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自我革命”思想的双重意义
“自我革命”思想的双重意义
——学习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
李君如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摘要] “自我革命”思想是习近平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上，提出的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论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部集中阐述习近平“自我革命”思想的理论著作，深入学习这部著作，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自觉性，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在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下完成党肩负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 论党的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 社会革命
为配合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了习近平的《论党的自我革命》一书。全书共收入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文稿64篇，其中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认真学习这部著作，领会其中蕴含的“自我革命”思想，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自觉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在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下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完成党肩负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习近平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上，提出的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众所周知，“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1945年“窑洞对”中提出的。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当年，他和其他5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促成国民党和共产党商谈而来到延安访问。他们从踏上陕北这块黄土地开始，对所见所闻处处感到十分新鲜。随着参观访问和座谈交流的深入，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作风和延安的民主氛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回重庆之前，黄炎培在窑洞和毛泽东交谈时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1](P64-65)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P65)黄炎培后来在《延安归来》的书中忆及这段对话时，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1](P65)黄炎培和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问一答，被后人称为千古名篇。
所谓“历史周期率”，指的是历史上反反复复出现的政治团体和国家政权由兴到衰、由存到亡的政治现象。虽然他提出的是“历史周期率”，而不是“历史周期律”即不是“历史规律”，但这一问题确实是关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治理一个党也好，治理一个国家也好，都必须认认真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毛泽东关于以“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回答，就是这篇“窑洞对”成为千古名篇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高度重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及其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与此同时，他说，毛泽东的回答给出了“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2](P324)为什么说这是“第一个答案”呢？这是说，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首先要实现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但除了“民主”外，就没有别的答案吗？有的，这就是还要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在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时提出“进京赶考”时强调“决不当李自成”，他已经意识到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领航人，以“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个问题为思考点和突破口，探索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P26)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在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在总结新时代执政党建设和执政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P324)
习近平的这个结论，是他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的重大结论。早在他主政浙江期间就在思考“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说过：“党员干部如果失去律己之心，随波逐流，趋利媚俗，放纵自己，就会混淆是非，走上邪路，使国家陷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从《论党的自我革命》这部著作汇编的文章看，2013年7月11—12日，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谈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时候，就说过“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2](P69)
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P81)
2016年10月27日，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课题，党的八大规定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现在我们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目的都是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P158)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2](P189)
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在阐述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时候，再次论及他为什么经常讲“历史周期率问题”，并通过历史回顾，深刻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2](P203)
2018年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在论述“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问题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2](P218)“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2](P226-227)
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阐述了“吏治”问题。他指出：“我们总结分析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2](P255)
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2](P85-86)
通过这些论述，可以深刻体会到习近平为什么会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有两个“答案”、自我革命是“第二个答案”这样深刻的问题了。这两个“答案”，简单地说，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想“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外要靠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要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习近平为什么那么重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为什么强调跳出历史周期率不仅要靠民主，还要靠党的自我革命？
第一，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习近平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他曾经用很长的篇幅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史，讲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他在讲述这些历史经验时，还引用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他用一系列历史教训，既指出封建王朝摆脱不了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又强调“我们党有八千九百多万名党员、四百五十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2](P203)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提出的“进京赶考”等历史经验和党的八大的决策。他多次感叹地说：“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2](P70)我们注意到，他重视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经验的目的，是要强调现实生活中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总书记后，反复强调要清醒认识党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反复强调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长期性。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内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用“七个有之”作概括后，严厉地指出：“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2](P101)正如他反复强调的：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第二，源于对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思考。习近平是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之所以那么重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之所以那么重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告诫，之所以那么重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并据此提出党要勇于自我革命，是有深刻的理论思考的。他多次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艰巨性、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以及执政党面临挑战的严重性，阐述党为什么要勇于自我革命。他深刻地指出，一方面，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同时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今天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脚踏实地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决不是要脱离党的最高理想，“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2](P21)他清醒地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2](P22-23)尤其是，对于执政党来讲，要清醒地认识到，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恩格斯在论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时说过：“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4](P55)习近平深谙这一道理，他深刻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2](P341)“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2](P324)因此，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2](P201)
第三，源于对大党独有难题和党长期执政难题的深入思考。习近平一再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2](P204)大党的难题，就在于一个“大”字。一是难在如何确保拥有九千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二是难在如何依章依规管理好以千万计的党员和以百万计的党组织，管理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三是难在如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而又能够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四是难在如何确保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坚持伟大建党精神，永葆蓬勃革命朝气。与此相联系，我们党作为一个肩负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党是一个要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难题，在于党要长期面对权力对党的肌体的侵蚀，要长期面对脱离群众这一“最大危险”，要长期面对腐败这一“最大威胁”。习近平之所以那么强烈地提出要通过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来跳出历史周期率，就在于我们党面临这一“大”二“长”的难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P1)“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P1-2)
第四，源于对人民民主和党的自我革命相互关系的深入思考。“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强调的是要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既要加强人民民主，又要加强党的自我革命。为什么有了人民民主，还要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呢？人民民主，意味着人民要当家作主。十几亿人民怎么当家作主？在政治上，人民怎么掌握宪法规定的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诸如此类问题，都是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直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并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实践告诉我们，光有制度设计还不够，在制度建立后还要有切实可行的监督体系来保障。这个监督体系，既要有群众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也要有党内监督。否则，由于“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手中掌握权力的人一旦违背党的初心使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会无视人民的疾苦和诉求，而人民群众在许多情况下就会有“无可奈何”之感。因此，我们坚持刀刃向内，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用党的自我革命革除诸如此类顽疾，确保人民能够真正有效地当家作主。也就是说，人民民主、群众监督需要党的自我革命、党内监督。同样的道理，党的自我革命、党内监督，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人民民主和群众监督，党只有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党内监督和自我革命。
可以看到，习近平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大党独有难题和党长期执政难题、人民民主和党的自我革命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后，提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而他之所以致力于寻找这个“答案”，是为了我们党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赢得历史主动。这就是他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5]在这一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明确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向：在勇于自我革命中赢得历史主动！
“自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哲学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也是由其科学内涵决定的。
第一，“自我革命”思想的哲学依据。共产党的哲学是革命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共产党的哲学是彻底革命哲学。“自我革命”思想体现了共产党哲学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好的哲学传统，就是自觉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6](P299)强调矛盾不仅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全过程及其各个阶段，而且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各个方面以及矛盾对立的双方之中；强调“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6](P302)因此，我们不仅在解决了原来的矛盾之后还要接着解决新的矛盾，而且在解决对立面的矛盾的同时也要解决自身内在的矛盾。这种基于对对立统一规律深刻认识的哲学，可以说是彻底的辩证法。这一彻底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强调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指出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6](P296)
在这种哲学指导下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革命。也就是说，从历史的纵向维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的不断革命；从历史的横向维度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包括对社会和自然界的革命，还包括自我革命。对社会的革命，可以称为“社会革命”。对自然界的革命，包括“科学技术革命”“科学革命”，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最终意义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革命最终又会引发和推动社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它们归入“社会革命”。与此同时，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要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包括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还包括“自我革命”，即习近平说的包括“革别人命”和“革自己命”这两大类“革命”。因此，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既要在社会革命中推进自我革命，又要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第二，“自我革命”思想的历史依据。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是有历史渊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掌握的党的建设这一法宝和党的优良作风在新时代的自觉应用。
毛泽东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其中，党的建设是驾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法宝的法宝。而且，毛泽东还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质，就是要通过解决党内自身的问题，形成正确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把党的建设作为三大法宝中最重要的法宝提出来，就是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
党在长期的自身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其实质，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引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时解决理论与实践、党与群众、党与自身政治灰尘这三大内在矛盾时形成的优良作风。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在阐述“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时，[2](P325)就是联系自我批评这一党的优良作风来论述的。
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这些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2](P274-275)
第三，“自我革命”思想的现实依据。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习近平关于“自我革命”的大量论述，最重要的是来自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特别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
考察习近平提出“自我革命”思想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他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以及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战略问题提出来的重要思想理念。2015年5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思想，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2](P109)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指出：“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P139)2016年10月11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2](P110)2017年2月13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从如何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集中论述了“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这一重大问题，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2](P172)他还说：“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2](P173)因此，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个坚持”中，明确指明了“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2](P182)在阐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时，也明确指出了要“勇于自我革命”。[2](P185)
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自我革命”的思想，是在党推进改革开放、推进反腐败斗争、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提出的。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就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打铁还需自身硬”。新时代这十年来，他领导中央政治局制定了率先垂范、正风肃纪的“中央八项规定”，确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总方针，并把它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坚持和发展了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他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刀刃向内，雷厉风行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取消特权；他从提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到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精神上“缺钙”问题；他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他坚持以上率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他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致力于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正是在这样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他在提出要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一新思想新要求，并把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四，“自我革命”思想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自我革命”这一具有深刻哲学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已经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科学思想。
在习近平关于“自我革命”的大量论述中，在话语上有各种定位。“自我革命”作为“革命”，是党领导的勇于“革自己命”的伟大实践。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习近平说过“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勇气”“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等等。比如，他说过：“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7](P541)这些话语，无论是强调“精神”“勇气”，还是强调“意志”，都是“自我革命”在精神层面、素养层面、心理层面、毅力层面的体现，告诉我们自我革命是包含着自我革命精神、勇气和意志在内的伟大革命实践，“自我革命”思想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科学思想。
可以说，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是“自我革命”思想形成的背景；刀刃向内，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自我革命”的基本特点；加强党内监督，增强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是“自我革命”的基本要求；在伟大社会革命中推进伟大自我革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的宏大任务。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学习习近平的《论党的自我革命》，可以体会到，习近平的“自我革命”思想，不仅对破解“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难题、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简单来说，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找到了“党的自我革命”这一推动社会革命的新动力。
“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3](P70)这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个宝贵历史经验。在《论党的自我革命》中有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一部分。这篇文章的题目，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勇于自我革命”这个命题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个问题的内在联系，也是《论党的自我革命》这本书的主题，更是习近平提出的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的“自我革命”思想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他强调的“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为我们找到了推进社会革命的新动力。
今天，我们已经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我们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此时此刻，学习《论党的自我革命》，最重要的是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关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彻底革命理论。我们在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时，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自觉地坚持在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完成党肩负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P139)“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P140)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改造主观世界中进一步改造客观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哲学的最大特点。习近平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要丧失革命精神。我们不仅要领导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要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领导“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这两大革命任务的思想及其阐述的这两大革命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基本观点。
在2017年10月25日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就已经提出“两个能够”：“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2](P82)他明确表示，有的人提出的“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的说法，是“不准确的”。[2](P83)不能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2](P83)与此同时，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P83)
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进一步论述了“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这“两个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他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P199)另一方面，他同时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2](P200)可以看到，他强调要在社会革命进程中推进自我革命，强调的是唯物论；他强调要在自我革命中推进社会革命，强调的是辩证法。也就是说，自我革命是在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为适应社会革命的需要提出来的；自我革命又能够反过来推进甚至引领社会革命的发展。因此，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P259)
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两个革命的重要思想，告诉了我们这样三点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包括“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彻底革命论；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是具有两个革命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辩证关系的彻底革命论；三是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巨大勇气和胆略的彻底革命精神的党。因此，从党领导社会革命的意义上说，习近平的“自我革命”思想为我们找到了推进社会革命的新动力——党的自我革命。
综上所述，习近平的“自我革命”思想，不仅为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党和人民找到了“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从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而且为我们找到了“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从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动力。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双重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炎培.延安归来[M].重庆：重庆国讯书店，1945.
[2]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2-01-01（1）.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徐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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