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周文、李吉良 |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社会科学辑刊 Author 周文、李吉良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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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质生产力专题研究][作者简介]周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两大工程首席专家暨学术指导专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及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同时兼任《改革》《经济科学》《经济纵横》《财经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探索》《学术探索》《改革与战略》《长安大学学报》《中南大学学报》等十多家杂志编委,主要学术兼职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管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核心期刊和报纸上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近五年先后出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时代》《经济学中国时代》《国家何以兴衰:历史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中宣部干部读本)、《中国道路:现代化与世界意义》(浙江大学出版社十四五重点出版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史与现实》《繁荣与富强: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通向真理之路:寻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赶超:产业政策与强国之路》(中纪委推荐用书,2023年畅销书)、《强国经济学:中国理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中纪委推荐用书,2024年中国好书)、《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实现路径》(2023年教育部主题重点出版)等十多部著作,多部著作成为畅销书和进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工程,并被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土耳其克努特国际出版集团、韩国国际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德文、韩文和西班牙文在70多个国家发行,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受到德国、韩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学者的关注和引用。
李吉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与大国竞争格局,是针对当前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紧迫性提出的时代命题。新质生产力在驱动能力、支撑载体、发展方式、生产力要素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其形成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新质生产力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层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关键任务、价值遵循、发展要求、实践原则上体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宏观治理,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增强内在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支撑载体,着力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强化持续保障,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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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发展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中国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与全球大国竞争格局,是针对当前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紧迫时代命题。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和二者耦合关系出发,深入剖析和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其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探索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显著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配第、斯密、萨伊、李嘉图、李斯特等人关于生产力的论述所影响。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便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从生产要素角度阐释了生产力的内涵。进入18世纪,斯密提出了“劳动生产力”概念,从分工的角度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还提到土地是“具有生产力的物质”,引入“自然生产力”概念。之后,萨伊格外关注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将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视作“强大的生产力”。同样,李嘉图也肯定了土壤、水等自然要素具有生产力。并且,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指出通过机器的发明、技术的改进等方式提高生产便利条件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也增加了未来生产的能力。李斯特强调国家整体生产力和工业化的重要性,认识到个人生产力与国家生产力的差异、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差异。不同于生产力本身的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本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揭示了生产力的本质。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被普遍视作“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总而言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生产力范畴演变的考察,存在不同内涵和质态的生产力概念的理解与阐释,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在历史阶段与条件的演变中不断深化的。
由此,站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范畴,包含着新的丰富内涵特征。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之在内涵特征上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技创新,核心在于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目标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体现在:一是新在驱动能力,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新技术为主要动力的生产力。二是新在支撑载体,是以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支撑载体的生产力。三是新在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粗放式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四是新在生产力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二、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生产力发展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生产力从量到质的跃迁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发展。一方面,现代化的普遍过程就是实现生产力从量到质的变化。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来看,现代化的动力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带来生产关系调整进而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生产力是质与量有机统一的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也正是生产力发生量变与质变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质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提升的作用,科学技术是影响生产力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其二,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在开启现代文明的同时进而引发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变革。其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阴暗面”,只有将科学技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才能真正推进实现人的现代化。
从历史逻辑来看,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总体而言,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自然生产力。在自然原始社会,即人类社会的初期,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然,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第二阶段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分工的出现扩大了产品交换的范围,推动了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作用越发明显,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自然转变为劳动。第三阶段表现为科技生产力。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端,以蒸汽机、发电机、计算机的发明为代表的三次技术革命直接改善了生产工具,极大程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组织效率,科技创新业已取代劳动要素成为影响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第四阶段表现为新质生产力。新兴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力的结合与发展,催生出更能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阶段是整个生产力历史进程中的最高阶段,作为科技生产力进一步跨越式颠覆式发展的结果,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驱动,更加讲求高质量发展,更加适应现代化发展。
从实践逻辑来看,生产力跃迁是现代大国竞争的现实需要。新质生产力是培育大国竞争优势、赢得现代大国竞争的制胜关键,同时也是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应对之举。竞争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以科技创新助推生产力跃迁是大国竞争的角力点。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形成新质生产力能更好发挥既有优势,并在新产业、新赛道、新领域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在大国竞争中处于主动与优势地位。同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的必由之路。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也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破解高质量发展制约的关键在于实现创新驱动。加快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新动能,推动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进一步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一致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体现在二者共同关键任务、共同价值遵循、共同发展要求与共同实践原则。
加快科技创新是二者共同关键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是现代化的关键,首先,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总体效率上,科技创新是实现“时空压缩”与“并联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重要难点上,科技创新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中的关键突破口。最后,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努力方向上,科技创新是加快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人本发展逻辑是二者共同价值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新质生产力是党领导下的生产力创新。其一,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服务于人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提升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其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人民的力量。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劳动力是新技术与新理念的源泉与动力。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社会氛围是社会变革的基础。
实现绿色发展是二者共同发展要求。从生产方式变革上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新质生产力“质”的变化,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特征,引入新质生产力更有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确立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加快经济体系的绿色转型。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二者发展方向在于引领全产业链实现绿色升级。构建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支撑。具体来看,其一,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有赖于以绿色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其二,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要求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
践行自主发展是二者共同实践原则。首先,保持独立自主是二者实践的重要前提。独立是道路探索的前提条件,自主是道路探索的发展创新。进入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更是践行自主发展的重要体现。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适应于我国发展的切实需要,是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自主选择。其次,坚持自主创新是二者实践的根本路径。科技自主创新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石,是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根本举措。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可控与新质生产力的接续发展,必须坚持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同时,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共同面对世界性难题。
四、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新质生产力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引擎。应从宏观治理、内在动力、支撑载体与持续保障四方面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首先,完善宏观治理,更好发挥国家主体作用。第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统筹政府与市场关系。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筹引领作用,明确国家创新发展方向,协调各类创新主体与资源,更好应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要践行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成果服务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社会财富的增加;要发挥党自我革命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面对颠覆性关键性技术攻关难题,保持坚韧不拔与迎难而上的革命意志。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重大技术攻关。要明确政府在创新中的地位,避免政府“越位”和“缺位”;要加大政府在基础创新中的投入与保障;要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整体统筹、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第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升创新效率。要完善市场基础制度,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准入门槛;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创新资源和要素流动,加强区域创新合作与联动;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示范作用,鼓励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新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
其次,增强内在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第一,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坚持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发挥公有制经济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协同作用,依靠公有制经济在关键领域的生产资料占有优势,最大程度提升举国体制效率;要建构整合式创新范式,整合创新主体和资源,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创新成本。第二,完善创新体制,统筹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面向国家发展需求,以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共同推动生产力跃迁;要加强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推进研究类人才培养;要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支持形成新质生产力相关重点与新兴学科发展,鼓励学科交叉融合,以跨学科视野加快突破性成果生成;要培育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才,同时要加强应用研究类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要广泛开展创新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秉持开放合作和互利互惠理念,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第三,支撑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生产力转化。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发挥产学研协同作用,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形成产业化合力;要加强企业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赋予企业充分自主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要完善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技术体系相关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激发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活力。
再者,培育支撑载体,着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第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数实融合发展。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要加强数字经济监管,深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治理,更好发挥平台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作用。第二,发挥金融资本支持技术创新作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在体制机制上,要加快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优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配套政策,破除科技与金融部门间、产业间制度壁垒。在资金投入上,既要发挥政府作用,利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国家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也要充分利用市场,拓宽中小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提升融资可得性。在风险管理上,既要发挥保险和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作用,降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风险;也要发挥国家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指导工作,平衡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以及防范金融风险。
最后,强化持续保障,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一是推动产业智能化,实现产业链向高端迈进。要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链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数字产业集群,提升产业体系先进性。二是践行产业绿色化,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应用,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加快实现绿色低碳技术重大突破与融合应用;要加快可再生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加强产业长期能效改进,满足产业绿色化的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要求;要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优化绿色供应链相关标准要求;要发展好循环经济等绿色新经济模式,以生态生产力助推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三是加强产业融合化,促进产业体系多维度协同。要实现新产业与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协同,利用重大战略的人才、资金等支持,在服务和支撑战略的同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更快更好发展;要强化不同产业间跨界创新、自主创新,融通不同行业产业创新壁垒,加速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发展,政府要完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发挥区域内龙头企业作用,带动引领区域企业创新合作,提升产业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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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 | 宋林霖
编辑 | 吴 沄
审核 | 陈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