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 | 小村故事——农村的症候、城市的伤疤

《小村故事》的背景是云南昆明的一座汉人村落——宏仁村，它座落于昆明的“母亲湖”滇池之东，面向西山，离昆明老城区约二十公里。这个小村已有五百年历史，明朝时期，由于大理环境恶化，云南行政经济中心迁移至昆明，宏仁村也从这时逐渐兴起。

《小村故事》讲述的分爲两大部分，首先是讲述村子从士绅地主统治到民国、共和国时期的惩罚和地方法律。但是，更重要的是宏仁村的地志——村民们的地理，生活，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生态——人和自然——村民和土地、作物还有“外来”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

作者朱晓阳长期扎根在宏仁村，对村裡情况很熟悉，也是在长期调研后他才发觉人类学范式的不足，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也对东南亚地带作过“逃避统治”的研究，也贯之以“弱者的武器”，把农民的不合作的消极应付行为视作他们对抗国家权力的武器。但是，作者对这种“抵抗-统治”话语极其不满，其解释力欠奉。

作者：SC编辑：机煲

Ⅰ / 过去、现在

根据作者观察，农民的前现代观念，反而深刻地促进了农民对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激进要求”，例如新中国土改分地和水利建设，于是村民还是把国家视为农民的父母。然而他们担心国家会随时收走自己的田地和利益，反而支持拆迁后马上拿钱，钱财比起会被征用的土地反而更实在。

除此之外，小村内的人地和人人关系，也体现了农村在这五十年的变化。“皇权不下乡”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刻板印象，可是小村和大村之间如果有不和，仍然依赖官府来定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源问题，清朝官府定下来分水原则的石碑至今仍在，利用自己智慧来帮助村民争水的人物也被供奉于庙内，即使经历了土地改革，但是大庙仍然是小村的心脏，是村中大会和娱乐活动的主要场所。
所以，历史学或人类学里面的一些观点，也不太适用于复杂的实际状况。小村由乡绅维持秩序，国家（官府）一般不直接出面，土改后则由新的国家机关维持，改开分地后则变成了新精英阶层（小老板，新村委书记）互相竞争。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不变的，小村共同体的习惯才是最大的“法”，例如农民认为水利工程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有人因为掉进水沟而溺毙，也不能怨水利工程。这显然是为了维持水利这一公共利益的权威。而且农民在面对拆迁和宅基地的时候，也不只是盯著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同样拒绝自己或他人侵犯各自利益。依作者观点，这是均富，损有馀补不足（非资本主义的）的道义经济学。“水利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的观点大而不当，在微观层面其实极缺乏说服力，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更是陷入主观二元之泥淖。
同样的，作者也明显体现了他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也反对后现代-现代——把农民行动等同于现代/前现代等粗制滥造之论断。甚嚣尘上的保证私有产权的说法，事实上并不能解决问题，乃至这就是难题本身：所谓的分离的私有产权是个人的，但是也可以是国家的，农民在巨大的资本力量之下，也只能依靠巨灵来自保，所谓国家是农民的父母（现代的母托邦）。自土改而以，政府和农民的不对称的“互惠”，就使得农民对政府有情感依赖，土改和集体化，国家力量使得当地水利改善，而三年困难（famine）时期，政府对于农民私自开辟的黑地睁一隻眼闭一隻眼，毕竟不这么做就只能饿死人了。
所以，这里最应该提及的，就是各种二元对立的神话，例如，私有产权和国家/公权力对抗，还有传统和现代分离。而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代表，它不是某个独立体，而恰恰在于它无所不包，才能长存。除此以外，农民/农村的生态也不只是环境土地，更有著非常多的微小的社会意识形态，例如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农民从依附土地到后来直接卖掉土地，不再对耕地有依恋，这里面还有想做城裡人的利益驱动。这些做法都是城乡对立之类的说法都不能概括的，与其说而且对立，不如说他们是融合了——从坏的方面说，这其实是破坏了农村，是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吞食了农地。

Ⅱ / 未来
我曾在2018前去过宏仁村，距作者完书时已有六七年。更早的仇和时代所鼓吹的「全域城镇化」变成了农村的灾难，宏仁村遭受的强拆之殃要比书中描述更惨重。为了快速赶走愿意卖地的住户，拆迁队一收到签名合同，立刻把该户墙面拆掉，时值隆冬，很多老人顶不住严寒就冻死了，其他人看到拆迁户都这样，更不愿意搬走，并因此引发了大量抗拆行动，宏仁村民把各个路口堵死，最后拆迁队入村失败，村民把他们留下的挖掘机烧掉，变成了村头「地标」。体制内亦非铁板一块，前云南省政协主席杨维骏曾经带着失地村民坐着公车开道，到云南省政协反映。具体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8%BD%A6%E4%B8%8A%E8%AE%BF/952181?fr=aladdin

我去的时候，宏仁村已经越来越少常住居民了，整条村子很破败，已经没有田地，还有很多新建的四五层的建筑，还有荒废的老旧耳房，这些老建筑与外面新商业城及居住区对比鲜明。像书中所写，村长竞选变成了新外来人和老外来人竞争，一个是做生意的皮老板，一个是「外来的」村委书记。事实上，外来者远不止是皮老板和公职人员，还有外来和尚好念经——他们在大庙举行法会，为信徒们诵经祈福，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来捞钱的。现在已经再也没有田园牧歌了，只剩下四不像的城中村，“新农民”也无师自通了新市民的传统。所以，小村所表现的不止于农村，更不只是下田栽割的农民，而就是一种城市的症候——他们看似是农民，却已经是市民，却和那些住在高楼的市民或者白领不一样，在城中村里与本地人混居的农民工也有差异。这农村的症候也属于城市——这不是城市的外部，而就是城市的伤疤，它是城市的一部分，却永远不可能是体面的居所。这种不可缝合的裂缝引发的就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土改和农业的集体化的形式不断改变，至于新的「土改」和「集体化」的内容，不是城市化或者更低劣的发展主义，而是这种城市化和农民的转变，最终带来的只能是城乡边界的消失——城乡分化的解决，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失败。打破商业和租赁的垄断，争取人人的免费居住的权利，让生产和分配的导向需求而非利润，这就是未来的城市「土改」。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