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与霍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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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与弗洛姆浪漫关系结束后还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社交和职业关系,她与奥斯卡亦是如此。也如同早年写日记分析失败的恋情,霍尼为她与弗洛姆写了一本书,即《自我分析》(1942)。
根据《自我分析》,克莱尔是霍尼的病人,霍尼断断续续为她治疗了四年半。克莱尔在未接受精神分析的某一时期,运用自我分析的技术,克服了对情人彼得的病态依赖。克莱尔将自我分析的记录交给霍尼,并允许她将故事公诸于众。克莱尔的故事明显带有自传性质。霍尼应该是从1938年开始了四年半痛苦的自我分析,而霍尼1936年4月回德国时提出与奥斯卡离婚,1938年成功,她很可能是想嫁给弗洛姆,但弗洛姆没有娶她。
事实上,霍尼-弗洛姆关系很可能类似于克莱尔-彼得关系:一个具有依赖性的女人,一个对任何有求于他的表示都会神经过敏的男人,两者的结合是办不到的。
彼得是个“救世主类型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克莱尔把彼得当作“魔幻帮手”——这个词是弗洛姆想出来的,她低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需要别人的保护、帮助,压抑自己的抱负,俨然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里追求爱情、顺从他人的类型。克莱尔后来觉得彼得“把自己严严地裹起来”,“他禁不住扮演起一个永远正确、永远高人一等、永远慷慨大方的角色”。
霍尼在恋情告终后对玛丽·列维说,弗洛姆是培尔·金特式人物。培尔·金特是易卜生剧作《培尔·金特》的主人公,霍尼后来在《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讨论他,将他归于“远离人”的超然类型:“任何亲密、长久的关系都会必然危及他的超然,因而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弗洛姆则在《为自己的人》(1947)中说,培尔·金特是“市场型人格”,“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认为自己的价值在于交换价值”,没有内在的本质。
让霍尼与弗洛姆关系恶化的因素,除了两人的人格特质,还有弗洛姆分析霍尼的二女儿玛丽安、弗洛姆与凯瑟琳·邓翰的恋情。
霍尼对年幼的女儿们疏于照顾。玛丽安5岁时生病,霍尼将她送往瑞士疗养,给玛丽安造成了巨大创伤。霍尼还打算把三个女儿送到克莱因那里做“预防分析”,大女儿布莉吉特坚定拒绝了;玛丽安没有抗议,分析看起来没造成什么伤害,也没什么帮助;三女儿瑞那特的分析适得其反,她常做噩梦,心怀忿怒。霍尼日后对瑞那特说,送她们去接受精神分析是“最大的错误,她很后悔让我们遭受这番折磨”。
布莉吉特长大后从事演艺,当霍尼与奥斯卡移民美国时,她留在了德国。玛丽安认同了母亲,先后在柏林大学、弗莱堡大学读医学,后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学医。瑞那特成了家庭主妇,婚姻不幸。
1937年夏,玛丽安跟随母亲职业的脚步,进入佩恩·韦特奈诊所当精神病住院医生,在霍尼的建议下,弗洛姆成了玛丽安的培训分析师,分析为期三年,1940年结束。弗洛姆一开始是拒绝的,他比霍尼小15岁,比玛丽安大13岁,母亲的年轻情人分析女儿,张力可想而知。玛丽安在分析中告诉弗洛姆霍尼作为母亲的缺陷,他信以为真。霍尼与弗洛姆在分析关系中都有过越界问题,而霍尼与布莉吉特母女俩似乎与作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代表作《西线无战事》)都有恋情,为何霍尼还让弗洛姆分析女儿?
1937年,弗洛姆与黑人舞蹈家凯瑟琳·邓翰开始恋情,关系维持三年之久,邓翰比弗洛姆小9岁。弗洛姆帮助里奇曼在纽约发展事业,两人还维持着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所以他与邓翰在沙利文的房子幽会。显然,弗洛姆对女性陪伴有一种自恋式的需要,当一段关系快结束时,他会投入下一段关系。巧合的是,他与邓翰的恋情和他对玛丽安的分析几乎同步。霍尼得知这段私情时,十分难过,就像奥斯卡迷恋其他年轻漂亮女性一样,这激起了她的自卑感。
霍尼与弗洛姆都没有忠于对方,他们相恋的时候,霍尼还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年轻实习生打得火热,此外,她至少与保罗·提利希和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有私情。
弗洛姆与霍尼、玛丽安、邓翰纠缠不清时,他与法兰克福研究所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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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弗洛姆在法兰克福研究所迁往哥伦比亚大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霍克海默为弗洛姆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为他报销了许多医药费,又在1936年和他签订终身协议。弗洛姆写信给霍克海默表示感谢,承诺说要为研究所写一本新书。
然而好景不长,和研究所的其他同事相比,弗洛姆融入美国太快了,而且偏离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弗洛姆在研究所的地位不断下降,渐渐边缘化。1937年,弗洛姆提交了《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目的》,文章主题是“社会性格具有塑造力量”,研究所拒绝发表。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德国纳粹开始有组织屠杀犹太人,弗洛姆的母亲罗莎这才愿意离开德国,按照当局要求必须支付大额保证金。弗洛姆希望霍克海默能承担大部分费用,霍克海默第一次拒绝他,强调研究所出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1939年5月,由于资金异常紧张,霍克海默违背了弗洛姆的终身协议,不愿意支付薪水,裂痕进一步扩大;10月,弗洛姆与研究所解除合同,他极力讨价还价,拿到了2万美元的遣散费——大约是他4年的薪水。其实早在1936年10月,沙利文邀请弗洛姆担任华盛顿精神病学院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弗洛姆有了许多转介病人,精神分析实践逐渐成了他主要的收费来源。弗洛姆与研究所为了薪水撕破脸,很可能他童年时期的疏离感被触碰了,才激起强烈的反应。
罗莎最后于1941年移民美国。叔公路德维格在弗洛姆童年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孙子海因兹·勃兰特1934年12月因反对纳粹政权下狱,弗洛姆一直积极营救,勃兰特最终在集中营幸存。“水晶之夜”后,弗洛姆也积极帮助母系克劳斯家族,然而未尽全力,远不如对勃兰特上心,这最终导致弗洛姆与母系家族决裂并与犹太宗教断绝关系。
历经1939年与法兰克福研究所决裂、1940年与霍尼分手以及多年营救亲人,1941年,临近弗洛姆41岁生日,他当初向霍克海默承诺的书终于出版了,这本书是《逃避自由》。他在前言里写道:
本书的主题就是,前个人状态社会既为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又限制了人的发展。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逃避自由(1941)附录阐释了“社会性格”的概念,这一概念贯穿弗洛姆的作品。
尽管一些论点的论证有瑕疵,这本书迅速成为经典。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有三种机制,德国中下层阶级逃避自由导致了纳粹兴起:
权威主义,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
破坏欲,毁掉他人以免世界再威胁自己。
机械趋同,个人完全按照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塑造自己,变得同其他人一样,如同其他人对他的期望。
弗洛姆在结尾乐观预言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民主和自由终将广为传播,犹太先知传统精彩绽放了。附录“性格与社会进程”阐释了“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只包括一部分经过选择的特质,即,在一个群体共同的基本经历和生活方式作用的结果下,发展起来的该群体大多数成员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这一概念是贯穿弗洛姆作品的线索。
在讨论权威主义时,弗洛姆提到了“魔幻帮手”,依赖者与“魔幻帮手”遥相呼应《自我分析》里的克莱尔-彼得。只是霍尼对克莱尔更加同情,弗洛姆则多少带着一丝恼怒来描写依赖性很强的伴侣。弗洛姆写道,依赖者的期望完全是虚妄的,“所以任何一位真实的人最终都会令他失望,此外还有因受那个人奴役而产生的憎恨。这些都会导致不断的冲突”,结果只会以分离告终。
1941年4月,由于霍尼离经叛道且“骚扰学生”,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取消了她作为导师和培训分析师的资格,她辞职离开,创建了精神分析进步协会及附属的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霍尼任研究所所长,邀请弗洛姆、沙利文、汤普森等人加入。弗洛姆没有医学学位,仍被任命为培训分析师和临床督导,可以在研究所教学。
1943年,霍尼希望研究所成为纽约医学院的附属机构,借机剥夺了弗洛姆培训分析师和临床督导的资格,并最终取消了他的教学特权,如同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曾经对她所做的那样。究其原因,弗洛姆凭借《逃避自由》声名鹊起,霍尼担心他的威望超过自己,也有可能因为分手她对他心怀怨恨,所以也要让他尝一尝她尝过的滋味。4月,弗洛姆与霍尼决裂,辞职离开,沙利文、汤普森等人也离开了。讽刺的是,1944年2月,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与纽约医学院合并谈判破裂,又有六人离开研究所。
1943年那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战败,成为二战转折点,同盟国迎来胜利的曙光。而弗洛姆与霍尼最终决裂,从巴登-巴登到柏林,从芝加哥到纽约,翻山越岭,漂洋过海;从偶遇到密友,从故知到情侣,相辅相成,风流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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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和汤普森离开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后,建立了华盛顿精神病学院华盛顿分校和纽约分校,弗洛姆加入其中。1946年,纽约分校与华盛顿分校脱离,成立了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研究所,弗洛姆任研究所临床培训首任主管,直到1950年。
1944年7月,弗洛姆与来自纳粹德国的同胞赫妮·格兰德举行了婚礼。赫妮与弗洛姆同岁,是一名摄影师,她有过两段婚姻,1940年带着儿子约瑟夫抵达纽约。1941年,弗洛姆和赫妮正式恋爱。弗洛姆将约瑟夫视如己出,为他支付大学学费,还资助他的蜜月旅行;弗洛姆也能和临床学生相处和谐,但对年幼的孩子提不起兴致。
赫妮流亡时健康受损,有极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来甚至难以行走,几乎需要弗洛姆全天照顾。1950年6月,弗洛姆与赫妮听从医生的建议,搬到了墨西哥城,但赫妮疼痛没有减轻,抑郁加重。
1952年6月,赫妮自杀,弗洛姆十分痛苦。同年12月4日,霍尼逝世。
霍尼与弗洛姆决裂后,写了两本书:《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发展了“真实自我”的概念,提出了成熟理论。
霍尼40年代最长久的关系是与哈洛德·克尔曼,克尔曼比霍尼小21岁,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时,他曾接受她的督导。克尔曼后来掌握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实权,直到1951年霍尼反对他。人们经常把他们两人的关系比作“共生”,两人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相互利用。在霍尼葬礼上,克尔曼“像个婴孩般地号哭”“他的反应活像是他的母亲去世了”。
1952年12月,弗洛姆开始向安妮斯·弗里曼献殷勤。安妮斯比弗洛姆小两岁,有过三段婚姻,没有孩子,富有、性感、美丽、聪慧,非常崇拜他。1953年12月,弗洛姆与安妮斯结婚。他们甜蜜的爱情促使弗洛姆写出了《爱的艺术》(1956)。
《爱的艺术》(1956)是弗洛姆最受欢迎的书。
在《逃避自由》之后、《爱的艺术》之前,弗洛姆写了四本书:《为自己的人》(1947)、《精神分析与宗教》(1950)、《被遗忘的语言》(1951)、《健全的社会》(1955),但它们的影响力远不及《爱的艺术》。《爱的艺术》畅销全球,截至1999年,它被翻译成32种语言,销量超2500万册,弗洛姆因而被称作“爱的先知”。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前言里写道:
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性倾向,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弗洛姆提出爱是一门艺术,并介绍了爱的理论和实践。他认为,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是“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
爱的能力基于母爱。母爱的本质是无条件,关心孩子的成长,并能与孩子分离。
理智和判断力基于父爱。父爱是有条件的,“我爱你,因为你实现了我的期望,因为你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因为你和我一样”。
天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列原则:“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成熟的爱的原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不成熟的、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
每一个在一个特定社会生活的人的爱的能力取决于这一社会对这个人的性格的影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这造成了爱情在西方社会的衰亡。把爱情看作是性满足的产物,把爱情看作是结伴思想和防止孤独的避风港,是由社会决定并造成的爱情病理学。
社会性格之外,造成神经症病态爱情的基本条件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牢牢地抓住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成年后都转移到“所爱者”身上。
弗洛姆这样描述男子在感情发育过程中始终停留在同母亲的联系上:
这些男子从来没有断奶,他们始终感到自己是孩子,他们需要母亲的保护、母爱、温暖、关怀和欣赏。……他们的目的是被人爱,而不是爱自己。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往往可以看到很强的虚荣心和没有完全暴露的远大志向。如果他们找到“合适”的妻子,他们就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占了全世界的上风;这时他们对其他人也会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妻子不再符合他的想象,就会出现冲突和摩擦。如果她妻子不始终如一地欣赏他,如果她要求有自己的生活,希望得到爱和保护,如果她——在极端的情况下——不准备原谅他的外遇(或者不流露对此有一种颇为欣赏的兴趣),这时他就会感到受到很大的伤害和失望。
这一段话像是在描述弗洛姆与里奇曼、霍尼的恋情,为《自我分析》里克莱尔-彼得的故事添加脚注。那个被克莱尔视为“魔幻帮手”的彼得,其实没有摆脱对母亲的依赖:弗洛姆的母亲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延伸,而他父亲的爱比母亲的爱更没有条件,弗洛姆那时候并不成熟。如果说在《逃避自由》里弗洛姆主要是分析克莱尔/霍尼,现在他也反思彼得/自己。
此时,距弗洛姆与霍尼分手已有16年。所谓雪泥鸿爪,爱过的人,经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
参考资料
1 伯纳德·派里斯:《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方永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2 劳伦斯·弗里德曼:《爱的先知:弗洛姆传》,郑世彦等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
3 http://en.wiki.sxisa.org/wiki/Karen_Horney
4 http://en.wiki.sxisa.org/wiki/Erich_Fr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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