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以看清的历史是当代史，而最难诉说的历史也是当代史。这套重磅作品终于复活了，真的可以说是书友之福。《中国当代史研究》曾因内容敏感性绝迹市场，编委会耗时近400天与多方斡旋才艰难复活，过程非常的艰难，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天花板。举凡1949年以还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国防、外交、教育、科学、社会等历史问题，均属本出版物讨论范围。二手市场疯狂溢价至数千元仍一书难求。本次复活三册全齐无删减，书友们苦等14年的学术标杆，这次仅限量加印。杨奎松教授领衔，作为解密共和国档案第一人，罕见动用专家匿名审稿制，确保每处史料都有档案佐证。社科院专家评价：多国档案重构当代史，无人出其右。禁区突破：◎

司徒雷登在北平燕京大学临湖轩留影本文摘录自王笛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4。1920年代以及以后的美国人，当望着渐行渐远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肯定是五味杂陈，有着极大的失落感。其实，中国的大门，仍然对美国打开着，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密勒氏评论报》、司徒雷登、鲍威尔、史迪威、赛珍珠、阿班……美国因素仍然影响着中国。在同一个时期，不断有中国人远渡重洋，到美国寻求真知，吴文藻、费孝通、陈寅恪、陈梦家、梁思成、林徽因、林耀华……在美国最好的学府里，诸如哈佛、耶鲁、康奈尔、加州伯克利、芝加哥大学，都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从那里产生了那一代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面临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两国又成了生死攸关的朋友。如果我们看美国政府拍摄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场》（Why

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塑造了几代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甚至就等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既难书写，又难出版。偶然有一些书籍出版，其研究深度、广度、视角也大受限制。这部《中国当代史研究》（全三册）独一无二，由华东师范大学权威团队打造，力求覆盖所有领域，严谨保留历史真相。从村庄变迁、“三大改造”、户籍起源到改开时期，以详实资料和透彻分析，突破一元化叙事，连接历史与当下，为读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全面洞见，是理解中国命运的必读之作。◎真实还原1949后的中国全景《中国当代史研究》聚焦1949后的历史，以海量的原始档案、高超的专业水准，最大限度还原1949后中国各领域的全景。要揭开“中国如何走到今天”的真相，这套书是独一无二的全套钥匙。◎多元透视从基层到国家的来龙去脉当下的治理模式是从何而来的？乡绅自治、大资本家是如何消失的？以往的书都语焉不详。这套书覆盖多元领域，内容震撼。比如，“穷棒子社”的村庄故事，细腻展现小村庄如何映射国家大发展；既记录城乡巨变，也直面小商贩回潮的复杂真相；几十年来的各种改造运动，乃至Z粮、剿F、M变……几乎都是原始文献。每一章节都像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展现1949年后社会变迁的来龙去脉。真实、全面，这不是教科书的空话，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档案馆。◎专业可信：顶尖学者的硬核担当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作者团队汇聚顶级学者，秉持学术自由与严谨治学原则。每一篇稿件经专家匿名审稿，资料详实、逻辑缜密，确保每一段文字都经得起推敲。比如，户籍制度中的“苏联因素”——它不是简单移植斯大林体制，或者照搬古代“编户齐民”，而是因应“时代需求”的产物；还有刘hong生在上海的抉择、《大G报》的命运转折，书中都以透彻研究还原真相，让读者读得踏实、信得过。◎洞见当下，看清未来的方向这套书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我们理解当下、预见未来的指南。户籍制度如何塑造今天的城乡格局？改造运动的回潮为何发人深省？从1949到今天，它连接历史脉络，揭示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升历史智识的同时，也让读者在动荡时代找到方向。无论是否经历过那段历史，都可以从中读懂自己的坐标——读懂它，就读懂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错过它，就错过了解自己的机会。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读者，这套书都是不可或缺的珍藏。三册书豆瓣评分8～8.6，断货约13年，单册二手书溢价数百元都一书难求，如今三册巨著合集重现，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本书+《中国文化的展望》独家好书）：▍延伸阅读当历史事件成为不能说的“禁区”，就很难获得历史细节秦晖：史学要与权势保持距离，而非与现实保持距离第三次开放：如果不开放，会有什么后果？超敏感题材，速看，强烈推荐！（无删版）对内不折腾，对外不争强，可贵！那五年，为何那么多的国人惶恐不安？陈徒手：无法复制的当代知识分子标本我们最熟悉的历史，也往往是最陌生的豆瓣评分9.0，一部问题意识强烈的当代中国诊断报告《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一本透视当代社会真问题的案头书《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尘封四十年，读懂当代中国的珍贵史料豆瓣评分9.4，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神作（无删版）

有人说，相比于理解历史，理解当下中国似乎更难。理解当下，可以有很多视角，历史、政治、甚至意识形态，这些视角都不可或缺。但为什么我们看了那么多历史、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看不懂当下中国？因为还有一个更加与当下切合的至关重要视角，却被大家长期忽视。甚至温总理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用这一视角看中国，才是惊心动魄的。这一视角，就是“财政”的视角。作为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只有读懂了中国政府与经济的运作机制和行为，才有可能真正看懂中国。著名政治经济社会学家周飞舟教授的《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就是这样一部以“政府与财税”为视角，能够深入肌理观察中国的神作。本书是仅有一版，后来一度再版困难，曾在二手市场卖至千元的神书。被读者认为是，“水平极高”，“值得一读再读”，“看完后对中国社会认识可以上一个层次。”可以说，本书对理解当今中国种种现象极具启发性。理解今日中国，需要理解政府行为，而政府行为必然涉及财税。政府财税收支——钱从何处来，用到何处去？又影响到每一位国人。也可以说，本书抓住了一条影响中国过去几十年，但却容易忽略甚至被无视的重要暗线：理解今日中国治理的起点不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重要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甚至可以说，94年税改影响，不比改革开放小。在这之后各级政府种种行为模式，以及城市化、土地、房子……哪一样都与94年税改有关。有没有税改，就是两个不同模样的中国。税改不仅是一次财政变革，更是一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变革。税改之后，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普遍行为模式：土地开发和土地转让高潮出现，房地产一步步成为中国经济支柱。这种模式也在带来副产品：房价飙升、“空城”现象、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销声匿迹……而《以利为利》，不仅以翔实数据与资料，解答了分税制改革始末。更像进入企业内部那样进入政府“内部”，理解和阐释政府行为与动机，解开当今社会诸多现象的背后谜团：分税制对中国社会到底有什么深远影响？普通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房地产为何能影响几代人财富？……《以利为利》作者周飞舟，与周雪光、周黎安老师并称“三周”，都是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学领域的大牛。《以利为利》即是周飞舟老师十年研究脉络的系统整理。可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都在里面了。政治/社会学学者周雪光：这本书的基本判断，观点明确，立论坚实。在中国改革走过一个完整周期后回头来看，这些基本判断仍然熠熠发光，意义深长，经得起时间考验。这本书看起来有点深，其实却好读。周飞舟老师能让晦涩话题清晰易懂，是读者之幸。要说美中不足，就是一些关键时刻的点到为止，但读者自会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而这大概也是能出版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商业界、学术界，对本书的评价都非常高，这是一本理解中国政府与中国经济运作必不可少的案头书。《以利为利》豆瓣高达9.4分，基本是国内此类书籍的高分天花板了。更为读者之幸的是，本书在绝版许久之后复活，且内容无任何删减，但只在极少渠道销售。这本书一度售罄，现已重新到货，现货数量极其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内选购“周飞舟作品集”）：▍延伸阅读绝版复活｜《国家与生活机遇》：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最全面、最严谨的研究从政府内部看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以利为利：什么是理解现代中国问题的起点？张曙光评《大减税》：最好的财政是尽量少花钱“财政之眼”——透视帝国千年兴衰的X光机

旧上海有很多著名的标签，比如十里洋场、百乐门和《夜上海》，然而，摩登外表下的上海硬核历史，却少有人知。事实上，一座上海城、半部民国史，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城市像上海一样，一次次改变着国家的走向。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上海三部曲》，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最真实的大上海。▌三部曲说清民国的三大“根本转向”·国民党最终失败的“第一推”，发生在旧上海：都说1927-1937是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但在《十年新实验》中，蒋一开始就坠入“林则徐陷阱”——左手新生活运动，右手“黄DD”。这十年的“体制化运作”，正是1937年大溃败的肇因，也是最终失去内陆的“第一推动力”。蒋曾说：“若上海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一语成谶。·中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其因种在1941年的上海租界：读《孤岛岁月》要有心理准备，肺活量再大的人也会透不过气，本书让《上海滩》弱到爆鸡。从淞沪会战写到珍珠港，本书中会看到来自重庆、南京、延安的三股，英、美、法、日这四股，加上本地黑帮与外地帮会，形成空前绝后的多方大乱斗，无人确信自己是否还有明天，著名大亨被自家保镖刺杀，市长被自家厨师斩首，更有太多两党铁血交锋细节，使上海“24层的高楼底下是48层的地狱”。但也在此极乱之境，租界助推蒋成为独立法人代表。不平等条约是如何被废除的？至暗则明，机缘却在这里。·新中国的“斗争常青树”在此埋下深根：《红星照耀上海城》，从1942年日本占领租界、上海彻底沦陷，写到1952年“艳阳高照”。如果说第一部是井查史，第二部是犯罪史，第三部就是间谍史——从在国民党各机关建立我们的秘密支部，一直到镇反、三反、五反，我档肃清全部“外敌”。这十年尤其末三年给人们制造了全新体验：持续警惕非常重要，因为敌人到处都是，你的邻居很可能就是。“冤冤相报”得到史上力度最大的应用——大量莫须有的指控，导致后来每逢运动就必定覆盖全员、血雨腥风、不断升级。▌魏斐德，“上海帮帮主”，海外中国研究首席权威上海既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是中西交往第一重镇，历史感和时代感的顶峰融合，使上海史成为显学，而这离不开魏斐德的《上海三部曲》。魏斐德的上海史研究在海外地位极高，以他为首，伯克利分校因为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被称为“上海帮”，他则是当仁不让的“帮主”。▲美国“汉学三杰”：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顺序从左向右，中间为魏斐德）魏斐德，生前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汉学三杰之一，第一个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和社科委员会主席的汉学家，1990年至2001年任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主任，退休之际被授予伯克利最高奖章。曾因身体原因与美国驻华大使之职擦肩而过。文采斐然有趣，是历史学家额外的“美德”。魏斐德的每部作品都是纯学术之作，但同时每一本都精彩好读，翻开就会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高超的文字能力，甚至使他一度曾打算当一名作家。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认为，魏斐德是1980年以来全世界最好的中国史学家。美国汉学家欧立德说：“他所有作品都展现了极高的学术水平，西方的中国研究因为他的高水准才取得巨大进展。他走后，谁还能继续为我们讲故事呢？”2006年魏斐德逝世，北岛写了一首《青灯》以纪念：“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中美秘档合力打造，一套“天时地利人和”之书魏斐德堪称语言天才，有底气坐在任何一家资料馆里，但对这套书来说，千金不换的是如下两批档案：——1949年，上海租界警备处全部档案入台，之后转移到华盛顿秘存；——1974年，和某“大秘”吃完饭三天之后，魏斐德得到里根政府的支持，“做梦都不敢想，进了北京国家档案馆。你不知道，接近中国档案，是多么富于挑战且令人兴奋的事情。”基于此，书中对旧上海各行业、黑白两道各人物、极司菲尔路76号等各隐蔽处、顾顺章叛变和组织对叛徒的惩处等各遮盖处，才能做出最靠谱的叙述，任何一个细节都价值连城。▲《上海三部曲》书籍内页斯人已逝经年，本书对旧上海的解读仍然冠绝同侪，这一方面是相关部门自造禁区，另一方面是魏斐德的历史幸运。君不见，提起民国井查，今天依然多为“暴力工具”；说到人民井查，依然“报喜不报忧”。这凸显了魏斐德和《上海三部曲》的巨大价值。旧上海藏着民国一半以上的秘密，想读懂近代中国，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先读旧上海，而能把旧上海写得既深且透，魏斐德如果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少数派文苑诚挚推荐魏斐德先生《上海三部曲》，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经典名作绝版复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魏斐德其他两部经典作品：《洪业》+《间谍王》）：▍延伸阅读分析民国政治，能与杨奎松、高华并列的，只有他因一件旗袍而“润”走的“民国第一才女”为什么民国学人群体的铮铮风骨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消失”？读懂民国的政治逻辑，才能明白重庆谈判为何失败人云亦云这么久，读到杨奎松才算开了眼研究党史的人为什么会怕杨奎松？王开照相馆老照片欣赏｜上海滩一个世纪的风流

点击关注“读史就是读人”，有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才有了历史的复杂跌宕，恢弘壮阔。民国人物尤其精彩，这个时代，紧跟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涌入了更多传统中国不曾有过的波澜和壮举——他们身上，既有古代的遗风，也有现代的观念，其选择与命运，对当下，也很有启发。随着“民国热”的流行，人们的民国知识，已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杨奎松先生的《民国人物过眼录》，带给人的震撼，一定超出你的想象。杨奎松先生对民国档案的了解，有着惊人的广博，在同辈学者中几乎罕有其匹。其作品，既在国内广受欢迎，又得到诸多海外学者推崇，在大陆很是罕见。但在本书中，他却并不致力于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以轻松的语言，把那些隐没在史料深处的人物秘闻，随手钩起，呈现出历史沟壑中的别样峰峦。◎

点击关注我们都听说过“现代转型”，也都知道“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什么“现代化”这么重要？因为“现代性”很重要。事实上，中国两百年来的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与回应“现代性”。国家层面理解错误或滞后，就成为“后发”国家；个人层面理解错误或滞后，就会“泯然众人矣”；两个层面同时理解错误，则注定是不幸的人生——这样的人，我们身边并不缺少。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不是“三大主义”，而是现代性。吃透现代性，做什么都会得心应手；反之，不仅“当牛做马”的可能性大增，还会迷茫于日益复杂的“现代”世界，患上各种“现代病”。了解现代性，因此是有识之士的刚需。问题是，此类书籍要么晦涩深奥，要么故弄玄虚，很多人读后，“现代病”反而加重了。因此，这本早被验证为解读现代性的最佳入门、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先生的《现代性》能够再版，堪称无数书友的福音：◎一幅最清晰和完整的“现代性”地图从概念到内涵，从价值到危机，到历史脉络到关键节点，尤其是从不同侧面融会贯通，关于现代性的所有真问题，无一遗漏，每一环节都阐述得极为清楚，逻辑如顺水推舟，读来轻松愉快，不夸张地说，包括国内外所有作品在内，想了解现代性，本书是最适合读本，没有之一。◎一部问题意识强烈的当代中国诊断报告本书看似是梳理500年来的现代性演进史，落脚点则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条分缕析，拆解中国的“现代化”。基于现代性制造了“先进”和“落后”，现代性是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位一体的问题，而当下中国有着从远古、传统到现代的各种生活方式，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的各种观念，让无数人难以理解甚至难以置信，本书通过对现代性全景刻画这种“上帝视角”，精准给出中国在这方面“高低不平”的本质答案，而这里也正蕴藏着各行业领先者们的“共同的秘密”。◎一部名实相符的现代汉语代表作夸文字优美，对很多书来说只是一种客气话，然而对读过本书的书友来说，其文字之美却是共识，有书友反馈“读这本严肃的哲学书竟是爽文之感！”苦于八股文不知所云或翻译腔不说人话的读者，读了本书肯定会慨叹：谁说中文不适合哲学思考？随手举一个例子：“在现代性的开端处，站着政治性的诡计多端的马基雅维里。”◎一部西方最重要哲人的思想集萃谈“现代性”自然涉及众多名家，作者的评点看似信手拈来，实则举重若轻，比如“休谟的独特之处在于从情感角度理解人性，而理性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马基雅维里针对的是一个现实的、如何统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幻想的、应当如何的国家”，简洁精准，寥寥数语就抓到了关键之处。其丰富学识还体现在各种比对中，比如关于资本主义，韦伯、马克思的区别在哪里？在国家建构方面，霍布斯、洛克、卢梭有何异同？凡此种种，让人不禁迅速领会，且印象深刻。极高的学术水准+强烈的问题意识+汉语写作范本级作品，使本书出版后广受欢迎，好评如潮，豆瓣超4000人评价，评分更高达9.0，有书友说“爱不释手，想背下来”，还有书友说“对现代汉语和学术写作，有种澄清吏治般的作用。”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阅读（还可在规格内一并收藏“反思现代性”六书）：▍延伸阅读这书真猛啊现代政治文明，是政治观念混搭的文明为什么最早进入现代的是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标志文明的进步，首先是观念的进步：现代文明的八个观念根基

点击关注大家知道，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去了一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史称“南方谈话”（民间一般称“南xun讲话”）。这次讲话的重要程度有多大，我没资格多言，不如转述一下他自己的说法吧。据邓家人回忆，南方之行结束不久，邓小平身体出现了较明显变化。到1994年夏天北戴河休假期间，医生已不再同意邓下海游泳了。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邓虽不大在意，但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所以有一次他对自己的胞弟邓垦说：“我个人不重要，对我来说，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但我还想多活，还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定错。12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与方法……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邓这段“自我定位”，虽寥寥数语，却胜过无数篇洋洋洒洒的“邓论”研究文章和专著。而“邓小平胞弟邓垦”，可能很多人都未曾听闻过此人。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入团，1937年入党，在延安时做过《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编辑，后历任泸州行署专员，重庆、武汉二市副市长，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及省政府顾问。大家不知邓垦，其实也很正常，因为邓小平这个弟弟确实很低调……然而大家更不知道邓垦还有一个更低调的儿子叫邓野——他是个奇人，出身名门却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一辈子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而且身为胜利者的后代，却能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去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真相。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抗战胜利后，人们又为之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中国能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神州大地竟又爆发了全面内战，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令人扼腕叹息。然而，作为民国史学者的邓野却认为，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邓野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他说：“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惟有邓野这种有“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点击关注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总是扑朔迷离、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透，因此也是很多中国人误解最深、最跟不上节奏的一种关系。中美关系有多不稳定呢？在短短几十年间，两国关系已经跨过了四大历史阶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看清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对我们越发显得意义重大。第一阶段：敌对状态这一时期从1949年持续到1971年。二战后，冷战开启，世界进入新格局，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中美关系也迅速降低至冰点。美国随即召回驻华大使，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转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就开始兵戎相见。同时美国扶植蒋介石立足台湾。朝鲜战场停战8年后，越南战争又爆发，这一次中美之间虽没有直接军事冲突，但也在暗暗较劲。就在美国深陷越南战场泥潭、美苏争霸进入白热化、中苏也互相交恶的时候，中美关系却意外迎来了转机，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第二阶段：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从1972年持续到1989年。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许多方面的合作仍然停滞不前。直到1978年12月，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2个月后中美终于正式建交。随后的80年代，可谓中美之间的“蜜月期”，两国关系不断扩展深入，甚至军事技术合作也迅速展开。80年代末东欧剧变，美国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国际因素减弱，再加上一些其他历史原因，中美“蜜月期”戛然而止。但两国之间并没有回到此前的敌对状态，而是在短暂的间歇后又进入了以“贸易互利”为主的新阶段。第三阶段：贸易互利这一时期从1990持续到2016年。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共同的敌人消失，美国既没有与中国联合的必要，也没有转而压制中国的动力，中国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贸易互利成了双方共同的追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更是开启了“闷声发大财”的模式。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改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许多民间企业纷纷赴美上市，美国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加大投资，中美经济已经深度绑定。直到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又迎来了新的历史变局。第四阶段：对抗冲突这一时期从2017年持续至今。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锐意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中美经济开始逐渐脱钩。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蔓延全球，此后三年人心惶惶。疫情封控解除后，中国经济却并没有好转，增长乏力。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虽有缓和，但长期的对抗冲突趋势却并没有改变。这一阶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仍然是个未知数，可能是几年后，也可能是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其中第一阶段的历史事件最多，最为重大，影响也最为深远。一些关键问题直到今天仍未彻底解决，并极可能在未来成为中美关系崩坏的引爆点。今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回首过去，不难发现，历史如同一个摇荡的钟摆，半世纪前从那边摆到这边，半世纪后又从这边摆向那边，如同命定的一般，非个人力量所能改变。历史不是突然转向的，有着常人难以察觉的隐秘逻辑。变局之下，普通人最应该做的并非预测未来，更不应随波逐流，而是要避免愚蠢，要在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虽然不是在简单重复，但似乎是押到了相似的韵脚。因此，在这个未来变幻莫测的时代，看清中美关系的历史显得愈发重要。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这些情报原是美国最高国家机密，直到2004年才开始陆续解密。对普通读者而言，这套书也许意味着穷尽一生也难以从它处得到的海量真实。本书系统展示了中国1948-1976年的内政外交：包括中国内战、中国政治、中国经济、台湾问题、中苏关系、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重磅主题，以及当下国内难得一见的沉痛历史教训……本书库存有限，此前曾多次售罄，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中美关系起起伏伏的真正原因：文明差异《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尘封四十年，读懂当代中国的珍贵史料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本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他的一生，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与失败司徒雷登的1899-1949：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与失败钱满素：为什么美国没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对美国的四个错误认知

文章摘自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在我们面前，是一个玻璃柜子，光线有点暗，再加上玻璃的反光，一下子很难看清柜子里的东西。我们却充满好奇地站在柜子前面。这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圆形中央大厅里。1999年底，我们路过华盛顿，再一次游览国会大厦，这一次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个玻璃柜子。国会大厦的这个中央大厅，是整个建筑物最富丽堂皇、最壮观的大厅，光线从高高的穹顶上射下来，照耀着四周的雕塑、油画，特别是圆形拱顶下四周墙上三百六十度的浮雕，讲述着美洲和美国的历史，吸引了参观人群的目光。这儿是参观国会大厦的出发点，是人群的集散地。可以看的东西实在太多，每一件陈列物后面都有一段历史故事。来不及看，来不及记，在这儿待的时间再长，你还是感觉自己过于匆忙，走马观花。相比之下，这个玻璃柜子太不起眼，它靠着墙，静悄悄地。我们读着说明牌上的文字，不敢小看它的静默。在这个柜子里，曾经陈列过《大宪章》。《大宪章》是七百八十五年前，英格兰的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一个协议、一份合同书。八百年前，英国的国王和诸侯贵族们经历长期共处，形成了互相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国王把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分赐给贵族，贵族则向国王提供劳役和赋税。国王策划战争，贵族出人出钱去为国王打仗。国王和贵族约定，打大仗或征重税以前是必须和贵族商量的。无地王约翰（16世纪画像）十三世纪初，英格兰国王约翰在对法兰西的长期征战中运气不佳，战争升级，贵族的负担逐级加码。到1204年，约翰国王丢掉了祖上传下来的在法兰西北部的土地：诺曼底和安如。国王只好再加税再征兵，这次他没有得到贵族的同意，违背了一向和贵族之间的约定。这时，英王约翰还和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起了纠纷，教皇宣布对英格兰动用褫夺教权的禁止令，不再提供宗教服务，这立即在民众中引起了不安。英王内外交困，只好向教皇妥协。他接受了教皇任命的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并于1214年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的权力，承认自己是教皇在英格兰的封侯，教皇则将英格兰作为采邑回封给英王。英王约翰为了夺回诺曼底和安如，准备多年，要和法王菲利普二世决战，为此必须更多地征税征兵，负担都落到了那些诸侯贵族的头上。国王害怕下面不服，就采用严厉的手段逼迫服从。这一仗，倒霉的英王又大败而归。当英王回到英格兰想征收更多的钱用于战争的时候，贵族们终于不干了。1215年春天，他们起兵占领了伦敦，和英王形成对峙的局面。贵族们开始和英王谈判。1215年6月15日，在离温莎城堡不远的兰尼米德，贵族们将一份文件面呈国王，国王在文件上加盖皇家封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也是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大宪章》。《大宪章》立即被快骑送往各郡，向所有的自由人宣读。《大宪章》共计六十三个条款。这是国王和手下二十五个分封贵族的权力划分协议书，是互相对义务和责任的承诺。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而贵族们承诺将国王做出的权益让步落实到下面的佃户身上。很多重要条款涉及司法制度，国王承诺实行较为公正和宽宏大量的司法。最后，在条款中包括了怎样实行这些承诺和协议，在任何一方违背承诺的时候，另一方有些什么样的权力。《大宪章》中，有两条极其重要的条款。第四十条承诺：“任何人的权力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

有人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过年，人究竟是多了一岁，还是少了一岁？乐观的人说“多”，悲观的人说“少”，从这个角度看成长，换个角度看“折损”。有位诗人提出他的答案：“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玩味他的含义，好像告诫世人爱惜光阴。他的答案是，光阴减少，学识增加，既已有失，就要因此有得才好。董元方教授在她写的《一样花开》中说，古人过年饮屠苏酒，对老者是“失岁”，对少者是“得岁”，这一安排实在太妥帖了。不妨说，老者失去的这一岁，就是少者失去的那一岁，一手交出去，一手接过来。每年除夕之夜，阖家围炉守岁。就是默默进行了一次传承。有人会问：若是老者没有子女呢？古人聚族而居，把全族看作一体，族中子弟就是他的子弟。可是，现在宗法社会已经解体，大家庭也几乎不存在，那几句话还有什么着落？这就强迫我们扩大意念，涵盖全民，胆大的，放眼红黄白黑棕各色人群，胆小的，也垂青炎黄世胄，得岁失岁，一脉相连。不妨说，所谓失岁，实在并未失去什么。古人除夕作诗辞岁，总是伤感，不知道哪一首诗的境界到达了这个层次。“年”已经过来了，凡是失岁的人，请你为后辈高兴，凡是得岁的人，请你对前辈心存善意。“年”已经过去了，请老者继续为少者付出，无所保留，这乃是天意。请少者珍惜你所得到的。“年”还要继续到来，继续过去。人生代代无穷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国人如此过年——为某老弟解惑我谈一谈我自己过年的心路历程。人家都说过年过节的快乐是属于小孩子的，我的经验不一样。小时候，我很讨厌过年，我觉得人在过年的时候很虚伪。我小时候读孔子孟子的书，没有读通，认为人应该表里如一，应该始终如一。过年不是，人是戴着面具过年的，昨天他的下巴还翘得很高，今天初一他忽然很和善，三天以后，过了初三，他又骄傲起来了。昨天他说话像蜜蜂，随时准备刺你一下，今天初一，忽然满嘴都是吉利话，希望你岁岁平安，恭喜发财。三天以后，过了初三，他又尖酸刻薄了。这样的年我不喜欢。一年一年过去，经历了许多年，我不那么想了。我知道人生有很多痛苦，而大部分痛苦是我们同类互相制造的，人给人制造痛苦，是百年千年分分秒秒连绵不断无尽无休的，如果我们花时间花精神统计一下，“人使人痛苦”最多，占第一，下面才是自然灾害，再下面是传染病，到了狗咬人，已经不值一提。人都不愿意这个样子，都想改变，可是谁也没有办法。中国人的“过年”，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过年是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划出三天来，把这三天孤立起来，每个人都立了约，发了誓，在这三天之内不给别人制造痛苦，还要给别人增添快乐。你让我高兴，我让你高兴，你顺着我的心，我遂了你的意，人人一张笑脸，人人一口吉利话，父母也不打孩子了，债主也不讨债了，都希望别人交好运，糖果红包不断往外拿。中国人有个理想国，有个君子国，初一到初三这三天，是理想国模拟，是君子国彩排。这个理想国不知何年何月才出现，但是每年先有三天意思意思也不错。我现在岁数大了，反而喜欢中国年了。我要纠正以前的错误，过年绝不是弄虚作假，你想，谁能让全体中国人一起作这个假？怎么会“假”了几百年几千年还不停止？为什么亚洲别个国家的人还要跟着学？这不是作假，这是一齐把时间切断了，把空间切开了，同心协力做实验，营造新的生活态度。这三天，中国人看见了异象，看见了中国人的净土乐园。我们一同来喜欢中国新年。历史学家高华生前的最后一篇长文，是推荐我们阅读王鼎钧回忆录：“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王鼎钧的这个见证何其珍贵，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学家也都震撼不已、称颂不已。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人称“鼎公”。鼎公已98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笔下的故事，对我们大陆人来说，有一种“陌生感”。而惟其如此，他的书才特别有价值，豆瓣评分高达9.3。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先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所剩无几。诚挚推荐你读读这套回忆录，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选自王鼎钧散文集《活到老，真好》）▍延伸阅读王鼎钧：这张著名的日本受降照，不对劲！王鼎钧：人性有崇高的一面，也难免有卑劣的一面王鼎钧：满纸荒唐见人心王鼎钧：那些书里有天下，无苍生王鼎钧：我真佩服日本人的教育，教人至死不悟！王鼎钧：母亲的信仰王鼎钧：很多人都会这个样子，先诚后诈，先仁后暴

一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博士毕业之前，一位与我在微博上相互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建议我到北京做他的博士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辽西地域所限，可以交流的人和好的图书馆不多。然而临到报名的时候，社科院的行政人员打来电话，说我年龄超了一个月，不符合报名条件。而且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北京的一位朋友问我：“你还想跟谁做博士后，我也许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我说：“那你能不能联系一下秦晖先生？”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很多人都对书商攒的书另眼相看，然而对当时身为地级市银行职员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本书，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秦晖这样一个人。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所以我说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秦晖。朋友说，秦晖老师从来没招过博士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朋友的面子大，寄去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秦老师回复表示同意。由此他成了我的“合作导师”，我成了他招的第一个博士后。二余虽不敏，然而非常幸运，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戴逸先生是谦和的长者，清澈善良，一团春风和气，真是所谓的“老辈典型”。葛剑雄老师不但学问渊深，处理实际问题也如庖丁解牛，总能既保持自己的原则，又找到最好的解决角度。而秦晖老师与上两位截然不同。秦晖老师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一次。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为之呼天抢地的天大的事，对他来讲，只是些懒得说的鸡毛蒜皮。几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作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秦晖老师接人待物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句客套话。纪录片制片人夏骏和我聊起，他与秦老师以前见过，有一次开会遇到，他叙了几句旧，秦晖老师却一句也不接，一开口就谈学术。他总结说，秦老师“只有学术思维，没有人际思维”。我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问我出站后怎么打算，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北京找个学术机构或者大学落脚吧。他马上表现出紧张的神色，忧心忡忡地说：“哎呀，这可是个麻烦。”秦老师这么聊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三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因此很多博士、博士后公然呼导师为“老板”。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读书和听课不同，书写得好，课不见得讲得好，秦老师口才之雄辩却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因此虽然住得离学校很远，但是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一周两次，每次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去听他讲课。我第一次上课走错了教学楼迟到了，等一走进六教大楼，远远就听到秦老师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周一上午同时有十几位老师在六教一楼上课，但只有秦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外也听得清清楚楚。第一堂课，我对秦老师的一身打扮印象很深刻：一身黑衣黑裤，斜挎着一个黑挎包。双手插兜，在讲台上随意地走来走去。声音很大，中气十足。秦晖老师不是美男子，五官平常，一目已眇，但是在讲台上，他有一股帅气。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从中学起，很少专心听课，因为总感觉老师讲得太慢，废话太多，所以经常是只用一只耳朵听课，另一半精力按自己的进度看书。但是秦老师讲课，你没法分神。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废话，完全是干货，让你一句也舍不得漏掉。用网络语言讲，就是“全程无尿点”。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最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熟烂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对讲台尊重。书商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啊。”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这样。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地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因为有些老师只喜欢上讨论课，主要由学生来发言，自己只是回答一下问题。有些老师讲课准备毫不用心，内容混乱敷衍，听得痛苦乏味。甚至有的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讲课，却不提前通知，等学生都坐满了才一个电话过来。即使是我自己，用私心去衡量，也感觉上课是一件低效率的浪费精力的事：你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去讲课，其结果也不过是几十人能够听到。如果写成书，读者是几万几十万人，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秦晖老师却愿意慷慨地把他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讲台，因此他的课，几乎堂堂爆满，去得晚一点，就没了座位。如果是小教室，过道里总是加满了椅子，坐满了蹭课的人。秦晖老师显然也很享受讲课，讲到逸兴遄飞处，有时甚至会根据内容唱上一段，唱一段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文革”中的冷门歌曲，或者一些地方的民歌。秦老师嗓子一般，但是音准很好。可惜他今天已经准确地“到点退休”，离开正式的三尺讲台了。我发自内心地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四乍一接触，你会以为秦晖老师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秦老师确实有“书呆子”的一面。他在生活琐事和具体事务上，一贯都心不在焉。比如我听他课的那个学期，他上课前，几乎每次打开电脑弄PPT，电脑都要出现错误，经常鼓捣上老半天，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一位学校的行政人员背后嘲笑他，报销的时候经常拿着攒了好久的一堆票据来，各种票据都混在一起，告诉他什么应该在什么时限内报，既记不住也不在乎。对别的老师来讲非常容易变通一下的事，他却怎么也不会弄，报不了抱怨一通就完了。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典型”书呆子。生活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有趣的人。比如秦老师酷爱旅行，一有机会就全世界走，虽然眼神不好，但酷爱拍照，用张鸣的说法：“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嚓一下。”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令人惊讶。我第一次和秦老师的两个博士一起同秦老师吃饭，不知怎么聊到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地区历代政区演变，怎么样从三省两省到一省，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其中一个同学是广东人，做的是“大逃港”研究，秦老师又向他介绍广东哪个镇哪个地区逃港的人多，这个同学虽然已经看了几年资料，对这些以前从无所知。讲到秦老师的老家广西，他聊起客家的源流、壮族民族内部的划分、土家族的划分，无不讲得清清楚楚。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秦老师的地理知识。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古人给人家讲内蒙古，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当年他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过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地理如此熟悉，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小时候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是一个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的人。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说“古”，

顾准，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74年12月3日卒于北京。2009年12月3日，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鬼使神差，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碰巧回校，邀同门同饮，我也忘记这一晚是顾准三十五周年忌日，却不由自主说起他在世往事，众生无语，停箸黯然。夜半回归，朋友转来柴静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长达八千五百言，情真意切，结语说：“我们都是顾准的后人。”我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经常在央视调查栏目上出现的女记者，写信问同在传媒工作的儿子，这是CCTV的“柴静”吗？那样一个地方能出这样一个人？儿子尚未回信，一个学生的短信到了，确证如此，而且约我写稿，纪念这个应该纪念的日子。顾准的人间悲剧，这些年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那天我与学生说的是这一悲剧的反面，将近二十年前，我采访顾准家族时遭遇的另一人物——施仪之先生。我想让学生明白的是，人间若有悲剧发生，总有其正、反、里、侧，只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剧纵深。否则，只能落入新华体，再树一个好人好事，平面走形，那就没有意思了。施仪之1991年我写《迟到的理解》，先在香港发表，后在大陆《文汇报》转载。一位顾准家族中的年青人——北京社科院研究生学报的高南先生，看到文中提及顾准临终，欲见老母而不得，母子相距不过数百米，却酿成生离死别悲剧这一段，担心我不了解内情，再写下去可能出错，自费坐火车来上海，告诉我这一家族的一些内情。闻之心惊，于是反过来坐火车去北京，请他陪同，去寻访那个“阻挠”顾准母子相见的“罪魁祸首”，前公安部主官，顾准妹夫——施仪之先生。初见施仪之，七十开外，双鬓染霜，穿一身军装无帽徽无领章——我称“素服”，虽落魄，却留有军人威仪。此时已被开除军籍、党籍，门可罗雀，门厅亦浅陋。我因此前不久脱军装，见有同样“素服”之前辈，则感亲切。他听说我也是落难之人，遂有感慨：“怪不到你能来看我，你大概能理解。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倒霉时，我是军政委，公安部军代表；现在顾准翻案，成了思想界前驱，我却成为反革命，双开除。”这就打开了话匣子，可惜当时经济窘迫，没有录音笔伴随，以下文字为记忆所及，文责在我，无关施老先生。施为1949年前参加部队的老军人，大军南下，经无锡宜兴，娶顾准之妹，遂成顾准家人。此后又北上，为陆军驻山西某部军政委。“文革”第二年，毛号召三支两军，施仪之进入公安部任军代表，排名在谢富治、李震之后。谢无暇理部务，交李、施掌政。李震为1935年清华一二·九运动参与者，是中共陆军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林彪事件后，李在公安部大楼的地下室暖气管道旁离奇身亡，为“文革”中军界高层两大死亡案之一，另一案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夫妇在熟睡中被同一大院内军人枪杀。李案发生，周恩来震惊，亲自调人组建专案，倾向于认为李震是他杀，有政治阴谋，限期破案。施仪之参与专案组，调查后排除他杀，以自杀结案。李震死后，依军代表主管一切，公安部实际当家人即为施仪之，故而外界传言顾准妹夫为公安部部长，虽不确，也非讹言。施仪之与我谈了一下午，有两件事让我意外，深感历史难写，尤其写人，言及深处，难处自现。一是70年代初，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大规模回民暴动。部队武装平叛后，周恩来令施仪之去当地视察。临现场，见民众赤贫如洗，眼含憎恨，施内心震撼，向周恩来驰报，称当地为“老、少、边、穷”，应开仓赈济，方能平息乱源。并有具体建议：海军被服仓库有军大衣闲置，应尽快发放，火车运送，让难民度过严寒。周允其请，遂有西、海、固当年到处是难民身披蓝色军大衣之奇观。今日大陆文件用语，“老、少、边、穷”已集为固定词组，即施仪之首创。文坛作家张承志因采访西海固著《心灵史》而闻名，早于张十年，施已进入西海固。二是1976年清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民众借悼周而抗议，公安部派出大批便衣侦探，一日三“参”，随时密报。施仪之在密报照片中，赫然发现叶剑英座驾，牌照号码历历在目。惊魂之下，徘徊再三，施决定扣压这张照片，隐匿不报。此事天知地知，密报者不知，叶本人不知，毛泽东不知，仅施一人知。车内究竟是叶，抑或他人？施事前不敢与叶言，事后不久已经沦为阶下囚，更不能与叶言。唯一可测可度者，毛泽东病中闻天安门乱起，倘获悉叶帅座驾于广场出没，断不会仅以老病开除之。“黑手”云云，有此证据，上挂下联，镇压之凶狠，株连之广大，将大出一圈。此事说小，不过是一军人对前辈动恻隐之心；说大，则大至血海般干系，有可能牵动下半年怀仁堂事变能否发生，如何发生。我为施仪之当年敢有如此担当而感佩，也为他此后遭遇而欷歔。如果说他“反革命”，真罪状是在这里，而不在被指控的其他方面。我今披露此事，一是为老人去世十几年，墓木已拱，此说虽为孤证，待考，却也不能随其埋葬；二是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史学同行引戒，知史方治史。第三件意外，施仪之自己并未说及，我是为施言所动，回沪后征信于顾准家族另一知情人，偶然获悉。顾准晚年妻离子散，孩子们投靠谁，谁在庇护？我们当年或追述或纪念，却把这一背景忘记了，其实还是施仪之。顾准遗孤数人，施仪之亦有子女数人，皆为知青，上山下乡，年终返京探亲，就在施家打地铺，一地铺睡十几人。节后离京，施仪之让原部队警卫员去内蒙草原打黄羊，施操刀均分，一人一份，送他们上路。上峰提醒施仪之，不该收容反革命子女，要注意影响。施回答：他们的父亲是反革命，我已经与他划清界限，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们推出门外，总要有一点人道主义？顾准晚年欲见老母而不可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施当时已觉身处险境，尤其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有一次借工作汇报，向江青请辞，脱离公安部，返回老部队。江青怒斥：这是革命需要，你不要不识抬举！从此不敢请辞，一直到1976年下半年怀仁堂事件发生，天地翻转，施作为“三种人”或“谢富治代理人”，被隔离，被审查，终被双开除，沦为“牛鬼蛇神”。我与施仪之只有这一次“初见”，再无“复见”。当时交浅言深，感谢他信任，说好第二次带录音机去，记录他的“口述史”。不料刚回沪，十天后高南来电话，说施老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发病原因很多，但那一天见面后，他一连几天难以平静，也是原因之一。此后是我难以平静，老人遽然离世，岂非我之罪？我今以施仪之往事，纪念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以赎前愆。是否亵渎顾准？起顾准于黄泉，他也会同声一叹：“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之悲剧，虽千万人吾往矣，可谓“惊天地”；施仪之用尽被弃，也是悲剧，可谓“泣鬼神”，这是悲剧之正反，却发生在同一个家族里，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了，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从此我另有所解。祭神，神如在，鬼也在，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生活比文学更文学，已不劳小说家言，面壁虚构。但在我们的文学中，是读不到神鬼天地，人间世界的。而我长远不读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学回避了生活，也会跳大神，那是另一种神。说“当今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代”（王蒙近语），唱“纵做鬼，也幸福”（王兆山近诗），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只是讨活人欢喜。两人搭档，绝配，确实应该一起去法兰克福的。离开这些“二人转”，去读真实的日子，能纪念顾准，能纪念一个前任部长的悲剧，也能戳穿另一个前任部长的诳语。（首发于《东方早报》2009年12月6日，转载自《公民的眼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延伸阅读朱学勤：历史就是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较劲“特殊时代”的回忆：是时代的伤痛，更是个人的悲剧胡耀邦最震撼人心又鲜为人知的一句话北岛：暴风雨的记忆（速看！）徐晓：1980年代的监狱王笛：在所有崇拜中，最该警醒的就是对权力的崇拜

▲阿克顿勋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文：冯克利摘要：阿克顿相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于始终。不过这种史学上的道德并非只为让“乱臣贼子惧”，而是无分善人或恶人，意在警示整个人类弱点的。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哪个具体的阶级不适合统治，而是所有的阶级都不适合统治”。阿克顿说，人们热爱和追求的最美好之物是信仰和自由，然而“获得这两者的道路上却沾满血污”，它们经常变成对屠杀的呼唤。历史上的最邪恶者，往往正是出现在追求这些美好神圣之物的人中间。人们只记得阿克顿（1834-1902）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却忘记了阿克顿对属人的权柄本身固有的危险的提醒。自法国大革命发生那一天起，便存在着褒贬之间的激烈对抗。不过对于它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大变局，却是几乎不存争议的，大多数争论也正是围绕这个共同点展开的。分析其中原因，这场开启现代革命史的事件，诚如托克维尔所言，有着与过去的动乱迥然不同之处。它并非改朝换代那样的周期性灾变，而是裹挟着大量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使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思想和政治精英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似乎就包含在这场大革命所承诺的希望之中。换言之，它不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寻常事，而是关系到人类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过去受单线进步史观的影响，对于发生在二百多年前的这场大动荡，因其标举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人极为看重的价值，大体上肯定者多而反对者寡。近些年的风向则渐趋相反了，这跟我们正在向后革命时代或执政党时代的转变，想必有一定的关联。政治、社会和文化思考的需要有变，史学叙事的调子也会随之而变，再次印证了“历史的科学性”靠不住的老话。记录在案的史实和文献固然是客观的，可是人的眼睛并非实验室里一动不动的显微镜，它喜欢随着自己的兴致，在漫长的历史画卷前四处打量，说不定会凝神于何处。用历史编纂学的说法，尘封的史实和文本好像仍在不停地“做着什么”，成为一个具有连续性、充满戏剧性和“原创性”的重构过程。它会随着时代布景——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话语的——而变化，使单一的历史写作成为不可能。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语人有感于此，曾把文本作者在后世的遭遇称为他的“命运女神”（Fortuna），而法国人则称之为“分娩”（travail），当代法国革命史大家傅勒说得更妙，把它喻为“由现代殃及古人的传染病”。这种现象的一个具体反映，便是近年重新思考法国革命的著作不断出现。张芝联等新老学者的大量文章自不待言，在专著方面，国内先有朱学勤先生那本被黄万盛称为“思想炼金术”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以及由王养冲等先生主编、力求摒弃过去苏俄史观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史》。在翻译文献方面，虽然我们依然看不到泰纳或梯也尔的汉译，但毕竟已有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柏克《论法国革命》、迈斯特《论法国》和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等相继问世。当然，这其中也不可忽略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阿克顿在1895年当上剑桥大学“钦定史学教授”后，便开设一门讲授法国革命史的课。他每周下午在剑桥三一学院开讲，一讲就是四年（1895—1899）。其间他对讲稿不时做些修改增删，但最终还是觉得它“非常粗糙”，取消了原定的出版计划。因此，直到他去世后的1907年，此讲稿才得以问世。拜秋风先生的译笔，我们现在可以一睹这位下笔一贯吝啬、说历史掌故比严肃的史学写作更为出色的史家的风采了。▍事关信仰的史学观过去读阿克顿时，便留下一个强烈印象。与许多现代史家有一显著差别，他的笔端总为宗教信仰留出不可动摇的位置。他相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于始终。史学要以记述历史真相为本分，但也是一门事关信仰的学科，必须承载起高贵的精神使命，它当以自身责任去弥补政治和法律规范的不足。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恶，又要为信仰提供经验的佐证，以完成传递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职守。这种史观显然是与他师承德国大史学家兰克有关。后人常将阿克顿与兰克加以比对，认为师徒二人一尚科学，一宗信仰，而信仰史学显然与现代人讲究科学精神不合，故后世多宗兰克而弃阿氏。这多半是受兰克的方法论所迷惑，并未充分注意兰氏是承继与创新兼而为之的。他虽为近代“科学的史学方法”的开先河者，在历史观念上却依然十分传统。他以史料的精湛运用而著称，但其视野仍囿于权贵精英和各国间的纵横捭阖，从不涉及对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分析。他曾分明说过，从国家的历史中，他看到的是“上帝的想法”，要在“每一个存在中寻找上帝的永恒因素”。就此而言，阿克顿的《近代史讲义》和这本《法国大革命史讲稿》的师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把兰克更为看重的“民族实体”，置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信仰自由”。从这种史观出发，阿克顿给史家提出了两项十分苛刻的要求。一方面，他必须保持史学的尊严和自律，以审慎超然的姿态，高居于各种纷争之上，努力逼近史学所要求的正义境界：在谈论尤里安时，他当力求公正，使基督徒和异教徒皆能认可；他应当提供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共同语言去描述华盛顿；用法国和德国的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标准去评判拿破仑。这种论调，显然与他那个时代如火如荼、并且至今余威犹存的“民族史学”大异其趣，符合此一水准的史乘我们也难得一见——想想如今中日韩三国的教科书之争，或可体认出个中三昧。此外，史家又要做好“神启”的仆人，向世人揭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阿克顿看来，古往今来，人的欲望和感情使世间摆脱不了邪恶，惟有信仰的存在才使人类没有陷入绝望，惟有自由的壮大过程为人类提供了企盼于未来的勇气。故史家察既往之兴衰，当以铸造将来之法戒为主旨，切不可文过饰非，只去考虑人们所属的阶级、时代和环境，从“人生邪恶秘密的体验中编造出各种例外，让罪行消弭于群体责任之中”。这或可让我们想到中土的史家之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令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刘知己，《史通》）。不过，阿克顿这种史学上的道德，并非只为让“乱臣贼子惧”，而是无分善人或恶人，意在警示整个人类弱点的。对阿克顿推崇备至的哈耶克便认为，阿氏“极严格地把普遍道德标准用于一切时代和条件”的做法，大概是他最不易为崇尚多元的现代人所接受的原因。今人在解释各种事物时，喜欢建立某种“模型”。阿克顿这种力求融信仰与真理于一体的做法，曾被韦伯称为能使个人成为神意之“容器”的“理性化伦理行为”，或可视为他解读历史的“模型”。▍自由和联邦按傅勒所言，对于法国革命这场能勾起人们复杂感情的大事件，只有精湛的史学技艺是不够的。面对这场革命，一个人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他的研究免不了某种立场。这对于研究墨洛温王朝的人也许不那么突出，但对于1789年或1793年却不可或缺。因此，不管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自觉与否，他都会变成保王党、自由派或雅各宾主义者，此乃使其历史叙事获得正当性的通行证。如果从这个角度为阿克顿笔下的法国革命史定位，则他不但是个推崇古典自由的保守派，而且是个联邦主义者（这鲜明地表现他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南方所做的辩护上）。他判断法国革命之得失的一个重要坐标，便是先于法国大革命而发生的美国联邦主义立国原则。因此，讲稿的第一讲交待了作为革命先声的启蒙运动和柏克对它的批判之后，接下来便分析美国革命对法国的影响。在阿克顿看来，法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尽管受到美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对美国的立宪过程却浑然不觉。以他之见，如果笼而统之地讨论美国革命，会把一些互相抵触的不同因素混为一谈。美国革命至少可分为两阶段。从1761年开始与宗主国的激辩，经过《独立宣言》的发表，直到1782年战争结束，美国人确实态度激烈，喜欢谈论抽象原则和极具批判性的普适理论，正是这些初期的东西引起了法国人的关注，并由拉法耶特、诺埃利斯、拉梅特这些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人传播到法国。然而，他们所体验到的美国，仅仅是杰弗逊和《人权宣言》思想大行其道的美国，而不是1787年以后进入了制宪过程的美国。其间有十来年的光景。也就是说，从独立战争爆发到着手立宪，要比法国大革命持续的时间还长，这足以使美国的政客们激情减退，坐下来耐心权衡利弊了。他们虽然依然保留着反抗暴

▲本文作者陈志武教授我和杨小凯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当社会的多数人都认同财产权保护理念的时候，在这些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产权保护，经济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秦晖，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发表于2011年。西方发生危机，解释也有两种，右派老说是福利国家搞多了，左派老说自由搞多了，尤其金融监管不力等。这两种说法都对都不对，因为这两种弊病的确都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危机说穿了就是借债借得太多，而且美国是个人借债比较多，消费借债尤其在次贷问题上，欧洲是国家借债太多了，就是所谓的主权债务。但是这两者背后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福利国家是有毛病，自由放任也有毛病，但是它都是可持续的，理论上讲不应该导致现在的这种状况。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高

他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他是毛眼中“装着爱中国”的伪君子政治家；是蒋介石眼中不受欢迎的人；是美国人眼中对华政策失败的罪人。也是许多学生眼中燕京大学的创办者，“永远的燕大老校长”，是被日军关押近4年的不屈者，是闻一多口中，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就是司徒雷登。很少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司徒雷登那样，对中国产生过如此难以估量的影响，遍及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与中国近代史划上等号——司徒雷登是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的父母，年轻时便来到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的中国，终身服务于中国，最后共同葬在了异国他乡的西子湖畔。作为他们的长子，司徒雷登也生长在这里，并回到美国读完了博士。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对于再次来中国，他起初是非常抵触的。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愚拙的，不计代价的，义无反顾的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年轻时的司徒雷登夫妇回到中国后，他先任教授，后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在当时，燕大所有的财产不过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文不值。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建校的短短33年间，培养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与山东的齐鲁大学号称“南齐北燕”——堪称民国时期民间办学的奇迹。▲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司徒雷登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1949年，时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即中风，后半生卧床不起了。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凄凉晚景中，对中国没有抱怨只有眷恋，常常望向中国的方向，并将一生的经历凝结成一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临终，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可惜半个世纪之后，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学校的体育活动场所，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会客厅。偌大的燕园，却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后人只能将他的遗骨辗转，归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司徒雷登杭州墓园的墓志铭上，只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几个字——然而这却是对他的最高赞誉。因为“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关于司徒雷登，传教士、学者、教育家、大使，多重的身份，让司徒雷登成为理解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外国人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司徒雷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台湾，蒋介石公开表态不欢迎司徒雷登；在内地，毛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也让对他的评价一锤定音。关于司徒雷登的记载与研究仍然极为缺乏。而想要了解司徒雷登和那段真实的历史，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阅读他自己的回忆。为此，少数派文苑特别推荐这本《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他的一生，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与失败司徒雷登的一生，见证了美国对华的努力与失败；在《在华五十年》中，他写家世和作为传教士的使命，写筹建燕大和担任校务长的成就，写驻华大使任上的经历，写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努力。这是他个人的奋斗、挫败、失望和焦虑，又何尝不是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与失败。◎中国近代史、文化史和外交史上的第一手史料司徒雷登在华的五十年，正是中国变动最剧烈的五十年，《在华五十年》可以说用第一手史料，揭开了1899-1949这段历史中最受忽视的一面，用更为真实的细节，让我们理解——民国的教育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中国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被忽略的推动者，抗战中的另一种抵抗，G共战争中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由于书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毫不避讳，大陆已有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大多是节译本。本书作为迄今无限接近“全译”的版本，出版实属不易，宜提早收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别不了的司徒雷登（无删版）司徒雷登的1899-1949：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与失败司徒雷登：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

机缘巧合，我和著名学者、华东师大教授杨奎松兄认识很早。说起来，我经常有这样的机缘，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比我年长的学者——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暴得大名。20年前，我刚过而立之年认识杨奎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学问非常深。那时，社会上是个全民经商的浮华年代，学问不被人推崇，对于历史的研究也不像今天这样关注。杨奎松虽然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但圈外人也很少知道他。我也是认识奎松以后才知道他学问很深的。我把他的学术文章，或者改一个通俗性的标题；或者敦促他改个开头结尾，在杂志上发表。印象中，我把他写的关于“延安时期”的文章分三期连载，曾经大得好评。现今说起来，对于那段历史的研究，奎松可以算是个“始作俑者”啦。1996年，我和奎松同去创办一份杂志——又是机缘巧合，关系更进了一步。此后，我和他相继离开这份杂志。再此后，他成了著名学者，我还是一个编辑。偶尔在会上见面，还是非常亲切。杨奎松▌学术的“清道夫”读杨奎松的书，常常让我想起“清道夫”这个词。常看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特指在足球比赛中承担特定防守任务的拖后中后卫，职责是只守不攻，执行单一的防守补位任务，清除攻到本方球门前的一切来球。其实，这个词是从南美洲的一种鱼的名称而来。被命名为“清道夫”的这种杂食性鱼类，因以各种水底垃圾为食而得名且食量很大。不管是从足球场上的职责来说，还是从那条整天在海底游来游去的鱼儿来说，用以比喻杨奎松的学问，都很贴切。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做学问的人很多，号称学问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杨奎松这样的人却很少。他的学问涉猎面广——像杂食的鱼儿，举凡与国民党的关系、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领袖的研究等，都有著作问世；他的学问又作得非常扎实——像足球场上拖后的中后卫，如同吸食垃圾的鱼儿，对于党史学界研究中出现的史料上的模糊，学风上的浮漂等，都给以清除。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人怕杨奎松。因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来，大多数人如果不想颜面尽失的话，只好缄口不言。杨奎松批评金教授的《苦难辉煌》就是一例。无论写书还是讲话都洋洋洒洒的金教授，对此则毫无回应——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说。以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来说，就是一部典型的“清道夫”式的作品。西安事变发生七十多年了，鉴于这场事变的转折性意义，研究的著作可以说汗牛充栋；发动西安事变的一大主角张学良，鉴于他在事变后被囚禁的命运，以及他在海外的影响力，海内外对他进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说比他10个“等身”还富余。杨奎松敢在自己的著作用“新探”两个字，确实需要一番勇气，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有浪得虚名之嫌。“新探”新在何处？从开篇序言中读者即可领略到。要探讨这个“关系之谜”，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张学良到底是不是党员？这是一个海内外学者都关注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到张学良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领袖蒋介石囚禁起来而帮助延安，张学良到底与延安的关系如何？张学良与蒋介石关于张学良曾入党的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参与这段历史、同时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两位人士吕正操和宋黎。吕正操当年是张手下的东北军将领，2001年他在参加张学良葬礼时对阎明复（当年东北军将领阎宝航之子）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宋黎当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据他回忆，他是从在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延安方面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那里得到肯定答案的。吕、宋两人说法，在学界至今盛行。但在杨奎松看来，这种说法却不靠谱。他认为，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更不要说以此来探讨张学良与延安双方关系的改变了。在本书中，像这样扎实的考证比比皆是，很多结论颠覆了既往学界流行的观点。台湾近代史研究专家蒋永敬在序言中说：“此一新著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有新的发现，同时对于西安事变若干史实作了新的探索。书名定为《西安事变新探》可谓名副其实。”这不是一般的客套，应是蒋先生的由衷之言。蒋永敬▌“笔墨官司”是良心学者的必经之路说杨奎松打“笔墨官司”，就是上文提到最近一次与金一南的叫板。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路颂扬、一路飙升之际，杨奎松的一篇《“辉煌”莫建沙滩上——对一书的正误与批评》的书评，让学术圈外的有些读者多少有恍然大悟的惊讶：原来这本书竟然有“不可理解的错‘抄’”、“不可接受的误‘读’”、“不可理喻的编造”、“不可容忍的剽窃”四大软肋。当然，也有的读者对杨奎松的批评很愤慨，认为他“尖刻”，是“学霸”。一场“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收场。不过，杨奎松倒很淡然。我注意到，在他稍后出版的《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一书中，特意收录了这篇书评，可见他对“尖刻”、“霸道”等指责并不在意。◎平常的书名，硬核的内容这本《读史求实》，是杨奎松多年来学术论文的汇集。副标题说是“读史札记”，多半有些谦虚。譬如，考察共产国际财政支援问题的《政治独立的前提》等等，一是涉及到的问题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众说纷纭的大问题，二是每篇文章大致都在两万字以上的篇幅，称为“札记”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实？◎苦心孤诣30年，厚积薄发而就所论证的问题来说，杨奎松在这个领域苦心孤诣30年，厚积薄发，视野极为开阔，一个个极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在作者开阔的视野中，一旦拎起来成为论述一个大问题的索引，而这些大问题，都是关乎中国现代史不同时期的节点。这怎么能是“札记”所可涵盖的？即以批评金一南的书评来说，杨奎松所指出该书的四大软肋，既不是“札”，也不是“记”，而是实实在在从学理上阐发的。◎为人低调，只论学术，不论人因为批评了“各方忽然齐刷刷力推起《苦难辉煌》一书来”，杨奎松也遭到一些所谓的“尖刻”、“学霸”的责难。其实，熟知杨奎松的人都知道，就为人来说，他非常低调，既不“尖刻”，更不“霸道”。前面我说过，1996年，我和杨奎松曾一起办杂志。那是已故的著名学者郑惠先生创办的。郑惠特意邀请杨奎松来当主编，可是他却认为自己学识不够，又推荐了另一个“杨”——杨天石——来当主编，自己则屈居副主编。这样的人，怎么能和“霸道”连在一起？不过，就学术研究来说，杨奎松倒是少有的较真，他身上多少带有一点二三十年代学者那种书斋求学的特点。早在1980年代后期，杨奎松就与将历史作为报告文学来写的作家黎汝清，有过一场“笔墨官司”，就皖南事变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尖锐的批评了已经成名的黎汝清。1990年代后期我和他一起办杂志时，他针对叶永烈等人纪实文学书写历史的方式，也多有微词，力主在杂志上发起“纪实文学与历史”的讨论。这场讨论中，杨奎松不但组织座谈会，组织稿子，还亲自写文章阐发观点。杨奎松◎学理上的较真，是为了守住历史的真实与有人爱与名人打“笔墨官司”不同的是，杨奎松纯粹是学理上的较真。他在书中阐述为何批评金一南时说：“如果没有人出头对这本书提出尖锐的批评，以这本书被热炒和受推崇的情况，一定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类似不顾历史真实的所谓历史作品跟风而起。这注定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使真正的史学研究成果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甚至干脆成为一些主观先行、生吞活剥的文学作品的垫脚石。”从这个出发点来说，相信读者会有这样的期待：杨奎松有更多的“笔墨官司”缠身才好。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除了需要知识和见识，往往更需要胆识。这通常与天生的性格及人生的经历有关。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提要：科斯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的立场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无疑是吻合的。但成为这些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所面临之问题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干预，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强制。本文摘编自《共同的底线》，作者秦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凯恩斯印钱，斯大林抢钱张盛二先生的观点涉及的另一重要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作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价值是应当认同的，但具体问题的解决则有中西之别。然而两位先生却相反，上文已经指出他们的许多观点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即所谓底线），但在问题意识上却搞拿来主义，造成许多混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扭转了“凯恩斯革命”所倡导的国家干预倾向，为西方经济走出凯恩斯政策带来的滞胀局面与“福利国家”制度危机作出了贡献。西方出现“里根一撒切尔经济繁荣”，这种新自由主义理论是有功的。而由科斯等人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及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这新一代自由经济学的主要创见之一。尽管科斯的两部主要著述《企业的性质》（1937年）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都发表于数十年前，新制度学派在美国大兴却是80年代的事，比货币主义经济学等其他流派更为晚近，因而在追新逐潮的我国经济学界影响有后来居上之势。科斯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的立场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无疑是吻合的。但成为这些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所面临之问题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干预，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强制。与后者使用政治强权剥夺公民财产，而且归人国库的财产便进入“黑箱”，其管理者既不由公众授权又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不同，前两种“干预”都是在尊重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凯恩斯式的干预，主要是政府以无形税（增发通货）方式扩大开支，增加信贷，刺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过剩问题。而福利国家政策则主要是政府以有形税（累进所得税）方式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二次调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惠及大众。在西方的条件下，无论无形税还是有形税，公众作为纳税人的权利是受保障的，由他们的纳税所维持的政府要征得他们的认可，要对他们负责，由此形成的资源流向受到民主制下的公民监督即纳税人监督。对这一切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异议。新自由主义者既没有指责政府强制了或剥夺了公民，也不认为国家干预与权贵利益有什么关系。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如缅甸的昂山素季）把国家干预抨击为腐败之源、权贵利薮是不同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干预的指责，主要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而从不涉及公正问题。由于同样原因，新自由主义者在建议对这种国家干预进行纠正时也只涉及效率考虑而无须为公正而操心，对他们来说，放弃“国家干预”并不涉及进入市场经济时的起点问题，而只是对原本已存在的市场经济作规则上的调整。他们也在西方国家倡导国营企业“私有化”，但与东欧不同，这种私有化并不涉及产权的初始配置及其合法性问题，也没有“历史欠账”、“还资于民”抑或“从奴役到自由”这类价值考虑——与哈耶克不同，包括科斯在内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尽管不认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干预政策，但从不认为新政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是说新政影响了经济效率而已。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物。效率是科斯一切学问的出发点，而所谓效率，无非是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成本的最小化。古典经济学讲的成本原只是静态的要素成本（资本成本、劳务成本等），后来又发展为动态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而科斯不仅突破了古典成本理论（也是效率理论）的教条，强调了制度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尤其是困扰自由主义者的两个问题：其一，为何从理论上讲市场机制能最优化地配置资源，但现实中却常常可以见到市场无效率或“市场失灵”现象？“社会主义”者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之弊，它不能优化配置资源。而科斯则认定，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当然是最高的，但“交易效率”则不尽然。市场的交易活动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太高便导致市场失灵。其二，那么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限制（以至消灭）市场，实行国家干预。科斯的回答则是完善市场，减少交易成本，而在他看来，明晰产权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办法。因此，市场经济一定要彻底实行私有化。科斯的这套理论不仅自洽地解释了自由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它提出的以减少交易费用为中心的思路还有可能导致西方企业制度的重大变革。例如科斯认为企业内部的集权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关键，而且这甚至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这一想法对流行的企业制度理论，尤其是所有者经营者两权分离、经理、董事会与股东大会互相制约的传统股份制理论无疑会有极大冲击。如果按科斯的思路，则两权合一、经营者控股才是好办法。这是否会导致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历史性变革？许多人都在拭目以待。显然，无论科斯的思路能否实现，他提出的问题在西方条件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极大意义。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七部作品（包括刚刚出版的《秦汉史讲义》），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

每个国家的历史与记忆，都会有一段不愿提及、但又不得不提、且不能遗忘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可能记录了他们最黑暗、最禁锢的岁月，可能封藏了他们最疯狂、最激进的意识，也可能保存着他们最痛苦、最悲伤的记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时代都不应被遗忘，它应该明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永远对灾难铭记与警惕。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时代。这一“特殊的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却由于种种历史的遮蔽，逐渐被模糊、被遗忘。人们对这一时代均有所耳闻，但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入它的内部，探究它的细节。所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亲身经历了那一时代，并用自己真实的经历与感受，将那个时代在记忆中勾起，描摹出一个个悲剧的个体或群体，汇成一部部悲怆、又具有一手史料价值的好书。-1-《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特殊时代的个体——一曲女性命运的悲歌落花生，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笔名。落花生的女儿出生于1933年，她幼年丧父，抗战中随母亲四处漂泊，好不容易迎来安定的生活，却在1958年的一场全国运动中被捕入狱。刚刚结婚三年的丈夫与她断绝关系，她的孩子也不幸流产。历经11年的狱中与劳改生活后，心灰意冷的她来到陕西农村，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离异带娃、大自己十岁的当地农民。《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就是她晚年所写的一部真实回忆录。作者许燕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再度揭开命运的伤疤，完成了这部回忆录。本书出版后不久，许燕吉便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那一天，整好是她81岁生日。-2-《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特殊时代的个体——一位“革命者”的信仰崩塌这本书的全名是《一个戴灰帽子的人：1960-1965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林彪坠机残骸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刷碗。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动荡年代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以上选自《七十年代》，内容有些敏感……如果要问今天的人们最怀念哪个年代，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说是九十年代，它是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忧伤的句号，是备受期待的千禧年开场的序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举国欢腾；下岗潮席卷，大厦崩塌，逼迫人们“眼泪和血吞”，从头再来。也会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较之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八十年代那由“诗歌、理想、鲜花、鄙夷权威、壮烈的生与死”构成的潇洒姿态，更令人魂牵梦绕。但无论如何，七十年代总是被忽略的那个，它夹在多个值得宏大叙事的年代之间，既没完全走出革命，也没将“理想”贯彻到底。身处历史的夹层中，七十年代不声不响，鲜有光亮降临。但其实，无论是物质的九十年代，还是诗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于七十年代。因为正是这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人，主导了八、九十年代浪潮的方向，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而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是一部回首七十年代的重要记忆史。诗人北岛，本身就是七十年代的代表，1978年，他与诗人芒克一起创办了《今天》诗刊，成为八十年代浓厚文学风气的先声。在回望七十年代的这部《七十年代》中，北岛、李陀共收录三十位成长于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青春的挽歌。在回忆中能看到：以“出道作”《棋王》技惊文坛的阿城偷听“敌台”；随文工团辗转乡村尚未成名的王安忆；“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怒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太阳总队”的张郎郎；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通过这些或依然声名赫赫、或激流隐退的知识分子的视角，读者能看到的，不是常见于回忆革命年代书籍当中的对苦难的沉湎，以及将对苦难的忍耐视为战胜了苦难本身的半诉苦、半炫耀的回忆录，而是不屈从于逆境、不俯首于苦难的坚持。可以说，这本书通过知识青年描绘各自野草般茁壮生长的故事，折射出属于七十年代一代人的生活群像及共同记忆。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他们和自己作战，和不可能作战，最终成为七十年代的风景。”如今，我们站在2023年的“今天”罗列往昔，也许会因社会自九十年代后一路朝着拜金狂飙的现实而叹息，也许会为自由、理想、浪漫、反抗交替的八十年代而扼腕，但我们应该铭记，七十年代散落各处的星星之火，最终蔓延成了足以燎原的希望之光。回望七十年代，就是在寻找今日中国最初的光芒。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可以一个通宵读完的书，也是可以一天一篇慢慢品味的书；既是一个时代的悲重，又是一代人的成长与青春；它足够精彩，真挚的故事会吸引人读下去。正如有读者评价的那样，“回读70年代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像童话一样”，而又“看得心里泛上酸楚”，又如北岛在书中所说：“青春真美。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本书自出版以来，数年来再版困难，二手市场溢价严重。现有幸绝版复活，并取得独家授权，仅有少量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与黑暗擦肩而过文：秦晖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些个门槛迈不过去，或者迈错了，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我出生十几天，母亲抱着我到处求医，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维持不了，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又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那里当时也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小小年纪便做了眼科手术。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病例，病例记载就如同一篇学术论文，有分析、有建议、有参考文献以及援引的案例。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个手术即便放在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也许我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一待就是九年，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因为我的视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就觉得凭这一项就应该把我刷下去，从事文字工作怎能离得了眼睛，没有人确定我这种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这么宝贵的名额不能白瞎了。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是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殿堂，这是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之坎。考研之前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1969年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一直到1978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广西教育厅工作，家中的藏书也很多，父母亲工作中的各种教科书我都拿来当课外书阅读。南宁新华书店里我是常客，可以几个小时站着看书，没带钱都可以先把书拿回去。另外在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插队的时候，陆续有人被招工招干离开，我从当年插队时最小知青之一变成了最老的。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就劝我办病退算了。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家在城里，也许真就办病退了，那样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又如果我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不是为了当什么知青标兵，个人在那个年月是没有选择的。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老秦”是个好人。我干活卖力，生活上唯恐不“农民化”，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0.2的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四肢不太协调。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后来也很照顾我，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功。其实我虽然待的时间那么长，也能够讲壮语，但是与老乡们还是有些隔膜，并不是我有什么身份感或者清高之类的，可能是我们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太中规中矩。那时知青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人，私下里对村民极为不屑，一口一个“波佬”、“寡佬”，——两广俗语中的乡巴佬、蠢货之意，很是嫌弃，但他们与村民却可以称兄道弟，厮混得烂熟。老乡们田间地头免不了开开“下流玩笑”解解乏，我就不会融入其中插科打诨。老乡们平时闲聊免不了张家长李家短，我则往往兴味索然接不住话。好像我是在“表面”没有进入“本质”。我想老乡倒不认为我假，但是会感觉我不亲，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好人。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为我愤愤不平，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在生产队里，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曾经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我对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当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七部作品（包括刚刚出版的《秦汉史讲义》），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

本书堪称“断货王”，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杨奎松老师有一套书堪称“断货王”，它就是《革命》四部曲。不管你听没听过这套书，都可以简单了解一下，看看它有多牛。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共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共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杨奎松《革命四书》内页展示看清事实真相，纠正错误史观，正视中国走到今天的路径所在，我们需要一部三观正、有分量、敢于讲真话的作品，重新挖掘被掩埋的真相。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马勇：“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黄章晋老师的评价更加直接：“杨奎松老师的书值得疯狂推荐。”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也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礼品书。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杨奎松《革命四书》（精装典藏版）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阅读与珍藏皆宜。先知书店特别推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购买收藏（含签名版）：▍延伸阅读杨奎松：因为对羊态度不好，我曾经被朱镕基吼过高华和杨奎松，殊途同归，非常震撼！沈志华、杨奎松等史学家，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杨奎松：学界为何没有令人信服的抗战史著作杨奎松：跳出“成王败寇”，今天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杨奎松：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杨奎松：重新书写被扭曲的中国现代史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8年前，后来断货至今，二手书长期溢价。本书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社会学文库”的重磅之作，编委会阵容非常强大，每一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丛书主编郑杭生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名誉会长，他说，这套书的重点在于：要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遗憾的是，本书出版当年郑先生就因病去世。其他编委会成员，如李培林、孙Li平、郭yu华等人，他们的专业度和影响力，更是无需赘述......本书主要执笔人李路路，是社会学博士，也是含金量最高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深耕中国社会学40年，特别擅长社会结构分析。如果说8年前，本书的价值主要还体现在学术界，那么，在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人口生育问题、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剧变的今天，本书无疑是透视当代社会真问题的案头书。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年后，为何一边流行“躺平文化”，一边却对“资本家”摩拳擦掌？过去三十年，通过教育、城市化、创业等途径，实现财富和阶层跃迁的历史，为何被按下了“暂停键”？……看懂以上社会问题的本质，都绕不开“阶层结构”。然而，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很多还停留在诸如《包身工》这类文学作品中；对阶层结构的分析，还停留在以仇恨，甚至斗争为主旋律的阶级理论。显然，这些东西早已不适合分析今天的阶层问题，也没有触及阶层结构的核心。这本《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了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新李嘉图主义等范式，提出了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新视角——权力/**阶层框架。本书认为，阶级不是简单的等级秩序，而是一种关系型的存在，把一个社会简单地分为若干阶层没有多少意义；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根植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之中......由此出发，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从宏观和微观两大视角，一步步深入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更深层次，看清中间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转型期的分配不公与冲突、国际视角下的公平观念等重大议题。书中以大规模社会调查所提供的真实数据为基础，一步步得出可靠的结论，方法严谨，逻辑清晰，理论扎实、内容丰富，非常有助于认知社会的复杂、残酷以及中国的独特性，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极具参考价值。读完这本书，可以极大提升透视中国阶层结构的能力；掌握书中的理论工具，犹如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大多复杂社会现象将会变得一目了然，可谓一通百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愈晓：该书不仅“全景式”地介绍了分层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重要理论和前沿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当前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有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骏：《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以其理论创造性、分析系统性、结论新颖性和领域交叉性，成为观察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及其研究进展的透镜，进而为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新常态之下的社会结构变迁奠定了基础。无论您是专业学者、社会精英，还是大众读者，都可将本书作为理解中国阶层结构的案头书。经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绝版多年后复活，且内容无任何删减，先知书店独家发售。现货数量有限，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中国社会史的10个洞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六个特征豆瓣9.4，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神作（无删版）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看透传统社会最难触碰的秘密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四大迷思

尼尔•波斯曼（Neil

本文摘自张宏杰《历史的局外人》原标题：秦晖老师的正面与侧面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为此，诚挚推荐《中国的内战》，关于中国内战的最权威著作，绝版十余年，重版再译。作者视野相当开阔，尤其是对1940年代后半期国共两党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较量，做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给人印象深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即将售罄）：▍延伸阅读“这本书真没有想到能在大陆买到”中共以弱胜强背后，有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罕见佳作，不只是尺度大！

最近孜孜于王学泰的《监狱琐记》，常忘食而废寝。这是作者作为“现行反

本文摘编自《自信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编者按：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建成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为什么没走上这条康庄大道呢？美国文明史研究专家钱满素教授在其著作《自由的基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美国文明观察四部曲”之一）中做了精彩总结，摘编至此，供参考。为什么美国始终拒绝社会主义？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建成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自从社会主义思想诞生起，就一直在美国受到抵制，从爱默生和林肯开始，再经过两个罗斯福总统的改革，直到肯尼迪和约翰逊，社会主义从未真正进入美国思想的主流。美国的无产阶级也主要选择劳联这样的福利工会，只想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却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老左派屡屡受挫，而且他们越是激进，就越是受到工会的排斥。甚至在大萧条这样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老左派也未能形成气候，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除了国际上的因素外，主要也许还是由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特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提到的西方国家中存在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偏见，宪政偏见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偏见”等，在美国可以说尤为根深蒂固。美国拒绝社会主义的原因很多，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阶级的流动性。社会主义理论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所以阶级分化越厉害、越固定的社会肯定越容易接受它。美国社会在工业化之后虽然贫富悬殊，但阶级分化仍然不是固定僵化的，也就是说，与别的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还是相对开放的，有人称之为“阶级开放社会”。美国人强调机会平等，依然存在着社会升迁的可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往往是新到的移民，但他们在母国的境况也许并不更好。移民即便不是个个都做着美国梦而来，但对自己在新国家里的前途多少抱有一些希望和信心，所以大部分美国穷人还是更愿意利用美国社会现有的条件去争取具体的利益，走个人奋斗的道路改善处境，而不是急着去推翻它。第二，种族、族裔的认同对阶级阵线的干扰。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从同一个母国迁徙而来的移民之间必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文化和利益上的认同往往超过了阶级认同，因此美国人除了阶级区分，还有几乎同样强烈的种族和族裔区分。美国工会中长期存在种族界线，有的工会只有白人才能参加，1882年的排华法案没有工会的支持也是不可能通过的。1902年，黑人工会会员只占3%，大多限于黑人地方组织。第三，中产阶级占多数。一个两头大中间小、贫富截然分化的社会是革命的有利条件，当一支人数众多、铤而走险的赤贫队伍形成时，革命就只需一根导火索了。然而美国社会始终是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占了国民的大部分，他们虽然也有很多不满，但还没沦落到只剩下一根锁链的地步，所以并不欢迎革命。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如果得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这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第四，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美国面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美国的工运坚持财产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连美国的左派也是先读了杰斐逊，才读马克思的。他们即便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乃至反对私有财产，但也很少不接受自由、自主、平等、宽容、法治等自由主义思想，这使他们对武装革命暴力夺权的道路有所保留，更无法放弃自我，听命于他人，特别是接受国外的遥控。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美共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列宁式政党，美共党员发生分歧时就无所顾忌地自行其是，不受党纪约束，这就违反了列宁指出的成功之路：“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第五，美国的独立宣言承认革命的权利，美国宪法保障表达和结社自由。一般而言，在越有压抑的社会，离经叛道的言行就越是具有神秘性和吸引力。在美国，除了某些特殊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可以自由传播，合法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随便建立，而且能够一而再地参加总统竞选，直至1980年代，美共仍在组织本党参加总统竞选。正因为太容易组织了，一旦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左派就不欢而散，散了再建，建了再散，宗派林立，力量分散，始终形不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连个像样的欧洲式工党都不存在，根本不可能与现存政府对抗。同时，也正因为可以公开而充分地辩论，美国听众有足够的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比较和选择。当一种思想必须投入思想市场去竞争时，便很难形成垄断地位。第六，美国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纠正空间。美国人可以通过选举、立法等合法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改革，甚至实现像新政这样较大幅度的改革，不是非得通过暴力革命来改朝换代。人民作为选民拥有一定的参与权，因此和政府有一定的认同度。劳工对罗斯福的支持是真心的，他们对彻底推翻现存政府的号召不感兴趣。第七，美国的自治原则允许进行小范围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试验，如傅立叶式法郎吉，它们的成败往往具有启示意义，在小范围内试验失败的理论很难对大众再有说服力，从而避免了在大范围里再失败的危险。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也使他们重实践轻理论，对理论的评判更注重其可行性和实际效果。第八，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再加上成功的经济，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分享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上升阶段。从二战后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周薪上涨了三倍多，外加各种福利保障。因此每当经济好转，局势相对稳定，工运很快转入低潮。老左派在美国总是像局外人，备感挫折，很难产生影响。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老左派却始终未能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没有无产阶级的普遍支持，是不大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无论赞颂美国还是斥责美国，首先应当客观了解美国。很多国家一直都追随美国的脚步，试图通过学习美国、模仿美国的制度，造就下一个“美国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注重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后发国家学习美国，只看到了美国的技术成就和制度优势，却忽略了深厚的观念奠基和传统土壤。只看到了美国近两百年的腾飞，没看到其背后刻入骨髓的西方千年文明沉淀和信仰根基。美国是现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关心美国也是对我们自身文明进程的关心。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钱满素主编“美国文明丛书”（9册）。有些好问题是永恒的，人类将会永远回答下去。一部真正优秀的历史著作，不在于它记载了什么，而在于它带着怎样的问题意识在观察和记载。钱满素主编的这套书正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以问题意识系统而全面地解析美国文明的源与流，让读者从多个层面深度读懂美国，不只看到美国的历史，更看到那种适合于全人类的伟大精神，可以说每一本都很经典。刘瑜：钱满素老师不但对美国历史如数家珍，而且对美国精神理解的入木三分。她说理清明，文笔生动，刻画了自由如何在秩序与抗争、精英主义与平等、法治与民主惊险的平衡中诞生。雷颐：无论赞颂美国还是斥责美国，首先应当客观了解美国。本书对美国历史的介绍与分析客观、冷静、理性，深刻厚重却又娓娓道来，确是厚积薄发之作。一切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信仰、道德问题；“道德政治”是可实现的，但只能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读完这套书，可以全面了解了美国历史、美国的自由理念、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文献、还有哈佛大学历史等重要且精彩的内容，深度理解美国的过去和现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钱满素：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居然从来没有过一个君主钱满素：《独立宣言》的另一半钱满素：为什么亟需从“文明”的角度，重新认识美国林达：美国的“政治正确”林达：美国的“自由”与“不自由”丛日云：我们为什么会误判美国和特朗普？美国的四大巨变——自身的问题，世界的难题真实的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性与权力的深刻透视，研究美国的必读之作对美国的四个错误认知从蚂蚁到大象：美国文明崛起的五大基因

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英国推出了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至今已经311年了。英国在世界现代文明进程当中，所做出的十项重要的制度贡献，深远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一、法治1215年，英国颁布了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就是法治的起源；二、济贫法1601年，英国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开始以立法的形式为贫民实施救济，开启了政府为贫民兜底，并且立法的先河，这就是现代福利制度的起源；三至五：自由民主平等……六、分权1690年，洛克的政府论提出了分权理论，后来被孟德斯鸠发扬，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基础；七、廉政1693年，英国实施了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距今已经311年了，为政府的信誉效能提供了保障；八、市场经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奠基石；九、工业革命1765年，乾隆54岁时，英国发起了工业革命，珍妮纺纱机和瓦特改良蒸汽机诞生，自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如果没有英国的这一贡献，人类到现在可能连饭都吃不饱；十、政党制1832年的选举改革，标志着英国政党制度的成熟，两党制的建立，促进了权力的制衡和政治的活力。这10项制度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路径，正是他们赋予了英国制度长久的生命力。如果没有英国的这些贡献，接下来的千百年的世界史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今天皇帝杀了个大臣，明天大臣杀了个皇帝这样无聊的游戏。英国创造出这么多先进的，优秀文明的政治制度，对人类功莫大焉，想要了解现代世界，那就必须要了解现代文明的源头英国。读懂“英国与现代文明”，不仅一个现代人的文明必修课，也是一个人反思自身、清醒决策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关乎文明人福祉的基本观念，仍然被掩盖、被压制。为此诚挚推荐“读懂英国与现代文明七书”：《英国通史》、《重说工业革命的经济史》、《普通法简史》、《权力之笼》、《发明自由》、《现代世界的诞生》、《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七本书读懂英国及现代世界的兴起，也是让我们理解文明转型的绝佳套装。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杨小凯：英国对人类文明的三大贡献为什么最早进入现代的是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朱学勤：历史就是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较劲英国对现代文明的四大贡献“新加坡成功归功于英国”，李光耀为何会说出这种话？杨小凯：英国人何以走出“革命与暴君”的历史魔咒徐贲：为何英国君主制能和平转身，而法国却爆发了暴力革命

将军，在法国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位将军在赞同革命的同时又主张保卫国王和王室，因此从他眼中得到的革命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据苏珊·邓恩描述，拉法耶特将军在革命结束后的1800

秦晖，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根据秦晖老师2017年的视频课程《21世纪全球化危机》中的观众问答内容整理而成。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观众问：秦老师，您在课程上提到您本人是不喜欢特朗普的，您为什么会不喜欢特朗普，具体在哪些方面？秦晖：我的确是不喜欢特朗普，但是我并不只是从个人视角来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的。我觉得特朗普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在当前全球化危机下，西方普遍找不着北的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之下，西方出现了很多在以前的常规政治中很难出现的现象，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特朗普现象也是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的本质，与其说是一个坏人，一个叫特朗普的坏人，做了一大堆坏事，不如说美国人或者说西方，在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情况下，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应对方式。对于这个情况，特朗普有很多做法，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至少我觉得是很臭的招数。比如说，他一上台就退出TPP(小编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Trans-Pacific

本文记录整理自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丛日云先生在钱满素教授《文明给谁看》一书发布会上的发言。-01-中国知识界何以误判美国、误判特朗普？研究美国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其基本要素都是西方创造的，但在西方世界，美国的贡献大约占一半以上的份量。现代一些关键的、重要的发明创造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不单是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的各方面，观念、理论、制度、规则等，美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它是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引路者。近百年来，美国也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对世界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遇到的两次文明危机中，美国对于拯救现代文明、决定人类走向，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今天的美国文明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落的迹象，但这个衰落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可见的未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头号强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强的世界帝国。说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是极富勇气的学者才能说出来的话。这样，就需要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和深入认识美国。不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以特朗普当选总统为开端，中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让那些根据教科书和主流媒体认识和判断美国的人彻底地懵圈了。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当选，许多专家为特朗普上台而欢欣鼓舞，认为让这个二货当总统，是美国人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中国领导世界的机会提前到来了。没想到，特朗普对“中国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十年来，我们一边参与全球化进程，一边在控诉和抱怨全球化，强调战后的国际组织、国际关系规则包括贸易规则，甚至全球化进程本身，都是美国主导的，美国从中牟取了巨大利益，而我们是受害者。于是，我们的诉求是要修改甚至推翻这套规则，在我们的参与下制定新的规则。没想到特朗普却出来说，是他们吃了大亏，现在是他们在不断地退群，不断地挑战或废除他们当初制定的规则，而我们的政府却成了这套规则的维护者。当特朗普政府反思对华政策，调整对华战略，正式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时，许多中国人感到凌乱了，因为按他们的常识，美国不是一直都在遏制中国，甚至亡我之心不死吗，谈何调整？中美贸易战，按常规，中方的反应是抵制美货，但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还有些东西，没等我们说不买，他却先拿不卖来作为对我们的惩罚。这一系列凌乱的背后，是对特朗普现象的认识存在巨大偏差甚至倒错，而这些偏差和倒错基于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误判，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西方知识界和媒体误导的结果。西方知识界和媒体普遍敌视特朗普，给他安了很多的头衔。比如说他是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分子、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等。这是激进左派和进步主义者依他们的标准做出的判断，也有政治斗争中妖魔化对手的因素。国内一些人就被他们忽悠了。种族主义是个吓人的大帽子，保护国家边界和国内安全、拒绝非法和可疑的移民，这是履行一项很平常的政府职能，有选择地接受移民，是各国通例，怎么就成了种族主义的罪证？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吗？我以为，他是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保守主义，他的对手激进左派或进步主义者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特朗普怎么可能是孤立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他怎么可能反全球化？大多数学者没看明白，开放是深入骨髓的美国精神，特朗普并不是什么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他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的秩序和规则。依美国的竞争力，他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呢？现在越来越清楚，特朗普是要一种新的全球化。他增加关税，你就以为他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这不过是个手段，他要通过这个手段摧毁对手的贸易壁垒。他声称他追求的只是“Free

本文选自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之《历史深处的忧虑》卢兄：你好！我尚在犹豫如何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你的回信已经来了，说是很有兴趣看我写下去，我试试看吧。美国的自由不身临其境是很难想象的。我一旦动手写，就发现，要写美国的“自由”，好象必须从它的“不自由”写起。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都认为，美国既然是以“自由”而出名的地方，那就是行为可以非常放任，没有什么约束。我差不多也是带着这样的概念踏进这个国家的。但是，才住了没几天，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的一个好朋友被拘留了。前一天正好是周末，那个年轻人和他的朋友在自己家的河里划船，钓鱼。但是，他们越出了自己的地界，由水路进入了公园的范围。结果被警察发现，宣告他们违反了当地的两条法规，我只记得其中一条是没有事先取得在公园钓鱼的许可证。总之，两条“罪名”在我当时看起来都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在美国，按当地法律完全符合拘留条件，(当然，拘留是有时限的)，这样的违法行为不是很严重，可以交保候审，但是，规定的保释金不低，所以，那小伙子最终还是选择坐在拘留所里候审。初到美国，这件事确实使我感到很意外。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么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么人向警察求情或是陪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贿络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的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涌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制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除了联邦法律之外，各个州，市，县，镇，都有它们各自的法律。从一个新移民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相当严格的。我是从一个以“酒文化”自豪的国家出来的，一开始感到反差特别大的，就是有关“酒”的法律。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州法律，都不允许卖酒给21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纽约市都是如此。由于执法很严，所以，即使是中年人去买酒，都会被要求出示驾驶执照，因为那上面有出生日期，可以确定年龄。如果让警察看到一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从你手上买到了一罐啤酒，你肯定得去法庭。我们的一个朋友在餐馆打工时，就是因为一时疏忽，没有查看驾驶执照，就卖了一瓶啤酒给一个看上去很“老相”的年轻人，被传到法庭，判罚了500美元的罚款。最近，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已经立法规定18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能买烟。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美国就没有21岁以下的年轻人喝酒。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是最有逆反心理，也是最想做一点“违禁”的事情的，这种情况全世界都一样。但是在美国，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不能毫无顾虑，万一给警察抓住，也只好认罚。每年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警察总能抓住一批这样的年轻人。今年夏天，我们就在电视里看到一些这样的年轻人，交了不低的罚款之后，十分沮丧地步出法庭。另外，商店在周一到周六，晚上十一点以后不准卖酒，星期天商店整天不准卖酒。这里也是每周休息两天。人的活动显得相当有规律，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是放松玩的时候，到了星期天晚上交通流量急剧减少。也许，当初立这条法，也是让大家在这一天收收心，好好休息，准备迎接下一周的工作吧。我住的这个州，直到去年刚刚修改这条法律，允许有卖酒许可证的饭店在星期天卖酒，其它零售店依然不行。同时，法律规定，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喝酒，因此，你不会看到美国人在工作的地方午餐时喝啤酒，因为午餐时间也在工作时间之内。很多州的法律也不允许在公共场所喝酒，因此，在公园里野餐，你只能带些不含酒精的饮料。甚至在大街上你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都是违法的，不管里面是空的，满的，还是装了半瓶酒的。同样，在汽车上，在驾驶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有一个打开过的酒瓶，也是同样违法的，哪怕这只是一只空酒瓶。由于执法很严，一般人都很小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美国朋友要搬到其他的州去，大家在一起聚会送他。有一个女孩子送了他一瓶好酒，他当场打开让大家尝尝。分手已经近半夜了，他拿着那剩下的半瓶酒上了车，但是马上就跳了下来，把那半瓶酒放进车后的行李箱，对我们笑笑说，“我可不想惹麻烦。”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一个对酒管制最严的国家。也许，这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最初的一批移民，是受到英国宗教迫害逃出来的清教徒，他们比天主教徒更重视对于“十诫”和其他宗教诫律的实行，更重视“修身养性”。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完全禁酒的时期。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禁酒已经不可能做到，绝对禁酒的法律反而给酿私酒和走私酒的人造成暴富的机会。因此，才逐步有所放开。但是相比之下，依然是管制严格的。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公路和汽车的发展，人们移动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美国法律对于酒的严格管理，确实有效地减少了由于酗酒而产生的车祸。当然并不是仅仅与酒有关的，才有那么多“法”。美国法律的触角几乎伸到每一个角落。去年我们去凤凰城，住在一个老朋友那里，他们也是来自中国。到了这里，就遇到在中国从来也没有过的新问题。问题来自他们读小学的女儿，在中国时，她和所有的双职工子女一样，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放学了自己回家做作业。在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由于孩子不懂事而导致的危险。离开学校以后，家长自己不能照顾的话，必须托给别人照顾。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各类托儿所，念中学的女孩子利用假期替别人照看孩子，也是她们“打工”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朋友当时经济上尚不宽裕，更由于习惯了中国的做法，觉得付这笔托儿费“够冤的”。于是，决定冒险“违法”。天天孩子放学，走到家门口就会非常小心地四处张望，然后一溜而入。接着，这孩子遵照父母的关照，不开门，不接电话，唯恐被人发现孩子是一个人在家。因为如果被人发现了，美国人完全有可能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好心去报警。这么一来，孩子将会被带到专门的福利机构，暂时被政府收养。不通过吃力的司法程序，你很难把孩子要回来。孩子12岁之前，他们会一直都为此感到担心。今年就发生过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的婴儿被政府收走的情况。婴儿的母亲出差，父亲临晨被孩子吵醒，在换尿布冲洗孩子时，两次失手使孩子从手中落入浴缸。此后，孩子一直啼哭。这位父亲到下午三点，看到孩子依然哭闹，怕他有伤就带他去了医院。医院发现孩子有骨折等问题，了解整个过程之后，马上就去报警了。孩子治疗之后就由政府暂时收养，理由是他受到了虐待。孩子的父母除了失去孩子，还可能面临“虐待罪”的起诉。他们不仅赢得周围同胞的同情，连美国的中文报纸上都报导了华人对此感到的愤愤不平。说是他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儿子，怎么可能“虐待”。中国人的“虐待”概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美国，这只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不考虑动机，只察看行为和后果的。它自有它的“法律逻辑”：一个婴儿被摔了两次，却长达近十小时不能得到检查和医治，美国法律认为，这种情况只能够叫做“被虐待”。在这件事情上，还可以看到一般华裔的观点和美国法律的差异。华裔同情的焦点几乎全部在这一对“不幸的父母”身上，觉得他们孩子已经被带走了，居然还要面临一场官司，确实不幸之极。但是，美国的法律在这一类的问题上，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在孩子一边。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还不能保护自己，法律当然要站在孩子这一边。有许许多多我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里都是“违法”的。比如，孩子哭闹，家长上去给一巴掌的话，是违法的；在公共场所发生争执拉拉扯扯的话，也是违法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周围看到的人很可能马上就去报警。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来了那么些年，居然一次也没有在公共场所看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当老板的是不是就非常自由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找工作去面试，雇主问你的年龄，是违法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残疾，是违法的；问你的婚姻状况，是违法的；问你的出生地和移民情况，是违法的；问你有没有孩子，是违法的；问你是否被逮捕过，是违法的……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进一个工作单位所填的正常表格，上面总是有年龄，籍贯，性别，民族，本人成份，家庭成份，何时入团，何时入党，何年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等等条款，如果，在美国一个雇主给你递上这么一张表格，你拿着就可以对他说“咱们法庭上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首先是源于1964年的民权法。六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都在那里骚动不安的年代。对于美国，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美国，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结果不仅仅是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它还使得自由派思潮广为流行。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大致是雇主说了算的。但是，此后，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观念浮到了表层上，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等，他们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权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964年的民权法中有关雇主的规定，涵盖了所有25名以上雇员的企业，该法禁止因雇员的种族，宗教，肤色，性别，以及他的移民背景(母国)，而在雇用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歧视。因此，如果雇主问了这些问题的话，他拒绝雇你的真正原因就有可能是“移民歧视”，“种族歧视”，担心妇女有孩子要影响工作……等等，而以这些原因剥夺一个人工作的权利，都是违法的。所以，干脆法律规定，这些问题都不准问。1967年的“雇员年龄歧视法”，又规定了不得对年龄40岁以上的公民在雇用上歧视，从此，雇主就连年龄也不能打听了。到了1972年，美国又制定了著名的“平权法案”，更规定了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超过15名雇员的私人企业，都必须在招工，技术培训，升迁等机会上，给弱势群体一定的比例。否则，是违法的。顺便提一下，平权法案还扩展到大学招生。例如，美国的大学招生，是没有体检这一关的，有残疾的年轻人在平权法案的保护下，比一般的年轻人更容易入学。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考大学时，就有一个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考得非常好，却因为一只手有一点残疾而落选，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却无法忘却发录取通知那天他的目光。这真是很不公平，华罗庚还脚有残疾呢，凭什么他就不能上学。执行这个法案也产生许多问题，这我想以后再向你介绍。1990年，美国又通过了能力缺陷法，不仅涵盖了有身体和智力缺陷的人，还涵盖了有传染病的人。雇主不仅被要求不准歧视，必须提供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还被要求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设备。例如助听器，助读器，等等。比如说，一名雇员被查出有爱滋病病毒，只要他的病尚不影响工作，雇主不得解雇他，还必须为他提供必要的防止传染的条件。否则，是违法的。1991年，美国再一次制定新的民权法案。把雇主和雇员在发生民权官司时，提供证据的负担重新放到雇主一边。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雇员告雇主性别歧视，那么，法庭当然需要证据。证据是有两方面的，一是雇员拿出受到歧视的证据，二是雇主拿出没有歧视雇员的证据。如果，法律规定证据的负担是在雇员一方，那么，雇员如果拿不出受到歧视的充足证据，就判雇主无罪。但是，如果法律规定证据的负担是在雇主一方，那么，雇员不必提供充分证据，而是雇主必须拿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歧视雇员，只要雇主拿不出这样的证据，那么，法庭就可以认定你是有歧视行为的。当然，证据的负担在哪一方面，就对哪一方面要求更高，更不利一些。80年代，最高法院在判这一类案子的时候，比较倾向于保护雇主的利益，证据的负担也要求在雇员一边。91年的民权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纠正这一倾向。最利害的一招，是该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如果雇员由于其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等原因受到歧视的话，可以向雇主提出精神伤害的惩罚性赔款。后来，就发生过一个保险公司的全体女职员联合起来，告老板在升迁问题上性别歧视的，胜诉之后赔偿金额几乎是天文数字。前几天，又有一个体重300多磅的汽车零件公司管理人员，被解雇后告老板体重歧视的，也在胜诉后得到高金额的赔偿。由于执法很严，因此，在美国当上老板之后似乎也并不“自由”。在中国的时候，人们都对美国的“性开放”，“性自由”留有深刻印象。但是，对美国的另一面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想向你介绍美国的一些有关“性骚扰”的规定。禁止性骚扰也是民权法的内容之一。如果你进入一个美国公司工作，尤其是一些大公司，工作场所都有一些严格的行为规范。你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一种非常严重的“骚扰行动”，才会被称为“性骚扰”，实际上，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好象并不是如此。我曾经看过一个大公司的规章制度，厚厚一大本，其中就有按民权法所制定的禁止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很多规定。比如说，不允许在工作场所张贴裸体照片。美国人是非常习惯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放一些私人照片和装饰的，一般的办公室，其主人都会放各种放大的家庭照片，还有各种自己喜欢的装饰画和照片，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如果放一张裸体照，就属于“性骚扰”的范围。这条规定甚至严格到如果你在自己更衣箱内侧贴裸体照，都在被禁止范围。又比如，在工作场所说脏话也属于“性骚扰”范围，哪怕是顺口溜出来的也不行。对于开玩笑也有明确的界限，规章制度认定，不同的性别对于一个玩笑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的，对于一个“玩笑”是否属于“性骚扰”，它的确定，以听这个“玩笑”一方的感受为标准。也就是说，你在开一个玩笑的时候，不论你自己认为是多么“无所谓”，只要听这个玩笑的人认为听了不舒服，认为你是在“性骚扰”，就可以确认你是“性骚扰”。对于管理人员要求就特别严格，如果和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人员约会谈恋爱的话，公司规定其中一方必须调往另一部门工作，并且明文警告，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影响管理人员的前程。同时，制度中还有对发生了“性骚扰”的情况之后，被“骚扰”者如何向上投诉的指示，指定向一定的部门和负责人提出告诉。接受告诉者有责任代为保密，并在规定的天数内必须给出调查和处理的答复。但是，如果已经告上法庭的话，公司不再有代为保密的责任。我的一个朋友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操作，她告诉过我发生在她这个车间的事情。有一天工作特别忙，女工们纷纷在抱怨腰酸背疼，一名男性管理员就站在一名女工身后，他就为那个女工捏了捏肩膀，通常，这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事后，那名管理员被主管找去谈话，他已被控“性骚扰”。他当然为自己声辩，主管就拿出公司规定给他看，在规定上，建议所有的工作人员肢体“不接触”。因为，“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距离拉开，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美国人，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公约，地方法律的改变，往往需要经过当地的公民投票。一些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更要由立法来决定。比如说，是否可以发行彩票。我们刚到这个州的时候，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发行彩票的，之后，州长提出议案，以发行彩票集资改善教育，遭到另一部分人强烈的反对，经过大量的宣传和反宣传。老百姓两边意见都听了一年多，最后，公民投票通过，从两年前开始，这个州修改法律，这才开始发行彩票，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当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几年前，我们和一个从芝加哥来的北京朋友聊天，他谈到有些华人老板在这里颇为抠门，有时工人加班都不给加班费。这时，他那个到美国学校接受教育才两三年，只有12岁的女儿在一旁听了之后，马上本能地用英语大叫：这是非法的！我们听了反而愣住了。很快，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思路。记得那次从大峡谷回来，我兴高采烈地和一大帮美国人一起谈我的大峡谷之行。他们也兴冲冲地和我开玩笑：这么深的峡谷，不干点什么多可惜呀！你就没往下扔个可乐罐吗？我脱口而出：那是非法的！大家更高兴了，因为他们发现我也终于开始习惯用这样的字眼了。看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问了，闹了半天美国居然是这么“不自由”，那么美国的“自由”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凭什么说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呢？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它的宪法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保证了美国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因此，在美国教育下出来的老百姓，对于公民权利是非常敏感的。一方面，他们接受非常严格的“合法”与“非法”概念，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如果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试图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非跟你玩命不可。所以，我们看到，凡是有关公民权利的案例，也就是那些牵涉到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的案例，他们非常较真，经常一个小人物的案子就会引起全国性的辩论，甚至惊动最高法院。所以，看来我要谈到美国自由的话，必须介绍美国人拥有一些什么权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介绍一下美国自由的守护神--权利法案了。这些法案对于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读过这些法案，当时这些法案已经和美国的一些其它重要历史文件一起，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这只是一些写在纸上有关权利的简单条文，似乎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来到美国之后，最大的不同，就是看到了这些毫无生气的条文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的如何“活”起来。说真的，看着这些条文活起来，真是非常有趣。我想和你聊的，就是那些“活”的条文。要谈到著名的权利法案，我必须提一提这个国家的建立过程，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是非常特别的。你知道美国在建国之前有很长的殖民地历史，当时它的大部分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这里的人越来越不满于英国对于美洲殖民地的政策，首当其冲的是其税收政策和限制美洲殖民地的自治，同时，引起极大民愤的，是英国立法不允许美洲的老百姓有集会自由，并且允许当地驻军占用民房，使人民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结果冲突频起。每当发生冲突，他们面对的总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的镇压，所以他们深感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奕。想想是很有意思，最终引发的那场称之为“独立战争”的战争，实际上并不同于此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没有此类战争通常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当时的美洲大陆上，大多数居民来自英国，而且还有不少人的移民历史不长，他们不仅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还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他们偏偏是想要从英皇那里独立出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反抗殖民者的战争，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官逼民反，要求地方独立自治的国内战争。事实上，当时确有许多美洲的英皇保皇派站到了英国军队一边，使这场战争内战的色彩更为浓厚。我说这个国家的建立很特别，是因为我发现如果严格追究的话，你都无法确定这个国家到底算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现在美国人庆祝国庆是在每年的7月4日，这是美国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美国的建国就是从那一年算起的。但是，这个时候，为时8年企图脱离英国统治的“美国革命”刚刚开始一年，美国只是宣布了它决心独立这样一个目标，离开真正的独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当时的美国根本还没有象其它的国家那样，在成立的时候拥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象象样样的政府，也没有总统，没有宪法，没有很多作为一个国家似乎必须有的东西，它的建国者甚至还没有把美国的江山打下来。独立宣言是由所谓的“大陆议会”发布的。这个“议会”，只是当时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各个地区的代表，暂时凑在一起的一个“会议”而已。这个“大陆议会”算不上是政府，它的第一次会议也不是“独立宣言”发表那年。1774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表的两年之前，它已经开过一次会，决定“造反”了。只是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决定“反”的，还只是“反”英皇的不合理法令，目标并不是独立，而只是争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两年之后，他们再次开会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段和英皇驻军的战争，此时他们一致认为，不摆脱英皇的统治，他们不可能自由。这才产生了独立的念头，有了“独立宣言”。因此，严格地说，这时，美国的建国者只是宣称要“独立”，天下却还远远没有打下来。也许，在当时美国人的概念中，他们已经是“自由独立的美国”了。在他们看来，总统不是什么必要条件，中央政府也不是什么必要条件，他们有关自由独立的美国的理想，才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当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理想的这一天起，美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毕竟曾经是英皇的子民，独立实际上就是颠覆英皇派驻在美洲殖民地的合法总督政府。在哪国的历史上，造反都不新鲜，中国也有的是农民起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这种情况多的是。可是，美国的建国者好象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都不同，他们要的并不是“拉下老皇帝，我当新皇帝”。他们自认是在追求一种属于人类的理想，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因此，他们在“独立宣言”中，很有意思地否定了他们自己在打下江山之后必定要坐江山的合理性。他们似乎没有看出“打江山”和“坐江山”之间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联系，那么，什么是成立政府的“合理性”呢？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所以，“政府的正当权利，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产生的”。美国的建国者通过这个宣言明确表示，政府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才组织起来的，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有权力改变和废除它。”这一切都发生在打下江山之前，事实上，此后还经历了七年的“独立战争”。直到1783年，他们才打胜了这场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名义而举行的战争。英国终于签字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但是，独立之后的美国人民就保证能够得到自由了吗？我想这肯定不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所有试图推翻旧政权的力量，都拥有过一个对老百姓来说是绝对动听的口号。道理很简单，仗是要老百姓一起打的，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草莽力量都无法和一个现成的政府抗衡。当胜利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当得胜的将领胸中回荡着一股豪壮之气的时候，当初的动听宣言后面，往往就悄悄地爬上了一个问号。独立战争取胜的时候，对于胜利的将领们，应该是顺势把大权一下子揽过来的最佳时刻，因为此刻的人民心中正充满了对他们英雄的崇敬，尤其是对华盛顿这样一个军队统帅。但是，这个英雄和统帅，以及所有的美国独立的功臣们，居然象他们士兵们一样，仗一打完就一哄而散，统统回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被“撇下”的美国还是没有一个象象样样的政府。这事儿摊在哪个国家头上似乎都无法想象，你说这美国的建国是不是很特别？和华盛顿有过同样功绩的世界各国伟人们，不知是否能够理解华盛顿和他的伙伴们。我至少一度怀疑他们的“反常”举止，是因为他们是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的缘故，没有领袖的“气质和魄力”。因为我老是很奇怪地在美国园林史里看到华盛顿的身影。华盛顿酷爱田园生活，所有介绍美国园林史的书籍，都要提到他和他这一辈人对美国园林的影响。在独立战争中，他还念念不忘写信回家，对庄园的种植进行安排，并且从英国邮购各种植物的种子。战争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他的庄园，忙在他的土地上，致力于改良品种，终日与牛马为伍，尽情享受着归隐田园的乐趣。以至于在1783年英国承认他们独立之后，美国似乎还是没有“建国”。依然没有总统，没有统一的税收，没有一个政府应该有的许多东西，一点不象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所以，当这批最初的建国者打下江山的时候，看上去他们好象就跟他们手下的士兵一样，松下一口气，说：这下好歹摆脱那该死的中央政府，可以自由了。所以，独立后的美国非常松散，他们甚至把这个应该是国家的东西叫做“友好联盟”。各州纷纷通过他们自己的州宪法，在这些州宪法里，很多都包含了今天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即以法律的名义保护个人的自由。独立第二年，当时的“大陆国会”还通过了一个文件，以确认各州可以保持他们的“主权，自由和独立”。不管这事情看上去是多么荒唐，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国的建国者确是一批真正热爱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作为，尤其是他们在得到这个国家之后的作为，为美国成为一个自由国家奠定了基础，为美国人和千千万万个即将来到这个国家的移民的自由，奠定了基础。此后，几年的实践证明：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此薄弱的政府体系实在挑不起类似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边疆之类的重担。于是，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十一年之后，在独立战争结束4年之后，1787年，美国的各州代表才被迫重新聚集在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以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美国联邦政府。但是，这些建国者们似乎对英国政府统治下的前车之鉴尚且记忆犹新，而且深痛恶绝。对于“中央政府”这个玩意儿依然疑虑重重，他们生怕逃出虎穴又落入狼口，生怕美国人民重新丧失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也许你会说，这回该是轮到他们自己建立政府了，只要他们自己下定决心“施仁政”，不就得了，有什么可犯难的。但是，他们似乎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认为，国家机器自有它自己运转机制。只要建立起来，它就会成千上百年地运转下去。万一走上歧途，小小百姓根本很难与之匹敌。他们从与英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有体会，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么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临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到了那个时候，再想要“扭转乾坤”就太吃力了。因此，在制造这个巨兽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美国的建国者依然面对他们原来的问题：如何虎口余生--如何制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的自由又不给它一口吃掉？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思路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么，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实现了。鉴于上述思路，他们在起草美国的宪法的时候，也就是在确立一个政府框架，制造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决定同时制定一些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条款，作为整个宪法的一部分。这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在确定宪法的过程中，有两种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派的意见是这些保障人民自由的条款，必须与宪法的其它条款一起通过；另一派则希望政府能够早日进入工作状态，他们的意见认为，先通过宪法把政府建立起来，然后再讨论权利法案的条款，把它作为宪法修正案加上去。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他们都确认权利法案的重要性，分歧只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权利法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和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从此由宪法所支撑的美国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巧的结构。政府和人民时时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之中。这个运转结构也是美国稳定的原因之一：政府时时处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它就不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甚至发生大滑坡；同时，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他们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以及宣泄情绪的出口，也就不容易积怨至深从而产生爆发性的破坏力。美国的政府结构也是很有意思的，以后有时间再聊。到1789年，美国的宪法前一部分才被通过。也就是说，美国打赢独立战争的6年之后，美国人法定的建国日13年之后，美国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才刚刚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这个时候，美国大概可以说正式建立起来了。正是这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人攻下了巴士底狱。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把法国革命看做是平等自由的先驱。而在当时人们不屑一顾的蛮荒之地美洲大陆，一个民主的制度，一个自由的国家已经在非常理性的思考下悄悄建立起来了。即使我们在今天以挑剔的眼光，审视这份200年来一个字都没有被修改过的美国宪法，都会被它所表现的人类智慧和理性所折服。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是在1791年依法被大部分州通过之后，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的。以上我所谈到的历史部分，你可以轻易地从美国的中学课本中找到，宪法教育是他们中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看到过一本中学课本，一张卡通画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前辈的思考：画上的一个人拿着一份宪法草案说“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国家政府！'一个惊叹号，另一个人则激动地争辩：“你这文件上没有列出我们的权利！！！”三个惊叹号。画得十分生动。美国的自由就是这么开始的。但是，我会在后面向你介绍，美国人追求自由的过程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文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如种族偏见)，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时代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而且，这并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今天写得够长的了，下回再接着写吧。盼来信！林达在今天的世界，美国无疑是对世界的影响最大，并且与中国的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抨击美国，还是赞赏美国，绝大多数人对美国的了解，都只停留在道听途说、媒体渲染和影视作品。因此理解真实的美国，更加必要且紧迫。但由于种种原因，市面上介绍美国的著作多是国人的二手解读，或是意识形态的一面之词，且缺乏系统性。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美国文明套装（含独家）：钱满素“美国文明译丛”（独家），美国学者，从政治、信仰、经济等视角，梳理了美国从建国前到内战后的历史。钱满素“美国文明观察”（独家），从文化、教育、进程和大事件，带你洞察美国文明的核心特征。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以农业、工业的两大板块，书写了美国“从蚂蚁到大象”的崛起历史。三套书都是美国文明史领域的世界名著，帮助你立体、深度、鲜活地认识美国

▍美国文明的基因今天，我们来聊聊美国，从文明的角度，从它的内部——其本身的产生和发展——来认识它，而不是从外部——从国际政治中——去评论它。说起“文明”，我们联想到的当然是人类，因为文明这个词只用到人类身上。何为“文明”？简单地说，就是指人类（某一部分）的生存形态。大约五六百万年前，我们的远祖和黑猩猩在进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终于演变为人类。再后来，（有说100万年前，有说10万前）不知道为何原因，但想来不外乎求生存，他们中的一部分冒险走出东非大裂谷，散向地球各地。所有生命遵循的不二法则就是适者生存。在适应各地环境的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人类逐渐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和生存形态，演化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各个基本方面）。虽然不同种族在外貌上看来相差很大，其实在基因上几乎没什么不同，仅仅千分之一吧，大家都是人类的分支。不同种族具有同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他们各自产生的文明也是一样。我们一直说，文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理解，谁也不要将自己的文明强加于人。不同的文明一开始都是适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果，远祖们根本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人类在适应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行为和思想方式，这些就是最初的文明基因。称这些为基因，就是它们决定了后来的发展，后来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性、国民性。时间是绵延不绝的，世上的事情都不是凭空而来、孤立发生的，必然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旦文明基因形成后，就会环环相扣，影响其发展轨迹，再要改变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所以越是古老的文明惯性越强，越难改变。俗话说“三岁看八岁，八岁看到老”，也是这个意思。一个国家的政府经常在更换，制度也会改变，相比之下，文明的延续性就强多了，所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一个民族，往往更接近其本质，也更加立体完整。每个文明都是独特的，美国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最年轻的文明，那么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来自它形成的方式。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散居地球各地的原始人类进化而来，都是以原始部落的方式开始的，所以必然带有原始的痕迹，例如君主制等级制就是所有古老文明的共同制度，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承认人类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那么根据对黑猩猩社会的了解，它是绝对有首领有等级的，所以人类的原始状态也不可能没有首领没有等级。虽然在今天看来，原始人类的生活十分简陋，看似平等，但绝对是有等级的，对史前社会的考古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人殉，肯定是等级低的人为等级高的人殉葬，决不可能相反。但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居然从来没有过一个君主，殖民时期虽为英王属下，但英王也没来过。美国文明不是从原始人类进化发展而来的，它是在17世纪初，由宗教改革后的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去建立的。美国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中的英国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后，在适应当地环境后结出的果实。它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去创建的一种他们意愿中的文明。如果不是因为15世纪末美洲大陆的发现，人类大概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至少不可能有在这样广袤大陆上重起炉灶的机会。大家知道，改造一个旧社会比创建一个新社会要艰难得多，但地球上哪里去找一片空地来重新开始呢？发现澳洲可以说是另一次机会，以后地球上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而美国在开发西部的时候，又许多次地重复了这个过程，他们按照东部最初13州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州，这在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里说得很详细。这是一个复制、克隆的过程，结果也是一样的，就这样把美国文明的基因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播撒到太平洋沿岸，美国文明终于横亘北美大陆。美国各地都有一些小型的同种同族的移民聚居区，如唐人街、小意大利等，但一开始就不允许按照种族或母国来建州，文明的一致有利于维系美国成为一个完整国家，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决策。或者有人要说，英国移民前早就有印第安人原住民了。没错，如果欧洲人没有发现和移民美洲，如果印第安人能够从容地慢慢发展他们自己的文明，那么现在的北美肯定是另一种文明。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文明呢？我猜想，既然从原始状态自发产生，肯定也遵循同样一些规则，所以应该与旧世界的文明相差不会太大，当然也就根本不叫美国文明了，因为America

安·兰德，被誉为“美国精神的代言人”。奥派经济学家米塞斯、罗斯巴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都是她的忠实的读者，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优步创始人卡兰尼克、区块链技术先驱尼克·萨博等一众商业大佬，乃至美国前任总统川普都曾深受她的影响。安·兰德的作品在美国累计发行8000多万册，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每月好书俱乐部1991年联合调查结果称：她的作品，是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书。当年，她的经典小说《源泉》一经出版，上至思想界，下至普罗大众，都激起一股思潮的巨浪；另一部巨著《阿特拉斯耸耸肩》则引起了更为轰动的效应，被罗斯巴德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不过，少有人知的是，《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这两部伟大的小说，其实都是在阐述另一本小书中的核心哲学思想，而这本书就是安·兰德专门论述个人主义的经典之作——《自私的德性》。这本书不仅奠定了安·兰德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且成为摧毁建立在抽象的“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各种思潮的思想武器。

哈耶克认为shehui主义起源于“理性的自负”，作为狭义shehui主义（近代shehui主义）起源的解释，他的这一结论是可商榷的。但作为对广义shehui主义的解释，他讲的有道理。其实也可以说，shehui主义同样源于“德性的自负”。德性与理性其实都是人类的天性，对此过于“自负”当然是“致命”的，但若对此过于虚无呢？如果生活中完全没有了德性与理性，那会是怎样的状态？那岂不是“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了吗？哈耶克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通往奴役之路”，然而他的所有著作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通往自由之路”？从哈耶克那里我们懂得了，自由是可欲的，然而他没告诉我们，自由如何才可得。他的著作通篇讲的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然而他没有讲：我们应当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历史上所谓“消极自由主义”者总是假定，人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一种“自然状态”），只是由于后来陷入了“致命的自负”，着迷于建构一种想入非非十全十美的“理想制度”，才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或者即便原来不自由，但只要人们不想入非非，一切顺其自然，社会便会“自生自发”地形成“自由秩序”。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哪去找这么便宜的事？几千年来各种独立发展的古文明都未能“自发”形成“自由秩序”，而是“自发”地走上了各种各样的“受奴役之路”。真正形成原创性自由秩序的只有西欧，今日世界其他地方的这种秩序也直接间接都是从那里扩散的。为什么古往今来，能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社会是如此之少呢？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文化基因”的不同，而在于自由主义有个要命的悖论：它一旦成现实秩序，其生命力会比人们预期的更强，然而它本身却难以使自己成为现实秩序，在这方面它又比人们预期的更不成器；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有“自私”的权利（当然这不等于在道德上褒奖自私），以防止专制者像黄宗羲所讲的那样“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然而“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其公共性不仅超过“谁挣谁享”的财富、荣誉乃至“江山”，也超过那规定由某人为教主的宗教或“主义”。在历史中我们经常看到：自由主义组织的生命力要比自由主义价值的生命力差得多。道理很简单：没有个人权利的社会是奴役人的社会，而在奴役人的社会里，每个人如果只讲自己的个人权利，就无法形成冲破奴役的社会力量。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D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无几，十分珍贵，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为何有人不懂什么是自由？权力之笼：强迫出来的自由基石自由主义是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功利主义的自由观：解放奴隶也有利于奴隶主米塞斯：自由主义的目的包刚升：自由主义的八个原则秦晖：怎样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张鸣：对中国的问题，没有人比他剖析得更深秦晖：实践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圣徒”与神学家秦晖：“食品安全”的过去与现在端木赐香：喜欢秦晖，不得不服！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

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究其原因，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兴衰，必定与思想的变迁有关；主宰历史发展进程的核心，都是思想以及创造思想的人。人类文明史上，保守主义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保守主义诞生于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是西方现代国家与政治观念的基石，是英国和美国强大繁荣的基因，也是帮助人类赢得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思想武器。然而在中国，了解保守主义的人却并不多，很多人还望文生义地把它视为“保守派”，刻板地认为保守主义就是顽固不化、持守中庸，这其实是对保守主义的巨大误解。近几十年来，保守主义在西方也受到激进主义、白左等思潮的挑战。随着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今年川普再次参加美国大选，保守主义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同时，也让许多人对保守主义产生了更深的误解。可以说，不懂保守主义思想，不但看不懂现代文明及其敌人，还会误判当下国际政治的发展形势。

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特别深刻的台词：“你不懂什么是自由，是因为你的一切都被别人代表了，从来没有像人一样的活过。”自由，对于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它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东西都似懂非懂，自由也是如此——当我们谈论自由的时候，往往不会去思考自由究竟是什么。

大家知道，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去了一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史称“南方谈话”（民间一般称“南xun讲话”）。这次讲话的重要程度有多大，我没资格多言，不如转述一下他自己的说法吧。据邓家人回忆，南方之行结束不久，邓小平身体出现了较明显变化。到1994年夏天北戴河休假期间，医生已不再同意邓下海游泳了。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邓虽不大在意，但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所以有一次他对自己的胞弟邓垦说：“我个人不重要，对我来说，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但我还想多活，还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定错。12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与方法……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邓这段“自我定位”，虽寥寥数语，却胜过无数篇洋洋洒洒的“邓论”研究文章和专著。而“邓小平胞弟邓垦”，可能很多人都未曾听闻过此人。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入团，1937年入党，在延安时做过《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编辑，后历任泸州行署专员，重庆、武汉二市副市长，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及省政府顾问。大家不知邓垦，其实也很正常，因为邓小平这个弟弟确实很低调……然而大家更不知道邓垦还有一个更低调的儿子叫邓野——他是个奇人，出身名门却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一辈子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而且身为胜利者的后代，却能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去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真相。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抗战胜利后，人们又为之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中国能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神州大地竟又爆发了全面内战，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令人扼腕叹息。然而，作为民国史学者的邓野却认为，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邓野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他说：“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惟有邓野这种有“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艰难的转折年头，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没有了往常运动的大折腾，但像是大病过后的喘息，酝酿风暴前的平静，对于受害者、当事者而言，这种间歇期同样有令人窒息的小波澜和小动荡。

秦晖，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来自2012年网易财经采访。▍这样做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前提网易财经：近期看到有一些报道就说养老金已经出现了危机，现在是存在18万亿的漏洞，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养老金问题的？秦晖：我觉得和养老金制度本身有关系的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未富先老”问题。而这个又是和另一项公共决策，就是计hua生yu制度是非常之有关的。中国实行了三十几年的独sheng子nv政策，造成大量的所谓“一二四家庭”。这个事情从总体上来讲，的确是会给国家的养老问题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我想，这个压力其实还不仅限于这个政府养老金的压力，实际上是整个社会造成的压力。因为即使你说国家不搞养老金了，让个人养老，那个人也养不起。这种“一二四家庭”大量存在的话，怎么可能养得起？所以这个事情说穿了还是一个公共决策的问题：就是由于中国在非宪政民主制度下，很多公共决策，包括要公众付出和给公众多少回馈，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高度的缺陷。所以养老金问题，我觉得只是这些缺陷那个的一个表现而已。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公共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的问题，我们看到养老金的缴费和它的享受其实也是不匹配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的人缴费多，但是他享受不了。秦晖：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养老金的付出和匹配，如果要完全一致，那就是商业性养老。比如说像保险公司交养老金，那你交多少，你就享受多少。但是政府办的养老金，或多或少都带有转移支付的功能。所以交的多，享受的多；交的少，享受的少，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讲的。但我们不能说，如果是这样，那就有的人狂交，有的人不交就是合理的。当然这个转移支付要有一定的幅度，比如说在很多国家，养老金的支付都是三方支付，三方统筹的，就是国家、企业、个人都交一点。而且个人如果是穷人的话，他是可以免交的。那么当然就会有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他既然不交，怎么还可以享受养老呢？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嘛，福利就是要不让人饿死的嘛，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东西当然它有个限度问题，如果你是个穷人，那么依靠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保障你的一些基本需求。但是这当然只是基本需求了。所以在一般的发达国家，那个养老也有商业和福利这两块，其实医疗、教育都一样。我觉得整个福利制度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穷人不应该失去保障，但是他也不能太奢侈。而富人如果你要更多的保障，那么你当然有商业这一块做弥补，就像教育一样，穷人可以上公立学校，但是富人你有钱，你上贵族学校嘛。医疗也是一样，穷人可以有医院可上，但是最好的医院可能都是私立的。这和中国正好是相反的，中国的私立医院净是那种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那种便宜医院，好医院反而都是公立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荒诞的一种现象。网易财经：您觉得应该怎么样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呢？是解散养老金更好，让养老金个人化，还是继续维持养老金的体制呢？秦晖：养老问题，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不能让一些弱势者就养不起老，或者说他就不应该活到老，或者他就，反正你不应该没有人管。但是管到什么程度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了。这种最基本的养老保险，应该不应该个人化是一个问题。即使是个人化，现在西方有一种思想，就是那种福利基金应该让个人有更多的支配权。比如说福利账户应该完全由个人可以使用，或者说可以进行经营，但是这和转移支付的存在与否这还是两回事。就像现在在医疗和卫生这两方面，西方很多国家都提出，说是政府办的这种东西有很大的弊病，那你提供可以都是商业化提供。但是有的时候支付能力国家还是要帮助的，比如说很多国家现在都提出用教育券来取代公办学校，用医疗券来取代公立医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就是说所有的医院，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市场提供，而且这个有竞争，就可以办得好嘛，但是穷人上不起怎么办，国家给他买单。买单后你怕他喝酒了怎么办？你怕他拿去乱花了怎么办？你就不给现金，用代金券的形式来支付，这个东西你就把更多的权力就交给了个人。比如说你只给他发教育券，他上哪所学校他就有选择权了。哪怕就是穷人也有选择权，因为现在如果是公办教育，如果你是只能上公立学校，那他只能就近入学，没有选择的。但是如果你学校都是私营的，给穷人发教育券，穷人拿着这个教育券他就可以有选择。医院也是一样，其实养老也有这个问题。养老账户个人自主权的适当提高，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这个转移支付的存在，恐怕还是难免的。你不能说国家完全不管，就让这个穷人或者没有子女的人就饿死，那怎么可能呢？何况在中国尤其不行。因为是中国进行强制性的政府干预，使得很多人就没有后代，使得养儿防老的那种机制就被认为破坏了。你这个搞了三十年的独sheng子nv政策，使得很多人没法儿养老，然后你说不管了，让这些人自己（解决养老问题），那怎么可能呢？这个养老金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就有推卸责任的趋势，我是非常反对的。具体的讲，如果要国家想用强制性的推迟退休年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肯定是反对的。这个退休年龄不是不能推迟，但是你必须是自愿的。而且有人说这个推迟退休年龄有可能导致两个后果，就是对一些当官的，延长了他贪污的时间，延长他用权力捞钱的时间；对于那些不当官的，等于是减少国家对他承担的责任，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而且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现在说养老金有这么大的亏空，这本来就是应该推进财政公开的一个最有力的压力。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方面施加压力，反而让老百姓无条件的就是接受这个统治者的推卸责任的说辞呢？既然是这样，你就要向我们亮账目啊，你说那么大的亏空你都不向我们亮账目怎么能行呢？你到底收了多少钱，拿去干什么去了？这个养老金这个收了以后，你的财政运作机制又是干什么了，是不是拿去买股票了，或者拿去搞了四万亿了，搞了什么十八万亿了，或者拿去修高速公路。反正这些东西你都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嘛，到底怎么回事。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不清楚，你就说哎呀，就是国家不负责你们养老了，你们就继续干，哪能这样蛮不讲理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推动财政公开、预算透明，推动中国的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因为中国的养老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养老金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包括也非常直接的一点就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的人口政策，这个政策你不解决怎么能行呢？老实说，如果独sheng子nv政策这么一直下去的话，你就是延长退休也不解决问题，你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不可持续。▍全球化导致欧元区的财政透支网易财经：您在一些讲座中提出用您的低人权框架去分析了欧洲的福利危机，和低人权优势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否请您在这里给网友介绍一下？秦晖：这个我讲的比较多。讲得简单点就是人们需要统zhi者，是因为他们需要统zhi者提供公共服务。你既然需要这种服务，你就应该让步一些权力，反映在经济上就是让他征税。那么到底让他多一点权力，多一点责任，还是少一点权力，少一点责任，这就成为一种谈判的机制。而且老百姓中首先你是要谈判的，因为老百姓中就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的，肯定有些人愿意权大责也大的政府，有些人就愿意权小责也小的政府，那么最后怎么决定？当然最后就是多数决定了。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不管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都不会造成无限制的赤字的。因为道理很简单，在一个国家内，要么高税收高福利，要么低税收低福利。你不能既低税收又高福利，你不可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这个问题，一旦选民做了这种荒诞的决策，他马上就会受到报应，受到报应他就会改了。民主制度下老百姓降低福利，或者增加税收，都有的，老百姓都愿意，只要做得透明。但是在全球化了以后，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会有一种透支功能，这种透支功能就会使选民容易做出那种不当的决策。而且这种不当的决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在很长的时间没办法纠正，因为他不断地透支，老百姓没有感到什么不能持续的问题。既然是这样，那谁都不愿意交税，谁也愿意享受福利，那就会出现左右两派共同造成一个大窟窿。就是左派上台就增加福利，但是征税很困难，右派上台，他就减福利，但是减福利很困难，那你这种一反一复，那就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出现的问题是因为透支，透支不是抢钱，透支是借钱，谁愿意被他透呢？被他透有两种人，有两种机制。一种机制就是现在欧盟这种机制。这种货币一体化，但是财政并不一体化，国家还是一个个的主权国家。但是搞了一个欧元这么个统一的货币，你一个国家乱来，就可能把这个货币搞垮，那其他国家就得救你。现在希腊在透支整个欧洲，就是这样一种现象。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透支低人权国家。你看低人权国家正好相反，左派政策一左就拼命收钱，但是就不给你花；政策一右，他就不给你花，但是他照样向你收钱。那么像这种体制下的老百姓肯定消费很低，生产肯定过剩。而且国家手中肯定有大量的钱，不管是通过贸易逆差还是通过国家购买国债，实际上都是供这些民主国家透支，当然就构成了这样一种机制。网易财经：如果没有低人权优势国家的兴起，欧洲福利问题还会发生吗？秦晖：我们要讲清楚，债务问题和福利问题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一回事。我完全理解很多自由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批评，比如说高税收，高福利会影响资本积累啦，会使人变得不思进取等等等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和现在欧洲发生的事不是一回事的。现在欧洲人很多人其实是这样，你要说这个高福利会导致GDP增长的慢，或者说这个经济就停滞了。他们认为我们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够了，我们何必要疲于奔命呢？活得潇洒一点不行吗？这个是可以的，而且说实在的，人类的发展的境界，也不见得就是一定要比赛GDP。一种高水平均衡状态下的，人们比较舒适的生存状态，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理想，我认为至少它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问题是，你不能靠透支来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现存的，不管是凯恩斯主义理论也好，是福利国家的那些理论家也好，他们也都没有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无限透支的基础上。所以反对无限透支并不等于反对福利国家，你理解这个意思吧？反对无限透支，就是说你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税收和福利不搭配，使得这个国家就是无限制的就透支下去。这种无限制透支的这种状况是无论福利国家理论还是自由放任理论都不能允许的，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大家都知道希腊在纳税上是非常之差的，那基本上是个典型的既低税收又高福利的体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是不行。你这个做法也不是福利国家的做法，如果是福利国家的做法的话，那这个税收会收的希腊人受不了。希腊人之所以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因为他自己感觉不错嘛，交的税又不多，享受的福利又高，如果你真的完全不许他透支，一切的税收都让他出，那他也不至于被惯到现在这个地步。网易财经：您主张西方福利国家向对外投资征税，双重征税是否有利于减缓福利危机？秦晖：双重征税不会减少福利国家的毛病，因为它本身就是高福利制度的一个体现。高税收、高福利，但是至少它能使福利国家延续下去。至于你说福利国家本身延续下去是好是坏，这当然各人有个人的观点。持自由放任思想的人恨不得福利国家明天就垮掉，那他当然认为这就是不好的。但我觉得，你至少对于赞成福利国家的人来讲，你福利国家要在收支平衡，或者大体平衡的情况下能延续下去，那当然要多收点税你才能延续下去。那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假如你又不收税，又要搞福利，那你就不是个解决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就要崩溃了，或者说，它就会导致债务危机的恶化。我刚才讲的这个双重征税，它是指能够减缓债务危机，同时使得福利国家能够有一定的延续下去的那种。有利于它延续下去的因素，至于延续下去好不好，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网易财经：您认为这些福利国家如何才能既是维持一个高福利的状态，又能保持一个经济活力较好的状态？秦晖：其实在全球化以前，这基本上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因为一个宪zheng体制就是让老百姓在这两者之间反反复复的试。老百姓选了个自由党，结果经济很活跃，投资也很旺盛，但是两极分化很大。而且除了两极分化很大以外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至少按照有一种学派的观点，也认为就是投资的扩张，生产的扩大会造成生产过剩等等。到了适当的时期，老百姓就会做一个相反的选择，就选一个左派去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但是左派也有它的问题，这个问题老百姓不是感觉不到的，比如说动力就少了。除了动力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税收多了，投资率就低，投资率低的话，老百姓就业也可能会产生问题。那么老百姓感到这个问题，他们下一轮就又会投右派的票，或者老百姓也不满意赋税重，那么右派说它可以减税，那下一次老百姓就又选右派。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一国的宪zheng体制下，如果我们把经济的范围放在一个国家内的话，一般来讲宪zheng民zhu体制会调整到一个大家都认为是适中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现在全球化以后，就会造成这种机制就很难运行下去。网易财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造成了您说的这个调节机制的一个失效，在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个较好的办法平衡？秦晖：这就是我讲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现在有了全球市场，有了全球投资，甚至还有了全球融资这样一个平台，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种基本的全球公认的人权标准，全球公认的一个宪政制度，甚至我讲的更极端一点，如果你要用共同货币的话，还有一个同的主权的问题，就像希腊和欧洲面临的那样，如果是这样你肯定要垮掉的。现在欧洲就是如此，主权一体化你不迈进，那货币一体化就得垮。在全球也是一样，如果你这个人权的全球化过程如果不能跟上的话，那你这个单一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就肯定是要受到阻碍，甚至要倒退的。我不是用所谓的昂纳克预言这个概念讲过吗？如果你是这样搞的话，那你东德拆掉了柏林墙，西德还得把它树起来，否则的话东德就被西德搞垮了。网易财经：您多次提到民主具有一个纠错的功能，我们之前采访过经济学家许小年老师，他提出说，民主提出了纠错的可能，但不是必然纠错，您怎么评价他的这个观点？秦晖：他这个观点当然是很对的。首先我们讲，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每次决策都是对的，民主制度下肯定会有不断犯错误的。但是我们平时讲的比较正常的，就是民zhu政治不应该犯太大的错误，或者尤其是它不应该犯持续性的错误。比如说不管是减税减得太多，还是福利搞得太大，都会造成窟窿，到了一定程度，民主制度都可以纠正这个做法的，但是那是在以前。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比许小年更为悲观的一点就是，如果目前的这种机制不改变的话，民主制度是没有纠错功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要把这个窟窿，要把这个债务陷阱搞到最后包不住了，全球垮台，那种情况它才能够收手，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宪zheng民主遭遇全球化》嘛，指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全球化的确是使一国之内宪zheng民主的纠错机制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甚至不是许小年讲的那种，它不一定能够纠错的问题，而是它几乎一定不能纠错的问题。往往要让那个错误犯得很大。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把他们的民主也搞垮掉，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其他地方也民主起来。我们当然是希望其他地方也民主起来。总之，我们总是希望良币驱逐劣币，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网易财经：您刚才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您认为的解决方法，就是说全球首先要对人权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秦晖：对。网易财经：再次就是全球化还需要一些什么？秦晖：咱们经济全球化和其他方面的治理全球化，其进展必须适应。这两者的脱节不能太厉害。当然你这个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你对政治一体化程度提出的诉求当然也是越高。因为希腊已经加入了欧元区了，那么它当然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要求就会更高了。比如说欧洲要采取措施，向欧洲合众国方向发展，当然不一定能够一步发展到，但至少你在财政上要约束各国的财政主权。不能像希腊这么无限的透支下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本来也已经有了约束了，但是他们不接受。不接受还是因为你这个政治上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当然中国也没有加入什么欧元区，中国现在也没有在用美元，我们可以说，全球所谓的在政治上的全球化可能不至于要走到什么全球合众国的地步。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设想，但是中国提高人权水平，提高公众的福利问责能力和权力限制能力都是非常必要的。▍希腊是个自私的国家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出的就是希腊危机，有可能会造成全球性的崩溃，这个是您对希腊危机做的一个预测？秦晖：其实这个欧债危机是一步一步拖到现在的。其实即使在希腊大选前，我都认为希腊要退欧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其实摆在希腊面前的两条道路都是可以走的，要么紧缩，要么退欧。你要么还想待在欧元区，就通过紧缩，自己约束一下自己；要么你不愿意干，你就退欧了，我觉得无论两种办法的哪一种，早做都比晚做要好。它退欧当然会对全世界，尤其是对欧洲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希腊已经欠了很多的钱，如果它一不还，一赖账，那会使它欠钱的人发生资金断裂类的问题。但是因为希腊这个国家毕竟很小，它就是发生这种问题，欧洲那几个主要的国家是完全可以应付的。这么做会对希腊造成什么后果呢？无非就是希腊那个货币一下子贬值贬得不象话，因为它要靠自己印钱来填补这个窟窿。希腊人的那个工资都一下降到很低，那这个说实在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机制的话，肯定会在低水平条件下找到个平衡。希腊变得工资很低了，那人家就愿意去投资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土耳其的劳工遍及世界，欧洲大量的资本向土耳其转移，不向希腊转移，原因就是因为希腊人的工资特高。你如果低了，那这些投资就向希腊转移了，就不用向土耳其转移了，那希腊的制造业就可以兴起来，希腊的经济就可以有一个复苏的起点。何况我一直觉得，希腊在欧盟和欧元区内，这十多年来它的作用一直是很不好的。因为在很多问题上希腊都显得非常自私，比如说在土耳其入欧这个问题上，希腊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希腊在历史上跟土耳其是世仇，而且东正教和穆si林的关系也都特别紧张。当然，这个欧盟有一个一票否决的机制，它只要有一个不同意，你就不行。很多欧盟和土耳其的很多那种协议就是因为希腊不赞成就黄掉了。比如说还有一个，就像解决马其顿问题什么的，也是其他国家都同意的，就是希腊不干，而且希腊不干的原因就是完全是很自私的。比如说它和马其顿的关系，它就认为马其顿这个国家不存在。因为它理解的马其顿是希腊北部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就不同意欧盟和马其顿发生关系。我觉得如果要从欧盟的这个大框架来讲的话，土耳其现在比希腊更有资格待在欧盟里头，希腊的退出没准儿会使欧盟减少很多麻烦，而且使得欧盟会有生机。但现在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包括希腊这次大选，就是希腊人还是表示要待在欧元区里头。但是它还是不愿意紧缩，还是这么拖下去，我觉得越拖下去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你早点解决，你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解决，都比这种要好，最后其实他们还是得解决的。我觉得希腊的前景到现在无非是，要么紧缩，要么退欧，没有其他的选择的。但是就是你早点选择要比你不死不活的一直拖下去要强得多。网易财经：在低人权优势之外，您认为中国有没有比西方做得更好的地方？秦晖：你要说它的某一次决策，民zhu制度从来没有保证它每一次决策都比专zhi国家要更机灵。更何况其实从体制来讲，民主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决策过程比较复杂，好处就是那个坏决策很难通得过。坏处就是好决策也不一定很容易通得过。所以就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专zhi者完全可以做出比民主国家聪明的决策，但是这并不说明专zhi制度比民主zhi度更可取。就是不排除他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在体制上中国肯定是要向西方学习的，我这里讲的是整体上的西方，不是指的某一个国家，比如说西方有某些国家可能是有很大的问题。▍政府的权与责应相对应网易财经：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有没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体制在未来的制度演进中应该是着力保留下来的？秦晖：我觉得制度演进从来就是渐进的，至少是我希望它是渐进的。当然也有那种突变的，发生剧烈革命，推倒重来的。但至少我是希望它是渐进的，既然我是希望它是渐进的，那肯定是不存在着没有什么不能保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什么都得发生改变，我讲的这个改变就是指的通过渐变来走向这个方向。比如说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方向，福利问责要逐渐的加大，以前统zhi者给你一点你就得感谢皇恩浩荡，不给你也不能要。现在大家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给我我也不感谢，你不给我我就会问责，这个也是逐渐在加强。你也不能说是把什么破坏了，然后才能有这个东西。这个诉求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的。还有限权也是这样，我们的统zhi者的权力以前是完全不受制约的，现在逐渐逐渐变得受制约，以后将会越来越变得受制约，这个过程也应该是渐进的。所以无论是在权力体制上，还是责任体制上，中国都没有。当然如果你不改，那在危机积累起来以后，这个变革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突兀。如果中国能够向渐进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能够在限权和问责这两个方面不断取得进步的话，那么这个变化将会比较连续，将会比较渐进。就不存在着什么需要一股脑的抛弃这样的问题。网易财经：在您的演讲中，您提到说建设民主she会主义，您现在怎么看自己，您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民主she会主义者呢？秦晖：这个事情我说过无数次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前宪Zheng条件下，就根本就没有区别。就限权问责这两个我都是主张的，就我主张问责而言，我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就我主张限权而言，我就是自由主义者，这有什么矛盾。只有在宪Zheng条件下这两者才是矛盾的，因为当你面临着权大责也大的国家，和权小责也小的国家的时候，那么你当然你选权小责也小的国家，你就成为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当然这个自由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最狭义的尤其是从经济上理解的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他当然就是主张权小责也小的，那个社会min主主义者当然就是赞成权大责也大的。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权力无穷大，责任几乎没有，我这里讲的几乎没有是指它必须承担的责任它几乎没有，而不是说他不做事。早就有人说我们的政府做了无穷的事，那是你爱做的，不是老百姓可以逼你做的，你做了事是你的恩情，你不做我也不能跟你要，那不能叫责任的。老百姓是主人要让你做的事，这才是责任的，这种事情其实很少的。像养老这都是这样的，政府给你做一点是可以。它想不做它就不做了，那是不行的。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仅是我，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做努力，比如说假定我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我是弗里德曼那样的人，我在美国我可以反对福利国家。尤其是我绝对不能赞成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来承担责任。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权力没有边界，你责任就不应该有边界，这个责任就要大到你告饶为止。你想不承担这个责任，那你就约束你的权力，宪zheng就这么来了，就这么简单。我这里讲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在宪zheng国家意味着反对福利国家，意味着主张权力小，责任也小的国家。但是不管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在非宪zheng体制下，都意味着他是在推动宪zheng，不管是从限权的角度，还是从问责的角度。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D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无几，十分珍贵，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张鸣：对中国的问题，没有人比他剖析得更深秦晖：实践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圣徒”与神学家秦晖：“食品安全”的过去与现在端木赐香：喜欢秦晖，不得不服！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秦晖：辛亥革命

作者：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重说中国近代史》、《共和中的帝制》等著作。认识秦晖，最先感到的震惊的是他读书的速度。在这方面，我一直以为我就相当厉害了，当年一本300页的小说，3个小时可以读完，但后来误入学界，读学术文章和著作，速度才慢了下来。可秦晖不一样，记得最早跟他打交道，呈上我一篇文章，大约有两万多字，人家拿在手里，把文章贴在眼镜上，拉来拉去，一会儿工夫，看完了。你还别怀疑他应付，因为随后人家能跟你谈的头头是道。好友家中的藏书，怎能放过？接下来更大的震惊，是他对地理的熟悉。后来渐渐熟了，当他得知我在黑龙江混过的时候，就问我，具体在哪儿?“八五一一农场”“哦，就是那个在密山、虎林和宝清三县交界的那个农场?”“啊，你去过?!”“没有，但我查过这个地方。”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秦晖说，他自幼喜欢看地图，赶巧，这个爱好我也有过，不过，没他爱的那样深，而且我的爱好，仅仅是纸上谈兵，真要是真的到了那个地方，全懵。但是秦晖不一样。记得一次在香港，晚上跟他一起打出租回住所，居然一路走来，到了哪儿他都知道。明明我的眼睛比他好，可是我看到的景物，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可人家秦晖却能一一说出地名来，害的我一股无名妒火中烧，最后连车钱都不想付了。秦晖口才好，一讲起来，滔滔不绝，让他讲一个半小时，他能讲3个半，谁邀请他演讲，都准赚不赔，这种便宜事，我就干过好几次。秦晖讲课，最大的特点是一个话题能讲上半天，第一、第二，第三，反过来，正过去。每个话题，都讲的特别明白，想要不听，根本没门，他那气势特足的大嗓门，跟农村里的大喇叭似的，把每个字顺着逻辑往里灌。我问过我的学生，他们很不争气，都说非常爱听。可是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的主持人跟我诉苦，谈话类节目不是讲课，话题要不断地变，可是无论她怎样打断秦晖的话题，另起一行，秦晖依然顽强地讲他的第一个话题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非讲透而后止。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和夫人金雁一起去的，两口子联袂登台，但这次不知道怎么搞的，他讲的不如夫人。机会来了，我等惟恐天下不乱之辈，一拥而上，大肆攻击，一时间竟然把个一向强悍的秦晖，打得晕头转向。可惜，这样过瘾的机会实在太少，跟秦晖辩论，是个磨难，像我这样的，如果不拉上一支胡传魁的队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来助阵，根本没戏。看网上他和汪晖和温铁军两位重量级的大嘴辩论，以一敌二，居然也没落下风。余岂好辩乎，余不得已也。平时跟秦晖接触，发现他其实一点都不强悍，也不好辩，只要给他灌上两口酒——就两口，无论红、白、啤，立马让他没电，变得特别随和，特别温顺，说起话来格外中听，我真怀疑优秀如金雁者，是在他喝了酒之后给骗来的——未经证实。秦老爹又发现新目标（照片源于友朋会阅读与行走）秦晖眼神不好，但喜欢看，看书就不说了，那是他的生活，无论走到那里，名胜古迹，奇人遗事，必到必访，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轮起来就咔喳一下。据他自己说，一位名记者告诉他，多拍必有好片，拍就是了。现在的数码相机，也给了他这种胡拍以最大的可能性，反正拍上一万张，总能蒙上一张好的。秦晖还喜欢自拍，一次一起在云南弥勒的温泉洗澡，晚上黑乎乎的，洗完出来，突然发现此公不见了，一找，只见人家在一个角落里摆姿势自拍呢，一会儿正身，一会儿侧身。吴敬琏、资老、茅老、秦晖、张维迎等，潘石屹拍摄，坐着的一排都已成为"90后"虽然在自己服务的学校很不受待见，到今天还不让他带博士，15、16年的资深教授，只评了个三级。但秦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不过，在我看来，他其实只是一个喜欢在海边拾贝的大男孩，一个记性好，兴趣广，什么都喜欢琢磨的顽童。社会海洋里各种五彩斑斓各式各样的贝壳，他都有兴趣去拣，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从不担心家里装不下。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D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无几，十分珍贵，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秦晖：实践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圣徒”与神学家秦晖：“食品安全”的过去与现在端木赐香：喜欢秦晖，不得不服！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秦晖：辛亥革命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第七》当托克维尔已经开始担心民主中的多数人专制时，在中国，少数人专制仍然“天经地义”。原因很简单：在国人的政治思想中，“自由”一直是个陌生概念。不夸张地说，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国人不重视个人判断，更习惯于群体思想，把“别人怎么说”看得比“自己怎么想”更重要。政府历来统管思想，文化中也没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没有民众参政传统，多数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到了需要百姓出力时才用得上。什么时候说过“匹夫有权”？没有权又谈得上什么责任呢?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质上都和个人主义水火不容。在西方，个人的渺小是对上帝而言；在中国，个人的渺小是对等级制而言。国人习惯于等级化社会，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从、迎合，因为忠孝所要求的，就是无条件听话。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个人主义成分，但与现代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很难说这些成分是否会朝个人主义方向发展，但起码，中国的文化背景没有允许这一变迁的发生。其实，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不是个人主义的合适土壤。▲提倡“为我”学说的杨朱，被中国人批判了两千多年，至今仍未“翻身”儒家：在修身中泯灭个性儒家的自我和修身联系在一起，集中表现在重视个人的气节、人格和责任，鼓励自立，做有德行的人，抵制名利的诱惑、权势的威逼，内心中要有一个极强的自我。从孟子维护“士”和人民的尊严中可以看出，儒家具有一定的个人主义潜在倾向。但是，儒家的自我不能发展为个人主义。首先，儒家的自我是道德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它关注的只是人格。儒家认为，个人不过是群体的一员，是作为人际关系一个环节获得意义的。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这样一位至高无上者来赋予个人一种超验的人生价值，在儒家的“修齐治平”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目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故而不可能为自己的权利辩护。“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省的内容主要是人际而非个人，目的是通过履行对他人的责任而达到社会和谐。个人言行必须符合礼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社会才能达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社会的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其次，儒家不鼓励个性。修身是按照圣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个，那么成功的修身就会产生出许多类似性格，而不是独特个性。合乎道，正是要摆脱个性。对孔子来说，自由不是发展个性，而是和道相一致：“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要达到内在与礼仪的完全一致，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很容易就遗失了。最大限制则在于儒家所维护的等级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忠君报国”，要求个人作出一切牺牲来达到它，尽管忠君和报国常常相互矛盾，置人于两难——君王有错，大夫有责任去谏甚至死谏，但为什么要为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而死？为什么要为自己正确的行为而死？只骂昏君不骂皇帝，只推翻暴君不推翻暴政，千盼万盼的就是一个好皇帝，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次争夺皇位的事，却从没像英国那样产生过限制王权的企图。多少忠臣最后像狗一样被杀，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皇帝个人好恶的迫害，抗议的途径就是自杀、入空门或入荒野。官至极品，也仍然处于君王的生杀之下，因为国家是一姓之天下。地位低的人对高的人绝对服从，愚忠愚孝被当作美德。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都被另一个人掌握，还有什么个人权利可言？▲践踏人生命的“埋儿奉母”的故事，仍然被现代国人当成“孝”的榜样宣传着法家：民众只是皇权的工具法家有两个主要成就，一是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贵族平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刑不上大夫”这一观念的纠正；二是藐视过去的权威，采取“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法后王”态度，这对社会的进步通常是有利的。但法家在诸子百家中离个人主义最远，它的法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因为君王超越法律之上。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来就因人而异，只能是专制统治工具，而不是人民权利保障，这足以说明为何中国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却始终不曾出现真正的法治社会。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仍自称千岁万岁，置身于法律之上，对自己宣传的平等是莫大的嘲讽。法家提倡权术，通过操纵法和权，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一个王国强盛。削弱贵族的目的在于确立中央集权，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进行统治。法家以君为本，“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推行的完全是独裁之道、愚民政策，根本不尊重平民个人。在他们眼里，老百姓无个性可言，只是工具。法家关心的只是如何使用奖惩手段来操纵他们的行为，使“民尽死力以从其上”，是法家首先实行连坐以迫使人民相互监督告密。凡是能增强国家权力的手段，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地采用，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绝不在意。历史表明，法家只会导致极权制，而不是个人主义。▲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道家：唯一的反叛方式是逃遁中国哲学中，道家和个人主义最相近。道家宣扬顺其自然，回归自然，注重自我，强调内在自由。儒家要求人们克己复礼，达到与礼的一致；道家则要求人与自然合一，顺乎自己的个性，强调人的自然性而非社会性，因此鄙视功名、利禄、礼教这一套。政治上，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让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真性情。然而，道家的思想与个人主义也完全不同。第一，道家不想介入社会、在社会中实现自己，而是要逃离社会。根据“无为”原则，争取政治权利毫无意义。他们要的是与自然合一，最终归融于自然。唯一反叛方式是逃遁，不是隐居于高山名川，就是迢迢于醇酒诗画。第二，道家从自然主义到相对主义，从相对主义到齐物论，将世界万物等量齐观，这就有可能否定个性。第三，道家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保证每个人所需要的个人自由，因为他们对所有至关重要的法律或权威问题，不是没有涉及就是没有解决。实践中，道家只会意味着倒退到原始社会，老子的乌托邦就是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他们的政治理想——在自然状态中实现和谐——是不可企及的。人类社会不是完全自然的，人不像植物和动物，而是有意志有思想的，不可能弃智绝圣，回到“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的原始状态。道家可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它对个人的精神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因而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魏晋时期，道家风范对上层影响巨大。当时儒家礼仪受到公开否定，个人癖好和异端行为受到欣赏，三纲也受到挑战。但这只是个性解放或自我放纵的知识分子一时偏离了“正道”，很快便被儒家正统压倒，从此再没能聚集到当年的气势，也不可能发展为一种政治原则。▲毛国伦《竹林七贤》释家：四大皆空，红尘无我佛教关于自我的概念中，也有某些潜在的个人主义倾向。其一，佛教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和自我修养，“即心即佛”是对每个人而言的；其二，佛教的解脱完全依赖于个人努力，强调个人的作用。佛教徒通过静坐沉思，克服自我中的本能欲念，去达到“涅槃”的终极境界，也就是从世俗牵挂中解脱出来。佛在圆寂前还教诲弟子说，解脱是个人的事：“作你自己的明灯，别寻找自身以外的任何避难所。”其三，和基督教一样，佛教教义宣传人类平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早期佛教在印度是对种姓制度的抗议。但佛教的世界观决定它不可能沿着个人主义方向发展。因为，佛教的个人主义不涉及政治，不管红尘事务。清教徒说自己虽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佛教徒甚至不想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也没有清教徒那样的野心，要在尘世建造上帝的王国。佛对弟子说他只教两件事：“受苦的事实和脱离苦海的可能性。”而从尘世获得自由的方法，就是一心一意打坐。像道家的“无”

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曾说，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世界观的重大转变，皆因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出现了新的思维方式。如三百多年前，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改变了人们对财富与社会合作秩序的认知，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开放、合作、创造为主轴的新时代。托马斯·库恩将这些新的思维称为“范式”，而那些提出新范式的人，成为了史书中的“先知”。在一百多年前的史学界，也有这样一位先知式的人物。在他之前，历史的主要范式，不是还原史实真相，就是总结经验教训。而他开创了一种基于信仰的、先验的道德史观——“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与信仰”。据此，他重新诠释了自由与权力，并且用新的史观，在剑桥大学的历史课堂上，重新解读法国大革命和世界近代史。这位了不起的先知，就是19世纪英国第一代阿克顿男爵，被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赞誉为“近代西方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的阿克顿勋爵。然而，和其他先知有所不同的是，阿克顿勋爵一生述而不作，作品寥寥，以至他的知名度远不如其他先知。即便今天，我们也只能通过他的学生等人整理出版的几部作品来了解其思想。目前简体中文世界还可见到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讲稿》《自由与权力》《近代史讲稿》这三部作品，下面是我们从其作品中，提炼出的几条洞见。▍洞见一：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和信仰通常，史学家一直以来都恪守一项原则，那就是只叙述历史真相，而不做任何道德评判，甚至将道德视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尤其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兴起，让道德、信仰在历史中的地位迅速崩塌。事实上，历史真相大多来自主观认知，往往容易得出错误结论。比如，同样的历史文献，有人从中读出了“契约、和平的文明大趋势”，有人却只能看见“丛林法则的阴谋和暴力”。阿克顿勋爵深知这一点，他说：“观念时常反复，行为规则经常变化，信条亦有兴衰，唯独道德法则铭刻在永恒之碑上”。在他看来，文明的底层逻辑是道德。无论历史、政治还是宗教，如果失去了道德原则的约束，就将变成对屠杀的召唤——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今日世界的危机，都应验了阿克顿勋爵的预言。阿克顿勋爵带着强烈的审慎与平衡意识，坚持“以道德评史”为自己无可推卸的职责。在《近代史讲稿》等作品中，他多次阐释的“良知心理”、“良知自由”，重塑了自古以来那些充斥着“吃人”历史最缺乏的东西。▍洞见二：一个人对于近代史有怎样的观念，他大体上就会成为怎样的人人类历史上，历经几千年演变，沉淀了最有厚度的古代史。但阿克顿勋爵却认为，相比皇皇数千年的古代史，人们对世界近百年历史的认知，却更加重要。他说：“近代史与我们联系紧密，这是一个有关生死的深刻问题，我们注定要通过它找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洞见。”15世纪之后的近代历史中，哥伦布颠覆了世界的概念，完全改变了古代社会的生产、财富与权力状况；马基雅维利将政府从传统法律的束缚中释放了出来；哥白尼树立了与宗教不一样的实践科学，为即将到来的时代打上了进步标志……近代世界的开启，彻底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在创新的法则下创建了新的秩序，整个世界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轨道。阿克顿勋爵的《近代史讲稿》，不仅阐释了世界历史的“古今之变”，也宣告了他独一无二道德史观。▍洞见三：“权力”才是近代史的“核心算法”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林彪坠机残骸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刷碗。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动荡年代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以上选自《七十年代》，内容有些敏g……如果要问今天的人们最怀念哪个年代，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说是九十年代，它是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忧伤的句号，是备受期待的千禧年开场的序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举国欢腾；下岗潮席卷，大厦崩塌，逼迫人们“眼泪和血吞”，从头再来。也会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较之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八十年代那由“诗歌、理想、鲜花、鄙夷权威、壮烈的生与死”构成的潇洒姿态，更令人魂牵梦绕。但无论如何，七十年代总是被忽略的那个，它夹在多个值得宏大叙事的年代之间，既没完全走出革命，也没将“理想”贯彻到底。身处历史的夹层中，七十年代不声不响，鲜有光亮降临。但其实，无论是物质的九十年代，还是诗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于七十年代。因为正是这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人，主导了八、九十年代浪潮的方向，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而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是一部回首七十年代的重要记忆史。诗人北岛，本身就是七十年代的代表，1978年，他与诗人芒克一起创办了《今天》诗刊，成为八十年代浓厚文学风气的先声。在回望七十年代的这部《七十年代》中，北岛、李陀共收录三十位成长于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青春的挽歌。在回忆中能看到：以“出道作”《棋王》技惊文坛的阿城偷听“敌台”；随文工团辗转乡村尚未成名的王安忆；“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怒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太阳总队”的张郎郎；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通过这些或依然声名赫赫、或激流隐退的知识分子的视角，读者能看到的，不是常见于回忆革命年代书籍当中的对苦难的沉湎，以及将对苦难的忍耐视为战胜了苦难本身的半诉苦、半炫耀的回忆录，而是不屈从于逆境、不俯首于苦难的坚持。可以说，这本书通过知识青年描绘各自野草般茁壮生长的故事，折射出属于七十年代一代人的生活群像及共同记忆。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他们和自己作战，和不可能作战，最终成为七十年代的风景。”如今，我们站在2023年的“今天”罗列往昔，也许会因社会自九十年代后一路朝着拜金狂飙的现实而叹息，也许会为自由、理想、浪漫、反抗交替的八十年代而扼腕，但我们应该铭记，七十年代散落各处的星星之火，最终蔓延成了足以燎原的希望之光。回望七十年代，就是在寻找今日中国最初的光芒。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可以一个通宵读完的书，也是可以一天一篇慢慢品味的书；既是一个时代的悲重，又是一代人的成长与青春；它足够精彩，真挚的故事会吸引人读下去。正如有读者评价的那样，“回读70年代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像童话一样”，而又“看得心里泛上酸楚”，又如北岛在书中所说：“青春真美。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本书自出版以来，数年来再版困难，二手市场溢价严重。现有幸绝版复活，并取得独家授权，仅有30册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能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才能称之为“剧变”。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逐步形成，能颠覆世界固有秩序的“剧变时代”，来得越来越快。在近几百年的全球化浪潮中，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事件有很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尤以以下五次剧变，不仅波及了全球，更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进程和方向，我们至今仍生活在由这五次剧变所塑造的思潮、价值与世界之中。-1-

最近的美国大选，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即使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会忍不住猜想：几经反转的美国大选，到底谁会胜出？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和贸易又会因此发生什么转变？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美国的一举一动，能够引来如此高的关注度？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人会否认，美国不但是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先行者和试验场。然而，当我们以为对这个庞然大物十分熟悉时，却全然不知自己看到的只是一个“符号化”的美国。当美国在当今世界掌握极高的话语权时，却很少有人探究，建国不到250年的美国，如何从一个小小的殖民地一步步成为最强者？当“光荣与梦想”成为人尽皆知的美国口号，但鲜少有人能揭开华袍，说出从里面看到了什么？《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即使是翻开历史书，书中的答案也是寥寥。它会告诉你，在1620年有100余位英国的清教徒为了逃避当初英国国王的宗教迫害，登上了一艘被称作5月花号的货船，并在船上签署了著名的5月花号公约。但很少会有书告诉你，故事的真实一面并非如此。对于这个国家，我们的认知空白还有太多太多。如何打破“符号化”，认识一个真正的美国？继推出百万级收听量的《中东往事》之后，加州101的新课《这就是美国第一季——从宗教改革到应许之地》，历经近三年的打磨，重磅上线。这一次，他将带着大家翻开1517-1691年的美国历史，回到欧洲宗教改革之初，去回顾这个近500年来对西方影响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走入那个所谓的信仰时代。从这里开始，你可以重新认识一个去符号化的美国，认识它的内心成长和外在发展；也可以通过从来未曾认真解构的故事，去重新认识那些你或许早已熟悉的名词与名字；也可以从一个个残酷历史事件中领悟，“以人为主体的人类历史，是逃不开也跳不脱人类自身的弱点的。学习美国的历史，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美国，而是当你认识了人类的弱点，你会更好地认识自己。”现在购买，还享早鸟价48元（原价68元）▼长按下图识码，立即了解一部前所未有的美国史这门课和平常的美国史很不一样。往常书写美国历史，研究者们几乎会把全部的笔墨用在强调武力和枪炮上面。但这门课却选择从宗教改革开始讲起。为什么是这个角度呢？因为课程想挖掘出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宗教和意识形态对美国历史的重要影响力。为了让大家看到这片巨大的空白，课程会把大家的视线拉回到五月花故事的真实一面：在五月花号上的102位乘客中，其实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是所谓的宗教逃亡者。而他们也并不是为了逃离当初的英格兰，甚至也不是出于所谓的宗教迫害，他们真正的出发地是当时欧洲宗教信仰最为自由的国度——荷兰。这些朝圣者把此次登上五月花号去往北美的向西航行，视作旧约之中的出埃及记，并将北美大陆视为上帝的应许之地。正是因为这些朝圣者奠定了北美大陆是应许之地的宗教理论基础，才有了之后整个北美殖民进程和美国早期扩张历史之中的顺理成章与理直气壮。所以，要想真正的去理解美国的历史，尤其是北美殖民历史，就必须要先去理解这些殖民者的宗教理论。《圣巴多罗买大屠杀》，体现了欧洲宗教改革引发的战争与冲突只有拿到了这把钥匙，才能解开“朝圣者与清教徒为什么会放弃原来的生活来到了新大陆，而美国又是如何实现了快速扩张”的谜题。出于这层考量，课程最后选择了以复杂的宗教矛盾与殖民地经营为起点，挑出了一根穿越历史的主线。并从更微观的角度出发，用细节打破偏见，深入历史书上的空白处，还原出一段真实的美国历史。一位难得一见的主讲人听过《中东往事》的朋友一定对加州101（加叔）并不陌生。其实加叔本身是一位资深IT工程师，这样的职业让他同时具备了文理的逻辑和严谨的理念。他也将这样的特质发挥在了内容的讲述中，凭借着丰富的知识储备、风趣幽默的讲解风格、跨学科的学习经验、前沿的观点，赢得了无数听众的喜爱，并且成为了全网最知名的文史类播客主播之一。有人在听课后甚至评论道，“如果当年我的历史老师也这么讲课，我一定不会在历史课上做数学题！”还有人斩钉截铁地说，“加哥的节目质量直接闭眼付款就完事了。”而这一次，他依然会延续熟悉的风格、考究的讲述，“带大家乘上时光机再次出发，去亲历在那几百年间似曾相识却又素昧平生的新大陆上的老故事。”一门有趣又系统的宝藏课整个课程制作耗时近三年，共分为八季。目前上线的第一季的体量就在750分钟以上，内容的精细度可想而知。考虑到美国历史符号化的东西太多，课程又在横向上进行了细分，在纵向上不断地深入，逐个分解在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从横向上，你可以听到欧洲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不受待见的詹姆斯一世为何能促成五月花号的扬帆远航？伊丽莎白一世的长期执政对美国又有哪些深远影响？从纵向上，你会了解：北美殖民地的土地合法性是怎么来的？殖民项目与殖民地的资本与资金从何而来？殖民地的运营方式又是什么？……当然，虽然课程的氛围会非常轻松，但其中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过无数资料叠加的结果。加叔曾说，即使是两三秒钟的一句话，自己都要查上好多资料。所以听完这门课，你真的可以骄傲地说“我已经看过上万份的相关资料了”。而这门课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对美国有全面的、多维度的，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理解，从而对世界、对历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能够通过清醒的视角认识他国的历史，从而关照我们自己。准备好了吗，五月花号就要起航了，快登上甲板，开启一段珍贵的历史之旅吧。现在购买，还享早鸟价48元（原价68元）▼长按下图识码，立即了解▽点阅读原文，立即订阅课程，享早鸟价！

百年之后回望，晚清在政治改革上的图谋和努力，不容忽视。清末，朝廷逐渐放弃专制，实施新政，意图建立君主立宪。这些努力让中国渐有现代国家的形态。不过，皇族保守势力的顽固断送了政改，并被革命党人发起的辛亥革命所摧毁。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场规模不大的军队哗变引起天翻地覆的巨变，不仅一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走进了历史，而且顺带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一并终结。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晚清的历史已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晚清就是一味腐败、一味卖国，晚清政府其实在政治变革上做了不少努力，君主立宪经过十几年发展即将成功，何以到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呢？一个还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顷刻瓦解呢？▌清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由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由外部引发，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之后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踪西方工业革命、实现社会转型，待到1840年被英国打败而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无论如何都具有一种被动的感觉或者不太舒服的别扭，所以清廷在那之后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要学西方，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保留，并不愿意像稍后的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将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的近代国家。中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到1891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太平天国和几次外部战争破坏之前的水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更重要的是，由于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不能说毫无功效。问题在于，洋务新政30年的发展是畸形的，经不起考验。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30年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甲午战争中的日本舰队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知耻而后勇，转身向东，向先前的敌人学习，启动了一场必将改变中国面貌的维新运动。所谓维新，其实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清廷统治者实事求是的深刻反省。然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又有种族之间的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内外的复杂因素，中国在1898年秋天发生了政治大逆转。第二年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层的派系冲突。保守的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竟然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义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躯去挑战列强的真枪实弹，终于引发列强军事干预，最后以《辛丑条约》的耻辱而收场。▲《辛丑条约》签字现场《辛丑条约》确实包含有巨额战争赔款，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共识是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我们过去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列强还要求清廷必须按照近代国家的标准进行政治革新，要引导国民的世界意识，不得煽动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清廷在1901年开始的所谓新政，其实就是庚子国变之后的大彻大悟，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作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这显然不对。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初期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在家天下的时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很受刺激，于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