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当代走向
摘要: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社会理想与社会变革。
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存特别是对立和较量中,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30余年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世界之变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现在,社会主义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和走向是,从遭受严重曲折走向重新振兴,进而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封建社会末期萌芽发展到21世纪,资本主义走过了500余年的发展史,它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痛苦和灾难,特别是造成了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两极分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与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并在与资本主义的激荡和较量中,绘就了生动立体、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在500余年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先后经过了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的行进历程,或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行进历程,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到”更侧重于完成时,具有标志性;“走向”更侧重于渐变中的完成过程,具有动态性。对社会主义走向的思考和概括,我们长期止步于此,没有作出新的归纳并形成共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这一重要论断使我们有可能对社会主义在当代的走向作出新的研判。早在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就提出,社会主义“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很值得深入研究”[2]。对于这一重大命题,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作出这样的回答:现在,社会主义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和走向是,从遭受严重曲折走向重新振兴,或从曲折走向振兴,进而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基于此,我们可以作出新的概括: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先后经历了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从曲折走向振兴的发展过程。在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之前,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存在了300多年。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描述,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材料”。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的对立物,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替代物。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物。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只有等到资本主义社会灭亡了,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出现;也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思潮、运动和制度是同时出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历史进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和初创时期,整个社会存在着双重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即资产阶级、劳动大众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斗争,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与资产阶级及其斗争。相对于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巨大的进步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种弊端,因此其发展就具有局限性,就要付出代价。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资本对劳动者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4]。剖析、批判和试图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伴随着“资本来到世间”就出现了。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发展壮大着的社会制度存在时,社会主义只能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而存在。作为思潮和运动,社会主义的历史肇始于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即《乌托邦》一书的发表。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解构、对未来社会进行建构的初步探索,尽管莫尔没有使用过“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概念,但是它仍然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拓荒之作。从此,社会主义在空想的原野上跨越了四个世纪、蹒跚了300多年。从资本原始积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从资产阶级革命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这既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同时又使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特点,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5]习近平深刻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对理想社会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由于没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6]。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不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找不到埋葬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力量和正确道路。因此,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理论,更不可能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但是,在300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思潮和学说,先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后是“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再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7]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空想成分愈益减少、科学因素愈益增多。恩格斯强调:“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8]这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较为充分的思想条件,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无到有的思想先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等概念,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使用的。在一个时期内,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的使用也不是一致的。在1842年撰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概念;在1843年撰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并赋予其科学含义。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9]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稿本和第二个稿本分别是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10]从而“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1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在这里,之所以使用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提法,旨在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书斋里完成的。恩格斯曾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2]所谓“现实”,仅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讲,就是机器大工业逐渐取代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和主流状态,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具有真正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快速壮大,工人运动也快速发展起来。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法国、英国、德国爆发了三大工人运动,这标志着欧洲工人阶级不再是资产阶级的附庸,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冷静观察时代演进,在深邃思考时代特征、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以及工人运动发展状况后,撰写了大量著作。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1872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第一次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1880年,恩格斯发表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语境不同,科学社会主义通常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结起来就是为人类求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继而是全人类的解放。继《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一再重申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14]。“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5]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16]因此,恩格斯要求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7]。“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个大的阶段,这一概括意义重大,为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提供了范例和方法论遵循。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基本内容在内的《反杜林论》评价极高。马克思把它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8]。列宁认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19],并称其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20]。1930年11月,上海江南书店首次出版了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全译本(署名吴黎平)。毛泽东称赞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功盖群儒,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21]。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此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了全新的性质、内容和走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走向现实的制度、走向建设的实践,则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紧密连在一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社会运动。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红线和主线。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理论走向实践。”[22]对于这一历程,还有诸如从理论到运动、从理论到现实、从理论到制度等不同的概括。实际上,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就是从科学的理论经由制度的确立而走向建设的实践。因此,这里的实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实践,甚至不仅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它的意涵更加丰富,还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改革的初步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初,主要内容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主体活动,同时还伴之以科学社会主义反对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时,马克思主义只是影响工人运动发展的思潮和理论之一。由于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开放性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马克思主义才逐步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成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争取解放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第一,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促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第二,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同时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正确认识和领导这一运动;第三,批驳错误的思想和政策,校正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和方向;等等。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实际上是在回答“资本主义怎么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课题。为了回答这一课题,首先就要解决领导力量和实现路径问题,即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建立问题、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及其前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性组织主要包括: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曾在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瑞士、美国等八个国家建立了地方组织,约有400名党员。“同盟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23]列宁曾指出,同盟“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24]。今天来看,共产主义者同盟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是当代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真正源头。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因此,“第一国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在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史上是永存的”。[25]在第一国际存在期间,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此后,各国陆续建立了一批无产阶级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并于1889年组建了其国际性组织,即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到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都已“奄奄一息”。第二国际的建立,恢复了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各国工人阶级之间长期中断的国际联系,科学社会主义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事业由此得以继续。但是,由于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的新变化的认识不尽一致,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战略、新策略的认识不尽一致,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后,统一的国际工人运动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种倾向、三个派别。俄国十月革命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先后更名为共产党;中派和右派则最终结合在一起,仍然使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由此,国际工人运动在两个方向上行进并持续到今天:一是共产党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二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运动(或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主义”概念,一般都是指称“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进程中,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是必不可缺的内容和环节,其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波澜壮阔。当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附庸的时候,它是在帮着自己的敌人即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它反对的是自己敌人的敌人即封建地主阶级;当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时,它的政治诉求和斗争实践则直接指向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2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作用:其一,“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7];其二,“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8];其三,同一切与私有制相联系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的“联合体”。因此,“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0]。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31]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导并参加过两次最重要的革命: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存在时期的1848年欧洲革命,二是第一国际存在时期的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也是国际工人运动用血与火凝成的第一个巨大成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在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发展历程中,巴黎公社尽管具有首创意义,但毕竟存续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32]。因此,我们把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标志性节点确定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开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世界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转变,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因而成为孕育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三大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帝国主义怎么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是国际工人运动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革命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上述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刻剖析、对上述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列宁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并在列宁逝世之后被共产党人命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20世纪,俄国相继爆发了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结束了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欧洲30多年的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和国际工人运动相对沉寂时期,拉开了世界革命的序幕;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延续370多年的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1917年十月革命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又于1922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变为现实的制度,开创了共产主义政党走上执政前台、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历史新纪元,并在此基础上走向建设的实践,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先后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新纪元。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逐步从西欧转移到俄国,这也正是其国际意义之所在。列宁指出:“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33]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深刻指出,“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但“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34]十月革命既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发展,同时又为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开辟了道路。201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二部分一开始就提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为了宣示十月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和中国革命发展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如同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夺取政权不易,进行建设同样不易。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就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武装叛乱。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苏俄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站住了脚跟。帝国主义国家把苏俄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企图未能得逞,苏俄作为一个“红色孤岛”仍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一球两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现实。列宁认为,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仍是你死我活的,但双方也互有需要,因此,和平共处成为可能。1921年,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5],“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36]。列宁提出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的生存问题,为首先胜利的这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最起码的外部条件,但同时也已经包含了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即“对外开放”的思想。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37]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或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38],“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39]。但是,列宁在强调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丝毫没有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列宁告诫全体人民,要百倍注意那种把和平建设变为和平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图谋,号召人民用共产主义的力量和影响来抵制国外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初步进展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40]列宁还生动地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41]经过十月革命后不到20年的建设,苏俄和苏联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在实践中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42]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有量的扩张,也有质的提升。习近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43]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很兴旺,加上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基本上势均力敌的格局,所以毛泽东说“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这里的“多国”,一般是指二战后社会主义在多个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还有一个“多国”。只是它们犹如昙花一现,今天大都不再提及甚至都已不清楚它们的存在了。在思考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革命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44]。而就其实质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是世界性的革命”,并“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45]直到晚年,恩格斯还强调:“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46]关于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随着中国革命“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47],而俄国革命将“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48]。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分析了这一规律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49],而“开始革命的巨大光荣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头上”[50]。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同时,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共同的威胁,帝国主义也会与各种反动势力结成联盟,“把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根据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他们的主要任务”[51]。十月革命后,以1917-1919年芬兰、德国和匈牙利等国革命为起点,欧洲革命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呈现出普遍高涨的态势。这使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创建者们普遍认为,各国革命者当前的任务和政治目标就是从各方面直接训练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最终决战”[52],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于是,1919年1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便发出号召,代表大会应“使各国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53]。1919年3月,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后始终把自己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中心”[54]。这一时期成立的各国共产党,均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认为,自身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共同斗争思想的全面、完美的体现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的真正继承者,也是第二国际优良传统的发扬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55]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6]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论”推动下出现的欧洲革命高潮中,在苏俄之外建立了四个无产阶级政权,即存在了不到100天的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1918年1月27日-5月4日)、存在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21日-8月1日)、存在了23天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7日-5月1日)和存在了14天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6月16-30日)。1923年,德国、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国在本国共产党领导下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工农政权,但同样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遭到失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意义上,这一个“多国”时期同样值得研究。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并导致了二战的爆发。联共(布)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欧洲其他各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和参与了本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二战中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及其领导的民主力量的发展,成为战后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前提。从1917年苏维埃俄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最多的时候出现过16个社会主义国家。除苏联之外,东欧先后有八个国家建立人民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蒙古、老挝、民主柬埔寨,在国家独立和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国家连接起来,横跨欧亚大陆;美洲的古巴也完成了由民族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走向多国的发展。共产党人执掌政权后,这16个国家或者直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或者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过渡时期再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16个国家的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1/4人口的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国名上看,都已不再沿用“苏维埃”的概念,而是改用人民共和国或民主共和国等,这是比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更加成熟的表现。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实践,是历时态和共时态的交互呈现,既拓展了社会主义的时间域和空间域,也促动了其他国家特别是独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倾向性选择。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笔直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它既出现过凯歌高奏的顺利推进和辉煌时期,也经历过充满曲折和波折的低潮甚至沉寂时期。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指出:“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57]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仅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而且也给向往社会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走上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习近平指出:“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正所谓’万花纷谢一时稀’。”[58]同时,开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入新时代,正所谓“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反而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么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投以羡慕的眼光,纷纷表示要向中国学习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二十一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59]30余年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世界之变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目前世界上约有100多个国家中的130多个政党仍保持共产党名称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从严重曲折走向振兴或走向重新振兴,成为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和现实态势。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行进。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是有历史缘由的,社会主义走向重新振兴也是有现实依据的。毛泽东曾指出:“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60],“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61]。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从曲折走向振兴,是与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地看,十月革命后,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改革的一种初步探索和尝试。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62]。在原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是20世纪50—60年代改革的初步探索、夭折、停滞,后来则是80年代改革变为改向;在中国,则先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后来是进行改革的初步探索并不断总结经验,今天则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更加富有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历史担当、历史自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63]毛泽东明确使用了“鉴”和“戒”,这就是“以苏为鉴”。此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进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就此而论,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的历程之后,现在的状况可以表述为:从遭受严重曲折走向振兴或走向重新振兴,可简称为从曲折走向振兴。习近平曾使用过由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的提法,[64]这既是30年前后世界社会主义状况的一种对照,也是3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态势。究其原因,这种表述与另外一种实践理路和逻辑理路有着密切的联系,即社会主义从初步探索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可简称为从改革到再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初步探索改革是世界性的现象,全面深化改革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推进的全新实践。2019年1月23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两个“三中全会”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6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和推进改革的新阶段,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列宁曾把建设社会主义比做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实践的改革历程。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从初步探索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从遭受严重曲折走向重新振兴,在时间上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在内容上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但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正反两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不断深化了人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66]这个“历史时代”,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发展的历史时代。从资本主义5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但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的本质和规律并没有改变。就此而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是必然的结局。从社会主义500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指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67]这一重要论断启迪我们: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从曲折走向振兴,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昭示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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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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