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烟花为例，为什么浏阳是中国县域经济的观察样本
作者｜王卓（长沙）
从去年春节开始，关于湖南省浏阳市烟花产业的媒体内容一直在成倍增加，一位烟花工厂的老板和我说，想都不敢想，前几年花钱搞宣传都没人愿意。
这里被誉为中国的「烟花之乡」，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烟花这个消费品制造产业最为重要的产业带。浏阳地势起伏，多为丘陵，天然适合阻隔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花炮工厂依山而建，若从空中俯视，可以看到一座座相互连在一起、形状类似碉堡和战壕的建筑群。
在华人千百年的节日记忆中，总是少不了烟花和鞭炮以及与之伴随的硝烟味，因为这代表着欢乐、繁荣和一部分的自由。在社会经济历史中，烟花行业的发展都与商贾、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壮大密不可分，烟花在中国人的心中天然与商业活力相关。
2022年12月，中国结束历时三年的高强度管控，所有人都亟需一种唤醒活力的有效方式，烟花的作用被重新强调，多座城市重启停摆多年的大型烟花燃放活动。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认为，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舆论场上随即出现对全国性禁燃令进行松绑的巨大呼声。
浏阳拐入一个意想不到的黄金发展期。1月3日，浏阳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贤前表示，2023年花炮产业的年内总产值实现500亿元。这一数字在2022年是301.5亿元。在2023年初我们进行访谈时，浏阳烟花产业相关人士判断未来三年市场会很好，而今年再次交流的结果变得更有信心，「至少还能有五年的好时光」。
以近年来烟花产业的变化轨迹为透镜，我们可以看到浏阳这座古老县城的经济自主性和产业进化逻辑，它对烟花产业的坚守、自救与更新，对于中国经济的「腰部」——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如何发挥自身的产业特性，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普遍价值。
自古以来，浏阳从来不是烟花的唯一核心产地，而是始终面对着激烈竞争。湖南的醴陵、江西的上栗、万载等地也是非常重要的花炮产地，这些地方至今共享关于唐朝时李畋竹筒发明爆竹的传说。改革开放之后，湘鄂边区域内几座县市围绕全国烟花市场所展开的竞争更是白热化，处处是「十户九爆」的家庭作坊，浏阳虽较为领先也并非一家独大。
骤然而至的「全面禁燃令」在客观上打破了这种野蛮生长和混乱竞争的产业状态。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6月，全国90%以上大中型城市中心区域和1000余家县域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位曾经在湘鄂边经营鞭炮工厂的老板和我说，2017年河南推行禁燃之后，他的工厂就彻底做不下去了。更为不幸的是，关于烟花而出现的社会新闻变得日渐负面，炸伤和污染成为更多人的第一印象，甚至让从业者感到脸上无光。
从产业结构角度回看，这样的认知也加速了区域政策的变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将烟花产业视为必须淘汰的落后产能。2006 — 2015 年的 10 年间，全国接近 4000 家烟花生产企业关停。16 个省（区、市）完全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退出烟花爆竹生产的省、市、县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51.6%、72.4%、89.8%。其中，江西上栗县、万载县也受到省级产业规划的影响，大幅减少烟花生产企业。
相比之下，浏阳的烟花产业战略思路不是一刀切，我们将其整体总结为「顺势而为，赢得主动」。
首先是针对污染和安全问题，强制性地淘汰大量落后产能，进行供给侧改革和生产规范要求。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的数据显示，当地花炮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024家缩减到2017年的558家，到2022年减少到441家，未来会降低到300家左右。这个淘汰过程在所谓的「黄金时期」中仍在继续进行，决定因素也由政府政策变成市场选择。
其次是大踏步地进行产业扩展和丰富，用增量换空间。近年来，浏阳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迅速崛起，三者总产值超2000亿，替代烟花爆竹成为浏阳的主导优势产业，浏阳也长期居于中国县域经济50强之列。烟花产业在浏阳生产总值的占比已经低于20%，并将进一步降低，数量多而规模大的产业状态转化为数量少而能力强。
从地方财政意义上，烟花产业的主要作用已经不是支撑浏阳的经济大盘，而是对地方社会意义重大，因为这个产业的进化能够不断地富裕之民。
虽然烟花的现代化生产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依旧需要大量手工操作，传统的烟花生产中的师徒制度和同乡关系得到了沿袭。相比那些崛起中的现代化产业，烟花产业中的本地人比例高出许多，几代人从事烟花生产的家庭屡见不鲜，因此烟花产业中的本地民生依存度非常高，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价值巨大。
在新疆库尔勒的香梨产业、江西赣南的橙子产业、湖南邵阳的打火机产业等县域案例之中，我们都能有类似的感知。这些产业既能够作为地方名片不断地提升当地的品牌力，又能保护本地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结构。
必须指出，整个过程不是由贤能政治自上而下完成，历史积淀的行业自治组织、人情世故的社会互动关系以及县域经济所具有的利益自主性，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协商-共识」的政策说服工作多由自下而上发起并实现。
不过，我们描述的上述图景都是以浏阳作为主语而展开，在一个全球的坐标系之中，中国烟花产业的现状难言乐观，甚至相比欧美等市场，我们可能已经在整个维度上落后。政策几次突变更是影响了竞争力的积蓄。
一位访谈对象曾经告诉我们，「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烟花是工业品，而不是文化产品。」
这是县域经济的两难困境。在一个内卷市场的模式之中，县域经济有能力很快形成一个基于本地力量的战斗集团，优化内部产业链条和交易成本，保证自己产业的生存能力，但是生存力并非竞争力，例如烟花的主要利润是被获得准垄断销售资质的各地经销商所得，因此天花板问题非常明显，产业上限是大多数县市特色产业所面临的长期桎梏。
竞争的问题只能在更激烈的竞争市场里解决。于内部而言，目前的黄金期不应该是特殊时期活跃市井的权宜之计，而应是政策和市场确立彼此边界的开始；于外部而言，浏阳虽占据中国烟花出口的最大比例，但也多为中低端产品，基于优质人才和创意而升级为艺术文化现象，是必须走的一条漫漫长路。
浏阳一位烟花从业者告诉媒体：「它既不是夕阳产业，也不是朝阳产业，而是一个永恒的产业。虽有各种禁燃令，但千年的传统、人们的喜爱，灭不掉。」
这是我们重新刊发《窄播》2023年2月6日关于浏阳烟花文章的原因，也是我们愿意不断强调的常识：安全和繁荣从来不是一组反义词。
访谈 | 张娆（北京）辜晓晓（上海）
作者 | 张娆（北京）
对于湖南浏阳的烟花人来说，春节在外过年，既是坏事，也是好事。
坏事，当然指的是没能团聚的遗憾；好事的意思是说，这一年的春节，终于再次接到了外地烟花燃放的订单。
浏阳是湖南省辖县级市（由长沙市代管），许多重要地点的命名方式都会提醒一个初到此地的游客：自古以来，浏阳就是烟花之乡。这里有花炮广场、花炮大道、花炮女神雕像、花炮新村……烟花，与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
据浏阳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浏阳成为湖南爆竹制作中心；咸丰同治时期，浏阳烟花被广泛贩至粤、鲁、晋各省；至光绪年间，浏阳烟花开始出口，远销印尼、马来。如今，全市有30万人从事烟花生产。在大瑶镇，甚至70%的居民都是烟花从业者。
在浏阳，烟花绽放的声音一年四季不绝于耳。浏阳人做烟花，爱烟花，除了红白事和庆典活动之外，在浏阳河畔的观礼台上，从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都会有当地烟花厂商的试样燃放。在每年的国际烟花节期间，连民房的屋顶都会成为私人观看场地，向游客售票。
2023年春节，随着防疫管控放开，多年的禁燃政策终于松动。烟花之乡浏阳忽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烟火气回来了，浏阳烟花人的春节，终于再次踏上奔波的旅途。
在过去和未来，《窄播》曾经报道、也将要报道许多产业带故事，但浏阳的烟花产业带也许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关注浏阳的烟花，就是关注一个特许经营的政策敏感产业，一个内循环经济体系下市场容量封顶的静态行业，如何寻求升级和突破的故事。
在特许经营的前提下，禁燃和疫情使国内的消费需求被长期压制，烟花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很弱；浏阳烟花想要寻求向外发展，但是在国际上又缺乏品牌效应，并不具备文化话语权。
从很多维度上来看，浏阳烟花产业的升级方向有一个透明的玻璃顶，因此形成了一个相对静态的状态，烟花甚至出现了诸多夕阳产业的表征。
例如，作为工业品，烟花的附加值越来越低，需求越来越弱；浏阳的年轻人不再视烟花行业为未来的归宿，原有的高端人才也在流失；整个行业在产品研发和模式创新上都呈现出活力不足的样貌。
这些问题，对撞在2023年春节的当口上，则是喜悦与忙乱并存：订单突然井喷，被压抑的产能和人才供给无法满足暴涨的需求。短视频作为一个小的行业变量所造就的网红烟花，也拱托着浏阳走上了流量高峰。
政策松动，浏阳人终于能够放手去做些事情——做文化产业、打造文旅项目，让烟花不再是只能缩于日益逼仄的发展空间中的旧日之物。「你知道吗？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留守儿童。烟花就是我们的财富。」
著名的烟花艺术家蔡国强曾以作品「天梯」闻名海内外，它象征着人们对于宇宙的探索、对于更高处的渴望。如今，浏阳人的面前仿佛也赫然出现了一座「天梯」——在茫茫的黑暗中，这座孤独的天梯播散着细细的、微弱的光亮。它挂住了浏阳烟花人的希望和热情，向上燃烧。
措手不及的喜悦
禁放政策的松动并非毫无预兆——起码对于浏阳人来说是这样。
张杨是银达利烟花燃放公司的总经理。从11月中旬起，张杨开始陆陆续续地接到一些烟花燃放的项目。浏阳烟花协会办公室也几乎每天都有外省电话打进来。随后，这些项目来得越来越多，电话铃声也越来越急。
烟花表演类项目的一大半客户都是各地政府单位，订单的井喷代表了政策上的暧昧。后疫情时期，活跃消费信心、恢复城市的市井气是摆在各地眼前的重要任务，叠加春节效应，烟花成为一支最好的催化剂。
自古以来，烟花行业的发展都与商贾、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壮大密不可分，勾栏瓦肆正是烟花最常绽放之处。烟花，在中国人的心中天然与商业活力相关。随着河南、山东等曾经严格执行禁放的地区官宣了燃放许可，蓦然回首，浏阳人意识到，烟花行业的春天可能终于回来了。
根据浏阳烟花燃放协会的统计，2023年春节期间（除夕至正月十五），全国各地约有500场大型的烟花表演活动，燃放金额超过两个亿——是疫情期间的四到五倍，相当于2022年全年的体量。
除夕当晚，张杨还在杭州跟项目。据她说，杭州的烟花会是1月16日市里才紧急讨论决定的，那时距除夕已经只剩不到一周。直到我们谈话的当天，她的手机上仍然不断地冒出新项目沟通的需求。
但是，「我们的资源都已经饱和了，人和货都不够，确实没办法再接了。」
面对烟火气回归的惊喜，浏阳人在喜悦之余，也有些措手不及。「我们没有心理准备。2022年就不怎么景气，2023年本来没抱太大希望的。」抖音达人「烟花王子哥」说。
产能不足是浏阳人在2023年春节所面临的最显见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全国愈加严格的禁燃令带领浏阳的烟花产业进入了寒冬期，产值增速几乎腰斩，此后一路下滑，大量烟花企业退出。烟花王子哥告诉我们：「如果说以前我们这能有1000家烟花厂，那现在可能只剩500家了。」
疫情又使带有聚集属性的烟花表演场次锐减。张杨告诉我们，「疫情期间，我们有长达六个月的时间一个项目都没有。」
在各种因素综合下，厂商的备货预期并不高。何况，照往年的春节节奏来看，往往在11月，订货流程就已经基本完成。谁也没想到，政策的突然调整带来了如此迅猛的市场需求。
张杨的公司是国内少数专做燃放的企业。在设备和货上，一年四季均有稳定的储备，并且有着更成熟的活动组织流程和资源调配能力。2023年春节，她提早开始准备，备下了500-800万燃放金额的货。即便如此，需求依然超过了他们的承载能力。
货姑且还好说，东拼西凑或加紧生产总能解决，团队和人才的不足则是一时半会儿难以补齐的。烟花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技术，它需要音乐、美术和电子信息方面的综合知识。
2008年后，北京奥运会上令人惊艳的烟花效果曾经为浏阳带来黄金时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大量人才涌入。专业的烟花燃放公司也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细分行业。但是，十年禁燃，三年疫情，烟花行业被视为夕阳产业，原有的人才快速流失，许多人已经转到了其他领域，年轻人更是不愿涉身其中。
不管怎样，至少行业开始恢复了，浏阳人的心里就有了希望。当烟花重新绽放在夜空中的时候，地上的人们终于露出幸福的表情。
黄成是一位知名的浏阳烟花导演，经营着一家花火剧团。在他眼中，「烟花是最好的情绪性产品。」它非常适合帮助人们释放压抑了三年的心情。烟花行业的井喷，是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张杨说。
政策的骨骼
烟花是一个缺乏自主发展能力的产业，无论是在生产、流通还是销售环节，有形的手都参与其中。政策如同骨骼，划定和支起了这个行业的形状。
在老一辈烟花人眼里，烟花的禁燃与放开几乎总是以十年左右为一个周期，潮汐般的政策颠簸已经使人们适应了经营的起伏。在工厂中，每个工人都有各自等级的考试，持证才能上岗。流通和销售环节的限制也始终如影随形，批发经销需要特许经营，零售渠道也要划分为短期销售和长期销售。
在产业带工厂打掉中间环节、进行零售化转型的故事已经遍地都是的当下，烟花行业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批发链路——他们必须如此。
甚至，相当一部分的市场需求，原本就是由不追求经济效益的政府客户撑起。大型的节庆活动期间，比如五一、国庆和春节，许多地方都会以烟花表演活动来增强庆祝的气氛。
这意味着，烟花行业天然就是一个To B的产业——更明确地说，是To G或者By G。这使得烟花市场的发展呈现出静态特征，即需求相对固定，市场容量上有封顶，下有兜底。禁燃政策固然限制了产业规模，但市场经济也有它的弹性，地方支柱产业经济的需要、各地政府和经审批活动的燃放需求、以及政策边缘和暗处那些生生不息的民俗需求，使得烟花行业起码能够保持一个不愁吃穿的状态。
行业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且受限，体现在产品侧，是研发速度的趋缓。2023年爆红的款式「加特林」，已经是多年以前就出现在市面上并出口至国外的产品。厂商离末端消费者越远，市场反馈的传导就越慢，上游对潜在的市场需求越不敏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厂商也不愿投入巨大资源去做产品研发。
烟花王子哥本名何晴光，他曾是一名烟花厂职员，也是浏阳第一批用抖音拍摄烟花燃放视频的人，有很多浏阳烟花厂商与他合作进行产品的实拍和宣传。不过，这类合作关系一般只能维持两年左右。
「没有那么多新产品可以拍，厂子也不一定能盈利去投入研发。」他解释说。「拍短视频总得需要新东西的。」
在烟花行业的黄金时代，政府曾经发出号召，要投入几千万实现行业十大技术难题的改革。随着需求的萎缩，这些对研发的激励政策也逐渐放缓。
在国际市场中，我国是最大的烟花出口国，但供给的主要是大众消费类市场。在专业燃放类市场，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则是领域中的佼佼者，例如，高空礼花弹就是日本的专长。
比起个人消费的烟花，专业燃放类产品也许在外观上看起来没区别，但原材料纯度更高，产品含药量也会更多。相应地，对企业的研发能力、生产流程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也会有更高的要求。
到目前为止，出于安全考虑，我国仍然只允许生产直径6寸以下的礼花弹，并且对于大型燃放活动中大号礼花弹所占的燃放比例都有着严格的限制。日本和欧洲则不对礼花弹的规格进行特殊要求。
不难想象，后两者在专业燃放市场上的研发热情和水平显然会更高。我国的优秀烟火艺术家蔡国强便是由日本求学归来。2014年，日本埼玉县甚至在花火大会上燃放了直径超1米、重460公斤的世界最大烟花「4尺玉」，炸出了732米的花朵。
张杨的公司在采购专业燃放类产品时，也会考虑日本的工艺和产品。由于进口上的限制，公司只能先聘请日本的工艺师傅到国内来进行教学和交流，再经由日本供应商采购原料并委托指定的工厂进行生产。整个流程十分复杂。
不过，国内严格的监管政策的确使行业的安全标准大大提升。在浏阳的花炮生产史中，家庭作坊曾是主流形态。何晴光回忆道，很多孩子在小时候都参与过家里花炮制作的工作中，「孩子负责穿引线的活儿，配药这样的工作由父亲来做，当时我们要到药品铺子里去配药，原材料很容易就能买到。」
而如今，每家烟花工厂都设有一级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安全生产，涉药环节和无药环节在物理上隔开，燃放试样的地点也有专门规定。
「的确，这十年烟花行业政策很严格，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几乎很少看到烟花的生产安全事故了，因为燃放烟花而受伤的新闻也减少了。」张杨说。随着全行业规范程度的提高和落后产能的退场，烟花生产和燃放已经变得非常安全。
短视频：一个小变量
外部商业环境的变化，在静态的烟花行业内往往被缩小了振幅。对于浏阳的烟花人而言，短视频可能是这些年中为数不多的变量：烟花的上游，终于跨过了层层的幕后藩篱，被末端消费者看见。
在禁燃叠加疫情的困难时期，短视频的兴起在这一湾平静的湖水中搅起了新的波澜。在短视频的传播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了「加特林」「水母烟花」「米兰之夜」「芝麻开门」等缤纷多彩的产品，走进了烟花的迷人世界。
水母烟花
在政策放开的当口之下，被点燃了需求的消费者，开始更加主动地寻找更新奇、更好玩、更上镜的产品。「网红烟花」的概念诞生了。
何晴光说，「几年前烟花不景气的时候，商品积压在仓库、厂商面临倒闭危机是常有的事。但是，短视频火起来之后，每年的量都蹭蹭往上涨。」
早些年，浏阳人还没有意识到短视频传播与视觉效果强烈的烟花能有何耦合之处，何晴光做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很快收获成功。现在，他已经有150万粉丝，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达到了96.3万的观看。
厂商「辉跃烟花」经常与何晴光合作拍摄产品试燃效果。销售悠悠说，在抖音上推广是这两年才开始尝试的。「以前我们做出口比较多，现在做内销，发现短视频对于品牌推广很有帮助。」她说。现在，辉跃同三位烟花垂类达人进行固定合作，自己也在抖音上开设了账号。
「现在很多厂商都专门成立了宣传部，工作内容就是发短视频。以前厂里哪有宣传部一说。」何晴光说。
尽管烟花相关内容的短视频很受欢迎，但产业内部循环速度却很难因此跟上发展。在其他消费品行业，直播电商已经成为基本操作，这一短链模式使无数上游厂商受益并增强了供应链快反能力。
烟花行业则由于特许经营无法直接在线上销售，因此，即使消费者在视频里看到了心仪的产品，也只能在本地零售点寻找产品，供需错位时常发生。此时，经销商的选货能力能否快速跟上消费者的需求，成为了关键。
何晴光已经习惯在私信里看到抱怨他不直接卖货的用户。辉跃烟花的悠悠也很清楚，短视频的宣传作用，更多是面向B端，或是利用在C端的影响力去反推B端及经销商的订单。
「至少短视频让更多消费者产生了想要买好看烟花的意识。」张杨说。「在以往，可能大家要临近除夕才会买，但是现在，烟花销售的爆发明显提前了很多天。」
短视频的流量汇集能力，在以生产-流通-销售为核心链路的产品层面，似乎没能产生突破性的作用。但是，在烟花行业的另一些发展路径上，它的出现扮演了重要的加速器角色。
从工业到文化产业
短视频带来的巨大流量由于销售链路的阻断很难沉淀在厂商侧。但浏阳正在试图把烟花的流量汇集到城市的文化名片上。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用户，正在新媒体上隐约地认识到浏阳作为烟花之乡的文化身份。
烟花导演黄成对于烟花产业的问题直言不讳。「行业在过去几年是很难，但根源并不是政策的限制。」他说。「关键在于，我们的烟花是工业品，而不是文化产品。」
浏阳为世界输出了无数烟花产品，但始终不具备品牌属性。这听起来似乎又是一个「低端制造业升级」的故事。不过，这类叙事中，在国内消费市场遇到发展瓶颈时，海外的需求往往作为牵引，引领了国内产业带的升级和转型。浏阳却没有这个机会。
如果固守生产加工的工业品思路，那么安全、环保等任何一个敏感因素，都会让行业如草竿般轻易折断。转型为文化产业则能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舞台。烟花本就属于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具有很强的文化潜力，浏阳在这一点上仍有很多提高的空间。
「比利时明日世界音乐节、日本的花火大会、迪士尼烟花，他们的烟花是IP，是品牌，和我们有本质的区别。」黄成严肃地说，「烟花IP品牌的盈利方式是文旅，有更多附加值，比纯工业生产的利润高了几倍。」
以日本花火大会为例。从历史上看，日本最早的烟花大会至18世纪以消灾解厄为目的出现，从文化内核上来看，它与我国的年兽传说极为相似。不过，烟花在日本的文化内涵随时代不断丰富，与夏日祭市集的结合使花火大会成为消费的场景，花火大会逐渐成为日本各县发展文旅、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
据日本旅游官网统计，日本每年举办逾一千场烟花大会，其中东京隅田川、新潟县长冈、静冈河口湖等地的花火大会往往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
电影、动漫和音乐等流行文化载体也在持续强化花火大会这个文旅符号。以花火大会为主题的动漫电影《你的名字》和歌手米津玄師的《打上花火》在国内均有非常不错的传播度。
相较而言，国内的烟花产业，尽管在传统文化中是抢眼的存在，且在泛东亚文化圈扮演着源头角色，但这种存在感却没能茁壮成长为落地的文化IP，而逐渐沦为了一种错位的心理优势。前阵子「韩国春节烟花申遗」的新闻在国内引起一片气愤声音，正是这种普遍郁结情绪的集中爆发。
对于烟花之乡浏阳来说，在文化氛围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因这种错位产生的愤懑只会更多。不过，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就可以实现的。仍有很多痛点制约着行业的前进，比如人才的缺乏。
培养一个高级工艺美术师需要6-10年的时间。在此之上，要成为全面综合的烟花人才，还需要叠加多场次的实践经验。由于这一行业需要的知识结构较为综合，只能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培养。目前，全国范围内，真正懂设计、编排和操作，能胜任烟花表演设计师这一岗位的人才，仅有50人左右。
即使烟花形成了成熟的文化产业，在中国传统年俗语境下的烟花文化，如何像迪士尼烟花一样，在世界内得到认同和共鸣，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难题。它不仅需要更多「天梯」式的、有艺术感染力和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也需要国内文化创意产业整体上的前进和协同。
某种程度上，浏阳烟花是一个内循环经济下寻求产业突破的样本。先在国内做文旅，是目前最好的突破方向。
早在2019年，黄成就开始同浏阳市政府相关人士接触，商讨浏阳烟花产业发展方向的问题。「浏阳是一座很有开创性的城市，当时很多领导也到国外走了一圈。后来确定了要打造一个周末来浏阳看烟花的文旅品牌。」
2022年7月，黄成工作室与国资平台浏发集团在老观礼台基础上改造建设的「天空剧院」投入运营，成为浏阳烟花文旅的新地标。疫情放开后，从元旦开始，已经吸引了超过一万人次的外地游客前来观赏。
除此之外，他也在建设自己的文旅品牌「焰遇」，主打以烟花和火为特色的沉浸式烟花+活动。「在武汉，焰遇的燃放成本是100万，最终实现了1000万的营收。这就是文旅的潜力。」
张杨也在筹划IP项目。「政策放开之后，我们终于能放手去做一些设想已久的探索。」
在她的规划中，烟花应该不仅是15-30分钟的表演，而要给留下观众更多的社交资产，可能会由从白天就开始的游戏、迷宫和文创组成。「当然，都是以烟花为主题的。」
行业总算迎来春天，新机会涌现。但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浏阳人在乐观之余，谨慎依旧。
「我们曾有过巅峰期，北京奥运之后销量一片红火。但随后就是一边倒的禁燃声音，烟花行业可以从顶峰瞬间落到低谷。」黄成说。「现在自媒体时代，我们更应该紧绷一些。」
张杨认为，2023年市场回暖的趋势很明显，只要不出大的政策变动，烟花行业一定会越来越好。「至少，能好个三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