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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天灾人祸遍及高原，妖魔鬼怪横行，黎民百姓遭殃。观世音菩萨为了普渡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天神之子推巴噶瓦来到人间，他就是格萨尔。著名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故事，也从此拉开帷幕。▲格萨尔王唐卡。（王国明 供图）
为了让格萨尔能够完成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神圣使命，史诗的作者们赋予他特殊的品格和非凡的才能，把他塑造成神、龙、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格萨尔降临人间后，多次遭到谋害，但由于他自身的超凡力量和各位天神出手保护，不仅未遭毒手，反而将害人的妖魔和鬼怪杀死。格萨尔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为民除害。5岁时，格萨尔与母亲移居黄河之畔，8岁时，他所在的岭国也迁移至此。12岁时，格萨尔在整个部落的赛马大会上取得胜利，并获得岭国王位，同时娶森姜珠牡为妃。从此，格萨尔开始施展天威，东讨西伐，降伏了入侵岭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国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域的辛赤王、大食的诺尔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先后降伏了几十个“宗”（藏族古代的部落和小邦国）。在降伏了人间妖魔之后，格萨尔功德圆满，与家人一同返回天界。▲格萨尔王唐卡。（王国明 供图）
《格萨尔》也叫《格萨尔王传》，是一部篇幅宏大的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从《格萨尔》的故事结构看，纵向概括了藏族社会发展史的两个重大历史时期；横向包容了大大小小近百个部落、邦国和地区，内涵丰富，结构宏伟。整部史诗主要分成三个部分：降生，即格萨尔来到人间；征战，即格萨尔降妖伏魔；升天，即格萨尔返回天界。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征战”内容最丰富，篇幅也最宏大。除了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外，还有18大宗，每个重要故事和每场战争均构成一部相对独立的史诗。▲格萨尔王美术品。（王国明 供图）
它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活态史诗，是在古老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谚语等民间文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流传于我国藏、蒙古、土、裕固、纳西、普米等民族。《格萨尔》史诗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从篇幅来看，已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成就。《格萨尔》史诗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其中无论是正面的英雄还是反面的暴君，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都刻画得个性鲜明，形象突出，尤其是对以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形象描写得最为出色，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格萨尔王唐卡。（王国明 供图）
《格萨尔》展现了古代藏族的社会形态变迁，即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部落为核心组成的部族，向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共同体演变的社会。在当时一个个小部落中，又分为若干更小的部落，比如说《格萨尔》故事的发生地岭国，它的地域分为上岭、中岭、下岭三个部分，上岭居住着赛氏八兄弟部落、中岭文布六部落、下岭木姜四部落，除此之外还有丹玛十二部落、达戎十八部落等很多小的部落，这些部落共同组成了这个国家。共同的利益荣辱把各个部落联合在一起，他们在内部实行军事领主制度，拥戴那些英勇无比的人，在这个民族形成的童年时代，为了保卫共同的利益和维护生存权利，他们上下团结一致，通过不断地征战和交往，由分裂格局逐步走向统一安定。史诗所表现的社会内容，恰恰是藏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民族进程的真实写照。2006年6月《格萨尔》史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6月“《格萨尔》史诗说唱传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彩绘石刻。（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供图）
作为植根于藏族民间文化土壤的口头说唱文学，《格萨尔》史诗的情节框架、说唱程序、价值体系，以及习惯性修辞和谚语等，都有其内在规律。在史诗的基本情节框架下，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说唱艺人通过口耳相传，对史诗进行不断地复述和细节演绎。《格萨尔》也存在手抄本、木刻本等记录方式，但在《格萨尔》广为流布的区域，史诗更多地保留了其口耳相传的说唱方式。史诗的载体是作为说唱主体的艺人，而不是书面文本。《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正是通过《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超强记忆和不断说唱、转换而完成的。在当代，《格萨尔》史诗及其传承正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就传承方式而言，几乎覆盖了各种艺术门类，例如藏戏、唐卡、音乐、石刻、“朵日玛”（面塑供品）、漫画、彩塑酥油花等等。正如杨义先生所言：“《格萨尔》史诗是带有雪域旷野气息的高原形态史诗，不是宫廷温柔史诗，他的流传区域始终在广大的民间，传承方式中始终存在未消失的口口相传，至今仍然保持着勃勃生机。”▲《格萨尔·门岭大战》手抄本（部分）。（图片来源：国家民委官网）
长久以来，《格萨尔》依托说唱艺人传承发展，经久不衰、影响深远。但我们也注意到，由于传播范围广、流传时间长，说唱艺人的艺术加工形式不一，翻译者、记录者的文化水平和语言使用存在差异，存在《格萨尔》版本众多而混杂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掌握传统《格萨尔》版本的说唱艺人越来越少，用于传承和研究的经典资源越来越稀缺，因此收集整理忠于原始形态的完整规范化史诗文本正当其时。1992年10月，编纂《格萨尔文库》的计划正式提出。1996年9月《格萨尔文库》编纂工作启动，由王兴先教授任总主编并组织实施，后来出版了3卷7册约1000万字的《格萨尔文库》。2006年，西北民族大学对《格萨尔》研究院提出要求，要向国内、国际学术界提供一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结构系统的《格萨尔》，弥补旧版《格萨尔文库》分散出版、各卷册欠规范的缺憾，《格萨尔文库》编纂工作迈上新台阶。经过专家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格萨尔文库》终于在2018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8年出版的《格萨尔文库》，分3卷30册，全文约2500万字，是藏、蒙古、土、裕固等多民族、多语种的《格萨尔》。专家学者在国内现有的汗牛充栋的《格萨尔》资料基础上，通过对有本民族文字的藏族、蒙古族《格萨（斯）尔》多种异本进行精选、规范、汉译、注释和版本说明，对无本民族文字的土族、裕固族《格萨尔》进行国际音标记音对译、整理翻译和解题研究，使《格萨尔》规范化、完整化和系统化。▲格萨尔研究团队在与说唱艺人交流。（图片来源：国家民委官网）
西北民族大学（学院）拥有长期的《格萨尔》研究传统，自1954年开始搜集、整理、出版、翻译和研究《格萨尔》，一直以来以特色学科的标准和要求来建设格萨尔学科。1954年，西北民族学院邀请了一位名叫索巴的宁玛派僧人来校为藏语文专业的师生讲述、说唱《格萨尔》。也是这一年，余希贤老师从时任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的桑热加措先生处得到一部珍藏多年的《格萨尔》手抄本后，便和同事们一起着手整理，整理后的油印本、铅印本作为学习资料在校内和甘肃、青海流传。其后学校多次派人前往《格萨尔》流传区域采风、收集整理。1957至1962年，藏学家王沂暖教授受命参加了当时由青海省文联组织的《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教授为《格萨尔》的精华部分《霍岭大战》的藏文文本整理、校对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使这一部分的文字最终定型。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抢救、传承、整理和研究更加重视，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蓬勃发展。1981年西北民族学院成立“西北民族研究所《格萨尔》研究室”，1994年成立“西北民族学院格萨尔研究所”，1995年开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格萨尔学）硕士研究生，2002年更名为“格萨尔研究院”，2004年招收格萨尔学博士研究生，2019年“全国《格萨（斯）尔》研究甘肃基地”在西北民族大学落地。格萨尔学研究在新时代必有新作为，《格萨尔》史诗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将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积极作用。专家简介：
王国明，土族，西北民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自1993年以来主要从事格萨尔学研究，致力于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已著有《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等著作14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获得省部级奖学术成果奖项若干。2021年荣获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