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锋：人工智能的工艺学阐释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年第9期

人工智能的工艺学阐释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任志锋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

[关键词]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 人工智能 思想政治教育 深度融合

谷歌围棋程序AlphaGo（阿尔法狗）相继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2016）、柯洁（2017）是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自此以后，人工智能话题不断升温，逐步从一项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专门技术跃升为社会公共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广泛热议的文化现象。挖掘人工智能驱动教育发展的潜力，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提升教育质量，也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决策。习近平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本文运用马克思工艺学思想分析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探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必然性逻辑和实现机制，以期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

01
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与社会历史效应

探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人工智能”。腾讯研究院2017年的一项网络调查表明，在超过2 968名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受访者（包括研发人员、技术人员、产品人员、法律政策与人文社科研究者等）中，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都将人工智能等同于“机器人”；而这种理解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七条常见误解中竟然高居首位。^[2](P7、18)事实上，人工智能绝非一项技术单体，而是一个由数据技术、芯片技术、算法技术等多维构成的技术丛，机器人只是这种技术丛的一种具体运用和表现形态。公众印象与技术事实之间的认知鸿沟给理解把握人工智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同时也给商业投机、舆论炒作留下“广阔空间”。近年来，从库兹韦尔的“奇点论”到泰格马克的“生命3.0”，再到所谓“人类纪”“人类世”“后人类时代”的热议，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和猜测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全部科学技术都是人类基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创造性产物，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现实化的结果，都内在遵循着工艺学变革的一般原理。工艺学是马克思分析技术变革及其社会历史效应的重要理论工具。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录评析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的工艺学内容，到《哲学的贫困》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著名论断，^[3](P602)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批判，马克思对工艺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几乎贯穿了其哲学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及其作用规律，被后人誉为马克思的“七大发现”之一。^[4]这一思想深刻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漠视机器和工具的社会历史特性及其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认为应该超越力学家（数学家）从单纯技术层面理解机器和工具的局限，将机器和工具放置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结构中，批判分析工艺（技术）革新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乃至日常生活和精神观念的社会历史效应。根据马克思工艺学思想，全面理解人工智能既需要透过人类技术变革的历史脉络把握其所处方位和独特价值，还需要根据技术与人的内在关联把握其社会历史效应及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正如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的考察属于商品学一样，对实际的劳动过程的考察属于工艺学”，而“实际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以与一定的需要相适应的方式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5](P60-61)在这一活动中，有三种必不可少的因素和条件，即劳动资料、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资料是其物质性的技术条件和内容，亦即实际劳动过程的工艺学基础。同时，鉴于“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6](P210)工艺学又是由大工业创立的“完全现代的科学”，^[6](P559)我们可以将人类技术变革历程划分为“三次机器革命”。^[7]第一次机器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使劳动资料形式实现了从自然化到机械化的深刻变革，形成了大机器生产方式，拓展了人类体力。第二次机器革命以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推动劳动资料形式实现了从机械化到电力化的深刻变革，形成了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及电报、电话等新的产业形态和通讯方式，进一步解放了人类体力。第三次机器革命以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标志，推动劳动资料形式逐步实现从机械化、电力化到信息化的深刻变革，催生了区块链、物联网等新的生产方式，从而在进一步拓展人类体力的基础上“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8](P191)在目前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机器革命中，人工智能是一种建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之上的战略性技术，相比于其他技术具有更强的溢出带动效应，对人类生存发展、经济社会运行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也更为显著，甚至已经成为定义当今时代的根本标识。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1]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理解为“新机器革命”的“头雁”和“新历史时代”的“标识”。

正如前两次机器革命一样，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工艺学变革也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历史效应。尽管目前尚且无法精确刻画出这种效应的广度和深度，但是根据马克思关于机器和工具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和“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以及“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等思想，^[6](P429)我们可以透过智能条件下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的关系变化来窥测人工智能的社会历史效应。随着数据日渐成为智能时代“实际劳动过程”的重要原材料，人和自然的关系将由机器大工业背景下的改造与被改造的“机械性关系”转变为刻画与被刻画的“数字性关系”，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将通过被还原为数字信息而进入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空间，人类也将越来越依赖于数字程序实现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控制。伴随人和自然关系的数字化变革，人和人的交往关系乃至阶级关系也将越来越诉诸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实践形式和权力分配机制。从实践形式来看，人工智能使人际交往进一步突破物理空间和自然时间的限制，从而呈现出更大的广泛性和即时性；从权力分配机制来看，人工智能使数据权（即分享、使用、占有数据的权力）成为阶级或阶层划分的重要依据，人们拥有的数据在量和质两个层面上的差异，将深刻影响其社会地位和发展水平。从更深层面来看，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人们的日常消费、服饰饮食、娱乐休闲、读书求知、经济生产、社会交往等越来越依赖于由人工智能构筑而成的各种应用场景，并在这些场景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个性化的海量数据；这种大规模的数据沉淀倘若再辅之以数据画像等智能技术，就有可能使机器比人自己更了解自己。这样一来，“如何认识自己”这个哲学之思在多大程度上会转变为“如何认识机器”？人和自身的关系又在多大程度上会转变为人和机器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尚未可知，但是引领第三次机器革命的人工智能确乎已经深层触及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的基础和结构，并使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重塑。

总之，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刻画和定义我们生活的时代，展现出复杂而立体的社会历史效应。这场新的工艺学革命已经越出单纯的技术范畴，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全方位渗透和赋能人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组织运行，日益成为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它有机构成智能时代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历史演化的基础性力量，深刻规制乃至形塑时代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趋向。作为一种“文明标识”，它昭示着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样态，标注着人的存在样态和社会形态发展演化的可能性方向。

02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趋向

在理解把握人工智能的工艺学实质和社会历史效应之后，探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还面临两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是深度融合”和“能不能深度融合”。回顾历史，技术变革向来被视为教育发展的革命力量。尤其在现代社会，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及其技术转化和运用，使人类不仅摆脱了对自然界的被动依附转而以自然的“立法者”自居，而且创造了超自然的物质世界和空前的社会生产力。正是出于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和信赖，现代人素来渴望通过技术革新来推进教育重塑，期待借由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来解决教育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从1940年电影被认为是教育领域“最具革命性的工具”，到1957年电视运用于教学并被誉为“教育的革命”，再到1967年计算机介入教育领域同样被视为新教育革命的开始，^[9]人们对技术变革的教育意义寄予的厚望不可谓不深重。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技术并没有展现出人们预期的教育力量，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还构成了对教育过程和质量的干扰。由此一些人对于技术革新教育深表疑问，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所谓的“乔布斯之问”，即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10](P490)与这种相对悲观的情绪相比，还有许多人对技术赋能教育秉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技术工具的革新将构成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尤其是信息技术所引发的传播方式、学习方式变革将推动实现教育的重塑和革命，并据此形成了“技术应用导向”“角色替代导向”“信息传播导向”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路径或取向。^[11]

相较于技术和教育关系的悲观与乐观之争，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待技术革新的态度似乎相对更加平和。从21世纪初兴起的“网络思政”到近些年涌现的“大数据思政”“算法思政”“智能思政”“智慧思政”，技术革新的话语始终弥漫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热潮的兴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机遇挑战、价值功能和角色定位，以及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和课程改革，如何构筑智能化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和平台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形成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透过目不暇接的现象描述、问题分析和未来畅想可以发现，目前很多有关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和学说，尽管内涵不同、观点各异，但基本上都是沿着“技术+思政”的应用导向展开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从技术应用到深度融合呢？这种转向是不是一种“更高级的应用”呢？抑或说只是一种天方夜谭和“技术幻想”呢？答案是否定的。

从技术应用到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的内在要求。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来看，技术变革往往是沿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逻辑发挥其社会历史效应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2](P473)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3](P592)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殊的上层建筑而言，人工智能的社会历史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现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基础的深刻变革。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正在发生从工业化到信息化、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深刻转变（前文已述）；思想政治教育赖以维系的国家权力结构正日益趋于分散化和扁平化，相关政策安排面临技术革新（“数据算法”）、政策调适（“政治算法”）、人类决策（“生物算法”）的同步加速和相互错位；思想政治教育致力赓续的社会价值秩序遭遇就业、权利、价值三大议题的严峻挑战，不同人群之间的“数据鸿沟”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甚至有可能导致所谓“智神阶级”与“无用阶级”的尖锐对立。^[14]其次，人工智能的社会历史效应还体现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深刻调整。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还是沿着“人—社会”的向度展开，表现为“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思想品德要求与人们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15](P136)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广泛而深度地介入经济生产、国家治理、社会运行和人的生存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及其构成方式则有可能从“人—社会”转变为“人—机器—社会”。这一转变尽管没有改变矛盾的本质规定，但是却使之变得更加复杂。最后，伴随发生基础和基本矛盾的变革调整，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形态也将面临一系列新变化新要求。例如，在教育对象上，既面临如何教育人以使之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也面临如何教育机器以确保其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非颠覆性力量。又如，在教育目标上，既面临如何引导人们认同接受社会核心价值观，实现“我想要什么”的个人价值取向与“我们想要什么”的社会价值导向的协调统一；也面临如何帮助人们掌握智能时代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素养和能力，尤其是掌握那些难以被机器替代的人类专属能力（如共情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反思批判能力等），从而维系人之为人的地位、尊严和权利；既面临如何引导人们科学合理地开发和运用智能机器，也面临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机关系，使人和机器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等等。

从技术应用到深度融合，还是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理性选择。沿着“技术+思政”的致思理路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总是会面临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如果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只是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外源性的技术工具纳入现有系统结构之中，那么不但不会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甚至会成为其创新发展的桎梏。因为正如“计算机强化了官僚机构，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至少是产生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16](P127)那样，当我们把大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测评、决策等交付给智能机器时，它所能计算刻画的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状况，而且这些状况还是那种最符合算法标准的因素集合，至于那些不能计算、模棱两可、难以被归入现有系统结构的因素则会被弃之不顾。如此一来，原本旨在增强生机活力的“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结果却以更大效率来固化和定型现有模式，而难以触及更为根本性的教育创新。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工具悖论”。如果以人工智能为主，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作为技术大展拳脚的“舞台”，而全然不顾教育的政治属性和人文价值，那么不仅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异化”和“本末倒置”，也会使之面临工程学思维钳制与合法性危机。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不只是工程学的崇高目标，也是一种思想体系”，“思想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17](P26)按照这种工程学思维，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诸多因素都可以通过数据透镜、算法解析得到精准记录、量化评估和理性筛选，“立什么德”“树什么人”“何以立德”“怎样树人”等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都可以被智能机器“接管”。这样一来，思想政治教育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显然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上行不通的。

综上可见，人工智能之于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背景，更是一种足以引发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变革的力量；不仅仅是一种从外部拿来运用或嫁接的技术工具，更是一种深层触及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基础和基本矛盾进而规制其存在样态和发展方向的内生性力量。对于这样一种内生性力量，自觉主动地推进深度融合，既是顺势而为也是必然选择。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需要超越外在性、工具化的认识逻辑，实现从“背景”到“实质”、从“相加”到“相融”的飞跃，探索推进二者深度融合、相得益彰。

03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理路

在明确了人工智能的社会历史效应及其同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内在必然性之后，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怎样推进深度融合”。这就需要厘清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

正如马克思所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8](P172)同样，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怎样教育”“用什么教育”的技术条件定义的，不同的技术定义了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的技术不仅是指各种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器设备，更是指特定时代用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全部手段和方式。一种技术能否被用来定义思想政治教育，既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功能和优势，也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需要，还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几乎同步产生、如影随形。如果说文字发明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推动产生了国家、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思想政治教育这些历史文化现象；那么，随着机器大工业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越发注重满足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运行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条件越发变得程序化和标准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形态也越来越依赖于班级授课制等现代教育的技术形式。由此观之，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内在包含“技术—思政”双重逻辑结构，并具体展开为“技术思政化”与“思政技术化”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方面，一定时代的技术既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深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制，只有当技术形态及其背后的原理同思想政治教育相对接，且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结构、满足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时，技术才能够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支撑保障性力量，此即为“技术的思政化”。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建基于特定时代技术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结构之上，只有主动因应技术变革，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手段，才能不断获得时代性的意涵和力量，进而葆有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此即为“思政的技术化”。推进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也应遵循“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从“人工智能思政化”和“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维度探索把握二者深度融合的实现机制。

所谓“人工智能思政化”就是要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逻辑相对接，将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求相匹配，以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一方面，应把握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内生作用机制”。根据作用对象和目的的不同，技术可以划分为“改造自然”的客体技术与“改造人自身”的主体技术。^[19]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力等技术大多都是以自然为作用对象的客体技术，人工智能则一直致力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无论其研究的对象抑或是目的都始终指向人本身，就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是以鲜活的有生命的人为作用对象的主体性技术。这是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深度融合的前提基础。把握人工智能思政化的内生作用机制，就是要围绕“人”这个核心中介，将人工智能嵌入人的生产生活，全息性地刻画人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思维方式和能力、价值意识和取向、行为能力和习惯等，使人工智能逐步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核心要素和运行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质性地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性力量。另一方面，应探索人工智能思政化的“优势提升机制”。数据、算法、算力是拉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与之相对应，海量数据、深度学习和超强运算构成了目前人工智能的三个独特优势。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显著优势，主要表现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组织保证，较为完善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较为系统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序列，等等。把握人工智能思政化的优势提升机制，就是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数据密集、知识密集、脑力劳动密集的特点，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积数成池”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聚能成流”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效能，“合智成势”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所谓“思政人工智能化”就是要因应智能时代发展大势，革新由工业化时代因袭而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思维、理念和组织运行方式，探索破解人工智能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前述，技术是定义不同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在农业时代注重经验习俗的传承和维系，注重道德权威的塑造和宣扬，在工业时代注重知识化、技能化的伦理培养和训练，注重班级授课制这样整齐划一的规训方式，那么在万物互联、跨界融合、人机协同、共创分享的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建立与智能时代相匹配的存在形态和运行方式。有鉴于此，首先应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功能衔接机制”。这是推进思政人工智能化的基础。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预设和目标任务，我们可以借鉴教育人工智能范式（eAI）的建构思路，^[20]紧紧围绕“人机关系”这个智能时代的重要变量，坚持问题导向与分类施策，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不同类型智能技术有效衔接，即以支持性智能技术解决作业批阅、学习推荐等规模化的“机器可为”问题，以增强性智能技术解决交互问答、情感激励等复杂化的“人机可为”问题，以人机协同智能技术解决价值引领、情操陶冶等社会化的“人类可为”问题。其次，应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系统集成机制”。这是推进思政人工智能化的核心。着眼人工智能对思想政治教育深层且立体的影响和作用，借鉴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构建多维集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包括由理念、目标、内容、方法构成的“思政微系统”，由个人、学校、家庭及其互动关系构成的“思政间系统”，由地方政策、当地风俗习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构成的“思政外系统”，由国家政治制度、教育政策、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构成的“思政宏系统”。然后，把人工智能作为关键变量分别纳入不同系统之中，考察人工智能对各层级系统的影响，从而分层分类研究构建智能化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除此之外，推进思政人工智能化，还应围绕智能时代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前景，深入研究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必要”的合法性问题、“何以可为”的实效性问题、“何以应变”的创新性问题，探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协调发展”机制。

无论乐见与否，智能时代已不可避免地向我们走来。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能否最终转化为现实，既有赖于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成熟和广泛应用，也有赖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设施和运行体系的现代化科学化转型；既有赖于理论研究在学理假设、概念范畴、逻辑结构等方面的不断突破，也有赖于实践工作在应用场景、方法路径、技术手段、现实案例等方面的充分积累。唯有主动求变、积极应变，统筹谋划人工智能的技术运用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变革，才能不因技术之利而失落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优势和本质规定，不因坚守传统而错失智能时代的发展红利，从而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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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博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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