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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古道，起于长安（今陕西西安），终于逻些（今西藏拉萨），曾是大唐与吐蕃往来的交通孔道，也是中国内地连接尼泊尔、印度等地的国际通道。这条跨越今陕、甘、青、川、藏五省区的古道，全长3000余公里，距今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被后世誉为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黄金桥”。▲日月山的唐蕃古道标识与文成公主雕塑。（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这条古道始于关中平原，贯穿河湟谷地，抵于青藏高原，是见证和亲、会盟、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的重要文化线路。▲唐蕃古道主要路线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古羌人是西藏与中原交通最早的开拓者之一。羌人首领无弋爰剑及其族人世居的河湟地区，是中原与西藏的过渡地带。无弋爰剑后裔曾赴东周洛阳拜见周显王，后“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迁往今青藏高原。可见，秦汉以前，青藏高原与内地之间已经存在一条比较畅通的交通路线。▲唐蕃古道主要路线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汉代以后的历代中原王朝格外重视经营河湟地区。汉王朝为拱卫河西地区，一直维持着河湟道的畅通。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便多走此路。公元609年，隋炀帝亲率40万大军，以西巡狩猎为名，进攻吐谷浑，进一步稳固了河湟道、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军事通道地位。▲隋炀帝亲征吐谷浑。（图片来源：《中国影像方志》唐蕃古道篇截图）公元641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自长安入吐蕃和亲，这条和亲之路始以唐蕃古道的名称闻名于世。唐蕃古道以鄯城（青海西宁）为中点，可分为东段唐域线路与西段蕃域线路两段。长安这座当时世界性大都市，是唐蕃古道的起点，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都是从此处出发，借道丝绸之路南线一路向西。▲图中可见西安市大雁塔。大雁塔是玄奘法师为供奉沿唐蕃古道自天竺取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唐长安城大慈恩寺的西塔院建造的砖塔。（图片来源：西安文旅在线）▲唐 阎立本《步辇图》局部，描述了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太宗求婚的场面。（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唐始平县（今陕西省兴平市），唐中宗在这里为金城公主设宴告别，并对吐蕃迎亲使者“谕以公主孩幼，割慈远嫁之旨”，又下令赦免始平县死罪以下的囚犯，免除百姓一年税收，改此地为金城县，又改其乡为凤城乡，地为怆别里，以示对金城公主出嫁的纪念。继续西行约310公里，便抵达唐蕃古道的第一座重镇天水，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便坐落于此。告别天水，再过临洮至临夏，渡黄河，进入青海境内，再经过古鄯、乐都、西宁，抵达湟源。再翻越日月山，进入当时的吐谷浑境内。▲日月山，图中可见文成公主像。（新周刊发 闫明苑 摄 ）相传，吐谷浑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特地在恰卜恰（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大河坝）为文成公主修建行宫，此处也因此得名公主佛堂。▲青海省湟源县的赞普林卡，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藏王寺庙，内有世界上最大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玉佛像，相传为文成公主行宫。（图片来源：湟源融媒微信公众号）再过倒淌河，经切吉草原、大河坝、花石峡、黄河沿，就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汇合的柏海（今青海省玛多县的扎陵湖地区）。一路向南，即进入如今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再翻过巴颜喀拉山，过玉树清水河，西渡通天河，到玉树结古巴塘，溯子曲河上至杂多县，越唐古拉山口，经西藏那曲的聂荣县、嘉黎县，才能最终抵达逻些（拉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勒巴沟的文成公主庙。（新周刊发 曹卫国 摄）▲西藏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太昭村唐蕃古道遗址中拍摄的藏文石刻。（图片来源：新华网）▲相传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在红山修建宫殿，后渐在此基础上修成布达拉宫。（图片来源：新周刊）唐蕃古道贯通后，大唐与吐蕃之间的使臣不绝于路。从634年唐蕃初次交往到850年吐蕃王朝衰败，蕃使至唐125次，唐使入蕃65次，平均一年半就有一次使臣往还。其中，围绕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展开的以求婚、送亲、主婚等和亲使节往来达13次，围绕报丧、吊祭、朝贺、报聘等展开了30余次交往活动，为“偃兵息甲”“和睦邻好”的划界、请兵、罢兵、会盟等军事往来40余次。特别是公元823年长庆会盟所立的唐蕃会盟碑，以汉藏双语重申了“舅甥亲近之礼”，镌刻着“崇姻继好”“患难相恤”“社稷如一”的会盟誓词。▲唐蕃会盟碑仍屹立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前。（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那么，又是什么让这条历史大道在后世赢得了“黄金桥”的美称呢？根据汉文史籍记载，吐蕃多次以黄金向唐朝进贡。仅迎娶文成公主，吐蕃便“献黄金五千两”。以“金二千两，马千匹”求娶金城公主后，也多进金物，其中便包括“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的金鹅，载有狮子、象、驼马等动物形象的金城，以及金币、金胡瓶、金盘、金碗、金颇罗（金球）等。▲唐 联珠飞马纹包金饰片，现藏于青海省湟源县古道博物馆。（图片来源：广东省博物馆）2017-2021年，在陕、甘、青、藏、川、粤等8省区的10所博物馆单位共办的“唐蕃古道”大型文物展中，以黄金制成的唐代文物也屡见不鲜，如唐镶金兽首玛瑙杯、唐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唐骑马射猎形金饰片、唐鋬指金杯等。这说明，黄金是沿唐蕃古道朝贡的重要方物，于是在沿线人民的口口相传中，便引申出“黄金流动的道路”之意。之所以称为“桥”。一来唐蕃古道一半以上的路程穿行在青藏高原上，用“桥”来隐喻高海拔地区行路之艰难；二来用“桥”寓唐蕃古道为“沟通的桥梁”。作为唐蕃双方往来的产物，唐蕃古道承载着文成公主入藏的姻亲感情，还蕴含着汉藏民族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情比金坚的友谊，自然在后世便有了“黄金桥”的美誉。
唐蕃古道上频繁往来的使臣推动了农耕技术的传播。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随着公主、使臣及其随从工匠传入青藏高原。根据藏族民间传说，文成公主曾在今天的玉树地区传授农业生产知识，西藏广泛种植的芜菁，也是文成公主带去的种子；吐蕃人原本没有施肥习惯，而文成公主留居时间较久的山南地区，逐渐开始使用草木灰积肥。唐蕃古道沿线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几乎与中原地区一样，可谓“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王建《凉州行》）。古道沿途藏族同胞歌谣中，流传着赞扬文成公主传授医药卫生和生产技术的动人故事。“求神打褂多年，疼痛总不离身，公主带来的曼巴（医生），治好了我的病根”（《公主带来的曼巴》）。▲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剧照。（图片来源：西藏卫视）这是一条佛教文化传播之路。在佛教未传入之前，吐蕃人信仰苯教。松赞干布大力弘扬佛法，文成公主为他带去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和大量佛经。藏族同胞将唐蕃古道称之为“迎佛路”。▲逻些至泥婆罗的古道称蕃尼古道，相传与松赞干布迎娶尺尊公主有关。（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科学考察微信公众号）唐蕃古道也是中原地区高僧入天竺等地的求法取经之路。唐代玄照入天竺、王玄策至泥婆罗（尼泊尔）便多走此路。元朝时，应八思巴之请至西藏的尼泊尔僧人也经此道而来，其中善于绘画和铸造金佛的阿尼哥还被邀请至大都（今北京）参与白塔寺的修建。▲1900年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碑刻，记述了唐显庆三年（658年）王玄策出使天竺，路过吉隆的过程。（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科学考察微信公众号）▲大唐天竺使出铭位置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科学考察微信公众号）“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这是一条文化交融之路。自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吐蕃人“释毡裘，袭纨绮”，还常派贵族子弟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吐蕃的天文、历法逐渐与中原一致，《西藏王统记》中有“时八十种博唐算经已流入藏地”的记载，文成公主诗曰，“女离乡远适，送觉阿像来，送占星学来”；藏族结合十二生肖与阴阳五行创造的“绕迥纪年法”，属于60年循环纪年法，与中原地区的甲子纪年法一致。▲藏族绕迴年纪年法以十二生肖代表地支，同时配以阴阳五行。（图片来源：那若藏历）大唐乐舞杂技也在吐蕃广为流传。长庆二年（822年），唐使刘元鼎前往逻些会盟，吐蕃赞普设宴款待，席间“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在金城公主入蕃一百余年后，吐蕃仍流行《秦王破阵乐》等风靡大唐的乐曲，说明了中原文化对吐蕃的影响之深。吐蕃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中原人民的生活中。曾在长安风靡一时的马球便是从吐蕃传入的。吐蕃在迎娶金城公主时，唐中宗为示友好曾在梨园设置唐蕃马球赛，甚至派未来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以及杨慎交、武延秀等大唐马球高手上场，与吐蕃使臣酣畅厮杀。唐玄宗即位后大力推广，马球走出宫廷，民间掀起空前的马球热潮。“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便是马球比赛热闹场景的生动写照。▲章怀太子墓壁画《打马球图》，现藏西安博物院。（图片来源：西安博物馆官网）吐蕃女子的锥髻、赭面、佩戴念珠璎珞等装扮方式，成为大唐女子的时尚。“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白居易《时世妆》），生动再现了大唐女子以赭面化妆的潮流。▲绢衣彩绘木俑上的赭面妆容。（图片来源：《史话新疆》节目截图）反映各民族相互影响，和为一家的诗歌在唐蕃古道上传颂不绝。“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张籍《陇头行》）“花门将军善胡歌，吐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生动地道出了两地相互学习语言的历史场景。出使吐蕃的吕温用“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抒发了唐蕃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司空图《河湟有感》）描述了吐蕃统治下的河西陇右地区汉族的“胡化”现象，反映出汉藏相互交融的必然趋势。唐以后，唐蕃古道逐渐成为茶马古道的一条重要干线。元代，以唐蕃古道为基础，从内地至西藏地区建有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条驿道。唐蕃古道沿途设有驿站、兵站，变为元中央政府统一规范化管理青藏高原的国道。今天，在唐蕃古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藏公路、川藏公路、青藏铁路等现代化道路交通，仍然发挥着连接西藏与内地、沟通沿线各族人民的“黄金桥”作用。▲基于唐蕃古道建立的青藏线。（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作者简介：
李然，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与文化遗产。主持国家社科基金3项，发表论文40余篇，论著获湖北省社科奖一等奖、三等奖3项，研究报告获国家民委社科奖一、二、三等奖4项，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人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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