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
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
在20世纪下半叶，曼德尔曾经指出：“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距今已经150周年，当时只有英国符合《资本论》的纯粹模型。但是，正如国内有的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到20世纪，美国成为符合《资本论》模型的典型国家。国际上甚至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中国也已经进入《资本论》的语境。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期间就认为，《资本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担任总书记之后更是多次指出《资本论》没有过时。这些看法都很有启发性。然而，按照马克思自己的看法，他的理论的适用性仅仅限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随着“人类社会”(或“人的社会”)的到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将改变其历史形态，获得新的发展。这就迫使我们思考，在21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前景？
无论如何，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尚未终结之前，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并无现实依据。但其对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向“人类社会”的转折，却具有决定性意义。前者以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为根据，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后者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为根据，属于“人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到21世纪，这个历史判断终于到了要执行的时候。
一、“经济的社会形态”与“人的社会形态”的关系
把共产主义社会或“人类社会”作为立脚点，并不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是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我们首先是“经济人”，然后才是社会人、政治人、意识形态人等。所谓“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由经济人构成的社会形态，即广义的“市民社会”，它同“人类社会”即“人的社会形态”不同。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活被分割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个层面，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并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国家和法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割裂状态才会结束，人才能够进入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状态。“人的社会形态”是由片面发展经济到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然后形成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分析了为什么人会被分割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国家的成员和教会的成员，并且把市民社会的成员称为“私人”，把公民社会的成员称为“公人”，指明“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只有把它们再颠倒过来，才能摆脱经济人的物性，通过“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恢复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人性，达到康德“人是目的”的要求。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分裂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实践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针对批评“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论调，马克思评论说：“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但是，李嘉图让国民经济学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如果说这种语言不合乎道德，那么这不是李嘉图的过错。当米歇尔·舍伐利埃论述道德的时候，他撇开了国民经济学；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必然地而且实际上撇开了道德。如果国民经济学家同道德的关系，并非任意的、偶然的因而并非无根据的和不科学的，如果这种关系不是装装样子，而是被设想为本质的，那么这只能是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关系；如果实际上并非如此，或者恰恰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么李嘉图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也只是一种表象，它既是对立，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在于由于人的活动的异化而导致的各个不同生活领域本身的分裂：“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同伦理学的对立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领域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经济学以经济人为研究对象，伦理学以道德人为研究对象，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立不过是人的自我分裂所导致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对立的表现而已。妥协者们形成一种错觉：人可以选择以经济生活为手段，以道德生活为目的。实际上，异化劳动的事实表明，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只不过是资本自我增殖的手段而已。只有通过“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革命实践的变革，实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人才能重新变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这是因为，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通过人”表明人是手段，“为了人”则表明人是目的。随着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一切由私有制造成的矛盾都消除了，人将进入一个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时期。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的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人类社会”不再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形态。从此以后，人将径直成为“人”，而不再是自我分裂的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和意识形态人。
强调实践变革，并把强调实践变革的唯物主义同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始终坚持的观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0条，马克思明确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立足于人类社会就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否定。这就表明，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仿佛旧唯物主义者不承认“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反，旧唯物主义者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说明他们了解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是他们“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而看不到这种“现实的本质”的历史性，看不到它的自我否定的一面。马克思则从否定的方面看待市民社会，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立脚点。
什么叫“人类社会”？为什么市民社会的自我否定就是人类社会？从前文的考察来看，答案已经很明确了。同“经济的社会形态”不同，“人类社会”就是“人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有人可能认为，如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样，马克思的“提纲”仍然“不够成熟”。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终结》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吧？在本文一开始，我们就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之后的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里，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提纲”一样，不仅“人类社会”的概念又出现了，而且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超越、甚至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超越联系在一起。
《反杜林论》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成熟”阶段的成果，后来恩格斯抽出其中三章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这本小册子一再重版，在恩格斯逝世前不久，他修订出版了最后一版。在这本小册子的结尾，恩格斯专门用一段话表明了他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总之，除了通常所谓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四种生产方式理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外，对于马克思来说，从早期到中期到晚期，最重要的其实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和“人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两形态说。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是建立共产主义这一物质基础上的“人类社会”，而不是建立在经济人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广义的市民社会即由经济人构成的社会，狭义的市民社会则特指资产阶级社会。这是市民社会的最高阶段，它必然走向自我否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二、从资本逻辑看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
21世纪将是一个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世纪。这一结论的得出并不是基于旧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历史”规律，而是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规律。
旧唯物主义者把历史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们是“事后聪明”。很多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四大生产方式是人类经历过的经济社会形态，属于历史事实，而共产主义却是一种价值预测，能否实现有待验证。有的学者(如波普尔)认为，历史是不可预测的。历史决定论只对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才成立，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这是思辨逻辑的规律；但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是不成立的，因为人的活动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至今150年已经过去了，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这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在第100次、第1000次“被驳斥”以后，马克思的反对者们又总是再对马克思主义作第101次、第1001次反驳，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之所以如此，恰恰是由于历史由人的活动构成，而人的活动的结果并非随心所欲地出现，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与狭隘经验主义者对于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理解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所谓“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实践，它包括“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两个方面，因而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所体现的思辨逻辑，在马克思那里首先表现为人的活动的规律，只是在历史科学中它以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并非总能掌握自己活动的规律。相反，在自发形成的分工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分散为孤立的个体，人类的历史活动表现为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活动。只有到活动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阶段，因而使自我批判成为可能的时候，这种规律才能上升到人类的意识层面，上升为历史科学的结论。自我和世界同步发展，只有在其完成形态上才能上升到意识层面。这是“逻辑与历史一致”的真实含义。
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这里的逻辑并不是指普通逻辑，而是指黑格尔的逻辑。黑格尔把普通逻辑称为知性的逻辑，其基本规律是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黑格尔的逻辑除了知性的逻辑即肯定的逻辑外，还包括康德二律背反的逻辑即“辩证的逻辑”或否定的逻辑，和他自己的逻辑即“思辨的逻辑”或扬弃的逻辑，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包括肯定的逻辑、否定的逻辑和扬弃的逻辑，其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不理解康德的逻辑就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就不理解马克思的逻辑。马克思把《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第三节即论“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一节，称为他“卖弄”黑格尔用语的一节，其中集中体现了否定和扬弃的逻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能够读懂这一节的人少之又少。诸多谈论“资本逻辑”的人，实际上都是在知性逻辑范围内所做的误读。
《资本论》第1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里体现的正是资本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由于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资本的生产和流通，除了价值的生产和流通之外，更重要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资本生产的过程要求压低劳动力成本即工资，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获得较高的利润，这体现了资本自我肯定、自我扩张的逻辑；资本流通的过程，却要求抬高工人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够产生足够大的有效需求，吸收资本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剩余产品，这体现了资本自我否定、自我限制的逻辑；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自相矛盾，即扬弃的逻辑，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就是这一矛盾的体现，当利润率趋近于零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时刻就到来了。
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是资本逻辑的三个环节(即资本的自我扩张、资本的自我否定和资本的自我扬弃)首次在历史中得到完整的表现。这使马克思确认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代的开始。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科学。
逻辑表现的只是科学的纯粹形态，历史表现的才是它的现实形态。这种否定并不是一次性地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螺旋式扩大的过程。这既表现为空间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英国一国扩展到整个世界的过程；也表现为时间的生产，即平均利润率曲线下降的过程。平均利润率降低与供求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到达相对过剩之前，人类面对的是短缺经济的挑战。短缺经济即供不应求的经济。短缺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短缺或商品的短缺，更表现为资本的短缺。萨伊定律所谓“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就是劳动产品短缺的表现，而利润率高企则是资本短缺的表现，因为资本供不应求，利润率就高，资本供求平衡，利润率就低，资本供过于求，利润率就降低为零。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萨伊定律不再成立，资本利润率不断下降。当利润率降低为零的时候，资本就还原为货币，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因为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家就不再投资，导致资本闲置和工人失业，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早在1848年英国资产阶级就应当被推翻了。然而，英国虽然是一个岛国，但并不独立于整个世界之外，相反，作为“日不落帝国”，它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并把世界的其余部分变为它的边缘或半边缘，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它的空间生产过程。这是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上的第一种表现。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的通信中所注意到的那样，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能够实现成本外部化、收益内部化，形成了足够的利润空间，有能力向本国无产阶级让步，使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不断改善，从而失去了革命性，陷入了改良主义。恩格斯逝世以后，当时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本国资产阶级妥协同样走向了改良主义道路。罗斯福以后的美国、“二战”以后的西欧和北欧，先后出现了类似的阶级妥协，最终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制度。因此，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曾经专门分析《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结尾的革命措施中指出，这些措施除了涉及公有制的部分外，“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得到了贯彻”。这些改革体现的是资本的时间生产即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自我扬弃，它们拔掉了资本主义的尖牙利齿，从而延缓了马克思所说的“现存社会条件的必然灭亡”，而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俄国、中国、古巴这些国家，恰恰是由于“在那里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些改革不为人所知”。实际上，福利国家政策之所以能够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恰恰是由于它适应了《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实现剩余价值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的原理。对此凯恩斯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中用扩展有效需求的理论做出了解释。这同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评论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但其必然结果是落入《资本论》第三卷所揭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凯恩斯革命不仅不能扭转这一规律，反而使资本主义生产陷入了滞胀。
为了解决滞胀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应时而起。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中，分别研究了新自由主义试图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努力。按照他们的看法，新自由主义是此前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反动。所不同的是，哈维着重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会取代凯恩斯主义，而罗宾逊关心的则是这种取代如何开启了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新时期。哈维研究了资本的空间生产的界限，罗宾逊研究了资本的时间生产的界限。无论是哈维，还是罗宾逊，都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给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比它避免的问题更加严重。
唯一出乎新自由主义者意料的是中国的崛起。它彻底地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尽管哈维把中国纳入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范围，但在阿明和阿里吉看来，中国由于保留了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并未完全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阿明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状态，其前途既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可能是共产主义社会。阿里吉则明确地使用了“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界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认为斯密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误认的那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相反，斯密不仅承认了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而且明确地把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当作不同于西欧特别是荷兰的市场经济的另外一条市场经济道路。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这种看法，阿里吉认为中国走了市场经济的另外一条道路——中国道路，从而能够为斯密的“世界市民社会”构想提供现实基础，而不是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世界霸主。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不是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前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似乎为阿里吉的观点提供了佐证。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16年英国的脱欧、美国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走进了死胡同。与此相反，中国提出摒弃“零和博弈”，实现合作共赢的理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新的领跑者。人们公认，中国已经由“天下”国家成功地转型为“世界”社会的合格成员。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中国古代世界观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对于信奉“人对人像狼”因而国家对国家来说也像狼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资本从个体工商户到股份公司，从私人垄断组织、金融寡头到国家垄断组织、跨国公司，已经经历了多次否定之否定。如果把股份公司等形式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自我否定，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否视为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想方案？对于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通往共产主义的一条道路，即“中国道路”。这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习近平同志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主义，它的未来只能是共产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往全球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条道路。
显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相比，这需要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支撑。
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
既然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类社会，而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而发生的改变，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研究就不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理论和现实出发，而必须从当今时代的理论和现实出发。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改变当今世界，而不是如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的话语解释当今世界。但是，今天的世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要研究当今时代的特点，就必须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自恩格斯逝世以来，由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品格遭到破坏，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三，其中有两个实践派别即西方的社会党和东方的共产党，一个理论派别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脱节造成了严重的实践后果：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在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却使自身陷入了福利制度危机；在东方，共产主义由于缺乏理论创新一方面导致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大卫·哈维称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与实践的脱节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后果——从“政治经济学批判”退回到“哲学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派别林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泥潭，不能自拔。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科学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背离其中任何一个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成色都会大打折扣。从实践上说，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本点，即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背离其中任何一个基本点都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晚年，德国的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终止，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成为全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终于能够以合法的形式开展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世界的发展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发展，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但修正和发展不等于修正主义，其界限在于，修正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修正和发展则是运用原有原则和方法中的历史条件。修正只能是对相关部分的修正以应对新的变化，发展则包括开拓性发展和应用性发展，其中开拓性发展是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应用性发展则是对原有研究领域的变革。然而，由于不懂辩证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大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都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机械的理解，所不同的是，考茨基陷入了教条主义，伯恩施坦陷入了修正主义。考茨基被称为“永不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教皇”，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一切，却不能针对新情况提出有效的实践策略。相反，伯恩施坦的斗争策略是见效的，但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考茨基在理论上从批判伯恩施坦到逐渐向伯恩施坦让步，伯恩施坦则逐渐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变成了康德的实践哲学。在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经历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背离共产主义原则，以伯恩施坦的著名口号“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为代表。所谓“最终目的”就是共产主义目标，所谓“运动”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的口号把“共产主义目标”与“社会主义运动”切割开来，从而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退回到《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社会主义”水平。第二个环节是背离国际主义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始终高举国际主义大旗，反对一切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但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逐渐背离了国际主义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团(除卡尔·李卜克内西外)对战争预算投赞成票，从而赤裸裸地蜕变为反马克思主义政党，造成第二国际的破产。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第二国际的左翼人士奋起批判右翼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推动了第三国际的成立。列宁在俄国发动的十月革命曾被葛兰西称为“背离《资本论》的革命”。原因是按照《资本论》，革命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至少也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农民占据人口多数的俄国发生。实际上，列宁的工农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革命的理论，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等“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更是创立了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理论。同样，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策略，而且在十月革命后与托洛茨基一道，发表了把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权益无条件返还中国的宣言，从而使正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外交失败的中国转向了列宁主义。遗憾的是斯大林未能准确把握列宁的理论创新，走向了教条主义，为后来苏联的瓦解埋下了种子。
与人们通常的认识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有卢森堡和列宁两个来源，因此与列宁的主张并不矛盾。这只要想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都是共产党人(其中葛兰西后来还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就明白了。遗憾的是，斯大林垄断了列宁主义的解释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大为失望。他们后来反对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打着列宁旗号的斯大林主义。一些本来在列宁和卢森堡之争中站在卢森堡一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霍克海默等人日渐远离政治，致使一种最强调“实践”概念的理论日益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走向与马克思的道路相反的历程：马克思是由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由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马克思早年的哲学批判。在理论上，辩证法、甚至唯物史观得到了维护，剩余价值理论却被抛弃了。
如果说，1968年的“五月风暴”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撒切尔转向”和“里根转向”代表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福利国家理论的破产，那么，苏东剧变代表的就是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破产。只有继承列宁晚年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为例。十八大报告的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到十九大报告改为两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学者应当在这一基础上为2050年以后中国将要发生的巨变做准备。
按照十九大报告关于两个“十五年”的新部署，2050年不仅是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时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的时期，而且是中国梦实现的时期，也很有可能是中国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一的时期。这就改变了原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中国学者必须面对这一新的形势。
近代以来，中国曾经向日本学习资本主义，向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又向美国学习先进技术，向欧洲学习福利政策。可以说，中国正在成为地地道道的世界历史民族。但是，中国梦实现以后怎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以后怎样？中国综合国力第一以后怎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是个什么样的阶段？这些问题都会涌现出来，而中国却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加尔布雷思早在1958年就写作了《丰裕社会》，研究作为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后果的西方消费社会。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对阶级政治的取代，则表明进入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政治状况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因此，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生活必需品过剩时代的到来都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原有条件。如果到205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一位，我们所面对的将不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高平衡陷阱。那时候“三个没有变”或许将会过时，然而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真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破解这一难题。中国共产党不仅必须向全中国人民，也要向全世界人民指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建立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以每个人掌握自由发展的条件为前提，其中首要的是保障每个人拥有足够的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本义就是利润至上，而不是以人为本。只有掌握资本的人才有自由发展的条件，没有资本的人必须为生活而挣扎，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工资的形式换回自己的生活条件。只有资本归全社会占有，原来相当于利润的余额才能由社会所支配，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仅为资本家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
既然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我们就可以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对2050年以后的中国和世界进行规划。
首先，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共产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它只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终结，而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相反，摆脱了丛林法则的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社会规律行动，而不是按照“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行动。因此，这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开端。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必须由集中关注“经济的社会形态”到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其次，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进入人类社会时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艰难的、甚至是漫长的过渡时期。当然，这个“漫长”是相对于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历史来说的；相对于几千、上万年的整个人类历史，这个过渡时期必定是非常短暂的。但无论如何，如果把这个过渡时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按照《哥达纲领批判》的看法，在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之前，必定有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但同时既保留资本主义的残余、又带有共产主义特征的过渡时期。在这之后，才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最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道路。按生产力水平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但按人均计算，中国只能算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在到达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过渡阶段”之前，中国还需要经过一个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最发达国家水平的时期。显然，如果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话，那么，中国还需要经历一个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发达国家水平、再在这一基础上同发达国家的过渡时期一起发展的时期。我把这一阶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这样，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就衔接起来了。
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一百年的时间，那么，中级阶段恐怕也不会太短。但无论如何，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三步走远景，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世界历史坐标，借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筹划，而不必担心失去方向。就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战略的部署一样，我们也可以对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三步走(或四步走、五步走)进行筹划。这样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球共产主义共同体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景。
参考文献：
［1］欧内斯特·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发、杜章智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2］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6］Andrea D. Williams ed: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