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够一笔钱退休，过上靠利息生存的生活。在过去，这是财富自由的标准。当下，人们对未来预期趋于保守。一些年轻人开始提前过上靠利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支出的生活。他们储蓄基数各异，从十万级到百万级不等。能够“自我复制”的财富，为持有者的生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他们同时发现，即使存款百万，靠利息生存的日子也需要量入为出。“免费”的生活28岁的白嘉翔，每个月都能收到两笔进账。一笔是公司发放的薪资，另一笔则是用存款投资产生的利息。2023年9月底，白嘉翔决定开始靠利息生活。靠着3年程序员生涯攒下的七八十万存款，白嘉翔购买了几支稳健型债券基金，经过他估算，平均利息收益在2500元左右。他开始实行计划，规定自己每天只能用本金前一天产生的利息作为生活预算。选择过上靠利息生活的日子，是因为他终于下定决心，提前开始为生活中可能出现风险进行储蓄。白嘉翔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每月领着3.5万元高薪。高收入是靠高工作强度置换而来，白嘉翔每天在公司的时长达到12小时，下班回家已是深夜。他对未来的担忧，来自“程序员35岁失业”的传闻。潜意识里，他认为这份工作虽然高薪，但无法保证能做到退休，还有中年被撤的可能。如何为以后收入降低做准备，甚至拥有安度晚年需要的钱财，这一度让他焦虑。一开始，为了缓解情绪，白嘉翔习惯性地通过报复进食来获取多巴胺。他常深夜点些诸如烧烤、烤鱼这样的重口味外卖。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吃榴莲，每天下班路过水果店，他都会买榴莲回家吃。北京的水果店，每份榴莲售价七八十甚至上百元，他都愿意花，只为了安抚自己。尽管公司提供免费三餐和房补，白嘉翔仍要为满足口腹之欲支出约4000元。工作3、4年，白嘉翔的体重最高时增长了20多斤。消费短暂安抚他的心绪，却也加重焦虑。他更加担心，未来若无法从事程序员一职，便负担不起如今这般随心所欲消费的生活。忧虑之余，他看了些理财书籍，在摸索中开启了靠利息生活的实验。原本，他只把这次尝试当作一个挑战，看看自己能否做到只花利息生活，没想到不知不觉便一直坚持了下来。不动用本金，依靠利息生活，这意味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免费”的。而且，每月的薪资还可以转化为储蓄，为产生利息存下更多本金。日久年长，白嘉翔的设想中，哪怕骤然失去工作和收入，生活也不会一下陷入窘境。开始用利息生活后，白嘉翔将自己每天的利息收入和生活支出，一笔一笔地记在记账软件上，以帮助自己确认每天的消费在合理的范围内。由于忘记周末基金没有收入，第一周周末，他买了两次零食，多花费了50多元，导致周末手里可用的利息结余只剩9.54元，差点入不敷出。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比原本想的更加节省，才能留出更多可用的资金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这之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地花钱，除了吃饭和必须购买的生活用品，尽量不购买其他东西。过上靠利息生活的日子，让白嘉翔的生活预算骤减，他不得不消费降级。他发现做饭是最有效的省钱方式。第一周周末，他在买菜软件上花7.9元买了瓶老抽，又花29.89元买了些菜、肉、蛋。周六当晚，就按着做饭软件上的菜谱，给自己做了韭菜炒鸡蛋、炖了锅肘子汤。以前在家，他习惯点外卖，一顿就要大几十。学会下厨后，他发现过去点一次外卖的钱，就能吃上2天，“太划算了”。第一个月结束，白嘉翔发现自己只花了不到2000元。这个结果让他感到兴奋。图

"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因发现了劳动力市场中残忍的性别真相：工作是贪婪的，投入时间越长、越专注的职工获得的发展越好。而能胜任“贪婪的工作”的往往是男性，因为女性的时间总被动地更多投向家庭。两性收入的差距因此进一步加大。双职工伴侣建立家庭，势必有一方要在事业上牺牲吗？有没有可能“公平”地分配家务和发展机会？一些伴侣开始探索，却发现牺牲不会消失。双职工家庭如何在家务和生育中保全彼此的事业，仍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被转移的牺牲我和妻子的事业确实没怎么牺牲，因为主要是我妈在牺牲。我结婚后两年生了女儿，我妈就从老家到北京来帮忙照顾了。孩子上幼儿园后，我妈就5:30起床，做早餐，给娃漱口、扎头发、洗脸，辅导她的学习，步行15分钟送娃上学。然后，她继续洗早上的碗，买中午的菜，做午饭，下午洗中午的碗，看会儿电视剧，17点后，就又去接娃放学。晚饭后，她还得给娃洗澡、讲故事，最后我媳妇陪娃睡觉。我很清楚这些家务在消耗她。有段时间，我妈手腕的腱鞘炎都发作了，我给她买了护手的、按摩的，还有各种膏药。但我知道根本原因还是得让她少干活。于是后来我每天出门前叠好家里的被子，买了辆自行车，提出早晨由我来送娃。有短暂的一两周，我妈不在，就很费劲了。每天两个人都感觉生活没有希望，工作、弄娃、吃饭，手忙脚乱，家里乱七八糟。为了接娃，我们下午16点还得轮流请假，我的年假就这样半天半天地消耗掉。我就天天盼着，妈赶紧过来！我和妻子都在互联网行业工作，我2009年毕业至今，工龄15年，今年37岁。她2014年毕业，工龄10年，比我小5岁。我俩是同行，刚认识时薪资水平差不多，结婚8年涨幅也差不多，算是实现了事业的同步成长。现在，我和妻子的事业稳定，同时还有个人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她喜欢钻研厨艺和健身，买各种运动装备，我也有时间磨炼、钻研工作上的技术，有自己的事业追求。我觉得我们的自由，就是以我妈的母职困境为代价的。

"当下，曾经的返乡青年因各种原因，回到一线城市漂泊打拼，这样的群体有了一个“回笼漂”的新名字。也有一些青壮年人在故乡和大城市之间来回寻找机会，反复回笼漂。反复回笼漂的年轻人，大多在30岁左右。多次在家乡和大城市之间往返、尝试稳住人生，让他们对于安全感、安稳人生的理解有了更多想象。故乡不一定能容身，而在外漂泊，也并非只凭能力就可以以一当十，在这个崇尚理性的年代，漂泊的年轻人中反而有人领会到情感有所依靠的重要性。漂泊是这代年轻人的底色，在父母一辈已靠财富积累拥有安全感的年纪，这代年轻人仍在摸索着稳住人生的方法。反复回笼漂的群体，便是其中一类尝试。反复回笼漂一下飞机，周祁连就意识到身上的羽绒服有些多余。春天是中国南北气候差距最大的一季。今年3月初，在周祁连的故乡山西，依旧延绵着寒冬的气温，上飞机时他还穿着羽绒服御寒，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却有了要往夏日奔去的势头。飞机落地深圳，温热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周祁连很快浑身燥热。他迅速脱下了身上厚重的羽绒服，露出恰好适应深圳春日气温的装束。第三次只身面对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一切都要重演一遍，身边的行李箱仿佛不断提醒他，首先要找到一个落脚地。他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过去他一直租房住在南山区——他在南山区的深圳大学读书，毕业后两度“深漂”，都住在南山区，地理上的熟悉感让他内心获得些许安定。出了机场，他直接坐上去往南山区的出租车。算起来，这是周祁连第三次到深圳打拼。过去十多年，他反复在广东深圳和山西各地之间漂泊，已对山西和广东两省气候上巨大的差别见怪不怪。近两年，逃回北上广深成为一种趋势，2023年，深圳市常驻人口为1779.01万，创历史新高，比上一年末增加12.83万人，增量位居北上广深之首。在一些社交平台，从家乡重返一线城市的行为被赋予一个新的词汇，回笼漂。这类人大多在30岁左右，毕业后在一线城市漂泊几年，因为种种现实问题，被逼退回家乡工作或考公。离家近意味情感有所依靠，再有份稳定的工作，怎么着也比一直在外漂泊强。实际情况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相比于回笼漂，有人不止一次从一线城市返乡，直到幻梦破灭后，又不得不一次次返回一线城市。周祁连的老家在山西忻州市五台县，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出身，后来上县城做生意定居，有了周祁连。2013年，18岁的周祁连到广东深圳大学就读，而后，他在深圳读书、工作，经历了两次返乡又回到深圳打拼的过程，他开始确认故乡不适宜自己伸长枝丫。“人生见底了，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回深圳还有机会，不回去一点机会都没有。”周祁连说，所以2024年3月，他再次决定回深圳工作。数次漂泊无果，这让周祁连再次落地深圳时，心态异常笃定。他觉得自己势必要努力和这个城市建立连接，在这里生根发芽。来大城市工作，租房是头等大事。在中介的带领下，这天周祁连在南山区接连看了5间合租房。中介一次次为他打开房间的门，他感受到“扑面而来孤独和腐朽”。他受够了下班后一个人待在出租房，尤其是到了深夜，“空气里都是令人窒息的味道”。前两次深漂他有过两段恋情，曾经和女友同居的美好回忆，也都落在深圳这些大同小异的出租房里。如今身边无人陪伴，他担心独自住在出租房会被回忆一遍遍攻击。被拒绝5次，租房中介开始直接问周祁连，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周祁连没有回答，拉着行李箱走了。当天，周祁连干脆住进了南山区一家青年旅社的集体宿舍房。在当下，存在着许多和周祁连一样，往返于故乡和大城市，反复“回笼漂”的年轻人。他们人数不算多，但也不是可以忽略的个案。他们像无脚鸟一样想要寻找一块栖息地，因为无法弥合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只好漂来漂去。出生在河北一座老牌工业城市的孙岚岚，在29岁这年决定第三次北漂。孙岚岚第一次北漂是在2015年毕业之后。她在北京十里河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月薪6000元、不上保险的工作。当时，她和两个朋友租住在公司附近的自建房内。房子只有10平米，每天晚上，分一个人睡床上，其余两个人打地铺。居住条件并不舒适，但胜在便宜。房租每月1000元，均摊到每个人身上，这三名初出社会的应届毕业生，每月只有300多元的居住成本。女孩们在屋子里抓捕过蟑螂。每天，她们伴着屋外来来往往的大卡车扬起的阵阵灰尘回屋。门口还铺了很多摆摊的，还有几家两元店，“环境跟民工聚集地马驹桥差不多。”她每天朝十晚六的上下班，依然觉得北京节奏很快，在北京她没有其他朋友，生活闭塞，时常觉得压抑。返乡的念头，萌发于一次对生活的思考。自建房群里居住的，多是从外地来京打工的农民工。有一次，她路过其中一户人家，看到对方一家老小四、五口人挤在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里。那一刻，她很疑惑：为什么他们不回老家，非要在北京？这个问题，也一不小心问到了自己——为什么不回老家，非要在北京。这个问题在她心中盘旋许久，越来越觉得这种生活没什么意义，半年后她辞职回了老家。决定结束北漂前，她把退路想得简单：老家薪资水平低，但消费水平也低，在北京挣6000块，或许和在老家挣3000块的生活水准是一致的。等真回老家，才发现这笔账不是这么算的。她在老家找了份管吃管住的工作，单休，不给上社保，工资一个月3000元。在北京她几乎没有社交，不出去逛街，也不看电影，每月还能攒下点钱。老家人际关系复杂，今天跟这个朋友逛街，跟那个朋友看个电影，再加上朋友过生日、结婚什么的，她都要买礼物或给份子钱。于是，在物价低的故乡，她反而攒不下钱，还时常要“月光”，最终把在北京攒的一万多块钱积蓄透支了出去。在老家的日子虽然舒适，但却会因为攒不下钱而焦虑。再次想回北京工作时，孙岚岚问了妈妈的意见。妈妈跟她说：“你都回来了还去干嘛？踏踏实实的在家里工作，再找对象结婚就行了。”她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妈妈对女生的刻板想法，也没听妈妈的话，2017年春天，她再次前往北京。在大城市漂着，支点难寻在外打拼，希望靠能力融入他乡、落地生根并非一件易事。归根结底，支点难寻。起初，孙岚岚为了多挣钱来到北京，并不觉得北漂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第一次北漂时，家里有个朋友问她北漂的感受如何，需要做哪些准备。后面两次来北京，那个朋友又问她同样的问题，自己却迟迟没有勇气过来。北漂没那么可怕，但想真正站稳脚跟也不容易。孙岚岚毕业于东北一所普通院校，知道自己的学历在人才济济的北京竞争力不强，工作上没办法挑三拣四。2017年春天她第二次来北京后，很快在通州的一家电商公司做美工，包吃住，月薪5000元。工作节奏倒是不快，她还利用业余时间考了教师资格证。公司老板是河南人，库房也都建在河南。2018年，因为公司经营困难，为了节约成本，老板逐渐把北京的人调到河南，最后只剩下孙岚岚和另外一名美工。孙岚岚觉得在这家公司已经没什么发展，主动离职。后来她又到一家电商公司上班，没想到干了三个月公司突然倒闭。两次工作变故，让她内心滋生出很强的挫败感，觉得再这么漂下去也没什么结果。当时，老家的男友想让她回县城找工作，母亲告诉她家里有所学校在招教师。几重外力一齐涌过来，她再次决定回家，回去前她先把行李打包寄了回去。在老家的县城生活一段时间，孙岚岚本想考县城的教师编，结果因为忘记了考试时间而错过。这事她一直瞒着父母，怕跟他们说了会挨骂。“我可能是故意错过的，感觉自己并不喜欢跟孩子相处。”孙岚岚说。她在县城找了份月薪三四千的工作，平稳度过了一段时间，直到2020年男友因为意外离世，一切都改变了。在孙岚岚口中，那个事件被孙她称之为人生“重大灾难”，时至今日她都没有勇气去讲述整个过程。这个事件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好长一段时间她没法工作，把内心上了一把锁，不愿把痛苦展示给任何人看。一年后她才渐渐走出来。那时候她定下一个目标，攒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似乎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安全感。可无论在县城还是在市里，工资都只有三四千，想攒钱十分困难。最后，她决定再次前往北京。2017年，读大四的周祁连到北京一家教培机构实习。当时正值教培机构的黄金期，公司的老师不少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他教的是小学数学，工作热情很大，一个题他要练习七八天才上台讲给学生们。一共实习了三个月，他每月拿着七八千的工资感觉很知足。因为在深圳的女友的呼唤，毕业后周祁连留在深圳工作，继续在一家教培机构教书。他教书能力强，工作的第一年就获得了金牌讲师的称号，月薪一度达到两万元。2020年双减政策露出矛头，他意识到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上课的激情突然大不如前。与此同时，他和女友的感情也亮起红灯。在深圳这个崇尚“搞钱”的城市，周祁连是其中少有的感性深漂。在他看来，想要在深圳蔓延生命的枝叶，生根发芽，离不开稳定的事业，更离不开稳固的情感。他自认在感情中极度缺乏安全感，恋爱期间他是两方中粘人的一方，女友则时常对他表达想要独处的诉求。这组矛盾，在周祁连看来撕扯着这段情感。最终，感情分崩离析，“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她不爱了。”周祁连说。2020年年初，周祁连在教培机构教书的第三年，因为情感破裂，他丧失了继续北漂的信念，决定离开深圳，回山西老家找工作。“这个决定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但除了回家又能去哪呢。”他能意识到，回家只是在深圳遭遇挫败后的逃避。真正回到熟悉的县城过日子，周祁连开始觉得更加压抑。找工作的时候父母没法给他提供任何帮助，他们把重心更多放在了还在读书的弟弟身上。县城不像深圳，夜里九点多街上已经没什么人，孤零零的路灯下，偶尔经过一个形单影只的人。街上的店铺大门紧闭，他想去消遣也不知道该去哪。县城在他看来“是个没有生命力的地方”，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却暗示着周祁连对故乡反而有水土不服之感。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周祁连感觉自己逐渐变得自闭起来。事业上，也没有进展。离开深圳前，在周祁连看来，他舍弃的是一份工资最高时达两万多元的工作，当时没多想。回到县城，他才意识到两地间的就业差距难以接受。在五台县城，能找到的工作薪资普遍在三、四千元左右，且没有五险一金。在父母的鼓励下，周祁连尝试到经济更为发达的省会太原市找工作。周祁连此前对太原并不熟悉，找了一圈工作，发现能匹配到的岗位基本都是销售，开出的薪资也只有每月六、七千元。有一次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那公司在一所民房里，五个男人正坐在门口抽烟。这场面让他害怕，认为这可能是个非法组织，随后仓皇而逃。仅仅在家待了两个月，周祁连就决定重回深圳，走的时候他用“破釜沉舟”形容当时的心情。抱着死也不再回家的决心。2020年5月，周祁连回到深圳。他换了行业，在深圳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一份人力资源的工作，打算换个行业重头开始。他决定落脚在深圳大学所在的南山区，租下一间6.7平方米月租金1600元的房子，重新开始了通勤打工的生活。周祁连租住的房子不算好。在讲究居所方位，崇尚坐北朝南的南方，他的房间朝北开，有一大扇落地窗，大部分时候阳光难以直接射进他的房间。这个房间容纳了回笼漂回深圳的周祁连。离开了发展无望的故乡，他在重新汇入深圳街头为“搞钱”行色匆匆的人群时，一度获得过安全感。很快他又陷入了低潮，还是因为孤独。每天上班，因为负责招聘工作的缘故，周祁连要和大量不同的人打交道。但出入于人堆之中，周祁连说，那段时间，他总是会生出一种孤独一点点吞掉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回到出租屋之后，感觉更加强烈。真正回到工作中，他心中依然勾勒不出对未来的信心。“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屁也不是，没有一个立足之地。”

"带着多年积蓄，第一批离开互联网大厂的年轻人开始创业，在一片降本增效的喧嚣中开辟属于自己的路，创造新的生活。可顶级打工人和创业者之间依旧横亘着认知与经验的鸿沟。一些人困于时势与现实，刚离开大厂的漩涡，就又在创业的山间打滑，交出巨额学费。第一批离开大厂创业的人们发现，即使拥有局部经验，叠加上无比的勤奋与巧思，向上的路途仍然崎岖。下船，上山在洗菜、切菜、洗碗的间隙，季家鑫挪动几步，靠近正在这家日料店后厨忙碌的那位中年男人。“师父，怎么这个你也会？你怎么这么厉害！”季家鑫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后厨20位厨师和所有学徒的领导，也是广州这家大型日料店的主厨。作为学徒的他，要想从这个男人那偷到产品的配方，再去开自己的店，就不能叫他主厨。因为人人都叫他主厨。“我以前在外面的店打工，遇到的厨师，都没师父你这么厉害。”季家鑫一口一个“师父”，再紧跟几个漂亮的“小词儿”：“你很温柔”“做事很有耐心”“有水准”“有风度”……眼见着眼前的男人露出悦色，他的内心也暗自喜悦。一道经典日料的配方已然呼之欲出。季家鑫骗了主厨。实际上，28岁的他此前从未在日料店打过工。在以柔软的身段叫出这声师父的不久前，他还在北京一家老牌互联网大厂上班，研究DAU（日活跃用户数量）与MVP（最小化可实行产品），做活动策划与运营。2022年8月，季家鑫所在的业务部被优化。他结束了从2015年大学毕业开启的大厂生涯。7年工作经历换来一笔补偿金，加上多年积蓄，季家鑫有了25万存款。他决心创业，在广东开一家日料店。原因无它，主要是因为他喜欢吃日料。在开店前，他离开北京去广州这家日料店做学徒，目的是了解产品与流程。打工一个月后，季家鑫已熟识后厨那些做寿司、拉面、炸物、饮料、甜品的师父，套来150个产品配方。他用EXCEL表将它们一一总结，一个北极贝手握，在配方上就包含材料、做法、注意细节、最终形态几项。在市场维度，又包含不同店面售价、客户反馈、每款日销量与月销量。“所有的细节，所谓的闭环全部跑通，再接着去套下一个配方，把它们都抄下来，变成我的。”季家鑫后来回忆说，这是他创业的高光时刻。图

"10岁孩子从高楼一跃而下，悲剧背后是鸡娃教育对孩童生命力的蚕食。2024年4月，香港电影《年少日记》登陆内地院线，再次将关于鸡娃的讨论拉回大众视野。一本尘封的日记，还原了10岁孩童郑有杰坠楼前的心路历程，也记录着一个精英家庭的分崩离析。人们发现，优绩主义之下，无论是优胜者还是失败者，都饱受倾轧。鸡娃教育对于“优秀”的渴求，不仅扭曲家庭关系，更影响着孩童的心理健康。学童的坠楼死亡剖析学校礼堂里，钢琴曲在缓缓流淌。10岁的男孩郑有杰穿着校服，安静地坐在父母身旁，和他们一起望向在台上演奏的弟弟郑有俊。弟弟郑有俊穿着西装坐在钢琴前，神情镇定，瞧不出紧张。一曲结束，父母随着观众一同鼓掌。哥哥有杰转头看见了父母脸上难以克制的骄傲和笑意，面对他时，父母没有过这样的神情。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低下了头。活动结束，穿着正装的父母带着弟弟有俊和校长攀谈，询问将儿子一路培育到香港大学的秘诀。没人提起有杰，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独自站在远处。等到会话结束，有杰才端着一杯水凑过去，递给母亲：“Your

"一个人可以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被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称为“消极自由”。当下，世界的边界不断向内坍缩，拒绝成为一种和外力对抗、自我保护的使用技能。年轻人以“我不”的方式和世界周旋，守护自己仅有的一亩三分地，有时也为此支付相应的代价。这种看似消极的做法，实则是为了通向自由。用拒绝争取舒适生活为了上班方便，我买了辆代步车。领导知道这件事后，有一次让我去接他上下班几天。公司在城郊，他住市里，离我住所来回五、六十公里。我觉得领导可能是觉得我好拿捏，才选择了我。因为公司明明有离他家更近开车上班的同事，他若不是挑软柿子捏，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我赶紧告诉他，我第二天要请假，不方便去接他。婉拒后，领导后来也再没提这个话题。

"随着技术的发展攻克生理困境，试管技术让许多怀不上孩子的女性，重新拥有了孕育婴孩的希望。然而，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也是一段艰难路程。很多女性在遭遇屡次移植挫败后，因看到了卵巢生命力逐渐衰弱迫在眼前倍感压力，也承受着周围种种不解和调侃。有的女性说，一些困境，亲密如丈夫都难以感受。

"一些年轻的女孩走进理发店，理了寸头。走出这一步，有人需要顶着理发师和旁人的不解、困惑和令人不悦的揣测，有人回家后还需要承受家人的怒火。对于理寸头的女孩来说，寸头是一种双向的暗示。她们希望通过对发型的改造，能暗示自己是强硬、不可招惹的人，为自己腾挪出安全感。另一方面，对一部分留寸头的女孩来说，这种和女性气质反差感极强的发型，也提醒着自己要更加强硬而自信地去面对外部世界。剃寸头坐在理发椅上，书晗跟理发师说，想理成寸头。

"今年春天，社交网站上一则网约车发臭的信息引发了网友讨论。人们好奇，为什么在城市里打到“臭车”的概率越来越高了？一些网约车令人不悦的气味，来自于住车族充满临时感的生活。这些司机绝大多数都是专职开网约车的男性，为了省下房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干脆不租房，吃、喝、睡都在车里进行。车不仅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挣钱工具，也是他们完成一切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他们中的很多人意识到问题，采取各种方式缓和这种味道，也有人否认自己和车存在气味。臭车是一种处境，充满无奈肩负家庭生存的压力，也正在成为一些网约车司机无法意识到的处境。臭味投诉徐磊宣称，开网约车10个月以来，他只遇到一次有乘客反映车内有味道。2023年10月一天清晨，他在上海奉贤区接到一位年轻的女乘客。“你是不是吃大蒜了？”乘客上车就问徐磊。“没有啊。”徐磊如实回答，跟乘客说自己还没吃早饭，可能是上一位乘客在车里吃饭留下的味道。徐磊是个住在网约车里的司机。乘客说车里有味儿的时候，徐磊隐约想起来，自己已经10天没洗车、7天没有洗澡。前一天晚上，他在车里睡了一夜，闷了一晚，车内难免残留一些身上的汗味，这可能就是乘客闻到臭味的缘故。乘客没多说什么，让徐磊降下车窗玻璃，而后，徐磊开着车出发了。他通过后视镜观察了一眼乘客，发现对方默默露出了嫌弃的眼神。当天得空，徐磊去澡堂洗了个18块的澡，又花40块钱把车内外都做了清洁。住在车里的徐磊，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会在城市的哪个角落睡去。去年秋天，33岁的他成为了上海的一名网约车司机。凌晨送完最后一单，他会把车开到附近的充电桩充电，并在车里睡下。充电桩相当于电车的加油站，对和徐磊情况相似的网约车司机来说，有的充电桩允许充电车在旁免费停一夜，是最佳的过夜之地。如果送完最后一单方圆几公里找不到这样的充电桩，徐磊只能充完电后，在路边找个免费停车的地方睡觉。

"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搭配一到两个焦急的家长，逡巡在招聘会的海洋。这样的场景正在近一两年频繁出现。一群“社会化失败的大学生”正在进入社会，展现出令人担忧的心理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大学理应是帮助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然而近两年，无论是学生自己、大学教师、用人单位，都发现一个显著问题：在封闭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大学毕业生，没来得及长大成人，就匆匆毕业进入社会，成了与社会脱节的未完成的人。社会化失败的应届生在60多个毕业生等待面试的酒店走廊中，一个头发半白的中年男人吸引了所有年轻人的目光。一两分钟后，男人身边出现一位穿着整齐西装的男孩，看起来二十多岁，青涩腼腆。刚毕业不久的李钢（化名）这才知道，中年男人不是走社会招聘的求职者，也不是退休再就业的人，而是这位青涩男孩的父亲。父亲帮男孩处理登记事务的全程中，男孩几乎没有说话。又过了一会儿，男孩后面冒出两个女人，是他的妈妈和姐姐。妈妈拿着简历，姐姐背着书包、拿着水杯。父亲东张西望，问工作人员，儿子还有多长时间轮到？出现在面试现场的一家四口，让走廊里的空气凝固了半秒。李钢看见，男孩在面试间面试的时候，他的三位家人不时把头伸进敞开的房门观看。走廊中，一个刚研究生毕业一年的女生忍不住发表评论：“生活在温室里的话，如果温室哪天不供暖了怎么办？”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搭配一至多个焦急的家属，像海豚家族一样逡巡在招聘会的海洋。这样的场景正在近一两年频繁出现。有面试官发现妈妈陪孩子来面试，问什么情况，对方只说，“放心不下”。有HR吐槽，“应届生带着父母面试，父母巴拉巴拉讲个不停，本人却没说多少。”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是戴着老花眼镜的父母逐句研读完条款，孩子才去填写。近一两年接触求职者的用人单位，越发感觉遇到了一群“社会化失败的应届生”。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人类学习各种社会规范并逐渐适应其中的过程。理想情况下，社会化能联结个体与社会。一个社会化成功的个体，能像U盘一样接入社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顺利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实现个人价值。然而，这届毕业生中的一部分正以无法接入社会的状态进入社会。在一场部门领导参与的面试中，一位HR问求职的年轻人专业相关的问题，却看见对方在一阵沉默后开始流泪。冷场后，HR试图更换自己的问题，问年轻人，你认为自己有什么优势？结结巴巴说了几个字后，年轻人却突然噼里啪啦地掉下眼泪。在场所有人都慌了神，后面的时间，面试官们只能安慰这位年轻人。北京某所高校20级日语系的本科生李意菲（化名），也在2024年作为应届生求职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她原本试图在一份线下实习中转正，却发现自己难以适应工作环境。和部门领导关于工作内容的任何沟通，都时常给她带来精神压力。领导对于工作的修改意见也让她怀疑自己，认为自己完全不适合这个行业。实习几个月后，她感觉自己身心状态越发糟糕，“生活的力量像被抽走”。这是应届生李意菲的第二份实习。2020年入学后，她在封闭的校园中度过绝大部分校园时光，生活被网课、健康检测所占据。在最应该出校实习，与社会建立联结的大二、大三年级，她在宿舍上网课，大多时间躺在床上，为数不多的肢体活动，是拉开窗帘看看今天的天气。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在很多年轻人的印象中，父母一辈生活勤俭、质朴，被他们全力托举出来的青年，一度雄心勃勃地渴望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更丰厚的物质条件，带父母过上更优渥的生活。不过，真正经历过摸爬滚打后暮然回首，这一代年轻人才发现，自己走在了父母后头。经济条件难以赶超父母一辈同龄时期，父母的养老、自己的未来、下一代的生活，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都像悬在半空，摇摇晃晃。经济上难断脐带的年轻人工作后我在外居住。有一次回家，我发现家里爸妈吃的、喝的比我平时给自己买的要高级多了。平时，我只喝一两元的袋装酸奶。爸妈家冰箱里的酸奶，一瓶都要10元左右。

"返乡青年正在把一二线城市的生活经验往县城复制。近两年，不少年轻人选择离开大城市回到小县城创业，他们开起了时髦咖啡馆、融合餐馆，在朴实的县城街道独树一帜。这些新鲜事物，俘获了小地方的好奇心，让县城居民开始体验一种二手的都市生活。这种二手生活的复制，既有经验移植，又要培养在地人群的消费习惯，正在不断改造着县城的生活方式。开在自建楼里的咖啡馆韩香梅咖啡馆的招牌是白色的。粗体单词“coffee”硕大地印在银灰色的瓦楞铁板上，遮挡住咖啡馆所在的县城自建房，原本木质结构的三角形屋顶。在上饶市广丰区，韩香梅咖啡馆是当地城乡结合部少有的咖啡馆，成功活了下来。开业一个月，它平均一天卖出6、70杯咖啡，日均营业额在1500元左右。咖啡馆位于广丰一中所在的分岔路口，距离广丰城中心有大概10分钟的车程。这里没有大城市那种高楼大厦粘聚的场面，县城典型的自建房里开着的小店们，组成了这里最活跃生动的商圈。2022年秋天，“花花”30岁，决定结束十余年在杭州学习、生活的人生时光，带着刚满1岁的孩子回到花花丈夫的故乡广丰生活。一线城市消费需求逐渐饱和的同时，一群从一线城市返回县城创业的年轻人，把城市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搬回了县城，制造成可供贩卖的商品，通过贩卖“二手经验”，赚到了金钱。在他们的搬运下，原本在一线城市流行，为生活于写字楼与出租屋两点一线的白领服务的生活方式如轻食、猫咖、电玩馆等店铺，开始出现在县城街头。“韩香梅coffee”的诞生，安放了店主花花作为在杭州喝咖啡的习惯。花花是浙江舟山人，高中毕业后到杭州读大学。201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出于工作的需求，她逐渐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第一次买咖啡是在一家外国咖啡品牌连锁店，花花点了一杯美式咖啡，2、30元的价格对学生来说不便宜，花花工作后却也在承受范围内。初次尝试，花花只尝到了苦涩。她很快去了第二次，点了加奶的咖啡。在杭州，咖啡和咖啡店在花花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咖啡作为一款提神饮料，帮助她在办公室保持工作的精神和劲头，工作日她每天一杯，喝的种类多了，她开始体会到不同咖啡豆的各种风味。而咖啡店，则是休闲时，可以和同伴放松聊天的空间。那时，杭州街头零星地冒出一些精品咖啡店，衣着光鲜的白领在店内消费时，明亮的落地窗装修把这一消费场景展现给马路边往来的路人，在花花的印象中，消费咖啡的习惯，便是在那时养成。与城市里钢筋水泥筑成的写字楼不同，这栋砖木结构的农村自建房有些年头。房东将它以年付2万元租金的方式租给花花开咖啡馆之前，它容纳了一家专门卖当地风味小吃的小餐馆。和本地绝大部分餐馆经营者一样，小吃店店主开店时简单粉刷了墙面，加上使用了数年，屋内简陋的装潢无法满足花花咖啡馆氛围营造的需要。因此，拿到房子的钥匙后，花花开始着手重新修葺墙面、改造门窗。11月中下旬动工装修时，在广丰开始转凉的天气里，装修队把餐馆贴着“羊肉粉”“猪肉粉”等字样的合金玻璃窗卸下，换上了一套复古木门窗。这套木门窗看似采用做旧工艺，实际上就是花花丈夫家老屋装修时拆下的旧窗户。带着孩子回到广丰后，花花造访那套老房子时偶然发现了它，那时她已经决心要在县里开一家咖啡馆，也就冒出了可以采用复古装潢，把这套旧窗户重新利用的想法。确定了咖啡馆内中式复古的氛围风格，花花开始四处搜罗风格合适的家具。一次，她到丈夫大伯家拜访，看中了一款老式的木质碗柜，家人们知道了她的想法，后来，是丈夫的奶奶在村里找到了一件刚装修新房的邻居淘汰的木橱柜。而后，花花买了一箱脐橙，到邻居奶奶家，将木柜换回，打磨后漆上新颜色，放到了店里。图

"年老体衰，但性的欲火仍未熄灭。在日本，许多老年人通过情色交易试图安放这种在特殊人生阶段显得不合时宜的需求。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当下，有着“风俗大国”传统的日本甚至延伸出了针对老年群体的情色产业链，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年人，还在为悬滞的性需求寻找出路。在日本，情色消费老龄化久慈将一86岁，住在东京的高档住宅区，年轻时，他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退休后，他定期去美容院，进高压氧舱，注重饮食健康，在健身房锻炼身体。坚持保养外貌和体魄，是因为他80岁之后，开始定期与18到22岁的女性一起用餐，并在高档酒店享受性爱。久慈将一是日本一家交际俱乐部的会员，通过交际俱乐部的介绍，结交女伴。在日本，“交际俱乐部”是男性结识的年轻异性的渠道之一。通常来说，男性会员需要缴纳5到10万元（约合人民币2400到4700元）作为会费，并每次缴纳3到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0到2400元）作为介绍费，俱乐部会为他们根据个人喜好匹配女性。这些女性会员，包括大学生、白领、护士、空姐、模特、AV女优、综艺演员等各种职业的年轻女性。男人们凭借着经济实力，与俱乐部介绍的年轻女性结成情人契约关系，给她们提供生活费。即使发已花白，不少老人对性仍然充满渴望。根据日本性学会的调查，日本60到79岁的单身老年人中，78%的男性仍然持续关注和渴望性行为，女性这一比例为32%。在日本，一些老来未婚、丧偶、离异或婚内性生活不和谐的老年男性，会通过性交易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性需求。一部分像久慈将一这样的老年男性，便是通过这样的渠道满足自己的性需求。除了“交际俱乐部”，日本的一系列与“性”服务有关的风俗业，也在满足着老年人们的性交易需求。主要包括店铺型、无店铺型、影像送信型、电话异性介绍型等。对于选择这类场所的老年人来说，情人关系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和风险太大，风俗业与异性的性关系仅建立在金钱交易之上，简单又直接。在一本记录日本“风俗大国”一面的书《风俗之病》中，作者山本晋也深入日本东京地区的吉原町红灯区，呈现过这里的情色交易中，老龄化消费的景象。在他的观察中，到风俗店消费的老人，有的已经80岁高龄，仍每周到红灯区消费；有的老人会在领取养老金当天，骑自行车前往红灯区消费；有的老人，是特意乘坐日本新干线，长途跋涉从日本本州岛西侧的新潟、长野等地跋涉到本州岛东部海岸的东京地区，光顾吉原町。图

"身高2.36米的鲍喜顺，曾是世界第一自然生长高人，被称作“巨人”。出生于封闭年代，身形巨大的鲍喜顺因贫困营养不良，四肢虚弱无力，一度被视作异类和“怪物”。改革开放后，他又被作为肉身奇观，被邀请到国内外展示，以此获取生存资源。时代潮水来去，大而无力的“巨人”，始终身不由己。直到56岁，鲍喜顺遇到妻子并组建起自己的家庭。如今“巨人”已年过七十。飘零半个多世纪的鲍喜顺在他的晚年，在一个崇尚多元的时代里，终于获得接纳，过上了他始终渴求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珍贵生活。注视第一次见鲍喜顺，夏淑娟也曾像所有人那样注目过他。夏淑娟身高168厘米，不算矮，但站在2.36米的鲍喜顺身边，她的颅顶只能够到他的肘弯。两个人站得太近时，她要看见他的脸，就得先后退一步。看他的脸时，她会先看见天花板。

"宫崎骏在83岁高龄这年，带着《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和中国观众见面，这部影片也帮宫崎骏斩获了又一个奥斯卡奖。许多观众发现，观影感受不太好。这部作品故事线失去了过往精妙的结构，寓意也过分浓厚，观众很难在有限的两个多小时内消化、品味完全。其实，从很多高龄创作者晚年的作品中，都能看到这种急促。时间紧迫，但还有太多的话没说完——对于一个长寿的创作者来说，宫崎骏式的处境，会在晚年时期如影随形。很多创作者对此的态度也和宫崎骏一样：一直创作，直到死亡降临，终止这一切。追赶谢幕的时间邀请动画大师本田雄加入自己的创作团队时，宫崎骏利用自己对大限将至的预感“求情”：“宫崎家族并不是长寿的家族，活到八十岁的人在我们家族中还没有出现过。”最终，他成功说服本田雄推掉原本的工作，加入《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创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一部开启创作前，创作者就担忧无法活到它制作完成时的作品。宫崎骏交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长篇企划案那年已经75岁。正式翻阅这份企划之前，和宫崎骏合作了四十多年的挚友、吉卜力工作室创始人之一的铃木敏夫很直接地说：“说不定会发生这样的事哦，你画完分镜就死了。”一旁有人开玩笑：“那电影会大畅销的哦。”听闻此言，哥俩笑了起来。宫崎骏说：“那我岂不是不死都不行了。”图片来源

"近一段时间，中年男性瞒着家人代孕的现象不时见诸报端。在苏北某县城，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徐书晴（化名）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父亲代孕的人。她的父亲经过长期谋划，在2022年代孕生育了一个男孩。代孕的孩子煎熬着徐书晴和母亲。父亲的背德，血亲的愤怒、迷茫，让家庭原有的秩序与伦理渐渐崩解。求子的预谋徐书晴24岁这年，凭空多了一个“弟弟”。2022年的7月，她收到母亲好友的信息，这位与母亲交好的阿姨提醒她，母亲最近情绪不好，可以多去陪陪她。她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缄口不言。过了几日，母亲终于没有忍住，向她倾诉出来。那天晚上，她在房间里与母亲语音通话。照例寻常，母亲又谈到了希望徐书晴结婚生子的事，徐书晴也像往常一样表达了自己的抗拒。只是这一次，母亲的情绪染着格外的委屈，她痛苦地说出压抑在心中许久的家庭的秘密：她告诉女儿，自己的丈夫、她的父亲，瞒着他们在外面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婴儿已经有几个月大。徐书晴听后难受地哭了。她心疼母亲，明明没有做错事，却要承担结果。以前父母也有过矛盾，但一直以来家庭关系还算平顺，一家三口也能互相支持。这回，她预感到家庭要分崩离析了。父亲的预谋还是得逞了。早在徐书晴读大学期间，她和母亲就意外得知了父亲想通过代孕获得一个孩子的计划。当时，徐书晴母亲从丈夫的聊天记录里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似乎在给一个准备怀孕的女人送营养品。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那一次代孕没有成功。瞒着妻子在外找“代孕”的事情被发现后，徐书晴的父亲写过保证书，保证绝不再犯，否则就主动退出婚姻，净身出户，财产都归妻女。然而，承诺和利益绑不住求子心切的中年男人。母亲说，这一次的事情暴露后，父亲声称，是因为上次交的代孕费没办法退，他又跑去尝试了一遍，这回顺利诞下了一个儿子。徐书晴父亲的作为并非孤例。2024年，在河南电视台揭露代孕黑产的系列报道中，就出现了两例中年男人瞒着妻子和其他家人，通过代孕生子的案例。30岁的高女士向媒体举报了自己的父亲瞒着家里代孕生子。根据高女士的说法，二胎政策放开时，她的父亲就特别想要一个儿子，当时母亲已经40多岁。2023年7月，父亲通过一家代孕机构“定制”了一个儿子。胎儿5个月大时，高女士父亲私自拿走妻子的身份证，给新生儿办了准生证。计生办审查时发现孩子母亲年龄大得异常，便上门调查，高女士和母亲这才得知了情况。高女士提供给记者的代孕协议和聊天记录显示，她的父亲选择了一个24岁的女性提供卵子，花费4万元，代孕母亲则是一位35岁的女性，此前生育过两个孩子。代孕的整体费用是55万元，随着胎儿生长的月份分期支付。网络图

"脱下西装外套和体面穿着，换上不想穿的丑衣服。打工人们宛如化身复仇女神涅墨西斯，决心用恶心的穿搭，给职场来点儿挑衅。在最近兴起的“恶心穿搭”风潮中，年轻人们解构职场，报复老板。然而，这种反抗，是年轻人拿捏分寸的结果，透着挥之不去的无奈。恶心穿搭，职场潮流丑衣服、破旧衣服，当下的年轻人们为衣橱里这些如鸡肋、垃圾般存在的衣物，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职场。2024年以来，恶心穿搭的风潮愈演愈烈，逐渐酝酿成了年轻人吹捧的新潮流、热话题。一个网络ID为“小小小小胡吖”的江苏女孩，也是热门话题“恶心穿搭”的众多网络参与者之一。工作后，她为自己闲置多年的粉色羽绒服找到了用武之地。那件粉色羽绒服款式不讨喜，颜色也灰扑扑的，是日常出门玩耍难以搭配出亮眼造型的一件衣服。过去这个冬天，她习惯了穿着它去上班，搭配上也不必讲究。在粉色羽绒服里搭配一件褪色条纹毛衣，和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黑色宽松长裤，就可以出门了。几件在美感上无法得分的旧衣服组成了新造型，成为了“小小小小胡吖”常用的职场穿搭。她把这套上班穿的衣服发到网上，调侃这是“恶心穿搭”。或许是从这种丑但经济、简便的穿搭里得到灵感，“小小小小胡吖”后来还分享说，现在每次买的新衣服如果不喜欢或者后来后悔，都会安慰自己：可以当工作服。2024年，年轻人吹捧的“恶心穿搭”，其要点就是搭配上要和美丽绝缘，以土、丑、怪为搭配灵感，组合出过往会令人难以直视的穿衣风格，甚至会收获旁人“丑”的评价，呈现一种让人涌现恶心感的观感。恶心穿搭的起源已经难以追溯。2023年9月，一位网名为“AAA猪饲料批发朱姐”的用户，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时提及了职场被人嫌弃穿着恶心的经历。当时，她在茶楼工作，冬天室内没有暖气，她在红色半裙的制服下，穿了一条肉色的绒裤和加绒板鞋上班，据她说，当时，她就被老板娘嫌弃“穿得太恶心”。那之后，逐渐有年轻人开始在互联网上分享有关自己身着“恶心穿搭”被人指出的经历。2024年2月，ID“Kendou

"在寸土寸金的现代城市，图书馆是怎样的存在？杨素秋看来，应该类似于是一方人的精神粮仓。在西安市碑林区，杨素秋主持修造了一座修建在地下的图书馆。在她的主持下，图书馆改变了传统选书的潜规则，广泛地征集和搜罗馆藏书目，以期成为一间当地人的心灵殿堂。现实中，图书馆修成投入使用后，在城市中，人们更看重它的实用功能，更多将它当作考公、考研备考的自习室，以及家长忙碌时孩子的托管处。被当作精神粮仓创造的图书馆，和塑造它灵魂的

"自20多岁开始，丈夫和孩子先后患相同的遗传病去世，一次次送别血亲的女人，会度过怎样的一生。她一次次目睹患病的家人离开，同样的疾病又缠上了另一名血亲，无尽地告别。罹患遗传性小脑萎缩后，湖北女孩谢微宁发现，外婆在一生中不断面对至亲离世，命运困顿如同《活着》里的富贵。生死本有顺序，外婆却始终是被留在世上的那个。她持续遭受噩耗锤击，徒步走过漫长的苦旅。外婆最近总是给我打电话。电话接通后她总是哭，比说话的时候都多。她总哭说，如果自己年轻一点儿就好了，可以照顾我。因为罹患遗传性小脑萎缩，医生预判我很可能只拥有不到十年的寿命。因为年迈无法照顾我，外婆耿耿于怀。她今年72岁，过去的40多年都在和亲人诀别。年轻的时候丈夫没了，中年失去了两个孩子，晚年最后一个女儿也去世了。现在颐养天年的年纪，外孙女又病了。

"“卡麦角林”，一种目前尚未在国内获批的药物，正因产妇们口口相传的无痛断奶效果，被哺乳疼痛折磨的新生儿产妇使用。冒着药物副作用的风险，产妇们在没有医生指导和监护的前提下用药，企图快速摆脱哺乳带来的疼痛。决定提前断奶的时候，许多准妈妈，也承担着不为新生儿提供母乳喂养的质疑。服药断奶产后第6天，苏婕夜晚临睡前仍在犹豫要不要服药断奶。她今年35岁，2023年4月份产下女儿后，哺乳疼痛是从第二天开始的。起初，她只是感受到女儿的嘴巴紧含着乳头嘬取，一天反复十余次的吮吸过后，苏婕发现，乳头皲裂了。开始喂奶后，苏婕才知道自己乳房条件不好，女儿想要衔住不容易，可能会因此用上更大的力气。产后她的状况一直不好，对缝合线仍有排异反应。只要挪动身体，就能感觉缝合处的肉在被钻动。产后为了避免牵扯患处，她一直弓着腰走路。每一次抱过孩子喂奶时，伤口扯动的疼痛和乳头的疼痛就一齐侵蚀她。熬到了产后第5天，苏婕从杭州市区的医院回到位于杭州下属乡镇的父母家。疼痛裹挟下，她起了服药断奶的念头。她在产妇群里曾见有产妇分享过用一种叫“卡麦角林”的药物回奶的经验。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产后妈妈们体内都会自然分泌泌乳素，促进乳汁产生。一些想要跳过哺乳期的产妇，只能选择通过各种方式抑制泌乳素的分泌，直至乳房不再分泌乳汁。这个过程被称为回奶。当时，苏婕没在意，觉得母乳喂养或者奶粉喂养顺其自然：“有奶就喂，没有也不强求。”在她看来，两种喂养方式各有利弊，她和丈夫讨论母乳还是奶粉喂养，也只是集中在经济成本上，认为母乳喂养能省下6个月奶粉钱。当时没有预料到哺乳疼痛。疼痛之下，苏婕上网搜索了这种药品，在连续看到多位孕妇成功用这种药物无痛回奶，而且多人宣称服用两粒就能起效之后，她开始考虑服药断奶。“我想断奶了，太痛苦了。”苏婕在产妇群里，向大家讲述了这段时间的感受和断奶的想法。之前曾服药断奶的一位产妇主动提出，把自己剩余的药物寄给她。第二天一早，药就寄到了。收了快递，苏婕没有去拆。她仍在犹豫。当天，她出现了涨奶现象。产后，孕妇会出现涨奶和堵奶的体征。对产妇来说，越排奶，泌乳素的分泌就越旺盛，奶也越来越多。当泌乳素分泌旺盛，乳汁过多没能及时排出，就可能淤积在乳房内形成硬块，造成乳房肿胀、疼痛。受饮食、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乳腺不通、乳汁无法排出时，就可能出现堵奶，严重时可能引发炎症。为了应对眼下涨奶的疼痛，苏婕花500元请了通乳师上门。一个多小时里，她忍受着胸部按揉带来的剧烈疼痛，已经顾不上因乳液淌到通乳师手上而尴尬。据通乳师判断，以她的乳房条件，至少还需要四到五次按摩。好不容易才熬过这一次，想到之后还要重复数次的剧痛，苏婕提前断奶的想法越来越浓。当天晚餐后，苏婕向丈夫和母亲提出了断奶的想法。丈夫和母亲都支持她依据自己的感受做出决定，倒是月嫂稍微劝了两句。月嫂照料过许多新生儿妈妈，见惯了生理性涨奶的状况，她觉得苏婕已经为了母乳喂养做了这么多努力，现在放弃相当于前功尽弃，不如再坚持一下，观望看看。晚上临近11点，苏婕仍在犹豫。喂奶过程中，即使有疼痛，但这样的肌肤相抵，是女儿出生后两人距离最近的时刻，听到女儿满足地咂巴嘴，也曾让她有过短暂的快乐，她有些舍不得这份快乐。况且刚花了500元通乳，晚上就回奶，她觉得有点浪费钱。另一方面，一直以来积压的疲倦和情绪又提醒着她，这种痛苦可能是她的能力无法长期忍受的。犹豫间，丈夫进了房间。见苏婕还在犹豫，他拧开了床边的小药瓶，倒出一粒白色药片。药片很小，只有小指指甲盖三分之一那么大，他想了想，把药喂给妻子：“别想了，咱就不母乳了，没事。”说着，又给苏婕递水。因为尚未获批在国内使用，卡麦角林并不在国内医院使用和售卖，只在社交媒体上隐秘地流行着。各类社交平台回奶的话题标签下，产妇们讨论着各种回奶方法的利弊，卡麦角林被频繁提及，成功回奶的帖子宣称服用这种药所需的时间和剂量很少，只用1到2粒，就能在短短几天内成功回奶。相比于其他方法，显得异常高效。在大批成功案例的轰击下，不少产妇开始寻找备用的卡麦角林，复制网络流传的用药方法。2021年怀一胎的时候，吕思颖就在搜索母乳喂养的资料和经验帖时，通过社交媒体得知了卡麦角林的存在。随着刷到的帖子越来越多，渐渐地，她了解到，这种药物虽然见效快，却可能存在副作用。对副作用抱有疑虑，一胎时，吕思颖没有使用卡麦角林。图

"上岸压力四起的当下，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在求职或考研受阻后，决定暂别当下的生活，下潜到保洁行业等学历要求较低的工作中，从事体力劳动，借此避开面前的难题。下潜之后，他们发现，等待在面前的，是另一套同样不简单的生存逻辑，等待他们去应付。高校毕业去做保洁瓷砖地面铺陈青色霉点，墙壁角落，橙色湿滑的菌斑覆盖。蹲便器里面尿渍深深，踩脚防滑砖处沉积的黑水散发阵阵腐臭，周清只觉胃里一阵翻涌。周清忍住呕吐将清洁剂往蹲便器中淋倒，着手清理这个卫生间。几分钟后，估摸着清洁剂大概软化了部分污垢，周清屏住呼吸，半蹲着用力刷洗蹲便器。她不时调整毛刷的角度，力求不放过目之所及的每一寸污垢。周清今年27岁，从浙江一所高校的工商管理系毕业后，她和许多同学一样，进入职场成为一名白领。头几年，她在深圳一家药企做行政文员，负责为企业文化推广撰写文案，每月领七千多元的工资。最近一年，她成为了一名保洁员。凭借着头脑和耐心，她如今已经有了稳定客源，每月不休息，能有一万五千元的收入。这单接单出发之前，雇主告诉周清，家里的东西不算多。可一进门，周清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门口堆放着二、三十双鞋子，东倒西歪。沙发上，被褥和衣服揉在一块儿，团成团，屋里的布衣柜拉链敞开，吐出内里装放的枕头、衣架和鞋盒。更让人觉得可怖的是，地面堆满了生活垃圾，刚开始，根本找不到下脚的地方。图

"离开孩子到国外去留学，对许多婚育女性来说，这是一件倍需犹豫的事。在留学之路上，已婚已育的女性面临着比常人更大的挑战。她们要突破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难题，还有社会语境中对于是否尽母职的道德审判。割舍“母职”，决心留学出海关时可能面临询问，打车时也要告诉司机准确的目的地，如果这一切都用中文来沟通，自然不在话下，但杨惠诺此行的目的地是韩国

"电影的时代没落了。曾经，作为划时代的“巨媒体”，电影让世人着迷。成百人坐在一起，眼前的巨幕上流动着超脱现实的“另一个时空”，牵动人心。观众共同在两个小时里做一个奇妙的梦，经历不同的人生。在银幕上扮演着千面人生的电影明星们，也成为一代代人的文化偶像与精神图腾。如今，短视频病毒式地扩散，人的精神世界被切割进一个个小屏幕。电影明星，也因此成了消亡中的职业。无人在意的电影与明星全球最驰名的电影明星聚会，莫过于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今年颁奖礼后，获得最佳男配角的影星小罗伯特·唐尼成了最受关注的人。网友并非讨论他获奖实至名归与否，而是反复拉动视频进度条，研究他领奖时的动作是否意味着种族歧视。

"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孩子们手段残忍，案件细节令人惊骇。过去几年，每当有低龄重型犯罪出现，各国社会都会掀起针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如何治理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越发残忍14岁的艾登·富奇（Aiden

"存钱是刻在我们国民骨子里的能力，但如何面对债务，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明显还没有准备。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情愿面对欠下的债务，准备一逃了之。避债而逃春节前，经过几番催促，发小收到了佘杰的短信。佘杰说，自己跟公司申请了外派到印尼做项目的工作，希望本份工作能尽快把欠对方的钱还上。这不多见。大多数时候，打给佘杰的电话会在久久等待后无人接起，短信也基本不回。但催债就是这么回事，债主不能停止催促，否则借出去的钱就会杳无音讯。过去3年，发小通过定时的催促，才勉强追回了借款中的一万多元，更多时候，他只能在催促中等待。外派印尼是佘杰的谎言。年关底下，佘杰希望对方能因此感受到他有要还钱的心意，暂缓催收的急切举动。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假象。他没钱，也不想还钱。求饶往往是他装出来的嘴脸，一旦放下电话，佘杰便躺在沙发上，继续像个没事人一样，憨吃憨睡。1989年出生在上海的佘杰，目前单身。他的主业是在上海当地一家电子科技企业当销售，副业则是掮客——他喜欢做无本生意，倒卖过软件项目和建筑施工项目，也做过一阵子KTV订包厢的生意。用老上海人的话来说，他是专业打桩模子。2018年之前，佘杰有自己的公司，每个月靠着帮保险公司举办培训会议，能赚上三五万元。这个在亲朋眼中很会折腾生意的男人，实际上债务缠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他下重注赌球，亏光了所有钱。佘杰没让太多人知道，想着靠工作翻身。一开始他的欠债不超过20万元，后来因为急切想翻身，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赌球上，结果，一注注赌注没让他清空借贷，反而让欠款翻倍。除了亲友借款之外，佘杰至今还有近50万元的网贷和信用卡欠款，加起来负债70万左右。至少到现在，他没打算偿还这些欠款，而是想方设法躲避前来催收的债主或催收员，把这糟糕的局面应付过去。发小的钱，也是在那之后欠下的。2021年，面对翻倍的债务，佘杰向当时在澳洲留学的发小求救。那时候，佘杰的发小手里只有3万多元人民币，准备交房租用。佘杰没管发小租不租房的事，都要了过来，承诺两天后就还钱。事实就是，借完钱他就“消失”了。两天后见佘杰没有还钱的动静，发小拨打他的电话，发现他已经销声匿迹。事情闹大了，两人许多共同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佘杰想办法躲到了苏州，在一个不明内情的朋友家中躲避。一周后，迫于压力，佘杰主动给发小打去电话。他说谎解释，自己在出差中遭遇疫情管控，手机被工作人员收了上去，以至于没办法和发小联系。发小当然也看出佘杰在说谎，几乎每隔两天给佘杰发短信、打电话。一开始，佘杰承诺，自己可以分期还，后来趁发小没留意，分期还钱的事也不了了之了。发小继续催促，被盯烦了，佘杰躲了起来，不接电话、不作回应。还是躲不过，佘杰在电话里对发小哽咽说真的还不起：“要有钱肯定还，真的不行就算卖房也会把钱还上。”使完苦肉计，佘杰开始卖情分。他和发小说，自己几年前还用信用卡借钱，就为了帮发小买电脑，这样为他付出过的人，难道会是欠债不还的人吗。他希望发小看在过往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不要步步紧逼。因为决心避债，佘杰3万元的欠款欠了3年，如今还剩下一多半没还。催佘杰还债就像挤牙膏，迫切地催促、直到佘杰避无可避，才可能让他吐出一点点还款，稍不注意，人就溜走找不着了。有人问过佘杰，这般欠钱躲账的姿态，难道不怕发小报警或去法院提告吗？佘杰却说，自己很了解发小的性情如何，加上发小刚回国，忙着找工作，比起一万多元的欠款，佘杰相信发小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其它重要的事情上。不面对，是佘杰处理这笔欠债的方式。周旋佘杰害怕听到手机的嗡鸣声。多年来，他因欠债四处躲避，每一次手机嗡鸣，就很可能接进了一通催债的电话。发小不是佘杰唯一要躲避的债主。佘杰要应对的，还有机构债主雇佣来的大量催收员。2024年春节后，催收机构仍在想办法要回佘杰欠的钱。联系不上下决心避走的佘杰，他们把催账的信息发到了佘杰的朋友那儿。那几天，接连有朋友给佘杰发自己收到催收短信的消息询问怎么回事。佘杰逐个应付说“不是我”“乱发的”。找不到当事人，催收者就会着手瞄准负债者的社会关系。这些年，佘杰想了个损招——只要有人问，他就宣称是因为身份证被盗用。为了证明真实性，他声称已经报案，如果对方不信，他还会变出一张挂失身份证的回执。过去这些年，佘杰说了过多诸如此类的谎言，以至于在某几个瞬间，他曾产生过一个怪异的错觉——我真的没有欠钱。不愿直面债务，赖账在佘杰这已经发展成一套周旋的技巧。他会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年和各类催收公司周旋的过程。2021年年末，佘杰开始陷入债务逾期中，信用卡被停用，支付宝账户一有钱流入立刻会自动被划走还债。很快，不同网贷公司雇佣的催收员，开始用电话和短信找过来。最初的几通电话，催收员语气温和好言相劝。他们让佘杰一点点还，实在不行还能协商利息和手续费。就这么催了几个月，佘杰都以置之不理“回应”。眼见佘杰没反应，催收者再打过来，就直接报出佘杰的家庭住址和一些常用联系人。他们“威胁”着告诉佘杰，如果再不还款，就让佘杰在朋友圈里混不下去。佘杰准备好了那个身份证被盗用的谎言。靠着这招，佘杰在2022年成功骗过了很多人，甚至有些得意，在一些负债者聚集的群里分享经验。2022年9月，一家催收机构找到了佘杰的工作邮箱账号，顺着后缀中和公司英文名有关的信息，他们找到了佘杰单位的地址和电话，把催收的信函寄到了公司门口。直到公司HR找了过来，佘杰才意识到这件事。电话里，HR向他确认了好几次，有没有用公司的名义借款，还问了他具体的欠款金额。佘杰理解HR的担忧：“说到底，还是担心事情扩散，尤其是害怕员工欠款的信息发到各种客户那边，影响公司形象。”最后，HR要求佘杰写一封邮件，承诺欠款与公司无关，并且在文中注明在职时间与离职时间。这些他都照做了。那次交涉之后，佘杰主动还款一千多元，他希望借此表达自己的还款意愿，并向借款机构表示愿意定期还款，只要对方答应协商利息。这实际上是佘杰的缓兵之计。他真实的计划，是通过释放协商还款的信号，借机拖延，再换个手机号，让对方无法再借一些社会关系找到自己，再次脱逃。一开始，佘杰顺利地换了手机号码，发现还是有催收者能找到，于是，他想着借用他人的姓名办理新号。趁着过节回家看爷爷，帮老人办宽带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在营业厅，他想到在办理宽带业务的间隙，以爷爷的名义办个手机号给自己用。彼时，因为留守老人身份证被冒用的案件时有发生，按规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再三和爷俩确认，是否要为老人开通号码。不待爷爷说话，佘杰就抢先回复，为了避免被工作人员怀疑，手机的套餐也是最便宜的，只能通话，连流量也没要。办卡要签字，一次、二次，老人家用不惯电子笔，佘杰有些心急，就握着爷爷的手，在屏幕上比划着签字。这一招，短暂地帮佘杰躲避过一些催收者。催收者对佘杰的追逐，持续至今已3年有余。期间，佘杰正常的生活，也被他的躲债行为逐渐摧毁。2023年年中，度过疫情频繁封控的阶段，开始有人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联系他的母亲，告诉她，如果佘杰再不还款，就会强制拍卖他的房产。还有人上门声称是佘杰的朋友，说佘杰欠了近百万的外债。隔空催款不成，催收员走到了和佘杰面对面博弈的地步。2023年10月，一名催收员找到了佘杰家居住地的居委会，假借要送一封信函给佘杰但不知道具体地址，把佘杰欠债的事透给了居委会的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听要上法院，也没问对方身份，径直带着人来到佘杰家门口。打开门的佘杰先是吃惊，然后生起了愤怒。他清楚，催收方知道他的具体住址，跑到居委会，无非是为了让人知道身边有这么一个“老赖”的存在。在这样的一个老小区里，住的大多数人都相互熟识，有的叔叔阿姨他自小就认识。这么一闹，无非要让他在社区里“社死”。以往，邻里间上下楼都会点头致意。那天一闹，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到走道里看着。眼见着在社区里的形象都毁了，佘杰和催收吵了起来。还是那些话，“我没钱，逼我逼死了怎么办？”至少在邻居们的眼里，佘杰自小是个又乖又懂事的孩子。他的父母离异，从初中开始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邻居们相互照应，佘杰嘴甜，给他们留下的印象都很好。所以，当佘杰破口大骂的时候，邻居们讶异于他还有这么一面。一地鸡毛之后，佘杰都不记得自己到底说了什么。等人散了，他就呆呆地关上了门，从冰箱里开了一瓶可乐，回到房间的那张单人沙发上。刚一坐下，电话响起。刚才那位催收员的声音出现：“快点想办法把钱还上，不然，隔几天就来家里，你也不好过对吧。”“嗯，知道了。”佘杰记得自己挂电话的时候很平静，他像一块滚刀肉，觉得既然在街坊邻居心中的形象已经坍塌，那对方再多来几次，他也不在意了。母亲知道了这些事之后，不停地质问他，佘杰最后索性搬离了母亲的住处。如果条件允许，佘杰想要逃离上海，到外地隐姓埋名来逃脱债务。之前做会务服务时，他对东南亚很熟悉，那里物价低，适合生活。只是，出国也需要钱，算来算去，佘杰最终还是放弃了。欠款的利息在增多、催收员变着花样来骚扰他，佘杰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攻防战中没有任何胜算。拒绝面对佘杰并非个案。河南的乔麓也陷入了催收攻防战。乔麓从小偏科，上了中专后到了江苏做厨师。因为过度消费，他背上12万左右的欠款。乔麓不愿直面这笔债务，从江苏躲到了大连，又从大连折返来到天津。2019年末，那时候的催收并不规范，乔麓的债权被不断转卖，最后引得了几位催收员上门。乔麓和他们发生了一些口角，四个人动了手，事情还闹到了警局。乔麓说，正是那次暴力催收后，他就再没有想过还钱。和催收者周旋时，即使说着希望对方帮忙宽限还款时间的话，也是为了暂时躲避还款。2020年8月前后，国家对于各类借贷，尤其是网贷高额的利息出台了整治政策。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从原来的24%-36%，调整为15.4%。在那前后，乔麓加入了一些负债者的群。欠债的年轻人，大致可以分为努力求上岸的，和下决心逃债的。2021年3月前后，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被称为“上岸”的活动，“上岸”指的是还清债务，这股风潮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人的加入，许多人也开始在网上分享他们在过度消费和借贷方面的经历及悔恨。他们都希望，一切能重来该多好。在微博和小红书上，不少负债者发出自己剪碎的信用卡的图片以及注销花呗、借呗的截图。一些人介绍他们的上岸经验，包括通过减少日常开支和避免不必要的购物来努力还清债务。群里，负债者们每天的日常便是分享自己如何应对催收。大部分人在讨论如何面对债务，以及怎样找到合适的零工，打工还钱。但是，不愿面对债务，下决心逃债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不行就人间消失，找个地方躲起来。还有不少负债者寄希望于自己的借贷凭空消失。他们以政策为指针，觉得自己借的网贷利息过高，属于非法借贷，以此要求网贷公司取消利息。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平台会因为政策而被查封，他们觉得，只要平台一关，欠下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乔麓就是这么想的。在负债消失之前，他打算先找份工作躲避，就在群里开了口，问哪里有好赚钱的路子——这也是群里时常发生的对话。很快有人发了一个所谓的催收的客服岗位，薪资6千，有周末。乔麓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催收员。作为一名决心逃债的人，乔麓当催收员有着天然优势。他熟悉大多数负债者的心理。催收时，乔麓总结过一个逻辑，超过30岁以上的负债者，如果是单身，既然选择了躲债，那么还款的概率不高，他会放弃。但如果对方30岁已婚，他会想尽办法要到家人的联系方式。乔麓说，这样的人，家里多少是有钱的，只要不遗余力地打电话，发信函，一定能够要到欠款。况且，在当下的就业环境下，一旦欠款的事情闹大，影响了工作，得不偿失。2022年至今，乔麓的身份一分为二。他是在电话里语气强硬的催收员，也是在上班过程中躲到厕所里接催收电话，假意哀求拖延还款的负债者。无法重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司长郭武平曾在202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金融科技公司对借款人过度授信，使得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深陷债务陷阱。同年8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公开表示，网贷平台“还有借出的8000多亿元没有回收”。与之相伴的是，不少金融机构打着“自由自在消费”的口号吸引着人们超前消费，比如“热爱的不能省”。在超前消费的引诱下，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加入网贷，无力偿还。他们中有很多人，原本是承载着父母的骄傲和希望、走出县城的“明日之星”，但现在，那之后走上了朋友厌弃、辍学出走、打工还债的负债迷途。佘杰的命运被负债所改变了。对于债务一逃了之，过去三年，这不仅没帮佘杰重新偷得一副好日子，反而帮助他摧毁了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他借网贷的时候，曾同意过第三方查看通讯录的授权确认码。朋友们不管知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机会因为收到催收信息猜到他的秘密。更大的代价在后面，佘杰曾在负债者的群里诉苦，“催收弄得我工作都难保。我都打算慢慢还了，现在脸都丢尽了。”他的诉苦里，也掺着掩耳盗铃式的自我美化。佘杰的母亲也顶不住这种压力。2024年年初，佘杰的母亲不愿承受邻里异样的目光，也为了阻止儿子的人生毁灭的进程，她召集了几位亲友想办法。在聚会现场，她提出自己做担保，让佘杰向亲戚借现金：“不然他的下半辈子就毁了，不能做人，连出门坐火车都困难。”佘杰本不愿意借钱还债，那一趟，更多是母亲在尝试解决她所面对的压力。最后，由母亲出面协调，家里人联合帮佘杰还了40多万元网贷。至于信用卡，他还得自己解决。2024年2月9日，除夕当天上午，佘杰给最要好的朋友发去了一句新年快乐，原想着能够约出来一个吃个夜宵，结果等到了中午，对方才回了个表情包，婉拒了他的邀约。4年之前，俩人几乎一有空就聚头，周末更是粘在一起。一切都不一样了。那天，佘杰一个人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后，他散步到闵行百联附近的高架桥。与平日里繁华的上海不同，从高架桥向下看，车稀稀落落的，地铁站边的店铺不少都拉上了卷帘门。桥上，佘杰遇到了一个流浪汉，他看着佘杰，寄希望于他能慷慨解囊，嘴里冒出一句：新年快乐。而后送上了一个支付宝的收款码。佘杰躲开了。一来，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快乐的。再则，收款码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境况，他的支付宝因为欠款逾期，已被停用很久了。佘杰不是没后悔过。他曾在欠款尚未到达顶点时尝试过刹车，但最后还是跳进了那个无法回头的漩涡里。佘杰说，那个圈子就是那样，大家都在赌一个红利的到来，有些人运气好等到了，而自己则是运气不好。他还是用赌球的逻辑来解释，“有人在那个阶段发了财。”2022年的世界杯，如果不是佘杰已经负债累累，他说自己还是会忍不住赌一把。佘杰多少美化了自己，他提出的理由是，路已经不能回头，那就尽力博一把。“你看过繁花没有，宝总就是这样的人。”*

“没感觉。”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监狱的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砖头和面具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歿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玩偶的阴影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中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一周给五六十块，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下坠抛物线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5年半的刑期。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2011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的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图

"人到中年，女性面对许多有关家庭身份的凝视。她们的白发被外部世界认为是为家庭操劳的象征。而追求外貌上的美丽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不本分的行为。刚刚步入中年，母亲过早地生出了一头银发。这被家人认为是为家庭付出的证明。然而，母亲把这些夸赞视为赞赏和枷锁，在44岁这年，决心折腾这些白发，摆脱所谓的认可，追逐心中真正想要的美丽。她花钱想把白发养成黑色，为此不惜一个人和所有的家庭成员对峙，也结交了许多跟自己处于相似处境的中年女性。“一天天琢磨那个‘白转黑’，”我刚回家，就撞上我爸叹着气从房里出来，“涂个什么东西在头上就能把白头发变成黑的？能信嘛！”看起来，我爸和我妈又生了口角。看见我，他让我去劝我妈，语重心长地：“我跟她说了她不听，非要去。你去跟她说。”2021年的夏天，我妈在邻居的撺掇下，再一次跟她头上的白发“宣战”。她在距离我们家10多分钟电动车车程外的一家商场，买了几个“白转黑”疗程。据店主说，只需要使用他们特殊的洗护药水配合按摩，几个疗程后，就能把我妈发丛里掺杂的白发重新转化为茁壮乌黑的黑发。这件事花费巨大，数千元，我爸不理解这笔消费，也不相信所谓“白转黑”是真的。于是，一心求黑发的我妈和质疑方我爸发生了口角。我回家时，正好就撞上了他们刚吵完一架的场面。我见怪不怪地接下了父亲的“任务”，往他们房间里走去。我的父母关系向来不算融洽，我妈急性子，和我爸吵起来总是追着自己在意的事一问再问，我爸则往往采用冷暴力回应。因此，他们一旦意见不合，总会在我妈一再追问下爆发争吵。作为他们的大女儿，我往往会被他们中的一个人委派去说服对方、处理纠纷。我推开房门，我妈正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刷短视频。她正在看一则情感专家大谈女人结婚后被限制很多自由的视频。声音开得很大，填满了房间，我妈看得很认真，没注意我进房来了，手机屏幕发出的光打在她脸上，嵌进她紧锁的眉头。那是2021年的夏天，疫情还在外部世界纠缠，大家很少出门，更多时间都主动或被动地在家中待着。那段时间，我妈爱上了在做家务时外放抖音和播客节目，浏览得最多的，是一些涉及男性在家中当甩手掌柜角色、劝解女性审慎选择结婚对象的内容。我们家一百多平方米大的屋子，妈妈在客厅外放这些节目，穿透门板，卧房里的我爸愿意的话，也能听得一清二楚。我和妹妹都确定，我妈是故意的。我们不确定的，是不知道我爸何时会再也无法忍受，和我妈爆发争吵。在这种等待我爸爆发的未知中，我和妹妹惴惴不安。我总会让妹妹借口她要上网课，让妈妈关掉播客，希望能暂停父亲情绪积累的进程，换取眼下的安稳。见我妹来劝，我妈偶尔会抱怨两句，说些我们连播客都不让她听之类的话，但每次都还是默默地关掉了她的播客。我知道，我妈虽然性格急，但没什么主见，一旦我们态度强硬地要求她做点什么时，她最终都会改变想法，顺从我们。我妈还在看短视频，并没有发现我。我只能直截了当地开口问她：“‘白转黑’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想来，多年来受我爸的影响，我那时候已经潜移默化地被暗示并认定：我妈容易被骗。我妈有些惊讶地放下手机，神情警觉起来：“他这么快就和你告状了？”听说我跟我爸一样，对于所谓的“白转黑”表示怀疑，我妈立刻从床上坐正了，认真地跟我解释何为“白转黑”。“就是先拔掉你一部分的白头发，然后涂她们卖的这个产品，再给你按摩，用专门的梳子敲头皮的穴位促进吸收，”

"公司面临危机需控制成本，人也被作为可节约的资产衡量。在“优化”人力资源之际，本该领赔偿离开的刘召，得到一个被公司调派到偏远地方，免遭裁员的机会。被房贷困住的他，决定扯住公司递过来的稻草。远赴江西偏远小镇的地产项目，保住自己的工作。选择流放替代被割弃，本以为就能制止工作失控的刘召，在小镇经历了跌宕的一年。流放春节后，公司准备裁员的消息在这家地产公司传遍。市场营销策划部门的刘召和同事们，心照不宣地等待着公司宣布裁员名单。也有人打算提前做些准备，已经开始在上班期间打开招聘软件投递简历，希望能在被“优化”后，无缝衔接到新公司和岗位上去。刘召也在投简历。他27岁了，同龄人中算发展得不错的那类，已经置办了属于自己的房产。但也因此，他每个月有一万多房贷要还，是同事里最不愿失业的那个人。2023年3月初，人事开始陆续喊人到办公室约谈。“该来的还是来了。”刘召心想。只不过和大家一开始设想的不同，公司没有张贴或在网上宣布裁员名单，连正式的裁员通知都没有。刘召暗自觉得这能理解：这种事不光彩，没必要搞得那么正式，传出去不好听。很快刘召也被叫进了人事的办公室。他和人事面对面坐着，听对方说。一开始人事讲了一些公司近来面临的状况，无非是些大环境不好、公司压力大之类的话。这些，即使人事不说，刘召和同事也能感受到——他们所在的地产行业，已不如他们当初入行时那么繁盛。刚毕业时，刘召赶上了地产行业的好时候。2019年，他从某中部城市一所211大学的地质工程专业毕业，毕业后去应聘广州某知名地产集团的管培生。集团为去面试的毕业生提供住宿和餐食，并报销车票，招待这些毕业的学生们用的还是茅台酒。那时的行业算得上一个“如火如荼”。在一次会议上，刘召还看到当时意气风发的许姓企业家。在刘召印象中，那会儿身边没什么人去考公，更多人争着去地产公司谋职，因为那里的收入普遍比较高。他当时顺利通过了面试，但因为公司分配他到另一个项目，他不愿意接受，最后还是放弃入职那个大集团，选择了上海的一家地产公司。在上海工作前两年，刘召每月工资就有两万多。2021年，他攒够了30万，再加上父母贴补的30万，他花60万首付在苏州贷款买了一套房子。那时，他对未来薪酬的预期尚乐观，背上每月一万多元的房贷不在话下。如今，很多同事也都能感受到，行业不如从前。公司好几个月售房量都是个位数，现金流压力大，还背负了一些债务。行业的冷算是要落到每位员工身上了。出乎刘召意料，谈话的最后，人事给了刘召两个选择。第一个，他拿着“n+1”的赔偿走人。第二个，他可以接受公司调派，到江西一个小镇上的地产项目工作，这约等于被“流放”。刘召没想到还有第二个不用走人的选择，因为每月要还一万多元房贷，他没办法失去收入。和人事谈完后，刘召投了几天简历，如往常一样石沉大海。为了保证房贷不断供，他决定服从公司的调派。在公司附近，刘召和同事们吃了顿散伙饭。营销部门一共12名员工，公司裁掉了5个人，他们都拿了赔偿走人，还有一个刘召，没有留在办公室，也没有走人。他服从调配，准备收拾行李到千里之外工作。刘召一想到要到陌生荒僻的小镇，就觉得慌乱无措，这又是不得已的选择。有同事劝刘召先别想这么多，现在经济环境不好，有个工作就先干着。还有同事对他此行表示担忧：“一旦去乡镇工作一段时间，履历会变得不好看，再想回上海就难了。”他嘱咐刘召，乡镇上的工作节奏和效率肯定不如上海，可以先在那里呆着，同时一定要继续找上海的工作，不能停止留意新机会。刘召觉得很有道理，暗自听了进去。图

"前一天还在熬夜奋斗，第二天身体突然就碎了。很多年轻人没有想到，自己一夜之间从身强力壮变为“脆皮”青年。2023年9月，郑州一家医院急诊科接诊了1700多名18-25岁的年轻人，症状包括但不限于外伤、腹痛和胸闷。年轻人一碰就坏的状态，已经引发了他们自己的关注。年轻人的身体到底能有多差。答案可能是，没有下限。上周末，我们征集了脆皮年轻人的故事，发现年轻人的病例里写满了五花八门的疑难杂症。生活的压力、学业与工作的焦虑，不断攻破脆皮年轻人的健康屏障，他们被迫消化着频发的意外症状带来的改变，以及疾病留下的短兵残垣。突然就碎了我是田径运动员，专项是跳远。高中时我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但到了高二，暑假的一场急病，彻底击溃了我的身体防线。起初我发现脚背上长了个包，像蚊子咬过一样，很痒，周围红红的。起初我没在意，但它很多天都没消，有一天红点周边还开始泛出一圈又一圈的水泡，像疱疹一样，隔天这些疙瘩就布满了我整个脚背，我的四肢末端也爆发出一样的疱疹群。觉得不对劲，我去看医生。医生初步诊断为湿疹，开了些药让我回去内服、外敷。治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了。皮肤各处像不同皮肤病的展示园，这一片是急性湿疹的样子，那一片是银屑症的症状。我的手臂没有了柔软的皮层，取而代之的是“变异”了的硬壳。最严重的时候，可以说除了面部和胸口，身上已经没有完好无损的皮肤。有一天，我敷好了药，浑身缠满绷带，躺在爷爷房间那个吱呀作响的木床上，整个房间只亮着床头一盏昏暗的旧灯。爷爷默默走进来，什么都没说坐在床边握住我的手，之后是奶奶、大姑和我妈。我忍不住哭，心里又觉得好笑，自己才18岁却领先一众中老年提前几十年感受到了垂暮的感觉。就这样治了一年，我的情况才稍微稳定了下来。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如今，湿疹像是我的情绪探测仪，只要精神压力大就会复发。有时候身体抵抗力不太好，会小面积复发，吃点药就能好。最严重的时候，比如我大二那年学习压力大，也曾全身严重地复发过一次。

"马航MH370失联距今10年了。2014年3月8日，这座巨型客机在深夜骤然消失，机上227名乘客里包括了154名中国人。10年里，失联者的家属们饱含希冀地等待、寻找又绝望，苦海翻滚，有人挣钱养家、结婚生子，有人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失去子女的父母们是家属中最为特殊的一批人。目前已有3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绝大多数父母们停留在了飞机消失的那刻，他们维持着孩子还在时的生活原貌，往返于追查真相和心理门诊之间，在一个个春天里老去。习惯动作栗二有不再和榛子树说话了，只遥遥地望向它们。一条公路隔断了他耕种了几十年的田地，肃冬，残存的土地一片荒芜，只在角落、侧坡上冒出六棵枝桠杂乱的榛子树。九年前，他像养孩子一样细心种养了100多棵榛子树，日夜向这些树苗诉说自己对儿子的想念。村里其他人都只种小麦和玉米，他们好奇地问栗二有为什么种榛子树，栗二有告诉他们：等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儿子就会回家。听到这个带有奇幻色彩的希望，

"煤矿产业逐渐缩小的当下，与矿工群体息息相关的尘肺病并没有消失的趋势。尘肺病盯上了在城市打工、正当壮年的90后。它埋伏在一系列新工种中，酝酿新一代青壮年工人的剧痛。这些年轻的90后工人，很多人没有下过矿，也没有太多途径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虽然远离矿洞，却面临严重的尘肺病侵蚀。90后，连接尘肺2013年，陈明入行台面切割的第三年，他结婚了。结婚这天，一家人留下了一张合影。合影中，父母亲坐在第一排，新娘子站在第二排中间，陈明、陈亮分别在她的左右。陈明的领带，新娘子、母亲的衣服都是喜庆的大红色。陈明幸福地笑着，露出一排牙齿，陈亮笑得略显含蓄。那时，这个家充满了希望与动力。老一辈身体健康，两个年轻人有手艺、有收入，也有对更好的生活的期盼。陈明1991年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县城，他上学的时候，书桌得自己买。他的成绩不好，也不想读书。初三毕业，他和父亲一起坐着摩托车把书桌从学校运了回来。陈亮是陈明的弟弟，1994年出生。陈亮刚上初一没多久就决定辍学。那天，他把书桌扔在学校，直接回家了。对于陈家兄弟这样家庭条件的农村孩子来说，读书不是唯一解，甚至不是最优解。他们的父母往往务农或从事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不稳定，能为他们提供的帮助仅是自己的生活经验，将孩子们领上一条与上一辈相似的道路。两兄弟辍学后，都经家里人介绍学手艺，学不下来，又到外地进厂打工，最后分别辞职回家。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决定把儿子们一起带到外地去做台面安装。那时候，台面安装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尚算富足的收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全面推行住宅商品化、取消福利分房，中国人开始购买住宅，装修的需求也随之急速增长。不到20年，家装行业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台面安装工人，便是这一新兴的硕大“金矿”中，觅得收入的普通劳动者。2006年左右，陈家兄弟的父亲经由亲戚介绍入行做台面安装工人，后来自己组起了装修队。“我们这边都是亲戚带亲戚，一个带一个。”陈明说，“会互相告诉，哪个县能做，谁去哪个县。”由父母帮带，算是一条便捷的生存之路，加上陈明听说这一行“来钱快”，在国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级别的年代，陈明发现做台面装修，“一个月最少也有个一万多”，于是，他跟随父母到山西做台面安装。弟弟陈亮不愿跟父母一起工作，跟随同乡南下广东，同样从事台面安装。村里的矮房几十年如一日，但在县城、城市里，崭新、高大的楼房正在拔地而起，它们承载着人们对新房、新生活的向往。在山西，陈明和父亲两人一组，如同流浪的鸟儿一般，游走在各处新房之间，今天在这家的檐下停留，明天又去往下一家。台面安装的基本流程中，切板、挖孔、磨边、打磨抛光环节都会产生大量粉尘。平日里干活，陈明大多时候都戴着口罩：“还是挺好的那种口罩，一两百块一个。”

"这个春节，比春晚更火的或许只有掼蛋。过去一年被戏称为掼蛋元年。大佬带头下场，中产苦练牌技。作为不靠彩头依然能火起来的纸牌游戏，掼蛋凭借对于牌局上人与人关系更深的挖掘与整合，拳打传统麻将桌游，脚踢高尔夫会所，暗合失速时代的休闲与人心需求。滥觞掼蛋在2023年滥觞，演员沈腾可算是第一位推广大使。兔年春晚，沈腾饰演小品《坑》里的“躺平干部”要盘点自己为人民群众做的实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不得不向下属“借事儿”来补亏空。临了，借完政绩他还不忘叮嘱下属：“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儿整理一下，发咱们掼蛋群里。”当时，这个精心设计的包袱并没有“响”，天南地北的观众大部分都在疑惑这“掼蛋”是个啥，迟疑的间隙，戏剧的讽刺效果就没能出来。春晚过后，刚解封不久的人民群众卯足了劲儿投入到经济复苏过程，整个上半年，一切看上去都欣欣然。春晚上一个烂尾的梗，迅速被时间抛诸脑后。然而进入下半年，掼蛋却突然以一种秋风扫落叶的阵势席卷全国，斩俘人心。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平头百姓，从小区公园到深夜的棋牌室，到处都能看到打掼蛋的人。网络上流传着各种掼蛋的技巧，甚至还有专门的培训课程售卖。有好事者统计，仅在江苏和安徽两省就有超过2000万人经常参加各类掼蛋活动，而在全国，掼蛋爱好者已超过1.4亿。在许多地方，掼蛋正演变为一种餐前的必要仪式。饭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也就是说，宴请上菜前必须先打几局牌，否则整顿饭都显得没滋没味。提前两个小时到场，已经成为与会者心照不宣的事体。有时打得上头，宴席要延迟，甚至，为了掼局不吃的也有。作为城市的繁华担当，挤满了帅哥靓女的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新天地，首当其冲地被“掼蛋大军”攻陷。咖啡店、棋牌室、酒吧内外，甚至是露天石桌，都堆满了职场白领们苦练掼蛋的身影。高尔夫球场不去了，通宵达旦的德扑也散了场，如今的掼蛋已然取代前者，成为风靡中产的社交宠儿。啪啪甩牌声中，原本尊贵时尚的市中心，一时升腾起市井烟火气息。火车高铁一等座，沦为掼蛋的道场。《掼蛋心法》作者余阳明在一辆回程高铁上，偶遇了四位乘客，他们凑在一张小小的桌板前，旁若无人地打起了掼蛋。此情此景，颇有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超然感。图

"中国家庭中，往往由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热衷做家务的男性，则会在日常生活中被戏称为“家庭妇男”。“妇”字作为“男”的前缀，暗含女性才能和家庭绑定的偏见。这个春节，一群男性决心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框架，成为家中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承认不同性别在社会上处境和待遇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站在女性所处位置，承担往常被固定为她们的家庭分工。这些想要改变自身的男性，以家务作为最小单位的性别平等实践，要求自己不再回避劳作。他们站在传统男性气质的对立面，试图超越性别经验的局限，用行动消弭隔阂，建立共情。不回避家务，男人的第一个繁忙春节用一把剪刀将泡发的海参从腹部剪开，到距离顶部0.5cm处停下，再用手指掏出沙嘴处的污泥，注意尽量去掉里面的石灰味。正在读土木工程研究生的吴骏泓，依照网上的指示图，在厨房细致处理每一颗海参。这一步骤需要非常小心，如果沙嘴被不慎弄破，泥沙就会溢出，使整个海参变得牙碜，毁了这道团年饭上的主角。大年初二，吴骏泓耗费了两天心力，终于把海参煲端上餐桌，却觉得满心懊恼。前一天晚上睡前，他和父母说好今天的饭菜仍由他主导。上午收拾完房间后，他本打算睡个午觉，下午四点前起床将海参煮好，没成想一觉醒来已是晚上六点。当他惺忪走向厨房，爸妈已经开始清洗蔬菜，原本该他处理的萝卜糕也已摆盘切好，前来聚餐的外公外婆早已在客厅等候。往年春节家庭聚餐，如果不外出吃年夜饭，都由吴骏泓的母亲主厨，吴骏泓只是和父亲一起打打下手。这个春节来临前，他决心改变这种境地。先从要求自己开始：要主动参与家务，还得是家中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他要求自己，如果要做饭，就不能只做饭，还要承担饭后所有的洗碗、清洁厨房和餐桌的工作。挫败感在心中蔓生开来。第一个由吴骏泓主理家务的春节，最终还是由母亲和父亲在他午睡时包揽了部分工作。醒来时，吴骏泓意识到，已经赶不上往常的饭点了。他急忙将提前泡发的海参、鱿鱼、瑶柱放进砂锅，之后按计划用大火煮十五分钟，而后转小火焖一个多小时……六个菜做好，海鲜、鸡肉、羊肚菌混合的香气飘溢满屋时，已是晚上八点半，比前几天晚了两个半小时才开餐。这都是因为自己足足睡过了两个小时——想到这，吴骏泓心中的挫败发展为对自己的恼怒。图

"20岁的明月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体会过完整的母爱。5岁时父母离异，她被带离生母身旁。继母紧接着填补了母爱的空缺，可偶然得知了她的第三者身份，明月又陷入矛盾与挣扎中。拼凑母爱在我的小学阶段，如果想到母亲这个角色，我最先想到的，一定是继母。5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妈妈。那一天，爸爸接我离开了我们一家住了5年的房子。因为父母离婚，我被安排离开妈妈，跟着爸爸生活。他们离婚前最后一次争吵我在场，我的爸爸摔门离开了家，妈妈留在家中哭泣。我用手抹去妈妈脸上的眼泪，因为太小，我没办法弄清他们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能隐约感知，爸爸伤害了妈妈。几个月后，他们就离婚分居了。爸爸的车子载着我，驶离有妈妈的家。我们一家三口以前住在市中心，爸爸的车一直往郊区开，一路上，我还以为是要去老家找爷爷奶奶暂住。不过，爸爸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住所，他打开门，一位年轻的阿姨把我们迎进了门。我见过她。父母离婚后不久，有一次爸爸把我带去他经营的台球厅，那天她也在，和爸爸开玩笑地打闹，还带我去买了零食。那时候，我没有读懂她和父亲之间的暧昧，只是按照爸爸的指示喊她阿姨，拘谨得很。再次见面，她已经成为父亲新家的女主人。全新的房子，充斥着陌生的味道，我就这样像一株被剪下的枝丫，横空嫁接到了新的家庭中生活。到新家的第一天晚上，我第一次睡觉的时候身旁没有母亲的体温。爸爸陪我一起睡，给了我一些安全感。爸爸带我走的时候，没有带走我的洋娃娃们，它们都留在了以前的家里。往后大多数时候，和我一起睡的是阿姨买的陌生的玩偶，我只能缩成一团裹紧被子，让自己感觉到些许安全感。妈妈不久后也离开了我们生活的城市。搬到新家没多久，妈妈给我打了电话。她告诉我，她要出去赚钱，嘱咐我跟着爸爸要好好地。我答应了。可到了晚上，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她。5岁的小孩没办法做大人们的主，我什么都做不了，情绪崩溃的时候，就只能偷偷躲在被窝里哭。在“母爱空窗期”出现时，阿姨适时出现填补空缺。她全盘接手了照料我的任务。她做得很好，一开始，阿姨不了解我的喜好，给我买东西总会频繁询问我的意见。而我不好意思直接收下她的馈赠，往往要看爸爸的反应，他让我拿着，我才会跟阿姨道谢后接过来。有时候，周末爸爸带我出去玩，邀请阿姨的时候，她总是推辞不去，给我和爸爸留出单独相处的空间。在新组建的家庭，我和阿姨生疏地扮演着家人的角色。日常的点滴消融着我对她的防备。她像往常母亲做的那样，准备一日三餐，给我编辫子，买许多好看的衣服，辅导我做作业，用相机记录我的成长。在我最需要母亲陪伴的时候，她填补了这个空缺。相处时间久了，我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和付出，开始依赖她，她对我也不再只是客气和讨好。渐渐地，她适应了新身份。有一回她给我辅导作业，讲数学题。我没听懂，但她询问时，我怕问太多遍挂不住面儿，还是跟她说听懂了。等她走了，我把习题答案放在抽屉里，偷偷抄答案。结果，她突然进来，问我在干嘛。我不好意思说话，她也没多说，直接就把答案撕了。这样的姿态，与母亲无异。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接受了这样一家三口的配置。周末，我们开始三个人出行。爸爸开车带着我们去逛商场，我和阿姨并肩走在前面，他就跟在我们身后。这样的氛围，让我重新有了家的感觉。图

"2017年，在半工半读的9年备考后，28岁的李城以央美保安的身份考上央美。李城是80后，在很多同龄中国人的朴素观念中，考大学是改变命运和阶层的关键阀门，这也是激励李城奋斗的信念。成功从保安考上央美后，李城被媒体报道为“励志保安哥”，成为主流宣传中的励志范本。时至今日，在互联网流行的故事版本中，鱼跃龙门的成功学叙事仍是主要基调，少有人继续追问，考上央美后的李城境遇如何。如今，李城仍尚未跨越阶层。2021年，在画了一幅“老师看见都想绕着走”的毕业作品后，他从央美毕业。失去最后一份美术老师的工作后，李城为自己改名“央美流浪哥”，开着改装电动车在旅途中流浪。考上央美那年，李城在媒体采访中说过一些励志语录，“有梦想，努力就会成真。”“我拼命，我怕谁！”他说自己还想继续求学，“读个博士，在大学当老师”，“要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傲”。进入校门后，李城才看见“考学改命”论的另一面：“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承诺，似乎仅能在高考前兑现。临近毕业，李城在电视节目《黄金100秒》上挑战画自己的电动车。落笔前，他踌躇满志地喊出节目口号，却因难改的乡音创造出一个插曲。“是金子，总会花光！”话音落地，全场大笑。口误让这句励志语录变了意思。最后李城的画和观众预想中有差距，挑战因反对票太多提前终止。一位主持认为，再给些时间，李城也能画好，另一位主持却直言，结果在他落笔时就注定不会改变，“一下笔观众就能看出来。”这场节目为李城的人生埋下两个伏笔。不久后，他花光了钱，欠下了债。他入学时所见的自己与同学的差距，最终也没能通过个人努力弥补。四年一梦，梦醒后他才发现，金榜题名时所听见的锣鼓喧天，并不意味着一段飞跃人生的开端。考学改命的时代过去了吗？如今的李城还在摸索。他很少再画画，回归了原来阶层所属的世界，在旅途中拍摄与自己境况相似的人，同时希冀通过网络再次抓住机遇，改变命运。考大学是我的信仰最近，我把我的旅行自媒体账号名从“城远行”改成“央美流浪哥”。粉丝们这才知道，我曾在北京读过大学。2017年，在9年半工半读的生活后，我集中备考3个月，最终以全国第8名的成绩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由于我在央美当过保安，许多媒体就来采访我，电视台也邀我去上综艺节目。我从此有了“励志保安哥”的名称。图

"当云南人开始打跳，快乐就无比简单易得。人们欢聚一起，在村落宴会上，有“抽不完的烟、喝不完的酒、跳不完的舞”。一道道令人垂涎的美食过后，云南人还会在宴席后围成一圈，打跳起来，彻夜狂欢。人们跟着音乐晃动起身体，快乐藏不住。围绕一张长桌，几十个村民迈着同样的舞步，向前走几步，再原地转几圈，躯干跟随音乐律动，双臂举在胸前，姿态各异。舞动的队伍里，穿着polo衫、夹着烟的中年男人，全身的关节像打了油一样滑溜，扭动着腰胯抬腿蹦跳。身形臃肿驼背老太，胳膊小幅晃动，跟在队尾也跳了快有十圈。原地转圈的那一刻，矮胖的身子骤然变得轻盈。步履轻快的中年女人，向着天空伸出的手臂像枝条般舒展，腰间别着的钥匙串撒欢一样甩动。好像那串钥匙都跟着变得快乐。这是在云南随处可见的“打跳”。舞动中的人群像是被赋予魔力，只是跟着音乐简单地晃动身体，就能够快乐起来。图

"电影《飞驰人生2》豆瓣开分8.2，打破韩寒所有电影里最高评分记录。这一次，主题依然事关梦想和逆袭。韩寒少年成名，人生一路飞驰而上。如今他人至中年，依然执着于讲述背负梦想的故事，主人公也从年少时书中的少年，换成了现实生活中往往疲倦且难知天命的中年人。执着于飞驰的韩寒，理想的标地究竟在何处。又或者如一些影迷评价那般，韩寒更执着的是在舒适的母题里往深处探寻。总在飞驰的韩寒破败的汽修厂门前，昔日赛车冠军张驰如今沦为胡子拉碴的驾校教练，凭借仅剩的名声招收学员，勉强度日。他坐在副驾上指挥一位学员倒车：“倒，倒，倒……”后轮已经倒进坑里，他带着反问语气说：“还倒？”学员会错了他的意思，继续倒，翻了车。在“名师”张弛的教导下，这名学员在科目二上已经卡了两年多。师徒二人的命运重叠，自从五年前那场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过后，赛车冠军张驰的名声尽毁，人生卡住停滞不前。即便是开汽修厂，当驾校教练，生存问题依然考验着他和另外两名老朋友。这一次，导演韩寒试图讲述一个英雄迟暮的故事。剧情沿袭以往的韩寒式幽默，张驰自己都无法掌控人生方向，却在教别人如何打方向盘。假如生活没有转机，这帮曾经辉煌过的中年男人，只能这么低能耗地过完下半生。若拍中年失意的电影，不能只拍失意。电影毕竟要有戏剧性，泼天的富贵很快降临到他们头上。一个生产老头乐车的工厂面临经营困难，厂长想要组建一支车队参加比赛，通过参加比赛获得积分帮助工厂度过难关。组建车队的任务交到昔日冠军张驰的手上，他因此获得几百万投资，厂长的儿子还带资加入车队。原本已经放弃赛车梦想的几个人，因此重新燃起赛车的信念。电影的情节设定，看上去与2019年春节上映的《飞驰人生1》没有很大差异。第一部中，张驰为了解决儿子的户口和上学问题，参加非法赛车，被禁赛五年，沦落到去大排档卖炒饭。“飞驰”系列的第二部电影里，他没有忘记自己对赛车的热爱，年近40的他决定重返车坛，挑战年轻一代的赛车天才林臻东。时隔五年，韩寒讲述了另一个同样的中年男人落魄的故事，他们不甘命运，all

"负债者的年关是最难的。因激进消费或投资失利，催生出的负债群体扩大，他们正努力寻求方法，摆脱负债的重压。王易是一名“债务规划师”，通过帮助难以偿还债务的年轻人制定还债计划尽可能脱债，来赚取酬劳。在工作的过程中，他看到一些年轻人轻易就陷入债务泥淖，辗转腾挪，而还债远比想象中更难。躲债人，年关难过临近2024年新年，一天，仁博打开家门，看到摊在地上的几封信件，叹了口气。他没勇气打开，之前的经验告诉他，类似的信件中会注明他欠款的金额。5万、10万、20万，每个数字都扎在他心里。他无能为力，也还不上。仁博最初的欠款是一笔10万元的网贷。2021年，他辞工筹备自己的街舞培训班，借了10万元凑足了启动资金。不曾想，第一轮招生结束之后，他培训班的生意跌入谷底。最差的时候，他不仅还不上网贷，连房租都要支另外的信用卡垫上。培训班开了不到一年，2022年，他拉上培训班的卷帘门宣布创业失败。之后，他开始“打游击”，游走于不同的街舞机构当兼职老师偿还借贷。可惜杯水车薪，半年后，他的欠款累计近20万元。眼见着辛苦的劳作也填不上窟窿，他决定放弃还款。之后，他成了躲债人，躲催收的电话，躲银行、金融机构给他寄的信函。有时候，催收会将短信发到他朋友的手机上。有好几次，朋友发消息质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能慌忙否认：“肯定发错了，你们别管，搞不好是诈骗的。”朋友们不知道，仁博已经成了一名赖账者。大学生群体中，也不乏试图躲债的人。2023年10月，一位中部地区的大学生为买一台苹果牌电脑借了网贷。每月不到千元的分期，他数月后没能还上，开始逾期。原本，他想着“反正电脑已经在自己手里，总不能收回去”，没想到，他很快就接到了催款电话。最开始是害怕，后来是躲，不到半年时间，他彻底“摆烂”，不去想这笔欠账。直到2024年新年，一则欠款的信息发到了他的朋友手机上——他的通讯录早被掌握，催债者开始给他身边的人打电话。大学生才意识到，想要躲掉债务没有那么简单。为了摆脱这些麻烦，他找到债务规划师帮忙规划这笔欠账如何偿还。债务规划师王易叹着气接了这单活，赚了200块钱。借款是如此简单。王易在不少地方见到的借款信息。它们会像牛皮癣一般出现在公共厕所、宿舍楼道，以及每个人的手机app中。只需轻点一下，10分钟内，几万的现金数字就会出现在自己的银行卡里，对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及时还款，没有那么严格的考量程序。摸到饵，就能找到王易。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王易设置了一条标价9.9元的商品链接，商品描述就四个字：债务咨询。现实中王易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在互联网上，他是一名债务规划师，通过帮负债者分析负债情况、制定负债计划获取酬劳。顺着网络线头找到王易的负债者们各显其态。他们有陷入消费漩涡和投资失败的年轻人，也有在竞争之下被挤出商业洪流的失业中年人。图

"钱财，是亲密关系中敏感的话题。有人认为爱情纯粹，谈钱是在亵渎爱情。但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浪漫化的爱情想象往往无法在现实中幸存。恋爱关系中互赠礼物、分摊约会开支，婚后分担家庭开销，正式面对双方消费、储蓄和理财等金钱观念的异同。因为现实生活里经营着爱情，再理想化的爱侣也无法抛却和金钱有关的行为独谈爱情。在很多人的生活经验中，钱财在一段感情中充当着物质基础的作用，流行的爱情观念中，也不乏将钱财付出说做是衡量感情的其中一把标尺的。为金钱拌嘴，是很多爱侣必须直面的一块爱情磨刀石。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伴侣及时沟通协同，修补破损的信任，有的争执却把两个人推得更远。谈钱，爱情的磨刀石以700块钱作为导火索，我和丈夫冷战了小半年。婚后，我和丈夫互相财务独立。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2022年年底，因为公司的图书报销款和帮他付的交通违章罚款，他欠了我700块。我在一个下班路上提醒了他，等红灯的时候，他给我转了700块。但是，开过一段路后，他开始跟我翻白眼，一副对我计较这700块钱很不满的样子。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主动说些公司的趣事缓和气氛。他没有反应，一直冷着脸对我。快到家的时候，我情绪崩溃发了脾气，把钱转回给了他。他不收，转回给我，我再转给他。来回两个回合，他不再转给我，而是跟我开始了冷战。那场冷战持续了小半年，直到第二年4月底我们的关系才缓和过来。

"第一批回家过年的人，有的已就位一个多月，他们多数是歇工或者待业的年轻人，提前回家整顿，等待春节重新出发。可居家的短暂蛰伏并不能修养身心，亲友突然的关心、父母唠叨抑或催婚的攻守，会让年轻人们随时破防。第一批回村的年轻人河南信阳的1月份，傍晚6点气温亦在零度之下。杨思语裹紧了身上的黑色羽绒服，从往返信阳市里和老家县城的载客汽车上下来。昏黄路灯下，父亲的车停靠在路旁等她。坐上父亲的车，两人一起往家中驶去。辞掉广州的工作回到老家，杨思语成了第一批回家过年的人。这天是2024年的元旦，距离除夕还有40天。往年杨思语和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样，往往得忙碌到年关近了才放假回家过年，走这条路时，路上往往堆满了各种叫卖年货、玩具以及小吃的摊贩。今年回家早，离除夕月余，外出打工的人们尚未归乡，一路上空空荡荡，只有昏黄的灯光做伴，路上也只有零星几位行人。回到家中，母亲第一时间接过杨思语的行李箱，杨思语拗不过她，只能任由她拎上自建房的二楼。喝过暖呼呼的稀饭，杨思语走出厨房，父亲将一个温热的烤红薯塞到她手中，也不说话，就只是一个劲地瞧着她笑。一旁的母亲告诉她，这是自家种的，很甜。回到家后，杨思语白天几乎只在家里二楼和楼底下的菜园子里活动。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后，她才会出门，绕着县城的广场走一圈，再从另一条路散步回家。杨思语的父亲是乡里的医生，他把自家自建房一楼改成了医疗室接诊病人。偶尔有人来家里作客，就在一楼聚坐聊天。偶尔客人们遇上出入的杨思语，总会问她：回来啦？反应过来又往往会略诧异地追问一句：今年这么早回来啊？杨思语总是简短承认，不展开讨论。一来她觉得对方并非真的关心并想深入讨论这个话题，二来，她也怕说多了，不小心成为县城大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县城，晚饭后散步是她唯一的运动。工作时，她常花钱去场馆打羽毛球，每次30多元。在广州，30多元不过是一顿饭钱，但在老家邻里的概念中，这可能是全家人一天的生活费。杨思语担心，这样的消费如果被人知道了，会在村里掀起风言风语。“你看他家女儿，出去打个球花三四十块钱，你说这钱弄啥不好？”杨思语想象着邻里们背后议论她的语气，不由得更加认定，既然回了家，还是遵守这里的生活准则，低调为好。1月初，邱盈雪也早早返乡了。2023年年中从大学毕业后，邱盈雪就四处奔忙着想找一份工作。招聘软件上，简历投出去不少，但用人方要么已读不回，要么就是告诉她想招有工作经验的，不知不觉小半年过去，她一直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半年来，她一边找工作，一边做各种兼职赚些生活费。她在游泳馆兼职过一段时间服务员，在网上卖过东西，还做过电话推销，收入不稳定。邱盈雪没有告诉家人这件事。她跟母亲谎称，自己在深圳找了份文员的工作，扣除吃住一个月能赚3000元。实际上，毕业后她连房子都没租过，一直借住在朋友家中。在邱盈雪一家的世界里，年味已经开始蔓延。读书的时候，邱盈雪总是趁着放寒假，在家帮母亲干活。她的父母在老家汕头的菜市场做小买卖，卖自家田里种的土豆、萝卜，也卖自家产的番薯粉。广东汕头过年有吃萝卜糕等各种糕粿的习俗，许多糕点要用到番薯粉，家家户户都要购买相关原材料。年关就是家中生意的旺季，工作量奇大，母亲每年都指望她放假回家帮忙。1月初，春节的生意已经开始忙起来，母亲一如既往嘱咐她尽早回家帮忙。索性，邱盈雪便跟母亲谎称公司突然裁员，没有了工作，于是得以提前一个月有余回到了老家。年前的日子被农忙淹没。早上，邱盈雪和家人一起，把番薯从地里挖出来，冲洗干净。下午，在离家500米远的作坊里，邱雪盈和父母会把洗净的番薯碾成浆，经过过滤和晒制之后，这些番薯浆便会成为白花花的番薯粉，售卖给客人。“村口情报组”捕捉到了邱盈雪的身影。一个普通的下午，邱盈雪如往日一样到作坊帮忙。刚踏进作坊，就听有人喊她：“小妹，你找工作了吗？”邱盈雪一看，是以前的老邻居。这个问题让邱盈雪略感尴尬，她回答邻居：“没找到，年后接着找。”回家这段时间，有时上街买东西，时不时都会有人问她的工作情况。每一次，邱盈雪都会简单地回答“年后接着找”，找法子快速结束话题。这一次，听到邱盈雪的回答，老邻居也不走，拉着她说起了自己在外打工的孙女。老邻居的孙女和邱盈雪同龄，也是2023年的应届毕业生。她和邱盈雪说，毕业后，她的孙女好不容易才在广州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还不包吃住。老邻居觉得不靠谱、待遇太差，劝孙女放弃这个机会。没想到那之后，一连数月直到现在，孙女还是没找到工作。邱盈雪听了，安慰她：“这是正常的，你看我现在不也没找到吗。”听她这么说，邻居松了口气，又和她母亲寒暄了几句，满意地离开了。她离开后，邱盈雪母亲小声嘀咕道：“我天天在这待着，最近都没见到她。怎么你一回来，她就找来了？”邱盈雪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对方可能就是特意冲着自己来的。图

"高校不再为专硕生提供宿舍，一部分学生开始背负租房的钱财压力求学。学历积累一直被认为是人生攀爬的跳板，然而当专硕生背负房租又面临学历内卷，这条路并不好走。学住分离海淀的马连洼地区，因为距离腾讯等互联网大公司办公基地不远，近几年来渐渐成为了大厂员工集中租住的聚居地。租住在一堆大厂员工之间，周青青说，她一眼就能认出人群中那些大厂人。往往，那些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口罩把脸罩得严实，背着双肩包走得很快的的，大概率就供职于互联网大厂。如果这个人出了小区就急着扫共享单车往公司的方向去，那就更八九不离十了。在那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又一次隔着电话线的父女争执展开。电话那头，人在重庆的父亲喊：“为什么不能搬？”2023年，周青青入读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的专硕生，因为学校不为专硕生提供宿舍，她跟大部分同学一样，只能到校外租房。图

"当婚姻形成女强男弱的格局，传统的亲密关系则面临危机。获得2023年戛纳金棕榈奖最佳影片的《坠落的审判》中，德国女作家桑德拉因丈夫坠亡成为嫌疑犯，自证过程中，二人婚姻关系中的细枝末节铺陈到外人面前。人们发现，在这段女强男弱的关系中，男人品尝着失权的滋味。与此同时，独属伴侣间的权力争夺同时伤害着两个人，没有人是赢家。坠落的亲密关系与世隔绝的阿尔卑斯山上，女作家桑德拉的丈夫塞缪尔被发现坠亡在自家门前，没有目击者。妻子桑德拉成为唯一的嫌疑人。第76届戛纳金棕榈奖最佳影片《坠落的审判》，在过去一年各大影奖中获奖无数。上个月举办的第36届欧洲电影奖中，它继续横扫，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女演员等多个奖项收入囊中，被认为是冲击本届奥斯卡奖的热门影片。《坠落的审判》以悬疑的调子引入，追寻着坠亡的真相。无人目击的坠亡案，让德国作家桑德拉不得不在法国异国他乡出庭自证。过程中，这对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铺陈而出，他们的矛盾也被呈现在外人面前。拨开性别滤镜，观众和庭审参与者一样，在故事进行中，感受着亲密关系中掌权者和被掌控者各自的境遇，特别是失权者的无奈和愤懑。故事开端，一些场景就暗示了这对夫妻的关系模型。法国阿尔卑斯山上的一栋木屋里，40多岁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正在接受文学系女研究生佐伊的采访。桑德拉时不时泯一口红酒，酒精和对视将氛围变得暧昧不明。绕开了有关写作的提问，桑德拉将话题转到了女学生佐伊身上。氛围正融洽，阁楼上传来了嘈杂的鼓点，是美国说唱歌手50美分《P.I.M.P》的器乐版，一首带有贬低女性色彩的歌。桑德拉语气淡淡地向女学生解释，丈夫塞缪尔正在阁楼上工作。塞缪尔没有露面，锋利嘈杂的音乐声代替他介入妻子和旁人的谈话，彻底搅乱了原有的氛围，终止了楼下两人的谈话。这是塞缪尔的最后一次挣扎和抗议。佐伊离开一个多小时后，塞缪尔被发现坠亡在家门前。图

"劳声桥是死刑犯劳荣枝的二哥。劳荣枝犯罪潜逃二十余年又出现，如巨石掷向劳声桥生活的水面，他没有背过脸去。在一片非议声中，劳声桥替妹妹道歉，找律师打名誉权官司，全力申诉辩护，以试图保住劳荣枝的性命。2023年12月18日，劳荣枝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劳声桥还在为案件奔走。救妹劳荣枝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死刑时，二哥劳声桥正在北京递交材料。这是2023年12月18日。家属们在此前临时收到会见通知，劳荣枝的大姐、二姐、大哥和一位侄子到场。当天上午会见持续了半个小时，劳荣枝穿着黑色衣服，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她告诉二姐，自己手机花呗里还欠着两百块钱，让姐姐找工作人员拿回手机，之后把钱还掉。那个手机号是用她之前男朋友妈妈的身份注册的，不还会影响信用。在劳荣枝被逮捕的4年里，家属们还是第一次与她会见。不巧的是，前一天晚上19点，劳声桥带着律师熊达和新出现的证人造价师杨某坐上了从江西到北京的动车，抵达北京丰台站，已是12月18日早上7：40。一下动车，劳声桥就打车前往最高法刑事五庭。他的手里揣着五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是22页新的证人证言。他试图用这两份证词，证明劳荣枝被法子英胁迫，是胁迫犯罪，属从犯而非主犯，从而减轻判罚救下妹妹的性命。上午11:20递交完材料盖上法院红章，劳声桥从安检口走出来，一拿到手机，就接到了来自二姐的电话。二姐告诉他，劳荣枝已经被执行死刑了。会见结束后，家属们在从南昌开车回九江的高速路上，收到了律师发来的执行消息。此时距离会见才过了四十分钟左右。车子又调头开回南昌。挂断电话，劳声桥感到心口沉痛，不敢相信。这种心痛从妹妹劳荣枝1995年离家就开始了。等到24年后的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在厦门被逮捕，再度发作。2021年9月9日，一审宣判，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劳荣枝不服，当庭表示上诉。2022年11月30日，二审维持原判。当晚22点，劳声桥一行人折回到了九江家里，处理劳荣枝的后事。九江长江大桥往东一千米，从一棵两人高的柚子树旁拐进去，能看见一排白色墙面的四层楼房。这是江西省石油公司九江分公司的职工住宅楼。劳荣枝的父亲是石油公司职工，母亲是家属工，先后生下5个儿女，劳声桥是家里的第二个男孩，劳荣枝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图

"楼市遇冷，即便是北京这样的超一线城市也不能幸免。眼下，有一批房主决定卖掉北京的房产，重回租房生活。这是一种家庭资产重新配置的策略。当拥有房产不再等于资产增值的捷径，房子带给国人的安全感也正逐渐消失。许多人决定取回现金，尝试用其它方式，为家庭资产保值。从业主变为租客租下4个月前刚刚卖掉的那套房子

"跑步曾是很多人的

"2023年9月，短视频网红“凉山曲布”被捕。人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关注已久的贫困少年，实则生活富裕，是传媒公司找的演员。互联网时代，民众的“创造力”从线下延伸至线上，在网络世界的某些暗角，有人在新闻事件中搅浑舆论，有人通过不当摆拍制造“伪公益”牟利，有人冒充受害者以偷取流量。在这些各怀鬼胎的人身后，一场充满算计，与人性相周旋、守护善意的猫鼠游戏，也逐渐展开。干净的笑容在“凉山曲布”败露前的大半年，谢千就察觉不对劲。“曲布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你们是不是在演戏？”在对接群中，谢千一再追问“凉山曲布”账号的运营者。对方强硬地否认，说曲布就是大凉山的人，家里也确实很贫穷。曲布的亮相始于一条以“游客视角”拍摄的视频。2022年8月19日，一个ID叫赵灵儿的用户发布第一条抖音，称自己来大凉山游玩时偶遇彝族青年曲布，让他帮忙开矿泉水瓶盖。曲布邀请她到自家坐坐，抓来一只公鸡要招待她。席间，曲布在镜头前讲述自己8岁丧父的故事：父亲离世后，他和母亲在家养育三个妹妹。母亲积劳成疾，曲布为了分担农活，一直没外出打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生活十分困难，也一直没谈女友。镜头中，曲布牵着一头深棕色的耕牛，从山的低处往上走。清晰的下颌线，挺拔的鼻梁。额前几缕碎发剪得很高，露出乌黑的眼眸。背景的群山正沐浴着晨间金阳，碧蓝的天空下，男孩突然看向镜头，露出两颗虎牙。图

"当代女性的生育观念正在改变，中国妇女的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与此同时，一些年近40岁的女性，开始决心生育第一个孩子，她们需要承担比年轻女性更多的孕产风险。做出这样的选择背后，许多人看到了我们所处的社会，对于一个没有生育的女性投以的目的各异的凝视。这些审视有的还与责任感、是否能胜任某些职业挂钩。40岁后，怀孕产子赵姗42岁这年，生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从怀孕第8周开始，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从孕吐开始的，她顾不上醒盹，就迅速钻出被子，冲向洗手间对着马桶呕吐。几次腹部抽搐后，赵姗额头冒出一层细汗。结束后，她用纸巾擦去脸上和嘴角的汗水和脏污，虚弱地慢慢瘫坐到卫生间的瓷砖地面上。这是她第四次尝试怀孕。此前4年间，她尝试过两次试管，都失败了。之后，她吃了大半年中药，随后自然受孕，那个胎儿发育到第九周时，突然胎停夭折。她继续看了小半年中医，一直坚持做排卵监测，在医生指导下安排时间和丈夫同房。2023年2月27日，赵姗在好奇心驱使下买了验孕棒在家检测，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怀孕的结果。她不敢相信心想事成，问过医生后，第二天忐忑地去了医院验血。血液检测结果确认她怀孕，一种高兴而忐忑的心情包围着她。怀这一胎确实不顺利。发现自己怀上这个孩子后，赵姗到北京妇产医院建档做B超。检查身体时，医生在她两侧甲状腺各发现了一个甲状旁腺瘤。这意味着，赵姗的身体接下来可能会出现骨痛、骨折、高钙血症和各种身体病变。医生面色凝重地提示赵姗，不能轻视，得先去看内分泌科。根据在内分泌科做的进一步检查，赵姗确诊了严重贫血、甲状旁腺激素高、低钾、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多项病症。随后，医生在赵姗的产科手册上，贴上了标记高危产妇的标签，3个黄色标记和1个橘色标记，代表着“高龄初产、甲旁亢、低钾症，高血钙，贫血、子宫肌瘤”等，其中很多项，都意味着降低赵姗安全生产系数的指标。因身体情况堪忧，赵姗第一次去医院建档就失败了，成了高危产妇。拿到这一结果，赵姗愣住了。怀孕之前，她每年都去体检，从未发现自己有贫血、甲状腺功能不正常和低钾症。她猜测，这和年纪有关。

"努力活着的个体，是我们讲述2023年故事的核心主题。跨过2024年的门槛，这一工作尚未完成，只是小结。置身时间的混沌，一些真诚记录的文字，帮我们梳理出简单脉络。《在乳山，老黑被囚32年》讲述了乳山一头褪去野兽本能沦为城市装饰品的黑熊，靠游客投喂存活的它在过渡时期幸存的故事；《看飞机的人》写出了发展语境下，一群留在地面眺望的人的处境；《受困缅北的年轻人，溺水的底层家庭》关注了缅北骗局里走投无路的溺水家庭。寻找普通人身上凝练时代痕迹的故事，一直以来是真故编辑部的追寻。开始新的一年前，我们真诚邀请你回顾往前。真故编辑部票选出2023年真故最值得阅读的7篇稿件。未来，我们将继续找寻潜藏当下时代印记的故事，记录并向人群讲述。N0.1《在跨性别青少年门诊，目睹中国家庭的撕裂》不同人对跨性别门诊的印象，大致是两个极端。有人将这里当成精神世界的避风港，残酷生活的逃难所，有人将这里视为蛊惑、毒害青少年的窝点，以及一群为了挣钱勾结的无良医生。大概没有其他门诊，会像这里一样，需要日复一日地处理来诊者和家属之间的巨大冲突。然而，这间小小的房间，只能算是跨性别者的小型“战场”。仅仅为了成为自己，来诊者承受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风险。而在他们当中，抗争最艰辛，情况最复杂的，往往是未成年的孩子。点击图片阅读原文撰文：陈晓妍

"人生即将走出中年、步入老年，女性会在绝经前后进入一个名为“更年期”的阶段。因为雌激素水平极速下降，很多更年期女性在这一阶段会因激素紊乱，身体和情绪的负面反应激烈。除了身体上的强烈不适，她们时常感到孤寂、不被爱。这些感觉难以消弭，因为都是激素波动的作用。独居，更让这些更年期女性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陈玉梅曾是一名社区志愿者，探问社区需要帮助的居民过程中，她发现了独居更年期女性这一群体。更年期，隐入空巢“你和我的女儿长得真像。”第一次见到藤雨的时候，她久久地盯着我看。因为她的这句话，我和她迅速熟络了起来。当时，我只当真是巧合，藤雨拉住我的手，叮嘱我往后常到她家做客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和她更年期产生的幻觉有关。后来和她认识久了，我才知道真相。藤雨久居国外的女儿多年没有回家，我后来也见过她女儿的照片，发现我们俩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才意识到，这是在更年期体内激素的作用下，藤雨思女心切产生的幻觉。那是我和藤雨第一次见面。当时她60岁，从教师的岗位上退休数年，独居在青岛市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商品房里。根据藤雨的感觉，她第一次出现更年期症状是在55岁这年。如今她65了，更年期还未从她体内退潮。“十年了，怎么还没‘更’出来啊。”有时候我去探望她，她会这样跟我抱怨。作为青岛市某区的一名社区志愿者，我时常要到服务范围内最基层的人群家中探访。根据我的经历和专业，社区安排给我的工作，有一部分是跟社区里的更年期女性接触。而在其中，让我倍感需要得到帮助的，就是如藤雨这般独居、空巢的更年期女性。从社区的主任那儿，我了解了藤雨家的更多情况。藤雨早年与丈夫离婚，之后一个人独居，近几年她的更年期症状愈发严重。藤雨女儿在国外留学，现已有了工作并结婚。女儿的丈夫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也有了混血儿女，已经不打算再回国居住了。原本，藤雨可以不必独自面对更年期的侵袭。一度，她的女儿邀请藤雨到外国团聚，但因为“落叶归根”的理念，藤雨拒绝了女儿的邀请，她的女儿此后也就不再提起这件事。藤雨是我接触的第一位独居更年期女性。那之后，我意识到独居更年期女性群体，长久以来都有存在，只是她们的存在过于隐蔽，很少被发现、关怀。据我后来走访，发现在我周边的两个社区，有约6名处于更年期的独居女性。她们远离社区和人群，躲在角落，还有人刻意将自己藏匿起来。作为志愿者的我们，探望独居更年期女性，也仅能提供暂时的帮助，根本填补不了她们漫漫日常的空虚。进入更年期前后，藤雨最大的心病，是觉得自己在婚姻里对丈夫不忠——因为她一直忘不了初恋。藤雨20岁时从师范学校毕业，与一位教高中的年轻男老师相识相恋，两个人彼此投缘感情甚笃。但藤雨的父母认为，男方家庭是偏远山区的，根本给不起彩礼、买不起房，反对他们走到一起。在藤雨父母阻挠之下，男老师在与藤雨相恋两年后离去，藤雨再也无从得知对方的下落。和初恋告别的40多年里，藤雨时常陷入对对方的想念中。她坚持给初恋写信，明知这是寄不出去的信，就把这变成了一种情感寄托。藤雨与丈夫结婚后，还是坚持写信，他的丈夫发现了几次，对她心怀不满。两个人为此吵闹不断，在婚姻持续的日子里，藤雨时常觉得，自己和丈夫没有感情。夫妻俩常年争吵，致使他们的女儿对她这个做母亲的，也心生嫌隙。女儿很早就到国外去留学了，藤雨知道女儿是想尽快离开这个家、离开她这个母亲。后来丈夫因为肝癌离世，丈夫的主治医生告诉她，他罹患此绝症，长期心情郁闷是主要原因之一。丈夫去世和女儿一去不回，加重了藤雨的更年期症状，自责导致她越陷越深。藤雨绝经期在她不到50岁到来，那之前她的心情出现异样，烦躁不安、焦虑抑郁……真正进入更年期后，藤雨总是突然出一大阵汗，让她又急又燥，无所适从。她跟我说，有时候很想有人递给她一条毛巾擦擦汗，却总是发现房间空无一人。这样往复几次后，她不敢再环顾房间，而是将自己紧紧蜷缩起来，躲在墙角。更年期女性潮热出汗，是雌激素水平波动的结果。藤雨通常在胸部、颈部和面部感觉热意，出汗后又畏寒。这些之前没有过的身体反应，让藤雨紧张焦虑，而后焦虑引起的身体症状渐渐增多，头疼、肚子疼，连本该没有感觉的指甲盖都莫名其妙疼痛。这些疼痛制造着焦虑，而越是焦虑，疼痛越烈，藤雨在更年期陷入了一种疼痛的恶性循环。更年期以及更年期的种种症状的来临，是每一个女性，在跨入老年阶段几乎所要经历的。有人症状轻，有人症状较重、持续时间长。她们身体内在的激素和荷尔蒙极速的改变，也让人会产生情绪的波动，由不得自己。在更年期，对抗爱的稀薄尽管我努力尝试靠近，社区里6名独居的更年期女性中，还是有3位拒绝了我的靠近。她们无一例外，往往家门紧闭，在家时，窗户也拉得严实。

"有恒产者有恒心。拥有一笔稳定的资产，可以使人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稳住心神。存够30万，是许多年轻人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小目标。实现目标后，有人跳脱出原有的生活框架，大步向前，也有人仍旧困在自己的轨道里。我人生的第一个30万每个月，我领着1万5千元的工资，在城中村租260块一个月的房子。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为了留在城市，我拼命存钱。29岁这年，我终于存够了30万，用这笔钱当首付在西安买了套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