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

科睿国际观察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在于大力投资减缓气候变化。

这不仅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和存储、智能电网、交通、建筑和工业电气化等领域进行投资，还需要关注绿色基础设施、氢能和航空燃料等新兴领域。此外，投资低碳和净零技术的研发也至关重要，例如碳捕集、封存与再利用技术。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未来十年全球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需要的投资总额将达到6-10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投资额的3-6倍。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投资。

国际能源署预测，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前每年需要投资2万亿美元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相当于发展中国家投资总额的12%（目前仅有3%）。

然而，公共部门的投资能力有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80-90%的气候投资需来自私人部门。这意味着，推动气候投资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政策引导，以激发私营部门的参与和创新。

那么如何引领庞大的私人投资进入气候领域？

理论上，恰当的碳价定位是引领资金从高碳产业转向低碳产业的核心手段。但现实里，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束缚，全球的碳定价机制仍然是小范围，碳价也远远达不到标准。就算各国已经设定了碳价，吸引大规模资金仍面临多重障碍。

新能源等投资初期需要大量固定投入，比如得新建大规模基础设施，而CCUS等低碳技术的初步研发成本也高，技术溢出效应不易内部消化，这些因素都阻碍了私人资本的投入。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成本过高和金融市场不成熟是气候领域投资的主要难题。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也影响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决策。

为了打破这些障碍，目前国际上支持气候投资的政策主要包括绿色补贴（产业政策）、央行的金融政策以及气候信息的金融监管框架。

全球绿色补贴：可能带来市场扭曲

气候领域投资充满挑战。其正外部性和前期高昂的投资成本，让补贴政策成为不可或缺的助推器。在这场无声的竞赛中，各国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

中国已经在新能源和电动车领域，通过实施大规模补贴政策，展现出其领导力。而传统的经济巨头美国和欧盟，也纷纷转向，从怀疑到支持，推出了一系列绿色补贴政策。

2022年，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准备为绿色产业投入3690亿美元的补贴和税收减免。

与此同时，欧盟也未甘落后，不仅推出《绿色新政》，更进一步在2023年提出《净零产业法案》草案，目标明确：支持各成员国为重点领域的气候投资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尤其关注光伏、风电、电池、CCUS等八个绿色产业。

全球气候投资的竞赛已然打响，而背后的绿色补贴政策正是这场竞赛的燃料。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竞赛中，各国都在力争上游，为的不仅是经济的增长，更是未来的可持续和繁荣。

绿色补贴旨在降低低碳技术的成本，本是好事一桩。然而，欧美出台的补贴政策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些政策以供应链安全和就业岗位为理由，强制要求产品必须在本国制造，本土制造的比例不得低于 40%（甚至更高）。这种做法不仅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市场扭曲，对国内外企业区别对待，还可能导致重复投资和财政成本的增加。

在全球绿色补贴的竞争中，如何寻找平衡，避免走入歧途，值得我们深思。

央行政策有用吗？

金融政策在推动气候投资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成本过高，而背后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稳定性欠佳，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导致国际资本要求更高的回报。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普遍不够发达，市场透明度不足，许多企业面临融资困境。

为了克服这些市场缺陷，一些央行采取了创新策略。例如，提供更优惠的利率来激励商业银行为绿色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如中国的再贷款政策。此外，要求商业银行维持一定的绿色贷款规模，如中国、日本、印度和孟加拉国等都有成功的实践经验。

不仅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央行还支持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购买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债券或股权，央行鼓励这些机构为绿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开发性金融机构能够通过担保等机制，改善绿色项目的风险收益比例，使其更符合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

在成熟的金融市场，央行的操作往往遵循"市场中性"原则。但有些央行，如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央行，正在反思他们的货币政策是否对高碳和低碳行业的融资成本产生了非中性的影响。

一些研究指出，由于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目前的市场价格未能完全反映出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这意味着遵循"市场中性"的货币政策并非完全"中性"。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高碳行业在债券市场上更容易获得融资，这使得一些货币政策实际上更有利于降低高碳行业的融资成本。

基于这些观点，英格兰央行实施的企业债券购买计划向有减排潜力的企业倾斜，而欧洲中央银行也将气候行动方案纳入货币政策，调整资产购买计划和抵押品范围。

并非所有央行都认可此类政策。以美联储为例，其明确反对央行主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这一差异背后涉及到各国央行的法定职责、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不同。

信息不对称怎么办？

为了吸引投资者进行气候相关投资，各国政府纷纷提供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严重。

投资者需要大量数据来评估项目的气候风险和收益，以及项目的减排效果。然而，这些数据往往难以获取或不可靠，导致资产难以被准确估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气候信息的监管框架变得至关重要。这包括可靠的数据、减排目标和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其目标是提高市场透明度，为气候投资创造有利环境。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英国行为监管局已出台金融产品标签和命名规则，确保带有“气候”或“ESG”标签的基金真正投资于相关领域。

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不成熟，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为了引导国际资本进入气候领域，这些国家需要与国际接轨，建立统一的气候数据和信息披露标准。

目前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已于2023年发布气候信息披露准则，标志着全球正逐步形成统一的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已表示将采用这一标准。这将促使企业的ESG信息披露方式变得更加规范，为国际投资者创造更友好的投资环境。

尽管全球主要国家都设定了碳中和目标，但大部分国家尚未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政策路径。背后的原因在于，如何平衡减排与经济成本成为了一大难题。据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按照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的路径，到 2030 年，气候政策本身对各国 GDP 的影响可能介于 -0.6% 到 -1.5% 之间。这无疑给各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制定合适的政策路径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同时避免对经济造成过大的冲击，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球的经济巨头如美国、日本、中国都在拼命推出绿色补贴政策，仿佛在比赛谁更能环保。欧盟则走在了前头，建立了完整的碳定价机制。但问题来了，绿色补贴政策能否与碳定价机制媲美？

事实上，尽管绿色产业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使得新能源成本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社会的碳排放量也会相应减少。因为能源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刺激更多的消费，反而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如果只是单纯地通过补贴来支持新能源，而不直接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持续、大规模的补贴，直到新能源的价格低于化石能源。

据IMF的研究，为了达到相同的减排效果，补贴政策的成本远高于碳定价机制。因此，对抗气候变化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

虽然碳定价在理论上是最高效的，但各国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不同，各种政策的成本也有所差异。理想的政策组合应权衡减排效果、经济成本和公众接受度等多方面因素。

更重要的是，国际间的气候政策合作或冲突将对全球低碳转型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金融市场成熟，它们之间的绿色投资竞赛可能会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的差距，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转型能力。

从公正转型的角度看，引导国际资本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领域至关重要。为此，发展中国家应积极行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可持续金融监管框架。

Referrence List

（上下滑动启阅）

https://www.ftchinese.com/interactive/138743

https://knowledge.uli.org/en/reports/research-reports/2019/-/media/5dec58a3c5234b38add54ea7c86f8ac2.ashx

https://www.cet.net.cn/zh/news/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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