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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育林:论理解生产力的三个理论向度

吴育林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02-05

论理解生产力的三个理论向度


吴育林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

[摘要]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生产力理论也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但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使用生产力时有着不同的语境和多样化的表述,且没有给出概念式内涵界定,这为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在此问题上留下了讨论的学术空间。立足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从生产力生成的本原基础、现实机制和客观效应三个理论向度,可以将生产力的内涵概括为人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主体能力、人们共同活动方式的社会合力、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现实力量的有机统一整体。


[关键词] 生产力 主体能力 社会合力 现实力量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和最基本的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著作中经常阐释的问题。唯物史观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赫斯唯心主义哲学等的生产力概念,并在创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加以创新发展。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不同文本中使用生产力时有着不同的语境和多样化的表述,且没有给出概念式内涵界定。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生产力概念内涵的阐释对学界影响深远,也引起较大争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柯亨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质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生产力概念是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原意相一致,而且这些研究者都想重释生产力;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学者就展开了关于生产力概念的内涵、构成要素及其属性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大致形成了“能力说”“力量说”和“关系说”三种主要观点。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离不开对生产力概念科学的界定,同时,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是正确理解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及其构成的基本理论视角。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人”是理解历史的前提,历史观就是去解析“现实的个人”改变自己现实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为了生存、生活,首先必须生产衣、食、住以及其他的满足生存、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过程是人的“固有能力”,即一般或个体自然生产力(体力和智力)外化彰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们通过结成共同活动方式、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是人在生产中形成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和力量的过程。


  一、生产力是人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主体能力

唯物史观认为,整个历史是人通过劳动而创造的过程。在生产劳动中生成的生产力,首先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但从历史起源看,每个人所天然拥有的个人生产力是生成和发展其他一切劳动生产力的前提。所谓个人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之为一般生产力,是指每个从事生产的个人所具有的一般生产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方面,是潜在于每个人身体之中的生产能力,它使一切形式的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可能,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一切现实的生产力都在一般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人的自主活动而生成,无论是生产力生成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其他自然物不断由自在的状态转化为属人的物,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表现或展现,是人的主体能力的自主活动效应。它源于人的复杂内在需要及其自身生产满足需要的必然性。在最早完整阐释唯物史观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论述到,有生命的个体即“现实的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前提,所谓“现实的人”就是自己“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P519)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人。所以,需要是人进行各种生产活动的内驱力,也是理解生产力的切入点。

首先,“人的需要”蕴涵生成生产力的自然先在性。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须从自然界获得“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P531)以维持肉体生存的物质资料,这是“现实的人”和第一个规定。没有生存需要,人就不会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就没有人类历史本身。人的生存需要是历史发生的前提,也是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2](P286)但是,人的需要相对于其他动物的需要具有“无限性和广泛性”,[3](P130)不仅有生存需要,而且还有各种社会需要。即使吃喝穿住等单纯的自然生理需要,自然界的自然物也难以自然而然地满足,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4](P183)要满足人的需要,就必须把人“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5](P208)进行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物才能实现。所以,人的需要内在地确定了人的生产活动的必然性和生成生产力的自然先在性。

其次,人拥有区别于一切其他动物的能力结构所生成潜在的个体或一般生产力。人是既有需要又有智慧的能动存在物,每个人都有其“个人的、他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1](P241)所谓固有的,也就是天赋的、自然具有的。人的这种能力结构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自觉地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使自己的机体能力服从大脑的智慧能力,并在智慧能力协调下成为整体能力,去面对自然界,处理自然物性与人之需要的关系。任何生产劳作都需要生产主体付出一定的自然体力,人的这种自然力虽然在物理学上可以与其他动物进行量的比较,但本质上它是属人的,它是与人的智力一起并指向“属人的”需要发挥作用的。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6](P306)人所独有的能力结构使人能够立足自己的需要去认识自然物,发现自然物具有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属性,还能发现通过何种途径和使用什么方法去改变自然物的状态、结构、属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生产自己的生活本身。不仅如此,在这种精神性的智慧主导下的生产能力,既能实现原有需要的满足,还能不断地发现甚至创造新的需要。而每一种新的需要的发现、创造都意味着新的生产活动方式的发生,意味着人的历史主体能力即生产力的提高。作为主体的能力,它具有时刻将自然外物转化为自身的内在潜能,如改造外物满足自己的需要或利用外物强化自己的力量,从而确证自身能力的能动性趋势;它与水力、蒸汽力、马力等自然力不能等同,虽然这些力可以通过人的主体能力的协调,成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但它们都是被动性的要素构成,是人的主体能力协调、主导使然,仅仅是实现人的需要的手段或工具,或本身就是达成人的需要而“利用它们的需要”。

再次,主体能力结构具有学习、传承和发展生产力的功能品质。学习传承性、实践创新性是人的智力所蕴藏的重要能力品质,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是生成生产力的又一主体条件。1846年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就提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7](P43)这既说明生产力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主体来说都是一种客观力量,它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也说明,生产力是需要学习传承的一种主体能力,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主体都可以通过学习传承过去世代积累的生产力并在学习传承的实践中不断创造出自己时代的新生产力。生产力在客观状态上必须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实体,比如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和具有生产能力的劳动者,但本质上,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劳动者,都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实体化。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任何时代的实体化或物理化的生产力都是学习传承过去世代并在当代实践中创新的结果。在主体能力结构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传承和创新制造及使用工具,即能力外显工具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制造和使用工具。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主体能力在传承、应用甚至创造科学技术、劳动技能、生产工艺等的具体表现。生产工具虽然外观与自然物相似,但实际上它是人的主体能力表现的物质载体,蕴涵无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同时,生产工具的使用又能不断地提升人的能力,尤其是智慧能力。人的智能的提升又会激发生产中新的工具的制造发明,两者的相互激荡,推动作为主体能力的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最后,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具有生成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其一,人具有不同于动物而只属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物质器官,两者都具有天赋性。人的体力物质器官包括臂、腿和手等,它们首先具有自然物理性,可以与其他动物器官进行力量的比较,但即便如此,它与动物器官相比,也表现出未定型的极大可塑性,这就是它在智力的作用下通过后天的训练能够改变基于本能遗传的功能,譬如脚可以形成手的功能,整个身体可以生成某种特技功能;同时,它总是受人的智力引导控制,一起服务于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在本质上它是“属人的”。人的智力器官主要是大脑,作为人类的身体构成,它随着人在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关系中得以生成和不断进化发展;作为个人的生理器官,它既取决于个体的天赋与素质,更受个体的经验、受教育的程度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影响,它所呈现的语言、文字、逻辑思维、意志等意识、精神功能是人的本质的直接表征,它使人的活动都表现为“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6](P302)的活动。由于大脑的意识、精神功能,人的需要就能够通过感觉、思想、意志等意识理解转化为动机和目的,并把更远更高的动机和目的想象成“理想的意图”,转化为“理想的力量”,提高人的意识精神能力并通过作用于外部世界引起整个世界的变化。其二,人能够系统性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工具是生成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肢体与器官)的体外延伸和扩展。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阐释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思想,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P519)它一方面说明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活,人永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说明,人通过生产改造可以使自然界的物变成人的身体功能的一部分,使人体器官在质和量上都能在体外延伸提高,产生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1](P622)的效应。例如,人类发明出石刀,等于强化了自己的牙齿;人类发明弓箭,便为自己创造出强劲的臂膀;人类驯化了牛马,于是赋予自身百倍的体力。石头、竹枝,以及牲畜、耕地等自然物质及其所具有的性能,经过人类按照人的尺度改造后,就能够供人驱使,为人服务,成为人工的身体器官,构成生产力生成的重要主体性要素。



  二、生产力是人们共同活动方式的社会合力

唯物史观认为,需要是人进行生产活动的初始动因,形成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同时,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自身具有通过生产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即生产力。但是,生产力作为人的主体能力,在孤立的单个人状态下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不能表现为现实的力量,“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1](P580)所以,人必须结成一定的共同体(或组织)形成共同活动方式,作为个体的可能性能力的生产力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及“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概念,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P532-533)所谓共同活动方式是指通过一定的交往合作的途径、模式,首先是生产方式把“现实的个人”组织起来形成他们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每个个体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聚集成现实的生产力和创造新的生产力,它包括组织力和集体力。

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第一重含义是社会组织力。组织是社会生活的某种秩序,是人的联系与关系的体系,组织大多是有一定边界的实体,如企业或行政机构,有时是纯粹的关系体系,如某个行业协会。但只要是组织,就会有组织规则下的管理协调。组织管理包括:分工—协作、决策—调节、主权—利益三个层面。生产力的实现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发挥,除了取决于生产工具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即组织的管理效力。合理的组织结构会使社会中的实际生产力远远大于所有个人技能的总和。

任何生产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生产力是被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组织是生成生产力、创造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生产技术只有在一定的组织中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技术与组织的结盟能够生成大大超越自然本身并令大自然生畏的巨大现实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即使在原始时代,也有自然形成的“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等劳动组织形式和“部落共同体”,“这些形态本来就是在一定基础上形成的——最初是天然存在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8](P115)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在“这种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监督劳动“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9](P431)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时代,生产中的分工、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分工日益精细化和国际化,生产和交换的空间不断全球化,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5](P384)“指挥”也就是管理,它表现在规划生产、人力布局、协调各个生产环节的活动协同指向生产目标等一系列职能上。管理就是组织的功能,管理的效力就是组织的生产力或生产力的组织力,它不是社会中各个个体主体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的全新的客观力量,是实现了的可能的潜在力量和新的共生力量之合力。离开组织、管理,个人的一般生产力就无法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中的劳动力因素。组织管理不仅使生产力诸要素结合成生产力,而且通过对生产力各构成要素的分配、组合、协调,使生产力诸要素之间达到优化配置,它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由于增强了整个组织的整体生产力,因而是生产力的创造,这种创造的生产力就是社会的“组织力”。

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第二重含义是由分工协作产生的社会合作力。共同活动方式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生产中的分工与协作。分工即工作的分解,是一个外延极为广泛的概念,生产领域,既指企业内部的分工,也指企业之间、行业内部的分工,还指企业与政府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分工能否彼此协调决定了社会生产能否顺利进行及其开展效率。协作就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5](P378)分工协作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生产单位内部生产的基本方法,它使整个社会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生产部门、生产单位,把生产力诸要素组合成有机协调的统一整体,形成整体的合力。没有分工协作,生产力诸要素只是孤立的东西,只是可能性的生产力,不能转化为现实性的生产力。分工与协作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矛盾统一体。分工越细,专业越强,越要求协作,协作以分工为基础,它使生产横向发展,协作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分工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分工与协作合在一起思考其对生产力的作用,经常使用“分工与协作所产生的生产力”“分工与协作的生产力”等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中的分工与协作能够实现和创造生产力。马克思多次说明,“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1](P537-538)“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5](P378)“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5](P443)分工协作之所以能够生成和创造生产力的原因在于:在分工层面,合理的分工可以扩大劳动的深度和广度,使每个劳动者从事最适合的工作,通过工作简单化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使整个组织甚至整个社会的资源得到最优利用和最大限度的发挥,尽可能地加快生产速度,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能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分工的程度,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P519)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作,能把许多人的劳动聚集在一起,可以使单个独立的劳动变成社会劳动,成为“人力的总和”,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一种新的劳动方式进行重新组合,形成“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来源于协作的生产力,使“工人有计划地和他人合作,就打破了他个人的限制,发挥了他种属的能力”,[10](P309)形成了许多与实体性的物产生的自然力量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因而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即集体力。简单协作的萌芽产生于原始社会,并在古代社会中得到了重大发展。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都是简单协作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的结晶,至今令人赞叹不已,堪称奇迹。协作在资本主义初期、工场手工业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历史上和逻辑上看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各个方面考察了协作提高生产力的效应,认为协作可以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扩大人的劳动生产力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相对缩小了生产场所,在生产的关键时期短时间内集中大量劳动,减少不必要的工序和劳动环节,节约生产资料等劳动过程中的器物效率,而且还可以激发生产者的竞争心,“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5](P382)竞争心是一种由组织催生的推动生产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生产力是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力量

人类不断发展生产力,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生产力的现实化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促进人的发展。生产力的生成,首先是因为人具有物质需要且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同时人具有通过生产从自然界获得物质需要的能力。在此意义上,生产力是自然能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人所具有的这种自然的生产力要变成实际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包括认识和改造)的力量,自然能力必须社会化,成为社会生产力,这就需要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纳入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实现。因此,生产力既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所具有的自然能力,也是一种由各种社会关系促成的社会力量。

关于生产力是历史主体的自然力及在生产力其他构成要素上的主体自然力效应,唯物史观创始人有相当多的论述。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人首先是“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的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1](P209)“肉体的,有自然力的”[1](P210)存在物,强调“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P161)后来在有关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又多次作了这方面的说明,认为自然界是生产力中的“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3](P428)所以,可以把“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8](P166)或把“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1](P34)之所以可以把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或自然界,是因为尽管生产力的构成离不开包括生产工具和能源动力系统的生产资料,但它们不过是自然物质的转化形式,来自自然界。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虽然是社会劳动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但起的作用却类似为生产目的服务的自然力”。[3](P488)在生产过程中,人通过生产工具和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利用生产工具的机械、物理、化学、生物等性能去影响和改变自然物,是一种自然力的发现和使用,并且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本身使用才能发挥作用。同样,自然界是可能的劳动对象的总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作用于自然界,把自然界变成了自己的劳动对象。即使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也仍然是立足于自然力,因为具有知识和理论属性的科学技术能够成为生产力,甚至第一生产力,关键就在于它以自然力为内容、依托和根基,在于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并开发、利用和控制了自然力。总之,“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5](P56)人只有依靠自然、利用自然,才能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迫使自然界提供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人类正是认识、利用和控制了自然力,借助于自然界的巨大力量,以自然力为内容和根基,才能形成并不断发展生产力。人解决自身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现实能力的大小,即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对自然规律和自然力的认识与利用程度。

然而,一切生产力虽然都可以归结为自然力,但自然力本身却并不就是生产力,或者说,自然力本身只是可能的生产力而不是现实的生产力。自然力只有经过人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将其嵌入现实的生产过程之中,才能使自然力变成服务于人的目的和需要的生产力,那些“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P220)就如滔滔江河水力、风力等只有经过人的生产努力才能成为生产力中的能源要素,发挥生产力的功能。人如何才能认识、利用自然并改造自然,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呢?答案是必须在社会中,在人与人的相互联系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因此,生产力作为现实力量,其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在本质意义上是社会力,或者称之为社会生产力。

首先,马克思提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8](P166)“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1](P34)是一种问题分析的抽象方法说明,而不是实际地阐释生产力的本质属性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中使用了抽象的分析方法论述劳动过程,把劳动过程归结为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简单三要素,“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5](P581)以便在分析一定社会形态的劳动过程时,避免重复它们的共同的简单的要素。对于这种抽去了具体的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来说,“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5](P215)由于撇开了生产的具体社会形态,只是从各种不同形态中抽取“生产一般”,这里的人是作为一种与自然物质相对立的自然力量发挥作用的,人不是作为社会的人,而是作为自然的人,他使用着他自身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来改造自然物质,这里的劳动过程完全是作为人类生存的永恒自然条件而存在的。如此,生产力的自然性或自然力就凸显出来了,但这并不是专门阐述生产力是一种不包括任何社会因素的单纯的自然范畴。实际上,当马克思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方法时,他就多次强调说明,“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2](P6-7)“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2](P12)只有从一定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才能说明生产力形成的现实条件,才能阐释生产力的力量所在。

其次,认识和改造自然必须有一定的生产力为前提,而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社会化又是一般形式的可能性生产力发展为现实生产力的前提。只有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技术水平从而实际地具备了认识和改造自然力的能力、能够从事某种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工作的社会人,才是现实的生产者。而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和机器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物化,“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2](P198)人们不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依凭是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物化的产物,自然物和自然力“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的进步”。[13](P394)还有,生产过程中使用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能否达成人的目的,既取决于人是否认识和遵循了自然规律,也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管理。再就是,自然的一般生产力不会自动地进入生产过程之中,它需要社会化的生产者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把生产力构成要素组合成一个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2](P11)

最后,生产力能否形成具体社会形态的生产力量,直接决定于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如果说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决定了生产力的可能性力量,那么,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内容并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关系则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现实性力量。所以,马克思强调要研究生产,必须研究“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12](P9-10)生产总是具有一定社会历史的内容,社会历史内容赋予生产力以社会性。所谓生产力的社会性,是指生产力中包含的社会性能、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运用社会发展成果来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深度和广度。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作为构成生产力要素的人的智力的提高,还是生产资料包括工具的发明创造和使用,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应用,以及分工协作等管理技术的构建和推广使用,等等,都要受到生产关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制约、影响,如作为生产力重要构成因素的科学技术曾被视为奇技淫巧,世界上至今仍有极少数族群因拒绝以现代科技为核心支撑起来的现代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其整体生产力的落后。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5](P587-588)任何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进行的,同时受该生产关系影响的上层建筑制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9](P96)只有在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中,生产力才能形成实际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客观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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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唐闻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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