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真相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
2023年8月底，华为无预警发售5G手机Mate 60 Pro，经过各路极客达人测试，判定华为手机的运行速度与最新款iPhone 5G手机不相伯仲。
去年，世界头号科技狠活儿大佬马斯克放话，要在2023年开发一款可以直接连结星链的手机，谁料，这个目标被华为捷足先登，配载7纳米芯片的华为Mate 60 Pro内建接收器，可直连卫星，让老马汗颜。
华为此次亮剑，恰好踩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北京的时间节点上，被认为是中国顶尖企业针对美国将商业行为政治化和霸权制裁，报之以回应的一记响亮的掌掴，山姆大叔捂着红肿的脸，咝咝哈气，中国网友则“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雷蒙多的照片恶搞成华为手机代言人。
他强由他强，他横任他横，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卡脖子战术，永不言败的中国人用行动做了回答：美国的遏制和打压阻止不了中国发展，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脚步。
曾扬言要“灭了三星、打死苹果”的大嘴余承东这次“低调”了许多，用一连串“遥遥领先”吹响了没有硝烟战场上大反攻的集结号。
余承东有点像《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小马哥说，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只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三年前，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出台第二轮出口管制措施，美国商务部下令，任何厂商若使用美国设备为华为设计和制造芯片，都必须额外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
换言之，若没有美国政府许可，三家垄断芯片设计的美国企业不能为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提供芯片设计服务，台积电和其他芯片制造厂也不能为海思制造芯片。
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处心积虑不择手段要搞死一家中国企业，它在害怕什么？
同是中国代表性企业的巨擘，华为不同于阿里巴巴和腾讯，阿里巴巴和腾讯发展得再好，规模搞得再大，也只能算是互联网平台的应用方，而非底层建设方，更不是核心底层科技的掌握者，全世界互联网的基础构架是由美国设计的，腾讯和阿里作为应用方，不会对美国形成根本性威胁，只要美国把“根”掐断，就能断绝这些企业的生机。
华为则不然，它以领先世界的技术，在西方垄断体系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乃至动摇了美国深扎在互联网底层的根基。
四十年前，当日本半导体技术突飞猛进，触动了美国的禁脔时，美国立即撕下自由市场的面纱，动用国家机器紧卡日本脖子，用“半导体协定”的一纸协议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今时不同往日，日本是美国羽翼下的小国，虽在顺风顺水时发出几声暗哑的“日本可以说不”的嘶叫声，但终究是形势比人强。与此相比，中国是大国，更重要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独立自主、有着威武不能屈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大国，美国对日本卡脖子，轻轻松松，手到擒来，待到对中国使出同样伎俩，就不那么灵了。
美国围堵华为，意在遏制中国复兴。
当华为新手机火爆市场、各地实体门市大排长龙、销售一空，当余大嘴那句“遥遥领先”以滔滔不绝之势占据各大媒体头条和成为坊间创意小视频的万金油素材，当无数国人奔走相告为麒麟9000S七纳米芯片冲破封锁而大声叫好。
喧哗热腾之际，华为深圳总部总裁办公室，有个老人端着一杯热茶，望着窗外凄凄沥沥的夜雨，饱经忧患的双眼如醒狮般怒睁，嘴角坚毅，眉头紧锁。
他知道华为新手机的推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他知道美国必将会有进一步动作乃至对与美国有关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进行彻底盘查和施压，他知道未来的每一步都将充满磨砺和挑战甚至可能是噩梦般的死去活来。
他准备迎接这一切。他是任正非。
日本士兵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钢铁台风”。
无数日本青年被罪恶的军国主义政府征召加入助纣为虐的侵略战争，一个来自清酒商人家庭的年轻工程师盛田昭夫因被分配到日本海军工程实验室，勉强躲过前线战火，而他的几个兄弟则接受了“神风敢死队”的自杀式训练。
同时期的上海，十几岁的小把戏张忠谋每天都能听到空袭警报，他跟随家人，一路逃生，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重庆。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张忠谋一家为避战火，再次前往香港。
同样是在这个炮火满天的忧患年代，与张忠谋一样祖籍浙江的任正非于1944年10月25日出生在中国贵州省镇宁县的山沟里。
当时很少有人能预知，在大气磅礴的“钢铁时代”之后，大国之间的白热化竞争将集中在微小以纳米计的“芯片”领域。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算盘等原始工具进行加减乘除的运算。20世纪初，大量“人肉计算机”充斥在大型商业和官僚机构，办公人员配备了笔和纸，偶尔还有简单的机械计算器，以制作工资单、进行人口普查或跟踪销售数据。
大萧条期间，美国工程进步管理局雇佣失业人员，成立了数学表格项目，在纽约曼哈顿的办公楼里，数以千计的“人肉计算机”坐在一排排办公桌旁，将对数和指数函数制成表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人类对计算能力的追求。
1958年，诺贝尔奖得主、科学怪人肖克利成立了最初的半导体公司，他带领技术团队实现了突破，美国工程师基尔比将多个晶体管内置在同一块硅板中，称之为“集成电路”，后来这玩意又被通俗地称作“芯片”。
肖克利虽是诺奖得主，却管不住手底下一班狂人，其半导体公司下的8名工程师联合“谋反”，递交了辞呈，拿着美国东海岸一个大富翁的天使投资创办了一家新公司——仙童半导体。
这八位工程师被认为是硅谷的创始人，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其中一位名叫戈登·摩尔，后来提出了摩尔定律，其核心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大约每经过18个月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换言之，处理器的性能大约每两年翻一倍，同时价格下降为之前的一半。这条定律在过去几十年中，成为芯片领域的金科玉律，指导着前赴后继的芯片枭雄攻城掠地。
就在美国的“八叛逆”开始大展拳脚时，读高中的任正非正与千千万中国人一起经历“饥饿岁月”，当时，任正非家里严格实行“分饭制”，以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后来任正非回忆，如果不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三个字的含义。
临近高考，任正非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搅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任木生碰上过几次，每次都鼻酸落泪。那时，任正非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得柜子都没有，所有粮食都用瓦缸装着，除非饿得撑不住，否则任正非绝不敢随意去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给他开小灶，经常早上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要他安心复习功课。
1963年，任正非在半饥半饱中凭借顽强的意志力，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正非在大学刻苦学习，希望毕业能找个好工作，赚钱孝敬父母，照顾弟弟妹妹，谁料，不久之后，“文革”开始了。
因“文革”造成的大混乱，导致任正非大学毕业后，耽误了一年，才分配工作，1968年，任正非进入一家建筑工程单位，加入了“三线建设”的大潮。
任正非和父母，摄于1947年
就在地球另一端的仙童成立的第四天，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从西向东环绕地球运行。
美国见状，立即启动了一项紧急火箭计划，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将向月球派送一名宇航员。仙童的高层立即意识到，他们的芯片有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1962年11月，也就是任正非在“饥饿岁月”紧张备考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工程师斯塔克决定为阿波罗登月计划赌上仙童芯片，使用仙童的集成电路的计算机将比传统晶体管计算机小三分之一，尽管如此，最终将阿波罗11号带上月球的计算机仍然重达70磅。
正是仙童的芯片让阿波罗计算机正常运转。
借助阿波罗芯片的西风，仙童从一家小型创业公司转变为一家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公司，其销售额在两年之内，从50万美元飙升至2100万美元。
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德州仪器（TI）副总裁哈格蒂也闻着味找到了商机，哈格蒂预见到，芯片最终可用于美国军方使用的每一件电子产品中。
1960年代正是美苏核对峙的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更是令战争一触即发，哈格蒂向美国国防部工作人员介绍了芯片的妙用，令后者同意赞助德州仪器在芯片方面的研发。
1962年秋，美国空军开始寻找更轻便智能的计算机来引导其“民兵11号”导弹，该导弹的设计初衷，是在太空中发射核弹打击苏联。“民兵”初代导弹的机载制导计算机是一个基于分立晶体管的庞然大物，由于过于沉重，根本无法承担打击苏联的战略目标。
德州仪器拿下了“民兵11号”的订单，一年之内，德州仪器向美国空军的发货量占当时美国空军累计购买芯片的60%，到1964年底，德州仪器为“民兵”导弹计划提供了10万块芯片。
此时，张忠谋已是德州仪器的老员工。
解放战争年代，张忠谋先是去了香港，又去了波士顿，他被哈佛大学录取，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一年级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张忠谋
张忠谋学了一年莎士比亚，觉得有点虚头巴脑，不利于就业，20世纪50年代初，华裔美国人唯一能从事的中产阶级职业都是技术性的，张忠谋于是放弃英国文学，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
毕业后，张忠谋被一家名为喜万年的电子公司录用，他的工作是提高公司产品的成品率。张忠谋白天喜万年的生产工艺，晚上开夜车学习肖克利的《半导体中的电子和空穴》。
在喜万年干了三年，张忠谋收到德州仪器挖墙脚的邀约，欣然前往得克萨斯州，在德州仪器，张忠谋负责经营一条用于IBM电脑的晶体管生产线。当时，这种晶体管已落后于时代，成品率几乎为零。
张忠谋为德州仪器系统地调节不同化学物质组合的温度和压力，以确定哪种组合最有效，张的直觉令同事们惊叹。
一位同事回忆道，和张忠谋工作时必须小心，他坐在那里，吸着烟斗，透过烟雾看着你，就像一个佛陀，但在烟雾的背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脑。
张忠谋对待手下员工极为苛刻，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如果你没有被张忠谋折磨过，你就没有在德州仪器工作过。几个月内，张忠谋的方法产生效果，将晶体管生产线的成品率提升至25%。
1960年代，芯片市场洞开，从军用转向民用。
芯片的创新，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连接成一个网络，日本作为美国的“保护国”，积极融入美国半导体产业，这一过程得到了日本商界精英的全力支持，其中就包括二战时因幸运而逃过一劫的年轻工程师盛田昭夫，他现在的身份是索尼创始人。
盛田昭夫
1962年11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爱丽舍宫拜会法国总统戴高乐，池田勇人给戴高乐带了一个小礼物，一台索尼晶体管收音机。戴高乐在会后对助手说，池田勇人表现得像一个“晶体管推销员”。
凭借半导体等高端产业的迅猛发展，“推销员”池田勇人提前两年实现了日本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与日本借美国大树乘凉的策略不同，苏联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复制”模式，赫鲁晓夫一声令下，苏联克格勃特工体会上意，从宾夕法尼亚州搞到了一块德州仪器制造的芯片。
苏联半导体负责人肖金召集了一群顶尖工程师，将芯片放在显微镜下，通过镜头细细观察。肖金向他们下达命令，复制它，一摸一样，不能有任何偏差，我给你们三个月时间。
苏联的复制模式存在天生缺陷，造芯片不是造原子弹，不是依靠举国之力就能立马制造出来，芯片的研制是一个精工细作的过程，除了烧钱攻坚，还需要各方资源巧妙勾兑。
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制造了大量核弹，但在芯片的竞争中逐渐落了下风。
在日本首相推销芯片产品的前后脚，仙童在香港恒业街的一家凉鞋厂租了一个地方，不久之后，一个巨大的仙童招牌挂在了大楼上，美国人将这里作为半导体的装配地。香港工厂投产的第一年，组装了1.2亿只产品，质量绝佳，因香港劳动力成本低，仙童可雇佣更好的工程师来运营装配线。
1960年代的香港
继仙童之后，德州仪器、摩托罗拉等半导体公司迅速跟进，当时中国香港每小时25美分的人力成本仅为美国工资的十分之一，但这在亚洲已是拔尖，中国台湾的人力成本是每小时19美分，马来西亚是15美分，新加坡是11美分，韩国人力成本最低，只有10美分。
1968年，张忠谋代表德州仪器来到中国台湾，为新的芯片组装工厂选择地点，当年7月，德州仪器董事会批准在台湾建造新工厂，到1969年8月，这家工厂开始组装第一批半导体器件。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在亚洲雇用了数万名工人，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就在以美日为主导的芯片产业在全球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还在万马齐喑中等待着改开的那一声春雷。
1974年，因国家进行“四三方案”，任正非应征入伍，前往辽宁，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参加辽阳石油化纤厂的建设。
所谓“四三方案”，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为解决民生问题，动用大笔外汇，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共需43亿美元，因此称作“四三方案”。
任正非能顺利入伍，得益于他在大学期间主攻技术，而当时军队中最缺的就是技术人才。
军队中的历练，让任正非具有了超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有闲功夫，他就捧着本《毛泽东选集》细读，后来华为“征战”海外，任正非潜心琢磨如何将毛泽东兵法转化为华为战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全国科学大会，6000多个代表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任正非33岁。同年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此时，大国在芯片领域的你追我赶早已拉开大幕，美国一骑绝尘，日本蝇随骥尾，便宜占尽，乃至渐呈后来居上之势，苏联则被困在僵化的机制里，在与美国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中渐渐体力不支。
在科学大会上，任正非受到领导鼓励，感到热血上涌，想到毛泽东的两句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没有硝烟的芯片战场，中国来了。
任正非转业后，被分配到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一个子公司当副经理，地点在深圳。
改革的料峭春风让任正非不安于现状，决定自己干出点成绩，当时，电视机在国内是俏货，任正非带着几个同事去谈电视机贸易，却遭遇了一个大骗局，被骗走了200万元人民币，按当时中国内地城市人均月工资100元的水平来计算，200万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
任正非的父母得知后，担心儿子想不开寻短见，不远千里来到深圳，守在他身边，任正非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吃饭做饭都只能在阳台。
孟晚舟在一篇名为《风筝》的文章中，回忆当时的艰苦环境：深圳多雨，任正非一家住在漏雨的屋子里，每逢落雨时，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连隔壁邻居说话都听得见。
任正非咬牙追了一年欠款，追回了大部分，减少了单位损失，但还是被南海集团开除了。
被单位开除后，任正非的父母担心儿子失去工作，以后可能会“活”不下去，老两口拼了命的攒钱。
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任木生去女儿家小住，在昆明街头一个小摊上，因为养成了省钱的习惯，舍不得多花钱，买了一瓶山寨的劣质饮料，喝完后拉肚子，最后因器官衰竭而亡。
六年后的2001年，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因车祸去世，去世前两个月，程远昭对任正非的妹妹说，我存了几万块钱，留着以后救你非非哥，干买卖不会永远都好。将来你哥哥遇到难处，这些钱可以拿给他，让他有吃饭的钱。
1987年10月，在深圳的两间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的合伙人凑了2万元人民币，办了一家小公司，注册公司时，任正非不知叫什么好，一抬眼正好看到墙上的“中华有为”的标语，于是，将公司命名为——华为。
任正非创建华为的1980年代，美国半导体行业经过了地狱般的十年，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美国面临着它一手扶植起来的日本的残酷竞争。
起初，硅谷的芯片制造商压根瞧不上像索尼、东芝这样的日本的公司，开玩笑说，日本是一个“咔嚓”“咔嚓”的国家，“咔嚓”是日本工程师在会议上用相机拍照时的声音。当时，日本参与芯片研发的公司，都卷入了与美国芯片制造商的知识产权诉讼，硅谷大佬们引用这一事实，作出论断——在芯片领域，美国遥遥领先。
有个美国工程师对“美国遥遥领先”产生怀疑，于是测试了索尼和东芝的芯片，发现日本芯片的质量竟然比美国好得多，为此，他写了份报告，说日本芯片在前1000小时的故障率都没有超过0.02%，而被测试的美国芯片的故障率为0.09%，也就是说，美国芯片的故障率是日本芯片的四倍多。
这个结果令美国各界感到震惊。
为对付日本，美国芯片产业大佬共聚一堂，负责亚洲芯片组装离岸外包的高管斯波克拍着桌子咆哮：打击它们！击倒它们！杀死它们！
斯波克说，如果索尼、日立、富士通、东芝等日本企业在芯片领域超越美国，那么它们就会把整个行业推向太平洋，美国的利益将大大受损，美国必须与日本开战。
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大量向美国出售芯片产品，但美国却难以在日本获得市场份额，垄断了日本电信业的NTT（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几乎全部从日本供应商那里购买芯片，让硅谷干瞪眼。
随着硅谷的失利，日本公司继续发力，1984年，日立在半导体业务上的支出从十年前的15亿日元增长为800亿日元，东芝的支出从30亿日元增长为750亿日元。
1985年，日本公司在半导体上的支出占全球的46%，而美国只有35%。
1986年，日本芯片产量超过美国，整个80年代，日本提供了全世界70%的光刻设备，美国所占的份额下降到21%。
日本在芯片领域的突飞猛进，甚至惊动了美国国防部，《纽约时报》刊登了当时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的言论：“日本的芯片对美国造成了威胁，如果美国在芯片领域败给日本，那么，美国就只能完全依赖外国制造商来制造我们最敏感的东西。”
1980年代的一天，硅谷明氏中餐馆里，罗伯特·诺伊斯（硅谷之父、仙童和英特尔创始人）、杰瑞·桑德斯（AMD创始人）等美国芯片大佬边吃午餐边讨论如何对付日本半导体行业。
罗伯特·诺伊斯
最后，他们达成共识——去白宫游说。
就在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短兵相接时，中国的任正非正在为如何推销减肥药发愁，他看到女生爱美，觉得减肥产品大有市场，结果卖得一塌糊涂。后来，华为又转卖火灾报警器，谁料，当时国人对这玩意不感冒，销售依旧惨淡。
两次出师不利，任正非焦急不已，准备去卖墓碑，买一块墓碑的原料不过百元，雕刻打磨一番，转手能卖三五百，甚至上千元，任正非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他不想将一腔创业报国的热血，挥洒在“死人生意”上。
试了几次水，任正非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产品——程控交换机。
在固定电话时代，程控交换机相当于整个电话网的大脑，连接各个终端用户的电话机，1980年代，中国还不能自主生产程控交换机，只能从国外引进，外国商人得以哄抬市价，大发其财，一台程控交换机卖5万元。
任正非开始上道儿了，尽管起初他干的营生，不过是倒买倒卖通信设备，赚一点差价。因市场需求极大，华为开始忙碌起来，每天装货卸货，慢慢积攒了点资本，员工增加到20人。
代理商没做多久，任正非又不“安分”了，他觉得程控机这玩意，技术并不复杂，给外国厂商做代理，等于寄人篱下，看人眼色，为什么我们不自己研发呢？
对于自主研发的执念，任正非在创业之初就已经有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当代理商卖得再红火，也始终处在整个产业链最底端，任人宰割，唯有自己翻身做主人，才能风云际会，成一番真正的事业。
任正非当年萌生的这个小小的“自主研发”的念头，在未来逐渐长成参天大树，令全球芯片江湖风云变色，乃至成为霸权主义美国的心腹大患。
当然，这还需假以时日。
就在任正非的初创企业刚上正轨，准备搞自主研发的前后脚，曾经被嘲笑为“晶体管销售员”的日本，已替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国，全球半导体企业销售额前五名，日本占了四席。
号称“硅谷市长”的仙童和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公开对媒体说，我们正处于死亡螺旋中，你能说出一个美国没有没落的领域吗？
经过一众美国芯片大佬去白宫游说，美国政府决定对日本采取行动。
美国决定用它在多年前埋伏下的“秘密武器”对日本进行绝杀。
这个“秘密武器”即——301条款。
日本最早占据美国市场的商品是纺织品，20世纪60年代，日本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数量剧增，引起美国同行不满，美国企业家向政府施压，后者通过贸易谈判的方式在1968年，强逼日本达成了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
1974年，在纺织品贸易战中尝到甜头的美国，颁布了修订版的《1974年贸易法》，并在该法案的301条到310条中规定：当有任何利害关系人申诉外国的做法损害了美国在贸易协定下的利益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可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
这些条款后来被统称为“301条款”，并在1979年到1988年间进行了3次修订，添加了“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这些条款被认为是美国对其竞争对手在贸易领域进行打压和报复的依据。
1985年，也就是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国的那一年，美国亮出杀招，引申“301条款”，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谈，与日本等国签订了《广场协议》，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等问题。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成为最大受害国，日元快速升值，促使日本从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驱动模式变成了以房地产和金融借贷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日本苦心孤诣的半导体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规划也沦为泡影，进入漫长的“失去的三十年”。
1996年，美国半导体产业总值超过日本，重居世界第一。
日本的芯片业被美国绝杀，苏联的半导体事业则在僵化模式中自生自灭，冷战早期，苏联掌握了关键技术，制造出强大的火箭和核武库，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在计算机、芯片等新时代的竞争领域，苏联不可挽回地落后了，20世纪80年代，有个流行的笑话，一位克里姆林宫的官员自豪地宣称，同志们，我们已经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微处理器。
1990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了重振苏联高新技术产业，来到硅谷进行正式访问。硅谷的科技大佬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宴，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合伙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坐在戈尔巴乔夫身旁，殷勤劝酒，其乐融融，但联系当时的国际风云，会让人觉得有一丝鸿门宴的味道。
戈尔巴乔夫为了获得美国技术，承诺会从东欧撤出苏联军队以结束冷战，在与美国科技巨头的推杯换盏中，戈尔巴乔夫邀请他们来苏联投资。随后，戈尔巴乔夫来到斯坦福大学，向观众挥手致意，对台下的学生说道，冷战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为谁赢了而争吵。
一年后，苏联解体。
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在芯片领域依旧虚弱，1990年代，俄罗斯一家曾经无比光荣的工厂被降级，开始为麦当劳欢乐餐玩具生产小芯片。
美国彻底消除了来自日本和苏联在芯片领域的威胁，自以为高枕无忧时，在古老而新鲜的东方，一家在当时甚不起眼的小公司生产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款产品。
华为的第一款产品叫BH01，虽美其名曰“自主研发”，其实就是一款从国营单位买散件回来自行组装的产品。
任正非等人将散件买回，做包装，写说明书，然后打上华为的标签，再从全国各地招代理商进行销售。
随着业务增加，华为员工脑力体力并用，异常辛苦，每个员工都在办公室放个床垫，白天干完活儿晚上接着干，累了就在床垫上眯一会儿。这成为华为有名的“床垫文化”。
有一次，任正非站在办公室窗口，对员工半认真半开玩笑说，新产品研发要是不成功，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呢，只能从这里跳下去。
研发得烧钱，为了筹集资金，任正非出台了一项内部政策，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元，谁就可以一年不上班，工资照发。
为了投钱研发，导致华为员工工资被拖欠，一些员工工资实在欠的太多，任正非就跟他们商量，把这些钱转成股份，华为的全员持股就是这么来的。
1993年，华为销售额过亿，很多高管嚷嚷着分钱。任正非说，我们要挣的绝不只是这点钱，我们要把这些钱扩大再生产，开发大体量专业机，开发电信局能用的交换机，进军公用电话领域。
1993年7月，江西省乐安县邮电局公溪支局与华为合作，开通了jk1000局用机，首先打开局面，随后华为又与国内多家邮电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就是这个时候，华为站上了与世界通信巨头对决的擂台，对手个个来头不小，有美国的AT&T，日本的富士通，法国的阿尔卡特，瑞典的爱立信等等。
这些国际通信巨头的弱点是信号不统一，不兼容，当时有个说法叫“七国八制乱中华”，这为华为的崛起埋下了契机。
商场如战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任正非带领华为与国际巨头厮杀，他为之痴迷的毛泽东思想派上了用场。当时，中国农村线路很差，调试设备困难，国外的通信设备厂商都不愿意进，任正非看准这一点，仿照毛泽东的战术，来了个“农村包围城市”。
华为技术员工走乡串户，奔走于广袤的农村和偏远山区，给农村用户装电话，免费负责维修，通过实打实的血汗付出，华为渐渐与国内同行拉远了距离，虽那时还没到余大嘴那一串“遥遥领先”的程度，但已成为少数能与国外巨头争雄的新起之秀。
进入通信行业后，任正非心无旁骛，不管外界诱惑多么大，都不为所动，仿佛老僧入定一般，房地产最火的那些年，有部下向任正非建议，随便要点儿地，盖盖房子，就能轻松赚100亿。任正非一听，拍桌子怒吼，华为不做房地产，此事早有定论，谁再提，谁下岗！
炒房大鳄们赌的是房地产泡沫不会破，永远有暴利可赚，这让某些自信能“永远大”的房企愿望落了空，而任正非孤注一掷，“赌”的是自主研发，实际也是“赌”的中国之崛起。
就在JK1000研制不久，任正非招兵买马，又将所有资金一把压上，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这款产品用到了华为自主研发的芯片。
自研芯片是关键中的关键，自家有了“芯”，底气就足，否则，根本无法与国际巨头抗衡。研发芯片需要持续烧钱，IBM在20世纪90年代一年的研发资金为60亿美元，贝尔实验室一年的研发投入为30亿美元。
1991年，华为成立了自己的芯片设计中心，招募大量科研人才，硬着头皮攻坚，每天晚上9点，任正非都会提着一大篮面包牛奶劳军。
当时为防止经济过热，人民银行严控各大银行的贷款发放，为了有足够的资金研发芯片，华为倾其所有，赌上全部身家，向大企业拆借，利息高达30%。
1996年，华为在研发上投入1亿多元人民币，年终一结算，还剩几千万，任正非知道后，说了一句话，不许留下，全部用完。于是，研发部只得将所有设备更新了一遍，换成最好的。
华为的崛起，拜改革开放所赐。
改开之后，中国大陆融入全球经济，数亿农民随着城市化进程从乡村走向城市，为芯片组装行业带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令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相关企业感到恐慌，当时有个普遍看法，大陆进入电子组装行业，可能会让台湾破产。
为应对变局，台湾当局找到了芯片领域的风云人物——张忠谋。
1985年，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部门负责人李国鼎将张忠谋迎进他在台北的办公室，此时，距离德州仪器在台湾建造第一座半导体工厂，已过去了20年。
李国鼎聘请张忠谋为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创立台积电，领导台湾芯片产业。
张忠谋也像任正非那样，知道搞芯片要烧钱，他有一个激进的想法，如果成功，这个想法将颠覆半导体行业，让他和台积电将控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张忠谋
台湾当局为台积电提供了48%的启动资金，张忠谋凭借芯片圈的人脉，说服荷兰半导体公司飞利浦出资5800万美元，转让生产技术，授予知识产权，以换取台积电27.5%的股份。
台湾当局要求岛上最富裕的几个家族提供资金，当一个商人表示拒绝投资台积电时，他收到了台湾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提醒，过去20年里，台湾一直对你很好，你最好现在就为台湾做点什么。不久，张忠谋收到了这个商人的巨额支票。
从一开始，台积电就不是真正的私人企业，而是台湾当局的项目。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台积电一多半的销售额来自美国公司，台积电的大多数高管来自美国顶尖大学。
张忠谋承诺，台积电永远不会设计芯片，只会制造芯片，台积电与客户之间没有竞争。
在张忠谋的带领下，台积电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代工厂商，而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成为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张忠谋祖籍浙江宁波，任正非祖籍浙江金华，两个浙江人在时代和命运的安排下，相逢于浪潮之巅。
曾经，在华为内部，任正非有个“干儿子”，名叫李一男。
李一男以工程师身份进入华为，半个月后，升为主任工程师，后来又当了华为总工程师，27岁那年，李一男成为华为副总裁。
1993年到1998年，李一男主持华为技术，将华为从一家生产交换机的企业快速转型为一家包括交换、传输、无线、数据在内的综合通信供应商。
少年裘马的李一男，智商极高，情商很低，不懂人情世故，脾气暴躁，口头禅是：信不信我开除你。
有一次，李一男带领部下集中培训，春节都没回家，大年三十这天，他们在南油集团聚餐，差不多都喝大了。回家路上，李一男跟出租车司机吵了起来，差点儿动手，打电话喊下属来救他。
下属到达“案发现场”，发现李一男烂醉如泥，那个司机不忿地说，这哥们儿喝多了，说要开除我，我他么一个出租车司机，你凭什么开除我？
下属哭笑不得，赔礼道歉，他喝醉了，那是他口头禅，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任正非有心栽培李一男，调他去负责市场部，本意是让他历练一番，却被李一男误解，以为自己是被发配出去了，一怒之下，竟然提出辞呈。
接到辞呈后，任正非大吃一惊，他对李一男视若己出，甚至当接班人来培养，没想到他却要走。强扭的瓜不甜，何况任正非也是火爆脾气，见对方执意要走，也不强作挽留。
2000年4月，任正非和几十名核心高管，在深圳五洲宾馆最豪华的宴会厅为李一男践行，欢送他北上创业。
李一男跑到北京，创办了港湾网络，主要从事系统集成业务，代理华为的通信产品，同时集成一些与华为产品没有冲突的其他厂商的产品。
李一男创业时，与华为签了君子协定，只做华为代理商，不设计产品研发。但李一男深知华为底牌，知道研发的重要性，很快将君子协定抛诸脑后。
顶着华为“太子”的光环，李一男的创业，引起了资本的极大关注。很快，港湾网络就获得了美国华平、淡马锡等机构近亿美元的风投，有了风投加持，李一男不但撕毁君子协定，大搞研发，还处心积虑从华为挖人。
创业的第二年，上百个华为研发部门的核心骨干跳槽到了港湾网络，更绝的是，李一男私下收买华为的核心骨干，玩起商界无间道的游戏，让他们当“内鬼”，继续留在华为，在关键时刻，回避港湾网络的研发领域和目标市场。
李一男甚至收买了华为北京研究所的一名员工，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窃取华为资源进行研发。
随着李一男这套组合拳下来，港湾网络的销售节节升高，到2003年达到了10亿元，被业界称作“小华为”。
李一男
2003年，港湾网络在北京宣布与深圳的钧天科技合并，钧天科技的老总叫黄耀旭，曾是华为的副总裁，也是李一男的老部下。钧天科技当时拥有40多项核心专利，还有一大批入网许可，港湾网络收购了钧天科技，就可以进入运营商的数据传输市场，与华为正面对峙。
那段时间，是任正非的至暗时刻。
最核心的技术天才李一男出走，华为的另一个技术天才郑宝用上班时突然晕倒，被查出脑癌，任正非亲自把郑宝用送上去美国治疗的飞机，临别时刻，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此时，任正非也身患癌症，已经懂了两次手术。
打击接踵而来，美国思科全球副总裁钱伯斯指责华为侵害了思科的知识产权，并正式向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提起诉讼。
对任正非最大的重击来自母亲的逝世，程远昭老人出门买菜时遭遇车祸，肇事司机逃逸，因老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被送到医院后，院方联系不到家属，结果耽误了救治。
此时，任正非正在伊朗做访问，接到母亲出事的电话，立即往回赶，中间多次转机，转机时又碰上雷雨天气，错过了班机，耽搁了好几个小时。
任正非赶到医院病房时，母亲程远昭安详地躺在病床上，心跳和呼吸全靠机器维持，任正非泪如雨下，走上前去，哽咽地叫了声“妈妈”。
程远昭老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任正非做了半年悲伤的噩梦。
任正非总是梦见刚从部队转业，被人骗走200万元，父母怕他想不开，举家迁往深圳陪他，一家人挤在十几平米漏风漏雨的房子里，夜雨滴答，无尽凄凉。父亲舍不得买烟，只抽从老家带来的劣质烟叶，母亲为了省钱，专门挑临近收摊的时候，从菜市场买便宜的死鱼死虾。
母亲将厚厚一沓钱交到妹妹手中，叮嘱她说，我存了几万块钱，留着以后救你非非哥，干买卖不会永远都好。将来你哥哥遇到难处，你就将这些钱给他，让他有饭吃。
任正非有时会梦见时光深处更久远的场景，那是他读高中时，每天早晨，母亲都会偷偷塞给他一个小玉米饼子……
夜半梦醒，泪痕满面，任正非发现自己没有妈妈了。
任正非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但他没有垮。
当时，任正非的抑郁症是华为的公司机密，公司的人都不知道老板得了重度抑郁症，只知道老板的脾气大。
许多重度抑郁症患者根本无法工作，但任正非却是军人出身，拥有铁打的意志，他把痛苦深埋心底，每天坚持正常上班，在医生帮助下，任正非的抑郁症终于渐渐康复。
2004年，华为与思科的诉讼告一段落，任正非得以腾出手对付背刺他的李一男，为此，华为成立了一个“打击港湾工作办公室”，简称“打港办”，受任正非直接领导，拨款4亿元人民币，对港湾网络穷追猛打。
只要是港湾投标的项目，华为都要抢过来，报价比港湾低很多。山东一个国际中学的局域网招标项目，港湾报价60万元，华为得知后，横插进来，报价20万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客户乐疯了。
港湾没招，只好将报价降到40万元，这个客户是港湾的老客户，念及往日的交情，客户准备接受港湾40万的报价，毕竟，按照这个价格，港湾已经没有什么赚头了。谁料，华为代表跑去找客户，说道，只要让我们接，这个单子可以白送。
最终，这家客户选择了华为。
对于那些用了港湾产品的客户，华为不计成本，将客户正在使用的港湾设备买回去，转用华为的，甚至对客户买一送一，任正非这么干，摆明了是不计成本，不计利益，目的就是废掉港湾。
港湾羽翼未丰，账面上只有4亿元，正好等于华为的“打港经费”，港湾如何耗得过华为，很快弹尽粮绝。
这时，华为又将焦点转到人力资源上，开始反挖墙脚，只要港湾员工回流到华为，薪酬上调，官升一级，几个回合下来，港湾的研发团队被华为整个挖走，元气大伤。
李一男想做拼死一搏，说服国外的风险投资人追加投资，启动上市程序。
华为见状，向港湾发起诉讼，指其侵犯了华为的知识产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李一男过去安排的三个“内鬼”盗窃了华为的知识产权，判处有期徒刑二到三年，此举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最终，李一男的上市计划泡汤了。
2006年6月6日，华为以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与港湾达成了收购意向，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里有一个特别条款：李一男本人必须回到华为。
在接收港湾时，任正非发表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表示分分合合是历史规律，不要背负太多沉重的过去，要看未来，要看发展，要站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去争取更大的成就。
任正非还说，你们开始创业时，只要不伤害华为，我们是支持和理解的，但你们在外国风险投资的推动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做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而是对准西方的资本，这些资本在IT泡沫后转向中国，妄图通过挖空华为，来摆脱他们的困境。如果让这些西方资本得逞，那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就是一场灾难。
李一男重新回到深圳的华为总部后，出任副总裁兼首席电信科学家，工号69066，根据谅解备忘录，李一男至少要在华为待两年。
据说，被迫回到华为后，李一男的办公室是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一上班，就有很多华为新员工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那样去看他，这让李一男感到痛苦。
两年期限一到，李一男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华为，去百度担任首席技术官，跟李彦宏温存没多久，因种种事体，黯然离去。不甘寂寞的李一男离开百度后，又辗转多个阵营，还参与创办了牛电科技，旗下产品小牛电动车一度销量可观。
2017年，李一男因内幕交易，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任正非收购港湾后，发表的讲话中，说要站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绝非唱高调，正如他从来没有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李一男当作真正的对手。
真正的对手在大洋彼岸。
2007年的苹果大会上，乔布斯身穿标志性的蓝色牛仔裤和高领黑色毛衣，独自站在黑暗的舞台上，台下的“果粉”饥渴地等待着硅谷先知的发言。
这时，舞台的另一边冒出一股蓝烟，一名身穿白色兔子装的男子穿过烟雾，径直走到乔布斯面前，将头套摘下，咧嘴微笑。他是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保罗·欧德宁。
保罗递给乔布斯一大块硅片，说道，乔布斯阁下，我向你汇报，英特尔的芯片已经准备好了。
新千年以后，英特尔战胜AMD，成为唯一一家为x86指令集架构生产芯片的大型公司，x86是一套基本规则，规定了芯片的计算方式，这成为个人电脑的行业标准。
长期以来，苹果是唯一一家不使用基于x86芯片的计算机制造商，随着乔布斯和保罗在苹果发布会上这番“眉来眼去”，苹果电脑以及未来的苹果智能手机也将内置英特尔芯片。
人类的野心和梦想在疯狂延展。
21世纪的头十年，最先进的微处理器的每个芯片上都有10亿个晶体管，能够布置这些晶体管的软件被楷登、新思和明导三家美国公司垄断，这三家公司控制了全球四分之三的市场，如果不使用这三家公司里至少一家的软件，芯片公司几乎无法设计出芯片。
在芯片制造领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韩国的三星等几家亚洲地区的工厂制造了世界上大部分芯片。1999年，台湾发生7.3级地震，大部分地区停电，台积电的晶圆厂失去电力，影响到全球许多芯片的供应。
台积电的崛起，最大受益者是苹果。
苹果设计了大量芯片，却不制造任何芯片，iPhone的处理器完全在中国台湾制造，如今，除了台积电，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具备制造苹果所需芯片的技能。iPhone最不可替代的芯片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设计的，但这种芯片只能在中国台湾制造。
张忠谋生于中国大陆，在美国立业，在中国台湾成功，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生于中国的美国人，成为芯片争霸中的关键角色。
在中国台湾的办公室里，张忠谋抽着烟斗，他称抽烟斗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台积电牵一发而动全身，背后隐现出大国角力的纵横捭阖景观，这尊抽烟斗的“芯片佛陀”是否还能八风不动？
这里面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台积电的最大客户是苹果，第二大客户是华为，华为的最大对手是苹果，苹果的最大对手是华为。如此一来，台积电处于一个颇为微妙的位置，其背后除了大国之间的竞争，还有复杂的台海关系。
美国固然可以通过贸易战，迫使台积电不能为华为制造芯片，但中国台湾的台积电，距离美国太远，距离中国大陆太近，更何况，中国军人出身的任正非，早已考虑到最坏的结果，为美国的封锁和打压准备了“备胎计划”。
2012年，任正非在实验室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备胎”论断。
任正非说：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我们在做高端芯片时，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地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2019年5月，美国宣布将华为加入管制“实体名单”。
美国对华为下达管制令的第三天，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深夜发了一封致全体员工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海思全体同事们：
此刻，估计您已得知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的实体名单（entity list）。
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数千个日夜中，我们星夜兼程，艰苦前行。华为的产品领域是如此广阔，所用技术与器件是如此多元，面对数以千计的科技难题，我们无数次失败过，困惑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
后来的年头里，当我们逐步走出迷茫，看到希望，又难免一丝丝失落和不甘，担心许多芯片永远不会被启用，成为一直压在保密柜里面的备胎。
今天，命运的年轮转到这个极限而黑暗的时刻，超级大国毫不留情地中断全球合作的技术与产业体系，做出了最疯狂的决定，在毫无依据的条件下，把华为公司放入了实体名单。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间兑现为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是的，这些努力，已经连成一片，挽狂澜于既倒，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今天，这个至暗的日子，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儿女成为时代英雄的日子！
华为立志，将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我们仍将如此。今后，为实现这一理想，我们不仅要保持开放创新，更要实现科技自立！今后的路，不会再有另一个十年来打造备胎然后再换胎了，缓冲区已经消失，每一个新产品一出生，将必须同步“科技自立”的方案。
前路更为艰辛，我们将以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极限施压下挺直脊梁，奋力前行！滔天巨浪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铸造诺亚方舟。
何庭波2019年5月17日凌晨
任正非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硬气地表示，华为不需要美国撤销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永远保留好了，没有美国，华为也可以生存得很好。
事实上，早在2003年摩托罗拉收购华为失败后，任正非就预料到在芯片领域里中美必有一战。
2004年，海思正式成立。
2014年初，海思发布麒麟910芯片，采用了顶级28纳米封装工艺，追平了高通。
自此，海思气势如虹，推出的产品一款比一款成功，搭载麒麟芯片的华为手机，从p6到p30，从Mate 7到Mate 60，全部成为爆款。
在这些成就背后，是任正非和华为不忘初心，始终聚焦于“自主研发”。
2015年，中国台湾投入最多研发经费的前5名科技企业，台积电研发费568亿台币，富士康研发费489亿台币，联发科研发费433亿台币，台联电研发费137亿台币，纬创研发费134亿台币。
而华为在这一年的研发经费多达596亿人民币，若换算成台币，远远超过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富士康+联发科+台联电+纬创的总和。
2022年，也就是去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更是达到了1615亿人民币。
华为扬帆出海，战绩卓著，攻占亚、非、拉，征服欧罗巴，几乎无往而不利，在它的面前，就只剩下美国这块霸权主义铁板。
当华为在全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终于不可避免地触动了美国最敏感的领域。
美国在芯片战争中接连“整垮”苏联和日本之后，遇上了最强劲的对手。比起苏联僵化的体制，中国充满创新的活力，比起日本对美国耳提面命般的无条件和有条件服从，中国是真正独立自主的。
像多年前“绝杀”日本半导体产业那样，美国不惜违反自己制定和主导的国际规则，对华为动用种种超常规手段，包括2018年通过加拿大实行“长臂管辖”，制造了“孟晚舟事件”。
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后，许多人都觉得出了天大的事，但任正非和华为人表现得稳如泰山，他们知道，自己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2021年9月25日，时隔近1030天离家，孟晚舟乘飞机抵达深圳。这三年来，孟晚舟以不认罪也不认罚的态度，抗争到了回国的这一天。
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实际上是美国遏制中国复兴的缩影，按照2015年制定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国将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通过“三步走”实现战略目标。
在美国一些人看来，这将极大动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必须遏止这个进程，而走在5G最前沿的华为，自然就成了最显眼的那个“出头鸟”。
在《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一书中，作者克里斯·米勒指出了美国最大的担忧：在现阶段，只有台积电和三星两家公司能够制造最尖端的处理器，台积电在中国台湾，三星在韩国，对美国来说，这两家公司具有同样的问题——距离美国新兴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大陆仅一步之遥。
尤其是中国台湾的台积电，被认为是亚洲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也是世界上十大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之一。克里斯·米勒认为，台积电对于美国越不可或缺，风险就越大。
在《芯片战争》一书中，米勒记录了202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南北入口处进行的军事演习，并援引了《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的一名中国军人的话：“我们必须像在实战中一样，在各种情况下努力训练，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独有偶，美国对华为的忌惮，某种程度上，也跟任正非的军人出身有关，在华为一个实验室的墙上，写着这么一句话：牺牲是军人最大的付出，胜利是军人最大的奉献。
任正非的精神导师毛泽东写过一句诗，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2023年9月25日，刘德华现身华为发布会现场，成为华为mate60 RS超高端品牌大使。唱《中国人》的不老男神华仔为华为代言，这场“华与华”的合作，显得如此熨贴，可谓相看两不厌。
在荣耀背后，任正非斯人独寂寞，记忆涌上心头，他仿佛又回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现场，那一年，他33岁，风华正茂。
科学大会快结束时，罗瑞卿大将把任正非等军人代表召集到一处，给他们做了发言，核心意思是，邓小平同志判断，国际形势会有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以后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一年（1978），那位老人，中国人永远铭记。
本文作者：哲空空，蓝钻故事创始人
部分参考资料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