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孩子去留学的妈妈们
离开孩子到国外去留学，对许多婚育女性来说，这是一件倍需犹豫的事。
在留学之路上，已婚已育的女性面临着比常人更大的挑战。她们要突破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难题，还有社会语境中对于是否尽母职的道德审判。
出海关时可能面临询问，打车时也要告诉司机准确的目的地，如果这一切都用中文来沟通，自然不在话下，但杨惠诺此行的目的地是韩国 —— 她要到异国进行为期4年的硕博连读留学生活。虽然申学前已通过语言考试，但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杨惠诺不免感到紧张。她把一些需要用到的句子和单词记在了手机备忘录中，在去往韩国的飞机上，反复在脑中演练。
杨惠诺今年30岁，是一位公演艺术文化学专业的留学生，同时，也是一位一岁婴儿的母亲。
出国留学的计划，早在成为一名母亲前，就酝酿并被杨惠诺有序执行。
留学念头萌发在2019年。那时，杨惠诺还是河南老家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已经任教了近3年。她毕业于厦门大学，刚到任时对这份工作热情笃深。
杨惠诺不满足于照本宣科，希望学生能通过课堂深入了解音乐作品背后的寓意，学会通过音乐共情艺术家和他们身后的那个时代，更为靠近音乐学习的本质。为了设计出拓宽学生音乐素养的课程，她不得不占用自己夜晚、周末的休息时间和精力来备课。
然而越用心，杨惠诺越是会被磋磨热情。她花了一段时间去认清并接受了一个现实：在考学压力巨大的校园，她的课堂，更多会被学生当作补课和休息的暂歇地。有好几次，杨惠诺在讲台上放眼，发现大半学生伏在课桌上写主科作业。另一次，她在洗手间的隔间里，无意间听见了女学生的对话。一个女孩说：“太好了，下节音乐课我要补觉。”
和大部分职场人一样，杨惠诺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职业瓶颈中。困住她的，是职业理想和现实条件之间无法相容的矛盾。经年累月，她既开始怀疑工作的价值，也自觉以目前的能力找不到解决之法。为了摆脱当下的环境，寻求新的职业发展，她想到可以通过留学，继续深造。
避开竞争激烈的地区和院校，2022年中，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准备，她通过了语言关，并同时着手申请韩国一所高校的硕博生。还没等收到录取结果，她先得到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同年6月份，杨惠诺的生理期迟迟不来，通过医院的一系列检查后，她确认自己体内正在孕育新生命。“怎么办，会不会影响我去上学。”当时，她正在等待留学申请结果，得知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对“履行母亲角色”与“实现个人成长”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的顾虑。她不由地担心，如果生育后需要养育孩子，过去几年的辛苦付出，将会付诸东流。
杨惠诺这代出生于90后的女性，从孩提时期开始，就被鼓励学业有成、事业有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理念耳熟能详。留学，被许多中产阶级学子，视作向上跃迁的有效途径。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当一个女性生育后进入母亲的角色，也就默认需要把许多事物的优先级，放置到个人发展之前。养育、教育孩童，并展现母爱，这些代替个人发展，成为许多女性的首要任务。中国育儿服务平台宝宝树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其中95后全职母亲的占比占绝大多数，在80%以上。
女性觉醒的“自我实现”意识，与陈旧的社会叙事框架间，正在不断产生摩擦和冲突。
2018年本科毕业后，林语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上岸了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但这是她二战后以2分之差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选择调剂后的结果。没有考上心仪的院校，她开始寄希望于出国留学，想要通过毕业后读二硕的方式，向更高峰发起冲刺。
读研期间，除了学业，林语也忙着准备雅思考试、申请文书和作品集，有限的一天被切割成若干份。为了节省费用减轻留学负担，无论是雅思学习还是文书写作，林语都没有求助机构，自己准备。
“打怪”之旅进入最后阶段，2022年春天，林语成功被芬兰一所大学所录取。她没有想到，留学计划会被一场意外怀孕所打乱。那时，她本打算生完孩子就出国留学。但由于女儿出生时已经错过了入学时间，再加上对女儿与日俱增的母爱，林语还是被牵绊住了脚步。
林语说，自己自小父母离异，很小就独自在外求学，辗转借住过不同亲戚家。这段经历，让她更懂得察言观色，也因此从小到大，鲜少敢于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生下女儿后，林语感觉自己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回音。女儿在身旁，就会回应她所有的举动。有时林语打了个喷嚏，躺在一旁的女儿也会乐呵呵地笑起来。诸如此类流淌在母女之间的感应，将她和孩子的连结变得愈加紧密。“她会时时回应你，并且无条件地爱着你。” 沉浸在这份难言的幸福中，又顾及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留学本身在经济上的性价比，林语离家求学的决心变得踟蹰。
但另一方面，林语申请上的大学，专业在全球排名第6。这所学校在全球仅录取12人，华人的录取占比更是少之又少。离曾经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林语不愿放弃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
家庭和自我，此刻如同天平两端上摇摆不定的秤砣。怎么选都不轻松。
婚前，丈夫曾告诉林语：“女性要更专注于自我提升，不要把赌注全压在另一个人身上。”但社会结构和家庭分工上的不同，让夫妻俩发现这一理想化状态，难以被具体落实。
在农业社会，女性的角色被降低为家庭助手，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社会结构得以加强。社会将对幼年子女的照顾义务分配给家庭，家庭内部又将主要义务分配给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子女的养育被视为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天职。
2022年年底出月子后，林语和丈夫尝试独立带娃生活，不劳烦父母帮忙。白天，丈夫外出上班，林语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临近毕业季，林语的学业进入紧张的收尾阶段，但与此同时，她的双手还被琐碎的育儿工作所占据。女儿一会儿要喝奶，一会儿要换洗尿布，一会儿又要哄睡。醒着的时间里，女儿不能脱离林语的怀抱，否则就会哭闹不止。当时正是疫情封控期间，每天下楼检测核酸时，林语就用绑带将女儿背在身上出门。中午，丈夫赶回来给她送饭，两个人常常累得坐在餐桌边上四目相对，谁也吃不下。
撰写国内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等工作，只能留待夜晚女儿入睡后。她已经忙碌了一天，时常觉得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才能集中精神在一天的末尾再投入学术学习。
林语想起曾看过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女主角金智英毕业于名校，丈夫体贴、女儿可爱，看起来，她拥有幸福美好的家庭。但故事深入金智英的生活，观众最终发现，这样一位高智商高学历的女性，一旦结婚，就囿于家庭的贤妻角色中。家庭生活中，金智英照顾着家人，也在过程中逐渐丢失了自我，患上心理疾病。
“虽然我很享受照顾她（女儿）的过程，但待在家里就会被占据掉全部精力。如果未来一直是这样的话，我很难接受。”在脱产照顾女儿的过程中，感觉到专业能力和竞争力逐渐退化的可能性，危机感也困扰着林语。
国内外研究一致表明，婚姻和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有重大负面影响。由此，社会学家们提出“母职惩罚”的概念，指女性在生育后通常因担负更多家庭职责而中断就业，出现收入、个人发展皆与同龄的男性拉开较大差距的一系列现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沙尼·奥加德曾在自己的著书中指出：虽然，妇女在媒体上的再现有了明显改变，但她们仍时常被描绘成照护型角色，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时候。当代媒体和文化对母亲大书特书，而对父亲一笔带过，这样的结果，是女性同儿童养育和其他更普遍的护理工作之间，产生了更加深度的绑定关系。
一旦选择生育，无论是家人还是普罗大众，都难免认定：在父母之间，母亲理应承担绝大部分照顾孩子的职责。对于她们来说，在无形中，许多选择和机会由此被无声剥夺。
2014年，王璐的母亲得到了前往美国读硕士的资格。那一年，王璐10岁，在上小学五年级。
家庭生活中，母亲是王璐的照料者，这种照料包括辅导她的学业等。在王璐的童年，母亲总是陪伴在侧。王璐练琴时，母亲就在一旁默默陪伴，一练两三个小时。小学有段时间，王璐的英语成绩不好，母亲每晚拿着卷子手把手教她做题。
王璐知道，母亲一直对学习十分向往。母亲曾告诉王璐，她高考那年因家中发生变故而遭受打击，成绩从重本水平一路下滑，最后只考上了一所专科院校。
走过学生时代，后来进入社会、家庭，高考失利仍然是王璐母亲的心结。
做下留学的决定，王璐还记得，在送别的机场，母亲抱着年幼的她大哭了一场，而后离开她进入机场内部，踏上了离家的航班。
母亲离开后，以往沉默寡言的父亲承担起照顾王璐的担子。也是那时候，年幼的王璐在懵懂中，对父母的家庭分工和社会角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王璐的父亲是中南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印象里，父亲双手灵巧，操作起复杂的器械轻车熟路。但在做家务这件事上，王璐发现，父亲的双手变得笨拙。
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被迫变得全能。身为母亲的女性，总被要求先兼顾母亲的角色，再是她自己。相比之下，父亲即使“偏科”，在家庭照料上无分，也被认为无碍。
每天早晨，王璐总是顶着父亲梳好的“鸡窝头”去上学，回家后，再吃餐桌上各种带着糊味的饭菜。煎鸡蛋不难，父亲却也做不好，经常烧焦。父亲能力有缺的情况下，王璐也不得不学着干活，照顾自己。在母亲留学后、和父亲一起生活的那两年，她掌握了洗衣做饭等各种家务活。
两年后，母亲结束硕士学业毕业回国。王璐明显感觉到了母亲的变化 —— 她的生命重心，不再只围着家庭和孩子转。母亲不再那么频繁地过问王璐的成绩，也就不会像一些中国式父母那样，把自身未实现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毕业回国后那两年，母亲在家中总是捧着书读，偶尔会频繁外出。后来王璐才知道，母亲留出了一些生活的余地，一直在为自己的前途奔忙，准备申请博士学位。
2019年，王璐休暑假时，母亲告诉她自己要再一次离家到美国求学。当母亲认真地告诉王璐，自己已经收到了博士的offer时，看着对方一脸认真的模样，王璐意识到，母亲并非开玩笑，而是在说一件对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
王璐当时14岁，只觉得委屈。她意识到，自己要再次和母亲分别，这次是四五年。她难以接受，和母亲吵了起来。那时候，还是孩子的王璐无法理解，为什么母亲不能像别人的妈妈一样，陪伴在孩子身边，而是如此“与众不同”？
和母亲争吵的那一天，无法入睡的王璐抱着手机，查了一晚上资料。从什么是PHD，到申请流程；从托福考试，到母亲申请的学校。她惊讶地那些，那是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她难以想象，将近50岁的母亲，是如何一步步艰难走来的。那一刻，她觉得不该再阻挠母亲留学的梦想，决定让她离去。
直到王璐长大，以成年女性的身份去面对生活，再次回看母亲留学的种种，她看到了背后所指向的更深层的议题——当女性成为母亲，她是否还留有为自己而活的权利？
肯定是有这种权利的。但在缺乏育儿帮扶的社会中，这种权利很难被真正执行。社会施加给已育女性的母职重任，使她们难以跳出家庭的责任，往往要在家庭和个人的二元框架内做选择。
一旦女性选择了个人成长，余下的家庭劳动，由谁分担？
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被称为再生产劳动。在欧洲诸国，公共部门将育儿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东亚国家的男女平等形势并不乐观，女性仍然需要在家庭和个人中保持艰难的平衡。或者，她们需要把这种劳动分给父母辈，特别是母辈分担。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将这种由亲属，特别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转移女主人在家庭中所肩负的再生产劳动的方式，称为“亚洲型解决方式”。在过往，分摊出去的劳动，大多数时候还是默认由女性家庭成员接手。
婆婆来帮忙照顾女儿之后，林语有了喘息的机会，开始有意识地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她尝试着每天给自己至少留出半天的时间，去图书馆继续完成学习。但她的注意力无法完全集中，担心孩子在家会不会出状况，又担心婆婆会不会太累，身体吃不消。纷杂思绪难以平静。
每次出门，林语总是格外控制外出的时间。对接过大部分育儿工作的婆婆，林语心存愧疚。
因为母亲的育儿帮衬，2023年8月，杨惠诺在推迟入学时间一年后，得以起行去韩国留学。
离家前一晚，杨惠诺反复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平息内心对离开家人的不舍。“明天千万不要哭”，她告诉自己。次日用完午饭，临出门前，杨惠诺的女儿由孩子外婆抱在怀中送行。杨惠诺没忍住，又回身走向襁褓中的女儿。“让我再看孩子一眼吧。” 她和母亲说，两人先后哭了。
时至今日，回想起和女儿分别的场景，杨惠诺仍然忍不住哽咽。
生育前，杨惠诺自认不是个喜欢孩子的人，没想到经过半年的养育，她感觉自己对女儿的感情愈加浓烈。到韩国后，她每天都要翻手机里女儿的照片，缓解思念。
出走之后，远离家庭为自己求学，“母亲”的身份仍在她们身上留有痕迹，很多人在异国求学的过程中，都伴随着难以消弭的育儿焦虑。
尽管有家人的接手，杨惠诺偶尔还是会担忧，惦记女儿吃得好不好，会不会生病过敏。她一次次通过手机向丈夫嘱咐如何精细照顾女儿。吩咐细致到，洗完澡应该先涂什么，再涂什么，不能弄错顺序。
丈夫看起来不将这些细节放在心上，认为“涂了就行了”。焦灼之余，杨惠诺只好努力开导自己：“也许这样带出来的孩子不会那么娇气。”好在，女儿后来的成长一切顺利，对她的离去也没有表露出明显不适。杨惠诺这才渐渐卸下心理“包袱”。“不然我心里会更难受。” 她说。
2023年9月，林语准备出国留学，彼时正值女儿断奶开始吃辅食的过渡期。女儿不爱吃肉，每次吃到肉都要吐出来。林语在家时，总是想方设法给她准备吃食，比如把牛肉一点一点捣碎，加在胡萝卜汤里，或者用三文鱼搭配紫菜饭团，再放上各种时蔬。她担心，如果自己离开家庭，其他家庭成员能否耐心、细致地应对女儿的各种情况。
为了让林语安心，丈夫在她离开后，根据育儿书籍上学来的专业知识，制作了一张饮食作息表，每天记录女儿的饮食、睡眠和心情状态，再根据前一天的情况对女儿的作息进行调整。有了更科学的育儿方式，女儿的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以前林语怎么变着花样做饭，女儿的奶量还是常常在两位数徘徊，最多不超过120cc。丈夫介入后，女儿平均一次就能喝150cc的奶量，甚至能达到180cc、200cc。
在丈夫的照料下，女儿慢慢适应了林语不在身边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黏爸爸，变化同时在三个人身上发生着。在此之前，丈夫是个工作狂，一心扑在事业上，有时会以此为由，推辞陪女儿玩耍的请求。现在，他开始抽出时间来安排女儿的日常起居，带她打疫苗、出门玩、为她添置生活用品，偶尔碰上加班，也尽可能赶回来吃完饭，或等女儿入睡后才离开。
真正放手出国后，林语才发现，一旦丈夫用心，他就能做得很好。某种程度上，林语的暂时“缺席”反而增强了丈夫的担当，迫使他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而在过去，林语一直被视作绑定在女儿身上的“首要责任人”，承担着育儿的体力、脑力和隐形的情绪劳动。
但无法陪伴在女儿身边的亏欠感，还是会在林语心中浮现。她觉得，自己的离开无意中让孩子难以适应，情绪难受。
她与丈夫视频时，总能察觉到原本在一旁默默玩耍的女儿，放下了手中的玩具，似乎在愣愣地出神。女儿的这份失落，透过屏幕，传递到林语心中。她尝试着和女儿视频了一次，镜头里，女儿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等确认了林语的存在后，又赶紧去拿平时的读物，想要竭力表现自己。等要挂断视频说“再见”时，女儿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开始剧烈地哭泣。
林语对女儿的反应心疼不已，她没想到女儿小小的年纪，对周遭的感知如此敏锐。还有一次，丈夫告诉他，自己前一晚在给孩子洗澡时，孩子突然大哭了起来。联想到女儿平时总是将“妈妈”挂在嘴边，林语认为，这和自己的离开不无关系。 “她可能想到了我，突然就大哭了。” 这让她倍感愧疚，和家人的沟通，只好更多通过线上文字和语音来完成。
偶尔想念女儿时，丈夫就给她打一个无声的视频，叮嘱林语不要发出声音，默默转播女儿吃饭的画面。每每这时，她的内心总是五味杂陈。为了缓解这份愧疚之情，林语只能敦促自己更加刻苦地完成学业。
女儿出生后，林语曾在留学问题上有过短暂摇摆。一个人到国外留学，需要解决很多问题。第一天抵达芬兰时，她还没有收拾好住处，晚上是在地板上睡的觉。在国内，她有舒适的生活环境、温暖的家人、可爱的孩子，在她看来，那是段每天被爱包围的日子。
犹豫不定时，她曾问自己“何必再花几十万去折腾呢？要不算了吧。”回过头来，她被这样的念头惊醒。
林语独立、要强，从学生时代起，就希望掌控生活的主动权。四年级之前，她被寄养在乡下的奶奶家。乡村生活寡淡，无聊时，林语就捡哥哥姐姐留下的书看。阅读浇灌了林语自我意识的萌芽。当林语得知，小学毕业后自己要被送到镇上的中学就读时，她展开了一场自我营救。一有机会，林语就缠着母亲，各种软磨硬泡，要求转去更好的小学念书。母亲拗不过她，只好同意，同时把她接到了姨妈家居住。姨妈家虽然还是在农村，但与城市的距离缩短了。
父母离异后，林语光是小学就转过5、6次学。但不管到哪，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校里，林语积极参加各种唱歌、舞蹈、写作比赛，拿过许多奖状，引起了继父的关注。他觉得，林语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想办法把她接到了市里念书。
“我从小就觉得我不应该比别人差，我也不会比男性差。"内心深处的这股力量，如一根线般贯穿着她的成长生涯，始终牢牢牵引着林语，支撑她考上名校、进入互联网行业、又再次脱产读研。
到芬兰留学后，林语拥有了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2024年，第二学期的学习阶段中，她开始学习如何将AIGC技术与不同专业相结合，并运用到作品中。除此之外，还有AR、VR等软件技术的学习，以及她之前就感兴趣的数据可视化课程教学。可供探索的选项太多了，林语不想错过，每天的课程都排得满当。
学习大量艰深复杂的课程，常常让林语觉得痛苦。但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倍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时光，成为更优秀的人，未来以其他形式加倍补偿女儿。
留学并非是条光鲜、平坦的道路，除了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外，留学生们还要承受着语言不通、课业繁重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
由于语言不通，2023年8月，初到韩国时，杨惠诺很难跟上教学进度。上课前，她要将课程内容先预习一遍，回到宿舍后，再复习一遍，才能勉强消化知识。韩国没有午休时间，每节课大概三小时，有些教授中途不休息，连着就把课上完了。
下午一点，匆忙吃过午饭，杨惠诺继续返回教室上课。晚上回到寝室，即使格外疲惫，她仍然不敢放松。要是放在过去大学时代，她也许会适当偷个懒。如今，想到国内的女儿，她又觉得有了继续学习的动力。即便实在很累，也会逼着自己再去学一些。
留学以来，杨惠诺如同一块海绵，每天都在汲取着崭新的知识，边界被不断拓宽。上学期，杨惠诺修了一门名为艺术治愈的课程。她这才知道，原来艺术治愈不仅可以运用在心理医疗领域，还可以在青少年犯罪领域运用，通过长期的跟踪与实验，帮助目标受众改善心理状态。
音乐并非纯供欣赏，它有独特的魅力与存在价值。第二学期，她开始学习音乐与各门专业的跨学科融合。“跨学科”是当下前沿概念，杨惠诺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音乐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惠诺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述，女人的不幸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过去的生活中，杨惠诺见过太多被埋没的女性。将留学经历发在网上后，杨惠诺在后台收到一位网友的私信。对方申请到了德国的博士，非常想去，但身边所有亲人、朋友，无一人支持她的决定。德国的学位，在学术界具有极高的含金量，站在女性共同体的角度上，杨惠诺深深地为对方感到惋惜。
许多女性在步入婚姻生活后，会主动、被动地放弃职场，回归家庭。杨惠诺身边的一些朋友，即便没有完全退出职场，重心也会更倾斜在孩子身上。她有一位在大学担任老师的朋友，在她看来，以对方的能力，完全可以取得更卓越的学术成就、带出优秀的学生。但组建家庭后，她将更多精力奉献给家庭，忽视了自身发展。“太屈才了”，杨惠诺说。
怀孕期间，杨慧诺总是听到这样的声音：等你生完了，肯定就不会走了。
有朋友指责她留学的决定“非常自私”，认为“孩子小时候的安全感需要在妈妈身边建立”。杨惠诺不认可这种看法，她认为孩子的安全感并非只建立在单一的个人身上，应该由整个家庭氛围来滋养。妈妈给的安全感是一部分，但爸爸的责任也同样重要。
杨惠诺从未动摇过留学的决心。她始终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告诉她：“自己认定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无论别人如何看待，只要你觉得是正确的，就要把它做到底。”父亲在生活中不常与她亲近，却总会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予她正确指引。小升初那会，父亲拉着她聊了三个多小时，以身作则，从小时候如何上寄宿学校，到如何独立面对生活，一点一滴地将过往的经验智慧，教给她。
父母与孩子作为一体两面的存在，共享着紧密相连的命运。前者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者的人生轨迹。
可以说，杨惠诺身上所生长出来的“对抗性”，正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成为妈妈后，她更加相信榜样的力量。“只有当你自己先做到，才能让孩子信服你的教育。”她希望自己今天的选择，能在女儿未来成长的生涯中播洒下一些什么。同时她也计划着，等博士毕业回国后，就带女儿离开教育资源有限的河南，去其他城市发展。
2020年，高二的王璐在母亲的引导下，决定前往美国读高中。得益于母亲在美国的博士生身份，王璐能够免费在美国的公立高中学习，省下了私立高中的几十万学习费用。在母亲为她打开的这片天空里，她获得了和国内的应试教育截然不同的自主性教育，又重新捡起了因学业而放弃的钢琴。
尽管王璐与母亲有过争执，也常听见他人指责母亲狠心，竟然“抛下”唯一的女儿出国留学，但王璐的心中，从未怀疑过母亲对自己的爱。2023年末，母亲终于完成答辩，结束了博士生涯。王璐调侃着问她，如果4年前自己没有同意她来读书，母亲是否会留在河南，陪在自己身边。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她：会。
从专科到博士毕业，母亲用了35年。她感谢14岁那个还不懂事的自己，愿意放手，让母亲完成她的梦想。而母亲在追逐自我的同时，也将她托举向了更广阔的天空。
很长时间里，她总是无意识地将母亲作为目标，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母亲的脚步前进：读母亲留硕时的大学、把读博作为未来的目标、在恋爱中更加独立自主。她曾经纠结于过去母亲不在身边时的经历，但那颗由母亲播撒下的名为“独立”的种子，此刻已然生根发芽。学着母亲展翅的样子，她慢慢寻找着自己想要飞翔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