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妇男们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
中国家庭中，往往由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热衷做家务的男性，则会在日常生活中被戏称为“家庭妇男”。
“妇”字作为“男”的前缀，暗含女性才能和家庭绑定的偏见。这个春节，一群男性决心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框架，成为家中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承认不同性别在社会上处境和待遇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站在女性所处位置，承担往常被固定为她们的家庭分工。
这些想要改变自身的男性，以家务作为最小单位的性别平等实践，要求自己不再回避劳作。他们站在传统男性气质的对立面，试图超越性别经验的局限，用行动消弭隔阂，建立共情。
用一把剪刀将泡发的海参从腹部剪开，到距离顶部0.5cm处停下，再用手指掏出沙嘴处的污泥，注意尽量去掉里面的石灰味。正在读土木工程研究生的吴骏泓，依照网上的指示图，在厨房细致处理每一颗海参。这一步骤需要非常小心，如果沙嘴被不慎弄破，泥沙就会溢出，使整个海参变得牙碜，毁了这道团年饭上的主角。
大年初二，吴骏泓耗费了两天心力，终于把海参煲端上餐桌，却觉得满心懊恼。前一天晚上睡前，他和父母说好今天的饭菜仍由他主导。上午收拾完房间后，他本打算睡个午觉，下午四点前起床将海参煮好，没成想一觉醒来已是晚上六点。当他惺忪走向厨房，爸妈已经开始清洗蔬菜，原本该他处理的萝卜糕也已摆盘切好，前来聚餐的外公外婆早已在客厅等候。
往年春节家庭聚餐，如果不外出吃年夜饭，都由吴骏泓的母亲主厨，吴骏泓只是和父亲一起打打下手。这个春节来临前，他决心改变这种境地。先从要求自己开始：要主动参与家务，还得是家中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他要求自己，如果要做饭，就不能只做饭，还要承担饭后所有的洗碗、清洁厨房和餐桌的工作。
挫败感在心中蔓生开来。第一个由吴骏泓主理家务的春节，最终还是由母亲和父亲在他午睡时包揽了部分工作。
醒来时，吴骏泓意识到，已经赶不上往常的饭点了。他急忙将提前泡发的海参、鱿鱼、瑶柱放进砂锅，之后按计划用大火煮十五分钟，而后转小火焖一个多小时……六个菜做好，海鲜、鸡肉、羊肚菌混合的香气飘溢满屋时，已是晚上八点半，比前几天晚了两个半小时才开餐。这都是因为自己足足睡过了两个小时——想到这，吴骏泓心中的挫败发展为对自己的恼怒。
图 | 大年初二，吴骏泓做的晚餐
下午，父母没有坚持叫醒熟睡的吴骏泓。他们把前两天吴骏泓的辛苦看在眼里。年三十，他包揽了团圆饭，在餐桌上端来佛跳墙和豉油鸡等丰盛菜品。第二天大年初一，亲戚们从外地来广州拜年，吴骏泓又做了八个人的晚餐，还负责餐后洗碗和清洁的工作。
吴骏泓算过，这几天每顿中晚餐，他都要花费至少3小时。做饭和饭后清洁，各需花费一个半小时，遇上复杂的菜肴则耗时更长。一份从制作红糖水和处理籼米粉开始制作的年糕，就需要将和好的面团熬煮3小时，待流体凝成固体，大半天就过去了。
“你会当家了。”春节的餐桌上，听到外公外婆的夸奖，吴骏泓却没有十分欣喜。他感觉自己只是从一个“不及格”的男人成长为“及格”，“从四五十分到六七十分”而已。过往春节，他的父母——主要是母亲——经年累月地操作着这套流程，却基本不会得到赞赏。
真正照着网络上的菜谱学习做饭后，吴骏泓发现做饭没有自己曾想象的那么困难，他觉得，自己应该更早就参与并熟悉这项家务，而不是“现在才来补课”。
从小学开始，作为男孩的吴骏泓就承担着家人的清晰预期：安心读书，其它事都不用管。春节时他就曾注意到，吃完饭后最松弛的时段，自己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妈妈则会被姥姥和姥爷叫去洗碗。
后来读中学，他有一次想要尝试洗碗，被姥姥拦下，劝阻他：“你不用洗，反正洗也洗不干净。”好像男孩做家务是不被鼓励的事。少时的吴骏泓在朦胧中有了这样的想法，也怀疑自己真的做也做不好，他也就渐渐不做了。
作为双职工家庭中的孩子，吴骏泓从小就发现父母工作繁忙，家中家务最开始由外公外婆包办，后来则大部分转移给雇工。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经济萧条及国际竞争加剧。美国政府削减了一系列福利，阶级差距扩大，中产阶级停滞，社会下层持续坠落。曾经在家的女性大量外出工作，且男女双方的工作时间都越来越长，最终，社会变迁下的家庭内部出现“照料危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索未在《职场妈妈不下班》的译后记中写道：“在今日之中国，我们经历着类似的照料危机。市场改革以来，公共服务缩减，家庭被期待担起重任，但在现实中不堪重负；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留给家人的时间越来越短。”
家务，是私人家庭生活与宏观社会变迁之间理解的桥梁。参与家务，是大多数男性触手可及的性别平等实践的第一步。在今日社会，想要改变自己的男人们在这个春节聚集一起，试图从最具体的实践中进行推动性别平等的努力，与传统男性气质相搏击，在自己身上克服自己。
这个春节和吴骏泓一样决心改变的男性还有很多。
图 | 付檐军在买菜
32岁的付檐军蓄着长发，年初也让自己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没有返乡的他，在出租屋作为家务主理者招待同事。同事说想吃啤酒鸭。付檐军在除夕上午跑到周边的菜市场、超市，发现鸭子全部售罄，他又骑单车跑了几个地方，才在离家较远的超市买到一只鸭子。抱着蔬菜、家禽和饮料回家时，他感受到采购对体力的要求。也是那个上午，他突然意识到：抱孩子等许多家务，实际上都是重体力活。
这引发了他更加深刻的思索：“很多职业，男性都以体力为由排斥女性，但很多重体力家务我们视而不见。就很矛盾。体力什么不过是个借口罢了，重点是以体能为由排斥女性的职业能让我们得到好处，而重体力家务我们却推给女性，因为这对我们没有好处。”
付檐军将这段感悟发在了群聊“男性现代化”中。一位男性成员立即附和：“ 男性不能做家务、做家务太娘，就是对男性的规训，导致妻子家务劳动不堪重负。”
这个名为“男性现代化”的群聊建立半年，聚集了66名成员，几乎都是男性。他们在社交平台上也开了账号，介绍自己为：“一个男性学习性别平等知识、反思自身性别红利的社群”。
付檐军是群主，也是社群创始人。除夕前两天，他发起了一个活动，邀请群员们在春节进行“家务打卡”，每日在群中更新家务笔记，同时共读书籍《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关于职场父母婚姻中家务分配的著作，作者以故事的方式，分享了几对夫妇因家务分配而产生的冲突与改变。
付檐军在一场读书会上接触到这本书，了解到“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上班的时候你在干活儿，当你回到家，还是干活儿，然后你再去上班，继续干活儿”，这个概念由书中一位受访的女性首次提出。她发现，“家庭生活”这个本应和工作区隔开的生命经验，在现实中却化约成了另一种“上班”。家务就是职场女性下班后的“第二轮班”。
这个春节，付檐军决定以实践加共读的方式，让更多男性了解到家务中的性别现实，推动改变。
日常生活中，热衷做家务的男性，被人们戏称为“家庭妇男”。付檐军认为，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冒犯，“它强化了家务劳动和女性的绑定。我想要鼓励男性打破传统的男子气概，超脱传统男权对我们的绑架，建立一种更加多元的男性气质表达。为什么做家务就是男子气概受损？为什么家务是独属于女人？”付檐军想把这样一群男性，称为“现代化男性”，这也是他群名的来源。
倡议发布后，他没想到，向来响应者了了的社群活动竟迅速引来多人报名。
进入以往女性的角色后，读人文专业的大四学生饶青逸真正意识到：“家庭里的男性和女性，过的不是一种家庭生活。”对于男人们而言的休假，就是女人们的“第二轮班”。
他也度过了一个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春节。往年他除了洗碗不做家务，感觉每天的时间“几乎是完整一体的”。在这个阖家团聚的假期，他可以一直做自己的事，读书、上网、休息，只是中间穿插着吃个饭。开始主导做饭、清洁等家务后，他发现自己的时间被切成几近于无的碎片——这正是以往母亲每个春节的日常。
把厨余垃圾袋抽出垃圾桶的时候，付檐军发现垃圾袋破了一个洞。脏臭的液体从袋里漏出，又从密封不严的垃圾桶里外渗。
要给破损的垃圾袋外套一个新的袋子，否则就会在楼道上漏出一路脏水。还要把满是厨余渗液的垃圾桶清洗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他都知道，但付檐军还是感到自己“全身每个细胞都在抗拒”。家务中意外出现的肮脏，有时会让他抓狂。
小时候，付檐军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儿童的他早早开始承担家务劳动。为了读书，他后来陆续在三个亲戚家寄养，看见日常的家务活，包括脏活累活，都通常主要由姑姑等女性成员承担。
“如果之前没有怎么参与刷马桶、打扫洗手间卫生间的伙伴，建议春节一定打扫一次。家务中也是分等级的。价值评价高的、娱乐性的、非日常的通常是参与家务男性乐意选择的，陪孩子娱乐、锻炼，做饭。而肮脏的、琐碎的、日常重复的，如刷马桶、换尿布、洗衣服等家务，通常男性更不愿意承担，甚至觉得有损男子气概。”受到自身经历启发，付檐军又在群里发了一条公告，邀请成员们承担更加肮脏、琐碎、日常、重复的家务，过了几分钟，他又补充道，“多刷几次马桶，我们就会怀疑站着尿尿的合理性。”
饶青逸的除夕，就在打扫中度过。进入父亲独自居住的房子时，他再次被肮脏震惊。茶几上堆满杂物，窗台、地板上，全是灰尘。饶青逸打算开工时，又发现“啥都没有”。拖布、簸箕、洗瓷砖的清洁剂，他都得临时一一购买。
这个景象他不陌生。饶青逸还记得三年前大一寒假时，回父亲家看见的场景：白色的马桶内壁已经变得很黄，不知多少年没有刷过。卫生间的地砖上，重叠着厚厚的黑渍，是父亲从外面回家穿着鞋子直接走进去，经年累月留下的脚印。当时他也临时购买了拖把和消毒水，不知为何如今又遍寻不见。
冬天，父亲会在卧室里放一盆水缓解室内空气干燥。只是这盆水只要放进去，就再也不动了——直到第二年冬天。去年的水已经干掉，父亲也不挪走不清洗，又重拿一个盆，再接了水放在那里。如此下来，房间里的盆越堆越多。
自从自己二年级父母离婚，母亲搬出家后，父亲就一直一个人居住。前几年母亲还去做做卫生，饶青逸初中后，他的母亲基本就再也没去过。父亲好像从不打扫，“地不扫也不拖，洗手池马桶都不清理。”饶青逸说，他的父亲从事文博相关工作，算“半个学者”，是典型的工作狂形象，大部分时间精力集中花费在工作上。
家里到处都是书。客厅的沙发、茶几早被撤掉，放上父亲的书桌，桌上堆满书。沿着四面墙壁，立起6个双开门的书柜。连一个二十年前坏掉的冰箱，也被父亲用一个黄色杯子卡住门，在里面放上两摞泛黄的书。
图 | 饶青逸在冰箱里看见父亲的书
在看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时，饶青逸看了十几分钟，就浑身泛起鸡皮疙瘩——里面那个生活简朴、离婚、不合群、偏执的学者形象，实在太像自己的父亲了。而生活在这样的人周围，“不是什么好体验”。
看见屋里厚厚的灰尘后，饶青逸跟父亲说句“我去买个拖把”，就出了门。他留意到父亲仿佛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这么多年，他已经不再会直接提起父亲对家务的疏忽，因为他理解，“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
买来清洁用具后，饶青逸用消毒水把卫生间地板的瓷砖一点点擦洗干净，又把早已发黄的马桶刷白。面对肮脏，他不像付檐军一样感到抗拒。他确实没有觉得恶心的反应，也认为如果自己在做此类家务时有不好的情绪反应，就属于仍未克服自己身上“有毒的男性气质”。他不希望成为一个不愿做家务的男性。
他也早已暗自决定，自己不要成为父亲这样的男性。
吴骏泓也不觉得做家务会有损“男子气概”，反倒是如果没有做好，就会对自己非常恼怒。他总觉得自己改变得太晚，“我的一些同龄人，小学初中就已经熟悉的东西，我现在其实才在补课。”
2022年，在一段恋情的契机下，吴骏泓接触到女性主义相关思想，又接连受到徐州等性别暴力新闻的冲击。在疫情期间的失业潮下，吴骏泓也发现自己身边那些失去生活费的同学，不得不外出打工养家。他逐渐觉察到性别与社会的不平等，开始为自己感到惭愧，“我除了读书啥也不会……高中只用想高考，大学只用想绩点、科研、文献，这个生活太狭隘了。”
在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习外，吴骏泓开始自发学习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相关理论。关注到工厂女工、农村女性等广袤的社会现实后，他越发为自己“中产阶级做题家”与“男性”的身份感到愧疚，感觉自己“确实活得太好了”。在对话中，他反复提及一种心态：“生而为男，我很抱歉。”
在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后，吴骏泓决定进行自我革新。他想要付出行动，去推进不平等的消除，推动社会进步，以缓解内心的愧疚与道德焦虑。他去社会组织做志愿者，去餐馆后厨洗碗。在自我改造初步完成后，他开始想要影响身边的人。他将革新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冒犯；第二阶段是承认问题，对原罪感到愧疚；第三阶段是改造自己；第四阶段是影响他人。
涉过愧疚的海，吴骏泓远离了那个自己不想成为的男性。
在主导了一段时间家务后，22岁的刘宇飞也感受到自己巨大的变化。大年初三，看到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摘菜时，他主动提出“我们一起吧”。放在以前，看到这个场景，他一定会继续无动于衷地看电视。菜快摘完的时候，妈妈又像往常一样劝阻他说“你去玩吧”。刘宇飞没有迟疑，又坚持强调了一次，“我要先把它弄完。”妈妈露出惊讶的神色，夸他，“你越来越懂事了。”
刘宇飞腿部有些残疾，有一些运动受限，父母也在他儿时离异。上大学时，母亲曾说，希望训练刘宇飞成为她的“战友”，但刘宇飞感觉自己幼稚懦弱，只会逃避，只能被动接收母亲的指令。这一刻，他终于感到，自己确实成为了母亲的“战友”：从家庭事务的旁观者、协助者，变成真正主动的参与者。他感到性别平等实践原来没有那么困难、宏大，“不一定非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偏见，而是可以从最亲近、最轻松，甚至我们原本职责之所在的那些地方开始。”
这种实践还让刘宇飞看见一个最触手可及的意义：用自己的情感与力量支撑身边最近的那个女性，消除一个具体女性身上的部分压迫。真正的平等不在远方，在最亲近之处，“家务就是最小单位的性别平等实践。”
在和女友共同居住的7年里，金融行业从业者姜蛛枕一直做着更多的家务。女友刚来上海求职时，姜蛛枕目睹她遭遇了3次性别歧视，“这是她现在事业远不如我顺利的很大原因。”而与之相反的是，因为自己在职场上人际关系较好，一些因为生育而中断事业的女性前辈，将她们的经验传授给了姜蛛枕。最终结果是姜蛛枕连续几年晋升顺利。
姜蛛枕开始思考何为真正的“平等”。结果上，双方的家务工作量相同，就是平等吗？“我们经常能看到女性即使在事业上遭受挫败或者天花板，回到家后还要面对一堆家务，这样她们的情绪只会受到双重打击。”因此，姜蛛枕认为，事业发展更好的那方应该多做家务，这样事业较差的一方才有更多时间用来充电和修整，两个人相处时的情绪才能基本同步。而他自己作为男性获得了更多性别红利，就需要“主动用我的时间换她的时间，做主要部分的家务”。
不同步的情绪，会带来关系的磨损，“我因为爱她，所以想主动跟她继续同步”，这是姜蛛枕所践行的平等。
由于下班比女友更早，到家后，姜蛛枕会根据需求先买菜、做好切配，再由女友回来掌勺。公共区域，由女友进行吸尘，自己进行拖地和擦洗。卫生纸等消耗品维持和监督，也由姜蛛枕负责。
姜蛛枕拟了一个文档，做出表格，定期提醒自己留意是否需要采买。刷马桶等脏污清洁，都归他。垃圾桶也是他倒得多，因为出门时女友提包，他不提，倒起来更方便。
图 | 姜蛛枕的家务管理文档目录
在付檐军组织的群聊中，姜蛛枕时常分享自己学习性别议题的笔记及各类相关学术概念。什么是“男性说教”？为何男性期待女性去对他们进行性别议题教育，是一种“认知剥削”？什么是“隐形家务”？他的笔记中都有记录。男人们时常在群中一起学习与讨论。
这个春节，在洗碗时，吴骏泓总想起初中时，曾经被姥姥姥爷说“你洗也洗不干净”的那个自己。不知道有多少男性，在这种暗示下早早退出家务的领域，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反正你是男生，你也弄不好，就别弄了。”
吴骏泓想，不平等的社会分工，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规训下不断加固的。
如果回到过去，吴骏泓希望那个被劝阻的自己能坚持做下去。如果今天的自己遇到一个小男孩，他也会鼓励他去做家务，并给予正向反馈。他还要在合适的时候告知他，消除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也需要男性的努力。
在母亲家做家务时，饶青逸看见母亲与她的新任丈夫间，仍维持着和曾经的父亲间相似的分工。收拾茶几、扫地、拖地，仍然完全是母亲的工作，没有男人的参与。传统的性别分工在新的关系中依旧被不可撼动地复刻。
但饶青逸心中已有了更大的底气。在看了《厌女》等书籍，有了女性主义相关理念后，他成了男同学间“完全的少数”。听到同学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他会开玩笑式地说上一句，“你再继续说的话，小心我要打拳了。”结构难以撼动，至少可以从自己开始改变。
付檐军已经两年没回家了。辞去做了五年的高薪程序员工作，投身于低薪的性教育行业中后，父母开始贬低他的工作，要求他剪掉长发，说他“不男不女”。观念的分裂让他抗拒回乡。这次春节，付檐军没和父母通话，只发了一条拜年信息。
大年初四，付檐军要离开南京去成都旅行。出门前，他起来洗了个澡，将换下的衣服洗干净晾好，又在出门前检查了好几遍房间，确认是否带齐了东西，公共区域的垃圾尤其是厨余垃圾，是否都收好带走。
他想起在家过年时，每次出门走亲戚时，家里的男人们总是早早先出了门，在门口等待他的母亲。
母亲好像永远也忙不完。“你还在干嘛？”“出门能不能利索一点？”“快点呀！”男性家人们站在门口催了又催。
付檐军才反应过来，作为家庭内务的主理人，母亲并不是拖拉的那个，而是总需要在最后对家里的每一处细节负责。她需要检查家里每个房间的灯有没有关，燃气是否关好，是否有东西落下……这些劳动，男人们从来看不见，还责怪她拖延。
曾经，付檐军也是站在门口催促母亲的男人之一。现在他站在门内，四顾着默念细节，站在了母亲一直所处的位置。
第一次，他不再以旁观者视角看待女性。做着母亲所做之事的他，进入了母亲的第一视角——总是在劳动，从未被看见，一直被指责。相似的回忆不断涌现，付檐军意识到这个场景已经持续数十年，重复无数遍。他开始觉得很难过。
这个春节，许久未回家的付檐军突然很想念母亲。他为自己做了一道鸡肉猪脚炖笋丝。湖南盛产冬笋，这曾是他家餐桌上过年必备的一道菜，他已经两年没有在家吃过。
图 | 付檐军为自己做的炖笋丝
* 文中饶青逸、姜蛛枕、刘宇飞为化名
撰文｜罗方丹
编辑｜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