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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英国人何以走出“革命与暴君”的历史魔咒
英国人何以走出
“革命与暴君”的历史魔咒
文：杨小凯 编：昭昭
回顾历史，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便推翻了君主制。然而作为邻国，英国的君主制却得以延续至今。甚至会发现，作为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在位70年间，英国民众不仅对于伊丽莎白二世颇有好感，甚至对英国王室的新闻与动态也颇有兴趣。
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下，英国人真的那么拥护君主立宪？他们还愿意这个国家有个君主吗？
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走向现代民主的第一要旨是推翻君主，建立新的王朝，但这样做会掉入“暴君产生革命，而革命又产生暴君”的“历史魔咒”。
在杨小凯看来，英国在光荣革命中的制度安排，大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方案。
▍政治设计的成功——有限政府
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实行了王朝的复辟，国王声称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当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
但最后他们选择了第三条路：他们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就打破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的历史魔咒。
客籍国王不是在革命中生长出来的，他在英国没有势力根基，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法将他变成虚君。然后又用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取代了他的执政地位，而其核心是辉格党、托利党的竞争执政。
这就是摆脱暴力革命的历史循环，从而走向长治久安的最成功的制度设计——有限政府。
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以自由平等博爱开始，却以专制结束，这不算成功的制度设计。
▍摆脱治乱循环的陷阱——保护私产
“光荣革命”如何让王权专制和平过渡到了现代民主政体呢，其成功的核心密码是“保护私产”。
英国“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有“保护私产”的传统。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皇室垄断了大西洋贸易，为了争霸战争，不断地掠夺私人商贾的身家财富，商贸阶层孱弱；
而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经济支柱仍然是被少数贵族垄断的农牧业，任何变革的尝试都会受到强烈抵制。
而英国和欧陆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于是英国产生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商人，而且国王打仗必须屈膝向他们借钱。
后来，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才带来了光荣革命的政治制度创新，否则只能不断掉入治乱循环的陷阱。
▍英国私有财产制度的种种影响
卡尔·马克思曾说：“工业革命后人类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还要大。”而这一切，都可以说是英国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土壤的副产品。
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使社会结构多元化。
政治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开始涌现。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与日俱增，技术革命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
◎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可以使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化。
当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时，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减少了。俄国和南美的多次暴力革命都是由落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英国的社会环境越来越稳定。
◎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团体。
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是由于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些人都是小骂大帮忙，不过是法王裙摆下的玩偶罢了。
◎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
英国大选时，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
当一个国家，有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而又强大的中间社会，自然而然能带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而“王在法下”的“虚君制”更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英国有非常成熟的代议政治制度，所以这些商人可以通过议会来制约王室的权力。在他们的主导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辉格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可以自动注册，不需英国政府事先批准，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等等。
王室受到限制，被称为“王在法下”。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制度的影响，英国才没有走进“革命与暴君”的魔咒，英国君主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存在。
不仅如此，整个英语民族在其影响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文明版图，甚至一度左右人类命运和历史的走向。
正如丘吉尔所说：“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英美两国对全人类所肩负的共同责任。语言、法律以及民族历程，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独特基础，这种团结一致可能会极大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
而在丘吉尔所著的《英语民族史》一书中，也总结了英语民族的四大支柱：保障私产、崇尚自由、恪守法治、重视议会。
在《英语民族史》中，丘吉尔坦言，这部作品是以他个人的视角，来阐释英语民族的独特地位及品性。
丘吉尔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他在英伦政坛沉浮几十载，在战场上淬火历练，更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对不同文化制度及其对民族的影响，有着深入骨髓的领悟。这一点，让他拥有与一般历史学者不同的思维与视角。
作为保守主义的信徒，丘吉尔遵循“辉格史观”，相信历史中存在文明的演变逻辑，所以他对历史脉络的观察与梳理，也体现着纯正的英伦保守主义价值观。对于理解当下的世界格局，同样颇具启发意义。
同时，丘吉尔也是一流的文学家。
当年他初入政坛，靠的就是文采飞扬的战地报道。1953年，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摘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授奖辞更将本书及作者褒奖地无以复加：“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英语民族史》同样作为丘吉尔代表作，其文笔自然也无愧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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