在电力革命所提供的普遍的现代化物质内容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农村公社特有的公有制社会形式，从而具备了东方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当然，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随着社会主义形态在俄国成功实现，苏联对电力革命的不断适应和有效利用，进一步创造了工业文明发展的前提，世界社会主义也在一些国家效仿苏联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获得了更多的向新历史阶段演进的现代化文明条件。但是不得不提的是，苏联传统僵化的体制势必会与不断更新的现代化科技革命相背离，这一弊端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而暴露得淋漓尽致。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面对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一批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更高生产力的要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持续失灵，僵化的体制越发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由此，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原有的良性互动被打破，被割裂在现代化之外的世界社会主义自然走向低潮。但这一现象在中国搭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班车，同时又对原本的体制机制进行历史性变革之后得以扭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主义之中，建立了与现代化生产力相契合的经济体制，这样一来，制度创新和科技革命解放生产力的强大作用力在推动中国走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文明道路的同时挽救且巩固了世界社会主义。同时，世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又推动了科技革命的再一次革新。
当前，得益于前三次科技革命聚合的动力效应，以云计算、数字信息、人工智能、物联网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以更强大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对此，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36社会主义国家要抓紧科技革命这个重要变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不断复兴。如果说在此之前，科技革命之于社会主义的影响更多是间接的，或者是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又或者说，在此之前的被动融入使得科技革命的集聚力是有限的、不稳定的话，那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于科技革命已由“刺激—反应”走向“主动—应对”甚至是“引领—探索”,二者的主动结合以及由此带来的更为长效的集聚力为世界社会主义创造新的文明样态奠定了更多现代化、智能化的基础。从物质条件上来看，新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变革，催生了一系列诸如大数据、纳米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产业技术和产业模式。这些技术和产业全方位渗透于社会内部，它们产生的强劲复合生产力以空前的速度、广度、深度推动着社会生产从工业化走向自动化、智能化，这不仅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发展空间，还实现了物质经济实力和创造力的快速提升，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财富。从阶级力量上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加持下的社会生产塑造了新的工人阶级和社会结构。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逐渐减少，具有更强专业水平、组织能力、文化素质的“金领”“银领”“白领”“灰领”“粉领”“绿领”工人甚至“黑领”机器人逐渐增多，并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阶级力量。从精神力量上分析，由科技革命开拓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高尚的道德素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从人的本质上考察，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体力、脑力，进而使人有更多时间致力于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实现，这无疑为人类社会向更高形态演进提供了创造力。可见，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环环相扣的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社会意识变革，赋予了社会主义物质动力—阶级动力—精神动力—人的本质力量这样层层递进的发展活力，集聚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发展的现代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现代文明性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工业现代性，开创性地回答了“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世界、怎样构建现代化世界”的问题，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崭新的现代化文明形态阶段。可以说，“随着一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多国现代化的普遍出现，必然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复兴”37。
“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38,而且每一次都在前一次基础上实现了更大的突破。于实质上深究，科技革命深刻变革之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并非简单停留在历史表面，而是转向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层，即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沿着这一进路，把握科技革命最为本质的生产力特征，以历史的集聚动力与新技术突破的革新动力呈现社会形态的现代化叙事与文明叙事，进而澄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必然性、独特优越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这是遵照唯物史观从形态维度把握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彰显。
总而言之，世界社会主义是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集合体。考察这样一个内含不同样态、既历时存在又共时存在的、具有飞跃性发展的事物，必然要从多维度、多面向、多点位进行辩证判断。综上所述，我们建立了理论系统创新、实践纵横发展、“两制”力量消长、科技深刻变革四重视域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这一核心论域之间的历史性联动，并通过各有侧重的历史书写凸显出世界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向度、新的实践结构、新的制度优势、新的文明形态。需要更进一步指明的是，“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39,简单地将四重视域机械累加并不足以科学地判断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还需从前三次飞跃性发展的历史事实以及当前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推进不同视域的历史融合，在彼此勾连中把握四重视域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影响要素间叠加融合的复杂性关系和层次性结构。事实上，正是在这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40合力作用下，世界社会主义酝酿出不断复兴的历史趋势并进入到从低潮走向复兴的第四大发展阶段。立足于21世纪，我们应当更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耦合，继续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实践中不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发展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由走向复兴到实现全面复兴。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41。
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探析 大变局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趋势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历程与经验启示 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呈现的五个基本特点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阶段性特征及基本走势 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与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 习近平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当代走向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四个飞跃”：空想到科学、理论到现实、一国到多国、传统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