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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远航。但长期以来，人们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并不全面，甚至存在一些误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国威吗？西方的航海活动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而郑和之后中国的航海迅速走向衰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西方的航海活动带来了海外殖民，而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在沿途建立殖民地？
郑和下西洋，首先西洋在哪里，这是理解郑和下西洋的基础问题。“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的，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 “西洋”，具体所指为 “那没黎洋”，也即今天称为印度洋的海域。百年以来，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都很少将西洋就是印度洋的概念突出出来，以致对郑和下西洋的认知产生偏差。有的研究认为郑和八下西洋，还有的研究认为郑和九下西洋，都是没有弄清楚西洋究竟在哪里，把没有达到印度洋的航行也单独算作是下西洋的航行了。实际上，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线都是围绕印度洋展开的，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船队第一次至第三次的大致航线是：从福建长乐闽江口五虎门扬帆出海，先至占城（今越南南部），后遍历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剌（今苏门答腊），接着向西驶向印度洋，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科钦），最远到达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从第四次起，每次航行都延伸到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远航非洲。▲郑和下西洋航线图。郑和下西洋前三次的活动主要在中国南海和印度洋东海域，第四次开始远航到印度洋西海域，以及阿拉伯海、红海。（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4月）
忽鲁谟斯是当时波斯湾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值得注意的是，郑和船队的分遣队所到达的地方更多更远，有的甚至访问了阿拉伯半岛和东非，第七次航行还到达了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郑和下西洋航海图。（万明 供图）
▲明茅元仪《武备志》所载的《郑和航海图》附有四幅“过洋牵星图”，上图为最末一幅。（图片来源：金陵郑和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在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也非常庞大，郑和副使洪保的寿葬铭中记录了乘坐的宝船是“五千料巨舶”。（道中华编辑注：关于郑和下西洋船只的大小，学界还存在争议。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乘坐的是44丈长，18丈宽的“大宝船”。按当年造宝船船坞出土的木尺一根31.3厘米计算，十尺为一丈，“大宝船”有近138米之长，如今我们的055型驱逐舰全长也就174米。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北京郑和下西洋学会副理事长郑明认为，这么巨大的宝船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船只，它不应该是下西洋船队中的一员。郑明根据史料记载的“2000料船”等资料，推断郑和下西洋乘坐船只最大者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1000余吨。）大明永乐三年，也就是1405年的7月11日，郑和奉诏率领240多艘海船、27000多名士兵与船员，配备了船师、水手、士兵、医生、厨师、翻译、占卜等各类专业人才，甚至还有理发师随行。船队从南京出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远航。据《天妃灵应之记》碑所载：船队出发时，“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城，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比郑和下西洋晚80多年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航海船队，仅仅由三只帆船组成。▲郑和亲立天妃灵应之记碑。（图片来源：福州市长乐区郑和史迹陈列馆微信公众号）
郑和的远洋船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动力特混船队，二百多艘不同船型的海船，有指挥船、战船、后勤船等分类，其中，指挥和运载封赏和朝贡物品的海船通称“宝船”，兼用于大型快速水战和运输的马船，负责护航安全和应对战斗的战船和座船，以及其它运载粮食和淡水的粮船、水船。宝船在中心，战船在最外侧，很有现代航空母舰编队的感觉。事实上，郑和船队也通过成功的远航证明了其高超的船舰技术和航海水平。郑和率领船队第一次下西洋返航时途径旧港（现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在旧港附近有一伙海盗，为首的是陈祖义，他原是广东潮州人。当郑和船队返航经过此处之时，船队携带的金银珠宝被海盗陈祖义盯上，但是陈祖义也不傻，他很清楚他这些手下的战斗力完全不是郑和船队的对手，更何况郑和船队还携带大量的火器，所以陈祖义采取了诈降的手段，主动向郑和船队投降用来麻痹郑和，打算乘其不备突袭郑和船队，控制郑和船队的中枢指挥船，扰乱明军的部署，各个击破。 陈祖义率领5000多海盗，20多艘船向郑和船队投降而来，不出他所料，明军果然没有任何的防备，就在陈祖义命令手下向明军发动进攻之时，明军船队突然杀声四起，迅速包围了陈祖义的船只。结果陈祖义率领的5000多人被全歼，陈祖义也被活捉，一路押到北京，朱棣下令将其处决。郑和船队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但拥有如此战力的船队却并没有到处攻伐。相反，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所做的事就是先通好，再通商。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满载着深受海外各国喜爱与欢迎的绞绢、纱罗、彩帛、锦绮、瓷器、药材、铁器、铜钱等物品到当时各国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
每到一地，他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皇帝诏谕和进行朝贡贸易，随后即用宝船所载各种货物在当地进行互市交易。换回的物品有各色香料、药材、布匹、金银、犀角、象牙、宝石、珍禽等上百种之多。这种通过贡赐及互市方式进行的贸易，是建立在双方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的。郑和下西洋虽然到达过很多国家，但从来没有占领过别国一寸土地，也没有掠夺过别国人民的分毫财富。在扩大与海外各国友好关系的同时，还肩负起维护海道安宁，为各国调解矛盾纠纷的“协和万邦”的使命。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几乎都出现“多欢声”“争相迎”的热烈场面。上面说到了郑和下西洋的“西洋”指的是印度洋，那么郑和下西洋的问题就变成了郑和为什么要去印度洋。印度洋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往的汇聚之地。在世界古代四大文明摇篮中，印度洋孕育了其中之三。印度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分列印度洋区域的东、中、西部。在印度洋西部，印度人、阿拉伯人、埃及人等活动频繁，是进行商业贸易的绝佳场所。清修《明史》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国威，但这种认知并不准确。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中推翻这个论点。从下西洋亲历者马欢、费信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郑和的航线以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为中心，远离德里政治统治中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郑和航海外交并不是谋取政治权力。那么，既然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宣扬国威，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曾经在明朝宫中上演的《奉天命三宝下西洋》杂剧就简明扼要地将出航目的表述为 “和番”和“取宝”。在明朝人眼里，郑和下西洋初始目的和任务就是“和番”与“取宝”。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说，“和番”就是和平地与海外各国交往；“取宝”就是通过贸易获得国外珍宝，说明物质欲求是下西洋的根本原因。郑和远航船队实际上是一支规模巨大的官方国际贸易队，在船队所到之地进行了频繁的贸易活动。▲郑和下西洋航海图。（万明 供图）
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开通了海道，打击了海盗，保证了海上安全。更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成功地全面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在当时明朝人看来，西洋的尽头就是西域。郑和下西洋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全面贯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地就在印度洋，这是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这也极大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繁荣发展。▲南京郑和宝船遗址公园内复原的郑和宝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满剌加（即今天马来西亚马六甲）兴起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来，在1400年前，满剌加这个地点在各国的史料中都很少被提及。但在郑和下西洋开始之后，这里逐渐演变成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直到今天，这里依旧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交通港埠。自第一次下西洋开始，中国-满剌加-古里，就是下西洋的主导航线。航行于从中国到印度洋的海上商路，郑和每次必经满剌加。因为远离中国大陆，航行在海上的中国船队需要一个前往西洋的中间站，而这个中间站就选在了满剌加。满剌加国王同意郑和在满剌加国建立仓库，存放货物，为郑和船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外府，使郑和船队可以安全航行到印度和西亚、东非等地。不仅如此，满剌加还是郑和船队的集中地点，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都要汇合在满剌加，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郑和的到来也为满剌加带来了安宁和繁荣，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就消除了海峡的海盗问题，为海峡安全建立了保障。在郑和船队近三十年的往返过程中，国际贸易促使满剌加迅速兴起。很快，满剌加就超过了苏门答腊等地的港口，在中国和印度、西亚之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贸易中转地，在下西洋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郑和下西洋后，满剌加已经成为一个颇具国际特色的强盛王国。满剌加的崛起也是历史上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的成功范例。目前，不少研究在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常常带有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会夸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义，而曲解和忽视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部分研究者将哥伦布等人航海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而将郑和下西洋和封建帝王的政治野心和寻求奢侈品相联系。其实，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参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航海后建立的仍旧是封建帝国，掠夺的奢侈品大多供给皇室消费，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在英国，而英国实际并没有参与15-16世纪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的核心目的也绝不是为了宣扬国威，而是要建立经济贸易和外交网络。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明王朝官方朝贡贸易衰落，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海上力量就落后于西方了。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发展到明末，郑氏海商集团独霸远东海上，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上活动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直至明末，西方也不能与之抗衡。东西方航海遥相呼应是人类历史发展不断扩大交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促进东西方汇合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虽然双方背景不同、条件不同，但是人类为了认识外界而走向海洋的愿望是相同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东西方航海模式存在共性：同是人类通过海洋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但也存在差异性：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如果我们跳出以往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会对郑和下西洋作出更加公正的评价。▲（插画）郑和下西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像西方开辟新航路那样导致海外殖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外交的 “不征”与“共享”理念，试图不依靠武力来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体系。郑和七下印度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政治上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经济上贸易资源互通有无，文化上多元文化认同交融。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着永乐皇帝的代表郑和向佛祖、毗湿奴（印度教三相神之一）和真主安拉贡献布施的史实，是明朝人对于印度洋多元文化共生兼容认识的最好例证。中国通过走在世界前列的先进航海技术，在印度洋海上建立了跨国经济贸易和外交网络，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活跃发展。如果要问建立跨国经济贸易和外交网络的结果是什么？最大的意义是让国际合作成为潮流，建构了新的国际体系。永乐二十一年，出现了西洋古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北京的“万国来朝”盛况。郑和下西洋将中华秩序理念付诸实践，在没有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共享太平之福”的国际新体系。专家简介：
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明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本〈瀛涯胜览〉校注》《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与徐英凯合著，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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