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万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
蔡万焕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
[摘要] 资本作为历史范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可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但资本逐利的本性也会造成贫富差距等问题从而束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是现阶段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工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政府要驾驭资本，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关键词] 新时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 逐利性 监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3](P30)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从而进一步明确如何利用资本并将其消极作用控制在最低程度。
资本既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性，同时具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属性。理论界有的学者将资本理解为物而非生产关系，或者将资本的二重性解释为物和生产关系。实际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并不能直接推动社会生产，资本所有者必须用资本购买劳动力和土地、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生产出商品、形成商品供给。因此现实的生产要素都只能是人及其生产资料，资本从来就不是现实的生产要素，而只是占有这些生产要素及其产品的手段。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真正含义是，资本只是在占有了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和生产力之后，才能把社会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从而把自己表现为生产要素。
就资本的一般属性而言，首先，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资本要追求利润，这种逐利性推动资本将分散的劳动者组织起来，进行分工协作生产。分工协作引起劳动者的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并且可以使不同的工作同时进行，缩短劳动时间，协作还可以产生“资本内在的生产力”，[4](P387)即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资本在竞争中为了获取超额利润，竞相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应用，有利于优胜劣汰，这些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资本可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资本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2]一是资本组织起来的协作劳动使生产资料被更充分有效地利用，还使生产所需生产资料价值量的增加比例小于其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节省了生产资料。二是资本将社会中各种资源都转变成生产要素，共同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实现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三是资本利用价值规律这个重要法则调节市场经济运行，通过价格信号，将资源配置到利润率更高的部门或行业中去，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
最后，在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资本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在当前生产力发展阶段，资本通过对生产劳动分工的细化，提升了专业化生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协作背景下，为协调各生产环节和流程，资本的指挥劳动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这种指挥劳动产生于生产劳动的物质内容和技术关系，是一种生产性劳动，其产生也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此外，在逐利的本性驱动下，资本推动企业内部分工发展成为社会分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为社会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条件。
就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言，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当它与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相结合，就会产生其特殊属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归少数资本家所有，而广大劳动者则成为雇佣劳动工人，因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下，资本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只不过在拜物教观念下，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的本质被物的关系所掩盖，似乎推动生产力发展、获取利润是资本作为自然物天生具有的能力。资本的特殊性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的本质是体现在物上的雇佣劳动关系。首先，表面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不创造价值，但其所有者凭借所有权可获得剩余价值。其次，资本是一个运动，一个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物体。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独立价值，要经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做连续运动，相应地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态，才能获得剩余价值。“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4](P180)最后，从最本质层面而言，作为历史范畴，资本是物掩盖下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在平等买卖关系遮盖下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5](P922)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4](P611)
第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利润。资本雇佣劳动并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获得的利润。资本要获得利润，并且要追求最大程度的利润。因此，资本用尽一切办法压低工人工资，并试图在与其他资本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如竞相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资本间由于追求利润而产生的竞争，客观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不加以管制，也会造成资本集中和积聚，形成垄断。在投资方向上，资本更倾向于投资周期短、收回成本快、短期即可盈利的项目，而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和基础科学研发、重工业及重大项目等，由于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成本巨大、利润率低，是资本不愿涉足的领域。因此，对资本的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可能导致产业畸形发展、长期发展缺乏动力，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2]
第三，资本积累将导致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者消费不断狭小的矛盾。价值规律是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法则。然而在资本主导下，价值这种调节社会劳动分配的手段变成了生产的目的，在追求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驱动下，资本不断扩大生产，财富日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但与此同时，劳动者工资被不断压低，从而导致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者消费狭小的矛盾。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最终将导致经济危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6](P524)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为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在生产关系上，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者仍处于“生产越发展、劳动者越贫困”的“悖论性贫困”[7]中。即使完善的市场经济和福利制度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第四，“钱能生钱”的方式使资本倾向于跳过生产过程而从金融领域获利。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比，只有在生息资本这一形态上，资本才完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其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上取得了最富有拜物教的表现形式。因为，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自我增殖的、自行创造的物，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已经看不到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8](P67-68)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金融化等问题，就是资本过度投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导致虚拟经济泡沫与实体经济的萎靡。
第五，资本利用其控制力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为迎合其逐利需要，资本谋求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影响力，甚至政治权力为自己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产生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2]在意识形态领域，资本形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将资本的自由泛化描述为个人的自由，将资本的利益抽象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忽视政府的阶级本质，片面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例如，资本宣扬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鼓励过度消费、借贷消费；无视群体性贫困的社会根源，将劳动者的贫困归咎于所谓“穷人思维”，从而为资本免责；刻意制造私企与国企的对立，将企业运行管理层面问题混同于企业所有制问题，鼓吹国企低效论；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个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我们党“从我国国情和不同时期主要任务出发，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2]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长期存在并发展。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部门和行业，需要引入资本，带动生产力发展、解决就业、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但资本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产业片面发展、贫富差距拉大、消费者权益受损、市场垄断等问题。因此，需要在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基础上，明确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定位。
第一，在时代条件下明确资本发展的定位。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中国还十分广泛地存在着小商品生产，要把小商品生产改造成为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发展资本，但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要用公有制来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9](P22)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要就是要实行公有制，人人拥有生产资料，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劳动成果，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资本和资本性收益。同时要坚持不能脱离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空谈实现共产主义，也不能因为资本确实在现阶段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将资本视为永恒存在的，从而否定共产主义。“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10](P505-506)
改革开放以来，党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新时代的工作任务，但也应认识到，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贫富差距等发展不平衡、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悖的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生产力摆脱了绝对落后水平、相对有了长足发展之后，距离科学社会主义更近一步的社会主义阶段；是利用资本、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将资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控制在最低程度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是在以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更好地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得到更充分实践，使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本质得到进一步体现的历史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11](P10-11)
资本是现阶段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之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资本将工人集中起来进行劳动，协作产生了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节约了生产资料，资本在竞争中竞相采用新技术，客观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邓小平所指出的，“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2](P36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也要“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2]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资本，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最终目的是实现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自由主义经济学将政府与市场二元分开且对立起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主张市场优先、政府起补充作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政府与资本关系，不是自由主义的“对立论”，也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补充论”，而是要驾驭，即政府应“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13](P327)所谓驾驭指的是，就像为了到达目的地可以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各种交通工具的区别在于速度快慢，但无论选择马车还是汽车，缰绳或方向盘必须控制在自己手中，目的地和方向、路径应由其驾驶者决定。资本是当前阶段我们所采用的、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工具，但不能任由资本左右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政府要驾驭资本、利用资本，将资本为我所用。
第二，社会主义具有防止资本消极作用的制度优势。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经济运行层面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利用资本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资本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税收、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资本，利用了资本推动生产力进步这种一般属性，但并不会出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关系、贫富差距或垄断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具有防止资本消极作用的制度优势。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资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将生产资料置于广大劳动者的控制之下，消灭了少数人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现象，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要让它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6]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核心的决定性地位。当前我国实行的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人民至上。“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2]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13](P64)我国非公有资本、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2]资本的发展，要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通过实现共产主义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最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发展兼顾长远和短期利益、整体和局部利益。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发展更多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而导致整体经济发展出现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大前提和共产党的领导，资本发展可以更好协调长远和短期利益、整体和局部利益。一是在产业结构上，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证明，在资金相对紧缺时期，公有资本不以利润为唯一导向，公有制经济更多布局在利润相对较低的重工业领域，为社会生产提供原材料和设备，再相应逐渐发展轻工业生产，可以更快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二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分好蛋糕”并不会影响资本利润从而影响投资生产。以美国为例，其GDP蛋糕做大后并没有分好，资本家获得更大份额而普通民众获得较少份额，一方面资本家吃不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吃不饱，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当前我国“分好蛋糕”，平衡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之间的比例关系，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可以推动进一步“做大蛋糕”。三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可更好协调社会和企业间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在国企私企效率对比中，效率的衡量标准被简单化为唯一的利润指标即剩余价值m，国企给员工提供更高福利待遇，工资v增加因而其自身留存的m相对就少；私企压低员工工资v，因此m相对更多。但实际上，评价企业效率的指标应更宏观且全面，用企业新创造价值v+m衡量，国有企业为社会整体创造的新价值更多，因此其效率更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资本，兼顾企业利润与社会整体效益，也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非公有资本也应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权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3](P30)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认识各类资本特性，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要“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2]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都是流通中的独立价值，都要在价值的形态变化中实现增值，都要进行形态不断变化的运动才有生命力，都体现物掩盖下的生产关系。但是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公有资本的价值主体即形态变化运动的承担者，既是价值体的所有者，又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劳动者，其价值增值是所有者自己加进生产劳动的结果。因此，公有资本范畴体现的是直接劳动者内部的生产关系。而非公有资本的价值主体是私有者，其价值增值是在私有者自己不加入生产劳动（从原则上说），而支配独立价值发生形态变化，从而使独立价值自行增值的。因此，非公有资本范畴体现的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劳动者即雇佣工人之间具有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
必须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当前社会有一种论调，片面理解“两个毫不动摇”，只谈非公有资本的优势、如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口不提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在公有制经济构建了我国整体经济布局、产业结构，保障民生和经济运行等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其灵活高效的优势，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平稳有序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公有资本、公有制经济是保证我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经济基础，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离开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个大前提，非公有资本和非公有制经济不但会因为失去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大环境而无法得到健康发展，还会因为其自身导致的贫富分化、产业片面或畸形发展等问题而陷入困境。
因此，强调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6](P259-260)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和处理资本的问题上，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借鉴的教训，要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当前阶段要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既发挥其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又要使其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方向，在发展过程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第二，把握资本行为规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在运行过程中，一方面设法提高营业收入，另一方面尽量压低营业成本。而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二者相差越大，利润空间也就越大。资本提高营业收入的主要做法有：利用营销手段提高售价、利用信息不对称向消费者收取高价、取得垄断地位从而获得垄断定价权等；资本压低营业成本的主要做法有：以次充好降低原材料成本、压低工人工资、降低仓储等纯粹流通费用等。资本的上述行为，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有正有负，我们需要对其行为规范制定相关制度规则，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鼓励其对社会有积极推动作用的行为，控制其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行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滑，另一方面，国内财富和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富裕群体的财富和收入不断增加但缺乏消费需求增加量较少、边际消费倾向低，普通居民收入消费意愿强烈、边际消费倾向高却购买能力不足，内需难以提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产生原因既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但同样要重视的是由于资本逐利行为导致的劳资收入分配差距、财富差距扩大。许多人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关注点放在了工资等劳动报酬差距上，忽视了劳动报酬收入与资产性收益之间、不同资产性收益之间的差距。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P47)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
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最终可能产生垄断，导致破坏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应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可能存在的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要纠正和规范资本尤其是数字资本发展过程中损害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对当前数字经济下零工经济、劳务众包等非稳定就业形势导致工人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等现象，应在新情况下清晰界定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完善劳动合同法的执行。要充分利用资本在技术创新、增加就业和创造财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政府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证群众利益。
第三，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其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要严把资本市场入口关，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提升市场准入清单的科学性和精准性。”[2]对于哪些领域应降低进入门槛、为资本开绿灯，哪些领域应限制或禁止资本进入、向资本开红灯，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逐渐清晰明确，并建立动态调整制度，根据经济发展目标规划和具体形势及时调整红绿灯清单。
对于应向资本开绿灯、允许资本进入的领域，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13](P54)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放开竞争性业务准入，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14](P18)
要防止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必须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必须对市场化的程度加以控制，遏制过度市场化的倾向。过度市场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资本的发展，导致我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社会矛盾。[15]资本进入到各个领域中，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客观上确实改善了资源配置，但由于其逐利本性，进入民生领域后会导致民生问题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曾经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一度出现的许多问题，如房地产领域房价猛涨、宏观调控失灵，医疗领域健康不公平、卫生服务商业化[16]等，都与资本野蛮生长相关。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应严格控制私人资本的进入，对资本的发展空间进行管制。总之，应时刻谨记，资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加以利用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不应反客为主，让资本、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主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化对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让资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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