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客告警察胜诉，是法律的一个小进步

日前，“凤凰周刊”报道了一则新闻“嫖客被抓反告民警并胜诉”后，舆论一片哗然。

事情是这样的——

2019年3月，安某在行嫖时被派出民警查获并控制，后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安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调查认定，派出所在执法过程中不满足正式民警不少于2人的规定，判决该行政处罚违法。

在该新闻的评论区，大量网友表示很不理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则评论说：

“就算没有民警抓捕，他招嫖的事实依然存在啊”。

这个评论者来自上海，而且有1.5万的点赞数！

大多数人这样想并不奇怪，因为这种思维基于一种朴素的认知：既然违了法就该接受法律的处罚；虽然本案在执行规定方面存在一些瑕疵，但安某被罚并不冤枉。

是的，如果坚持对安某进行处罚，他确实不冤枉。但是——

这会给其他所有人带来可能被冤枉的风险！

本案当中涉及的是程序正义和事实正义的问题。

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法并予以法律的惩罚，必须符合程序正义和事实正义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程序正义有保障，就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事实清楚准确；如果忽略程序正义，就有可能出现执法者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的现象，那么拥有权力的人无论是滥用权力还是公报私仇都极为方便。

辅警参与执法，理论上是把公权力外包给他们，因此辅警必须在民警监督下才可以执行任务。如果辅警可以单独执法，那么理论上法院也可以承包给某人去判决。

安某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但让他逃脱可以降低每一个普通人被错误惩罚的可能。

这就是程序正义的意义所在——这不是保护安某个人，而是保护所有在评论区表示不理解的人。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程序正义对我们普通人很重要，不然等公权力机关弄到你头上，你有苦也说不出。”

我们还是通过中美两个具体的例子来看看程序正义的意义吧。

第一个例子是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

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用斧头杀了他的妻子，除了没有人目击他动手，所有的证据都可以清晰地表明这个事实，甚至他本人也行使沉默权，没有否认——当然也没有承认——杀了妻子。

但是，办案警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将血迹涂抹到他汽车后备厢里的鞋子上。辛普森的律师团队把检察官驳得目瞪口呆，并让陪审团相信：

如果一个证据是伪造的，那其他所有证据理论上都有可能是伪造的。陪审团最终作出了无罪判决。

有意思的是：2年后辛普森向其妻子的家人支付了3350万民事赔偿。啥意思呢？

他“杀死”了他的妻子，所以要赔偿；但警方取证的程序不正义，所以刑事上不能定罪。

对陪审团的无罪判决，美国民众是怎么看的呢？

媒体在判决之后做了大范围社会调查，9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辛普森确实杀了他的妻子，但陪审团的无罪判决是公正的。

道理很简单：虽然无罪判决让辛普森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并且有可能给其他人带来危险，但如果作出有罪判决，公权力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枉顾程序正义，那每个无辜的人都将面临被公权力侵犯的风险，冤假错案就会普遍存在。

第二个例子是云南民警“杜培武杀妻案”。

杜培武的妻子和另一名公安局副局长被枪杀在一辆警用面包车内，当地警方分析认为是杜培武发现妻子出轨后愤而杀人。为了补足证据，办案人员将面包车内的泥土涂抹到杜培武的鞋子上。

当然，残酷的刑讯逼供也是少不了的。

尽管杜培武和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交了刑讯逼供的证据，但从办案人员到检察官，再到法官，内心都认定杜培武是毫无疑问的凶手，捏造证据、刑讯逼供虽然违悖了程序正义，目的是为了不让凶手逃脱法网，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最终杜培武被判死缓——疑罪从轻。直到2年多以后真凶落网，杜培武才被改判无罪重获自由。

杜培武还是幸运的，他只坐了2年多冤牢。

这几年里，因为冤案而坐了十几、二十几年牢的事件时有所闻，吴春红、张志超、张玉环……

还有因为冤案被处决的聂树斌、呼格……

如果恪守程序正义，所有这些人几乎都不可能被定罪判刑。

所以，建议那些觉得嫖客赢了派出所不公平的人弄清楚，保护程序正义，实际上保护的就是普通的无辜者。

安某虽然逃脱了惩罚，但程序正义保住了，法律进步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进步，程序正义还没有在刑事案件中得到普遍尊重。

如果程序正义没了，下一个被冤的就是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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