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 | 在印试验导弹之际，中国科考船驶入孟加拉湾？

2024年3月12日 总第453期

本期编辑：刘派

责任编辑：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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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安·西蒙（Damien Symon）提供的图片。图源：X

《印刷报》、新德里电视台3月11日报道，印密切关注中国科考船“向阳红01”驶入孟加拉湾，并称这与“印开展导弹试验密切相关”。印3月11-16日拟在该海域开展K4潜射导弹和“烈火”-5弹道导弹试验。3月7日，开源情报（OSINT）专家达米安·西蒙（Damien Symon）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公布“向阳红01”行驶路线图，并称“该船2024年2月23日从青岛港出发，已驶入孟加拉湾海域”。印海军表示，目前“向阳红01号”还在孟加拉湾专属经济区外作业，但印已将其纳入监控范围。有印媒强调，“这并非中国科考船首次在印导弹实验前进入印度洋地区（IOR），2022年11月中国科考船‘远望06号’‘远望05号’先后在印发布‘航行通告’（NOTAM）前后在靠近印度的国际水域出现。”此前印方曾多次炒作中国科考船进入印周边海域具有“军事目的”，并施压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禁止中国科考船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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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3月11日报道，美日印澳四方机制（QUAD）领导人会期迟迟未定，引发外界担忧“QUAD内部存在分歧，或是美未来将减少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QUAD领导人峰会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后，2024年会晤安排至今仍未公布，加之近期印美“锡克教徒刺杀风波”，引发外界担忧QUAD未来走向。有专家认为“不举办领导人峰可能阻碍QUAD推进地区安全等重要议题。目前QUAD已制定各领域合作议程，但诸多议程尚未完全落实”。但他也表示，QUAD成员国各自优先事项不同，未如期举行会议实属正常。也有美日等国智库学者指出，国内选举日程是QUAD峰会推迟的主因，不影响成员国在双边对话、军演等活动上保持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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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年印武器进口来源情况。图源：《今日印度》

《印刷报》3月11日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3月11日报告显示，印是全球最大武器进口国，且武器进口来源多元。据报告，虽然莫迪政府力推“印度制造”，但2014-23年间印武器进口量仍增长4.7%。目前，俄罗斯仍是印最大武器来源国，但2014-18年间，俄制（苏制）武器交付量占印武器进口量的比例首次跌破50%。同时，印已成为法国武器第一大进口国——2019-23年间近30%法制武器出口至印，这也推动法超越俄，成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国。2023年7月，印国防部批准采购法国26架“阵风”舰载机，总价近6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称，2019-23年间，巴基斯坦武器进口量增幅达43%，其中82%武器为自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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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2年“印度制造”手机在当地市场的出货量份额。图源：Counterpoint

《印度教徒报》3月10日报道，印手机和电子协会（ICEA）声明称，得益于莫迪政府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印本土手机产能目前已可满足97%的国内需求，预计2024-25财年印30%的手机总产能将用于出口。ICEA数据显示，2014-15财年到2024-25财年，印本土手机产值从1890亿卢比（₹18900 crore）激增至约4.1万亿卢比（₹4.1 lakh crore）；出口额从155.6亿卢比（₹1556 crore）增至1.2万亿卢比（₹ 120000 crore），出口额涨幅高达75倍。2017年和2020年，莫迪政府先后推出分阶段制造计划（PMP）和PLI以推动印手机本地制造。目前，印制手机已打入英国、荷兰、奥地利，及西亚、北非、南美等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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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券交易委员会新规。图源：《铸币报》

《金融时报》3月11日报道，印金融监管机构“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要求投资印股市的大型外国投资者（包括对冲基金）披露所有最终投资者信息，引发国际投资机构强烈不满，部分对冲基金威胁撤资。据SEBI新规，在印市场拥有超30亿美元（$3bn）资产的外国投资者需披露投资受益者的“具体细节”。1月，摩根大通、高盛、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致信SEBI，并警告称“向监管机构提供投资者信息‘非常困难’，并存在‘重大法律和监管问题’”。随后，SEBI澄清与银行有业务往来的部分基金不做必须披露要求，这短暂缓解国际银行的担忧。然而，不少对冲基金仍认为新规已冲击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SEBI要求披露外投身份，重要目的正是“追踪从中国等印邻国流入印度的资金。”例如，比亚迪和苹果供应商立讯精密等中企就曾因“违反印外资流入规定”在印投资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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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半岛电视台

《印度快报》、半岛电视台等3月11日报道，印内政部3月11日公布《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实施细则——莫迪政府在2024年大选前欲兑现实施CAA的竞选承诺。2019年底，印议会通过CAA，授予因“宗教迫害”进入印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三国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非法移民以印公民身份，但唯独把穆斯林排除在外。由于法案涉嫌“歧视穆斯林”，通过后即引发全国抗议，导致CAA一直难以落实。印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发布推文称，“穆斯林兄弟被误导和煽动，CAA只是为给受迫害群体给予公民身份，并非剥夺任何公民的身份。”他还指责国大党曾在给予受迫害群体公民身份问题上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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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内塔尼亚胡会见印前总理、印人党领导人瓦杰帕伊。图源：《国土报》

以色列《国土报》3月8日发表题为《印档案：前莫迪时代,以色列-印度极右翼关系密切》的文章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以外交人员一直与印度教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关系密切，特别是和印人党前身“人民同盟”（Jan Sangh）保持长期联系。本文作者迪艾泰·麦克（Eitay Mack）系以律师和人权活动家。

首先，以与印度教右翼具有悠久的互动传统。虽然印1950年9月17日就已承认以色列，但直到1992年印以才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这是因为国大党政府时期，印一贯支持阿拉伯世界立场。据以外交人员起草的电报，国大党消极处理印以关系主因是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帝国主义，而非‘民族复兴’事业”。印以关系疏离也受其他原因牵绊，包括印依赖阿拉伯国家石油和资金、担心巴基斯坦利用印以关系进行反印宣传、国大党需要国内穆斯林群体选票支持等。上述背景为以与印度教右翼势力接触提供机会。

其次，人民同盟（及其后继者印人党）并非唯一对以合作的印度教右翼政党。西印马哈拉施特拉邦地方政党湿婆军（Shiv Sena）在20世纪60-70年代也同以联系密切。1973年10月，约6000名来自湿婆军和人民同盟的党派人士在孟买参加亲以社会活动。当时印国内反穆情绪是印右翼政党亲以行为的重要诱因。

第三，印以关系随着印人党崛起而飞速发展。80年代后，国大党衰落，而印人党登上印政治舞台。在以看来，其与印度教右翼关系密切的原因是双方共享强烈的反穆倾向。以驻孟买领事约瑟夫·哈辛（Yosef Hassin）1981年曾致信以亚洲司司长伊扎克·纳冯（Yitzhak Navon），称“目前看，印以是伊斯兰世界的共同针对目标，因此印加强与以关系至关重要。”当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印以是两个姐妹民主国家”。虽然两国右翼政权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双方在反穆意识形态、现实利益方面已存有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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