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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遗址何以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证实5000年前古老中国已经进入到文明阶段。无论是规模的宏大,还是城市体系的复杂性,或是建筑的巨大工程量,都表明良渚古城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
▲良渚遗址考古成果进入历史统编教材。(视频来源:CCTV国家记忆视频号)
良渚古城的发现与研究
我们今天获知的一个真实来源的良渚文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发现和研究历程。1936年,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镇一带发掘和调查了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发现12个遗址点,并出版了《良渚》一书,这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后,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
宫城之盛显现国家形态
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有8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分为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建造十分有序。其中,内城、水利系统、宫殿和王陵建造于5000年前,外城郭则主要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
良渚古城城址区的选址具有明确的规划思想,古城位于三个山体之间大体居中的位置,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次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良渚古城三重结构。(刘斌 供图)
良渚古城也是一座水城,城内的河道总长度达32公里,多为人工河道。内城城墙共发现8个用于沟通城内外水系的水城门,在南城墙发现1处陆城门。古城内划分了完整的功能区,包括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沙土广场、仓储区、作坊区等,多个功能区的配合,保证了良渚古城的正常运行。 良渚古城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由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组成,形成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库容量可达4500万立方米。这一水利系统,一方面可以防洪,保护良渚古城,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调水、灌溉和运输等功能。长江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雨量充沛,湖塘、沼泽、河流密布,适合野生稻生长和水稻种植。业已发掘的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稻作生产贯穿新石器时代始终。进入良渚文化晚期,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主要表现为驯化历程基本完成,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稻米成为了先民食物的主要来源。余杭茅山遗址发现的以红烧土铺田埂的古稻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文化的水稻生产已经是一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农业的进步为良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和谐发展,使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生活物资,以家庭所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出现,为良渚文明因素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以良渚古城为标志的早期国家机构的率先出现,与此密切相关。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甚至已经出现统一的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如今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良渚已进入早期国家社会。对中华礼制文明影响深远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良渚玉器文化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良渚神徽的完整形象或简化形象在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都有发现,且表现极为一致,应该是良渚人的统一信仰。
在良渚人的观念里,玉器主要用来祭神并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是标明身份的礼器。良渚玉器的主要种类有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玉璜等,玉琮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每件玉琮上都刻有神徽图案。玉钺作为权杖,是王权的象征,甲骨文中的“钺”字即源于玉钺的象形。玉璧是良渚文化大型玉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玉器。良渚人所发明的玉琮、玉璧等最终被纳入到了商周时期的六瑞玉礼器系统之中。(原文于2022年1月7日刊发在《中国民族报》,内容有删减。作者刘斌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张依欣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原标题:《<良渚: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来源 | 中国民族报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胡俊编辑 | 刘娴制作 | 胡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