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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征稿》一书中，推测《西厢记》的女主角崔莺莺是一个粟特移民的“酒家胡”女子，他参照胡姓、胡名和胡俗考证，崔莺莺对应的粟特原名可能是曹九九。无独有偶，宋朝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米芾，也被一些学者认为其祖上是粟特人，因为诸如米、安、康等都是胡人的姓，中原传统里没有米姓。粟特人，中国史籍习称“昭武九姓”，原本居住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他们活跃于丝绸之路最发达的汉唐时期，为促进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穿梭于丝路上的粟特人，有不少定居中原，最后融入中华大地。从考古发现的墓葬、墓志铭和壁画等，人们能追寻到他们的足迹。日前，“道中华”记者专访了山西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张庆捷先生，他主要从被认为是“学界的一次地震”的虞弘墓的考古发现入手，带我们从一个粟特人个体来了解定居中原的粟特人是怎样融入中华大地的。记者：陈寅恪先生推测崔莺莺是粟特女子，而《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地，据您考证，正处在粟特人活跃的地带？张庆捷：唐代《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山西永济市。这里的唐代黄河蒲津渡遗址，有4组铁牛与铁人让人印象深刻，其中有的铁人身穿翻领衣服，而这种式样的衣服只在北朝和隋唐胡人俑身上见过，这是比较典型的粟特人的衣服。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黄河中路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居住着很多粟特人，至少是流动人口众多，所以在黄河大渡口上采用艺术形式铸造出这样多民族的形象。粟特人善于经商，史载康国粟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因此丝路上形成了很多粟特人聚落。山西与丝绸之路的联系由来已久，在平朔汉墓和广灵汉墓中，都出土过胡人俑。据碑志和文献资料记载，北朝以降，山西平城（今大同）、晋阳（今太原）作为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城市，定居着很多粟特人，而太原虞弘墓的发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为研究丝路的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依据。记者：1999年，虞弘墓的发掘为何被认为是“学界的一次地震”？您全程参与了虞弘墓的发掘工作，请您介绍其中的一些重大发现，以及虞弘墓的发掘有哪些重要的文化历史和考古价值？张庆捷：北大著名考古学教授齐东方先生将虞弘墓的发现称为“学界的一次地震”，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现。1958年美国艺术史家斯塔格里亚写下《北齐阙龛中的中亚人》的文章，讲述了中国河南安阳出土的一个石棺床上出现的中亚粟特人形象，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90年代，日本的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石棺上面的画像表现了粟特文化和袄教内容，再次引起学界关注，但关于石棺的真假，依旧有争议。虞弘墓的发现，让逐渐平静的历史再度喧嚣起来，以至这一考古发现被誉为当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来又被评为“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之一。中国发现的古墓成千上万，为什么虞弘墓会引起世界性轰动呢？因为墓主人虞弘是一个居住在中国的粟特人。在出土的汉白玉石椁上，人们看到的浮雕绘画、鎏金彩绘都精美异常，内容十分奇特。上面艳影月舞、火坛祭祀、骑射搏斗的场景，带着浓厚的异域风情，在以前的考古遗物中并不常见。这些发现一经公开，立刻引发学界研究袄教和中外美术交流史的热潮。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脉络最清晰的国家，但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有时仍是雾里看花。考古发现会帮助我们揭开古代社会的冰山一角，虞弘墓的发现正是如此。它不仅让一个失载于历史的神秘小国——鱼国重现，还让当时一些不甚清晰的历史事实得以验证。墓主人虞弘的原籍鱼国，在“二十四史”不见记载，它到底位于什么位置？以前我曾请教过许多中外专家，但都没有具体肯定的答复。显然，这是一个现代人并不知道的神秘王国，它的出现为古代史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却也提出了一串疑问。从虞弘墓的石堂图像反映的文化背景来看，它应当是在中亚至西亚之间，也就是在丝绸之路的某个地方。同时，那些描绘在石堂内外色彩缤纷、展示着西域情调的画面，进一步证明了袄教的主教“萨保”（也作“萨宝”）和袄教圣火的关系。（编辑注：袄教又称火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一般认为，南北朝时粟特商人将拜火教传入天山南北和中原。一些商团的商主成了袄教的主教，“萨保”又是商团之主的意思。）记者：作为定居在太原的粟特人，虞弘的人生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呢？虞弘墓的解读对后人了解历史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张庆捷：墓志在考古中非常重要。它不仅会告诉我们墓主人的身份和履历，还会告诉我们这些图像产生的基本背景。据虞弘墓志记载，虞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土谷浑和安息、月支等国，后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开皇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虞弘卒于公元592年。如果我们反复品嚼《虞弘墓志》中“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的志文，可以知道，当时可能就有大量的粟特人在中原生活，虞弘正是在乡团和萨保府两个机构任职来管理和自己一样来到中原的同乡。虞弘的一生，历经了柔然、东魏、北齐、北周和隋朝5个政权。期间他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曾获得了轻车将军、都督凉州诸军事和凉州刺史等官位，还参与了北齐对突厥、契丹与柔然的多次战争，又通过战功一步步升到了开国伯和仪同大将军，还成为并州与代州（今山西代县）的粟特人头目萨保。透过虞弘的职务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与交融。墓志中有很多史书中少见的内容，对研究柔然的职官、外交，以及研究北朝的民族政策等都有很大价值。记者：有学者研究说，粟特人来到中国后，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建了中国式的房子，金樽是他们带来的金银器杯子，美酒是他们带来的葡萄酒。果真如此吗？虞弘与他的同胞来中国主要从事什么职业？他们为中国带来了哪些独特的文化？张庆捷：虞弘墓所在的并州向来是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区。从北朝到唐代，大量粟特人进入并州，他们的职业主要有官员（包括萨保、武将），比如虞弘父子，以及商人、乐伎和高僧等，还有些人迫于生计，不得不赶车、驯马、守门、投军，或者成为侍者、工匠等。在这些职业中，官员是粟特人的首选，当然也有的是先做商人，等有机会再摇身做官，如《魏书》记载的北魏的安同便是如此。乐伎们则把胡腾舞、胡旋舞带到了并州，传到中原，并流行一时。并州、平城、晋阳等地见于墓志的粟特人就有不少，并在山西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存，包括玻璃生产工艺、金银器以及各种日用品，如胡床、茵褥、胡服等，都很受欢迎。▲虞弘墓石龛内雕绘的两个粟特男子，一人抱酒坛，一人捧食盒，准备痛饮。如此众多的粟特人俨然成为当时并州的一大风景。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并州的文化交流，其中一项，便是推动了并州的葡萄酒酿造业。有唐一代，并州葡萄酒一直是名闻天下的贡酒，只有凉州葡萄酒可与之媲美。山西的葡萄种植业是粟特人的遗存，直到元代，山西都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地。虞弘墓图像中的许多葡萄叶蔓和成串的葡萄，既是粟特人喜爱的图案纹饰，也是北齐、北周种植葡萄的反映。虞弘墓石堂图像和甘肃天水出土石床塌图像中的酿造葡萄酒图，可以说是当时并州和凉州粟特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生活在隋末唐初的并州大诗人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中这样赞叹并州葡萄酒：“竹叶帘糟翠，蒲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据说，唐太宗和魏征都善于酿造葡萄美酒。而据柳宗元记载，魏征学习酿造葡萄酒的师傅就是粟特人。2002年，我接待法国著名的中亚考古学家葛乐耐教授和黎佩兰博士一行来太原参观虞弘墓石堂。午餐时，我专门为法国客人准备了清徐县特产柔丁香葡萄酒。葛乐耐教授饮后大加赞赏，说此酒尽管掺杂了丁香花的味道，但依旧保持了古代粟特人的标准葡萄酒味道，而这种味道的葡萄酒因为酿造方法的改变，在中亚和欧洲已经找不到了。记者：粟特人长期定居中原，是如何融入中华文化的？从虞弘墓能否管窥一二？张庆捷：说到粟特人融入中华文化，首先从他们的葬具中可以看出来。粟特人传统墓葬用的是盛骨器葬具，但在考古发现的粟特人墓中，他们利用的都是中原固有的石堂和石床榻形式，并没有使用他们本民族传统的葬具。虞弘墓是夫妇合葬墓，两人的遗骨均在，未见烧过的痕迹，石堂体积大，足够容纳两个人的尸体，不能不使人推测，虞弘夫妇很可能是未经“天葬”程序就直接埋葬的。如果推测成立，足以证明虞弘一族在葬俗方面汉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即使在今雁北地区，当时也有很多粟特人居住活动。太原唐墓出土的《龙润墓志》中记载的出任萨保府（朝廷管理粟特人的机构）长史的龙润，应当是焉耆胡后裔。其夫人何氏，应当出自“昭武九姓”中的何国。其他子孙有夫人记载者，表明他们逐渐与汉族人通婚。此外，山西发现的其他粟特人的墓志，如“曹公墓志”“康公墓志”“何公墓志”，还有大同发现的唐代“石府君墓志”都表明，在并州的粟特人相当活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融入，是他们世代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最终葬于斯的原因。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受访者简介：
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德国慕尼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丝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多年从事汉唐考古和历史研究，独著和参与的著作主要有《太原隋虞弘墓》《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考古杂采》《云冈石窟山顶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统筹 | 刘佳 胡俊 康坤全采写 | 梁黎编辑 | 梁黎制作 | 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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