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son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6-01

家里都有十几个猫砂盆，都放猫砂，就可以一个月甚至2个月不换猫砂。猫砂团购不到，就收购邻居当物资发的大米。猫粮拿出来十几天就会发霉长毛。正确的做法是，用小包的薄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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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汉族，出生于广东潮州潮安县，祖籍福建莆田，长实集团创办人，香港开埠后第三任首富。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我今年87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2015）发声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相关阅读

我是一位政治学者，但今天我想探讨的主题是认知模式，或者叫思维模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非常重要，一个组织的思维模式非常重要，一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同样非常重要。中国古人的认知模式先来看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孔子的。《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季路是孔子的十大弟子之一。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我们连生都没搞清楚，怎么能搞清楚死呢？孔子不太关注死亡，他更多阐发的是一种关于现世秩序的哲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儒家哲学的特点。但如果不能回答死亡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答人生的终极意义，死亡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深刻的人生哲学都要回答何谓死亡。耶鲁大学有一门哲学网络公开课，就叫“死亡”。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通向死亡、当一种哲学把死亡这个问题屏蔽掉，会带来了许多问题。第二个故事出自《列子》，叫做杞人忧天。古代杞国有个人总担心日月星辰会不会掉下来，同时代的人非常不理解他，甚至还嘲笑他。从根本上讲，何谓天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体论问题，是宇宙学、天文学和地球学的起点。但在《列子》一书中，同时代的人普遍地嘲讽这样一位忧天的杞人。而我恰恰认为，这位忧天的杞人是前秦时期最具宇宙观的古人，但他却被视为不可理喻。在那个时代，中国古人把天地这个问题取消掉了，或许是中国科学的很大损失。第三个故事跟唐太宗有关。在《贞观政要》中，魏征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深以为然。当然，它更早的文本出自《荀子》。唐太宗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好皇帝，他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把君民关系视为舟水关系，得到的结论就是应该做个好君主，统治应该考虑天下黎民百姓的福祉。换言之，舟水关系唤醒的是唐太宗作为君主的统治自觉。但问题是，君主的统治自觉是一个概率问题。中国的历朝历代，会出现若干很有统治自觉的君主，又会出现若干没有统治自觉的君主，但无论是唐太宗，还是中国思想家与历史学家的认识都止步于此。他们没有继续往下分析，没有追问：既然统治自觉是一个概率问题，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结果，就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出现好皇帝，王朝更能实现善治；反之，王朝则趋向衰败。如果进行中西比较，欧洲同时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等都比较过不同的政体类型，比较过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与缺陷。这也是思维和认知的重大差异。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在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某种重要的缺陷。我们刚刚只是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故事，老祖宗们不严肃思考死亡问题，我们的人生哲学是欠缺的；第二个故事，老祖宗们不认真思考天地问题，我们的科学精神是欠缺的；第三个故事，老祖宗们不思考比载舟覆舟更深层的统治问题，不思考什么样的政治秩序真正可以实现良善与持久，我们的政治学是欠缺的。这样一类的思维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家和中国的历史。从汉朝的司马迁、贾谊，再到后来的柳宗元、韩愈、朱熹、王阳明，甚至是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的思想不可谓不精深，但他们往往还是受着某种特定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的束缚。“盒子”内外与井底思维西方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做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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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ic）也是如此。伊曼纽尔·马克龙在上周末成功地以相当大的优势，击败了玛丽·勒庞（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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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nin）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师，他警告说，提议没收在战争后退出俄罗斯的外国公司的资产，这将破坏投资者的信心，并将国家扔回1917年的革命。铝业大亨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几个月来，泽连斯基一直淡化来自华盛顿的关于俄罗斯即将入侵的警告。现在，他意识到全面战争已经爆发的事实，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它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些话听起来很模糊或华而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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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依赖的体系，越脆弱。在生存面前，只有自己最可信。不能将自己生存的机会，粮食的供应，至亲骨肉交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原创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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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知不知人们习惯于用知识的多寡区分人的聪明和愚笨，如说聪明人满腹经纶，愚笨者愚昧无知。其实，就智慧而言，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而在于是否认识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不足。智者知道自己的无知，也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愚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即便知道，也不愿承认。所以，老子说：「知不知，尚也。不知知，病也。」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又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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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自己对腐败、堕落、虚伪、不道德和淫乱等现象习以为常或漠不关心。纳粹集中营中的一些犹太人发现，自己甚至已经对每天都发生的活人被烧死的这种最为可怕的灭绝人性的事情都习以为常了。2.

宋铮以“封城”的方式来强力控制新冠病毒传染、达到清零目的，这类做法以往在中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这一模式的经济成本到底有多大却不易回答。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等（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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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环境，比如，遵守契约的共同底线、自由的市场、良善的公共制度等等，可以放大人性中的善，让人参与到社会协作之中，最终在事实上促进了人们的互爱和互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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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两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比较容易想象的四个选项：延续现行方法，按照国外放开，推广国外RNA疫苗后放开，普及国产灭活疫苗后放开。如何选择比较好？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两年多以来，作为全世界新冠发病率最低的大国，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计新冠病毒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不能以预计病毒变化来决定管理办法，而应该依据人类的能力来决定管理办法。病毒变化是自然界的现象，可以说是天算。而人类能够做到什么，是人算。天算不如人算。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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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那时候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思想监狱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知识分子常常忘记自己不是上帝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以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运动，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去考虑。我觉得领导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正如王小波这篇文章所言：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但正因此，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读王小波的文字一路冲刷而下，带着清明的反思、理性的认识、以及宽和的态度。他从平凡人的身份出发，着力所有人的困惑和不解，再注入人类文明中那些天才们的思想精华，让任何琐碎的日常问题，都变得丰满，又让遗世独立的伟大哲思，变得有趣、平易近人起来。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王小波作品全集（纪念版），在让人惴惴不安的变局时代，获得清醒思考的力量。这是王小波遗孀李银河唯一授权并亲自勘校，迄今为止王小波最全的作品集，也是他所有作品的最终定本。先知书店一次性完整收集，感兴趣的书友，可一键收藏，更附有王小波写于五线谱上的手稿。发声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好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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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约翰·洛克）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约翰·洛克（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法治理论的积极开拓者。约翰·洛克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政府论》最集中的展示了他重要的政治法律思想，代表了同时代政治学理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圣经》”。有人因事业而不朽，有人因思想而永生。那些永生的思想者，是因为他们懂得人性，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闪光，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失明。洛克是深谙人性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思想史上，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人权思想，都有他的足迹。不但有，而且他就是鼻祖。坚守道德的底线，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米开朗基罗雕塑《哀悼基督》自由主义者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大都从人性恶出发，从而推论和演绎出一整套的宪政政治逻辑体系，这当然对洛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洛克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从人类在自然状态的不便中切入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合道德性、合目的性。洛克从人性的底线出发，从人性的经验出发，来论证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分析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洛克从不高扬人的道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道德观，道德观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个体的道德千姿百态，群体的道德也是基于底线的道德。在群体中高扬道德，尤其是推崇高尚的道德，那无异是破坏了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力，使每一个人在高尚的道德面前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只谈底线的道德，这个底线的道德，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他告诉你，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战争状态，人的生命永远都是第一的，生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没了，任何人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夺去别人的生命。洛克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者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和生命诉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上帝造人，并不是让每一个人破坏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让其它人来残害自己的生命，否则就是处在战争状态。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没有理由灭绝失败者的生命。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上帝而神圣。生命是高贵的，它让人活得有意义，让社会富于色彩。每一个生命都如同花一样释放出自己独有的芳香。没有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上帝就会被亵渎，社会就失去了活力，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光泽。如果任何人侵犯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而怀有敌意的人”。为生命而活，才是神圣之活。为生命而战，才是神圣之战。私有财产是人类正义之源，更是正义本身。▲约翰·洛克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劳动，不劳而获，那是在浪费上帝赐予的生命，是对上帝的不敬。“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生存的其他物品”。凡是自己加入的劳动的东西，“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还必然使自然物品成为私有财产。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获得财产，不能以攫取别人的财产为目标，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必须得到保障。私有财产之所以是神圣的，那是因为有了人的劳动。私有财产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就破坏了人之称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私有财产设置了道德的边界底线，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或者把人类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那是破坏了人类的底线道德，使道德处在失范和无序状态。哪里没有私有财产，哪里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障，哪里的道德就会塌陷。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是因为私有财产是人类正义之源，也是正义本身。人类在自然状态中，获得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充满了正义性，人类进入契约社会，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上帝的尊严，保障私有财产就是维护正义的基本标志之一。破坏和侵占私有财产，就是以上帝为敌，就是向人类开战，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进入战争状态。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的终极目的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财产本身，而是自由。生命与财产并不是人的最终追求，并不是人的最终归宿。自由才让生命大放光彩，才让财产展示人性的光辉。没有了自由，生命只具有了工具性意义。没有了自由，财产就失去了精神之根。法律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利己主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的那种自由。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自由就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在法律之外无自由，如果说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权者的自由，是专制者的自由，是权力者的自由，是给自由以毁灭性打击的自由。“就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以法律的名义、上帝的名义、以高尚的目的也不能侵犯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生命、私有财产和自由。洛克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低调的，要求政府执行规则、执行法律即可，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当运动员就别当裁判员，一身兼二任既破坏了法律，也极大地伤害了自由。面对暴政政府：反抗的权利，决不放弃。▲洛克的雕像政府的目的也因此很快就变成政府自身的目的，变成以公权谋私权的工具。凡是违背政府目的的政府，就是暴政政府。凡是违背政府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者，就是叛乱者。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谎言为基本信条，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一个惟一的标准。在他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洛克还说，“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它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真正的暴政就是违背法律的暴政，违背法律的暴政就是透骨入髓的暴政，这种暴政使每一个人都处在战争状态，使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成为狼与狼的关系，使每一个人都没有合理的预期，使每一个人都朝不保夕。指鹿为马、朝令夕改的暴政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与财产都失去了归宿，自由自然更是免谈。在暴政之下，只能苟活。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就在于暴政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暴政避免不了，人们就有了反抗的必要性。洛克对违背政府目的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如果暴政持续下去，“无论什么政府都会遭到强力的反抗。”人们就会“以强力对付强力”，人们就“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为了维护人权与自由，人们必然具有反抗的权利。反抗的权利，绝不能放弃。叛乱是对政府的叛乱，是对政府的颠覆，但洛克对叛乱者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叛乱是果，而不是源，源在于政府和个人滥用政府的公共权力，“不论什么人，只要以强力破坏法律，并以强力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辩护，就真正是地道的叛乱者。”这种强力，只有政府才有，政府本身才是真正的叛乱者。如果政府守法，公民就会守法，政府与公民就都会安然无恙，同在一个蓝天下，过着和谐与快乐的生活。政府守法，是社会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洛克悟透了人性，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万般不如意，这种万般不如意总会激发人们离开地平线的理想。这种理想，看起来诱人，听起来伟大，真正要实施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海市蜃楼的边上，就是人类的万丈深渊，进入海市蜃楼，就进入了地狱之门。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一个好的社会应该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更不会逼任何一个人走入绝境。少一个走入绝境的人，社会就多一份安全。虽然这早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此刻的我们，却恰恰缺少这样的常识。而让每一个落入绝境的人看到希望，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在洛克所处的时代，当大多数人都坚信君权神授，都觉得必须有一个君主时，洛克的理论将这些言论和想法击的粉碎。他提出了一套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完全不同的理论，主张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与霍布斯冰冷庞大的利维坦不同，他坚信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托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时，政府就应该被解散。洛克不只是击碎了旧有的理念，更为文明画出了底线，保护私有财产、保护我们的生命与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这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然而，对洛克文明底线的挑战却从未停歇。20世纪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一次次让人类陷入恐惧和灾难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和超级技术的发展，让高福利、大政府，以及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政治正确”愈演愈烈，文明底线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洛克文明底线”在很多前现代国家，还不是常识，而是“异端”；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经济社会生态的复杂程度，远非洛克时代可比，因此，在洛克文明底线的基础上，还需要寻找新的思想和洞见。霍普将保护私产提升到了伦理的层面，他说“认知与探寻真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正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比私产更高的价值。而哈耶克对通往奴役之路充满警觉，他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集体主义……作为一名现代人，我们不仅要坚守洛克文明底线，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与认知上要拓宽洛克文明底线的思想版图。为此，先知书店精心策划了“洛克文明底线四书”，通过阅读，读懂洛克等学者的思想，守住我们文明的底线。识别下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原创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好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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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幽默的语言，是具有智慧，教育和道德上优越的表现。与之相对的是，假大空，甚至粗鄙的语言，则是缺乏智识和教养所结出的恶果。维罗听涛为书友精选丘吉尔的十三个幽默故事，涉及生活与政治，民主与自由，战争与和平，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看到教养与绅士风度，更能领略思想和智慧的光芒。01丘吉尔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差。当上英国首相后，一次，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校长和老师们都毕恭毕敬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可他对这些毫无兴趣，他说：“我希望见一见学校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被带来后，丘吉尔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对他说：“我非常感谢你，因为是你，牢牢守住了我的位置。“02一位媚态十足的年轻妇人对丘吉尔说：“你有两点我不喜欢。“哪两点?”“你执行的新政策和你嘴上的胡须。”“哎呀，真的，夫人”，丘吉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请不要在意，您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任何一点。”03在一次招待高官显贵们的宴会上，气氛热烈，笑语喧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礼宾司的一名官员走到丘吉尔身旁，对他耳语，说他看见某先生把一只银制的盐罐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听了这话，丘吉尔当众将一只银制的胡椒粉罐塞进了口袋，好像无人看见一样。宴会结束时，丘吉尔悄悄走到那位拿了盐罐的先生身旁，轻声对他说：“亲爱的，我们都被别人看见了。唉，最好还是放回去吧，你说呢?”

以及各国领导人（斯大林、罗斯福、戴高乐、蒋介石等等）之间的接触。而作为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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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的苏联，有一本其内容一定会被斯大林“深恶痛绝”的书，注定无法出版。它就是《生活与命运》。这本书被欧美书界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经典”，“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然而当年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苏斯洛夫，却按照斯大林的“遗愿”反复宣布：“这本书，两三百年都休想出版！”这本《生活与命运》在遭遇雪藏二十年、作者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去世十几年后，被拍摄为缩微胶卷偷运至瑞士于1980年代出版，引起巨大轰动。有评论赞誉道，写一个国家的大全景，没有人能写过托尔斯泰，但本书作者格罗斯曼例外。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一直到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还有和平地带草原上的牧民和农夫……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战地记者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与托尔斯泰不同，格罗斯曼写的是离我们更近的二战期间的“战争与和平”。更重要的是，后者笔下所呈现的是荒谬的力量，而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在其中没有存在的机会。同样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作家，今天的很多人却认为，格罗斯曼比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写得更加出色。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的感召力是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体制内外）都了如指掌。作为一个曾经的体制内作家，他主动报名成为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以“无情报道真情实况”著称，刊登他战地新闻的报纸，总会被人一读再读，直到报纸被翻阅得破破烂烂。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揭露犹太人大屠杀、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人。所以他的《生活与命运》即便不是非虚构作品，却也令读者感觉其真实得惊心。而正是这种惊心令斯大林及其后人们难以接受。《生活与命运》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史学宏篇。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没有比这本书更全面描写的了。这部书中的许多叙述，我们看后都会心有戚戚。比如下面这些小段落。◎“哪里声称全善，哪里就会流血。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善的种子。”◎“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两个交战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相似体制之间的斗争。”《耳语者》《娜塔莎之舞》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这样评价本书：“《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本书中文版出自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大家力冈之手。力冈先生（1926-1997）一生译过700万字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其译本行文从容得体，读来欲罢不能。梁文道先生为新版作序。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生活与命运》豆瓣评分高达9.3。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一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发声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好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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