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维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底蕴与精神品格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年第7期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底蕴与精神品格
毛维准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 要] 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建构与深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等丰富思想资源的支撑，并在理论体系机理、底蕴和品格方面形成了显著特色。不同的理论源流与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赋予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展现科学性、时代性、实践性和先进性时具有的不同内容风格。我们应继续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支撑作用，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持续发展、不断丰富、日臻完善。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中国外交传统
2017年12月，习近平在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P421)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发展大势，在关键时刻经受并战胜了“大变局”衍生的一系列风险挑战，探索出一条中国应对大变局、开创新辉煌的新路径，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国外交实践，聚焦国际发展态势，发扬新中国70多年外交探索中的基本原则与宝贵经验，通过理论与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能够展现中国贡献、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理念、新倡议、新思想和新战略，这些探索与创新承载起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全方位建构。
作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建构与发展除了得益于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外，还传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科学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实践升华。不同源流的智力源泉最终交汇于新时代拥有全球影响的中国，并在理念、思想和实践的交互激荡中实现了中国外交理论的伟大飞跃。
01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这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性的最明显特征。具体言之，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展现出实践依据、唯物主义基石、辩证思维和人类聚焦等特征。
其一，以实践为依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立足点。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最具实践性的学说，其创立便是为了改造旧世界的实践。[3]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视域便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处于历史性的新变化阶段，这些新的时代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因此站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整体的立场上科学判断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挑战、问题和矛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致力于回答包括“中国应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4](P3)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展现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特征，睿智而又审慎地将中国大国外交嵌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中。
其二，以唯物主义为基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要义。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的相关规律。[2]当前大变局所展现出来的形势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此，习近平外交思想通过立足实践、聚焦主体的方式来理解国际舞台上错综复杂的现象，实事求是地解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大国外交面临的国际情势。只有坚持唯物主义，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习近平及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而又深刻地将中国新时代与世界大变局相统一，将国际形势的客观变动与中国外交的主动调整相统一，从纷繁复杂的国际互动中深刻揭示出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与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相互交织”的阶段性特征，强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最终展示出“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与“时势在我”的中国光明前景。
其三，以辩证法为思维方式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路径。习近平认为，我们需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5](P22-27)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也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呈现出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6]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外交思想致力于从中国与世界互动新态势的维度辩证统一地回答一系列关涉中国大国外交的相关关系，包括：历史传承、当前形势与未来前景；国际社会建构与中国大国角色；外交与内政；安全与发展；战略机遇与国际挑战；外交政策与战略全局；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等等。从整体上来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辩证思维体现在继承性和创新性、国际潮流和国内大势、政策性和实践性、战略性和策略性、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中华传统文明观和人类文明价值观的统一。[7]特别是，在新型国际关系建构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展现出“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并显著贯穿着义和利、历史与未来、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四，以人类为聚焦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落脚点。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其目标是“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长久不衰的影响力就在于它“植根人民之中”并“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2]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建立人类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进入“人类的真正世界历史时代”。[8]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9]习近平外交思想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积极倡导践行合作共赢的思想理念，强调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展现了其对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这一切都可以落脚到全人类当前的发展状况和世界大势的客观规律上，也展现出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金钥匙”所在。
0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根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基础之一便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0](P313)习近平外交思想也通过吸收、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展现出具有中国辉煌的独特品格，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舞台上更为鲜活地展现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熠熠光辉。
其一，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赋予了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多种精髓概念被创造性地演进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的重要政策或倡议，也让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中华文化中的精髓内容。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缘起于我国“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与“天下为公”等文化经典；甚至有评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源于中国延续5 000多年的文化滋养。此外，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建构展现出我国古代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胸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与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密切相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的发展可为我国外交强调各国自主选择权利提供支撑；“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等则能够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国际合作、全球伙伴关系和独特风范提供智慧启发。
其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而具有独特性。习近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构成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11](P171)自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陆续提出一系列具有丰厚中华文化底蕴的新理念，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树立了鲜明旗帜，也为中国参与国际互动提供了中国智慧。诸如共建“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全球安全观和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主张，无一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启示。例如，“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展现出中国传统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较为细致系统地展现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互动原则，并呈现出中国传统强调的天生亲近、诚实守信、互惠义利与和合共生等精髓要素。[12]“德不孤，必有邻”等经典衍生为“以德为邻”方针，也成为习近平推进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合作的重要指导。[13]此外，习近平外交思想也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汲取而塑造了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即守正创新的大国气派、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与重情尚义的崇高品格等。[4](P180-195)这不仅体现出习近平外交思想所具有的我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风骨。[4](P5)
其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因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支撑而显得厚重深邃。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厚重深邃体现在最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最为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上，如此最终勾画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的创新性建构。例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天下为公”的政治目标，“天下大同”的未来愿景、“和而不同”的互动原则等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中富有特色和底蕴的术语。作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地展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环境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下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保证、历史使命、总目标、出发点、落脚点、根本要求、重要合作平台、基本原则、重要着力点、大国担当、鲜明特质和能力建设等不同维度，从而为新形势下指导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论体系“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0](P443)
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品格支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党的自我革命也进入新阶段。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与“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战略思维与非凡的政治勇气加强完善党的自身建设，并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刀刃向内、自我净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习近平外交思想还继承并弘扬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领导新中国开展外交实践而形成的优良传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作出了科学而精准的判断，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定位，探寻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既适合中国角色也符合国际共同利益的具有创新性特征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历史显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之一便是聚焦外部条件，致力于通过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及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来“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14](P555-562)
其一，新中国外交的累年探索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化奠定了实践基础。70多年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提出了重要的外交思想，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举，制定了若干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推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重大外交政策主张。这些探索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外活动接续提供了政治指针、实践指南、理论内容和思想武器等资源，推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的重大飞跃。[4](P5-8)在新时代中，习近平外交思想赋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和谐世界等以鲜明的时代内涵，并将这些外交策略提升到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历史新高度，推动了几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升华，实现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15]
其二，新中国外交传统的探索经验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建构规定了中国特色的外交工作范式。1949年到2012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实践显示，坚持党对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持续有效开展外交工作的根本保证。有学者认为，党的领导体现在引领、固基、统合、拓展和协同等不同方面。[16]作为一个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不忘初心，恪守捍卫国家利益的底线，推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助于全面科学地对当前世界大势做出判断，有效推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工作，并可以妥善完成对外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实现新时代外交外事队伍建设的基本目标。有研究认为，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沿袭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开拓出了“认识新境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坚持科学的战略判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坚决捍卫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14](P432-439)
其三，新中国70多年来的外交传统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擘画了追求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命运与共情怀。一方面，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外交事务的第一原则，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17](P67)这也是中国共产党70多年以来展现出的执政规律之一。[14](P564-566)另一方面，人类视野、世界眼光、全球使命和天下情怀是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以来参与国际互动的重要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特别强调“坚持胸怀天下”，强调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基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和中国发展大历史等维度来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7](P68)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我国优秀外交传统的 “一体两面”，也为“饱含对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4](P213)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发展提供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怀联结。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容风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党的自我革命也进入新阶段。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与“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战略思维与非凡的政治勇气加强完善党的自身建设，并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刀刃向内、自我净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外交思想展现出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等鲜明的理论创新特点。[4](P8-9)作为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一种外交理论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也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思想体系的独特内容风格。
第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展现出巨大的致力于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跃升的主观能动性。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大国外交、主动作为、勇于担当”。[4](P213)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7](P25)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外交思想也致力于强调对外工作的能力建设，通过顶层设计、战略谋划、策略运筹和方略发展等方式，在国际形势变化中保持战略主动，施展驾驭复杂局面的卓越能力和高超政治智慧。[5](P196)例如，在全球治理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要求我们“践行多边主义，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4](P165)
第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开放品质。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4](P213)习近平外交思想致力于突破西方传统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提出了若干与新现实与新趋势相适应的新概念、新理念和新倡议，展现了中国方案的深刻思考和责任担当。[18]一方面为新议题领域和新行动主体探寻国际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提供与人类发展一致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愿景。另一方面则试图在困扰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逆全球化、国际结构转型等提供崭新方向的破题举措。有研究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时代特点作出了精准判断，对全球性挑战的应对提供了明确答案，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方向性问题作出了精确总结。[19]作为中国倡导的全球“世纪工程”，“一带一路”倡议在运行五年并取得丰硕成果之后，主动调整了实施方略，推动了该倡议的深入推进，并强化了该倡议与沿线国家在规划、产业和机制方面的对接，吸纳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等国际主流规范，全力推动该倡议从“大写意”转向专注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阶段。
第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全球问题的解析与提供的解决理念及方案体现出其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面的基本导向。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旺盛生命力体现在不拘束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持续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方法观点，基于国际社会发展大势和中国大国外交地位来对国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注重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讲求实效性和可行性的统一，不回避矛盾，对症下药，反对一刀切，提出中国对全球挑战的相关方案。例如，除了致力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外，2021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后世界面临的发展问题率先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针对困扰各个国家的“安全困境”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应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战火阴云笼罩的错综复杂之国际形势，解决相互交织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21]
第四，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展现出议题内容相互联系的鲜明特点。一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分支体系密切相连，是“十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中的重要支柱，与其他思想体系一起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构性影响，致力于科学揭示并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规律和相互联系，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安全与发展，从而在辩证统一和相互联系的视角下聚焦国家利益的立体化维护体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4](P201-203)
第五，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应用和实践过程中呈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建构路径。立足于历史发展和人类实践，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则体现在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上。[22]习近平强调：“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23](P17)一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放眼全球，评估大势，得出了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将大变局具体化为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的革命性变化，并得出了大变局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习近平指出，大变局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5](P42-46)可见，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东升西降”和“时势在我”的国际大势判断和对“国强必霸”逻辑的理论超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思维，并再现了全球国际关系史的真实过程。这种思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积极“顺应世界大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历史基础，也为我们在中国与世界互动深化背景下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了逻辑导引。[23](P17-19)另一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在逻辑上遵循国际关系发展的系列历史规律并对传统的以西方逻辑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超越，重新审视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预设，并跳出了西方思维塑造的强权政治与零和博弈等惯性陷阱。[24]习近平认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23](P197)这些理论层面的逻辑进展展现出习近平外交思想揭示了全球政治演化中的必然性规律，并基于严谨的逻辑推理衍生出诸如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全球治理观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和理论愿景。
结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党的自我革命也进入新阶段。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与“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战略思维与非凡的政治勇气加强完善党的自身建设，并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刀刃向内、自我净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致力于从外部条件维度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保障，也为全球社会的问题解决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习近平外交思想关系到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到党对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也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下，习近平外交思想建构了深厚的理论底蕴与务实的精神品格，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内容风格，更为明显地展现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性，包括关注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与时俱进的开放品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导向、相互联系的议题体系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建构路径等。伴随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深入，习近平外交思想必将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进一步思想滋养而呈现出更为独特的机理、底蕴、品格和风格色彩，也必然会在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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