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政治算术”范式与资本社会的“内部联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年第7期
“政治算术”范式与资本社会的“内部联系”
——重新理解威廉·配第的经济思想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 要] 马克思是世界上最早、最全面、最系统地展开经济学说史研究并留下完整著述的思想家之一。与20世纪大多数论者以斯密为“古典经济学”开端的理解不同，马克思将时间往前推移了100年，认为配第才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配第在其65载曲折的生命历程中，通过大量著述和经济活动，借助对货币、土地和劳动的分析阐述了其财富思想，更开创了观照和把握复杂社会的“政治算术”范式，并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及其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配第的思想在其去世160年后获得马克思最深刻的理解和高度评价。马克思在探究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和历史变迁的同时，将这一期间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进展及其方法引入到对现代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和结构的实质分析中，创作了《资本论》等杰作。这种清理工作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及其当代价值的彰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古典经济学 财富 政治算术 经济结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西方“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学界过去对此有比较多的讨论。但是，如果基于对原始文本的悉心研读，站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予以观照，就会发现这一课题仍有相当大的探究空间。比如，关于“古典经济学”的阶段划分，在20世纪有几种代表性的界定，但无论是主张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以及庇古的“凯恩斯说”，还是明确划定1790—1879年间经济学发展的“熊彼特说”，乃至具体指陈“以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始，到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止”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流行的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端。马克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最全面、最系统地展开经济学说史研究并留下完整著述的思想家之一，漫长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他思考、清理和超越古典经济学过程的记录。与上述20世纪的诸种界说不同，马克思关注的视野更为宽阔，他不仅最先提出了“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更将其起源追溯到斯密之前100年，即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P445)在西方经济学说研究史上，这是独树一帜的见解。那么，马克思是基于什么作出这一判定的？换言之，配第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2](P244)的？苏联和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界主要是基于配第思想中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劳动价值论”的关联而作出的推断，但诸如约瑟夫·熊彼特这样西方重要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却持相反的看法，认为配第的学说“并不是对价值现象的解释，更不是一种劳动价值论”。[3](P322)对此又该做怎样的解释呢？本文拟重新回到配第和马克思的文本，在对其具体内容解读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评判。
一、“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及其财富思想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统治方式脱胎于封建主义体制，但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充满了坎坷和矛盾，出现过前进、停滞乃至逆转。在英国，17世纪上半叶是这两种制度转换过程中最剧烈和焦灼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却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推进的严重阻碍。庞大的政府、军队设置以及君主和官吏奢华的生活都需要不菲的支出，维护传统政治体制、对外发动战争更耗费着大量金钱。要应付这些巨大的开支就需要大量征税，而沉重的赋税必然妨碍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发生尖锐的矛盾。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很快遭到挫败，封建王朝得以复辟。当然，此刻要完全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也不可能了。统治阶层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封建土地关系业已变革的情势，开始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到17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英国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思想家开始探寻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上论证并在实践上推动比封建主义更为优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配第就是以“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的身份登上英国学术和政治舞台的。他以自己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方略，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对制度改革提出建议，力图使国家政策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影响的扩大，进而掀开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序幕。
威廉·配第（1632—1687）人生经历曲折，从底层到高层，从学界到政坛，从英国到爱尔兰的历练，使他能在当时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把握时代的症结，寻找有效地探究复杂社会的方式。其一生的知识积累、关注重点和研究兴趣所在，既大体符合中文“经济”的原始意旨——“经邦济世，强国富民”，更践行了有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4](P15)的界说。配第始终致力于国民财富的获得、管理和处置等内容，并形成一种独特的“财富观”。
第一，货币——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及其流通。在配第思想发展的早期，他与重商主义者一样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现实形态，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和实力大小的测量器。在写作于1662—1676年的《政治算术》中，他指出：“产业巨大和终极的成果，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一个国家生产金、银、珠宝，或者经营会使本国积累金、银、珠宝的产业，比经营任何别的产业都有利”。[5](P16)基于此，配第把增加金银当作一切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到晚年，在写于1682年的《货币略论》中，他的观点有所变化，认为货币尽管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但却不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而是社会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此，也不能单纯以货币的多寡来衡量一国的贫富，“因为最有钱的人很少或者根本不把钱放在身边，而是把它变成或者辗转变成很能赚钱的商品；同样地，整个国家也可以这样做”。[5](P129)
配第特别关注货币的流通问题。他认为，如果社会上货币的流通量减少，将导致失业增长、产业减少等严重社会后果；所以，货币流通量与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具有内在关联。他专门探讨了货币的发行问题，在当时这被表述为“变更铸币价值”，就是国家为提高（或降低）货币的名义价值，将一定重量的白银分割（归并）成更多（少）枚数的重量小（大）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在名目上与分割（归并）前的一样，这种提高（降低）了名义价值后的白银就可以换取更多（少）的商品。配第指出，提高或降低货币价值是变相地向依靠固定租金、年俸、津贴等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征税的方式，是一种对人民影响很坏且不公的课税方法。“它为了使赝品变成真品，不惜不体面地在铸币上面刻上国王的头像，并把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说成存在，从而破坏了公共的信义”，[5](P89)象征着国家趋于衰败。配第认为，货币流通量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健康的。流通领域的货币太多，会导致单位商品的价格上涨。在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厂商会降低生产量，这样会导致失业人口的增加，产生市场萧条。流通领域的货币量减少，同样也会带来危害。配第还指出，最好用白银来充当货币，而不是用黄金。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还处于不发达阶段，他没有把纸质货币纳入讨论范围。
第二，土地——财富存在、获取的自然基础和源泉。配第把土地看作是财富存在和获取的自然基础。在他写于1862年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赋税论》中有一句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5](P63)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土地”泛指提供人类生活资料的自然界和自然资源，而不是指私有制产生之后受到权力支配、由地主或资本家拥有并由雇农耕种或作为房地产存在的狭义的“田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甚至用德文将其表述为“地球”（Die Arbeit ist sein Vater, wie William Petty sagt, und die Erde seine Mutter.[6](P45)）。基于此，有国内学者甚至撰文建议将其“按意译改译为‘大地’”，以体现“自然资源本身就是物质财富”的理念。[7]
配第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当时重要的财富形式——地租。他把地租看作是产品价值除去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种子）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之后的余额，即全部剩余价值。而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既定的，那么，地租多少就取决于工资多少。配第关注同等面积的土地因丰腴程度的不同、距离市场远近的差异而产生的收入差别，最早提出了“级差地租”的概念。此外，他还认为，既然出租土地可以获得地租，那么借贷货币就应该获得利息。如果不存在安全问题，利息至少要等于用借到的货币所能买到的土地产生的地租。如果不安全，除了获得正常情况下的利息之外，还要加上一种保险费。利息率不能用法律强制手段来调整，其高低应当由货币的供求来决定。当货币供过于求时利息则低，反之利息则高。同时，利息率的高低又是由地租的高低所决定的，地租增加，利息率自然跟着增加。
第三，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动的要素”。配第认为，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较之于作为“母亲”的土地，作为“父亲”的劳动是更积极主动的角色，所以在上述英文表述中，“父亲”不但位置在前，还多加了一个词组“active principle”，[8](P68)意在对其能动作用予以特别强调。在他看来，物质财富需要自然基础和前提，所以劳动创造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但社会财富最终是靠劳动获得的。配第把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金银的劳动，另一类是生产其他普通商品的劳动。但他认为，并不是一切劳动都能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其他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在和金银交换后，才能产生交换价值。他把商品价格分为两种，一是政治价格，二是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实际上就是市场价格，自然价格就是价值。配第着重研究了自然价格的问题，并把它看作观察其他经济现象的基础。自然价格的高低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商品交换的依据就是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劳动量发生变化，商品的自然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由此配第得出结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即价值）是由生产中耗费掉的劳动量决定的，两种商品劳动量相等，就可以实现交换。
总之，在配第的分析中，生产劳动与货币流通、土地耕作等经济活动一起共同创造着社会财富。这既是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的情况下多种因素混合发生作用的真实反映，也与后来马克思在批注《德国工人党纲领》时所指出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9](P428)的看法相符合。
二、“政治算术”的提出、运用及其意义
较之于围绕财富问题而展开的分散的思考和论述，配第更明确地提出并集中阐发了一种他自称为“极其不寻常”的社会认识方法——“政治算术”，主张首先从“数字、重量和尺度”诸方面对事物进行数据统计，再对统计数据加以对比和分析，从而形成关于研究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和结论，最后以此为根据来处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完成于1664年的《献给英明人士》中，配第对当时英国的存量国民财富和人口价值进行了统计。他将英国的财富细化为土地、房屋、家畜、荒地、金银、货物、商品、家具及银器等多个方面，经过分别统计和总体核算，总计约2.5亿英镑。配第又对英国每年的国家收入（租金收入和劳动收入）和总开支（根据总人口和人均年花费）、国王和政府的花费等项目，以及满足这些支出的租税分担方法进行了估算。据此，他认为，国民的租税负担并不沉重，只需交纳地租的三十六分之一、房租的五十六分之一、人头税六便士就可以了。
配第还通过对人口数据的统计和计算来分析并解决当时的人口以及人们的健康问题。他以伦敦为例，根据对同时代出生的100个人情况的调查，分别统计出能活到10岁、20岁、30岁……的数量；再根据所设定的范围，分别统计在世的100人中年龄区间在1岁到10岁、10岁到20岁……的数量；同时，还统计了同一个人分别处于婴儿、儿童、青年和老年时不同的情况。通过上述数据，配第分析出定量人口模式，来了解和解释当时整个伦敦人口的平均寿命、极端寿命以及发病率和死亡率等问题。此外，他还基于统计数据以及生理学、食品学的知识和原理，确定了区分死亡与老年的具体标准，创制了主要疾病感染者的比例表，并就民众生活的气候要求、个体的睡眠时间和锻炼方式、营养与身高增长、饮食与体重的关系、食物的品种和数量、出生与生育以及疾病与身体变化等具体问题发表了大量看法。正是这种基于数据统计建立的人口变化模型，才使得较为准确地描摹和反映关于特定区域人的生与死的现实状况和演变规律成为可能。
当然，配第展开以上这些工作最直接的目的，是为当权者判断局势、进行决策提供实证依据和具体方案。所以，在《政治算术》一书中，除了重点关注英国国情，他更通过人口、土地、资源、资本、产业等方面的大量数据，将英国与荷兰、法国的状况进行了比较，进而得出“主要结论”：“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5](P1)在当时，表象上“弱势”的英国在航海和水运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成为它在三国竞争中“起着显著而根本的作用”的关键因素。而就海洋状况和海军力量看，法国由于其地理位置上天然而永久的障碍，不论现在或是将来都无法在这些方面超过英国和荷兰。当然，配第注意到，阻碍英国强大的因素也确实存在，诸如领土板块分散、立法机构的独立、各殖民地特殊的状况等。但他认为，这些因素构成的障碍只是暂时的，是能够消除的。
“政治算术”范式支持了配第对英国国情和国力增长的分析。他认为，英国确实存在许多弊害，但更应看到许多繁荣和发展的方面。他列举了很多例子，诸如：伦敦的建筑比过去宏大华丽，东印度公司的资本已是原来的两倍，抵押贷款的法定利息正常，建材没有涨价，交易所照样繁忙，海军比以前更加强大，许多土地都经过了改良，食物价格甚为便宜，等等。配第特别指出，通过数据统计和比较看出，英国的国力和财富在最近40年中呈现增长态势，如果能够延续下去，军队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他作了具体的估算，假如能够将国民全部开支中的十分之一征收到手，那么除了足以支付政府其他一切日常和临时的开支外，还可以维持10万步兵、3万骑兵和4万水兵的费用。至于收入情况的进一步改善，则有赖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假设为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找到现成的、合适的职业，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人每年至少可以多赚200万镑。配第还对英国的资金运行进行了估算，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经营本国产业还是展开世界商业贸易，当时所需的资本是充裕而方便的。
通过以上分析，配第认为尽管当时英国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但据此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却是不必要的。为此，他通过著述告诉国人，不要消沉、颓丧下去，而要“努力于抗拒自己所面临的灾难”。“作为国家社会的一员，我认为次于对共同事业处于怎样的状况有真实的了解的事情，就是在任何可疑情况下，都应往其最好的方面设想。因此，对于有可能使我对公共福利所抱的希望减少的一切因素，我都将细心地加以考察，如果没有有力而又明确的根据，绝不轻易绝望”。[5](P4)配第坚信，假如英国能够提出并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避其所短，扬其所长，就能富国强兵，以小胜大，在大国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
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看，配第的“政治算术”不是临时起意的权宜之计或策略应对，而是意味着理解复杂社会方法论上的一次变革。如何观照和把握社会现象，人类从很早就开始了探索。在西方，被马克思称为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曾通过撰写《雅典政制》《政治学》等著述来探讨“城邦政情”，他通过罗列150余种“纪要”，对当时各城邦的历史、行政、科学、艺术、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种方式影响了欧洲一两千年。到17世纪中叶，德国“国势学”（Staatenkunde）兴起，主张以文字记述为主要特征来记录和分析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以文字记述为特征的“国势学”由于对其关涉的事项以及讨论领域的描述过于宏观、总体和模糊，其缺陷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愈益显现出来。这促使与德国社会背景、经济水平不同的英国的有识之士另辟蹊径，不再纯粹依靠思辨或理论推演来讨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配第意识到这将是一种新的、“极其不寻常的”方法论的变革，将其凝练为“政治算术”概念且成为这一方法的奠基者，这充分显现出他的真知灼见和创新能力。
当然，与后来经济学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特别是数量经济学的成就相比，配第的“政治算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朴素性也非常明显。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由于当时统计方面的科学程度不高，配第用以证明其论点的数据，除来自教会机构的出生和死亡人数统计外，有些根据的是其主观估计和推测。其二，配第有时借助政府的控制、操纵和影响力来推广自己的学说和主张，而且其著书立说的主要目的也是为政府出谋划策，这些因素导致他的看法在客观性和科学性方面必然会有很多局限。其三，“政治算术”作为方法仅仅是解释和认识复杂现实的一种工具。仅依据它还不可能达到对对象的整体性认识。
三、资本社会经济要素的“内部联系”及其结构
对于配第来说，“政治算术”范式的提出及运用不仅使他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具体状况有了比较充分、清楚的掌握，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提出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方案的建议，他更将这些方面作为一个社会总体中的基本单元和要素统摄起来，构建了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初期形成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理解。
《赋税论》全名为《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在序言中，配第自述写此书的“目的只是想借此来清除我脑海中所有的许多令人心烦的想法”。[5](P1)该书首先分析了公共经费的用途。配第将其概括为6项，即支付国防和军事开支、行政官员俸禄、宗教事务、学校教育、弱势或底层人口的抚养和赡养、公共设施建设诸方面的费用。公共经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断增加的欲求和趋势，但是在国家或地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些经费的增加又是很困难的。配第指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统筹考量这些复杂因素，区分轻重缓急，权衡利弊得失，设法减少公共经费的支出。对比起来，他认为，在所有意欲增加的开支中，只有民众福利和公共事业经费是最正当的和需要优先考量的。
我们知道，公共经费通常是通过税收来获得的，但在现实中征税却并不容易。所以配第接着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罗列出10个方面来分析征税困难的原因。诸如：民众认为官员的索取超过其实际需要；不按适当比例对所有人征税，导致其中一些人会因负担租税过多而财富受损；政策方面存在诸多漏洞和不公，甚至即便是对邻居课税，相互之间的数额也不一致；费力征收来的税收被用于毫无实际意义的宴乐活动、场面粉饰；征收来的钱财没有用于公共领域而是分配给官员及其宠爱之人；不了解被征对象的具体情况（诸如人口数量、产业情形和财富状况）进而区别对待，往往使劣势者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征税权限模棱两可或者根本模糊不清，导致纳税者“最不情愿”与征税者“采取严厉手段”的情形往往并存；维持完整的行政系统运作和官吏的各种经费，致使人口少较之人口多的地方人均赋税更重；货币数量不足的状况与一切租税都必须用货币缴付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导致“纳税情况不佳”和社会成本上的“浪费”等。
当然，上述情形会造成赋税过重，但是配第认为，这种状况又是可以通过采取措施得以缓解或消除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些对策，从中也体现出一种系统性的思考。配第主张通过划分一部分领土给国王以及分别对地租和房租征税等办法来有效地筹集公共经费。他从性质上把租金分为土地租金、房屋租金和货币租金，认为利息亦即货币租金，是对因出借货币而导致的不方便的补偿。他还注意到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当谷物的需要上涨时，其价格就会上涨，地租和地价也会随之上涨。据此配第探讨了税收的种类。《赋税论》用很大的篇幅对关税、人头税、彩票、罚款、独占税和什一税等一一作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各种征税筹款的具体方法。
由于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不久的阶段，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才刚刚起步，国内和国际的征税规则差异很大。在诸多征税项目中，配第特别关注国内消费税的征收。他把财富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际的，另一种是潜在的”，认为一个人是否富有要看其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实际享受而定；如果此人尽管有庞大的财力，但对此并不利用，那他的富有只能说是潜在的或者假想的。所以，结论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按照他所得到和实际享受的多少而纳税”。[5](P89-90)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怎样判断物品是能够消费并被实际享受的。在世界普遍交往逐步展开的阶段，消费品的完成度就与国际贸易紧密关联，从而考察不同的征税规则就是必要的。配第认为，对于出口产品，由于没有在国内以实物的形式消费，所以不应征收国内消费税，而进口的货物则必须征税。国内消费税要按照富人的实际物质享受来征收，穷人则可以减少或免除，负担比较轻，还可以促进社会勤俭节约风尚的养成。
除了《赋税论》外，在配第的其他著述中也充斥着对当时社会经济要素“内部联系”及其结构的考量。比如，《献给英明人士》在前述对存量国民财富和人口价值进行统计的基础上，还对税收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配第指出，当时人们缴纳的关税、国内消费税、烟囱税、月税等，已经占其全部资产的十分之一，如果再出现战争，就要支出其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一。所以，在这本只有22页的著述中，他提出调整王国的各种支出和收入，协调海陆军和卫戍部队的开支，评估经营全国产业所需货币数量，检讨课税不合理和缴纳巨额税的原因，分析各种租税的附带利益，尝试实行分摊租税政策，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使其为国家服务等一系列政策举措。
而在写于1671—1672年的《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一书中，配第利用在爱尔兰主持土地测量工作以及社会调查得到的大量统计材料估算数据，既展示了爱尔兰土地、人口、天气、货币、贸易乃至房屋、烟囱的数目及其价值，又描摹了其宗教、饮食、衣着、语言、习惯等方面的状况，还概述了教会、圣俸、政府、军队（国民军和国防军）以及以往发生过的叛乱、合并（爱尔兰和英格兰）、对照（重新划分各郡的比例）和利益纷争等情形。可以说，这本篇幅不长的小册子以简略的笔致较为完整地勾勒了爱尔兰社会的一幅“结构图”。
前文提过的《货币略论》只是一篇将近7 000字的短文，但内容丰富，持论中肯。配第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探讨了32个具体问题，诸如：已经磨损的金属旧币是否应该回炉和由谁出资重铸？新先令的重量和成色应当怎样？旧币铸成新币出现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担负？英国是否会因商人们运出货币而变穷？如果新铸的先令缩小到它现在重量的四分之三，所拥有的货币是否比现在多出三分之一、从而货币也增加三分之一？如果政府强制规定新币与旧币可买同样数量的商品，结果会如何？为什么已经磨损的，轻重不等的旧币不能重新铸造？货币需求怎样估算？等等。表面看来，这些针对当时社会状况提出的问题有些琐碎，但仔细研读会发现，配第紧紧围绕货币价值与社会财富之间的关系、货币在流通中应有的数量和作用等关键性问题展开分析，在对那些分散的具体问题的探究中所形成的闪烁着思想火花的观点，最终凝结成具有内在关系和总体逻辑的构架，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货币”的一般原理得以抽象和概括出来。特别是在回答“虽然英国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它却没有玩弄这种欺骗手段，这是否算是它的光荣呢”这一问题时，配第说：“英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保持一种贸易的规则和标准，这是它的明智之处，因而也是它的光荣。”[5](P127)这又意味着一种境界的提升了。
1682—1687年，在生命历程最后，配第将《关于伦敦和巴黎人口、房屋、医院的政治算术论文》《关于人口增长以及伦敦发展的论文》《关于伦敦城市发展的另一篇论文》《都柏林死亡表的进一步思考》《伦敦和罗马城市的观察》5篇论文先单独发表，后又将之结集为《政治算术论文集》正式出版。仅从这些论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配第对于欧洲重要城市乃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地点”的英国当时的复杂经济要素及其结构已经有了既细微又宏观的精深把握了。
四、马克思对配第经济思想的研究、吸收及重大推进
配第的思想在其去世160年后获得马克思最深刻的理解和高度评价。综合地看，马克思之所以看重配第的经济思想，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缘由。用马克思的话说，首先，“政治算术——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1](P447)其次，正是由于配第在当时的条件下“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10](P99)才最终创作出“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2](P246)而从对马克思思想探索和理论建构的影响及其实际结果看，他不仅受到配第这两方面的深刻启发，更将在配第那里处于起始阶段的思考大大推进到了新的层次和高度。
配第身后100多年，作为数据统计和分析方法的“算术”已经发展成为探究数量、形状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数学”。当马克思开始正式撰写《资本论》及其手稿、“制定政治经济学原理时”，他愈加感到数学的重要性。在1858年1月1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写道：“在制定政治经济学原理时，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术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11](P247)这种自我反省使马克思意识到，只有运用数学才能阐释清楚《资本论》中很多相当重要的原理。诸如，在第一卷中，马克思把等式“x量商品A＝y量商品B”[10](P62)作为出发点，对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和价值实现形式等展开分析；根据商品W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c、v、m）及其功能和内容，以W=c+v+m这一公式明确诠释了“价值”；[10](P245)通过以E=m/v来定义剩余价值率（剥削率）并对其变化进行了讨论。[10](P251-253)而在第二卷中，为了阐释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他运用数学模型把资本运动的一般条件分为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又根据大量“比例”和“图式”对再生产过程正常运行的条件进行了分析。在第三卷，马克思按照公式
对利润率p'和剩余价值率E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特别指出：“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数量的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12](P58-59)而“利润率是许多变数的函数，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变数怎样对利润率发生影响，我们就必须依次研究每个变数单独的影响，不管这种孤立的影响对同一资本来说在经济上是不是可能发生”；[12](P68)对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等问题，马克思也作了量的规定和论证；并综合这些方面对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规律进行了分析。
上述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的探索，使配第所提出的“政治算术”范式的价值在将近100年后再度得以彰显，马克思更借助这一期间数学学科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将对探索经济问题还处于简单的“数字统计”和“算术应用”层次的数学，推进到对《资本论》重要内容即现代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实质分析之中；既用数学方式从多个特殊的数学模型中导出一般性条件（第二卷），又尝试基于代数方程建构了后来经济学通常所关注的一般模式（第三卷）。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为了把各种经济数量的合理性搞清楚，还进行了不少大胆“假定”，从而成功地把握和阐释了很多基本规律。例如“固定资本”这一抽象假定，不仅恰当地为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提供了启示，而且表明某些数学性分析达到一定阶段，就可以直接与现实对比，对既有理论进行全面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理论。马克思在大胆的抽象假定的基础上，抓住各种经济数量的合理性，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更加明确了。即便各种经济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资本论》内容的叙述也不成问题。这就使得好像作为外在“工具”“手段”而被应用的数学变得与对象“契合”和交融于一体。这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化”大大提升的重要体现。
同样地，配第当年以英国、爱尔兰为个案分析复杂社会中一系列具体问题和因素以及处理诸多因素间相互关系的探索，也给马克思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这一思路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注重探寻其“内部联系”和总体结构。如果说配第只是受到培根、霍布斯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才促使他关注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那么对马克思来说则是很早就形成的习惯。但这些复杂现象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其中什么现象更具代表性，配第并不能从社会的真实状况及其历史演变中把握，而只能从为统治者治国理政出谋划策的角度，抓取自认为最主要、最急迫的问题。应该说，这具有很大的功利性、随意性和朴素性。但100多年后的马克思受过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现代思维方式的系统熏陶和历练，在观照社会问题时采用的总体性把握、结构化理解和系统性思考已经成为其内在自觉。
篇幅所限，不能对此作过细的梳理，这里只以对《资本论》关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勾勒产生巨大影响的《伦敦笔记》为例来分析。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期间，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中收集并阅读了涉及面广且为数众多的将近300种文献资料（包括专著、官方文件和报刊等），再次全面系统地研读政治经济学史和同时代经济学家的著作，留下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问题大量的摘录、札记和评论，共计24个笔记本，连续标注了1 250个页码，篇幅总计达100个印张以上。其中第1—7笔记本主要研究货币和货币流通规律；从第8笔记本开始转入对经济学一般问题的讨论，其中第8、9、10、12、13笔记本关注农业生产和地租问题；第11笔记本分析工人状况；第14、21、22、23笔记本讨论殖民体系和对外政策等问题；第15笔记本梳理自然科学、技术、工艺史和发明史；第16笔记本研究银行问题；第17、18、19、20、24笔记本更涉及历史、经济学、文学史、文化史、伦理史和妇女问题史等复杂内容。此外，在这段时间内，马克思还写了3份单独标出题目、主要清算李嘉图货币流通理论的手稿《金条。完成的货币体系》《反思》《货币、信用、危机》。表面看来，《伦敦笔记》篇幅巨大、议题众多且思路庞杂，但遵循马克思的创作过程对其主要议题作整体观照，这一时期他研究工作的问题意识与内在思路还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可将其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信用与危机问题；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与矛盾；三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全面而复杂的关系；四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
在以上探索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拟定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架构，分篇如下：“（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3](P50)随后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将理论结构修改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1](P41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再次将以前拟定的理论体系加以改变，修改为：（1）导言：商品，货币；（2）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4）相对剩余价值；（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7）生产过程的结果；（8）剩余价值理论；（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后来的《资本论》就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制定的架构而展开的。马克思将其手稿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另一部分是“理论史部分”或“历史批判部分”，计划分开出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9](P13)恩格斯在编辑时就是按照这个体系将原稿第二册整理改编为《资本论》第二卷，题名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将原稿第三册整理改编为《资本论》第三卷，题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最终形成的《资本论》的全部体系共分为四大卷，前三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后一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学说史部分。我们看到，由配第开辟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关系”及其结构的探究，到马克思那里已经蔚为大观了。这既是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呈现出的更为复杂的状况的深刻反映，更是重大的思想理论建构成果，因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14](P75)
总之，依据配第的著述对其经济思想重新进行清理，并对照马克思在一系列著述中对配第的相关评论以及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达致的理论高度，不难发现，马克思之所以称配第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除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其父”的传统解释外，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观照复杂社会的“政治算术”范式，并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及其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种清理工作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及其当代价值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有形而上学的基础，在重视影响经济运行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因素的同时也关注微观经济运行和具体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思想和主张，关注经济本身的“内部关系”、系统结构的科学性和规律。特别是20世纪以降，在经济学研究中，统计、数理方法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手段或工具，而是与所要探究的经济现象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马克思是探索这种方式的先驱者之一，那么他的思路源自配第“政治算术”的启迪便是确定无疑的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之外简单地批判和定性，而是深入其内部通过对具体机制和过程的讨论来寻找变革和超越的因素、方式和途径。这就更显现出《资本论》第二、三卷内容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马克思晚期思想与20世纪资本主义变迁和经济学变革之间实现勾连、对话的可能性通道。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在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及其思想在20世纪仍有影响的原因。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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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lliam Petty.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ited by Charles Henry Hull, 2 vol[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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