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2022年第10期
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谢地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高度重视发展制造业与实体经济，是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表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不能有丝毫动摇。为此，应该从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抓住创新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支撑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等几个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关键词] 习近平经济思想 制造业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与实体经济，是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论，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表征。大力发展制造业与实体经济是由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决定的，是从我国现阶段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1]“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2](P301)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制造业与实体经济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质资料生产、再生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也是从实体经济的视角阐释社会化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说。[3]
从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指狭义的生产，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是生产总过程的起点和决定环节。分配和交换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分配是指社会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是指人们互换劳动和劳动产品的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物质资料生产始终是起点和基础。显然，人们能够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只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进一步地，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交换方式以及消费方式，而不是相反。
在马克思看来，实体经济集中表现在的产业资本运动，其微观形式就表现为包括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售卖阶段，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又回到出发点的资本循环运动。“资本表现为这样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最后，在终结阶段，它回到总过程开始时它原有的形式。”[4](P60)由于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囊括了流通阶段、生产阶段，涉及企业融资、采购、物流、生产、销售等诸多方面，也内在包含了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等内容，因而蕴含社会生产的全部秘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谙熟这一规律，致力于资本的连续循环和不间断的资本周转，是企业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各种类型的企业实现进一步扩张、发展的重要基础。实践中，在实体经济领域，一个资本循环连续、资本周转顺畅的企业，不可能是劣质的、应该被淘汰的企业。
从社会资本运动的角度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互相交错、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单个资本运动的总和构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生产可以抽象概括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第Ⅰ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第Ⅱ部类）。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重在研究两大部类生产出来的社会商品总和（W=C+V+M）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通过两大部类内部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问题。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研究，从物质资料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入手，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的内在机理，即只要社会经济的基础部分——物质资料（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供求数量及结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就能稳健运行，实现增长与发展。
虽然马克思的主旨是从社会资本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危机的必然性，却提供了一种从实体经济，即物质资料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关注宏观经济结构平衡的独特视角。马克思的平衡公式虽然抽象掉了非物质生产领域、政府财政收支、银行信贷、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围绕物质资料生产这样一个核心建立起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均衡，宏观经济的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为我们今天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深刻洞见。根据马克思的解释，虚拟资本是指能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5](P540)“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就这种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只不过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来说——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5](P541)尽管如此，由于虚拟资本与现实货币资本都是实体资本循环运动的起点，虚拟资本会影响实体资本运动的过程和规模，其流向影响着实体资本的分配比例和结构，也扩大了实体资本的活动范围。但由于虚拟资本只是实体资本的价值表现和纸制复本，其价格不是实体资本价值决定的，而是由预期收入和平均利息率决定的。这样一来，虚拟资本的价格变动就会与实体资本价值变动相背离，其价格不随实体资本价值变动而变动，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
马克思通过对信用与虚拟资本问题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信用膨胀、虚拟资本背离实体资本进而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成机理，同时也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离开了信用支持，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缺乏控制、无限放大的信用也会毁掉市场经济；离开虚拟资本，实体资本的规模和能力必然会受到限制，但虚拟资本及其羽化出的虚拟经济的膨胀，同样会把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及国家信用的风险进一步放大，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已经为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所证明。如何兴利除弊，始终是信用与虚拟资本发展过程面临的课题。
虚拟经济的概念由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衍生而来。[6](P265)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有关的、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进行循环运动的经济活动。用马克思虚拟资本循环的公式表示就是从货币资本到更多的货币资本（G-G’），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虚拟经济的产品就是各种金融工具，包括银行信贷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运动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反之，那些不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而是以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循环为中介的价值增殖活动，我们可称之为实体经济，主要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生产生活服务业等。借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公式表示就是：G-W-P-W’-G’即：货币—商品—生产过程—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货币。在实体经济活动中，通过生产过程消耗中间投入品来制造商品、服务等社会真实财富，满足社会需要。而制造业，即工业，主要涵盖轻纺工业，包括食品、饮料、烟草加工、服装、纺织、皮革、木材加工、家具、印刷等；资源加工工业，包括石油化工、化学纤维、医药制造业、橡胶、塑料、黑色金属等；机械、电子制造业，包括机床、专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电子通信设备、仪器等。制造业显然是实体经济中的核心或关键部分。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经济的产生以货币的出现和信用的发展为前提，而货币与信用则是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的结果，因此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实体经济的问题会反映到虚拟经济中，而虚拟经济发生的问题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例如，实体企业运行不佳，无法偿还银行贷款，从而造成银行坏账，会引起虚拟经济的波动；而货币贬值、金融危机等虚拟经济领域中的波动，也会通过影响投资、消费、对外贸易等因素而反映到实体经济中，表现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非同步发展，它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由此带来虚拟经济超出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的可能。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系失去稳定性。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像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由此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易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经济过热被掩盖等问题，加大实体经济动荡的可能性，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与危机。
汲取国内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经验教训，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原则应当是“实体经济为本，虚拟经济为用”，一是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促进虚拟经济发展。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会极大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若虚拟经济发展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就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的话会引发泡沫经济，造成经济衰退。发展虚拟经济应坚持渐进式原则，金融深化和金融开放以能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能否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金融监管水平能否达到等为尺度，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膨胀规模和膨胀速度，防范金融风险和泡沫经济的产生。二是在加强对虚拟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监管的基础上，鼓励适合我国的金融创新业务发展。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增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我国作为资本项目未对外开放、金融深化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虚拟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虚拟经济，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为企业提供多种防范和转移风险的工具，无疑会提高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三是完善实体经济结构。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坚实基础，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充分发展，虚拟经济也将难以健康发展，甚至会出现因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而危害整个实体经济发展的情形。我国要继续扩大制造业总规模，壮大实体经济；要加快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做优实体经济；要适应新技术革命趋势，不断用新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借鉴国外发展虚拟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促进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外国尤其西方国家作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既有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也有虚拟经济发展过度，导致经济泡沫破灭的教训。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虚拟经济混乱和失控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都是一种镜鉴。
我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高速公路及高铁通车里程、港口吞吐量、进出口总额等均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囊括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正在完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7](P116)
应当看到，我国制造业规模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却不是总体最强的，同世界工业强国相比，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产业基础薄弱和产业链脆弱的问题相当突出，整个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习近平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2](P99)为了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建立起供给适应、引领、创造需求的能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这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由之路，是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三大失衡’有着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这种失衡。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2](P135-13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带来的战略机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技术、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改造的步伐，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率及附加价值。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裕民强国的目标。不论是丰富的工农业产品，还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都要靠高水平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来保障。而推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的既定目标。
第二，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作为大国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筹码。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人口面积比较小的国家相比，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必然存在巨大差别。
一是我国经济不能依附于任何国家，必须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正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杀手锏。面对守成大国对于新兴大国崛起的忌惮，面对“卡脖子”“掉链子”“使绊子”的威胁，正是因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仅为改革开放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雄厚基础，也为有效应对来自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封锁、制裁、贸易霸凌提供了“底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国际分工体系中受益良多，虽然不能奢望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产品，但必须能够生产绝大多数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以满足人口大国生产生活的需要，诸如“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而人口、面积比较小的国家一般可以不必这样思考问题，依附性生存可能是一个不坏的选项。
二是我国依靠实体经济起家，绝不能脱实向虚，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凭借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垄断地位，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靠金融手段吮吸落后国家的财富，“薅全世界羊毛”，这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不合理的表现，同时也使自身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已经成为其经济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制造业能生产的产品只能满足40%的美国市场需求，这是美国陷入制造贸易摩擦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我国必须从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覆辙。
三是我国经济必须具有强大韧性，防止脆弱性。目前，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已经被各种“压力测试”所检验、所证明。这固然与我国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等明显的大国经济效应有关，更重要还在于我国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微观主体形成了复杂、有机结构，形成风险分散机制，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也就成为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韧性的关键变量之一。小规模的经济体由于地理空间和人口规模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可以通过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存活，经济脆弱性与否的问题经常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矛盾。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作为我国实体经济最核心部分的制造业面临若干新的发展问题。
从国内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8]一是我国制造业发展呈现明显放缓趋势，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苗头，新注册制造业企业数量持续下滑，而关停注销企业数量攀升。二是劳动力、土地要素供给约束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减弱。随着我国工资水平加快上升，我国制造业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距正日渐缩小，在考虑劳动生产率差距后，欧美国家在部分制造业领域甚至正变得更具优势。而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土地价格加快上涨，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土地要素成本也明显攀升，主要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上涨势头明显，用地均价甚至超过某些发达国家。三是制造业企业资金链趋紧影响短期偿债能力。202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营收在生产和销售两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明显。从生产方面看，受各地防疫政策影响，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参差不齐，货物运输受阻，供应链运转不畅，企业复工未达产现象较为普遍。从销售方面看，受到疫情冲击和管控措施影响，国内居民消费能力下降，拖累内需，同时海外订单锐减、出口难度加大，内外需双重压力对企业打击较大。这一方面会导致制造业企业库存增加占用资金，从需求端看，消费品和投资品需求的萎缩将逐步向制造业传导，部分行业如汽车、家用电器等复工复产后库存积压问题已经显现，下游订单减少还会向上游传导，如果不能有效扩大需求，库存的资金占用成本提高，部分企业资金链将承受更大压力。另一方面使企业流动负债增加。2020年以来制造业企业营收减少叠加企业需要支付前期疫情停工期间员工的工资、租金、利息等刚性支出，使得企业流动负债增加、短期偿债能力下降。
从国际上看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8]一是全球制造业竞争日趋激化，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制造业出口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二是高端制造业发展仍受制于海外关键零配件及设备进口。电子信息、汽车、航空、装备制造等产业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但相关进出口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自欧洲及日韩等国的进口商品中，集成电路及相关机器设备、气缸、变速箱、航空发动机、各类机床等的进口额均较大，其中，部分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核心零部件、材料、设备及工艺，欧美日韩等国处于垄断甚至独家垄断地位，一旦相关产品进口中断，必然会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三是制造业产业技术升级面临发达国家的压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核心技术发展仍然落后，且屡屡遭遇“专利天花板”“技术封锁线”，严重阻碍了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不强，专利“含金量”不高，我国研发投入总体规模仍不到美国的一半，研发投入和强度低于世界制造强国3%左右的水平。尽管我国2019年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上升至14位，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仍存在偏差。与日本相比，虽然日本制造业从总量数据来看表现不突出，但日本企业注重长期传承和持续创新，因而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实力仍然很强，日本入围全球百强制造业企业超过40家，在产业上游的原料和设备领域，无论是专利的质量还是数量都非常突出。我国制造业利用先进技术的水平不高，在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方面较弱，导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较低，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与制造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9]这就为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提供了基本依循和努力方向，应围绕这一精神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
第一，在认识上要切实把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当作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毫不动摇，遏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1]“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2](P301)“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也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我们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还是要抓实体经济。”[7](P115)我国“要想强大，必须靠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7](P115)“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7](P116)这些重要论断，是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二，加快推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习近平指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7](P117)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一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发展先进制造业，关键在于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战略性转变，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把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根”留在国内。发展集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体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二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关键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链。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三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新兴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第三，抓住创新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进一步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创新保护机制，加强创新投入的连续性与创新规划的引导性，切实营造开放式创新生态环境。定期开展制造业产业链安全综合评估，围绕重点制造业领域和关键制造环节，推动相关龙头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按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方式加强核心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装备等的研发突破，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要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造业标准体系，积极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先进质量标准体系对接，健全质量监管及责任追究制度。推进制造业品牌培育，打造若干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知名品牌，完善国内高质量知名品牌向海外拓展的体制机制。应把人才作为创新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和支撑，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形成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使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形成新的产品群、产业群。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 ，锻造质量强国。
第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用新技术赋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7](P119)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是破解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瓶颈。加大政府和企业对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领域先进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快突破智能芯片、超精密加工、工业软件、3D打印等智能制造“硬科技”。二是根据工业生产过程、供应链运转、产品应用的需要，适度超前规划布局5G网络、物联网、千兆光纤网、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超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积极探索新型基础设施在制造业的应用场景。三是鼓励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积极开展“上云用数赋智”以及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数字技术、设备和系统，充分利用我国制造场景丰富的优势，开发智能场景，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智慧供应链和智慧生态，建设具有泛在连接、数据实时采集、智能分析和控制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五，构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政策支撑体系。习近平指出，“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7](P116)要采取更有效的政策促进现代金融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更好服务于制造业。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以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构建产业新体系，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多措并举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技术政策、人才政策的综合、配套运用，不断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流通成本等。推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提高部分行业、企业利润率，吸引资本回流制造业。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加大假冒伪劣产品打击力度，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第六，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既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条件，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成果，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但是，我国基础设施同国家发展和安全保障需要还不相适应，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保障国家安全，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统筹发展与安全，系统谋划、整体协同，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调动全社会力量，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7](P122)重点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特别是加强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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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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