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由的理解，其实是需要能力的，没有理解自由的能力，便无法拥有真正的自由。以下格言摘编自“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的经典著作，与大家分享：1、礼仪不良有两种：第一种是忸怩羞怯；第二种是行为不检点和轻慢；要避免这两种情形，就只有好好地遵守下面这条规则，就是，不要看不起自己，也不要看不起别人。2、你担心什么，什么就控制你。3、在缺乏教养的人身上，勇敢就会成为粗暴，学识就会成为迂腐，机智就会成为逗趣，质朴就会成为粗鲁，温厚就会成为谄媚。4、人生的磨难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不可对于每一件轻微的伤害都过于敏感。在生活磨难面前，精神上的坚强和无动于衷是我们抵抗罪恶和人生意外的最好武器。5、良好的礼仪的功用或目的只在使得那些与我们交谈的人感到安适与满足，没有别的。要能做到通过恰如其分的普通的礼节与尊重，表明你对他人的尊敬、重视与善意。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要能做到这种境地，而又不被人家疑心你谄媚、伪善或卑鄙，是一种很大的技巧。6、建立和巩固友谊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互相信赖地闲谈心事与家常。7、一个不尊重个人私有财产的民族，居然会看重主权，这只能用精神分裂来解释8、年轻人不可中途插嘴，说的时候要用请教的态度，不能像教训别人似的。应该避免固执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要谦逊地提出问题。谦逊不会遮住他们的才能，也不会减弱他们的理由的力量。它反而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注意，使他们所说的话宜于让人接受。9、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

巴勒斯坦，这片位于地中海与死海、约旦河之间，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的地区，最初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包含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民族，甚至寄居在伦敦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最初也自称是巴勒斯坦人。这里是一片“流着奶与蜜”的土地，也是一片充满血与火的土地。历史上，这片土地是众多民族的战场，“人类为巴勒斯坦流的血，比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从“巴勒斯坦”这一词汇未诞生之前的传说时代，到古犹太人在此建国、灭国、又复国；从罗马皇帝哈德良驱逐犹太人，到历次十字军东征；从奥斯曼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到英国殖民者的到来；从现代以色列的诞生，到历次中东战争......和平，在这里，似乎永远只是暂时的。作为世界上古老的文明之一，犹太文明蔓延了四千多年，可在后面近两千年时间里，犹太人却失去了故土，被迫星散在世界各地。而就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逼仄中，犹太民族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

抗战胜利70周年，北京举办大阅兵；国军方面，也举办多场军力展示及小规模阅兵；北京邀请抗战老兵参加阅兵，国军也要颁抗战纪念勋章给老兵，不限在台湾大陆都可申请；北京说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军说自己打了数场大规模惨烈战役。小时候家楼下有位独臂老头，我那时候只知道那是以前空袭时被炸断的，有次我很不识相地问：“是日本人炸的喔？”我记得他只是默默笑，什么都没说，我心里想，日本人太可恶了，空袭台湾。有一天，学校教到“日据时代”，我脑子突然“轰”一声，“对啊！日据时代，台湾是日本的土地，日本人干嘛空袭台湾？”接着，对我来说更残忍的事实是，空袭台湾是美国人干的，可是，美国在抗战时不是我们的盟友吗？为什么要空袭台湾？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二战末期，日本跟台湾一样是几乎天天被美国轰炸机空袭。原来老人说以前躲空袭不是躲日本飞机，而是躲美国飞机。竟然连国军都空袭过台湾！我知道这些事后，心里异常痛苦，沮丧了好一阵子。两岸政府在抗战70周年的议题上互争话语权。而台湾社会上，有一群人却在纪念台北大空袭70周年，那场空袭中有3000人死亡。@1945年10月，美军飞机空袭台北一次抗战胜利纪念，不同地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族群浮现了不同的记忆。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与大陆就走上两条不同的路，渐行渐远。清政府在北方打输了甲午战争，结果在东南边本来八竿子不相干的小岛台湾，命运就此改变。当清政府决定割让台湾，对台湾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弃子命运。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五十年，半个世纪，好几代人，对台湾的影响肯定无法抹去。台湾做为日本“南进基地”，日本在掠夺台湾资源之余，也不遗余力地建设台湾；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接连打败中国俄国，挤身帝国主义列强，台湾做为日本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当时欧洲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都在看日本的能耐。日本也有不服输的理由：台湾成为日本许多新技术实验的地方，什么新的方法经常是先拿到台湾试一试；没有人能否认，台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就是在日据时代完成。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同时，大陆发生哪些事？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国民革命、北伐、中原大战、对日抗战。战争接着战争，似乎是永无止尽的战争，战乱烟硝几十年没停过，相较之下，除了太平洋战争末期经常遭空袭外，台湾人过着较和平的日子，台湾人过着自己的日子，基本不关心大陆发生什么事。我又发现另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当时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1931年至1938年，也就是918事变的那一年至对日抗战的隔年，在台北设有总领事馆。揭开这些以前我不知道的历史时，年纪还不大的我感到混乱，我如饥似渴想去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当时中国人要到“日本国台北州”需要办签证，台湾人到大陆，也要向台北中国领事馆办签证；每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台北总领事馆举办双十酒会，请在台北的各国使节及侨民参加，日本总督府也会派人祝贺；直到1938年，总领事馆因撤侨事宜与日本总督府不断交涉，最后租了第三国轮船撤侨，降旗，闭馆。@民国22年(1933)国府外交部发的护照前往”友邦”日本国台湾台北州为什么？这种疑问在我心中越来越大，台湾人在那些年到底是哪里人？这让我彻底混乱。在精神方面，日本殖民者首要的当然是抹去台湾人脑子里自认是中国人的观念。19世纪末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后来的东京市长，认为台湾人拥有中国人的一切陋习，他总结成三样：怕死、爱钱、好面子，其实就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后藤新平说：“粗野幼稚的当地人民无法理解民权思想，日本国内的文明刑法、民法在台湾不能通用。所以，在台湾以实施建立在‘当地传统习惯’基础上的法制为宜”。一方面，用严厉的法制来治理台湾，一方面又利用“怕死、爱钱、好面子”的特性，常常给予一些小恩小惠。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意图，都是要把台湾人在精神上改造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样。来台湾的日本人，除了官僚、军人，还有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在1920年的台北街头，甚至有日籍的人力车夫，如果你到台湾东部花莲，还可以找到当年的移民开拓村。经历过被割让易主的那代人，逐渐老去没力再做反抗，新一代的台湾人，在日本教育、日本邻居、日本老师、日本警察、日本同事、日本政府的相对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对祖国大陆的概念日渐模糊。@电影《赛德克‧巴莱》一段对话日本人为台湾带来“质”的改变，至于精神思想方面，日本人认为台湾人是殖民地人民，如果吸收太多先进思潮，民智大开则不利于管理；所以你会看到，就算是高等教育，日本人也只让台湾人读理工医类，不太允许台湾人读政法科，在“纯种”日本人面前，台湾人毕竟是“二等国民”，日子尽管要过，社会当然也越来越进步，毕竟过得憋屈。李登辉说“70年前，日本和台湾「同为一国」”，也是说出了事实。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确没有参加对日抗战，可是台湾人有抗日，尽管半世纪来这块岛上不同族群都曾有反抗，或武或文，但都不成气候，后继无力，很快就被捻平；但有很多热血的年轻知识分子，心向祖国，他们想办尽办法到中国留学，对日抗战爆发后，他们参军，参加游击队，甚至还参与了共产革命。这就产生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样是日本殖民地，为什么战后几十年台湾的反日情绪就不如韩国来得高，甚至有些”亲日”？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台湾人前一刻还在听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下一刻忽然就意识到自己才是胜利的那一方，欢欣鼓舞地迎接祖国来接收。我经常在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如果1895割让的不是台湾，假如是山东，或是江浙、福建，这些地方的居民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对日本会有什么看法？现在一般大陆批评台湾“亲日”“媚日”的声音，会不会同样用在形容这些地方上？其二，台湾从1895年后就不太知道大陆发生些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共斗争，突然之间就被卷进了内战，如果当年接收台湾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而不是马上进入内战的中国，现在这些难解的问题是不是都不会存在？

女记者问许小年怎么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他一脸无奈地直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本人水平不够，别自作聪明，市场比你聪明多了。”精彩过瘾！许小年的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歌功颂德的人，我们把他叫做‘歌德派’”，许小年说，“你跟‘歌德派’没法交流。”有一次，党校请他去讲课，但是要求他先把课件发过来，后来说，有两个地方希望能修改一下，他说，不修改，如果修改了就不讲了。有一次他讲完课，一位副部长带着若干学员，批了他半个小时，但是许小年说，除非你有逻辑和数据可以说服我，否则我不会改。毫无疑问，许小年被打上了批判者的标签。这个标签，在当下并不让人愉悦——某些时候他甚至因此失去了在媒体上表达的权利。课间，他斜靠在椅子里，两腿放在桌上，说，现在我也不写了，因为，我写了，你们也发不了。发不了，是因为他不愿意妥协。之前有媒体的朋友讲起，许教授很不好说话，如果你向他约稿，他会告诉你，不许删改，如果删改，就不能再以他的名义发表。弗里德曼的名著《自由选择》再版（以前的版本被阉割过），请他写推荐序，他写了6000字长文，开篇第一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对方说，恐怕有些内容需要删改，他拒绝，说如果删改就不发了。出版社最后也勇敢地妥协了。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更很少为一本书写推荐序，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却让他写了，并不惜和出版社博弈。所以说，今天能读到这本无删版《自由选择》，是幸运的。弗里德曼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讲得明明白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自由选择》中尤为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大咖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自由选择》一书却完全不同，深入浅出地概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许小年：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理论简单、通俗，同时又严谨而深刻。周其仁：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张维迎：大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都快被我翻烂了。毕业后到体改委，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我“维迎德曼”。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经济学，正是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初衷。弗里德曼擅长使用生动的比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自由选择》无删珍藏版（多次断货，所剩不多）：▍延伸阅读许小年：为什么不能用修身齐家的方法去治国平天下许小年：社会正义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尊重许小年：市场失灵了吗？许小年又一爆炸发言！许小年：中国两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忠言逆耳）许小年：经济学家最恶劣的品质，就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许小年：读书就要读经典，这本书是经典中的经典

理性的运用不仅仅是在科学上，也包括在经济上。市场经济制度就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只有在政、教分离之后科学才能发展，理性的生产方式才能够全面推广，才有可能产生现今的宪政民主制度。

权主义制度；而且不容忍也同样受到公开的赞扬。我们最近不是曾看到一位英国科学家竟为“迫害异端”辩护吗？因为照他看来，“当这种做法保护一个新兴的阶级时，对科学是有利的”。这种见解实际上当然是和那些导致纳

本文节选自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张琦译。人们每天都会为了吃、穿、住，或者干脆为了享受而消费数不清的商品和劳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想买这些东西就总能买得到，而从未停下来想一想，究竟有多少人为了提供这些商品和劳务，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努力。我们从未思考过，街角的小卖店（或今天的超市）如何能将我们想买的物品都摆上货架，也从未思考过，我们大多数人如何能够赚到钱去买这些物品。

华东师范大学刘擎老师：我自己阅读阿伦特的作品有近30年了，每年我都会重读她的作品。

英国人韦尔斯说，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中，都住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儒家奔走在朝廷庙堂，是社会精英；道家向往山林归隐，是世外高人；而土匪既不容于主流，又不甘心归隐，他们浪迹江湖，但他们也建构了一种世界与秩序，对主流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称他们为“游民”。《水浒传》里面的“好汉”、《上海滩》中的“大哥”、武侠小说中的“剑侠”，青帮、洪门中“师兄弟”，都是游民文化的典型代表。游民的思想意识、习惯作风，文人士大夫大多视而不见，因此在官方正史中一直少有记载。但是在古代，通过评书、戏剧等媒介传播，游民意识成为了真正支配古人行动的“信仰”，影响力远超孔孟之道；而在当下，借助影视文化的大行其道，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远超学校和书本教育。因此，借助相关经典好书，梳理出游民群体的“信仰”，对认清中国历史和当下的底色，重要且紧迫。信仰一乱世出奸雄，拳头即正义在传统中国，社会秩序依靠人伦礼法维护，人的强弱地位依照宗法划分等级。而游民群体没有固定的土地和职业，不受礼法的控制和束缚。他们认为，在动荡中才能逆天改命，武力值才能决定生存。因此，他们漠视法规，信奉“乱世出奸雄，拳头即正义”。《水浒传》中，李逵审理打架斗殴案，丝毫不问是非曲直，赞美会打架者定是好汉；梁山好汉攻下祝家庄后滥杀无辜妇孺，却被视为伸张正义。在当代的影视剧中，像刘华强、东莞仔这种以暴制暴的黑帮老大，也被视作勇猛、的代表，拥有超高的人气。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总结，这种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和现在。越是基层的民众，越是习惯于好勇斗狠、欺软怕硬，坚信“真理在大炮范围以内”。信仰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主流文化倡导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而游民群体居无定所，脱离了宗族庇护。只有靠拜把子、组帮派，抱团取暖，才能应对外面危险的世界。因此，游民群体普遍认为，只有“自己人”才有共同的利益，外人和己方只有敌对和竞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只要上了梁山入伙，就立马成了替天行道的好兄弟；只要不愿意入伙，就是可以随意剿灭的敌人。在武侠小说、影视剧中，同一派别的就亲如兄弟，不同派别的就是生死仇敌。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梳理了中国近现代白莲会、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组织的历史。在书中，他认为这种强烈的帮派倾向，影响了人辨别是非的能力，将世界视为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黑暗森林。当今社会的“网络喷子”，流行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做派，也是此类观念的延续。信仰三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主流社会提倡的婚姻观念是，夫妻相爱，夫唱妇随，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抵抗风险。而游民群体脱离了主流社会和家庭，他们将妻室视为拖累。只有哥们弟兄，才是生存的必需品。因此，游民群体之间重兄弟义气，轻视女性。《三国演义》中，刘安为了招待刘备吃肉，竟然杀了妻子；刘备兵败后抛妻弃子，为了安抚兄弟，说出了“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可以破，手足不能断”这样的暴论；在《水浒传》中，一个人倘若因为女人耽误了哥们义气，也必然被江湖耻笑；黑社会电影中，大哥身边的女性，几乎都是泄欲的工具。这种观念延续至今，越是社会底层的男性，越是歧视女性，辱骂、殴打、调戏女性，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信仰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孟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普通人都认为，做人要有起码的底线，否则家庭伦理、社会秩序会崩溃。而游民群体通常都是赤贫阶层，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欲望，只相信能够立刻兑现的利益；而为了这些利益，常常不择手段。《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为了拉卢俊义、徐宁入伙，不惜栽赃陷害，导致二人家破人亡。吴用为了逼迫朱仝上山，唆使李逵杀了四岁的小衙内。而在当代的黑帮影视剧中，为了社团利益、忠心义气，杀人放火也都是家常便饭。陈宝良在《无籍之徒

-01-改革开放前曹德旺和父亲偷偷摸摸的做小生意，贩卖水果和烟草，结果被抓了现行，连自行车都被没收了，一家人生活艰难困顿。改革开放后的曹德旺办企业成为了玻璃大王，后来还去美国开了厂。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腾飞？无数人为什么能够像曹德旺一样脱贫致富？是因为我们突然掌握了什么高科技吗？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吗？不是的，唯一的原因是改革把交易的自由归还给了人们，人们的自由增加了。以前你做生意是投机倒把违法犯罪，改革开放后你做生意是令人尊敬的万元户致富带头人民营企业家。激励机制变了。激励机制，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就像经济学家陈志武《财富的逻辑》一书封面上的那句话：“制度的品质，决定财富创造力的大小。”具体来说，就是自由的多寡，决定了生产力的大小。如果卖一筐水果都是一种违法行为，谁会像褚时健那样承包千亩果园，整日研究如何种出最好吃的橙子？交易的自由程度，决定了生产的规模；而生产的规模，决定了技术的引进和创新。-02-许多人喜欢用工业革命来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奥地利经济学派掌门人米塞斯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人的行为》一书中，他这样说：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引起的意识革命的一个产物。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腾飞，还是美国早期的经济腾飞，都不是因为突然取得了科学技术上的革命，而是经济自由的结果。陈志武说：“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制度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快一点。”也就是说，自由每增加一点，生产力就提高一些。美国经济史学家约翰·S·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讲述了“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它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存在很多阻碍经济自由发展的壁垒。例如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有无数的特权规定，国王和贵族可以肆意对城镇征收赋税，一袋货物从鲁昂运送到马赛的路上会被征收50多种税赋。而美国却完全不同，在同一个时代，州和州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壁垒，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这是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03-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比如说曾经的苏联，卫星可以上天，军事遥遥领先，钢铁产量令人瞩目。但是人们买面包时依然要排长队，国营商店里供给匮乏。八十年代末期，叶利钦在访问德克萨斯一家超市时，看到一排又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的应有尽有的食品和家用百货，他感到震惊又压抑。这种震惊，这种生产力的天壤之别，显然不是因为科技的差距。同样的，相信也没有人会认为，南韩和北韩生产力的天壤之别，是因为科技水平的差异。-04-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知识诞生，但这些创新会不会提高生产力，需要市场来验证。樊登在讲《低风险创业》一书时就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他们一帮投资人坐在一起，听一个创业者讲他的项目，创业者认为人们上厕所时屎掉在水中溅起水花到屁股上会很尴尬，所以他们通过科技创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固然是一种科技方面的进步，但它并不能提高生产力。因为市场不需要这种科技，相反，这种科技创新只是对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即使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自由的增加，也能带来生产力的提升。比如说，以前禁止私人资本进入电影、出版等行业，门槛放开后，生产力马上就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各种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文艺作品源源不断的涌现。再比如说，从闭关锁国到自由贸易，也马上能带来生产力的提升。这不是因为科技进步了，而是因为需求增加了。当一个国家的各种货物可以卖到全世界，人们当然会扩大生产，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比如提高工资奖金，改变管理方式，而不一定是通过科技创新的形式。-0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还容易引起我们的误解。让人们更关注“生产”而不是“交易”，更关注技术层面的引进（“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思考。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同样的科技，同样的生产设备，在晚清的国营企业那里和在私营企业那里，在官僚和企业家手中，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是腐败和浪费，另一种却可以为社会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盲目的学习科学技术，有时候造成的结果不是生产力的提高，而是社会的毁灭。19世纪的德国就非常善于学习新技术，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后来却走上了战争与毁灭的道路。科学技术没有转化为创造国民财富的能力，反而毁灭了国民财富。在微观层面，一家企业的成功，不可能只是通过技术领先而达到，否则还要销售部门干什么。有一帮技术大神就够了，也不需要马云、乔布斯这样的人。同样的，人类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也不可能单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达到。最根本的，永远是对经济自由的尊重与维护。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自由是一种选择，选择的同时，还需要足够勇气去捍卫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捍卫自由的思想武士。他的这种精神被无数大咖所推崇。弗里德曼的“粉丝”，可以列出一长串：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加里·贝克尔、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两位布什总统等均是他的拥趸。撒切尔夫人说：“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弗里德曼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讲得明明白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自由选择》中尤为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大咖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自由选择》一书却完全不同，深入浅出地概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许小年：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理论简单、通俗，同时又严谨而深刻。周其仁：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张维迎：大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都快被我翻烂了。毕业后到体改委，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我“维迎德曼”。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经济学，正是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初衷。弗里德曼擅长使用生动的比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自由选择》无删珍藏版：文章转自“经济学原理”微信公号，原出处及作者不详，少数派文苑鸣谢。▍延伸阅读三千年文明史，为何长不出一株自由之花？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功利主义的自由观：解放奴隶也有利于奴隶主哪种自由，才是现代文明的最高目标？哈耶克：“分配正义”与法律下的自由米塞斯：自由主义的目的许小年：社会正义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尊重许小年：市场失灵了吗？许小年又一爆炸发言！许小年怒怼林毅夫，精彩过瘾！弗里德曼，他赢了，他走了弗里德曼：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经济学是一门经常受到批评的学科，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整个社会学科中，经济学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这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从200多年前经济学诞生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科。最近有一本书，叫《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分析了从亚当·斯密创立经济学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反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很值得一读。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反思经济学家为什么招骂的文章就太表面化了。▍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经济学这么不受欢迎，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养活这么多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答案。我自己的答案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捍卫？首先，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不太喜欢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它可以使一些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变成穷光蛋。所以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利益的人，就不愿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因为市场经济与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冲突。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一股力量，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第二，由于人们的无知。我用无知这个词，没有感情倾向，而是要强调科学、理性思考方法的重要性。理性思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从启蒙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教导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理性地思考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不这样去思考问题。他们喜欢从直观的角度看问题。市场经济有一个毛病：当你能享受到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它本身的毛病。第三，人们的无知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由于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社会出现的问题，于是就给那些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些人批评市场经济，不是说他们骨子里一定认为市场经济不好，而是他们知道，如果批判市场经济，就可以得到公众的喝彩和拥护。这样的人可能是所谓的“学者”，也可能是政治人物。出于政治需要，从古到今，总有一些政治家声称市场经济是坏的，因为他们知道，提出反市场经济的口号和政策，可能得到更多的喝彩，拉到更多的选票。政治家喜欢向人们许诺免费午餐，因为人们渴望免费午餐，而经济学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所以，无论古今中外，总是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学的逻辑，把经济学家当作敌人。▍当前中国社会的反市场迹象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如果演变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对社会上蔓延的对市场的不信任感到担心。这种例子太多了，前一段时间的兰州拉面限价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对一碗面的价格提出限制？缺乏理性思考的人，以为这样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其实，真正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部门一方面限制竞争，另一方面又说要保护消费者免受卖家的剥削，这是不合逻辑的。政府限制价格，餐馆可能减少数量，降低质量，消费者最终得不到什么好处。更糟糕的是，一旦拉面的价格由政府来规定，就可能变成政府部门寻租的一种办法，比如给面划等级，哪些餐馆一碗可以卖到4块，哪些可以卖到6块，等等。这样，餐馆老板就要找当官的走后门，腐败现象就来了。再比如住房。因为房价高，老百姓有怨言。于是，政府出台政策，修建经济适用房，甚至还有限价房。很多人以为，这样就能解决普通人的住房问题。但如果这些房子的市场价值很高，谁能得到这些房子，就等于是得到了大笔补贴。谁能拿到？除了极少部分是通过排队、熬年头筛选出来的普通人之外，大部分都分给了那些有特权、有关系的人，如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普通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帮助低收入者的最好办法是直接给他们货币补贴。还有新劳动合同法，其中的一些条款也表现了对市场高度的不信任。新劳动法在合同雇佣、解雇条件中作出了太多的限制。这对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有好处吗？不会有好处。你在雇佣工人、解雇工人上条件限制越多，企业就越不可能发展，工人找到工作就越难。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从各国的经验研究可以知道，很多美其名曰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结果受到最大损害的正是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最好办法仍然是推动企业间的竞争，竞争越充分，劳动者就越能得到公平待遇。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待遇低、受歧视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不是问题了？因为市场竞争。2008年8月1日，中国的反垄断法开始实施。这是一部重要的法律。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部法律的前景并不乐观。无论是对它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还是对它即将产生的实际影响，都感到很大的担忧。反垄断法所指向和限制的企业行为，很多其实是市场创新和信誉机制的一部分。而在破除政府保护的行业垄断方面，这部法律几乎无所作为。所以我很担心，一部以反垄断为目标的法律，搞不好就可能变成反市场竞争的工具。这些道理很多人明白，但没有多少人愿意讲。我想，如果现在社会上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不断蔓延，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比破坏环境的后果更严重。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J.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耶克的著作就曾由我国学者腾维藻等人译出，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能是作为“内部读物”。哈耶克曾用精准的核爆炸，摧毁了“魔鬼的心脏”。然而，曾消失的“魔鬼”似乎又要卷土重来，因此，重拾哈耶克的思想，对于当下，十分必要。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非主流”，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翻案”，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告诉世界，他们还未过时。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读了这本书，你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的人能理解哈耶克，人类就有希望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上折返，重新踏上光明大道。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通往奴役之路》最新修订珍藏版（多次断货，所剩无几）：▍延伸阅读哈耶克对斯大林主义的预言哈耶克：“分配正义”与法律下的自由哈耶克：正义观念的滥用杨小凯：哈耶克对人类的影响，与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只有读了这本书，才能理解哈耶克经济思想的根源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路：哈耶克的十大思想哈耶克为何不愿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多一人读懂哈耶克，自由就多一份保障哈耶克：市场经济使穷人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富人哈耶克｜一个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

“布拉格之春”，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盟军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百度图片）二战前的欧洲，特别是经历大萧条之后，众多仁人志士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没落，未来社会一定是中央计划替代市场自由竞争，目标是追求公平正义、充分就业、共同富裕。当时得到各阶层认可，其中包括罗素、爱因斯坦等大V都纷纷表达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支持。二战前德国发生了什么？当时一众学者对中央计划经济的称赞，劳工组织和理想青年纷纷加入，使德国纳粹登上舞台，掌握了国家权力并通过修改宪法，在民主与法律之下，元首希特勒公然又合法地控制国家舆论，大肆宣扬极端民族主义。也正是在其一元化舆论控制下，1939年希特勒公然启动侵略计划，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当年大部分德国民众也都积极响应元首号召，为了德国，为了世界，完全无视光天化日之下的残暴。大家满怀解放全人类的抱负，每个人都决心牺牲一切，服从元首，服务国家，争先恐后成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二战期间，英国成立战时控制一切的经济机关，实行强制性的工业集中，以及通过各工业部门内部签订协定实现集中化。集中和统一管理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产业工人的收入也有所保障。因此，在英国很多学者认可计划经济，甚至希望英国战后让这一政策能够继续实施。然而，就在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对世界大声疾呼：“大家先不忙努力走向计划经济之路，那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德国纳粹推行的中央计划经济及集体主义至上的政治追求，是最终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指出：斯大林主义本质上藉由高度计划经济、集体主义，最终都会走向法西斯主义。哈耶克这一理论曾遭到抨击。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严重滞涨，凯恩斯的干涉主义失灵，转而开始接受哈耶克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基于哈耶克经济学方面的贡献，1974年获授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让世界认可哈耶克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他那本出版于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对斯大林主义的预言得到充分证实。苏联对内肃反，对外霸权，成为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哈耶克认为世界各党派社会主义者大都是善良的，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立志为人民打造更美好的世界，这点没有争议。问题就在于实现的手段有严重缺陷。那么二战后苏联又如何步法西斯后尘？1949年斯大林迎来七十大寿，笑纳了来自各国的生日礼物。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将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消灭了君主专制，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这时候苏联全国上下乃至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一起大张旗鼓，为领袖开生日派对！现在看起来，苏联是身子进入社会主义，脑子还在封建社会，可见苏联时期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国际歌》有一段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反帝反封建，最后理所当然成了人民的救世主，岂非太过讽刺？苏联经历斯大林时代的政治

“自由”，被公认为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一个国家只有尊重个人价值，才可能有文明的政治，发达的科技、经济和文化，才算得上真正的现代国家。哈耶克等学者甚至认为，自由是文明的根基和终极目标。然而不幸的是，如此重要的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却是最陌生的一个概念。以至于近代学者严复在翻译约翰·穆勒《论自由》时，无法找到对应的汉语词汇，只能翻译成“群己权界论”。中国有三千年的文明史，为什么没有诞生自由思想？究其根源，以“儒法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都缺乏自由的基因，有的甚至敌视自由。▌儒家：在修身中泯灭个性儒学是传统中国的官方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最公开的、最全面的。孔子主张对人要有仁爱之心，孟子也主张“民贵君轻”。后世的儒家还将“自我”和“修身”联系在一起，重视个人的气节、人格和责任。但是追求道德高尚之余，儒家却不重视个体的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首先，儒学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来为个人赋予一种超验的、神圣的价值。所以，当个人的基本权益受侵害时，只能寄托于一些道德说教，没有高于世俗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无法说服更多人响应。其次，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社会和谐。所以遭遇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时，个人总是要为集体让路，比如家族、社稷、礼教等等。儒家主张，个人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自然需要压制个性。比如修身要禁口，要“三省吾身”。个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由此产生了等级、礼教制度：上位者可以肆意凌辱下位者，而下位者的服从和牺牲就是美德。“文死谏”、“埋儿奉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都是这种伦理的产物。所以，受儒学影响的国人，历来都是只反贪官，不反帝制，世世代代盼望“明君贤相”，很少有恶猜人性、限制公权的意识。▌法家：专制君主的驭民之术除了儒家之外，中国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法家。有人甚至认为，传统中国是“儒表法里”。法家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法家是最蔑视个人价值的思想，他们将百姓视为国家的奴隶和敌人，教导掌权者不择手段、滥施暴力，践踏一切道德伦理。《商君书》是法家的集大成之作，充斥着传统中国秘而不宣的“驭民之术”：鼓励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以吏为师，施行愚民政策；剥夺私产，重农抑商；使百姓保持贫穷、孱弱和屈辱，避免他们威胁国家；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秦朝践行法家思想最为彻底，以侵略扩张、焚书坑儒等暴行闻名于世。秦朝灭亡后，它留下的政治制度、弱民思想，被历代专制王朝所继承。即便放眼全人类，法家都是最专制、最黑暗的政治思想，是个人自由最大的敌人。▌道家：唯一的反叛方式是逃遁传统中国哲学中，道家最有自由的“基因”。道家宣扬顺其自然，回归自然，强调人的自然性而非社会性。因此道家鄙视名利和礼教。政治上，道家的政治观比较消极，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然而，道家的思想也很难长出现代自由。在哲学上，道家从自然主义到相对主义，最后将世界万物等量齐观，这会导致个性缺失。在实践中，道家反感权力争夺，面对强权并不主张抗争，而是避世隐居、回归野蛮。道家思想可以成就零星的异端癖好、个性解放，对文学艺术产生影响，但是在道德感召力、政治影响力上，都无法与儒家的伦理、法家的暴力项抗衡。所以道家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以保障个人自由。因为对于所有最重大的政治问题，道家都拒绝关心和解决。▌佛家：四大皆空，红尘无我佛学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唐宋之后更是融入了中国主流文化，成为一个重要思想分支。佛教关于“自我”的概念中，也有某种个人主义的倾向。佛教相信个体的可完善性，“佛是觉悟后的众生”；佛教强调静坐沉思，克服“自我”的本能欲念，达到“涅槃”的终极境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众生皆是尚未觉悟的佛”。然而，佛教的世界观决定了，它也不可能生长出自由。佛教绝不相信有一个“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更不会相信“造物主对现实世界的物质个人，会有一个确定的、终极的救赎计划”。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顿悟禅意或是打坐修炼，尽早脱离“尘世的苦海”。所以佛教的个人主义，不理红尘事务，不管现实政治。所以他们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把“此岸世界”联于“彼岸世界”，不会积极经营个人的财富、健康和家庭，更不主张抵抗暴政、争取人quan。因此，即便是外来的佛教，也没能补足中国“自由基因”的缺失。可见，儒、法、道、释的四大传统思想，都缺乏自由的基因。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三大支柱——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官僚等级制、家族宗法制——在本质上都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如此一来，中国没有产生自由主义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遍观全人类，不仅中国，阿拉伯、日本、印度、中亚等其他区域，也都没有诞生自由主义，只有西方长出了自由主义。所以与其苛责“中国为何没有长出个人自由”，不如追问——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个人自由？为什么西方长出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历史极为漫长，历代思想大家对自由的解读、阐释、捍卫也极为丰富。因此，理解自由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这些大师的原作。为此，我们为各位书友精选了十本价值观最纯粹、翻译最流畅、流传最久远的自由主义经典名著：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雷蒙·阿隆《论自由》（独家）、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穆勒《论自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哈耶克《自由宪章》、伯林《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尼丹尔·汉南《发明自由》、弗洛姆《逃避自由》。十本书均是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作品，构成了一套从古至今、从理论到实践、从谱系到规则的自由思想绝佳套装。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功利主义的自由观：解放奴隶也有利于奴隶主哪种自由，才是现代文明的最高目标？哈耶克：“分配正义”与法律下的自由米塞斯：自由主义的目的许小年：社会正义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尊重

著名经济学家

在黄仁宇笔下，以明朝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如同一幕遍地丑角的荒诞剧，官府低能到无力面对真实世界的任何问题，无法对社会进行最基本的有效管理，官府不掌握真实有效的数据，异想天开地做决策，执行到下层更是彻底扭曲走样，这种自欺欺人的虚伪形成了特有的阴阳之道：在阳面，是儒家道德和帝王权威，维持着制度的稳定和体面，根据幻觉安排一个个不可能实现的上层设计和指令；而在阴面，官僚集团靠谎言瞒上，靠权力欺下，一切问题都被掩盖了，直到有外人过来，对着破房子踹上一脚，假象被戳穿，一切都崩塌了。更为悲哀的是，击倒传统制度的，甚至不全是更先进的文明和思想，因此也有了悲哀的结果：取代落后和野蛮的，往往是更加落后和野蛮。-1-传统制度既输给文明，又输给野蛮

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见到英国议会政治后，曾发出“三代之治在英吉利”的感慨；他的见识与思想远超时代之上，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没有触及西方的“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才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独醒者”注定是孤独与苦闷的。超前的见识被同僚所不解，对于保守派来说，他学习西方的主张是“数典忘祖”，其曾经的幕僚、与其一同前往英国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大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同朝为官的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他记录英国见闻与思考的《使西纪程》在众人的攻击下惨遭封禁，甚至其家乡人都差点烧了他的房子......对于洋务派来说，他又似乎太过超前。虽然恭亲王、李鸿章对他十分欣赏，但他却说李鸿章办洋务是“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甚至说林则徐处置洋务也不得要领，之所以不痛斥林则徐，是因为林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先知先觉者总是被时代所不容，他一生郁郁寡欢，悲痛于时代的昏沉，在他去世之后，虽有李鸿章等人为他陈词，但朝廷仍然不愿给他谥号。但他对自己却有坚定且清晰的认知，在去世前不久，他在一首小诗中这样描述自己：“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就是1876年担任清政府第一任驻英、驻法公使的晚清名臣：郭嵩焘。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847年与李鸿章同年考中进士。1856年初，他奉曾国藩之命去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并第一次与洋人打了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中国人打死，并由此引发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史称“马嘉理事件”。为了向英国赔罪，郭嵩焘被派遣至英国，成了清廷第一个正式的驻外公使。在英国的两年里，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将自己的思考记录在日记中。郭嵩焘在当时士大夫中算得上一个“异数”，他诸多“先知先觉”的观点，即使今天的很多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不认为列强是为了占领中国，说“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并说如果我们“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洋之法，并且看到了西方社会是商业社会的本质，指出“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光早已超越坚船利炮，他说，“商贾、造船、制器”只是西方的“末”，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国之本。由于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根本，早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前，他就指出了洋务运动的无本之术，必将败于日本的全面改革。面对时代的昏沉，他既是悲观的，又是乐观的。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曾说，中国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强。而郭嵩焘却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病。他说，如果只看武器、机器，我们努力三五十年就能赶上世界，但百年树人，再百年树人心风俗，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变，没有三百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但是，历史不只有前进，经常还会曲折倒退，悲观来看，三百年也是未必。以上对郭嵩焘一生及其思想的简短回顾，均来自中南大学孟泽教授的《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一书。台湾历史学者王荣祖称郭嵩焘“众醉而斯人独醒”，孟泽以“独醒之累”为书名，既道出了郭嵩焘的超前，又道出了他的悲剧。然而，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与国家的悲剧？直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的见识超过了郭嵩焘？《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既是一部郭嵩焘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完整的晚清变革史与思想变革史。如今，我们仍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艰难道路上，溯源历史，找到变革之初最警醒的思想，对于今天仍有裨益。为此，诚挚推荐《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并邀请到作者为本书签名，签名本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袁伟时：从林则徐到郭嵩焘，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秦晖：为什么极端反西化的人，私下却赞成郭嵩焘的说法？郭嵩焘谈晚清外交：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梦醒者郭嵩焘：不容于当世，下场凄凉谌旭彬：晚清改革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吴思：从晚清官场的一件小事，看潜规则的力量有多大晚清改革失败的四个原因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

本文为张维迎教授2014年8月在凤凰财经“智友会”上的演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罗大佑的这首《亚细亚的孤儿》，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风雨飘摇，四面楚歌，台湾人整个感觉被世界抛弃了。“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罗大佑唱出了一代人的悲凉和迷茫。孤儿最痛苦的，莫过于自我的迷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归属谁？从16世纪台湾进入世界历史，到今日台湾新一代的“太阳花革命”，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一直被这个“认同的迷惘”苦苦纠缠，挥之不去。作为同文同宗的大陆同胞，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海峡对岸的孤儿吗？台湾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辛酸与悲情的孤儿史。16世纪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使得中国的东南沿海，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欧洲探险家、商人的帆船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台湾首先为葡萄牙人发现，被称为美丽岛（Formosa），然后被荷兰人占领，一座原先只有原住民的蛮荒之岛从此被裹挟进文明的进程。“红毛番”荷兰人统治台湾不过38年，便被郑成功的水师驱逐出境，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台湾成为“国姓爷”郑成功的天下，正式进入中国历史。二十年后，施琅率领清军攻占海岛，从此台湾并入清朝的版图。郑氏王朝期间，台湾的原住民10万人，随郑来台的闽南移民10万人，但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年间，大批福建广东移民涌入，人口从原先的20万增加到300万人。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美丽的宝岛连同300万臣民被清朝割让给日本，半个世纪之后日本战败，台湾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回归不久，又发生了国民政府军队屠杀本地人的二·二八惨案，在台湾人心中留下的历史创伤，至今没有平复。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兵退海岛，200万“外省人”避逃台湾，此为第二波移民高峰。纵观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可谓身世离奇：被“红毛番”统治，由郑成功夺回，经清朝两百年管束教养，又作为战败国的贡品，送给日本人当养子；战后二度回归祖国，却遭了一顿毒打，最后“父亲”逃亡到海岛，反认他乡为故乡。二波移民，四度易主，中原士大夫文化、闽南庶民文化、日本皇民文化与近代白话新文化如走马灯一般轮番上场，让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变得扑朔迷离，变幻不已。1950年代出生的台湾作家郑鸿生，写过一本《寻找大范男孩》，向读者展现了祖父、父亲与自己三代台湾人的故事。爷爷是前清遗老，父亲变日本皇民，儿子成民国青年，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昭示了一个世纪台湾人的认同困境。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于文化。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就像中国的其它地域一样，上层精英接受的是儒家士大夫文化，它通过统一的科举考试将边陲的小岛与大一统王朝联系起来，认同的是天下主义的大中华文明。然而，对于大多数在台湾扎根定居的闽南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他们所认同的只是与生俱来的闽南文化，只有地方意识，没有国家认同。地方与清王朝的关联，一方面通过士大夫精英获得沟通，读书人既是国家精英，又是地方领袖；另一方面王朝通过对地方宗族、祭祀、礼仪的确认与控制，将闽南文化整合到整个大一统文化秩序之中，清朝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不是显性的，而是内化在作为大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地方认同之中。许倬云先生说过：郑成功及其部下，娴熟于边缘社会的庶民文化，一旦与中原的精英文化脐带切断，庶民文化便不容易再有机会茁长为新的精英文化。[1]

自由的思想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简直不敢怀疑人们对它的最崇高敬意和认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这一事实。列宁是对自由表示保留意见的第一个人，他把自由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偏见”。人们把自由的真髓要义忘得一干二净，或抱着口惠而不实的态度，揭露这事实，是自由主义的一大成就。自由主义的名称就来源于自由一词。反自由主义的政党的名称最初叫做“SERVILEN”。这两个名称都是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的西班牙宪法战争中出现的。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甚至连高尚的哲学家、宗教事业的捐助者、牧师这些怀有最良好愿望的人以及真正热爱人民的国家领袖都认为奴隶制是正义的，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仁慈的制度。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决定了一部分人应该是自由的，而另一部分人是不自由的。不但统治者这样想，而且一大部分奴隶也持这种看法。他们忍受奴隶制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顺从奴隶主强大的武力，而且他们也认为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奴隶无需为每天充饥的面包发愁，因为主人支付他们每天所必需的东西。当自由主义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在欧洲和海外大陆的黑人奴隶中呼吁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时，不少所谓正直的朋友还对此加以反击。他们认为，不自由的劳动者习惯了这种不自由的生活，并不感到这是不舒服的负担，他们不懂什么是自由，也不知道，他们将从自由里得到什么。离开了主人的关心只会有损于他们自已，他们没有能力经营和生产自已必需的东西，因而会陷入贫困。假如奴隶获得了解放，一方面他们不会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会在物质生活上受到严重的损害。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观点在人们询问的许多奴隶中也得到了认同。为了达到废除奴隶制的目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将那些农奴和奴隶受到残酷虐待的非常特殊的例子加以夸大，并指出这些都是普遍现象。事实上，奴隶制中类似的越轨行为只是偶尔发生，并非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如此，这些越轨行为的存在仍然是废除这种制度的理由。从总体上看，当时奴隶主对其奴仆的待遇还是人道和温和的。在一般情况下，一些人赞成废除奴隶制完全是出于慈善的原因。如果有人反驳他们并指出，保存奴隶制同样也是为了奴隶自身的利益，那么，这些好心的慈善家也就无言以对了。唯一能够战胜、并且已经战胜奴隶制及其辩护士的论据是，自由劳动可以创造远远高于奴隶劳动的生产率。在奴隶制条件下，劳动者没有兴趣发挥他们的最大劳动能力，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劳动量仅限于能够避免遭到惩罚的程度，而这种惩罚只有在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时才会发生。自由的劳动者懂得，若要得到更多的报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因此，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以便能够增加自已的收入。我们只需将一名操作一台现代蒸气犁田机的工人所具备的高素质与两代人之前的俄国农奴在耕作时付出的智力、体力和勤劳作一比较，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只有具备现代化工业所需技能的自由劳动者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创造效益。只有头脑不太正常的人才会喋喋不休地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自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成熟到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他们也许还会声称，有些种族和民族天生就是做奴隶的料。主宰民族有义务维持奴隶不自由的状况。自由主义者并不想去驳斥这些人的观点，因为自由主义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自由主义提出的有利于自由的证据与这些人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自由主义者从不认为上帝或自然界早已决定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我们不仅不愿传播上帝的意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避免将上帝和自然牵扯到围绕着尘世间事物的争吵中去。我们的唯一主张是，保障一切劳动者的自由，保障使人类创造出最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制度。自由主义的这一主张符合地球上所有居民的利益。我们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并不是因为这种制度对“奴隶主”有利，而是因为我们坚信这个制度对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首先对“奴隶主”会带来危害。假如人类继续保持一部分劳动者或全体劳动者的不自由状况，那么，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人类经济的巨大发展就不会出现。我们将没有铁路、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蒸汽机、没有电动机和照明设施，也没有大规模的化学工业，正如尽管拥有众多天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没有创造出这些财富一样。这一切证据足以使每个人，甚至包括过去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认识到废除奴隶制这一事物的发展进程是令人满意的。如今，一位欧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条件比古埃及法老的生活条件还要舒适，尽管后者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而且每个奴隶都毫不例外地用他的力量和双手的技能为法老的幸福服务。假如我们将一名公元前的富豪置于今天的一位普通人的生活环境中，他也会毫不踌躇地说，他当年的生活比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公民的生活还要贫困得多。读米塞斯的作品，从中汲取的，是一种抵御周遭世界的力量——米塞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并不陌生：一个被中央集权、政府计划、干预、恶性通胀、关税及贸易保护控制的世界。而他就如最后的自由骑士，终其一生，都在用思想的武器，捍卫对自由的信仰。他的作品，本本经典。他的《人的行为》甚至被誉为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然而，想要全面阅读米塞斯，却并不容易——《人的行为》经常断货，目前先知书店亦仅有极少量库存。先知书店精选米塞斯作品最佳译本和版本，组成“米塞斯作品集”，特别值得珍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米塞斯：自由主义的目的黄春兴：米塞斯是怎么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没有东方西方之分，只有奥派与其他流派之别米塞斯：思想自由是文明的火种米塞斯：自由的本质米塞斯：没有自由观念，就没有文明社会米塞斯：繁荣不仅仅是资本投资的事情，而是意识形态的事情米塞斯：无政府主义者错在哪里？米塞斯：我希望几年后在阿根廷和所有其他国家支持自由观念的人数会大大增长米塞斯：自由主义的前途（精读版）

很久没有听到张维迎老师说话了。毕竟平台持续向我们投喂的，都是“张维为”。说起张维迎，很多人脑袋里准会浮现出张维为。有人以为他俩是兄弟关系，还有马大哈直接把他俩混为一谈了。想起那个段子：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距离，是你信张维为，我信张维迎；你读周小平，我读周国平；你看司马南，我看司马迁。张维为，复旦院长、理论大家，振臂一呼“中国震撼着世界，并触动着全球”，“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自信”。张维为霸气称：我们是要给美国人“立规矩”，让他们习惯我们的强大。张维为还说过，我们要给西方启蒙，而不是我们的公知要给中国启蒙。和张维为的观点正好相反，北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到现在中国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中国没有发展出功利主义的哲学，但是有丰富的功利主义的实践。至少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历代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功利主义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不是基于对每个人自由、权利的考虑，而是从“集体”的角度考虑，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每个人都要牺牲自己。但是每个人都牺牲了，还有集体吗？张维为最喜欢讲中国模式，明确提出“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含义”，这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对真正自由之本性的把握，是那样不确定和混乱不清，这是最持久、最难以克服的障碍。——阿克顿勋爵编者按：自由一直是人类文明中极为重要的基本价值。然而，自由的本质，只有少数人能够看清。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自由”一词，从进入中国开始，就面临理解的混乱。不但有古今含义的混淆，还有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以赛亚柏林认为，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没有人比贡斯当看得更透彻，表达得更清楚。▌什么是今天的自由首先，先生们，请问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公民今天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

作者：哈耶克翻译：邓正来那种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服务对“社会”所具有的价值（即应得者或品行）来确定他们的报酬的观点，实际上是以这样一种预设为基础的，即权力机构不仅分配这些报酬，而且还向个人分派他们得以从中获得报酬的任务。换言之，如果“社会正义”要得到实现，那么个人所必须服从的就不只是一般性规则，而且还包括专门向他们发布的具体命令。要求个人为单一目的系统效力的社会秩序类型乃是组织，而不是那种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换言之，这种社会秩序类型并不是那种个人因只受一般性正当行为规则的约束而享有自由的系统，而是一种所有的人都受制于权力机构所发布的具体命令的系统。人们有时候会这样设想，只要改变个人行为规则，便有可能促成“社会正义”的实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有可能实现“社会正义”的个人行为规则或原则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据以支配他们行为的个人行为规则，根本不可能把他们在大社会中活动的综合结果变成一种所谓实质正义的利益分配，也不可能把它变成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所做的任何其他的具体且有意的配置。如果人们想通过市场过程去实现任何一种特定的分配模式，那么每个生产者就不仅必须知道他的努力会对谁有利（或有害），而且还必须知道受其活动（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的所有其他人的富裕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从其他社会成员那里获得服务的结果。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适当的行为规则所能够决定的只是那种得以自我型构的活动秩序所具有的形式特征，而不是特定的群体或特定的个人能够从该秩序中得到的具体益处。我们之所以再一次强调上述这个颇为显见的事实，实是因为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杰出的法学家）都认为，用“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来取代个人正义或交换对等正义（cornmutative

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流派的最大区别是，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将财富的占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上，并代表着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事实。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英国功利主义者的一句名言用一种不那么巧妙的方式表述了这种意思，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与宣称追求同样目标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它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有人宣称，自由主义政策若获成功，那将会有利于，而且必然会有利于特定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这种说法值得一驳。我们自由主义纲领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要告诉人们，上述论调毫无道理。但是我们并不想从一开始就指责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缺乏诚意，也许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良知提出了上述论点——尽管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有失公允。用这种方式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公开承认，自由主义的观点鲜明，它只想做它宣布要做的事情。持这种论点的人与那些指责自由主义并非为了大多数人，而只是为了某个阶层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人截然不同，他们既失之公允，又缺知少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选择这样的斗争方式，暴露出他们肯定了解自身固有的弱点。他们之所以拿起了有害的武器，恰恰证明他们舍此之外，别无它法。假如医生告诫一位病人：“请不要食用某种食品，否则将加重病情，带来严重的后果。”任何人都不会愚蠢地答道：“这位医生没有为病人着想，谁为病人着想，谁就应当让病人尽情地享用美味佳肴。”人人都懂得，医生要求病人放弃食用有害食品带来的享乐与愉快，是为了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却不愿这样看问题。每当自由主义者反对特定的某种民风民俗，并指出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有害的后果时，人们就责骂他是反人民的，而表彰那些毫不顾忌将来带来有害后果的蛊惑人心者，他们只向人们介绍表面上带来眼前利益的东西。理智的行为与非理智的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牺牲暂时利益，这个暂时利益的牺牲是表面上的牺牲，因为这些牺牲可以通过后来的成功得到补偿。那些避免食用香甜可口但有害健康的食品的病人蒙受的仅仅是暂时的、表面上的损失；其成功——即没有出现身体的损害——告诉他，他并没有失败，而是胜利了。若想避免损失，就必须考虑行为的后果。蛊惑分子利用了这一点，指责要求暂时牺牲眼前利益的自由主义者，责骂他们是心狠手毒的人民公敌。他们知道，指出贫困和痛苦之后再提出建议，是足以使听众感动得掉泪并赢得人心的好方法。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是主张将资本分光吃尽的政策。这种政策旨在以牺牲将来为代价换取眼前的享乐与富足。这同我们谈到的病人的道理相同，这两种现象都是以眼前的享乐换取将来沉重的后果。有鉴于此，有人又说，自由主义铁石心肠与他们的慈善为怀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我们认为，将这样的比喻强加给自由主义，是一种不诚实的欺骗行为。我们谴责这些反自由主义的无稽之谈，不仅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政客，而且也针对反对自由主义政党把持的舆论工具，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文人”都在使用这种不诚实的斗争方式。事实并非那些思想狭隘、见识短浅的普通的报刊读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人世间的贫困和痛苦也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义者要消除贫困和痛苦。自由主义认为，它所提出的方法是唯一适合并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如果谁认为他还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或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另外的道路，那么他就必须去证实它的可行性。但是，那种认为自由主义并非为全社会的福祉，而是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谋利的看法，并不能代替这种证明。即使人们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和痛苦也不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因为奉行其他政策是否会带来更多的贫困的疑问依然存在。如今，自由主义政策到处遭到反对和抵制，私有制的发展受阻，因而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切都不可能抹煞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反而恰恰事与愿违。如果人们将现实生活与中世纪及近现代之前几个世纪20的状况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创造了多少丰功伟业，假如它没有受到干扰，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只要人们在理论上稍作探讨，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以上内容来自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序言。现代文明中那些奠基性的经济学常识，多与米塞斯有关。我们当下最需要牢记的常识，正是来自米塞斯的经济学洞见：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读米塞斯的作品，从中汲取的，是一种抵御周遭世界的力量——米塞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并不陌生：一个被中央集权、政府计划、干预、恶性通胀、关税及贸易保护控制的世界。而他就如最后的自由骑士，终其一生，都在用思想的武器，捍卫对自由的信仰。他的作品，本本经典。他的《人的行为》甚至被誉为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然而，想要全面阅读米塞斯，却并不容易——《人的行为》经常断货，目前先知书店亦仅有极少量库存。先知书店精选米塞斯作品最佳译本和版本，组成“米塞斯作品集”，特别值得珍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黄春兴：米塞斯是怎么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没有东方西方之分，只有奥派与其他流派之别米塞斯：思想自由是文明的火种米塞斯：自由的本质米塞斯：没有自由观念，就没有文明社会米塞斯：繁荣不仅仅是资本投资的事情，而是意识形态的事情米塞斯：无政府主义者错在哪里？米塞斯：我希望几年后在阿根廷和所有其他国家支持自由观念的人数会大大增长米塞斯：自由主义的前途（精读版）

吴敬琏，一个时代浪潮之中，最稀缺的求真者。他已93岁高寿，却依然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保持关切。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少，但是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却太少了，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说过的下面这五句话，一句比一句真实——-1-关于民营经济他说：“关于民营经济所引起的争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法治？如何建立法治？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所谓‘刀制’的传统，这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且中国一直以来使用的是大陆法系，但这并不太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普通法系，也就是海洋法系。”-2-关于中国股市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3-关于中产阶级他说：“中产阶级还很幼稚，对自己根本利益在哪里不清楚。以为我只要有一个房子，开豪华车，老婆孩子怎么怎么样，就行了。实际上如果社会不完善的话，个人前途是没有保证。另外就是因为穷怕了，他就奔自己，想自己那个小家了，公民意识不够。公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好歹都跟你有关，都是你的责任！”-4-关于社会变革他说：“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要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5-关于货币超发他说：“中国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采取了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拉动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有可能‘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吴敬琏先生是一位保持独立思考，有独立立场，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他仍然在苦苦思索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在比照中西方市场之特征及规律之后，他明白哪些西方的经验和规律，真正适合中国。为此，特别推荐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本书既写出了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厚度，又让读者有如临现场般的真切体验。我们有幸获得少量吴老签章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吴敬琏：直面基本问题，重树良性预期孤勇者吴敬琏吴敬琏：江平教授千古！吴敬琏的五句话，一句比一句真实吴敬琏：国家养那些只会“整词儿”的专家有何用！（祝贺吴老荣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沉寂多年，93岁吴敬琏再获大奖！吴敬琏最新发声！身居高位、敢讲真话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耶克的著作就曾由我国学者腾维藻等人译出，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能是作为“内部读物”。哈耶克曾用精准的核爆炸，摧毁了“魔鬼的心脏”。然而，曾消失的“魔鬼”似乎又要卷土重来，因此，重拾哈耶克的思想，对于当下，十分必要。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非主流”，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翻案”，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告诉世界，他们还未过时。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读了这本书，你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的人能理解哈耶克，人类就有希望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上折返，重新踏上光明大道。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通往奴役之路》最新修订珍藏版（多次断货，所剩无几）：▍延伸阅读哈耶克：正义观念的滥用杨小凯：哈耶克对人类的影响，与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只有读了这本书，才能理解哈耶克经济思想的根源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路：哈耶克的十大思想哈耶克为何不愿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多一人读懂哈耶克，自由就多一份保障哈耶克：市场经济使穷人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富人哈耶克｜一个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

-1-信仰陷阱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受利益支配，因而是理性的。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人的行为也受信仰的支配。信仰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信仰有一种不受个体控制的魔力，驱使人们做出理性计算难以证成的决策，甚至完全违背自身利益的决策。这种决策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都是理想主义者追求信仰的结果，而不是现实主义追求利益所致。比如罗马帝国尼禄皇帝屠杀基督徒，君士坦丁时期基督徒迫害异教徒，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欧洲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俄国内战和农业集体化，越战，纳粹集中营，阿富汗战争，伊斯兰共和国，等等，无不与信仰有关。确实，有时候理想主义只是利益的伪装，但不可否定，许多干坏事的人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希特勒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个人生活很简朴。信仰的魔力来自其目标的善。善的目标赋予行动者一种道德力量。理想主义者总是用目标的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为了崇高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这些手段实际上是多么残忍。信仰可以使人完全丧失人性，变得疯狂。即便大规模屠杀无辜也理直气壮，或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或者是为了某种乌托邦理想。理想主义可以把自己造成的任何灾难都被解释成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像“良药苦口利于病”一样。▲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成为德国人的一种信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也是信仰，经常导致种族冲突、战争，甚至种族灭绝。纳粹在集中营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那些执行屠杀命令的纳粹官兵，作为个体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善的一面，但他们为什么会干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勾当？因为希特勒给他们灌输了一种极端的反犹主义信仰：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所有苦难的根源，他们总是用阴谋诡计颠覆德国，他们污染了雅利安种族的纯洁。在具有这种信仰的人眼里，犹太人不是人，是害人虫，是撒旦，是魔鬼，屠杀他们就没有了罪恶感。希特勒本人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甚至见不得人们屠杀动物。一个见不得屠杀动物的人立志灭绝一个有上千万人口的种族，可见信仰的魔力是多么强大！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在德国大学里搞了一场“焚书坑儒”运动，运动的主力是学生组成的“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坚信不疑。不仅犹太裔的教授被解职，犹太学者的书籍移出图书馆并销毁，甚至像爱因斯坦、赫兹、哈伯这些犹太裔科学家的名字都不能提。纳粹党提出要建立“雅利安物理学”、“德意志数学”、“德意志化学”；任何国际期刊的内容包含对第三帝国的批评，德国大学图书馆就取消订购，连英国出版的《自然》这样的杂志也不例外。1933年5月10日，全国19座大学城组织了一场“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动”，学生们按照纳粹意识形态标准，编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图书清单，把清单上的书一本一本从各种图书馆搜出来，然后堆在公共广场付之一炬。▲纳粹德国“雅利安化”运动时的焚书现场（1933年）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本人也成了一种信仰，希特勒就是上帝。许多德国人遇到自己没法判断的事，会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他”，“他总是对的”。在战争即将结束，俄国人已经到了柏林大门口，纳粹败局已定的时候，一位受伤的二等兵还说：“元首最近刚宣布，我们必胜。他从来没有骗过我们。我相信希特勒。”正因为如此，纳粹德国战败并不足以让希特勒走下神坛。真正让希特勒走下神坛的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审判让德国人了解了真相。没有纽伦堡审判，纳粹的历史很可能在德国重演。-2-自负陷阱决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决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存在着缺失。特别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决策，信息缺失越严重。并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观的、个体化的。这就是哈耶克讲的“无知”(ignorance)。在无知的情况下，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于想象力和判断力不同，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因此，达到纳什均衡是很难的。这里，纳什均衡(Nash

审视中国历史，我们经常陷入某些肤浅的老生常谈。比如，国家兴亡与否，在于帝王是否贤明；人民安定与否，在于官员是否清廉；社会动乱与否，在于外族是否入侵。这些观察与总结，当然不算错。但其实，如果深入考察，就可能发现这些都是历史长河表面的波澜，真正决定中国走向的，其实是三股被刻意忽视的暗流。这三股暗流，不仅贯穿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影响着我们的当下与未来。▌一、朋党——国家败亡的大征兆每一个朝代灭亡前，党争都是常态。东汉亡国分裂前，有宦官与士人的党锢之祸；唐朝灭亡前，有士大夫之间的牛李党争；北宋靖康之耻前，有新党、旧党的变法之争；明朝亡国前，有宦官与江南士人的东林党争。朋党是君主专制的附属品。围绕权力中心的各方，为了谋私或自保，就会结成秘密的派系和团体。朋党也是君主专制的牺牲品。他们贪污腐败，是为皇室敛财；他们冤杀忠良，是为皇权清除障碍；他们被清算，则是皇上圣明。所以在汉字中，“黨”字从来都是贬义，比如“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国历朝历代的党争，凸显的也正是这些专制统治的特征。正如梁启超先生的总结：朋党以个人而不是主义为结合中心；不许敌对党派存在；以阴险狠戾的手段竞争；党内还有小党；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也易。朝堂上的朋党之争，让国家陷入内耗，也将无数百姓裹挟其中，成为社会动荡的先兆。所以朱子彦在《中国朋党史》说，皇室内部的权力争夺，常常引发血腥的内战；而外戚、宦官和权臣轮番得势，都是搜刮民财、鱼肉百姓的主力。“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从先秦到晚清乃至民国，朋党之争始终盛而不衰，且愈演愈烈，在传统中国的肌体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二、灾荒——公理人伦的大毁灭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如果说亡国的征兆是黨争，那么亡天下的征兆就是灾荒。在专制王朝统治末年，灾荒总是如影随行，导致社会的大动荡、公理人伦的大毁灭。从社会形态上看，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从自然条件上看，中国处于季风气候区，农业生产极不稳定，区域发展极不均衡。所以相比其他国家，传统中国的经济也最为脆弱。一旦遭遇灾害，民间很快就成为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吃观音土、饿殍遍野、易子而食之类的记载，史书不绝于缕。灾荒虽有天灾的成分，更多则是人祸所致。比如某些灾荒发生在风调雨顺的年代，而官府竟然不许饥民逃荒，以免外界知晓。晚清“丁戊奇荒”，官府为防止生乱，将饥民锁在粥厂里，结果一场大火就烧死2000多妇孺。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也指出，将灾荒的原因简单归结为自然条件，是极其肤浅，也是不诚实的。官府所谓的“救荒”，常常导致百姓雪上加霜——官僚集团会以“救荒”的名义掏空国库，强买强卖，搜刮百姓，大发横财。据史料研究，从夏商周时代开始，中国年年都有水旱、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但是几乎每次民不聊生、家家戴孝的惨烈灾荒，其主因都是权力膨胀、政治腐败、草菅人命等制度文化。▌三、游民——改朝换代的主力军数不尽的党争、苛政、灾荒，还造就了一大批特殊人群——游民。游民失去了正当职业、土地，游离在农业社会的夹缝之中。他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兵痞、盐枭、私贩，江湖艺人、游方僧人等等，构成了中国所谓的“江湖”社会。《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文学描写，集中体现了这些游民的精神特征：暴力、嗜杀、江湖习气、鄙视伦理。在民间话本《花关索传》中，桃园结义前刘备为了确保二人死心塌地干大事，竟然要求关羽、张飞杀光一家老小以表决心，二人也真的相互杀了家人。可见在民众眼中，这种心狠手辣、摧毁伦理的“英雄气概”不仅司空见惯，而且理所应当。“得游民者的天下”，游民不仅是杀伐果断、造反立国的主体，更构成了中国底层文化的基石。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

目前为止，对人类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仍然是亚当·斯密，他为人类破除了一个旧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一个人想赚钱会被认为不道德，但亚当·斯密证明，一个人想赚钱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有竞争机制存在，自己富有就得先让他人富有，这是“市场逻辑”。由此，人们突破了传统观念，不用再去评价那些想赚钱的人是否不道德，市场机制可以确保他们赚钱的前提是要为他人服务、为他人创造价值，这就是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我认为，在亚当·斯密之后，特别是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后，经济学作为整体对现实的发展并没起太大的积极作用，并且在很多方面还发挥了负作用。因为主流经济学家总是认为要将经济学变成像数学、物理那样，用一套理论来改造现实世界，由此导致科学主义和经济学家的致命自负，这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伤害。计划经济就是个例子。当年一大批经济学家支持计划经济，包括波兰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他用现在所谓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去论证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萨缪尔森的教科书每一版都在预测苏联经济将很快超过美国，甚至预测到1984年这一具体时间。熊彼特也认为，从理论上看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当经济学家有这样一套理论后，他们就会用理论去强化人们的认知，结果产生出一套不良体制。凯恩斯主义之后，社会对经济学家的需求更多了，大量银行、公司都需要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开始经常对经济做预测，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但我坦率地讲，经济学家占有的资源与他们的整体贡献不一定成正比，除了亚当·斯密、米塞斯、哈耶克等少数人，经济学家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2010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曾接受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专访。一晃十多年过去，许教授那些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却仍令人拍案叫绝。而且，那些针对性非常强的真知灼见，今天读来竟没有丝毫的过时之感。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好事，反倒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悲哀。温故知新，以下为当年的部分访谈内容（记者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一我追求“四无”，于是有朋友说，你干脆就叫“四无居士”吧。哪“四无”？“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我的意思是，套用俗语讲，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我的指手画脚，也不愿意对任何别人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我想问题是因为我是人类的一份子、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组织的人。二尽管我特别捍卫市场经济，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但坦率地讲，我认为人世间真正最宝贵的东西，是不能定价的，是无价的。凡是有价的，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都不是最珍贵的东西。比如我去不去哪里讲课，完全看我是不是喜欢，与给不给报酬，给多少报酬，没有关系。我要保持我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雇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这一点。三衡量成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当官发财是否就叫成功？我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观念，人生就是追求卓越，若能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这就叫成功。千万不要按一个标准衡量成功与否。四我不赞同那种所谓按最后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做事的正确与否。有的人赚钱了，我不认为他就是成功的，甚至当官，我也不认为那是成功的。关键是你走的路对不对？若搞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官当得再大，我一点都不羡慕。我之所以不认为那是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发挥人性本身的优点，总是生活在焦虑中。五我曾说过，一个人若在某个单位没被提拔，不要认为自己失败了。如果那个单位的领导本身是个小人，是个没有正义感、没有原则的人，而你却是一个正派的人，那很自然，你是不会被提拔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你的成功。如果你堕落得跟他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失败。六亚当·斯密说，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来自对三种状态下的差距估计过高：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区别；私人职位和公众职位之间的区别；寂寞无闻与道高望重之间的区别。理性地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人是什么？人一定要有他的独立性和他的自由。七人生必须坚持自己的生活准则，真的不能按照太世俗的唯物主义的标准，认为只有当大官了，或者赚大钱了，或者出大名了，才是成功。过得踏实，这很重要。八我只是觉得应该按我的本性去生活，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无论是想当官的，想赚钱的，想出名的，只要正当，都是好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贪婪的人，他们因为贪婪忍受了许多痛苦，但给我们生产出了很好的产品。当然，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都没什么可羡慕的。九我跟某一个人交往，坦率讲，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喜欢交往，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让我感兴趣。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原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不从朋友那里获取个人好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你可以说我是我行我素。你官再大，钱再多，在我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更神圣的事情。这是我内心的想法。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比较不好接近。十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享受的生活，是指我们人七情六欲的东西，要有钱、有房子、吃好穿好，等等。政治的生活是说人追求一种权力、一种荣誉的生活。现在很多企业界人士就是这样，在以一种好胜心做企业。政界人士也是这样，他们勾心斗角，不一定是因为对现在的位置不满，而是因为他不那样做，别人就可能把他弄下去。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戏看人生的心态。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说真话，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和洞察。过去的四十年里，张维迎老师沿着米塞斯、哈耶克等先知的思想轨迹，通过一本又一本著作，推广自由市场的理念和常识，被誉为“自由市场的守夜人”。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张维迎：也不是说我有足够的勇气，完全不顾忌。只能说，我保证不说假话，不能保证所有的真话我都敢说。我不想做无畏牺牲，但是你让我太委屈自己，说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也做不到。在越来越多的政治正确面前，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稀有，以简明的经济学逻辑，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市场经济布道者”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无疑是剧变时代，每个人更新认知、坚定信念的最有力“武器”。张维迎老师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转型，他都能以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笔调让原本复杂难懂的经济学原理跃然纸上。姚洋：维迎的文字简练达意，经常有警句出现，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周濂：张维迎老师的书，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页我都划下很多下划线。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有着思想的超前性和持久的影响力，但是却搜集不易——有些不断被修订、再版，有些却由于某种原因，常常断货，甚至绝版。先知书店深知张老师作品的价值，经多方努力，为书友集齐了目前能找到的张老师全部作品，数量不多，殊为珍贵。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张维迎作品全集（包括张维迎最新自传《回望》亲笔签名版）：▍延伸阅读张维迎劲爆演讲，速看！张维迎：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张维迎披露北大改革内幕：换届选举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但我不在乎张维迎：中国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张维迎：为什么理念是重要的？张维迎：如果都削尖了脑袋往体制内钻，就是国家的不幸张维迎：要不是邓小平这条龙，我是不可能离开黄土地的张维迎：林毅夫的八点错误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张维迎振聋发聩的20个观点

在经济学界，谁是一直讲真话的人？是张维迎。从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将自己置于舆论漩涡，到提出价格双轨制推动市场化改革，再到与林毅夫的跨世纪交锋。过去四十年，张维迎就像自由市场的守夜人，为了守护他心中自由的市场秩序，一次次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张维迎，见证了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很难找到四十年一直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以至于他经常讲话被人担心，说你讲得太大胆了。但是维迎老师胆子一直没有小，声音一直没有低。张维迎一直敢于发声，却不被大众所理解。可能正如有人曾说：先知者往往是孤独的。▌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首倡者张维迎历来以见解独到而闻名。1983年，张维迎24岁，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消息：“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张维迎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批判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标题是“为钱正名”：“在正常有序的社会，钱是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做的贡献多，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在今天，这样的言论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正常，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时历史的时针指在1983年。彼时的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的阴云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买粮食、猪肉、食油、布匹得凭票，吃饭、穿衣不仅要排队，还得小心翼翼看着供销社阿姨的脸色。更重要的是，历史造成的影响远远未曾散去。张维迎的这句话犀利而大胆，毫不意外，他被列为当时陕西“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这是他以后数十年间，所遭遇的众多批评和争议的开端。但是，张维迎就这么一路坚定地走了下去。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明知政府可能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在价格改革的讨论中，张维迎仍然坚持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最终让市场决定价格的论点。最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同年，深圳市试点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莫干山会议上的张维迎随着双轨制改革的定调，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被扭曲的价格开始得到纠正。1984，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争议已经变成常识，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张维迎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先进的。2011年，张维迎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北大朗润园狭小的办公室里，张维迎用他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要说自己相信的话。内心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坚持的东西。”▌自由经济边疆的拓荒者1990年，张维迎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和产业组织专家唐纳德·海，进一步接触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他受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最深，两者的共通点是都崇尚市场自由、反对管制。相比之下，张维迎更认可奥地利学派。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再一次坚定了张维迎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观。为此，他和林毅夫开启了一场长达20年的辩论。交锋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二人关于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的争论，再次引发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都正确。”张维迎则坚持认为，“凡是官员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看不清楚的，官员更不可能看清。”张维迎认为，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失败，是人类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现在所谓的产业政策，就是计划经济披上了一件极具蛊惑性的马甲。为什么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市场之上？为什么官员认为自己比企业家高明，能够代替企业家对他人的生意进行计划？为什么失败了不用负责的官员，会认为自己比全部身家投入其中的企业家更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走得如此崎岖。时至今日，对非市场力量的迷信，仍一遍遍卷土重来，试图走回头路的声音不是渐弱，反而渐强。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血淋淋的往事转眼就被遗忘。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热爱宏大构想，并且时时为其想象而满足和感动，但这里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悖论：设计政策的，是那些距离市场最远的人；实施政策的，却是基层的科长、处长、办事员。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不信身边一个个具体的官员或办事人员，又怎么会认为他们代替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张维迎的表达很直接：一切灾难，都来自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说真话，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和洞察。过去的四十年里，张维迎老师沿着米塞斯、哈耶克等先知的思想轨迹，通过一本又一本著作，推广自由市场的理念和常识，被誉为“自由市场的守夜人”。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张维迎：也不是说我有足够的勇气，完全不顾忌。只能说，我保证不说假话，不能保证所有的真话我都敢说。我不想做无畏牺牲，但是你让我太委屈自己，说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也做不到。在越来越多的政治正确面前，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稀有，以简明的经济学逻辑，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市场经济布道者”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无疑是剧变时代，每个人更新认知、坚定信念的最有力“武器”。张维迎老师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转型，他都能以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笔调让原本复杂难懂的经济学原理跃然纸上。姚洋：维迎的文字简练达意，经常有警句出现，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周濂：张维迎老师的书，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页我都划下很多下划线。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有着思想的超前性和持久的影响力，但是却搜集不易——有些不断被修订、再版，有些却由于某种原因，常常断货，甚至绝版。先知书店深知张老师作品的价值，经多方努力，为书友集齐了目前能找到的张老师全部作品，数量不多，殊为珍贵。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张维迎作品全集（包括张维迎最新自传《回望》亲笔签名版）：▍延伸阅读张维迎：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张维迎披露北大改革内幕：换届选举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但我不在乎张维迎：中国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张维迎：为什么理念是重要的？张维迎：如果都削尖了脑袋往体制内钻，就是国家的不幸张维迎：要不是邓小平这条龙，我是不可能离开黄土地的张维迎：林毅夫的八点错误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张维迎振聋发聩的20个观点

ouse，从1977、1978年开始对所有国家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进行打分。1995年时，24个自由社会的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按照每年5

有人甚至说“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观念，而非其他”，因为财富的多寡，地位的高低，可以量化、可以度量，而观念的差距，往往是天壤之别。价值观不同的人交流起来，常常会遭遇“鸡同鸭讲”的痛苦。

市场失灵了吗？——黑板经济学VS现实中的经济学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休教授经济学的研究以现实问题为起点，还是从模型假设出发？刚刚去世的诺奖得主科斯教授始终认为是前者。他自己研究了现实中的企业整合、公共产品（港口灯塔）的供应、稀缺资源（无线电频谱）的配置和权利界定的司法实例，告诫人们要警惕“黑板经济学”即象牙塔中做学问的危险。笔者曾被“黑板经济学”误导，在现实经济面前碰了壁，才开始怀疑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经历了削足适履的一番挣扎，最后不得不放弃那些一直被视为真理的经济学教条。这些教条来自精巧的数学模型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似乎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却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上世纪末，笔者从学校转到金融业工作，成为投资银行的一名研究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投资银行为什么会有研究部？为什么要雇人研究上市公司？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证券市场上的价格在任一时点上都等于公司的真实价值，所有的投资者只能赚到平均利润，而不可能利用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进行套利操作以获取超额利润，因为“有效市场”上的价格从不背离价值。而研究的目标不正是寻找和买入价格低于价值的股票，推荐卖出价格高于价值的公司吗？黑板经济学家断言：有效市场上根本就不需要研究部！这样一来，研究失去了意义。市场为什么是有效的呢？根据标准教科书，“完全竞争”保证了市场的有效性。所谓“完全竞争”需要诸多的假设前提，其中最常见的有以下四项：（1）相同的产品；（2）众多的小厂家，每一家的产量如此之小，以至于没有一家能对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3）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4）完美和对称的信息。阿罗和迪布鲁从数学上证明，满足这些条件的市场是“最优”的，由这样的市场配置资源，可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两人因这项证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非经济专业的读者可能对这些假设感到困惑，从直观上讲，这些限定性条件都是为了防止厂家垄断和“操纵”价格，在“完全竞争”的信奉者眼中，垄断和操纵价格是竞争的大敌，必须彻底排除，才能创造一个理想的竞争环境。担心企业利用独特产品——例如曾经的苹果手机——排挤竞争对手，伤害消费者的利益，所以黑板经济学家规定了假设（1）。企业不能太大，店大就要欺客，就可能用减少供应的办法“恶意抬价”，这就是假设（2）的由来。假设（3）和（4）的用意也是确保平等竞争。黑板经济学家不知道，现实中的竞争正是以垄断和价格“操纵”为手段的，正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如笔者在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没有“垄断”和“价格操纵”就不可能有竞争。作为投资银行的研究员，笔者研究和拜访过至少上百家公司，从未见过一家公司能够满足“完全竞争”的四个条件，甚至没有一家能够满足哪怕其中的一个条件。这意味着，现实中的市场都不是有效的，用教科书的语言讲就是“市场失灵”了。同样根据教科书中的标准定理，市场失灵要靠政府干预，但在现实中的企业一提起政府干预就头疼不已，避之唯恐不及，这又是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完全竞争”和“有效市场”的概念上。正像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所指出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竞争，教科书中的概念没有抓住竞争的实质。哈耶克问道，如果企业像假设（1）所描述的那样，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那么它们用什么来竞争呢？靠什么来赢得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呢？现实中的企业靠差异化而不是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差异化的目的是形成暂时的和局部的垄断（是的，竞争需要垄断！），从而获得暂时的和局部的定价能力，将自家产品的价格定得高于行业平均，以赚取高于行业平均的利润，如苹果公司所做的那样。现实中的竞争以否定假设（1）为前提，并且必然走向否定假设（2），企业不会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总要试图“操纵”价格。现实中的企业也不可能接受假设（4）。用通俗的语言讲，完美和对称信息的市场就是没有任何商业秘密的市场，企业对于竞争对手的情况了如指掌，苹果公司知道三星的技术，三星掌握苹果手机的所有产品细节。在这样的假想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相互抄袭而已，甚至连抄袭也进行不下去。当商业秘密全部公开时，没有人会去做研发和创新，因为创新将很快被仿制，创新者无法回收研发投资，新产品和新技术就此绝迹，去抄谁的？又去抄什么呢？创新原本是为了推出其他厂家没有的独特产品，以便获得局部和短期的垄断定价权和垄断利润，如我们上面刚刚讨论过的那样。创新者会通过申请专利和内部控制，千方百计地保守秘密，保密时间越长，赚取利润越多，保密或者制造不对称信息是竞争的必要手段，而“完全竞争”所假设的充分和对称的信息恰恰破坏了竞争，使竞争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厂家保密就是人为设置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把竞争对手挡在门外，这样做的结果是“完全竞争”的假设（3）——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也不成立了。所有假设在现实中都不成立，“完全竞争”沦为课堂里的虚幻概念，但危害并未到此结束。黑板经济学家制造出一个完美境界，再以这个“太虚境”（《红楼梦》语）为标准，衡量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凡偏离完美境界的就是“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将现实改造为想象中的完美世界，起码也要尽可能地接近完美世界。依照信仰的或科学的美好理想改造社会，由此而产生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11到13世纪，西欧的基督徒发动十字军东征，目标为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国，神圣的事业很快演变为对东方各民族的掠夺和杀戮，连基督徒也不能幸免。上世纪60年代，中国依照共

按：经济学历史上重要人物米塞斯所写奥派简史，中文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史：米塞斯的视角》首次出版。经济学家毛寿龙、黄春兴作序，张维迎、王福重隆重推荐。以下是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春兴所写推荐序。

按：本文选自《法律、立法与自由》，（英）哈耶克（Hayek，F.A.）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部分内容由编者整理，注释从略。在上一章的讨论中，我是把正义观念当做所有法律不可或缺的基础和限度加以捍卫的，然而在本章的讨论中，我则必须再回过头来对滥用正义这个术语的做法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因为滥用该术语的做法有可能把那种使正义成为个人自由之保障的法律观念摧毁掉。一如我们所知，人们早就把他们在涉及彼此的个人行为方面发展起来的那种正义观念用来指称；那种由许多人的行动所产生的综合结果，即使当这些结果是他们不曾预见或从未意图的时候，依旧如此指称；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或许已是见怪不怪了。正是通过对正义观念的这种滥用，“社会”正义（social

有没有受过古希腊文明的启蒙，是一个现代国家落后与强大的分野；有没有了解过古希腊文明的历史，是一个现代人心智封闭与开放的分野。在所有曾出现的人类文明中，希腊文明是一个奇迹，对人类文明至少存在以下八个贡献：-1-独创的民主制度古希腊在专制横行的荒蛮时代，创立了史无前例的民主制度。比如雅典，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法律至上。虽然这种民主制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存在诸多缺陷，但却为现代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2-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个人的价值，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古代世界，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古希腊的个人主义还不成熟，却成为后世西方个人主义价值的重要源头。-3-超越功利的文化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导致希腊人对追名逐利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更愿意仰望星空，让思想自由翱翔，从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文化超越功利，没有实际的功用，不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却能愉悦人的思想，提升人的精神。-4-引发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过程中，古希腊文明中那些感性的的文化，比如诗歌、雕塑、建筑等都得以复兴，众多人文主义杰作相继涌现。人们开始重视个体的人类尊严、理性思维和教育的重要性，释放出无穷的创造力，推动了一系列社会变革。-5-身为典范的希腊哲学英国哲学家怀德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希腊哲学对后世哲学的影响，可以说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形而上学、辩证法、伦理学与形式逻辑，无不来自古希腊。▲描绘了柏拉图学院的镶嵌画-6-启发现代科学古希腊产生了原子论、地心说、地圆说、几何学、浮力定律、杠杆原理、毕达哥拉斯定理等多种科学成就。希腊科学很少为生产力服务，却因奇思妙想对后世科学发展产生重大作用。-7-现代奥运会的诞生1896年，法国人顾拜旦在雅典倡议创办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正是对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的沿袭。从诞生之日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始终是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活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8-代表文明的希腊戏剧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会不会欣赏悲剧，决定了他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在今天，戏剧已经成为人们接受文化熏陶的一种重要形式。古希腊是一种超前的文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撇开古希腊谈世界历史，今天的文明就是无源之水。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赵林作品《古希腊文明的光芒》。这部著作从历史、神话、城邦、文艺、宗教、哲学诸维度，展示波澜壮阔的古希腊文明历史画卷，回到那个人神共处的神秘时代，邂逅古希腊之美。读懂古希腊，是一场文明的巡礼，也是一次认知的升级。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西方文明的三大根基西方文明的八大特征西方文明的五大奇迹不管怎么排斥贬低，都挡不住古希腊文明的光芒百年之后，我们仍需睁眼看世界孙立平：没有中西之分，只有文明与野蛮之别中国思想界的两大鸦片：“西方没落说”和“文明无优劣”

如果问谁是人类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候选项一定众多。有人认为是写出《理想国》的柏拉图；有人认为是写出《政治学》的亚里士多德，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孔子、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但无论如何，写出《政府论》的洛克，一定位列榜单之一，甚至有可能位列榜首。300多年来，我们不断缅怀、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因为他被后世尊为“自由主义之父”；也不仅因为他启蒙了孟德斯鸠、斯密等一众思想巨擘，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而是因为，他提出现代社会文明底线的三个标准，至今仍是所有国家政治转型借鉴的理论资源。▍政府须由人民缔约而成在东西方的政治传统中，充斥着不同关于“好政府”的标准，有人认为是父死子继的王权政府，有人认为是“君权神授”的神权政府，还有人认为是“手握重兵”的军权政府。洛克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却石破天惊地指出：一个好政府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来自人民的缔约授权；一个没有经过人们缔约、赋权的政府，无论它的武力多么强大，还是自称“上帝授权”、“祖先传承”，其本质都是奴隶制，都是“生于不义”的坏政府。这就是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先有个人与社会，才有政府。由于可能存在分歧与斗争，人们于是将一部分自由权利让渡出去，通过缔结契约，形成政府，以换取秩序和安全。所以说，政府不是必需的，更不是神圣的，它只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所以，洛克进一步认为，政府即便做得好，公民也不必感谢；而政府一旦危害民众安全和秩序，公民就有权发动革命，选择新政府。洛克的这一标准，不仅成为了“好政府”的试金石，更塑造了现代政治的“格林威治时间”——人类历史从此汇入了同一条时间之流。▍二、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民众权利在古代，中国人认为“四海升平、万邦来朝”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西方人眼中的好政府，也同样离不开开疆拓土、信仰征服。到今天，“好政府”的标准，则变得越来越“繁琐”——很多人主张，政府应该发展经济，扶持教育，提升道德，甚至还要承担医疗、养老、环保等责任……洛克在《政府论》中也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都是平等的、与生俱来的。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这三项基本人权。凡是专注于保护个体公民之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政府，都是好政府；凡是没有保护好这三个基本人权，或是权力超出了该范围的政府，都不是好政府。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克文明三底线”。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一条真理——政府不挣钱，压根就没有什么“公款”，只有纳税人的钱。你对政府期望越多，它就会压榨你越多。不要总是以为有人买单，那个买单的人就是你自己。”可以说，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还是哈耶克的“最小化政府”，都是对洛克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三、政府的权力要有约束和平衡传统中国普遍认为，一个“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即便在西方，也有很多思想家主张，能够打击刑事犯罪和地方割据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比如马基雅维利就教导，“君主应该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凶猛。”但是洛克深刻洞察到：权力无限大的政府，恰恰是最容易作恶的政府。他说：“人类最愚蠢的地方莫过于，以为狐狸和臭鼬带来的伤害，可以和狮子带来的危险相提并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洞察，洛克主张“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只有分权制衡，才能使政府不至于滥用权力。于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第一个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制衡方案。他认为，只有让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分属三个不同的机构，三者维持着紧张的平衡，才能避免政府出现低效或滥权的风险。洛克的三权分立原则，几乎奠定了后世分权制衡的基本机制。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其实都脱胎于此。这套有限政府理论，与他“保护人权”的主张，奠定了现代文明的“黄金法则”——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事实上，洛克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在很多领域都贡献卓著。在哲学史上，认识论的讨论一定绕不开洛克《人类理解论》中的“白板说”；他在关于“财产权”的讨论，同样是法律思想史绕不开的学说；他还是一名政治实践家，经历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一生都在为公民的政治权利抗争。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让我们重温他为自己所写的墓志铭：停下你的脚步阿，路人！躺在这里的就是约翰·洛克。如果你想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会说他是一个以自己的小财产过着满足生活的人。身为一个学者，他以追求真相为他学习的唯一目标，你可以在他的著作里发现这点，任何有关他的事物都写在他的著作里了，也都比本墓志铭对他的赞美还要真实。确实，他的美德，并不足以让他自己提出来炫耀、也不足以拿来给你做为典范。让他犯下的邪恶随着尘土掩埋吧。如果你要寻求作人的典范，去从圣经里找寻吧；如果你要寻找邪恶的典范，希望你不会找到它；如果你要寻找死人（如果这能够帮助你的话），你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一个、也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啊。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就生活在洛克所构建的政治秩序里。洛克对好政府的种种洞见，已成为“现代政治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正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我们，多读一篇洛克，就是离转型成功更进一步。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不可说的原因，洛克的著作一直出版困难，甚至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秘密”。为此，诚挚推荐中文界迄今最全的洛克作品，“读懂洛克文明底线五书”：《政府论》上下卷，“人类政府第一书”，奠定现代政治文明的伟大著作。《论宽容》，洛克就信仰自由发表的最充分、最雄辩的论述，至今仍是公民思想自由的不刊之论。《论财产权》，洛克对私有产权的辩护，至今仍是人类反抗专制、捍卫市场的“金标准”。《人类理解论》上下卷，洛克哲学思想的起点，习得大师思考的进阶训练。《洛克传》，洛克激荡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他是一位博学的大师、一位审慎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激进的人权捍卫者。▍延伸阅读约翰·洛克——启蒙者的启蒙者，文明底线的守护者洛克｜真正的文明社会，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洛克逝世318周年纪念｜离开这三个基本权利，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从政府内部看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胡适：好政府必备的三个条件（振聋发聩）

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将他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并列，认为他的思想是，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法国的表达；他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区别的分析，启发了以赛·柏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他对卢梭人民主权的分析，引发密尔、托克维尔等人对“多数人暴政”的警惕。他就是法国思想家本杰明·贡斯当。他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是第一位，从三个方面，全面系统阐释现代自由理念的思想家。一、自由有两种类型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家们不断阐述“自由”，但大多是针对具体的“自由权利”，比如宗教、言论、人身。然而，极少有人对“自由”概念本身，深入考察。1819年，贡斯当以一篇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成为开创这一历史的启蒙巨人。▲本杰明·

本文摘自《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美）亨廷顿

编者按：本文作者路新生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路新生教授曾于2012年访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他认为，台湾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台湾民众的淳朴与热情，是最为令他印象深刻之处。特此分享。台湾人都简称他们的“中央研究院”为“中研院”。这个称呼为行文的方便起见还是袭用为好。“中研院”院内有胡适纪念馆，这是我早已知晓的。这位“学者”、“文人”、“政治家”的纪念馆自然是我盼望游览的去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应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邀请，我于2012年6月1日至7月31日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期两月的访学。2010年我虽也曾随旅游团去过台湾，但因时间的限制，只能局限于实现了“拥抱太平洋”的向往，在这世界上最大的“脚盆”中洗脚，作了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游览。此次访学时间较长，既与台湾学界的同仁有了比较密切的交流，也亲眼目睹了台湾当地的民情民风，对台湾的了解比两年前的那一次真切了许多。自然，胡适纪念馆成了我首先希望拜谒的去处。“中研院”地处台北市南港区。进入院正门，沿着主干道行进不远，就见一条宽约7、8米，贯穿于“中研院”南北的清溪。溪流清澈“鱼翔浅底”，溪中各色长若尺许的鲫鱼悠然自得于清溪之中。溪流之上，架有一座座墨绿色的桥——自北而南分别为“胡适桥”、“朱家骅桥”、“王世杰桥”，这三位不仅是历史上的政治名人，更是文化名人。他们的大名就这样被“永久性地”镌刻在台湾“中研院”内留作了桥名，这是要使人生出些许感慨的。胡适纪念馆就坐落于“中研院”的西北隅。一栋灰白色的平房，乳白色门窗，面积约300平米，似乎不及东吴大学内钱穆的原居所“素书楼”的两层楼房的气派。据介绍，1959年胡适被任命为“中研院”院长，他从美国赶回台赴任。“中研院”拨专款建此馆供胡适及其夫人居住，胡适去世后此处即辟改为胡适纪念馆，基本上保持了胡适生前的原貌。胡适爱读书。原书房的书架上满是他的藏书；就连卧室中也有书架，同样插得满满当当。藏书中包括廿四史、宋、元、明、清文人的文集，以及多种珍贵版本的《红楼梦》。我见到廿四史特别是新旧《唐书》及《红楼梦》中都夹有胡适当年披览留下的纸条，极多，可知胡适的藏书不是用来装装样子的，他是真读。此时便忽然想起了王鸣盛在谈他著《十七史商榷》的苦乐时说过：“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胡适卧室中满是藏书，想必也是供他“入云纵渊”的治学寻乐之需。在胡适纪念馆内参观时得知还有个胡适公园，胡适的墓就在园内，出“中研院”北行约1000米就到，且不收门票！便急急再往前去。公园占地颇大，入得院门，满眼都是有了年份的松柏和箭竹，虬劲葱绿。刚下过雨，游人极少，静谧与氤氲中透出浓浓的肃穆。拾得几十级台阶而上，就见到胡适的墓了。墓前矗立着胡适的半身青铜塑像。站在墓前，立刻就能深切感受到那个曾经叱咤风云，掀起过历史巨澜的人依旧保持着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气场，它没有也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铜像左侧用不锈钢护栏围起了一块硕大的墓碑，铜质，鎏金，已历时50年仍然金光闪耀簇崭如新。上面镌刻着1962年10月5日“中研院”胡适治丧委员会撰写的碑文，贴切而中肯：“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却将永远存在。”物理学家吴大猷与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董作宾夫妇的墓也在园内，修葺同样考究。将三位文化名人的墓集中于一园之内供人瞻仰，设计者的匠心自然表达了台湾对于文化人和学者的尊重与崇敬。联想到台湾大学内有傅斯年的墓称“傅园”，极气派而堂皇，台湾人的重视“文化”，那是真切的。台湾民众社会公德意识之强随处可见。譬如扶手电梯的左边必是空着的，让给有急事的人先行；乘捷运时乘客总是自觉依次排队等候，绝不见一拥而上的景况；私家车在路上的行驶只是走一条直道，极少见有如游蛇般“变道”的。闯红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那就更加鲜为人见了。一位公众人物随意扔了一个烟蒂，就被人用手机拍下，结果捅到了电视上，弄得他很“糗”，这也是我亲眼所见到的。“中研院”范围极大。碰上我这个方位感极差又初来乍到者，要想去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却找不着南北。正遇见一位鬓发花白的儒雅长者从史语所出来，想必是一位“中研院”研究员一类的学者。上前问了路，承他的热心指点找到了“傅斯年图书馆”的去处。不想十多分钟后出来，竟又在路旁遇见了这位长者，作等候状。一问才知他是担心我不认路，在路边等着给我指路。这时也只能忙不迭地连声道谢了。此时内心的那份复杂情愫难以言状！说起“谢谢”这个词，现在已然成了台湾社会随处可闻的“流行语”。譬如“中研院”每餐需花费50台币，去餐厅买餐券时对方都会说一声“谢谢！”又譬如“中研院”连通其家属区的出口处仅容两人通行。晨练时曾经遇见一位推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她让我先过，我先过了她却对我说“谢谢！”这使我很不好意思。虽然互不相识，但一声充满人情味的“谢谢”却立刻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消除了隔阂。在台湾，并不感觉到有“身份”的差异。“中研院”内无论是食堂的服务员还是扫地的清洁工，都受到那些大牌学者们的尊重。2012年7月，适逢“中研院”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历史一脉相承，许多当代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其实在古代社会早已存在。某种程度上，读历史，就是读现实。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六个特征。这六个特征影响深远，有的至今仍未消失，启人深思：1-中国文明早熟从农业、工商业、城市，以及集权体制等社会要素而论，中国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早熟。可惜，“早熟的孩子长不大”，注定了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2-农业产权模糊中国历史上，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3-一切都看关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进入文明之初，血缘纽带没有被打破，可能是一个症结所在。4-个人崇拜泛滥由圣君英主扭转乾坤、开出新天地的梦一再重现，一再幻灭，又一再复活，难有梦醒时分。5-政治大包大揽中国古代政治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6-没有异见分子古代知识精英与社会的关系，常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走向：要么紧密地与政治实体粘连在一起，转化为社会统治；要么消极遁世隐居，逃避政治，沉醉于孤芳自赏的艺术意境之中，脱离社会和民众。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六个特征，不只是古代人必须面对的冷冰现实，有的也是现代人不得不继续应对的顽疾。而若要看透今日社会里的种种问题之根源，则不可不知中国社会史。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中国社会史三书”——包括：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王笛的《碌碌有为》、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这三本书都是大家手笔、经典著作，构成了宏观、微观、中观三个观察视角，回答了当下横亘在国人心中的永恒难题——中国现代化转型困境。三书均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关怀与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是当代国人洞察中国社会史的首选参考书。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从人口锐减到谶语盛行，历史剧变的七种征兆中国人最重视历史，但也被历史遮蔽得最深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没有小人物的历史是不完整的王笛：历史决定论，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法王笛：对穷人来说，尊严就是奢侈品帮会——三百年历史背后的隐秘力量李慎之：中国两三千年历史一治一乱的谜底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乾称：“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同时，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

威权，在发展过程中，也许有效率方面的好处，但是，就民众而言，再好的威权，也抵不上不够完善的民主。我看到的台湾政治的问题，其实都是在民主政治的前提下说的。台湾毕竟已经有了民主，即使问题很多，阶层之间的裂痕也容易弥合，社会矛盾也不会像威权时代那样尖锐。▍民间社会很坚实

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为什么市场经济使普通人受益？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得多，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普通人都可以有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坐奥迪车与开夏利车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坐轿子与步行之间的差距。所有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外卖给普通人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微信公号让普通人可以变成自媒体人。没错，有些新成品一开始只有富人消费，被认为是奢侈品，但随着成本的下降，很快就变成了大部分人的必需品——这其实就是企业家创造这种产品的目的，富人不过是为普通人支付了新产品的研发费用而已。所以说，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芸芸众生，不是特权阶层。至少从消费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平等了。▌普通人收入的源泉来自哪里？消费者为什么能买得起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因为企业家在产品市场上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同时，在要素市场上为消费者创造了挣取收入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工资来自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工作是谁创造的？企业家！一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没有企业家，大部分人就没有了工作机会，也就没有了收入。进一步讲，工人能赚多少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因为工人生产率的高低与企业家的能力有关。同样一个人，在能力高的企业家手下创造的价值比在能力低的企业家手下大。所以，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人数越多、能力越高，工人的工资收入就越高。这是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愿意移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工人是企业家养活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工人的工作机会确实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很能说明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城市出生的人在城市仍然找不到就业机会，政府不得不把两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业还不时遇到招工难的问题。跨地区数据表明，企业家越多的地区，就业人数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越高。因此，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消灭了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市场经济让贫富差距更大了吗？对于社会中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平衡现象，很多人都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在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绝大部分人都挣扎在生存线以下，因饥荒饿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市场经济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经济活动越自由，贫困人口越少。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05年，同样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有市场导向国家的极端贫困率只有2.7%，而那些没有自由市场的国家的极端贫困率是41.5%。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按照世界银行的新标准，中国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更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是因为它为普通人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而在非市场经济中，这样的机会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有。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都来自社会底层群体。有特权的人可以去当兵，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创业！他们捡破烂，摆地摊，卖点瓜籽、茶水、衣服，结果反倒富裕起来。这在计划经济下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捡破烂的人居功至伟！▌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人们在讨论收入分配差距时，经常忽略贫富之间的垂直流动，似乎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事实上，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贫富人群是流变不定的。如熊彼特所说，市场经济下，富人俱乐部就像一个豪华酒店，总是住满了人，但客人的名字总在不断变化。同样，所谓的“低收入阶层”，像一个地下旅馆，总是人满为患，但不时有人搬走，又有新人入住，而且新的入住者可能曾经是豪华酒店的贵客。即使不考虑垂直流动性，仅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以2001年为例，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例来说，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少数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自留地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们拉上关系，孩子才有希望去当兵、被招工。所以，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更公平。在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而且，正如张维迎老师所说，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是芸芸众生。然而，芸芸众生却往往对市场经济充满了误解，甚至有人呼唤回归改革开放以前“人人平等”但却人人受穷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谬误和政治正确面前，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而像张维迎这样愿意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越发显得可贵，也越来越稀有。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学者，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提出的“自由是一种责任”“中国需要制度型企业家”“用市场逻辑战胜强盗逻辑”

最近发生了一件小事，财新2024年新年献词《终有一别》被删，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微博清空。虽是一件小事，却能看出整个中国的传媒生态：各大新闻媒体新年献词皆岁月静好、朽木雕花，唯有胡舒立的财新实事求是、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如果现在还有一个新闻可放心看，那绝对是财新传媒”，“《财新周刊》是新闻报道的良心”。而财新的企业文化，可以说就是“舒立文化”，胡舒立的性格就是财新的性格。胡舒立的学识、胆量、对社会的责任心、和求真的态度，展现出了真正有新闻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可惜的是，在一个逆淘汰的环境里，我们很难见到像她这样的人能持续发出声音。不过幸好，她写的书还可以看。她已很久没有新著作问世，上一本书出版已是8年前，两个多月前她终于又出版了新作《穿越在历史边缘：重走前辈苏门答腊流亡路》，这是一部充满感情的著作，记录了一次跨越80年的历史寻踪之旅。先知书店有幸获得胡舒立亲笔签名版《穿越在历史边缘》，特别值得珍藏。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胡舒立：继续与世界为伴、和世界同行，仍然是最理性的选择胡舒立｜穿越80年的历史寻踪之旅，揭示历史真相胡舒立签名新著

编者语：本文转自公众号「人的行为」。摘自米塞斯写于1956年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其中对东方和中国的刻板印象，主要来自帝制时期。但相关观点在今天仍值得深思。西方文明让每个人安全享有的那个自发行为范围,

许小年说，“我说真话，只是因为说假话难受，会降低我的幸福感，所以我不说假话。”弗里德曼的名作《自由选择》再版，请他写前言，他写了，开篇第一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对方说，恐怕有些内容需要删改，他拒绝，如果这样就不发了。出版社最终还是妥协了。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更很少为一本书写推荐序，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却让他写了，并不惜和出版社博弈。所以说，今天能读到这本《自由选择》，是幸运的。自由是一种选择，选择的同时，还需要足够勇气去捍卫它，弗里德曼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捍卫自由的思想武士。他的这种精神被无数大咖所推崇。弗里德曼的“粉丝”，可以列出一长串：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加里·贝克尔、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两位布什总统等均是他的拥趸。撒切尔夫人说：“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他如此受人喜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成就多么权威，而是他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讲得明明白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自由选择》中尤为明显。本书深入浅出地概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他的理论符合人性，还将自由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弗里德曼擅长使用生动的比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经济学，正是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初衷。大多数经济学大咖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自由选择》一书却完全不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全球销量超百万册。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大师经典。▍延伸阅读许小年怒怼林毅夫，精彩过瘾！许小年：中国两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忠言逆耳）许小年：经济学家最恶劣的品质，就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许小年：读书就要读经典，这本书是经典中的经典弗里德曼，他赢了，他走了弗里德曼：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夹在中间，上有发达国家的“小院高墙”，下有印度、越南等竞争产业链转移，他们成本更低、招商引资力度更大；从内部看，中国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那么，中国经济如何突围呢？一、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要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理解全球的格局。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却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所以，后来特朗普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但是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二、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三、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因为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然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周其仁老师对改革本质深入骨髓的洞察，源自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深度参与改革，研究改革的实践智慧。其洞察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必须，于当下和未来，更是应回归的常识。然而，从洞察改革的本质，到理解中国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逻辑与本质，仅有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包含《改革的逻辑》在内的“周其仁作品集”：这个套装是目前周其仁最全作品集，涉及政体改革的逻辑、产权改革、城市化、土地改革等多个领域。周其仁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周老师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文贯中：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便是其中之一。这套书是周老师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回望了经济变得个的逻辑与进程，更能使得读者看懂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周其仁迫切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中国人！（强烈推荐）北大教授周其仁：到以色列游学，让我深受刺激！周其仁：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豆瓣9.4，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神作（无删版）张维迎披露北大改革内幕：换届选举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但我不在乎吴敬琏：对改革的三个反思（直击本质）看错世界，要倒大霉：改革开放背后的财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