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前的中国先民是如何结束漂泊走向安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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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最终入选的6个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位列其中。该遗址突破性的发现，确立了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无缝链接，填补了燕辽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为研究旧新石器时期过渡、旱作农业起源、聚落与生业方式发展演变等一系列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道中华”邀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文瑞院长，为我们讲述了万年前，在现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蒙古高原南缘上的一群古人类是如何从四处漂泊到安居乐业转变的故事。

▲四台遗址发掘场景。

从漂泊到安居——迈向文明的第一步

限于认知和技术能力，早期人类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物和安全的居所，只能随着食物不断地迁徙。只有在积累足够的食物生产和房屋建造能力后，人类才能够长时间定居一处。而只有当人们定居下来，才能形成有组织的稳定社会，人口才能不断增长，相应地，才有机会发展出更多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文化系统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所以，定居是人类迈向文明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尚义四台遗址第一二组（距今10400—9000年）发现的成组半地穴式房屋，是目前中国北方最早的定居村落，展现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到栖居方式的发展转变，也是中国北方先民加速迈向文明的起始点。房址内出土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遗物，则为我们展示了我国北方首批定居者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

▲四台遗址成组房屋，中国北方最早的房址群。

我们甚至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阴雨绵绵的傍晚，坐落在蒙古高原南缘的6座半地穴的窝棚，各自散发出温暖的火光。一屋内女主人正在灶坑边烧烤着男人带回来的肉块，旁边的筒形罐里煮着野菜汤；坐在旁边的男人，用齿刃刮削器修整因上次捕猎折损的矛柄；小孩则和老人在屋内的一角嬉闹，旁边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上还残留着植物淀粉的余香。

▲左图：齿刃刮削器（刮削皮毛）。中图：矛形器（捕猎）。右图：锥形石核（获取细石叶）。

▲筒形罐残片。

▲磨棒与磨盘，用于对植物性食物（粟黍）的加工。

从采集到生产——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实证

农业生产为人类的定居提供了保障，也为社会复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与水稻影响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相似，以粟黍类为代表北方旱作农业影响了整个欧亚草原。

四台遗址大量的石磨盘、磨棒等加工类工具和石铲等翻土类工具，碳化的粟与黍的发现，以及微遗存的分析都说明了驯化粟、黍的存在，表明距今7600年前后，该地的古人已经开始了驯化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

此外，从发展历程上看，四台遗址的第一、二组文化遗存（距今10400—9000年）为狩猎采集经济，第三、四组（距今7700—7100年）在狩猎采集经济的同时，利用粟黍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五组文化遗存（距今6800—6400年）中，碳同位素揭示C4类植物（如粟黍）在食物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这些变化将四台先民从“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这一转变过程完整地展现出来，为中国北方社会复杂化和中华文明起源模式的探究提供了鲜活案例。

▲石铲，用于土地翻耕的重要农业生产工具。

▲碳化粟、黍等遗存，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实物证据。

▲筒形罐，用于食物存储与炊煮的陶容器。

从传承到交融——中华文明交融发展的见证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有两个极为重要原因：一是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二是文化自身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前者让我们的文脉得以延续；后者使我们能够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文化元素，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文化内涵。四台遗址的考古发现完美地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这两种特性。

文脉的延续。房址中发现的舌形两面器、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以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正是这种延续性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

▲细石叶，承袭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

陶器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文化因素，在年代稍晚的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续和发展，并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对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将两大区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区——燕辽文化区。这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不断发展、裂变、传承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探究中华文明进程描绘出新的历史图谱。

▲压印的窝点纹和“之”字纹陶片的广泛分布表明文化要素的流布。

创新与多元文化互动。四台遗址第一、二组遗存（距今10400—9000年），以压印纹筒形陶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和半地穴式房屋为代表，文化特征鲜明，被考古学家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这些器物群的出现是四台先民为适应北方草原与华北平原交汇处的自然环境，在传承和吸收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勇敢探索。

多区互见的文化元素为我们描绘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复杂的文化互动网络。第三组遗存（距今7700—7400年）房址形制、柱洞排列方式、浅坑灶等特征与敖汉旗兴隆洼第三期房址相似，亚腰形石铲又比白音长汗二期乙类石铲体现出进步特征，穿孔石铲在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存亦有发现。小平底筒形罐制法和形制与康保兴隆二期文化遗存小平底筒形罐十分接近，都是内圜底，底部套接泥片形成小平底，应是受兴隆二期文化因素影响所致。

此外，第五组遗存（距今6800—6400年）出土国内已知唯一的尖圜底罐，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纹饰、制法十分相似，展现了四台先民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四台遗址文化互动示意图。

四台遗址万年前发生的故事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片段，但它却很好地展示了至今仍影响中国人的文明根性——尊重传统、创新、适应和包容。

作者简介：

张文瑞，现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河北省考古学会会长。曾主持滦县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编写《唐山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获第十六届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石家庄鹿泉、元氏南水北调考古发掘报告》等著作。担任《河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史前部分）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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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杨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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