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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的抗疫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行货”

维罗听涛 2022-05-2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燕京书评 Author 中图网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 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

ID l Pekingbooks

作者 l 中图网

新冠肺炎病毒不断变异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他在文中引用了《水浒传》的故事:宋江犯法被刺配江州,他不给戴宗好处,戴宗就来索要。宋江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你犯在我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



所谓行货,就是劣等货物,戴宗有了合法伤害权,于是以货主自居,将宋江视为降价处理品。王小波写到,自己十七岁时,被装上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王小波认为,人生活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中,所以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在戴宗和宋江的关系中,戴宗拥有体制赋予的权力。在前现代国家和社会,国家机器通过官吏控制整个社会,民众权利严重匮乏,作为纳税人养活了整个统治集团,统治者还要享受民众的感恩戴德。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得中国走出了帝制。但是,以官本位为特色的“酱缸文化”依然荼毒着中国人,在各个层面和一些事件中凸显出来。而底层的普通民众,则依然被视作“行货”。在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因素?


《沉默的大多数》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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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终于可以耍威风了




2020年春节,我回到了湖北云梦老家。不料正好赶上武汉的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市和孝感市先后封城(云梦县归孝感市管辖),我们一家四口,以及小妹、母亲被困在了云梦县城,无法回京。妻子去了岳父家照顾两老,我则和女儿、儿子,母亲和小妹一起,住在弟弟在隆盛华府的房子。



2000年在北京做图书编辑时,我编过一本《自救书》,在这本美国人所写的书里面,作者写到了各种面对灾难的办法。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面对灾难之时,永远不要相信美国政府。大意就是说,一旦发生灾难,美国政府很可能缓不济急,或者照应不过来,因此,你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做好必要的准备。



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须保证家里有足够的粮食。腊月三十上午,我们获知武汉封城的消息,初一,云梦也开始限制人员流动。我买了几十斤大米,加上家里已有的粮食和肉鱼,应付几天没有问题。不久,云梦县城开始限制居民出行,政府提倡每户3天出门采购一次。



在这期间,我看到武汉一所高校老师发出的微信朋友圈截图。大意是说,武汉封城之后,小区门口小摊阿姨戴上了红袖章,在小区门口盘查进出人员的出入证。此前,这位阿姨对高校老师客气有加。但这位高校老师出门时忘了带出入证,尽管两人认识,但阿姨就是板起脸,把他拦在小区门口不让进来。高校老师只得和家里人打电话,让家人送来出入证,这才得以通过。高校老师因此感叹,因为防疫,“小人物”咸鱼翻身获得了权力,竟然翻脸不认人,可见中国人的劣根性。



类似的遭遇,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



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我尽量减少出门,家里人一个星期足不出户。但是,家中蔬菜吃完了,我不得不出门采购。按照政府规定,我在小区门口还特意申请到了出入证。在我从隆盛华府出发,步行赶往梦泽市场的途中,被几个防疫人员拦住了。看打扮,他们像是附近的村民。我一边说明情况,家中五个成年人没有蔬菜吃,一边拿出了出入证。那几个人看了出入证,有一个气势汹汹地说,“有出入证也不能通行!”我当即对他说,政府规定三天出门采购一次,我一个星期没出来了,5个成年人不吃菜行吗?那人不肯罢休,依然嚷嚷着冲到我身前,想要强行阻拦,不让我走,有人还用手机对着我录像,其他两人拉住了冲过来的人。就这样,我强行通过,测温后排队进入梦泽市场。正当我买菜时,又有防疫人员开始在市场里面催促,说市场马上关闭。买菜回来后我才知道,云梦县实施了严厉的“战时管制”——自即日起,所有居民不许出屋门,生活物资、药品都需要订购——只有到小区门口取订购的蔬菜时才能下楼。



三个月后,我费了老大精力才回到北京家中。其间换了两次工作,后来找到的单位在一个办公楼,楼下有保安查阅每个人手机上的健康码。



2021年年底有一天进楼时,我在门口用手机扫描了二维码,健康宝也出现了正常图像,我扬起手机,对保安示意。这时,保安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没有看到。当我快走到电梯口时,突然听到一声怒喝:“你干什么,出示健康宝!”我解释道,刚才我已经扫描了,你没看到。保安见我“不老实”,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摆出一副动武的架势,并大声嚷嚷质问“你什么意思?不服管理?”我把手机上的健康宝打开,把手机举起来说,“现在我可以通过了吗?”然后上了电梯。那个保安不肯罢休,依然在那里耀武扬威。



就在前几天,妻子因为上班,下班后没赶上小区的核酸检测,次日健康宝弹窗。第二天早上,她不得不去小区北边的急救中心门口做核酸检测。排队之前,她已经扫描了二维码。等到排到一半时,那个保安突然问妻子,你扫描了二维码吗?我妻子连忙解释,排队之前已经扫描过了。那个保安硬要检查,妻子一时之间在手机上没有翻出之前的扫描纪录,保安就硬逼着妻子重新扫描,重扫一次之后,刚才的记录也显示出来了,妻子特别憋气,就说,“我说扫描过了,你为什么不信?“”那个保安不但没有道歉,而且大声嚷嚷,不扫描就是不行!做完核酸回来,妻子憋了一肚子的气:“我前后都是男的,那个保安就没有查,他就是看我是个女的好欺负!”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作者:[美]约翰·M·巴里

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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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被大数据牢牢控制




2020年困在湖北云梦县城的时候,我们一家都下载了湖北省的健康宝。在封城期间,健康码一直是醒目的红色。解封之后,这才显示正常。但是,在县城坐公交必须出世健康码。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些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被拒绝上车。



回到北京之后,我们都换回了北京的健康宝。去银行、进商场、去公司甚至买菜都必须扫码入场。有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菜发现忘了带手机,结果在大门口被拦住了。还有十几个人和我一样,没有养成带手机买菜习惯,也不得其门而入。我绕路到另一个小门,这才侥幸进入。此后吸取了教训,买菜必须带手机。有一天骑电动车到公司门口了,忽然发现走得太急忘了带手机。想起上次保安气势汹汹的模样,我当即打转,回到家拿上了手机,多跑一趟路的结果是往返折腾,枉费一个多小时。



20219月,我有事去北大,友人不仅让我报上了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还让我下载了一个名为“通信行程卡”的APP,显示没有问题后截图发给他。由他在北大的系统申请报备,批准后我的手机收到手机短信,然后按照规定时间在北大门口扫描身份证才得以进入。



而大数据对我的控制还不止这些。因为呼吸道不好,今年1月,我在京东买了几盒羚羊清肺丸,尽管我此前很长时间没有出京,也接种了新冠疫苗,核酸检测也是阴性,但依然收到了手机短信的警告。不久前,有人从杭州给我寄了一个快递,后来收到短信,说是杭州快递转运场出现感染,我必须报备并且5天做完三次核算,并且提交检测结果。此次的监测点离我的住地颇有一段距离,我也只好往返奔波。



最近一段时间,核酸检测突然被空前重视。此前,我们夫妻注射了三次疫苗,但依然不能逃脱密集的核酸检测。一开始,居委会的人员挺负责,每天下午拿着大喇叭在小区吆喝,敦促大家去做核酸,工作人员做到21点甚至更晚,以方便下班回到住地的人。接着,北京市宣布,做核酸检测全部免费,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检测核酸没有工作人员通知了,既没有人在楼门前张贴告示,也没有人拿着大喇叭喊话。



有一天我白天去做了核酸,妻子下班回来赶过去时(19点多),发现检测人员已经收摊了。次日早上,她的健康宝出现了弹窗,她不以为意,依然长途跋涉两个半小时到了单位,扫码时却被保安拦住,不许进入办公楼。没办法,妻子只好回家,在小区急救中心补做核酸。如前所述,因为保安大耍威风,她憋了一肚子气。两天后,健康宝上的弹窗才消失。妻子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居委会的人再也不通知大家做核酸,而且很早就收摊,不管晚上下班的人能不能赶上了,因为有弹窗管制你,你爱做不做!”



而署名为任我行的文章《亲历48小时帝都弹窗记》,近日也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作者任我行是金融行业资深人士,天道金科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不折不扣的商界精英。



427日住到朝阳区,30日住到金融街的酒店后连续4天每天都做核酸,不料第五天出现弹窗3,酒店回不去,任何场所进不去,其间接到各色部门围追电话,要把她拉走定点隔离。



任我行被迫在车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又被各种部门的电话围追,次日到一个朋友新开人少的酒店里自我隔离,这才知道很多人都有弹窗3和弹窗455日,她的弹窗神奇消失,56仍然接到电话,她解释说弹窗已经消失,这才安生。区区一个弹窗,居然牵涉到居委会、文旅局、卫健委、防控中心等等部门。人被大数据控制的现状,由此可见一斑。


《帝国黯然谢幕:1918—1919年大流感与英国》

作者:尼尔·约翰逊(Niall Johnson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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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货感”为何无法消除?




客观地说,无论是“小人物”大耍威风,还是大数据对人的控制,我所遭遇的只算寻常。两年多以来,我已经看到了太多更严重甚至更残酷更冷血的事件。和这些不幸者的遭遇相比,我们还算幸运。用我妻子的话说,“好好活着已经不错了。”



但是,仅仅维持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那只是动物的本能。人类创造了文明,组织了国家,形成了社会,说到底还是为了让人自身的处境更好。除了基本的生存,人还需要自由,需要尊严,需要被尊重而不是被当做一个“行货”。



在现代国家,这意味着公民拥有足够的权利,在私领域之内,公民权利可以对抗国家权力,可以凭借宪法和法律保护自己,使自己拥有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免于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传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便是紧急状态之下,也要平衡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不能突破人道主义底线,不能对公民权利过分限缩,并且无所不用其极。



房子是产权人的城堡,将公权力的违法侵犯挡在门槛之外。但是,在防疫抗疫的情势下,入户消杀让新冠肺炎阳性患者失去了他们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利。



4月27日,《自然》杂志子刊《暴露科学与环境流行病学杂志》(Journal of Exposure Science &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发表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称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播的概率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千分之一。[1]该研究预测,通过吸入有新冠病毒的气溶胶颗粒感染的概率可高达百分之一,而接触受污染物品表面之后感染的概率为十万分之一。日本研究者发现,在塑料表面,原始毒株只能存活56小时,而奥密克戎可以存活8天。[2]这也意味着,当患者被隔离14天之后,新冠病毒已经灭亡。



那么,强行入户消杀、让居民交出房屋钥匙的法律依据何在?科学证据何在?当一个人的家都可以被公然侵入或者被迫交出房屋钥匙的时候,其心理防线必将崩溃,最基本的安全感也将荡然无存——这也意味着,某些防疫人员以公权力作为后盾,肆无忌惮地将民众视作了“行货”——只要你染上了新冠肺炎。在此意义之上,可怕的不是新冠肺炎,而是为了消灭新冠肺炎所表现出的不顾一切和不惜一切代价的狠劲。



而此前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不要说戴宗这样的小吏,即便是一般的防疫工作人员,一个办公楼的保安,也足以对我颐指气使,甚至可能实施某些强制措施或挥拳相向。我确信,聪明睿智的王小波如果在世,大概也会和我感觉相同。在天然正确的防疫要求和大局之下,权力以不可辨驳且不可置疑的姿态获得了更多的“正当性”,通过疫情紧迫性而获得“授权”的“小人物”可以对我耀武扬威,冷冰冰的大数据可以轻易的控制个人,在这两者背后,坚硬且确凿的权力是其支撑——它令人望而生畏,无法抗拒。“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座山,我扛不起。



因此,我只能自觉做核酸,生怕错过任何一次而出现弹窗。我也只能祈祷:这该死的疫情,你尽快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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