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建构国家认同的四个方法

建构国家认同的四个方法

文：弗朗西斯·福山

大部分研究国家认同现象的学者都主张，国家认同是“社会建构的”（socially constructed）。很多民族主义者的论点，认为民族国家（nation）是从古以来就存在的，是一种原始而生物性的成群结队行为，都受到他们的反驳。但格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因应工业都市社会需求的现代现象。其他人更进一步把国家认同从更大的社会力量中脱钩，例如工业化，认为它是艺术家与诗人的创意作品。另一派受到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则认为，认同是政客为了提升根本的经济利益所运用的机制。

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明确的国家认同也是社会建构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社会构成主义者也引起很多重要的问题。是谁建构新的国家认同？它是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的过程？有些国家认同一旦形成就变得不可思议地持久，但其他的却后继无力。以苏联为例，花了七十年想要形成具有世界性、能超越种族与宗教分类的“新苏维埃人”（new Soviet man）。但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组成苏联的各共和国纷纷独立，本来被认为早已消失的原有国家认同，却再次得到主张。今天已经没有苏维埃人，只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类似的道理，欧盟从一九五〇年代以来，就试着建立欧洲公民的后国家意识（postnational sense），但在二〇〇九年爆发欧元危机之后，已经明显失败了。国家建造的限制与可能性，究竟是什么？

这绝对不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建构过程，国家认同是经由四个基本过程形成的，可以分开发生，也可以一起发生。有些是明显由上到下的政治过程，需要政府力量来执行。有些则比较是由下而上，是人们自发性行动的结果。在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两种过程之间，一定有某些互补，否则就无法形成认同。

首先，清楚界定政治疆界，以符合具有共同特色的族群人口；第二，移动或实质消灭某些族群，以符合既有的疆界；第三，次民族必须同化进入主导文化；第四，在社群的社会文化与地理条件上，修改国家认同的概念，以符合政治上的可行性。大部分成功的国家认同计划，都是这四个方法互相作用的结果。但值得一提的是，前三个过程通常都牵涉到暴力与强制力。

一、移动边界以符合当前的国家认同。从罗马、孔雀王朝（Mauryan）到鄂图曼与奥匈帝国，这世界的王朝政治都与文化认同无关。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原则开始主导，余气尚存的大型政治实体开始分裂成在种族语言上更有同质性的国家。因此土耳其把说土耳其话的中心缩小在安纳托利亚，奥匈帝国则分裂成巴尔干半岛上的很多小国。最近的帝国解体就是前苏联，这个国家（country）建立在表面上属于普世的意识形态原则，但在一九九一年之后，也根据种族语言的凝聚性，变成更小的政治实体。另外，为了形成共同的民族（conationals），也会扩大疆界，例如德国与义大利的统一行动。

二、移动或消灭某些族群，以建立更具同质性的政治单位。前南斯拉夫分裂之后，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就是为人熟知的“种族清洗”行动。在某个意义上，当正当性原则从王朝统治转移到国家凝聚性，种族清洗只是其中的自然附属品。

大型的农业、多语言帝国，与公平的行政部门和法治是相容的。它的运作也依赖这些统一的制度，因为这些帝国就是靠种族与语言多元的人彼此互动才繁荣起来。二世纪时，在罗马帝国国力巅峰时期，从英国到北非、叙利亚或小亚细亚地区旅行的人，都会发现类似的行政架构、法律与道路。十九世纪末维也纳是当时全世界最自由的大都会之一，是当时奥匈帝国的首都，也反映出这个帝国的多元化。

当多种族的帝国分裂成以民族主义原则组织成的政治实体，很多少数民族顿时变得无所依靠。如果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采取自由的法治制度，也许能容纳他们，但基于种族民族主义者（ethno­nation­alist）的主张，就注定这是罕见的事。于是产生大量的族群迁移行动，很多少数民族被即将成立的民族国家驱逐出境，或是被用来交换邻近国家的少数民族。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的希土战争期间，从拜占庭帝国以来，已经在小亚细亚与爱琴海东部一带混居在一起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分开居住。在某些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也是因为一群无所依靠的族群，如住在捷克斯拉夫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以及住在波兰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时可以看到，在德国、波兰、乌克兰、捷克以及其他国家，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转移（以及实质的边界重划）。因此，巴尔干半岛的种族清洗，并不是后冷战期间的发明。当时很多观察家就指出，现代西欧的稳定其实是建立在种族清洗之上，只是因为发生在较久远以前的历史，现代欧洲人早就遗忘了。

三、文化的同化。附属的族群可以采纳主导族群的语言与风俗，或者在某些情形中互相通婚，最后也就没有清楚的少数族群了。当少数民族为了自身利益，决定适应主导的文化时，就是志愿性质的同化。法国的地方方言数量大幅减少，各地都接纳巴黎人的法语为国家的标准语言，就是一个志愿同化的例子。类似的道理，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人都会学习美语并接受美国风俗，因为这是一条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这也是志愿同化。

中国幅员这么辽阔，并不是一直都有这么高的同质性，汉民族其实原来只占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这是经过两千多年不断融合的结果。四千年前，汉民族住在北方的黄河河谷。第一个汉人建立的政治实体，是西元前三世纪秦朝（中国今天的中北部）征服天下所建立的。之后，几千年来逐步向东南、西南、西边与东北边扩张。在这样的过程中，汉民族遭遇不同种族的在地居民，特别是在北边与西边的突厥与蒙古的游牧民族。原始的文化差异性，仍以不同形式被保留在今天的口说汉语中。但是文字在秦朝就被统一了，并作为整个帝国菁英文化的共同基础。中国受到非汉民族的种族影响极大，由于大部分的外来族群都采纳汉人的文化规范，并与汉民族大规模通婚，以至于仍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已经不易分辨，除了住在西边新疆省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内蒙地区的蒙古人和西藏的藏人是例外。不断继续同化是政府的政策，因此这些地区都派了大量的汉民族去定居。

我们也不能低估文化融合时牵涉到的强制性力量。国家语言的选择，是说这种语言的人的一种政治行为。很少有少数民族志愿放弃母语，尤其是已经集中住在某个特定地区好几代的人更不容易。文化融合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公共教育制度，第二就是公共行政机关选择的语言。因此控制学校制度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议题，也是即将建立国家的人的主要目标。

四、调整国家认同以符合政治现实。由于理念与现实无法达成一致，所有建立国家的计划最后都会遇到政治障碍。面对直接的实力政治时，通常是理念先让步，因为认同问题无法与领土问题切割。理念有很多方法可以调整，比如：宣称的领土可以缩小规模、认同可以从种族或地区，转变成意识形态或更有弹性的共同文化概念，或者其他可以接替既有概念的全新认同概念。改变国家认同的定义以符合现实，是走向国家凝聚性最不强制，也最有希望的途径。

以上内容，选编自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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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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