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出场机会，文化说了算
每次和商业世界的朋友们，尤其是创始人们及营销人们交流时，青年志都会强力推荐一本书：《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这也是每个青年志人必读的书。不要被晦涩的书名吓到，你要知道这本书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一语道破从大工业时代进入文化资本主义时代后，商业应如何理解、适配、并参与到大众文化中的底层逻辑。你可以基于这种视角，理解限量爆款的制造奥义、理解大众为何通过消费追求独一无二，理解大众文化的变迁如何深刻影响了今天的商业成功条件。
我们今天要谈的并不是这本书，而仅探讨该书核心观点之一：文化何以颠覆原有的商业价值创造逻辑？
进入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文化经济取代了大工业生产，文化成为结构性的变量，促成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观念、信息、形象、知识、语言、社会关系等，转居于经济生态链的上游，而工业品退居生产链的下游。
如何理解“文化”这一结构性的变量？为什么对文化的关注和理解如此重要？一言以蔽之，文化不仅定义了人们在生活中想什么，做什么，怎么想、怎么做的基本逻辑和行为规范，甚至无形中定义了人们在生活中“认为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哪些问题需要被解决”——商业作为“生活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文化决定了商业应该何时何地出场，扮演何种角色，价值几何。文化通过形塑人们价值标准，为商业价值创造制定了基本的坐标系和编码解码器。至此，商业和文化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那些“一直成功”的品牌，就是能持续嵌入甚至引领大众文化，把品牌文化“制造成”大众文化的品牌。
什么能形塑大众的文化？除了政治、技术和资本，还有对大众具有启蒙意味的、引导人们思考和解决生活焦虑的引领性文化思潮或观点。
青年志对文化战略如何应用于商业创新的研究始于十几年前，我们一直致力于发现和联结可能引领和形塑大众文化的文化创造者们。这些文化创造者来自学界、商界、文化界和艺术界。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文章是青年志和我们的好朋友李厚辰的对谈实录之一。我们将在本账号的“文化专家”栏目中持续推出“文化创造者”系列文章，帮助大家感知、理解可能对商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
本期嘉宾
■ 李厚辰：“翻转电台”主播、“看理想”平台《李想主义》专栏作者、《一日谈》主持人。
春节假期过后，我们问李厚辰，为什么我们觉得假期一终止，快乐就结束了？
李厚辰说，过去的“节日”要么是宗教祭祀，要么是权力庆典，要么是极端义务开始之前的放纵，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狂欢节”都是斋月的开始。人们“庆贺”不是为了自己，节日中人们有很多“义务”劳动的。“假期”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是“自己节”、“消费节”、“无义务节”。“假期”成为了“平庸化的狂欢”，大家往往也没有多么放纵，顶多就是懒散和放松，即丧失了祭祀节庆的“目的”，也丧失了狂欢节庆的放肆。更像是监狱的“放风”，一种难得的喘息之机。
编辑部感慨小李老师又一针见血了。上一回，李厚辰和我们聊了《这个时代对年轻人真的很“坏”吗》他谈到“内卷”和“异化”概念，可能成为新的“教条”，谈到我们要反思“个人主义”，谈到良好生活的实践起点。我们太受益匪浅，于是几个月来持续在发问“工作”和“996”的我们，再一次找到李厚辰，请他谈谈对工作的看法。
工作里真正让我们觉得痛苦的是什么？
除了“被剥削“，我们还有其它对工作的理解方式吗？
工作逐渐成为了我们的对立面：少数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面临着得不到丰厚物质回报的风险。多数人选择了现实，挣着不开心的钱。
故事只能是这样了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李厚辰住在上海梧桐区的一个老居民小区里，没有逼仄的高楼，环境日常而松散。走到一栋旧式单元楼前，哔哔哔一把电子锁打开，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屋内窗明几净，有一整面墙的书、一把大提琴，还有一只长长的惠比特猎犬正窝在沙发上。我们席地而坐，对话也就此展开。李厚辰谈到他选择“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时，摊开双手说，“你们看我也没有过的很糟糕啊是吧”。
李厚辰的工作和生活“其实很简单”，九点起床，下午一点午休，工作到晚上十二点睡觉。吃饭自己做，每天遛两次狗，闲暇时会练练琴，做做运动，看个电影，吃饭的时候也会看看 Youtube。闲暇的时间非常少，但他却觉得工作得挺来劲。他做过很多工作，从高薪的咨询顾问、到互联网公司、后来互联网创业，现在做自媒体，下一步想做教育。这样一个人，周游了一圈最后选择了自媒体和教育，这其中必然经历了选择。于是，我们也请他谈了谈自己的几段经历。
文章有点长，可以听音频让眼睛放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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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了两个版本——原速版和倍速版
李厚辰：
为什么我们会抱怨工作、感到“被剥削”？
我看过你们关于工作的访谈（编辑注：我们把这篇文章所涉及的采访资料发给了李厚辰），特别有意思。其中对工作满意度最高的两个人，其实是大众看来工作阶层最低的人：一个是星巴克实习生，一个是推拿师傅。从所谓“剥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是被剥削的最厉害的 —— 实习生的工资极低，推拿师傅算是社会工作阶层较低的一种职业，但他们的工作满意程度却是最高的。而另外一群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人，拿着比较高的收入，给工作的满意度打分却都是将将及格或者在及格线以下。
这是没办法用「劳动剥削理论」去合理解释的。从劳动剥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应该是被剥削的最严重的。马克思理论没法很好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是在工作中和其他人的关系，尤其是与老板的关系：不满意不是因为钱被剥削，而是由于职场 PUA。这在阿伦特「劳动-工作-行动」的三分法里解释得比较完整 —— 职场 PUA 不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一种剥削关系，它本身是对「行动价值」的剥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谈到了人的三种基本活动：劳动（Labor)，工作 (Work）和行动 (Action)。（编辑注：敲下黑板。小李老师后面反复提及这个框架中的“行动”。）
劳动的意思很简单，我们每个人要维持自然生存，就需要劳动。比如说我在家做饭、给狗做饭，本质上就是一种劳动，一个家庭里就存在许多劳动。
工作是指，社会存在分工，比如说我为了维持生存，家里自来水管拧开就要出水，水管坏了也得有人修，修水管就是一份工作。工作和维系生物体生存不直接相关，说个简单的例子，在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有一部手机，但手机跟生存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没有手机也能够生存，但是你离了它就没法跟社会来进行分工协作，所以手机就变成一个工作属性非常强的东西。
第三个叫行动，行动是能够以自己的想法来改变他人的生活形式、或者给他人赋予一种良好生活的、具有政治性的行为。“政治性”不一定是宏观的巨大的东西。政治性在于，在家庭之外，促使他人以你对生活的理解来生活。所以一群朋友一起玩，仅仅是玩伴，没有政治性。但一群朋友一起聊天，其中一个人侃侃而谈，大家开始倾听和认可他，进而影响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行动”。
你们访谈调查中的年轻人，他们中一些人对老板的抱怨，实际上是在于对他意见的不尊重，或者强迫他要去做一些什么事。这是对工作中的“行动”的剥夺。
譬如一个在互联网大厂的信息安全师，由于要依照公司和老板的规划不断地去优先做紧急的项目，而无法通过做感兴趣的项目来实现自己的技术理想，在这个场景去理解“剥削”，在于 TA 的行动变成了他人行动意志的一部分。这种行动价值的剥削也体现在甲方对乙方的关系中。像在会计审计、广告、建筑设计、商业咨询这些高薪、同时也是知识经济和知识生产上非常前沿的行业里，依然有很多人抱怨对工作的不爽 —— “你找我来，我的意见你还不接受，还瞎改一版两版三版的”。
这些情况就很难用马克思的理论去理解，因为这钱给的足够，甲方要求修改有什么不行的。马克思所强调的剥削是在劳动成果分配，即生产意义上的剥削，一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为了别人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但在这里，是一种「行动价值」的剥削，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有行动的意愿，现在却成为了别人的行动意志的一部分。同时意味着，行动价值被剥夺也许比财务收益被剥夺更让人难受。
对于都市白领阶层来说，我们在劳动上被剥削得都还不算惨。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我们还算是“半既得利益阶层”，真正惨的是每天维持着我们这种生活运转的人，比如为我们提供手机的富士康工人、外卖送餐员、地铁安检员，他们从事大量重复、枯燥的工作换得平平的薪水，这个才是真的劳动剥削。
星巴克实习生和推拿师傅，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会更高，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没有什么行动要素需要考虑。在星巴克，客人买杯咖啡，做好就走。客人告诉推拿师傅哪里不舒服后按他的方法按，基本也会按完就走。而公司里的人，原本有“行动”的期待，就会感到被剥夺。
©《不求上进的玉子》
我们和老板之间的矛盾究竟出在哪里？
造成“行动价值”被剥削感的原因，一是大企业多是高度计划式的管理体制，员工不得不按照计划执行。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是计划经济体，在企业内部的层级结构之中，每年的计划预算会分到每个部门。这种“理性铁笼”的结构，容易导致被临时调换部门，或者在做的事突然砍了不做了，项目也因此难以推进。比如拼多多事件中一个过世的女生，她被临时调到新疆去做社区团购，就是由于这是大企业计划进行中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个人能改变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二是 KPI，在工作领域，阿伦特认为真正的危机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化。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被流量的 KPI 绑架，但 KPI 不是由我们来制定的，我们只是为赚钱这种功利主义服务。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我们和老板的矛盾，就来自于老板是 KPI 的制定者和裁判。他同时有权力给我们打分评级，决定升迁和年终奖。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我们又总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解决的路径的，譬如去抵制这种工作层级的功利主义化。这可能跟每个人生活和他的消费结构也有关系。尤其是有选择权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的支出和财务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在决定着，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这跟每个人的物欲还是有挺大关系的一个事。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工作的完整感愈加缺失？
今天的社会分工分的越来越细，处于流程中间的职业越来越多，工作的完整感愈加缺失。很多人离他的行动结果非常远，只能间接地认为自己做的事在推动行动，但没有任何实感，不产生任何的实际经验，没有看到它到底带来什么效果。
比如，公司里的程序员、后台做数据的人只是面对一台电脑，外卖送餐员东西放在那里就走……这些工作远离直接的人，接触的就是数字。但最终业绩的数字不产生“经验”，因为人的经验还是需要调动感官和认知框架去理解的东西，它不光光是一个数值。因此，这样的工作会让他没有行动的感觉，也会让他觉得跟结果离得特别远。
但这样“被价值剥削”的情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单一家庭自足”在现今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然互相依赖。而参与到社会分工和协作，就产生了“工作”和“行动”，也就产生了权力和支配，不平等必然就会产生。
我们必然面对一个问题：不管是“利益”的分配，还是“行动价值”的分配，都存在剥削。假如我们今天先不讨论利益的分配，而讨论行动价值的分配，我们怎么让行动价值的分配变得更好？
如果你有幸拥有了“行动价值”，要想办法把它分享出去。
如果我现在确实疯狂占有某个行动价值，这个行动价值又不是独立完成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我能如何把这个价值让更多人分享？
对于做电台的人来讲，如果能在评论区几乎回复每一条评论，这更容易把对方拉入到对话中来，让对方也得到了回应。我做了个问答的栏目，让听众的想法能够在台面上呈现、反映出来。这些作法让行动的价值不完全由自己一个人占有。行动价值跟钱不一样，不是你占有了我就没有了。
获取“行动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主动寻求和他人的直接接触。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工作处在一个中间环节之上，跟上跟下都不接触。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主动寻求和他人的直接接触。
像很多今天在城市里工作中的人，他们都有一种职业终结点的梦想，我管它叫“开三馆” —— 餐馆、咖啡馆、瑜伽馆。很多人想，“如果我赚够钱了，我就开一个”。开“三馆”和开别的不一样，在城市里，餐馆、咖啡馆、瑜伽馆，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追求跟其他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因为这份工作没有那么多中间环节，你能跟你的客人直接接触。而且在这个空间内，你能相当完整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开餐馆、咖啡馆、瑜伽馆更具有我们所说的“行动价值”。所以这种工作变得很有魅力，让人们很向往。
不滥用技术性的工具，也是一种调节的方式。现代社会，我们用各种技术性工具辅助我们的工作，但技术性工具用得越多，行动很可能被削弱得越厉害。因为所有技术都是促使你能跟其他人中间再隔一层。听说钉钉马上要推出一个校园版，用于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沟通，老师的行动价值感可能很大程度上会被钉钉这样的软件弱化。我也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微信群是如何把老师跟家长的关系彻底搞坏的。技术性工具可能带来效率，但不一定带来非常好的（行动）效果。
我说一个我的例子。我每次活动拉群和解散群，其实不会花非常多的时间，但每次还是坐在那半个小时，全在机械地点击。很多人跟我说，有那么多拉群工具能一键拉群，你干嘛呢。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确实每次点半个小时拉群，都能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能发现谁又来了，谁怎么还没报名。这必须在传统工业者的生产形态之下才会浮现的。
也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工具在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高效，但是是否要用这些工具，很大程度是我们需要从在意的“行动价值”中要考虑的。很多时候，我们一旦选择了使用工具，行动价值就会被拿走一部分。
在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行动价值。
我们觉得好像不能10年做到年薪百万，就会崩溃了。其实不会的。
我们对闲暇的想象就是消费。绝大多数人满足不了充分消费，但是今天的社会景观却是被极少数充分消费者塑造的。在商业广告里，家都是那样的家，车都是那样的车，男士都是笔挺的定制西装……我们的现实生活显然并不是那样的，但这样的消费图景足以让人因自身的匮乏而焦虑。
为了实现那样充分消费的图景，我们有时会甘愿选择“行动价值被剥削”的工作，把工作完全功利主义化，把工作和闲暇分得很开。闲暇的标志就是去消费，有了社交网络之后，我们的闲暇更是要被呈现出来。比如我去了国外，那得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展示我是一个充分消费者。
“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媒体总是报道大成功和大失败，塑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你不高速增长，你就活不下去。我们觉得好像我要是不10年赚到年薪100万，到时候就会崩溃了。其实不会的。对吧？实际上，你关注你身边的企业、沿街的店铺，绝大多数人仅是处于一种收支平衡的状态，满足了收支平衡的生活就不会崩溃，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你才能有闲心来考虑赚钱之外的事。
接受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选择。比如你如果去做公益咨询，就不要指望能够拿到麦肯锡咨询咨询顾问的工资的80%，而是接受麦肯锡工资的40%。
当然，这和个人选择有关，你要是想要拿30个月的年终奖，仅仅靠收支平衡的工作方式，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每天工作五小时，年收入百万？没有这样的好事。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赚这么多钱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消费是有必要的吗？
对我来说，我已经35岁了，每年就赚那么多钱。但其实我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在上海住这么一房子，养着一只狗，每天工作干得挺起劲。我的快乐和享受并不必须依靠消费完成，我可以关注身边的人、狗，我对他们有责任，要去陪伴他们，而他们也会带给我生活的实感，所以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并不需要依靠充分消费获得。
或者，你也可以参与到某种更具公共性的事物中，比如说一个女权主义者，对他/她的生活讲，可能充分消费就没那么重要。为什么这样的人消费欲望会比较低？因为他们可以不通过消费来完善自我、不通过消费来定义自我，他的自我价值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很大的完善，所以这种人并不是非要去充分消费。
李厚辰的工作经历：互联网创业是最浪费时间的两年
我做过很多工作，让我有行动价值感的好工作没有几份。早年，我在咨询公司，工作结果离实际的成果非常遥远。在网上搜行业、做访问，成为了 PPT 表演艺术家，好像提了一些意见，但其实最后的结果又跟我没什么关系。现在回想，这份工作对我的个人成长、增长见识有些帮助。但让我不满意的是，我会觉得好像我做啥了，又好像啥也没做。
互联网这块，我既在豆瓣工作过，也自己创业过。在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做的事情会有意思一些，因为你能看到实际的影响和反馈。但后来我还是会觉得，比起实际的写书、做音乐、拍电影，你做一个平台让别人去评价一下，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做平台，一个直接的比喻就是，搭台给别人唱戏，但实际上更有行动价值的事，确实还是唱戏本身。
我自己后来也做了一个平台型的创业项目，是一个社会实验——“享借”（建立在人与人信任基础之上的物品共享平台）。似乎是想从这个世界之外，建立一个封闭性的秩序，在封闭性的秩序里面是美好的，但后来发现行不通。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被流量、KPI绑架。互联网创业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浪费时间的几年，除了最后逼着我学会了编程，其它并没有什么别的成长。
曾经我们以为互联网平台可以改变世界。滴滴、共享单车，最开始都这么说，最后啥也没改变。淘宝也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但现在生意反而是越来越难做了，光是玩转淘宝本身的规则就已经够难的了。我也不再相信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我觉得有行动价值的事还是要靠潜移默化地从细节处、积累性地来做，最理想的状态是实现了工作、行动的合一化，这样即使每天都在重复地做一类事，你也会觉得工作得很带劲儿。我接下来想做教育的事，潜移默化的来做。
李厚辰对于闲暇的实践：相比于热衷户外期间我看到的美景，估计我死之前想我做电台的事情可能还多一点。
早期我在咨询公司做的时候，确实是由于工作结果离实际的成果非常遥远，我那会儿的闲暇基本上是以消费和自我扩展为主的。那段时间基本与我玩户外的时候是重合的。我每个周末去远一点的地方爬山，没什么别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是人生中留下的一些美好回忆。但是你说户外的经历对我有多重要呢？也没那么重要。我死之前会想起我看到的风景吗？估计不会。估计我死之前想我做电台的事情可能还多一点。
在豆瓣工作的时候，闲暇时间非常多。当时豆瓣才几十个人，我们早上11点去下午5点走。那段时间就是谈恋爱，所以花在劳动上的时间非常多，比如做饭，但劳动也挺好的。对我来说闲暇时间谈恋爱的这段和户外比较的话，那还是谈恋爱好哈哈。
我后来创业，体验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生活形式 —— 没闲暇，功利主义的事物把我占满了，为了以后可以融资、被收购、上市、一口气财务自由，或者，为了下轮融资。当时工作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为了增长日活的事情，意义非常小。互联网创业那几年是我认为人生中最浪费时间的几年，它给予我自己的成长说实话非常少。
李厚辰主持的「一日谈」栏目，与陈丹青、梁文道、青山周平等六位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思想者探讨今日「良好生活」的可能。©《一日谈》
现在我的生活中工作时间非常长，都在做发展电台相关的各种事情，但还挺起劲的。我基本上从睁眼到晚上12点都在工作。中间除了带狗狗出去玩，其他所有时间都在工作。这个工作就与行动高度合一，我过的是一个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对自己的工作价值还是很满意的。我用现在这个方式创作，绝对不是因为我现在流量稍微有一点影响力，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十几个人听。中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接一些咨询的私活，为我生活上的收支平衡提供一个补充。
所以我会觉得有很多生活内核是靠你自己去完成自足的，包括你养的植物，你的孩子，你的狗狗等等，而不是靠钱和消费来维持。这部分会给我们一些安全感，并且对一个人去做的生活选择也挺重要的。他能有能力去安排生活，完成自己闲暇时间的娱乐。我们谈恋爱也是认为能有多一个人把他引入到这种生活形式中来，而不是每个周末都需要靠消费。如果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干什么，都需要靠消费填充的话，以后压力会变得很大。当你自己能够完成的话，就会好一些。
©《一日谈》
篇幅所限，还有很多精彩的对话无法在文章中呈现。在音频中，你还会听到李厚辰、和青年志伙伴谈们到的更多话题：
企业的“增长神话”已经影响了个人财富的“增长神话”
“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同样剥夺了人的行动价值
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对有孩子的个人情况来说可行吗？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企业，他们不仅收支平衡过得挺带劲，而且践行着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
只有自由职业的工作才是好的工作吗？
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有安全感？
我们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担忧怎么办？
采访 | 李颐、张安定
编辑 | 沐雪、Sharon
设计 | Sam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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