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防疫警示 核酸检验真相

本文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ID l xihuanmentalk

作者 l BJ王明远

上海封城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人归咎于抗疫模式。但是抛开模式之争，上海本地在疫情期间的一系列应对举措，也反映出这个城市在应急管理乃至城市治理上存在着系列问题，笔者试举几个最近曝光率比较高的事例。

第一, 居民日常物资供应问题。上海在没有做好物资供应预案的情况下，仓促中让城市完全停摆，这是失误的第一步。因为，之前武汉和西安都有前车之鉴，即便是物资总体储备充足情况下，单靠社区和志愿者的分发，是不能保障城市供应的。上海市在封城前虽然屡次发布消息澄清仓库蔬菜、粮食储备充足，但是为什么对之前其他城市发生的配给、分发能力不足的问题视而不见？

上海作为一个2500万人的超级大城市，每天消耗的生活物资约4-6万吨，而用来分发物资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估计仅有3万余人，每人每天爬楼挨家挨户发送一两吨物资显然不可能。这都是政府很容易掌握的数字账，在做出这项决策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吗？

待封城十天之后，居民出现严重物资短缺，上海开始逐渐放开，有关部门制定了保供名单，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名单上多达1000多家公司，大量是与保供物资无关的、有失信记录的公司，他们发放的大量是过期、伪劣物资。我们不禁纳闷：上海有关部门是如何考核、筛选出来的，其中有没有猫腻？政府接收、配送保供物资时，没有检验环节吗？这些东西绝大多数非无偿捐赠，而是用纳税人的钱采购的，怎么这么对纳税人不负责！

上海市民收到伪劣食品

第二, 感染人数长期高居不下的问题。上海封城之初，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在1500人左右，而现在长期持续在2万人左右。按照封城的防疫逻辑，大家都闭门不出，十四天内就可以消灭病毒，实现清零。但是为何封城一个月了，现在疫情的拐点还没有到？这就要在上海防疫管理制度上找原因了。

一方面是频繁全员核酸检测导致人群聚集，为病毒创造了传播机会。我的一位朋友住在静安寺附近，本来周围没有什么感染病例，但是最近小区内有很多阳性患者，“人在家中坐，阳从天上来”，追溯起最主要传染可能性就是核酸检测，因为封禁状态下，核酸检测是唯一出现人群规模聚集的机会。但是上海有关部门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屡次发布全员核酸检测令？真的就没有其他更好的筛查办法吗？

另一方面，迟迟不制订科学的收治规则。有限的医疗资源被无序混乱使用，导致很多确诊病例不能及时进入医院或方舱医治，增加社会传播感染风险，如果病人不能尽早被收治的话，传染源头无法被切断，封控也就失去了意义。

可以说，是管理的不当，大大降低了封控的效率，延长了封控的过程，增加了封控的成本，又平白无故制造了一些新的苦难。如果说封城之初，有关部门缺乏应对经验，但是为什么过了一个多月都还没有更科学的办法出台，来缓解这些问题？这不是管理决策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吗？

由于防疫制度不合理，改进缓慢，上海每日新增数量高居不下

第三, 急诊渠道不畅通问题。上海市从3月底封城起，就开始屡次发生急诊患者被医院拒绝收治，或者等待核酸报告时间太长，耽误医治而死亡的问题。这个名单很长，不乏很多名人的家属，比如郎咸平的母亲。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领导多次明确强调：”防疫期间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拒了之”，“要根据不同患者的就医需求进行分类救治，对急危重症患者，不论有没有核酸证明，在医护人员做好防护的前提下，都要第一时间收治”。但是为什么上海市卫健委到了4月15号，也就是事情过去20多天后，才做出规定，不得以没有核酸报告为理由 拒绝急诊就医？

除此之外，还有婴幼儿感染者的隔离陪伴问题，疫情初期，很多刚会走路的孩子就被单独拉走隔离；高龄、残疾、重疾确诊病例患医治问题，患者被一股脑拉进方舱，在没有家属照顾情况下，就连基本大小便和进食都无法单独解决，甚至还有的在隔离治疗期间病情加重；30多万独居老人和50多万残障人士的保障生活保障问题。这些问题被揭露曝光很多了，但是很多都是迟迟没有被解决。

所以，抛开抗疫模式之争，上海在抗疫的每个环节几乎都暴露出应对的缺陷，机械的官僚主义渗透在各个领域。上海作为城市管理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尚且问题都这么严重，其他城市更应该吸取上海的教训，避免重复犯类似错误，这样上海人民一个多月来的苦难和付出才有价值。

上海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总体来说就是：一定要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也就是打抗击疫情的“全面的人民战争”，而不能打只依靠居委会的“局部战争”；一定要科学防疫，合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在防疫中一定要兼顾社会运转的多重目的，不能一切都陷入为了防疫而防疫，让城市机能基本丧失，甚至是休克。

具体来说：

第一, 发挥市场力量保供，尤其是那些成熟的电商、物流企业。进入2010年以后，当代城市的供应基本依赖市场化的物流，可以说离开市场化物流，城市就不能运转了。比如，上海市平时的外卖骑手约6万人，快递员近30万，这些人员是社区人员和志愿者的十倍，如果他们中的三分之一上岗，城市的供应也会大大缓解。如果让他们完全停摆，是不可能完成城市供应的。

尤其是盒马、美团、每日优鲜等几个互联网平台，仓储、质检、物流渠道完善，品质有保障，并且可以对配送人员实现精准管理和定位。政府完全可以依赖这些平台在不扩大病毒感染传染的前提下，做好市民的基本供应。这也是发挥社会主义两只手、两种资源的制度优势的体现。

第二, 精准防疫落实在各个环节。精准防疫不仅是用大数据定位行踪，捕捉“时空伴随者‘，这只是疫前预防性的动作。在疫情暴发后，更要贯彻”精准防疫”，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防疫部门一定要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核酸筛查方案，避免不科学的防疫动作非但不能遏制疫情，反而助长了病毒的传播。

要制订一套合理的无症状、轻症状、重症转分类隔离、救治方案，避免占感染人数绝大多数的无症状感染者挤兑医疗资源，影响重症及其他疾病患者的治疗。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6万多无症状人员，其中转化为重症的只有20个，占比约万分之三，研究出一套对他们因地制宜的隔离救治方法，应该是未来防疫的重中之重。

第三, 坚持让生命损失降至最少的原则，防止次生灾害发生。要看到，除了新冠病毒外，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还有其他急症和危重症，避免一切医疗资源只围绕防疫，导致急重症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发生。

全国每年患急症死亡人数约300万，其中死于脑梗塞和脑溢血超过100万，心源性猝死约55万，肺阻塞、哮喘等呼吸系统猝死数十万，意外事故（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中毒、跌倒坠落）导致的死亡约 90万。此外，还有各种重症患者需要及时得到医疗救治，其中包括：晚期癌症患者220万-300万，心脑血管危重患者350万，糖尿病危重患者80万，尿毒症及肾衰竭患者50万，阿尔茨海默症危重患者50万，100万左右的难产孕妇也需要得到及时的医疗保障。

如果机械执行政策，医疗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分配，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很可能高于新冠疫情产生的死亡。我们既要防疫，又要科学统筹，动态分清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第四，落实问责监督机制。在防疫的特殊状态下，注定某些部门的职权要扩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民的日常温饱、生死安危全系于他们手上。他们中的一些人难免会利用手中职权，利用艰难时刻的恐慌，趁机发灾难财、中饱私囊。疫情期间，监察纪检机关要把重视对这些违法违纪行为的监控，对这些人严加惩处，即使疫情期间来不及追责，事后也要溯源追查问责。不能让“特殊状态”，成为违法害民的理由。

第五，发挥“社会资本”在抗疫中的作用。西安模式和上海模式下，一切防疫责任推给居委会是极其严重的失误。因为居委会是临时派出组织，人员少、专业化程度又低，一个几万人的街道办，才有二三十名工作人员，根本无力应对疫情下各种复杂的任务。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应对大的灾难最及时、最有效、最精准的是社会群体自身，自我保护、自我救助是人类数十万年来进化中获得最重要本能。根据汶川地震后，中国人民大学赵延东教授对4037受灾户的调查，那些被掩埋的幸存者，94%是由自己的亲属、朋友、同事从废墟里救出来的，因为黄金救援时间只有24小时，虽然社会专业人员或政府组织的救援队伍救灾能力更强，但是他们赶到现场需要一定时间，熟悉实地情况更需要时间。

我国大城市市民文化素质高、规则意识强、团体协作能力强，本来这是非常难得的“社会资本”。在北京、上海，几乎每个大型住宅小区，都住着政府或企业高管，他们的应急管理经验甚至比社区基层人员丰富很多，有必要把这些资源利用好，在政府的科学引导、监督下，给予社区内部一些组织协调、监督、自查的空间，这既可以减轻居委会的负担，也可以减少很多机械命令带来的混乱。

总之，上海一个多月来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抗疫中让社会和市场发挥着适当的机能，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无序的混乱，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也才能在疫情后实现最快速度的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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