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校生制造藤校生
掏空家底又难找工作，常青藤高校毕业生的最好归宿是哪里？答案是留学中介。
“你学历这么好，为什么来做中介？”
2023年5月的上海，藤校毕业的留学顾问莫钰遭到一位家长毫无保留的质问。家长们想为孩子寻找最好的资源，但出于种种成见，话里话外显得有些看不起这个行业。
莫钰维持专业的笑容，回答说：“那您会为您的孩子选择一个哈佛毕业的顾问，还是50名开外学校的？”
市场存在，供应不够就有需求。家长不说话。
莫钰任职的中介机构，专注排名靠前的美本申请。
4月，任职于头部留学机构的文书顾问伊碧提交了志愿活动报名表单。差不多同时，众多国际学校学生开始备战压力十足的“国际考”，为又一次不如人意的托福成绩长吁短叹。伊碧踏上高原，参加一个月的高原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志愿工作。
在伊碧所在的机构，女员工每个月有半天的姨妈假，宠物可以带来上班，和客户打电话可以调休，实报实销，还正试行灵活办公制度。早上10点半，同事们会陆续端着咖啡到达公司，一些未见踪影的或许在居家办公，另一些正在日本、韩国、欧洲等地享受假期。
政治哲学、社会学、艺术专业的就业困难户们尤其感慨，“所有人都得在留学行业走一圈。”一位华东文科专业的青年教师说，自己的硕士、博士朋友们，私下都有一摊留学副业。事实上，在头部留学机构，清华、北大、同济、复旦等内地顶尖高校毕业生也不乏其人。
在父辈提供的财富基础上，莫钰和伊碧们走过了出国留学的独木桥，毕业后却放弃了看起来所谓光鲜、正当的事业路径。他们深刻明白，教育与家庭为自己提供了privilege（特权），为自己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创造了短暂喘息的空间。
但这份从容，已很难传递给学生。一切变得焦灼。“我当时简历一页，现在孩子有三页，还是11号字。”莫钰说。
疫情影响犹存，本科留学市场却已白热化。2022年至2023年，申请美国本科的100万新生中，以中国籍生源为首的国际申请者首次突破10万，比疫情前增长45.32%，比前一年亦增长14.67%。
最终，8所常青藤联盟“藤校”只录取了123名中国学生，比前一年减少近30人。
分子下降分母增加，压力徒增。被美国Top10大学录取幸运儿，除了拥有超高的托福和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分数，精彩的活动、国际奖项、科研赛事填满了他们的简历。
在高端留学中介机构，一位学生拥有三到四人组成的顾问团队，他们分别负责文书、规划、流程、选校，还包括外方顾问。除了制造一封生动、有记忆点的个人陈述打动招生官，团队还会提供专业领域探索、GPA管理、推荐背景提升活动，进行全流程把控。服务周期一般在两个学年以上，费用20万起。
深耕华东某二线城市一所机构的创始人徐津发现，大部分中国学生其实主动性不强，“孩子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外部辅助太多，每一项都被别人推着走。”
徐津2012年入行，曾在美国短期访学，没有正式的美国学位证书。这是更早一批传统留学机构的常见模式，顾问老师多有专八证书、国内英语专业毕业，稳定性强。她的机构也以高端美本业务为主，年年斩获藤校。生源大部分来自普通中产家庭，在初中接受义务教育后，转入本地的国际部。
从2014年开始，徐津发现，出彩的分数已无法体现学生的竞争力，必须带着他们做活动、打竞赛。国内奥赛难拿结果，就挖掘海外项目，引入AMC（美国数学竞赛）等比赛，还要手把手给学生做活动规划、背景规划，再往后，竞赛已经不能自己带，要寻找更专业的第三方背景提升机构，进行专项辅导或主题科研，“标配科研大概4万，建模队伍一个人头2万，如果打丘成桐数学竞赛，水更深，可能20万起。”
“曲线救国”更为普遍。学生先申请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等文科专业，或是服装设计等艺术类专业，然后转去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商科等好就业的“STEM”专业。
徐津记得，一位学生高一起就与艺术作品集机构合作，以设计专业的形象，录入某名校面料科学专业，最终再转入有STEM专业的学院。艺术作品集辅导，收费往往10万起。
在徐津所处的二线城市，留学申请成了部分中学学生用英语展开的“洋高考”。从初中起，孩子们就主抓竞赛，对通识理念十分陌生，只有目标前十或藤校的学生才会冲击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美国历史、比较政府与政治这些文科高阶课程，且往往只是为了提高申请优势，不是出于兴趣。
特别在这几年，很多学生到了美国，也并不是特别认同美国的教育理念与社会观念，仍待在中国人的小圈子。甚至还没出国，家里已经打点关系铺好了路，只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文凭。在中考淘汰率50%的制度预期下，出国总是比一本线可控，如果对国家或排名要求不高，只要用钱都能解决，“一定可以录到前100”。
“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家长要的往往是一个名校文凭。”徐津说。
徐津将这总结为经济疲软下的实用主义倾向。当一切后退，人们转向保守与求生本能，尤其在过去三年，许多学生失去国际化交流的机会。如今在她所在的这座城市，学生虽更拼命地准备出国，眼界却局限，谈论“批判性思维”等议题已成奢侈。
拿名校奖学金几乎如中彩票，去美国读本科，意味着4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投资。学生入学后，还有更多机构提供更精细的服务：帮学生登录邮箱，查看教授布置的作业，在deadline（截止日期）前督促学生完成作业；根据课程任务，安排老师做课外辅导，甚至帮忙选课，推荐付费实习、开展论文辅导。
在过多外界资源的辅助下成长，许多孩子缺乏内驱力，开始自我怀疑。一些学生进入了卡耐基梅隆、芝加哥大学等顶尖名校，但出于抑郁等种种心理问题，最终休学回国。
伊碧非常清楚，在自己读书的年月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那时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已过，房地产升值，旧城改造启动，中国经济腾飞，流动性极佳，欧美对中国的预期一片向好。在一片热气腾腾的视域中，在一个泡泡般单纯快乐的文理学院里，年轻人都觉得，无论读艺术、文学、工程还是经济，大家都会有promising（值得期待）的未来。而毕业后，世界已天翻地覆。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读了一个好书，不意味着就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that’s not an equation（这并不直接相关）。”
一些留学中介从业者开始调侃自己。莫钰和同事们在机构网页上提问：我们是loser（失败者）吗？
她收到了这样一条家长的留言：“大概是一种中产焦虑吧，怕自己花这么多钱送孩子出国读书，回来就做一个留学中介。”
伊碧选择出国，纯属out of a whim（一时兴起）。
2017年伊碧高二，规划、活动一片空白。她跟着一位擅长鸡娃的同学妈妈参加美国大学招生官的讲座，当热情的家长把斯坦福招生官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她发现“哈耶普斯”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当然，也考不上。
在另一个安静的展位上，一名招生官在桌子对面摆上三把凳子，请路过的学生坐下，问他们喜欢什么书、什么电影，未来想做什么？
“这个招生官才真正关心学生想要什么。”伊碧记住了这所文理学院的名字，并成功获得录取。
伊碧希望即使作为文科生，也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选择了既喜欢又擅长的政治科学——学校的王牌专业——来确保漂亮的GPA。这个专业本身对本科毕业后申请法学院很有帮助。
想要什么，却不是所有高中生都能回答的问题。从初中就到达休斯顿、申请美国寄宿制高中起，莫钰的人生基石就是功利主义。
目标明确的日子里，莫钰很少关心自己喜欢什么，而更在意怎样让自己更完美、更受欢迎。除了获得亮眼的托福和SAT成绩，她还努力做宿管、和社团明星搞好关系、突破对公开演讲的恐惧、做公众号主编。最终，莫钰成功入读一所职业气氛浓厚的藤校，同时获得了顶尖商学院项目的奖学金offer。
在美国私立寄宿高中，学费一年五万美金起，她签约的留学中介在2016年也已经收费20万。从小公交出行、一周零花钱几块钱的莫钰，当时未对藤校全额学费的含义做太多思考。家里境况改变，她在美国升上大学后，父亲的座驾已从本田换成了奔驰。
财务却始终是项迁的负担。在一座重商主义氛围浓厚的华东小城长大，项迁母亲是特别的：她是应试教育体系里的一名人民教师，属于知识分子，却毅然与农民家庭出身的项迁父亲相爱、结婚，并为了更理想的教育环境，主动提出让孩子出国读书。
为准备申请，项迁经历了一生中最卷的阶段：托福从20几分，一年多提升到了108分。出于热爱，他自己找来教科书和教辅书，啃下艰深的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他在校内运营历史社，假期会就农民工问题展开阅读和田野调查。
项迁还进入到亲戚在小城开的厂子，亲身感受自己与普通工人的差异。他怕说话冒犯对方，非常紧张，没敢吐露自己老板亲戚的身份。
在就读的国际高中里，项迁自我识别为“最穷的那一批”。在本科早申请阶段，他优先考虑一所排名20前后、以政治科学见长的文理学院，成功获得学费三分之二数额的奖学金。四年后，因学费太贵放弃申请杜克大学的硕士后，他选择了相对次之的芝加哥大学，再获半奖。
即便做了一切准备，进入至今看来都是最适合自己的顶尖学校，莫钰完全没有想到，校园氛围是这样子的。
在那所著名常青藤院校，焦虑和竞争相互映照、无限繁衍。全球榜单上的富豪随处可见、同学上学由司机护送、私人飞机接送入境，“艺术专业朋友都会想着要不要上一个会计课”。对于学业，她只求得A。学校每年有70%以上的毕业生会进入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但对就业，莫钰无比焦心。
莫钰矛盾而易变。她评价自己是一个思想容易被塑造的人，“就像变色龙。”她的个人陈述文书写得极好，让当时的申请顾问现在的老板记住了她。这在当下看来如同一个隐喻。
为美丽，莫钰去割了双眼皮，只是因为身边人对她“眼睛小”的调侃。尽管她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调侃只是社会对于女性的教化和规训，这令她对自己女性主义意识的不彻底性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她又真实地享受着割了双眼皮后的信心。
莫钰并不认同这所学校的诸多特色：男生无论黑人、白人、亚裔，一律“有毒”却自信。她放弃了申请时填写的性别研究与社会学专业，转读热门投行预备项目，逢出门见人，必花一小时以上化全妆，每周四与商圈校友们出外饮酒。她还参加姐妹会、招聘会，谁拿到了麦肯锡、高盛offer，就和谁做朋友。
Follow-up email、VP和MD的名片，挤占了更令人抑郁的“N号房”、农村精神障碍女性问题——这些她从9年级开始日日夜夜牵挂探讨、编稿研讨的社会议题。
项迁的就读体验与莫钰几乎相反。在那所深蓝（政治倾向偏左）的文理学院，项迁对人生价值，尤其是工作的价值的认知被大大改变了。
最开始的日子里，项迁怀疑“是不是我的道德有问题”。他意识到，自己以往的人生中，似乎“只想把别人踩到脚下”。
这与家教相关，母亲是严厉的教师，项迁看不起不努力、学习比自己慢、效率没自己高的学生。而一旦自己考出比某些特优生更高的分数，他又会窃喜。上大学后，他隐约感受到，同学们有一种简直令人愤怒的从容：他们坦然、热情，也同样非常努力，但懂得尊敬和欣赏他人，从不搞恶性竞争。
项迁的导师研究后殖民主义。对历史上优胜者的批评，让项迁彻底解构了心中对弱势者的鄙夷：“一个打工人不努力、智商低、出身阶层低，我曾经可以会认为他和我没有关系，而现在，我能认识到围绕对方存在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有没有效率、工作是否勤奋，又重要吗？人不是应该像牛马一样被拿来乱使唤的。”
因学了两个专业，伊碧每年底同时参加两个院系的年终晚宴。王牌专业政治系晚宴分外正经，主菜有牛排、三文鱼，而哲学系很穷，每年都吃鸡胸肉。但是同学们会与散座在各桌的教授一起做趣味游戏。都是知识性的问答：这句话是哪位哲学家说的、这段话属于什么哲学观点。
限时答题，奖品是一美元一个的沃尔玛小玩具。有一年，伊碧抱着了教授大腿，拔得头筹，得到了一只橡胶小章鱼。伊碧低头吃着盘子里干涩的鸡胸肉，梦想等自己赚钱了，就要给哲学系捐钱，让他们晚宴吃得好一点。
在缅因州偏僻辽阔的地理环境中，在哲学家思维的训练下，伊碧进一步思考起幸福的含义。她的寄宿家庭是一对居住在附近的夫妻，小屋是暖木色调，在白雪皑皑中，被壁炉烧暖，众人举着廉价的红酒，开怀畅谈，一只金毛围着长桌蹦跳。她在这儿度过了每一年的冬天与节假日，寄宿家庭没收过一分钱。
大雪过后，强烈的阳光反射在墙壁和地面上，在寄宿家庭里洁净明亮的小屋，伊碧开始反思：我到底需不需要法学院所代表的那些社会价值？我为什么需要成长、赚钱、出人头地？
而休学期间，在上海设计师工作室的实习和买手店打工，莫钰第一次目见自由。
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买手、设计师、时尚编辑、普通店员，在上海的烈日与夜风中，大家穿着鲜艳的衣裳，在路边摊吃夜宵、喝啤酒，放声大笑，有人突然摆出pose，众人尖叫拍照；大家真诚地袒露感情生活，亲热而开放。
莫钰清楚地发现，这些人完全不在自己曾接触的社会阶层之内，却令她感到酷和新奇。当时，她的房租是工资的好几倍，而有些同事住在真正的老破小：厕所开门就是马桶，马桶上面就是花洒，即使留学党，自己手上也没什么钱。
“但是他们过的，是我羡慕的生活，我羡慕他们有自由。”莫钰说。
羡慕归羡慕，老破小是不可能住的。“他们也会羡慕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有钱。”像在亲戚工厂中进行田野调查的项迁一样，财富和与之相关的想象只令莫钰感到awkward（局促），这仿佛成为人们辨识她的首要标签，“我会觉得我的姿态很condescending（高高在上），这没法避免，只能尽量不让人知道。”
将近两年后，莫钰才再次回到美国。此时已经恢复线下教学，但再度面对原来美国的朋友，她感到非常不习惯。街上看见认识的人，她会装作没看见。
项迁的硕士生涯在新冠爆发后也转为线上，许多课程停开。他独身一人留在了明尼苏达州本科院校所在的城市里。这所美国西北部的城市温差极大，冬季白雪皑皑。硕士一年，他与母亲争吵了一年。“每次一拨通电话，就开始吵。”
项迁想留在美国申请PhD博士项目，但母亲斩铁截钉地表示，再也不为他多支付哪怕一年的生活费。母亲曾经的“特立独行”终有限度，当时她更希望儿子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项迁却认为，“体面的工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们灌输的道德观念，“如果只有工作才能让我们成为人，是社会对人的非人化。”
项迁的父亲一向默默地支持妻子，但这次他支持儿子深造。这位农民的后裔，曾经想做一位诗人，却在妻子家人的帮助或者说压力下，一步步被推着做家教、做经理、当厂长。他的管理才能最终被所有人认可，却“一辈子在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努力”。
父亲为生计做出的牺牲让项迁意识到，人必须有一定经济基础才能拥有选择，他曾经以为，只要好好读书就能获得这种特权，但选项仍然有限。于是，又一场与母亲大吵后，项迁将电话拨给创业做留学的朋友——如今的老板，并马上获得了一份全职留学顾问的工作，这份工作能继续运用他的社会科学知识，朝九晚六、加班有调休，且收入体面，简直理想。
读完哲学系的课程，伊碧此前预设的价值已被解构，硕士阶段她不再考虑法学院，而是在另一所文科强校的社会科学学部完成了充实的硕士研究。然后，她选择回国。在等候某互联网大厂的公共政策评估部门的职位期间，选择了不加班的留学行业。
莫钰也做出了选择——疫情后，她决定松弛下来，放过自己。这个选择也是理性的， “起薪百万”的代价她已不想体验，如果做咨询，同样累死累活，时薪算下来更不划算，还得做PPT、整理excel等最基础的“狗屎工作”。如果进入PE/VC，可能赚得更少。
经济独立为项迁隔开了与母亲间的安全距离。
业余时间，项迁一年只买一次衣服，外卖50元都嫌贵，出游爱逛街边小吃摊，最大的花销只在购买研究资料，以及打游戏“氪金”上。离开艰苦的芝加哥书斋，他的阅读重心转移到了文学，也会读罗翔的发言和非虚构采访集。
有时他会很挣扎，“我的职业，在借助我的文化资本，reinforce（加固）教育不平等，成为阶级固化的推手”。他意识到自己在资本运转机制中的结构性位置：客户付费，他输出服务，为中产阶级乃至以上阶层的家庭巩固其文化资本。
“这些都有悖于我内心所支持的反资本主义的价值。”他说。
在项迁的观察里，越是家庭条件不那么优越、不足以从容支撑孩子出国的中产人群家庭，越持有结果导向的申请预期。这恰恰与高端美本重过程轻结果的申请逻辑相反。
申请者还需体现批判性思考能力、热情、做出改变的想法和动力、对少数群体权益的支持。如今，这些过于闪亮的优秀品质却让很多申请者费解，“即使明白，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一些学生在机构裹挟下，展开功利的打卡式公益活动，甚至被包装为公益斗士。而族群阶层问题，更是部分中国学生的意识盲区。项迁觉得，这是一种共情能力的匮乏，可中产孩子如何才能真诚地对underprivileged group（欠缺资源的群体）产生共情呢？
莫钰也花了至少半年时间，思考是否进入留学行业。她曾问老板：“我们的工作，是否只能帮助能负担我们服务的极少数学生？”她并没有得到或给出满分答案。用项迁的话说：大家只能在微观层面，践行教育的理想主义。
即便明白自己占尽红利，在莫钰所处系统的其他人眼中，她仍是一个失败者：“我的同学可能会这样看待我。”莫钰说，“我们选择的路已经不同了。”如今她不会主动向人介绍从事的行业，因为，这基本是光鲜亮丽的反义词。
事实上，在国内金融机构任职的许多同龄人工资待遇都不如莫钰。
伊碧觉得，留学行业是很多人的hiding place（藏匿之处）：能和思想相通、背景相似的年轻人当同事，从事可胜任、松弛的工作，还能拥有对于文科生而言足够体面的收入。
生活极简不买化妆品，鲜少聚餐，作为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伊碧也不排斥金钱本身的作用。她坦诚地指出，当一个人尚未拥有清晰、特定的实现某种人生路径的强烈愿望，往往就会去赚钱。
她也庆幸，曾经读书的开销对家里必然构成一个huge burden（巨大负担），但她获得的视野和美好记忆，足以让家人觉得欣慰。“如果我们家把去美国的教育投资看得太重，希望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也不会让我来留学行业工作的。”
项迁仍对于申请PhD有着期待，即使这件事情已越来越远。他自嘲：“我觉得我过得很好，我很舒适，为什么还要做出改变？”现在，他的短期目标是买一个小公寓，结束交租生活并拥有一片栖息地。在那后，再想着做一些理想主义的事情。
图 | 项迁为义乌田野准备的材料
项迁事实上非常明白母亲的两面性。他曾直接评价母亲是“假开明”，母亲却笑了。“她认可这一点。她表面上说支持你的选择，实质上也是金钱本位的，心中有一条鄙视链。”
工作中，项迁会主动劝退家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无比内卷的热门专业，带着投资的预期很大可能会失败。“欧美就业真的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好。并且，普通中产家庭的孩子，是否有必要接受这么多思维上的冲撞和挑战。”这个问题，也是项迁想问自己母亲的。
因此，他格外共情前来咨询的家长。 特别理解他们想把小孩卷成大人的心理，并且一定要非常好的结果。
“中产的特点很明显，一是特别想要往上爬，二是特别害怕跌下去。”
*本文讲述者的部分信息有模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