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犯罪：为什么孩子们正变得残忍
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孩子们手段残忍，案件细节令人惊骇。过去几年，每当有低龄重型犯罪出现，各国社会都会掀起针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如何治理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14岁的艾登·富奇（Aiden Fucci）坐在警车的后座，将一只手高举在镜头前，比出“V”的手势。
被警车带走的当天，他将这张自拍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并配上一行文字：“嘿伙计们，最近有人看到崔斯汀了吗？”
同一天，一位美国市民在树林中发现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死者是13岁的中学少女崔斯汀·贝利（Tristyn Balley）。后续调查发现，凶手正是发布自拍的少年艾登。2021年5月8日晚上，艾登将崔斯汀叫出门，在离她家400米外的小巷中疯狂砍下114刀。
法医鉴定发现，114处刀伤中，有49处刺伤位于崔斯汀的手臂、胳膊等处，认定为防御伤。这意味着崔斯汀一直坚持反抗到最后一刻。艾登用于杀死崔斯汀的猎刀尖端，折断在她的头皮中。
警方认为，艾登停在第114刀的唯一原因，是刀坏了。
经调查，圣约翰斯县法官史密斯（Lee Smith）发现，艾登对此案有高度预谋，且犯案并非因为争执或复仇，“他的谋杀似乎没动机，也没有其它原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想体验杀人的感受。”
杀害贝利后，艾登假装不知情，并在社交平台上询问贝利的去向。起初，警方也将其作为证人问询，直到发现证据，才改以谋杀罪逮捕艾登。警察在搜查艾登的卧室时，发现有崔斯汀血迹的衣服碎片，此外还有一张艾登的画作：画中的女孩四肢被切断。此前，艾登曾向同学说过他关于暴力和谋杀的幻想。
挑衅的自拍、案件细节的残忍迅速引爆了美国社会舆论。然而，根据2021年美国佛洛里达州的法律，14岁的艾登作为未成年人最多只会在青少年监狱面临7年监禁，21岁即可出狱。
“他应该被当作成年人判决。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为此沾沾自喜！”网民纷纷发布类似评论。超过72万美国网民签署请愿书，要求检察官将艾登的指控升级为一级谋杀罪，作为成年人在普通法庭受审。
艾登的案件最终从青少年法庭转移到成人法庭起诉。2023年3月24日，艾登被宣判为一级谋杀罪，判处最高刑期40年。该案检察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然对一个14岁未成年人提起一级谋杀罪的指控让我很难受。但该案中的恐怖残忍情节，让我不难做出决定。”
近五年来，全球多国青少年犯罪数量激增，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的趋势。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英国持刀具或锋利工具犯罪的案件数量达4.9万件，其中近五分之一犯罪人员为10到17岁未成年人，比过往显著增多。德国媒体也发现，2022年德国的犯罪数量激增，扭转了过去五年的下降趋势，其中儿童青少年占比显著增加：警方记录了约9.3万名14岁以下嫌疑人，相比2021年增加了35%。
被曝光出的案件，其特点之一就是手段极其残忍。2022年6月，德国15岁女学生阿纳斯塔西娅被两名同龄伙伴有预谋地掐死。2023年1月，德国下萨克森州文斯托夫市的14岁少年用石头砸死同学。仅2个月后，北威州一位12岁女孩又被2名同龄人刺杀，身负多处刀伤。
2021年，日本山梨县甲府市也发生一宗杀人纵火案。时年19岁的远藤裕喜向学妹告白被拒，此后恼羞成怒。10月12日凌晨3点半，他侵入学妹家中，在一楼以斧头、水果刀等先后杀死其父母，随后猛力攻击其14岁妹妹的头部。妹妹负伤冲上楼携姐跳楼逃生，远藤裕喜则用打火机油放火烧屋。
当时的日本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岁，但成年标准为20岁。也就是说，远藤裕喜仍会被定为未成年人，受到日本《少年法》的保护。2022年，日本修改《民法》将成年年龄下调至18岁，修订《少年法》将18-19岁少年犯列为“特定少年”，适用成年犯的最低量刑。
因此，远藤裕喜成为了修例以来，首位被判处死刑的“特定少年”。为应对暴力犯罪的低龄化，以及越来越残忍的未成年犯罪行为，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在考虑或已立法将刑事责任的年龄调低，以震慑正在蔓延开来的低龄犯罪行为。
2024年1月18日，甲府地方法院对远藤裕喜判处死刑。主审法官三上淳指出：“这是一宗基于极端恶意和强烈杀人意图的残忍犯罪。犯罪计划周密，动机以自我为中心且不合理。他也没有向死者家属真诚道歉。”
法院认定，远藤刑事责任严重，改过自新可能性低，年龄不足以构成他逃避死刑的理由。
从犯罪学视角来看，青少年犯罪一直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成年人犯罪相区分。大多数国家都将少年犯纳入少年司法系统审判，区别于刑事司法系统。日本现代采用的《少年法》从1949年开始实行，也在保护优先主义的理念下制定，相较于惩罚，更看重对少年犯的矫正、教育与援助。
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基于儿童青少年保护的基本逻辑。这种理念最早追溯至公元6世纪，罗马的《查士丁尼法典》第一次提出“儿童不可能预谋犯罪”的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天生的坏儿童，也没有不可挽救的儿童。这一原则沿用至今，成为影响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思想。以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例，乐观主义者们认为，只要社会制度不断革新，人性就会趋于完美，因而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政策以教育改造为主，即便有刑事处罚，也比成年人轻得多。
“青少年犯还只是个孩子，应当给予重生机会”，这样的理念也正在受到挑战。在日本，“少年犯罪被害当事人协会”创办者武瑠璃子指出，日本《少年法》过于着重对少年犯的保护，却忽略了被害者的公平与正义。许多犯罪少年最后没有履行民事赔偿。犯罪者有没有真正忏悔？感化得到什么结果？被害家庭都无法知道。她质疑，司法制度只保障了少年犯的重生机会，却把被害者与家人的终生痛苦留在原地。
可在现实中，越发残忍的青少年犯罪又反过来让人们开始怀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有效性。在1997年神户连续儿童杀伤事件（又称酒鬼蔷薇圣斗事件）中，时年14岁的少年半年内连续袭击儿童，杀死2人，重伤3人。受此事件的震撼，2000年日本国会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6岁降低至14岁。然而2004年，一起11岁少女杀死同班女生的案件又震动日本社会。
人们开始迷惑，难道每次遇上恶性案件，社会就要下调刑责年龄？
过去几年，每当有低龄重型犯罪出现，各国都会掀起一波针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目前，全球近百个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定在12至13岁，如荷兰、法国、土耳其等。日本、德国等40多个国家定为14岁，英国为10岁，瑞士、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为7岁。在美国，甚至有35个州没有入刑年龄限制。也就是说，这些地区任何年龄的儿童都可能被判刑，担负刑事责任。
秉持现实主义理念的英美法系，面对越发低龄、恶性的未成年犯罪，则有加重刑罚的趋势。英美法系中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Malice Supplies The Age）在近年诸多判例中被广泛运用。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由英国律师布雷克司顿（William Blackstone）在《英国法释义》书中首次提出，他认为：“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儿童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所左右，一个11岁的儿童，也可以像一个14岁的少年一样狡猾。”因此，面临未成年犯罪，如果控方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未成年人在实施行为时具有明确恶意，即可补足刑事责任年龄，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此原则，英国曾判处两名10岁男童8年监禁，这是其现代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杀人犯。在如今的美国，大多数州通过社会服务、少年监禁和替代教育等干预犯罪的青少年们，同时几乎所有州也规定，在罪行严重、罪犯清楚了解罪行含义、有前科等条件下，少年犯可被视为成年人进行审判。
此项程序从90年代开始严格执行，至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因重度暴力被捕的未成年人数相比90年代下降了55%。在针对性的刑罚外，各国也开始尝试在社会层面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干预。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充斥着帮派暴力和贩毒，被称为罪恶天堂。尤其令人惊骇的是，犯罪者中有着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有媒体曾拜访过里约热内卢的一所青少年监狱，接受采访的里卡多仅有15岁。他面孔稚嫩，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冷酷。里卡多说，自己9岁就加入当地的黑帮组织，10岁开始在街头帮人带毒品。11岁时的那次杀人，是为了处决一个帮派中的叛徒，扣动扳机前，他刚吸食了可卡因。
许多少年犯罪背后都有其社会土壤。巴西各路黑帮的头目都知道，儿童和青少年阅历不深容易控制，更重要的是，即便被警察抓住，他们也能很快被释放。青少年之恶在社会的鼓舞下放大，成为帮派可以利用的工具。为降低孩子们的犯罪可能，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益组织也在尝试改造净化犯罪的土壤，对未成年成长的社会环境进行干预。
里约热内卢的卡通比贫民窟坐落着一座有看台的专业户外球场，包含4个大小不同的室内外场地。2014年，一个NGO组织的足球教练阿尔贝托向记者介绍，他的组织正在免费培养当地的贫困青少年踢球，当地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阿尔贝托自己训练着4名孩子，都在7岁左右。
巴西的贫民窟帮派与毒贩盛行，很多孩子一不留神就会被这些非法勾当吸引。对足球的热爱刻在每一个巴西人的骨子里，因此，当地想到利用足球同犯罪争夺孩子。在这些社区足球场，孩子们可以免费学习足球技巧，甚至会进行社区间比赛。在这些社区足球场作为教练的志愿者，也有一些是过去的帮派分子甚至是服刑结束的毒贩。他们现身说法，进而影响少年们对世界的认识。
“贫民窟的孩子，他们深信着，这个世界带给他们唯一的平等，就是他们站在球场上不断取胜的那一刻。”教练阿尔贝托说。足球给贫困少年们带来了重大改变。这些孩子只要踢得好，就有机会在13岁后进入职业俱乐部，解决温饱，甚至改变家庭命运。
一部以巴西社区足球场为题材的纪录片《Pelada：贫民窟足球》，曾在巴西及国际社会引发反响。许多人发现，除加大对少年犯的惩处外，还应从根本上干预社会。当毒贩、黑帮和少年们都有了别的去处，当社会边缘的人们也能摸到生活的出路，根植于人性的恶之基因，也能在希望里被冲淡。
2024年3月14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县法院，47岁的詹姆斯·克伦布利（James Crumbley）被判犯有四项过失杀人罪，面临最高15年监禁。杀人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伊桑·克伦布利（Ethan Crumbley）。一个月前，孩子母亲、45岁的詹妮弗·克伦布利（Jennifer Crumbley）被判同样罪名。
两年多前，夫妇俩的15岁儿子伊桑在底特律市郊的牛津高中开枪，杀死了4名学生，打伤7人。“詹姆斯·克伦布利并非因他儿子的所为而受审，而是因他自己的行为和不作为而受审。”检察官麦克唐纳（Karen McDonald）说。
枪击发生当天早上，伊桑的父母克伦布利夫妇就被叫到学校，讨论儿子写下的文字。辅导员拿出伊桑的数学作业纸，枪、子弹的图画清晰呈现，“救救我”“到处都是血”等文字四处散落，令人不安。辅导员对父母说，建议他们立即将儿子带出学校接受心理健康治疗。二人只冷淡地表示自己很忙。“我们得去工作了。”母亲说。
伊桑继续回到课堂上课。在前一天的日记中，他抱怨自己脑子里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大，父亲却拒绝带他去看医生，“明天就要开枪了。我可以使用枪支和弹药。我将被判终身监禁，而很多人的生命只剩下一天了。”少年写下这样的自我预言。
就在父母离开约两小时后，伊桑从背包里掏出了枪。
检察官麦克唐纳说，如果父母听从辅导员的建议，如果父母更关注儿子的心理，甚至，如果父母花10秒钟将这把枪锁好，枪击事件都本可以避免。她从法庭桌上拿起凶器，将钢缆锁插入枪中，证明其只需要10秒钟。
“詹姆斯·克鲁布利有最简单、最明显的机会来阻止这四名学生的死亡，但他什么也没做……他什么也没做，一遍又一遍。”麦克唐纳说。陪审团认同了检察官的意见：克伦布利夫妇自己没有开枪，却对四条生命的陨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失责就是加害。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校园枪击案凶手的父母提起刑事诉讼。此前，针对未成年犯罪，美国也通常会命令加害者一方赔偿受害方巨额费用，除了医疗和诉讼费用外，还包括工资损失、精神赔偿金等。在不少判决中，加害者的父母都承担了高额赔偿，在物质上尽量对受害家庭提供支撑。
可即使是父母代偿罪恶，付给再多赔偿，也无法消弭未成年人犯罪带给受害家庭的痛楚。甚至，这种痛楚会因为少年犯们对罪恶的轻视，造成新的更深重的伤害。犯罪主体免于承担或者较少承担罪恶，使得罪恶难以从根本上清赎和预防。刑罚的从轻，使得一些少年犯对自己所犯罪行缺乏认识，进而轻蔑受害者及其家庭。这撕裂了社会对于司法公正的共识。
1998年出生的乔丹（Jordan Klee）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他性格外向，是所有人都喜欢的那种阳光少年。乔丹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州先锋高中，成绩优秀，擅长运动。高三毕业后，他就将以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升入密歇根大学。2016年10月4日，在放学回家路上，17岁的乔丹被同龄的17岁少年丹特（Danta wright）杀害。丹特和两个混混同行，看中乔丹身上帅气的运动服和球鞋，对其实施抢劫，在连开数枪后带着他的衣物和钱财离开。
主犯丹特在律师协同下立即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这意味着他将免于刑事处罚。2017年6月26日，案件在密歇根州沃什特尔法庭开审。受害少年乔丹的母亲凯伦泣不成声，只能由其表妹代替宣读控诉。
凯伦每晚做着同一个噩梦。梦中她听见儿子的尖叫，惊醒过来才意识到，儿子真的死了。“这是我的噩梦，也是所有父母都不应该遇见的噩梦……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再也看不到他回家时的微笑，再也吃不到他给我买的冰淇淋，再也听不到他唱的歌了。我们晚上一起看电影的快乐时光，也永远不可能再有了。”丧子母亲的控诉，让法庭上所有人为之动容。
轮到丹特发言时，这位凶犯搓着手摇着头，露出牙齿恣意地微笑，神色轻松地说：“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因为我爱我的家人。”
法官大卫被丹特的反应所激怒。在此前2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否定过少年犯的认罪协议，但这次他决定行使自己的裁量权：“今天，我看到你坐在那里，微笑、摇头，好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决定不接受你的认罪协议，我要你接受审判。你的二审权利已经被剥夺，案件将进入陪审团审议阶段，如果你的罪名成立，你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认为，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正确的事。”
在陪审团判定下，丹特最终被判处50年刑期。可正如乔丹的母亲凯伦所说，丹特因其犯罪而入狱，作为受害者家属的她，也会每天都生活在无形的牢狱中。有一天丹特还可能走出监狱，而作为死者母亲的自己，却将坠入永世的黑暗中难以挣脱。
“你还活着，但乔丹已经没有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