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芹：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性的思考
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性的思考
王淑芹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
[摘要] 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意蕴和实现路径，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什么以及具有哪些特性的阐释有待深化。科学概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及特性，是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价值与意义、路径与方式的理论基础。与其他文明形态相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古今的融贯性、建设领域的全面性、建设内容的精神性、建设对象的整体性四大特征。
[关键词] 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特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具有哪些基本特性？这些问题是当前学界亟须研究的论题。在概括的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新时代，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互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融合相长，人类优秀文化“文明互鉴”基础上所形成的既传承中国古代文明又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它具有融贯性、全面性、精神性和整体性四大特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突兀而起的一种文明形态，而是赓续中华文脉，在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中形成的融贯古今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的复合形态，它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又合乎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趋势和时代特征，是中国古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因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1](P282)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2]
我国拥有丰厚的优秀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贯通的前提。毛泽东指出：“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3](P210)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首先需要具有优秀的文化资源，而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璀璨的文化，是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脉。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创造出了独具自身特色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4](P18)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5](P42)凝练概括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5](P42)理念，提出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6](P164)等丰富思想。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6](P260)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创造的这些反映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优秀文化，因其合规律性而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普遍的指引性，成为新时代加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厚文化资源。
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贯通的基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间断的文明。英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罗素站在人类文明类型历史发展的视域，认为“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7](P164)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6](P260)纵观我国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历经多次朝代更迭转换，但传统文化的主脉即儒家思想，始终在承继、争鸣、吸收、完善中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底蕴深厚且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使中华民族得以具有鲜明的精神脉络、精神追求和精神特质，表现为文化的根脉在不断壮大发展中始终滋养世代民众。正是由于中华文明的精神命脉从未断裂并世代薪火相传，才孕育成就了中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贯通的重要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始终保有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守正创新的品质。“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2]文化传承不是单纯的照搬和继承，重要的是能够基于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新要求，在守住文化精神根脉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兼收并蓄中实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传承好精神血脉，也要推陈出新，基于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6](P161)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不同于我国的古代文明，也不同于单向度社会发展的西方现代文明，而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突出表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行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即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P10)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着力于社会机体各部分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面性。社会作为人与环境形成的关系总和，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部分构成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社会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种要素所组成的活的有机体。“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9](P10-13)对此，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10](P185)由之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社会中各要素的有机统一和全面发展，不仅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1](P689)而且也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2](P668)显然，我国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无不突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领域的全面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着力于社会机体各要素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哲学价值观和方法论，注重社会各要素的协调发展。社会作为多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需要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间同向共振，形成聚合力。“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9](P379)也即，只有协调好社会机体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的功能才会充分发挥出来并产生良好的效果，有机体要素之间一旦彼此掣肘，就会产生内耗，消解社会整体的发展力量。为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8](P7)众所周知，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为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自觉改变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发展活力。与此同时，我国基于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加强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建设，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正是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才创造了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现代化模式。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着力于社会机体各领域的整体发展。马克思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3](P25)显然，社会的全面进步所展现的现代文明，需要坚持系统论的整体思维方式，把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思考，即在对社会系统的整体把握中，思考现代文明建设的全局问题。基于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下，实行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整体推进，而不是单一领域单方面的建设，超越了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只抓经济、光重视GDP增长而忽视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状态，避免了一些国家因没有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而产生的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失衡以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提出的一个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4](P14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4](P22)无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逐渐缩小各民族之间物质上的贫富差距，而且也要不断缩小各民族之间精神生活方面的差距。
推进全国各民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升人性的高度自觉性。“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是哲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虽然诸学者对人性的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但从人性的普遍性来看，人是一种多维的存在者，是理性与感性、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由于生命的肉体存在是人存在的前提，所以人受生物规律制约而具有物质和肉体需要是一种客观事实。基于此，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5](P106)在恩格斯看来，虽然人不能完全摆脱生物规律的制约，但在兽性与人性的程度上，人是有主体性的，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具有作为的空间，即人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超越兽性而突显人性的光辉。因为人自备超越动物本能的理性工具，能够追问并建构价值和意义世界，使理性对欲望和情感进行合理控制和指导，使人们的活动具有意识性和自觉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1](P162)正是由于人的自觉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适应性活动，所以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1](P162)这表明，人所具有的理性、意识和思想，使人可以成为“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1](P163)的能动存在者。毋庸置疑，人不同于只盲从感觉和被欲望驱使的一般动物，而是具有价值追求和行为选择的创造者，即人的生命体不只是为了“活着”，更是为了有意义和有价值地“活着”。人的活动所蕴含的主体价值追求和目标指向，意味着人能够按照意义世界建构的价值目标而行动。正是由于人的理性具有约制动物本能的能力，人的行为在思想和理性支配下具有主动作为的空间，以至于人们才有远离兽性而提升人性的可能性。由之可以概括出三个相关命题：一是具有正常理性的社会成员都具有提升人性的能力；二是社会成员理性能力有大小之别；三是社会成员提升人性的空间具有个性差异性。显然，“人是什么”与“人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现代文明建设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突显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着力于避免社会成员在精神追求、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资源方面的两极分化，也着力于培育和引导社会成员追求真善美，超越动物的自然性而完善人性，使社会成员脱离低级趣味而不断彰显人性的光辉。所以说，我国致力于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种主动处理好实然的人性不足与应然的人性完善之间张力的理性自觉。
推进全国各民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超越现代性之物质与精神发展失衡问题的优势。精神需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人作为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内在地决定了人不仅具有物质需要，而且具有精神需要。在马克思看来，人除了具有满足生命有机体存在和发展的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9](P269)因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6](P11)习近平强调：“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1](P289)毋庸置疑，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不断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突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色。
众所周知，现代化在工业化、科技化、都市化、市场化、商业化、教育普及化、法治化等要素“串联”或“并联”的推进下快速发展，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与之相应，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但不可忽视的是，伴随现代化的物质增长，尤其是近代社会“人性位格”的降低、市场经济的自利倾向和货币的泛化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盛行，奉行物质追求、物质占有、物质享乐的物质主义大行其道，成为世俗社会一些人成功与幸福的一种主要标准，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物质欲望的满足和生命体的感官享乐，缺乏精神追求，忽视精神生活。简言之，现代化的负外部性之一，就是人们顺从于物质占有欲望的驱动，讴歌财富占有、物质享受而贬低精神生活，致使一些人“精神空虚”“精神贫乏”乃至“精神颓废”。人们只知道物质上“要什么”却不顾精神上应该“追求什么”的“精神价值缺场”问题，是西方现代文明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不仅从生产力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注重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创造更多物质财富，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避免两极分化，而且也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减少或避免人们成为只热衷物质占有和享乐而忽视精神生活或贬低精神生活的器皿人。“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4](P123-124)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坚持系统思维和社会全面进步观，对现代化发展中易于出现的“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的社会问题进行具有战略性的布局，避免了西方现代文明出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一腿高一腿低”的“瘸腿”问题。
推进全国各民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西方现代文明，是在资本逻辑支配和科技的加持下，呈现的以物质丰富、商业发达、生活便利、教育普及以及法权意识强烈等为特征的现代化。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生产要素属性与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在资本增殖的驱动下，激发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的不断创新以及投资和交易范围的不断拓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7](P35)正是资本增殖所具有的强大驱动力，才不断驱使人们改革创新、提高生产力，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7](P36)创造了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在利润最大化宗旨的驱动下，往往不顾工人生命体的劳动限度和应有劳动报酬的公平分配。因为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9](P716-717)以致为追求“物”的增长和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对工人奴役和压榨成为资本的内在逻辑。显然，西方现代文明因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制度，无法克服人类财富创造与人的发展之间手段与目的颠倒的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破了西方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局限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以及促进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积极作用的同时，在法治框架下设置合理的“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进而从根本上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中“人的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对立，突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根本目的，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
“民族”作为不同地域的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稳定共同体，是一个集合体的概念，而中华民族作为唯一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具有更大范围的民族综合体。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组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是具有共同国土、共同经济基础、共同价值追求、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的命运共同体。显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不只是哪一个民族或哪几个民族的现代文明，而是各民族共同建设形成的整体性现代文明，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渐进克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主体上包括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内容上包括了全部的文明形态，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历史、地形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各族人民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2022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17181.9元，接近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2%。毋庸讳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需要解决不同地区各民族因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
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克服了不同民族文化糟粕和陋习的文明形态。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不仅各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传统和习俗，而且各个民族人民的精神风貌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使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众所周知，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文明是文化中的精华，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和摈弃其糟粕的基础上，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这表明，各民族的文化建设，都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下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发扬，既展现出各民族文化的文明特色，又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普遍特性。质言之，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更要促进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举止的现代化。
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克服了种族文化排异的文明形态。文化从所属主体来看，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因为“文化往往以特有的抽象意义的价值内涵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尺及其心灵世界的价值依归，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该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精神、意志、信仰等文明特性”。[18](P3)显而易见，族群文化往往是各族人民在自己发明的文字和语言中建构人的价值与美好生活的意义世界。事实上，各族人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此，具有独特性的各民族文化，如何相互对待尤其是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则是作为多民族国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有些国家因没有解决好民族平等和彼此尊重问题产生社会撕裂乃至社会冲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现代化建设中，之所以创造出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在一定意义上与各民族人民能够平等共处、融合融洽密不可分。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在工业化、科技化、市场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等“并联”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中，贯彻好我国的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坚决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民族无论人数多寡和居住何处，都享有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团结一致；各民族之间不仅经济往来互通有无，而且经济发达的地区，要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民族给予支持和帮扶，体现互敬互爱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无须多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只是物质方面共同富裕，而且也是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平等团结互助的一种和谐的文明形态。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3]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14.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5]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7] [英]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王淑芹.中国特色社会诚信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李青青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由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指导，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刊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1座12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29
联系电话：010-58556500
投稿邮箱：maxkyj@126.com
微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