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赵士发：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基于《实践论》的考察
赵士发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
[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实践论》无疑是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它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解答时代之问的理论创新。《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系统分析了认识辩证发展过程，揭示了认识发展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实践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坚持《实践论》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有助于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坚持《实践论》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思想以及认识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思想，有助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实践论》关于改造主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有助于不断加强对主观世界特别是人们世界观的改造；坚持《实践论》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助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毛泽东 实践论 实践 认识 知行合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联系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重新阅读和理解毛泽东的著作十分必要。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经典性的文本，它们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重要成就。联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重新解读《实践论》，揭示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对新时代的重要价值，有助于学界推进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和研究。
毛泽东立足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毛泽东的《实践论》是立足中国实践解答中国问题的典范。
《实践论》是毛泽东的原创性哲学经典，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著作。那么，什么是原创？如何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对此，首先要厘清“原创”一词的含义。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原创的“原”指“最初的、开始的”“没加工的”；《辞源》中“原创”一词被解释为“最早创作”或“首创”。这种理解只是一种狭义的原创概念。笔者认为，在狭义地理解原创概念的基础上，还应当提出一种新的广义的原创概念。这需要我们转换思维方式对其加以理解，即从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实践观的思维方式。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思维方式来看，原创来自实践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是对实践矛盾的创造性解决，因此，广义的原创即“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对“原创”的“原”要作辩证的理解，它不是终极意义的原点，而是实践论意义的起点。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与实践过程中，每一个终点同时又是下一发展阶段的起点，实践总是与时俱进并指向未来的，是具有主体性的创新过程。无论是从广义还是从狭义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原创性。这鲜明体现在“两个结合”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种外在的机械的结合，而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融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这种结合，本质是发展和创新，也是从无到有与推陈出新的过程，是作为新事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与诞生过程。
《实践论》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面临的时代问题，它与《矛盾论》一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个形态，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立。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方向问题，它关系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另一方面，是道路问题，它关系到民族发展的主体选择。在解答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交出了不同的答卷。在没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在黑暗中摸索。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答。但其中，有教条主义者因为不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只会片面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还有经验主义者只强调中国具体的实践经验，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与损失。因此，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取得革命胜利？依然是中国革命实践面临的时代问题。考察中国革命史，不难发现，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一个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摸索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都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鸦片战争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中体西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试图通过戊戌变法实现对制度的改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通过武力革命实现民族复兴，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以上这些探索虽然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实践的发展，但要么归于失败，要么依旧不彻底，都没有找到中国未来的正确方向。究其根本，就在于缺乏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方向，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进行观念变革，找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但同样紧迫的是如何往这一方向前进，即具体道路问题，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大都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但这条俄国式的先城市后农村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这点。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毛泽东提出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坚持教条主义地走苏俄革命道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经验，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经验教训，同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内的主观主义作坚决斗争，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中国革命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紧要关头，要想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身体力行地在全党大力进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1937年，毛泽东受邀给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授哲学课，写下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部分，在以后单独发表时，被分别命名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为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其中，《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典文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作出了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毛泽东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思想的有机结合，这一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典型过程。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系统分析以及对认识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第一，《实践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这突出体现在毛泽东对实践本质、形式与实践观地位作用的看法上。毛泽东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即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活动。他明确指出：“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P296)在实践的形式方面，他强调：“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1](P282)“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1](P283)这些论述，都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原创性。
其一，在改造主观世界方面，《实践论》强调对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实践论》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写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强调对世界观的改造，是针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而提出的理论主张，他将对世界观的改造纳入实践概念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次重大发展与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都曾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用其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列宁甚至提出了以灌输的方式向广大工人和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被看作一种理论活动与意识形态传播。毛泽东明确地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世界观及二者的关系作为实践改造的内容，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果。从客观上看，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实情决定的。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不同，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工人阶级力量较为弱小，农民是社会的大多数，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重要任务是教育和改造农民，特别是改造农民的世界观。从主观上看，注重内在德性修养和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和“内圣外王”，道家倡导的君子品格“自强不息”等，都表明中国哲学的实践观具有鲜明的道德实践意蕴。不仅如此，中国哲学史上一以贯之地对知行关系问题的论争和研讨，特别是船山学派关于知行合一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强调对世界观的改造是实践极为重要的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之一。
其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二者的相互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内涵。以往人们只强调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这两个“改造”，但还有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改造”，就是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改造”的意义非同小可。人们曾经以为，改造主观世界包括改造人的认识能力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似乎改造了主观世界自然就改造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但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并不必然导致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改造，如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都在改造中变化了，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并没有改变。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改造。毛泽东将这一关系作为改造对象专门提出，显示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实体性思维方式的超越，实质上是一种现代生成论的关系性思维方式。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创造出物质财富并变革社会制度，满足了人们对生存发展以及自由民主的需要，提升了主体的认知能力，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所以，这里的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是同一个过程。但由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并处于无限的运动变化之中，如何使二者由对立实现统一，这就需要高超的智慧。特别是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关系的实践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就变成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需要以新的思维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主体复杂的关系。例如，在战争中，我方为主，敌方为客，如果用实体性思维方式去解决二者的矛盾关系，那就要尽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胜利；如果认识到这种敌我关系是以主客体关系为基础的主体际关系，那就需要用关系性思维方式去解决矛盾，着眼于关系的改变。如在创造条件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同时，还要致力于对二者关系的改造，通过对敌我关系的改变实现化敌为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并迅速壮大，正是充分贯彻这种实践观的结果。毛泽东看到了改造主观世界与世界观的复杂性，弄清楚了它有一个由强制逐渐过渡到自觉的复杂过程。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推论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1](P296)
其三，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不仅坚持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而且将这一观点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他们把自己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2](P155)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列宁也十分明确地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P49)毛泽东科学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观点，并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需要，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P284)毛泽东详细深入地阐明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来源、动力和目的，指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还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出了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原则。他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即从实践的主客观条件出发，坚持调查研究，认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此指导实践并以实践来检验，反过来促进认识的发展，进而更好地为实践服务。这一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原则是直接针对当时党内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表现的主观主义世界观提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创新。
第二，《实践论》对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系统分析，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毛泽东从实践观出发考察认识论问题，从知行合一的角度考察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发展过程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使之中国化时代化。他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P292)简言之，毛泽东在坚持认识依赖于实践的唯物论基础上，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不断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并明确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
其一，从实践到感性认识阶段。毛泽东对感性认识的分析，是从实践开始的。他联系外来考察团对延安的认识，阐明了感性认识的实质与特点。起初人们看到了延安的外在现象，如延安的地形、街道等，又通过听讲话和看文件了解了事物的现象，也就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即感觉和印象的阶段。感性认识阶段对事物的把握是片面的、现象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认识的起点和基础。但是单有感性认识是不够的，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为理性认识。
其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及其辩证关系。毛泽东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界定为认识的飞跃，并联系概念的产生对其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不断重复，导致了认识的飞跃，即产生了概念。概念已经不能等同于事物的现象，不再停留于事物片面的与外部的联系，而是深入事物内部，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内部联系。一方面，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对立的。毛泽东明确指出：“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1](P286)但另一方面，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是统一的。它们作为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P286)这就表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也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不能人为割裂开来。
其三，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与真理的检验。毛泽东将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发展看作认识的第二次飞跃，而且是更重要更高层次的飞跃，他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哲学的知行统一观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在他看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P292)毛泽东十分强调认识具有的能动作用，认为它不但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飞跃。具体而言，在把握了世界的规律性认识或真理之后，必须将它运用到实践中并指导实践，科学发挥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同时，这也是一个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实践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真理的检验问题在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运动过程中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只有将理性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至此，从实践开始，认识经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实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过程。
第三，《实践论》对认识发展规律的揭示，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创性贡献。毛泽东对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认识的发展规律，用以指导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
其一，毛泽东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规律。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P296)这就是说，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不断发现真理的发展过程，但它不会终结真理。认识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总是要受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认识对真理的把握总是相对的，没有超越历史条件的绝对真理存在。
其二，毛泽东揭示了实践与认识循环往复螺旋发展的规律。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总结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P296-297)这一概括揭示了实践是认识真理的基础和动力，实践与认识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一个相互促进、循环往复与螺旋上升的趋势，实践与认识的每一次循环递进，认识都会前进到高一级的层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掌握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以指导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毛泽东的《实践论》及其对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的揭示，在新时代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第一，坚持《实践论》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少数学者依然热衷于教条主义。毛泽东十分注意反对教条主义，先后写过《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多部著作。在《实践论》中，他进一步从哲学层面分析考察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质在于主观主义，原因在于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脱离。这对新时代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十分鲜明的主体性和原创性，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四大体系正在不断建构，并重新占据了历史与道义的双重制高点，在国际上拥有了相应的话语权。
第二，坚持《实践论》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思想以及认识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实践发展与矛盾的转换需要以新的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源于当代实践，在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继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飞跃后的又一次新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三，坚持《实践论》关于改造主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不断加强对主观世界特别是人们世界观的改造。习近平高度重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强调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出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答了时代提出的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建设什么样的世界等重大实践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他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富裕；主张对青年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推进课程思政，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等。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第一条就明确强调了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习近平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在精神上确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第四，坚持《实践论》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当看到，在新时代的中国，坚持从实践出发，首先就是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十分明确，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性，又要考虑现代化的普遍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一是人口规模巨大，有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式现代化；二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强调促进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四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资本主义战争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五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理论上达到了自觉，它不仅要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同样是基于当今经济全球化实践的需要，为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提出的最大公约数，具有重要的现实性与实践性。而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又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开辟新的实践道路。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徐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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