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冬 | “高贵的谎言” ——基于《政治家篇》和《法律篇》的补注
作者简介
张安冬，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柏拉图先后在《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提出过“高贵的谎言”问题。通过对这一谎言正当实施的前提条件、其本身蕴含的代际张力以及《法律篇》中对欺妄的批判三方面的分析表明，“高贵的谎言”只是理想前提条件下完美的标准，柏拉图一方面对谎言的可行性有所保留，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谎言之上无限权力的隐患，并提出了以法律和机制制衡统治权力的民主性方案。柏拉图对“高贵的谎言”的工具性使用或许更多是为了构建出“正义”的二元辩证思考。
关键词：“高贵的谎言”；柏拉图；大地母亲；金属神话
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谎言也许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最令人不安和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佩奇就曾评价道：“对谎言的处理，关乎如何深入整个对话的结构。”罗尔斯对于建构“由柏拉图所述的‘高贵的谎言’来支撑社会体系”持怀疑态度。实际上，“怀疑”已经是很和缓的评价了，更多的学者对这一谎言充满敌视。这其中，波普尔的批判最为著名且影响了很多学者，他认为：“谎言的宣传最能体现柏拉图的极权主义道德。”在对各种观点的分析基础上，东布罗夫斯提出，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及其论述与自由主义民主相悖，因此对于西方政治来说是一种威胁。
针对这种批判甚至否定，为柏拉图辩护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高贵的谎言”进行过解读。哈洛韦尔认为，这种指控实际出于对神话和谎言的混淆。《理想国》使用了诸多神话，如果认为神话是欺骗，那就完全忽略了其意义。神话对真理的指向诉诸我们的想象力，并不能说它是谎言。这一理解主要基于“pseudos”的多义性，比如阿伦特就曾提出“pseudos”一词有“虚构”“错误”和“谎言”三种意涵。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解读是将“高贵的谎言”视为柏拉图哲学中使用的讽刺策略。施特劳斯指出，《理想国》中正义和正义城邦都不可能实现，更准确地说，正义的城邦只存在于言语之中。因此，正义城邦构建在“谎言”基础之上，并不能当真。施特劳斯的追随者凯泽亦论证“为了正义，任何人都可能被告知谎言和神话”，因而“高贵的谎言”是在欺骗不够聪明的对话参与者。
无论是批判还是辩护，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往往聚焦于《理想国》，因为其中直接谈到了“高贵的谎言”。但实际上，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两部重要著作中也都涉及这一“谎言”的讨论。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经过二分法的推演，将政治家初步定义为“牧养人群的牧者”，但这一定义令柏拉图感到踌躇。（《政治家篇》，268D）为了进一步论证政治家的真实形象，柏拉图引入了神话故事。这个神话描述了两个时代：前一个是克洛诺斯（Cronos）统治的前宇宙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中，神本身在引导宇宙的运行，能够产生一切好的东西；后一个时代，神放弃了对宇宙的控制，生灵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孕育后代，随即产生了骚动和混乱，为了恢复秩序，人模仿神的监管方式照料和管理自己。（《政治家篇》，271C-274D）这个神话呼应了赫西俄德以金属命名的五个时代（“英雄时代”是例外）；而“高贵的谎言”的第二部分同样源自赫西俄德的金属神话，这两处呼应可以说是对“高贵的谎言”代际发展的探索。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叙述高贵的谎言之前说：“不是什么很新的，而是一种腓尼基式的故事，以前各地都有过。”（《理想国》，414c）传说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按照神谕将龙牙种入大地，地上便长出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大地之子”，这个腓尼基传说实际就是高贵的谎言的来源。不过在《法律篇》卷二中，雅典客人确认了正义的生活更快乐、更值得追求之后，提出一个有效力的谎言可以使每个人自愿并且没有压力地去做正义的事，这一谎言就是西顿人的传说。（《法律篇》，663e）
西顿是隶属腓尼基的奴隶制城邦，这里的西顿人传说与《理想国》中“腓尼基式”故事所指一致。因此，在《理想国》文本之外，《政治家篇》和《法律篇》或许也可用来对观“高贵的谎言”。通过文本对勘产生的补充说明，或许能够增益对“高贵的谎言”的理解。因此，本文试图将“高贵的谎言”置于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体系之中，从正当实施的前提条件、其中蕴含的代际张力，以及《法律篇》中对欺妄问题的明显态度转变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为“高贵的谎言”的漫长研究史做一个补注。
一、“高贵的谎言”的神话
真相、欺骗和谎言交替贯穿于整个《理想国》的对话。在卷一反驳克法洛斯“诚实地说真话”时，苏格拉底举例说，当一个人不清醒时，将武器归还给他或告诉他真相是不正义的。（《理想国》，331c）在卷二中，苏格拉底批判了“不正义却为自己赢得一个正义名声”的欺骗行为。（《理想国》，365c）之后，苏格拉底又坚持要让人们从孩提时候起就相信“从来没有过什么城邦中居民互相仇恨的事”（《理想国》，378c）。可以发现，在对话过程中苏格拉底对谎言的态度模糊不定。直到苏格拉底阐释两种不同的谎言时，他对欺骗和讲真话的真实态度才明晰起来。
谎言可以区分为灵魂的欺妄和语言的欺妄。柏拉图认为，“那在灵魂中的无知”是真正的欺妄，即“在灵魂这个地方，在有关事物的所是这个问题”上的无知。（《理想国》，382b）比如，由于对灵魂所追求的无知，将善定义为快乐就是真正的欺妄（《理想国》，505b-506c），而真正的欺妄为神人共愤（《理想国》，382a）。
与真正的欺妄不同，语言的欺妄没有深层意义，也就无关理念（idea）或形式（form）。李尔认为，语言的欺妄本质上与一个尚未被认识到的寓言结构相同。尽管指向或模仿更深层的意涵，但实际上并没有和它联系起来，因而谎言只停留在语言层面。语言的欺妄并不是纯碎的谎言，柏拉图称之为模仿和描绘真实，甚至可以为促进理念更高的真实发挥作用。正如卷一中的例子，面对发疯的人，不能把武器还给他或告知真相，语言的欺妄“就像一种治疗的药物，成了有用的东西”（《理想国》，382d）。在即将引入“高贵的谎言”时，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很明确地将其与“前面我们说到过的那种应有的、必需的欺骗”联系起来。（《理想国》，414b）显然，这是为接下来的一个语言的欺妄做铺垫。换言之，“高贵的谎言”属于必需的“语言欺妄”。
苏格拉底指出存在一个“高贵的谎言”后，格劳孔追问那到底是什么，而他却表现得犹豫不决，不知是说还是不说。（《理想国》，414c）格劳孔进一步鼓励之后，苏格拉底才作阐释，但依然强调表达需要勇气，以及描述和实现这种欺骗的困难。但苏格拉底耻于说出正义需要谎言，并强调要说服人们相信这种谎言需要花费力气。（《理想国》，414c）这种刻意的犹豫不禁令人反思柏拉图对这种“高贵的谎言”的真实态度。雅典人通常认为说谎和欺骗不是他们的方式，而是斯巴达人的政治生活。通过苏格拉底来认可谎言是政治话语中的一个基本成分，柏拉 图一定知道他正在打破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苏格拉底的踌躇表现出这种谎言具有诱惑力的同时却十分荒谬。
尽管在言语构建的城邦中，居民们有相信这种谎言的可能，但纯粹的正义需要与历史和政治的现实进行彻底的切割，很清楚的是，这只能是一种“谎言”柏拉图。实际上谨慎地认为友爱和社会团结不能实现这种“高贵的谎言”的乌托邦。谎言建构在神话性的父辈亲代之上，也只有小孩才会相信。在卷二，苏格拉底就曾提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先讲虚假的一种，而后再慎重地逐渐让其了解真实。（《理想国》，377a）然而，一旦真实情况被世人所知，用谎言架构的正义就难以支撑了。无论是这些故事的不可实现，还是苏格拉底的羞于开口，以及公开称之为“谎言”这一事实，都表明“高贵的谎言”为城邦提供的只是表面上神话性的正义，柏拉图对此持保留意见。
也正因如此，“高贵的谎言”的实施与使用需要严格限制，理解柏拉图为辩护谎言提出的条件，是客观评判和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在卷三，苏格拉底论述了语言的欺妄只是凡人的工具而对神无效，进而指出：“对于凡人只有它作 为一种药剂使用时才是有用的，那么很明显，药剂必须交付在医生手里，普通人 是不能接触它的……如果说能有什么人有权使用欺妄的话，那就是城邦的统治者了……为了城邦的利益而使用欺妄。”（《理想国》，389b）只有城邦的统治者才能合法欺骗。
首先，要有资格使用欺妄必须道德高尚且德性不会腐坏。在详细叙述高贵的谎言之前，苏格拉底专门论述了如何保障统治者德性不会腐坏，即将那些具有卓越天赋的人选拔出来作为“护卫者”来培养，对他们进行“比把金子放在火中那样还要更加严格的考验”，观察他们的表现。在所列举的重重考验和操练中，苏格拉底尤其强调“关于诱骗和迷惑的考验”，来看他们是否能够自持和自守。那些“不论在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还是成年时期”都没有受到权力诱惑而通过考验的“最完善护卫者”可以成为统治者。（《理想国》，413d-414b）叙述完金属神话后，苏格拉底又一次强调，因为统治者更优秀，比城邦居民都强大，要通过正确的教育和财务限制等方式防止统治者腐化成“暴君”。（《理想国》，416b-417b）其次，统治者必须具备如何护卫城邦的知识，多谋善断，具有智慧。“知道一个城邦将以怎样的方式来更好地决断它与它自身，以及它与其他城邦的关系。”（《理想国》，428d-429a）
然而，仅具有“智慧的知识”还不够（《理想国》，429a），作为“高贵的谎言”的正当运用者最关键的是需要“知善”。“理想国”建立在一系列紧密相连的基础之上，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关于“理念”的理论。尽管有物质的存在，但最有价值的是非物质的理念场域，理念具有普适价值和永恒性。（《理想国》，484b）对理念的无知是真正的欺妄，只有不会被真正欺妄的人才可以使用语言的欺妄，因而统治者必须要认识理念的“所是”，尤其须掌握真理和知识的根本来源——善的理念。“给予被认知的东西以真理而给予认识者以认识能力”即为善的理念（《理想国》，508e），“它是那最大的学问……而正义以及其他一切事物，当它们和这个形式（理念）相结合时，它们就成了有用的，使人受益的东西”（《理想国》，505a）。真理是给少数能把握它的人准备的，这些人应该统治，统治者有比说真话更高的义务。正是因为大众无法理解真实，才要向他们提供神话。
可见，能够使用“高贵的谎言”的真正统治者脱胎于护卫者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柏拉图很显然试图为高贵谎言的高贵性辩护，这一谎言奠基于统治者比其他人更优秀的事实”。由于高贵谎言完全依赖于统治者自身的品质，柏拉图讲述“高贵的谎言”前后一再强调成为真正统治者的严格条件，其意图是确保“高贵的谎言”这一理想工具及其他权力不会被滥用，这也反映出柏拉图认为这种滥用是很可能发生的。实际上，由于只有那占人类极少数的哲学家有一种源于心智的天性“能驯顺地去接近每一个‘是的东西’（存在）所具有的形式（理念）”（《理想国》，486d），真正的统治者只可能是哲人王。只有当“哲学家是城邦的君主，或现在的掌权者认真地、充分地从事哲学思考，也就是说政治力量和哲学思考能够契合和重合”（《理想国》，473d），城邦居民才能通向幸福。
二、金属种类与代际张力
“gennaion”一词的词根含有出生、家族背景和种族等含义。目前英语中含有gen词根的单词有的来自拉丁语，有的来自希腊语，不过它们的形态与含义都 一致。因为 gen 的拉丁语源genus和希腊语源genos同源同义，它们都来自印欧语词根gen。如genetics（遗传学）、generate（产生）等。因此这一用词本身就含有与世代（generation）相关的意涵。苏格拉底完整描述“谎言”后，向格劳孔提问是否有什么办法使人民相信。格劳孔的回答却是：“没有，至少就这些人本人来说。但是这些人的儿子一代及其后代，以及将来的其他人来说，是可以使他们相信的。”（《理想国》，415b）这就暗示了“高贵的谎言”会引起代际差异和张力。
“高贵的谎言”的第二部分是关于金属种类的神话。塑造人的神，在创造统治者的灵魂时掺了金，护卫者被掺了银，而农人和手工艺者则被掺了铁和铜。孩子不由其亲生父母养育，而应根据他们的金属种类得到抚养。这一神话的核心就 是：塑造城邦居民的“神”有能力识别不同灵魂的属类，并据此分配不同人在城邦中的不同角色；以金属种类的神话界定城邦中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阶级，防止“兄弟”为权力自相残杀。金属种类的神话实际上解决了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即谁来统治谁被统治的政治正义问题。在设定的正义政体中，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阶级都固定了，所有人都被分配到合适的职业，各司其职，于是这个城邦就成了理想城邦。
这一神话在卷八中有了后续代际的发展，苏格拉底论证城邦政体不可避免地堕落时，将其归咎于不够优良的生育和养育。护卫者违反恰当的时刻，引导青年男女交合，就会产生不够理想的孩子，掺杂了“铜”的人一旦掌握权力，与上一代的“金”人就会产生不一致和不和谐，引发出战争和仇恨。“正是这样一个世代，它是那分歧和叛乱之源。”（《理想国》，546d-547a）
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都是围绕“正义”这个主题展开的，卷二开头已经明确要谈一谈正义和非正义是什么、从何而来，以及正义本身为什么值得追求和赞美。（《理想国》，358b-c）在柏拉图看来，代际张力和冲突会造成非正义。比如卷二中，苏格拉底回应吕地圣人巨哥的祖先在地穴中拿到隐身金指环时，提 出城邦要对传播的故事有监查和审查制度，诸如克罗诺斯报复虐待他的父亲天神乌拉诺、海发斯特被父亲从天上扔下来等故事，都会给城邦带来非正义的影响，一律不准在城邦传播。（《理想国》，377c-378）卷七中，螟蛉子觉察到父母并非他的亲生父母后就将从原来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变成违法乱纪者了。（《理想国》，538a-539a）另外，《理想国》对荷马史诗相关内容的援引彰显出没有代际的连续性非正义。因而，以蕴含有代际冲突隐患的“高贵的谎言”作为构建正义之城的基础并不可靠，这样一种担忧在《政治家篇》中有了呼应。
金属种类的神话源于希腊训谕诗人赫西俄德的长诗《工作与时日》。在开篇讲述了普罗米修斯和潘多拉的故事之后，赫西俄德讲述了种族神话（myth of races），即人类分为黄金、白银、青铜和黑铁种族。这四个种族以其命名金属的珍贵程度排序，依次消失，并且逐步堕落。另外，按照神人关系，赫西俄德把人类时代划分为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黑铁五个时代。插入英雄时代是为了处理人类死后的问题，其他四个由现世人类构成的时代与金属种族相对应。同时，金属时代不断地推演更替和往复周期循环（cosmic reversal）。《政治家篇》中雅典客人给新的对话者小苏格拉底讲述的宇宙逆向运行的故事，唤起对金属时代的联想（《政治家篇》，268d，269a，270c），也与《理想国》中的金属神话联系起来。这两处的结合引出了对过去与现在之间或者说代际之间的哲学探索。
《政治家篇》描述了两个阶段，克洛诺斯统治的时期类似于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宙斯统治时期更接近于黑铁时代。前一个时代中，世界在神的掌控下向一个方向旋转。人类与万物一样，从土中生长，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照料。当克洛诺斯松开他的船舵，宙斯的时代随之而来，世界遭受巨大的灾难。世界上的一切 都遵循宇宙旋转方向的逆转，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方式都与黄金时代宇宙中的发生方式相反，代际张力由此显现：首先，一切轨迹由神指引转变成自我管理；其次，在前一个时代，人依靠外部力量的构造，从土中以白发苍苍看起来的老年状态出生，越年长看起来越年轻，到了后一个时代，人类转变成靠自身力量共同孕育后代，并从年少到年老；最后，两个时代最大的差异在于黄金时代不存在也不需要城邦政治活动，而到了宙斯时代，则迫切需要不完美人类中的政治家及其政治技艺。（《政治家篇》，271q-274d）
另外，赫西俄德的另一部作品《神谱》描述了三代神谱，克洛诺斯是创世之后的第二代神，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克洛诺斯吞噬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宙斯通过激烈的代际冲突方式——弑父——来推翻旧神统治，完成了从父辈到子辈的权力嬗变。
“高贵的谎言”原本是为政治秩序奠基的，可一旦奠基，就要考虑代际张力之下统治连续性的问题。但柏拉图显然认为构建于谎言之上的理想统治无法延续。在代际更替过程中和更替发生后，不再是具有完美人性的哲学家进行统治，而是腐化的人掌控绝对的权力，这种张力作用导致非正义，使城邦陷入分歧和混乱之中。
三、大地母亲与大地的法
关于“西顿人传说”的一段对话将《理想国》中的“高贵的谎言”引向《法律篇》，雅典客人讲述了这个传说：“在地里播种龙牙，长出了全副武装的战士。这个例子证明，立法者如果肯尝试，去说服年轻人的灵魂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 的。”（《法律篇》，664a）西顿人传说的内容，对应了《理想国》中高贵的谎言第一部分“大地母亲”神话：
首先，说服统治者本人和战士们，其次，是其他城邦居民，就像情形是这样：我们给予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所有这一切，他们是在想象中，就像是在梦里一样，以为他们接受到了并且真有其事，而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地底下，在大地的里面被塑造和培养着，他们自己是这样，以及还有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也在那里制造和配备着；而等到他们已经充分地完成了以后，大地，作为母亲，就把他们送出来。而现在，所以，他们应当关心他们所居住和所在的土地，就像是关心他们的母亲和保姆一样，并且保卫她不受来自任何人的攻击，并且关心其他的城邦居民——因为他们都是出自大地母亲的孩子。（《理想国》，414d-e）
“梦”一词的使用意味着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哲学区别，其使用就是要让城邦中的人意识到，以听到“高贵的谎言”为界，他们迄今为止一直生活在表象中，下面要告诉他们的才是真实情况。大地母亲神话在构建“理想国”中的作用是为城邦公民间的友爱提供神话基础，赋予每个人平等的起源，确保公民热爱共同的居住地，彼此和谐相处。如果人们能够相信这一谎言，他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关心彼此和所在的城邦。
“高贵的谎言”出自卡德摩斯建立底比斯的希腊神话。卡德摩斯听从女神雅典娜的命令把龙的牙齿播种在松软的泥土里，从泥土中长出了武士——斯帕托斯（意为“播种下去的人”）。武士准备攻击卡德摩斯时，卡德摩斯向武士中间扔了一块石头，导致武士们开始自相残杀，“大地母亲吞饮着她所生的第一批儿子的鲜血”，最后只剩下五个人。其中一个武士厄喀翁与卡德摩斯的女儿阿高厄结婚，并生下儿子彭透斯。卡德摩斯家族就这样建立了底比斯，而这座城最终见证了家族代际间恐怖的相互残杀。彭透斯对卡德摩斯另一个女儿塞墨勒与宙斯之子酒神巴克科斯极其憎恶，尽管年老的卡德摩斯和其他亲戚极力反对，他依然命令仆人迫害巴克科斯的信徒，并试图将酒神抓起来。酒神给阿高厄施予魔法，让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这一希腊神话把建立在“高贵的谎言”之上的正义之城与自相残杀的家族联系到了一起。城邦建立者出生于泥土之中，起源于“大地母亲”的后代并没有如手足兄弟般和谐相处，相亲相爱。雅典客人关于西顿人传说的一段对话将《理想国》中提到的“高贵的谎言”带入了《法律篇》，这个故事的走向，其潜台词是基于“高贵的谎言”的正义城邦最终会失败。以此为参考，说明柏拉图并非完全赞同使用“高贵的谎言”，《法律篇》的文本指向这种解读。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引入西顿人传说时，并不是要讲述一个谎言，而是举出一个通过神话使孩子们信服真理的例子。其目的并非要年少的孩童们相信这个谎言，而是通过一个神话让孩童们认识到高尚的生活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法律篇》，663d）因为“真理是高尚而永恒的，但要说服人们信服真理并不容易”（《法律篇》，663e）。
如果说《理想国》只是暗示对“高贵的谎言”正当使用者德性腐化的担忧，那么《法律篇》中的态度就更加明晰了，真正的统治者不会堕落。雅典客人在卷四论述统治者原则的问题时说道：“在法律被绝对权力支配的地方，毁灭就在眼前。但在法律支配权力，统治者成为法律奴仆的地方，我可以预见到安全和众神给予的赐福。”（《法律篇》，715d）在卷九中，雅典客人再次重申：“人类有必要为自己制定法律，并按照法律生活，否则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与最野蛮的动物没有区别。”（《法律篇》，874e-875a）法律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统治者是“法律的奴仆”。另外，柏拉图还在制度设计中引入了一套制衡体系。比如比较严重的案件需要多人同时在场审判，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法官不可以判案（《法律篇》，761e）；要任命监察官来监督执政官，还要选出合适的人对监察官进行监督（《法律篇》，945b-947a）；同时包含民主制与君主制成分的混合政制（《法律篇》，693d-e）。这种建构几乎没有给统治者留下任何欺妄的空间。无论是完备的法治还是系统的制衡机制，都奠基于柏拉图对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城邦公民人性缺陷的认识。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都必然会堕落和腐败，但哲人王可以幸免。（《理想国》，489d）哲人王超越了一般人性，在理念的世界中“对全部时间和一切‘是的东西’都有所关照”（《理想国》，486a）。因此，《理想国》中解决人类堕落问题的方案就是赋予少数克服了堕落性的人以绝对权力，依靠谎言来统治其他人。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对统治者的高尚德性失去信心，雅典客人多次指出凡人存在普遍的人性弱点（《法律篇》，854a，875b），“凡人的人性总是被引诱去追求更大的权力和私人的，非理性地逃避痛苦追求快乐，并将这两者置于公正和善之前”（《法律篇》，875b-c）。亦有学者提出，柏拉图实 际上是对普通公民持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认为优质的城邦可以由普通大众来实现。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际忽略了《法律篇》中法律和制度上的发展，这种复杂的制度设计明显说明，柏拉图至少依然不够相信掌握权力的大众的人性。正如雅典客人在卷六结尾所述：“人生中有很多高贵的东西，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易于被染污的。”（《法律篇》，937d）
《法律篇》卷四中，在探讨政制中独裁制问题的时候，雅典客人重新叙述了克洛诺斯时代和宙斯时代的故事，但所强调的重点与《政治家篇》有所不同。克洛诺斯的统治与《理想国》中哲人王的统治十分相近。虽然“哲人王”非“神”，但其智慧和德性却与神一般。与克洛诺斯以其判断而非依靠法律来进行统治一样，对哲人王统治来说，耗费时间制定法规也无意义，“对于高尚正直的人来说，没有必要去指令他们，因为凡是需要制定礼法的事，大部分他们很容易就会知道该怎样去厘定的”（《理想国》，425e）。但柏拉图指出，克洛诺斯之所以坚持神来统治，并非自我意识，而在于他明白：“人的天性没有能力控制人类的一切事务，当拥有独裁一切的权力时，很难不会变得傲慢自负并且不公正。”（《法律篇》，713c）“一个共同体如果不是由神来统治，而是由人来统治，那么其成员就不可能摆脱邪恶和不幸。”（《法律篇》，713e）在这里，柏拉图表达出对绝对权力的深深忧虑，并且也表明，在凡人统治的宙斯时代，并不会有“哲人王”的存在。《法律篇》中的这段对话进一步印证了，柏拉图认为，由“哲人王”在“高贵的谎言”基础上建构的“理想国”仅仅是不可实现的彼岸标准而已，能追求和建构的是次好的城邦。（《法律篇》，739e）在人类现实所处的宙斯时代中，有德性缺陷的人们要设法保护自己，柏拉图以各种制衡权力的机制取代了不会堕落的“哲人王”，依靠法律对人性的控制和疏导来建构城邦。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认为，自觉或有意的欺骗（willing /voluntary lie）是为了脱离错误的信念从而达到更高的真实（《理想国》，413a），“高贵的谎言”就属于这一类欺骗，残缺、疾废的灵魂会憎恶自愿的欺骗并善意地接受不自觉的欺骗（《理想国》，535e）。《法律篇》则对谎言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有明确批判，认为即使谎言有可能有益也不可实施，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欺 骗都应该谴责。雅典客人在描述“最高贵的生活”如何构成时，除了遵守法律的规定，还需要：
尽可能长时间地做一个诚实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信赖。认为自愿说谎是合适的人不可信赖；认为不自觉的谎言令人愉快的人是没有智慧的。这两者都不令人羡慕，因为每个不值得信任和无知的人也是没有朋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个人在晚年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使自己完全被遗弃了，所以不管他的同伴和孩子是否活着，他的生活都极端孤独。（《法律篇》，730c）
雅典客人提醒读者“虚假和欺骗是被正义所憎恨的”（《法律篇》，943e），并且建议要构建诚信的氛围。“在每个城邦的每个人都应该避免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欺骗，同时也要防止任何人欺骗自己”（《法律篇》，738e），统治者自然也是这“每个人”中的一员。
尽管《理想国》和《法律篇》都是以提升智慧为构建城邦的准则，但《理想国》是以少数人的智慧为基础，而《法律篇》中的城邦则基于全体公民参与和协商的机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柏拉图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但《法律篇》体现了更多民主规则的运作。没有对真实的忠诚，民主很快就会衰落成独裁。谎言的本质与《法律篇》中建构的制衡体系无法兼容，在以法律为纲更加民主运作的城邦中，任何形式的欺妄都有悖于其基本精神。
四、结语
《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不同的对话者就何谓正义，以及如何构建正义进行论辩，为了建立纯粹的正义，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他提出了“高贵的谎言”。但结合《法律篇》和《政治家篇》的论述分析《理想国》，可见柏拉图不仅对“高贵的谎言”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还认为即使采取了极端方案，城邦依然会有不正义的存在。那么，柏拉图为何还要提出这样一个谎言呢？对勘《法律篇》和《政治家篇》，柏拉图对“高贵的谎言”的工具性使用或许是为了构建出“正义”的二元辩证思考。
《政治家篇》和《法律篇》都提到了克洛诺斯时代和宙斯时代的故事，这则神话中不仅有“大地母亲”的叙述，亦有“金属神话”的呼应，自然是解读“高贵的谎言”非常重要的参考。克洛诺斯时代在宇宙学和生物学上都与宙斯时代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黄金时代的描述与赫西俄德有不同之处。他在《政治家篇》中对克洛诺斯时代的描述中加入一个取自赫西俄德黑铁时代的重要特征，那就是白发苍苍的新生者。（《政治家篇》，274a）可以说柏拉图对克洛诺斯统治下人类的描述在神话中是矛盾的。
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基于二分法，这两个时代或许其实只是同一个世界——那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一对矛盾。对话的结尾也表达出这一意涵，在此处，政治家的具体任务终于得到确认。国王必须把节制和勇气编织成一个坚实的结构，这是人类灵魂的两种相反的倾向。节制带来和平与安宁，但这样一味退缩，命运就由侵略者决定，这是克洛诺斯时代的特征；而勇气可能会导致战争，就像在宙斯时代那样。通过调和这些相反的气质，真正的政治家技艺将不再陷入循环神话的罗网。（《政治家篇》，305e-311c）
另外，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分别描绘了两个城邦：美善之邦（Kallipolis）和马格奈西亚（Magnesia）。坚持理想国中“哲人王”的存在，为“高贵的谎言”培育了最佳的条件。相反，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对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人性都不信任，因此不再基于“谎言”而依靠法律制衡。柏拉图构建的这两个城邦一边是理想主义，一边是现实主义，处于两个极点，勾勒出正义问题的边界。两个端点之间则是柏拉图认为统治者可以运用真实与“谎言”的自主选择范围。
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
宋林霖、张培敏 | 以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选择 ———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排版：苏蕾权 责编：杨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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