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孩子从高楼一跃而下，悲剧背后是鸡娃教育对孩童生命力的蚕食。
2024年4月，香港电影《年少日记》登陆内地院线，再次将关于鸡娃的讨论拉回大众视野。一本尘封的日记，还原了10岁孩童郑有杰坠楼前的心路历程，也记录着一个精英家庭的分崩离析。人们发现，优绩主义之下，无论是优胜者还是失败者，都饱受倾轧。
鸡娃教育对于“优秀”的渴求，不仅扭曲家庭关系，更影响着孩童的心理健康。
学校礼堂里，钢琴曲在缓缓流淌。10岁的男孩郑有杰穿着校服，安静地坐在父母身旁，和他们一起望向在台上演奏的弟弟郑有俊。弟弟郑有俊穿着西装坐在钢琴前，神情镇定，瞧不出紧张。
一曲结束，父母随着观众一同鼓掌。哥哥有杰转头看见了父母脸上难以克制的骄傲和笑意，面对他时，父母没有过这样的神情。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低下了头。
活动结束，穿着正装的父母带着弟弟有俊和校长攀谈，询问将儿子一路培育到香港大学的秘诀。没人提起有杰，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独自站在远处。等到会话结束，有杰才端着一杯水凑过去，递给母亲：“Your cup of water.”当着校长的面，父亲没说什么，却在回程的车里冷声斥责、纠正他的语法：“是glass of water，不会说英文就不要说。垃圾。”这是一个典型到堪称刻板的香港中产家庭。父亲郑自雄是知名律师，自负狂躁，说一不二。与名字一样，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底层跃升到精英阶层，也因此坚信“成功源于努力”。母亲郑黎嘉欣是全职太太，经济上的弱势使得她在家庭中缺失话语权，只能依照丈夫的抉择执行家庭事务。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这样的中产家庭配置相当常见。在这样的中产家庭中，兄弟俩由于能力上显现出的差距，遭遇了父母的区别对待。弟弟郑有俊是天才儿童，成绩优异，在钢琴学习上也颇有天赋。相较之下，郑有杰平庸，显得黯淡无光。他成绩差，多次留级，一首钢琴曲无论怎样练习都弹得磕磕绊绊。优秀的有俊收获了家里所有的关注和爱，有杰则像个透明的幽灵，大部分时间游离在外。父母的爱称得上“势利”。他们制定规则，把是否优秀认定为这个家庭衡量孩子价值的唯一标准。他们不理解有杰的平庸与失败。父亲崇尚“棍棒教育”，动辄打骂。而在婚姻关系里处于弱势和依附地位的母亲，顺应丈夫的意志，安抚有杰“爸爸打你，都是为你好。”精神崩溃之际，她还会将自己在婚姻中的狼狈不堪归罪到有杰身上，“如果我和你爸爸离婚了，一定是因为你。”被父母认可、追捧，遵循着父亲的绩优主义路径成长的弟弟有俊，也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看不起事事不成的兄长。为了获得父母的肯定，有杰努力过。听校长说，他的孩子因为写日记的习惯，考上了港大。有杰也开始写日记。他期待着，自己也能考上港大，成为“更好的大人”。他将睡前看的漫画书换成课本，温习到半夜。然而努力没有起色，他仍旧不及格，也仍旧弹不会钢琴。有杰的喘息空间不断被挤压。漫画书被撕毁，唯一会鼓励、支持他的钢琴老师被辞退，一直作为精神支柱存在、鼓励读者“一定会成为想成为的大人”的漫画家也因抑郁跳楼。长期失眠，有杰试图向母亲求助，希望能去看心理医生，被母亲不耐烦地拒绝：“只有精神病才需要看精神科。”曾经，郑有杰会跑上天台为自己打气。在最后一篇日记里，他写道：“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走了之后也没几个人会记得我。”然后，他从天台一跃而下。这一年，他才10岁。电影《年少日记》4月19日正式在内地上线，影片以10岁少年郑有杰的日记为线，探讨家庭教育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影片虽然至今票房不到1600万，却以豆瓣8.4的高分盘踞近期华语影片的榜首。此前，这部影片还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提名了最佳电影等多个奖项，导演卓亦谦也斩获第60届金马影展最佳新导演。影片中有杰的困境，源于导演对现实的关照。香港作为东亚的发达城市，伴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精英教育模式也不断巩固。在香港，因为只要在小学时能够进入“一条龙”式的学校，就能不断直升，直至进入名牌大学，高强度竞争从“幼升小”阶段就开始了。在香港读书，孩子和家长们从幼儿园时期就加入了高强度竞争的内卷中。一些对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说都困难的奥数题，被用在了小学入学的选拔中。为了达到录取标准，从学前教育开始，父母就带着孩子穿梭在各种补习班之间。香港TVB2017年的节目《没有起跑线》曾援引过一组数据，有38.8%的受访小学家长表示，子女每天游戏时间不足一小时，更有19.1%家长表示，子女完全没有娱乐时间。为了让孩子在幼儿园名校录取中更占优势，有些家庭甚至会精准计算怀孕、生产的时间，确保孩子在年初出生——一些竞争激烈的名校只招收1月出生的孩子，因为早出生、发育的几个月，让他们在智力等各方面比后面月份出生的孩子更具优势。卓亦谦亲身感受过这样激烈的竞争氛围，是竞争中的失败者。他读书时就发现，身边的同学不仅彼此要拼命竞争，父母也常拿孩子来比较。卓亦谦大学时的好友，就因就读于电影系被家人、女友认为没前途，看不起。二十年过去，他发现，这样的氛围并未好转。香港这座看似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内核却仍旧保守持旧，大多数人对于成功的定义，仍与数字挂钩——成绩排名、收入、资产。与电影中的有杰一样，不少学童被学业和家庭压力挤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香港教育局2023年截至11月，共接获3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的呈报，比过去五年都要高。据港媒报道，18岁女孩阿思（化名）因温习时做错数学题，企图轻生。获救后，她仍处于情绪低谷。每到夜晚，她都独自躲在房间里哭泣，“像有石头压在身上，像有声音质疑自己：为什么你这么废？为什么你什么事都做不好？”然而，鸡娃现象并非香港独有。当《年少日记》在内地上映，有观众评论：“有杰的故事，是东亚家庭的集体创伤。”鸡娃的社会土壤
影片中父亲郑自雄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是一代东亚中产父母的缩影。
他的严苛，让人想起曾经的热门词汇“虎爸虎妈”。这来源于2011年出版育儿书籍——美籍华人蔡美儿撰写的《虎妈战歌》。这本书记录了蔡美儿的育儿历程。她与影片中郑自雄的教育方式如出一辙，甚至和郑自雄一样，也骂过女儿“垃圾”。蔡美儿要求两个女儿各科成绩不能低于A，每天必须练习乐器6小时，乐器必须是钢琴或小提琴。女儿练习时，蔡美儿就双臂环抱，板着脸，站在一旁监督。有一次，七岁的女儿露露无法流利弹奏一首复杂的乐曲，她威胁女儿：“如果你弹不好，不仅没有午餐，没有晚餐，没有圣诞节或光明节礼物，两年、三年甚至四年里都不许举办生日聚会。”蔡美儿在书里解释，坚持让女儿们学习古典音乐，是想要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她觉得弹钢琴、拉小提琴不会让人在溺爱中走向堕落、懒惰和粗鲁。写下这本书时，蔡美儿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十分自信，因为她的父母也是这样严苛地教育她。她也是靠着近乎神经质的努力，在哈佛法学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即使是多年后，她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有所反思，但看着身边和女儿差不多年龄的孩子，有的仍无业在家，自己的女儿却名校毕业，工作稳定，她觉得过往的教育“大部分都是值得的”。早在2000年，另一本鸡娃秘籍——《哈佛女孩刘亦婷》就已在国内各地畅销百万册，连续十个月位居畅销书榜首。不少父母希望能按书中的方法，将孩子也培养成名校骄子。书中有许多现在看来属于“另类体罚”的教育方法，在当时却被广泛模仿。为了锻炼女儿的毅力，母亲刘卫华让不到10岁的刘亦婷徒手捏冰。等20分钟时间到时，刘亦婷的手已经变成了紫红色，摸什么都很烫。除此之外，为了改掉女儿粗心大意的毛病，刘卫华还让她整本抄写《成都市电话号码簿》。相信这类育儿方法的父母，往往自己秉持着“努力就会成功”“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一步步从乡镇走向城市，又在名校毕业后，成为社会精英。他们获得成功的方式，是在学业上追求卓越。于是，当他们成为父母，孩子的人生是否能够稳步向成功攀爬，也成了他们下一步需要焦虑、努力答好的试卷。在他们的认知中，认为下一代也只能沿着和自己一样的路，通过考学攀爬向成功的人生。这背后，是东亚中产父母对于成功路径理解的单一化，和对成功人生匮乏的安全感。“海淀父母”是其中的代表。海淀区，是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聚集地之一，如果能考入海淀区以人大附中为首的知名中学，就离各大名校跨近了一大步。为了将孩子送上一条稳定的名校传送带，一些中产家庭在海淀置业，从孩子学前教育就开始争分夺秒。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孩子想要进入海淀的几所知名中学，需要从1岁开始中英双语教学，3岁能看懂英文绘本、会背古诗百首，4岁学习乐理、钢琴、画画，6岁去区里最好的小学读书，8岁看完《西游记》和论语，并拿到绘画全国奖，9岁钢琴过十级，运动项目拿到市级名次，10岁获得奥数比赛一等奖，拿到PET（剑桥英语考试二级）证书。海淀父母大多出身名校，在孩子身上，他们开始套用过去积累的应试经验，认为让孩子无需领会就掌握这些应试经验，是帮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他们细致规划孩子的时间，穿梭于不同的培训机构，补习竞赛科目，也培养各类特长。大多数家庭仍旧遵循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妈妈们成为孩子的“职业经理人”。她们不仅掌握孩子的每一项知识进度，还会教孩子记笔记的方法，帮孩子制定刷题计划。用努力换取成功的惯性思维，往往伴随着父母不够努力就会失败的恐惧与焦虑。这样的心态也延续到了孩子的教育上。为了不在竞争中落后，需要加倍投入时间和精力。北大硕士毕业的安柏，在儿子即将面临小升初之际，从世界五百强企业辞职，成为全职妈妈。她和丈夫决定自己辅导孩子。安柏报名了雅思网课，花了三个月每天学习英语，考到了7.5的高分。而理工科出身的丈夫负责数学教学，开会的间隙，他会拿出随身携带的习题册做题。“棍棒教育”施加身体暴力，鸡娃式教育不这样，但它目标明晰、程序精确的培养方式，却以隐秘的精神暴力实现规训。在东亚的家庭秩序中，未成年子女的主体性被否认。掌握经济命脉，以“家长”身份自居的父母，常常不自觉地对孩子施以霸权，这样的权力关系被掩盖在“都是为你好”的出发点之下。为了让孩子“长成更好的大人”，家长们会刻意忽视孩子当下的感受。短视频博主安揪今年30岁，她的母亲康妮是第一代“海淀妈妈”。年轻时，康妮凭着自己强悍的意志力和努力，从长春考到北京大学。安揪读小学五年级之后，康妮将生活的重心从事业转移到了女儿的教育上，一路将女儿从人大附中送进康奈尔大学就读。安揪回忆，读中学时，每次考完试，全家都会坐下来给她开复盘会。可在安揪眼里，这是一堂批斗会，“所有人高高在上地指责我，这块为什么做不好，那块为什么做不好。”有一次，安揪考了班级第三、年级第十，她觉得已是人生高光。家里也说出去吃饭庆祝。结果到了饭桌上，评判又开始了：“你这题是怎么错的，你看那个谁谁谁就不会马虎。”起初，安揪将家人的鞭策当作动力，后来她发现，再好也没用，家人永远觉得不够。《年少日记》中，郑有杰也不停在为自己不够优秀、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而道歉。考不到前十五名、无法熟练弹奏一首钢琴曲，他的价值似乎就被完全抹灭。绝望之下，他将抹去自己的存在视为一种解脱。有杰是绝决的一个。现实中有更多的孩子带着这样的隐痛继续成长。“是不是我还不够好？还不够努力？”是他们的心理魔咒。成年后，他们开始自己扮演批评者的角色，将一切的失落与挫折，转化为向内的质疑与攻击。在教育上的投资，不只是中产父母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许，更是他们想要握住的确定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房产贬值、资产缩水和迎面而来的中年失业危机，中产父母们时刻警惕着阶层的滑落。中产身份的传递，无法仅仅依靠不稳定的资产，鸡娃是相对来说更为稳妥的保障。孩子的人生轨道，被视作父母成功的延续。幸存者的反思
与有杰走向坠落的日记相对应，弟弟有俊的成长轨迹是影片另一条线索。
有俊曾是离有杰最近的人。两人同住一间房，睡上下铺。他旁观过哥哥的努力，也漠视过哥哥的困境。当哥哥被父亲追着打，他熟视无睹，继续做作业；哥哥晚上向他求助，他因睡觉被吵醒而不耐烦；当留级到自己班上的哥哥因为长期失眠不小心在课堂上睡着，被罚站、耻笑，他一言不发地融入人群。安于做父母骄傲的有俊，凭借优等生的身份，拥有比有杰更多的零花钱，和出国游玩的机会。他顺着父亲的脉络成长，也沿袭父亲的价值观，不理解且蔑视哥哥的失败。有杰去世，如一记重锤，敲在有俊心头。在不到十岁的年纪，面对至亲生命的消逝，和佯装若无其事的父母，有俊开始怀疑自己过往的顺从是否正确。父母为了颜面，对外宣称有杰是病逝，有杰在家里的痕迹也被一点点抹去，只剩下有俊提前藏好的日记还留存。当再次在葬礼上听到陌生的大人称呼哥哥为“笨的那个”，有俊第一次挣开了父亲的手。二十年后，有俊没有长成父亲期待的样子，反而继承有杰的遗志，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他和父亲的关系也长年紧绷，就连父亲生病住院，他也少去看望。在影片的前半段，二十年后的郑sir和年幼的有杰穿插出现，观众的视线被混淆，很容易将这个教学不出色、婚姻不顺利的男教师对应到有杰身上。随着郑sir的回忆出现日记以外的另一视角，郑sir的身份才得以确认。如果说影片以有杰的日记为线，完成了对创伤的描摹和复刻，探究了悲剧发生的原因，那么叙事视角的巧妙转换，则指向了导演对于精英教育问题的第二重思考——既得利益者的自省。当下，世界上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主义，即按照个人的功绩，如才能、努力或成就，来分配收入、职位和机会等。优绩制代表的是现代社会最为强调的效率，“择优录取”和“能者多得”也是根植在多数人心中的公平原则。哈佛大学的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曾在《精英的傲慢》中提及，当优绩主义让社会按照赢家和输家划分，优绩主义就成为了一种暴政。随着贫富差距扩大，优绩主义会在成者与败者之间制造分裂与对立，成功者相信成功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优绩，理应得到市场给予赢家的所有好处，与此同时，他们鄙薄那些失败者，认为在底层挣扎的人是罪有应得。有杰和有俊的父亲郑自雄就是一个典型的优绩至上主义者。在放出的删减片段中，郑自雄小时候也曾因调皮被父亲用烟头烫伤。当他成长为精英阶层，那些过往受过的苦楚和约束，被他视作成功的原因，也将这样的价值观和教育方式也传递到了下一代身上。有俊的反思是导演卓亦谦提出的一种解法——当优绩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愿意反思，愿意去理解在这套体系里处于弱势的人，也许这套难以颠覆的价值体系能松动一些。22岁的张武，初中和高中都在重点中学的尖子班。名列前茅的成绩，为他带来了不少优待。同样是上课打瞌睡，他常常被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过，成绩不好的同学则会被罚站。每次考试成绩出来，即使他不主动找到老师，各科老师也会在自习课上，走到他座位旁，帮他复盘失分点。张武之前从未觉得这样的优待有任何问题，认为老师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再正常不过。直到高考结束后的毕业旅行，他从亲近的朋友口中得知事情的另一面：初中时，班主任曾单独叫他过去，让他不要影响张武学习，耽误他的成绩。起因是张武和他上课传纸条被发现，而张武却没有受到任何责备和惩罚。成绩赋予的特权另一面，是被偏见倾轧的尊严。曾在常青藤院校留学的项迁，母亲是严厉的教师，受母亲影响，他也曾看不起不努力、学习比自己慢、效率没自己高的学生。一旦考出比特优生更高的分数，他也会窃喜。上了大学后，他才惊觉，自己以往的人生，似乎“只想把别人踩在脚下”。项迁的导师是研究后殖民主义的，他对历史上优胜者的批评，让项迁彻底解构了心中对弱势者的鄙夷：“一个打工人不努力、智商低、出身阶层低，我曾经可能会认为他和我没有关系，而现在，我能认识到围绕对方存在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有没有效率、工作是否勤奋，又重要吗？人不是应该像牛马一样被拿来乱使唤的。”思想上的自省，已是难得的突破。《年少日记》却更进一步，将有俊的自省与思考引向了行为上的实践。临近高考，郑有俊的班级里发现了一封匿名的遗书。为了寻找这封遗书的主人，郑有俊和社工一起在班级里逐个排查，倾听同学们的心事，试图阻止悲剧发生。无论是乖巧优秀的班长手臂上被遮盖的伤疤，还是这封难以对应到主人的遗书，都在提醒着：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有杰、有俊的个体家庭悲剧，借此完成了对于青少年群体的辐射。倾听是通向理解的第一步。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课上，郑有俊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了黑板上，并向学生们承诺，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找人聊天，都可以联络他。那个曾经背对哥哥的有俊，在二十年后，转过身，面向学生。*参考文献
专访《年少日记》卓亦谦：当你在正视创伤时，起码可以找一个出口，南都娱乐，2024；
第一代「海淀妈妈」和女儿的「鸡娃」阴影，人物，2022；
海淀妈妈“上岸“记：“顶尖再往顶尖去是很难得“，南方人物周刊，2021；
《我们从未中产过：社会流动性如何误导了我们》，豪道斯·魏斯，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藤校生制造藤校生，真实故事计划pro，2023；